战国时期的李悝提出了“识人五法”。即：

第一，居视其所亲。

看一个人平常都与谁在一起：如与贤人亲，则可重用，若与小人为伍，就要当心；

第二，富视其所与。

看一个人如何支配自己的财富：如只满足自己的私欲，贪图享乐，则不能重用，如接济穷人，或培植有为之士，则可重用；

第三，达视其所举。

一个人处于显赫之时，就要看他如何选拔部属：若任人为贤，则是良士真人，反之，则不可重用；

第四，窘其所不为。

当一个人处于困境时，就要看其操守如何；若不做苟且之事，不出卖良心，则可重用，反之，则不可用；

第五，贫视其所不取。

人在贫困潦倒之际也不取不义之财，则可重用，反之，不可重用。

(魏文候请老臣李悝为他挑选的两位宰相候选人提出裁决意见，李悝说：宰相是君主的主要助手，应由魏文候自已而不是别人酌定。李悝提出了五种意见供魏文候参考)

李悝(前455-前395)战国初期魏国著名政治家、法学家，也作李克。李悝为魏文侯到武侯时人，曾受业于子夏弟子曾申门下，作过中山相和上地守。司马迁说：“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班固称李悝“富国强兵”。这些记载都表明，文侯时魏能走上富强之路，李悝曾作出很大贡献。李悝是魏国丞相。

—–谋断广角—–

李克识人：多方明察而断

领导者明断，起源于明察，而且一定要多方明察。只有这样，才能在了解全面信息的基础上，分析与综合，判断而决断。

战国时期，晋国被韩、赵、魏一分为三，同时被软弱的周王朝正式确认为诸侯。三国之中，只有魏文侯最有名声，广纳贤才，励精图治，一时成为强国，连西面强大的秦国都惧怕魏国三分。

《史记》中记载一段故事，是说魏文侯想找一个贤能的人来当宰相。当时有两个候选人，一个是魏成子，一个是翟璜。这两个人都很有才干。魏文侯不知道应该如何取舍，就去请教他的一位大将李克。

李克列举了五条评判领导人（特别是作为一国宰相这样的主要领导人）的标准，供魏文侯作参考。结果魏文侯根据李克所提供的识人标准，录用了魏成子作宰相。

李克的评判领导人的5条标准是：

（1）“居视其所亲”。是说当他不做官在家时，都与哪些人物相交往。

（2）“富视其所与”。是说当他有钱的时候，他如何花钱，他都把财富施舍给什么样的人。

（3）“达视其所举”。就是说当他居于高官显贵之时，他都举荐、重用些什么样的人才。

（4）“穷视其所不为”。是说当他陷入穷困厄运之时，他是不是能够严格要求自己，谨慎言行，有所不为。

（5）“贫视其所不取”。是说他陷入贫寒穷苦之时，他是不是能够严其操守，一介不取。我们再进一步理解李克的这五条标准。

可以推想，如果一个人在日常交往之中，都是酒色之徒，或者都是绿林好汉，或者都是阿谀逢迎之辈，或者都是腰缠万贯的“土财主”、“暴发户”（顶多加一点“附庸风雅”）之类，那么可以从“近墨者黑”推断出这个人的品格和作风。这种人与结交高雅之士的人的品味显然相去甚远，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是“居视其所亲”。

当一个人有了钱而富有之后，是花天酒地呢，还是干社会公益事业。或为干成大事业而准备基础，二者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富视其所与”。

一个人当了高层领导，所举荐、重用什么样的人，至少反映出他的胸怀和领导水平。这就是“达视其所举”。

例如魏成子和翟璜相比较，在举荐人才上就有很大不同。魏成子推荐给魏文侯的三个人，都是第一流的人才，魏文侯对这三个人都以老师的礼节相待。翟璜推荐过五个人给魏文侯，那五个人都很有业绩，但他们只能算是一般的人才，魏文侯只是以臣子之礼相待。就从“达视其所举”这条标准来看，魏成子确实比翟璜高出不少。这一点，就连翟璜自己也是心悦诚服。

孟子说，大丈夫“富贵不能婬，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李克除了推衍出“富视其所与”，还得出“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的识人标准。其核心都是“坚持操守”的原则。

一个人在顺境中，要坚持操守并不很难，但在困厄中仍然能够坚持操守，就显得难能可贵了。一个高层领导者，一个伟大的领导者，需要有这种超乎常人的坚韧品性，在无论多么恶劣的环境中仍然要坚持原则。

苏武被软禁在匈奴19年，整日牧羊，须发皆白，而对汉朝的忠诚之心、大国使臣的高风亮节，一如既往，体现了我中华民族的高尚品格。

李克的五条标准，虽是从静态角度看人，但却把作为一个领导人的必须具备的品行都总结到了。

我们是从领导人明断的立场上引出上述故事的，那么，这则故事给领导人明断以什么启示呢？

第一，领导人事前要把所决断事情需要的信息，明确地分为几个基本的、又相互不同的方面。这就是说，有了这几个方面的信息，就可以作出判断了。

第二，搜集信息，调查研究。在做这一工作的时候，不要浮皮潦草，要深入、细微，而后才能分析。

第三，判断的基础在于对各基本方面的信息进行综合。要知道，善于综合，乃是领导水平高的重要基础。

第四，如果在综合判断后，还要对若干个不同方案进行比较的话（例如魏文侯要比较魏成子和翟璜二人优劣），须再明确将要做出决断的性质（例如魏文侯决断的性质是选用宰相，而不是进行饮食起居的服务事项），根据对各方案的“综合判断”再明确地作出最终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