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小说的走马灯

20世纪80年代中，我从历史小说家高阳先生处听来一则说书人的轶闻，大意如下：杭州有说书人某，不详其姓字，只知此人擅说《水浒》，尤精于“武十回”；而在“武十回”中，又以第二十六回《偷骨殖何九送丧/供人头武二设祭》见长。这一回之所以脍炙人口，不消说，自然是因为武松至狮子桥下酒楼打杀西门庆的场面火爆惊人。一日，说书人说到“武松径奔到狮子桥下酒楼前”，忽地一拍惊堂木，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照说此回不应结束于此（至少在施耐庵的“定本”上，武松得提了两颗奸夫淫妇的人头，来到武大灵前供祭，才算完事），可是这说书人就此打住，也许形成了比原书更具招徕次日听众的悬疑，也许当日即兴跑马、闲说扯淡的时间占得太多，也许跑马扯淡的目的正是为了卖一个关子，以利明日续做生意。总而言之，他没说出那个精彩的段子。下台后来了位体面的人物，自称是这位说书人的书迷，一面说着，一面从怀中掏出沉甸甸的一包银两来，向说书人一揖，道：“小弟是个生意人，明日得往上海走一趟。这一去需耗时三日，便听不到武松打杀西门庆的一节了。好不好烦请老兄拖上一拖，待三日之后，我完了生意回来，老兄再往下说？倘若小弟果能听得着这一节，还有重谢。”看在银子的分上，说书人慨然允诺。三天之后，生意人自沪返杭，但听说书人惊堂木一拍，道：“且说那武松一步抢进酒楼，便问酒保道：‘西门大郎和什么人吃酒？’……”

显然，生意人并未错过他要听的段子，说书人想必也额外挣得不少银两落袋。可是，这则轶闻里并没有告诉我们：说书人究竟使了什么招数同时吸引也满足了这三天里日日前来捧场的顾客？我们只能猜测：在接下来的第一天里，说书人得想出一个比杀人报仇还要火急的情况好让武松在狮子桥下酒楼前受阻。而且，由说书人凭空即兴衍生出来的故事还得足够有趣，好让楼上的淫棍恶徒西门庆得以多活三天。

这样一则轶闻甚至使章回说部的“定本”都显得可疑起来。因为“定本”不正是从许多无名说书人凭空即兴、敷衍铺陈的纷纭众说之中撷采收拾、搜求葺补而来的吗？又焉知“定本”里面许多可喜可愕、可哀可叹的经典段落不是来自那些无名书场中无名说书人的随机应变、信口开河呢？

闲中著色，精神百倍

石玉昆，另一个说书人。和前一个差不多的地方是：也没有谁知道他的出身、经历乃至职业详情。这个名字之所以流传，全仗曲园老人俞樾。俞曲园是道光年间的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以及提督、学政之职。罢官后寓居苏州，一意治经学，主讲于杭州诂经精舍。著有《春在堂全集》五百余卷，对小说作过相当多细腻且独具见解的考证。正是俞曲园，从潘祖荫手上得到一部来自北京的说书人底本《七侠五义》（原名《忠烈侠义传》，其中前半部的包公断案故事又可溯自明代的《龙图公案》十卷，又名《包公案》）。不过俞曲园对此书开篇的《狸猫换太子》情节之不合正史并不满意，于是“援据史传，订正俗说”，复改书名为《七侠五义》，以合乎书中登场主要侠客之数；并为之作序，于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刊刻出版。值得附志于此的是：俞曲园并未将《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尽悉删去，他只是将之移至第十八回之中。换言之：这位酷爱小说的经学家并不曾因小说“篡改”了正史而诬之毁之，他的改写恐怕还是一种维护与保存。质言之：一段于道貌岸然的学者可能“不经”、“不伦”的叙述——在俞曲园看来，放在第一回也许易启诟詈，可是放在第十八回的话，其离经叛史的野性已然在前十七回荒诞、诡异之叙述掩映下不那么突兀和乖张了。俞曲园在序中称道此书：“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入毫芒，点染又曲中筋节。”并且形容了这么一段：

正如柳麻子说“武松打店”，初到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甏，皆瓮瓮有声：闲中著色，精神百倍。

对照现存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及一百十五回本之《忠义水浒传》或金圣叹自称所传古本七十回之《水浒传》，却不见武松入店、店内无人、武松蓦地一吼而闻空缸空甏瓮瓮回声的一节，可见这又是另一个说书人柳麻子个人演说故事的绝活儿，带着些许卖弄口技的味道。如此看来，俞曲园盛赞柳麻子的这一点微枝末节，不必出于“定本”（在技术上，“定本”的书面文字也无从表达说书人精彩的口技）；也正因它是“定本”所无，才容许说书人这样的表演兼创作者于闲中著色，使“定本”的内容格外生出百倍的精神来。所谓“闲中著色”，不免使我们想起杭州那位狡猾的说书人来：他并不忙着把武松请上酒楼，为了多赚两把银子，他还可以再闲一点。

吃它一个烂饱

中国书场里的章回自有一套闲情，专在无事处生事。清乾隆年间成书的《儒林外史》是吴敬梓（1701—1754）仿说书人体例所写的一部讽刺士林官场和市井的小说，它未必在书场里让说书人讲述流传过，可是由一个角色衔接另一个角色、带出另一段故事的转折递渐之法，却将书场中闲话闲说、挟沙跑马的功夫发挥到极致。这套五十五（后经添补成五十六）回的说部由无数个小故事组成，情节有如走马灯，每一则与另一则之间仅由一、二巧合偶遇的角色相连，上篇故事中的要角遁入下篇之后便一纵而逝，也许要等到数十回后才又偶现踪迹，也许从此杳如黄鹤，去不复返。光绪十四年（1888）出现的一个六十回的“增补”本，书前闲齐老人序谓：“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第）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辐辏于功名富贵这个主题，吴敬梓却能以一个闲字拈出，往往节外生枝，另树根本。如第十三回《蘧夫求贤问业/马纯上仗义疏财》到第十五回《葬神仙马秀才送丧/思父母匡童生尽孝》之间的三回写的是补廪二十四年仍未成其学业的马二先生。此人却能靠选文刊刻成集、提供塾师蒙童模范而立业成名，其实犹如后世靠编写参考书混世谋生的升学制度寄生虫。有趣的是：吴敬梓并没有把马二先生描述成一个恶人或奸徒，他的坏就坏在一个贪字上，贪得毫不掩饰，毫不矫情，且绝对能够让这种贪婪有一正当性的理据。他对蘧夫这慕名之徒说：“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点出马二先生这几句“古今人人做举业”的谬论，的确吻合了作者所埋设的“一篇之骨”：儒林对功名富贵的热衷已经使这帮人物得以振振有辞地扭曲儒家经典的诠释内容。然而，这样叙述还不足以见精神。吴敬梓必须找到“闲”处著以颜色——

首先，他让食量颇高的马二先生在蘧家面对“一碗炖鸭、一碗煮鸡、一尾鱼、一碗煨得稀烂的猪肉”，当下吃了五碗饭。蘧、马二度相逢是在马二先生下处文海楼书坊，“坊里捧出先生的饭来，一碗熝青菜、两个小菜碟。马二先生道：‘这没菜的饭，不好留先生用，奈何？’蘧公孙道：‘这个何妨？但我晓得长兄先生也是吃不惯素饭的，我这里带的有银子。’忙取出一块来，叫店主人家的二汉买了一碗熟肉来。”日后马游西湖，先“在茶亭里吃了几碗茶”，又“望着湖沿上接连着几个酒店，挂着透肥的羊肉，柜台上盘子里盛着滚热的蹄子、海参、糟鸭、鲜鱼，锅里煮着馄饨，蒸笼上蒸着极大的馒头。”马二先生“十六个钱吃了一碗面”，“吃了一碗茶，买了两个钱处片（按：处，处州；处片，处州产的笋片、笋干等零食）嚼嚼，倒觉得有些滋味。”不多久，又“吃了一碗茶”，看见“那热汤汤的燕窝、海参，一碗碗在跟前捧过去。马二先生又羡慕了一番”。接着，走不过几步远，来到一个茶亭，“柜上摆着许多碟子：橘饼、芝麻糖、粽子、烧饼、处片、黑枣、煮栗子。马二先生每样买了几个钱的，不论好歹，吃了一饱。”

语境

别以为马二先生吃饱就算了，接下来，他还“吃了一碗茶”，又“吃了一碗茶”，“叫打了十二个钱的饼吃了，略觉有些意思。”之后稍逛了一会儿，再“吃了两碗茶”以及几十文的饼和牛肉。黄昏前后遇见过冒充神仙的洪憨仙，面对“一大盘稀烂的羊肉，一盘糟鸭，一大碗火腿虾圆杂脍，又是一碗清汤。”马二先生“不好辜负了仙人的意思，又尽力地吃了一餐。”

这便是吴敬梓的“闲中著色”，引得读者馋涎欲滴、食指大动不算什么，以此吃相反衬侧写马二先生对功名富贵的执迷贪恋，才叫精神百倍。

作为一部以书面形式问世的作品，《儒林外史》占了便宜：它毋须面对书场上可能对马二先生的食欲与食量并无耐心去寻绎、理解的听众。它的读者如果不耐烦像马二先生那样浏览食物，尽可以速读略过——虽然，这样囫囵吞咽，反倒不能体贴吴敬梓“闲中著色”，以呼应那“一篇之骨”的趣味了。

不过，“闲中著色”未必要呼应主题。“闲中著色”可以只在展现小说叙述的野性。《水浒传》第五十三回《戴宗二取公孙胜/李逵独劈罗真人》叙戴宗与李逵用神行法至蓟州访公孙胜，路途中经过一素面店，遇一老者合桌共食，并从老者处打听到九宫县二仙山公孙胜本师罗真人的居处，这原是可交代可不交代的一个过场。施耐庵不只交代，还花了近五百字篇幅描写李逵久候面食不来、拍桌溅汤、激洒了老者一脸热汁的场面。后世读者无能深究：一碗热面汤溅脸有何趣味可说？有何奥旨可探？有何典故可依？有何近事可用？也许——一个玄妄出奇的想像——这个不大起眼的段子出自《水浒传》“定本”写成之前，某说书人之所以抖了这么一个包袱，也许偏巧是因为当地知县、知府乃至某个知名望重的大人物给一碗热面汤烫了脸，抑或是当时某道人聚众宣讲“长生不老”法，招得万人空巷，摩肩擦踵，于是说书人才在书场里添上这么一折：“老儿答道：‘……老汉路远，早要吃了面回去听讲（按：在小说中是去听罗真人讲“长生不老”法）’。”

既然中国书场本身是一个传统，书面写下的“定本”便只是这传统的一个部分、一个角落、一个片段。深掘广探，之所以称其“闲中著色”，便可能是基于不同时空的、后世异地的读者误以为说书人或作者之叙述撒泼放野，闲说废话；其实对彼一时空的、当世在地的书场听众而言，洒碗面汤或误场演讲却可能是兴味极足的段子。那兴味出自说书人与其书场听众互享共有的语境。

吴敬梓在茶馆里找到的理想形式

在那个杭州说书人和他的秘密客户之间存在着一个隐形的语境契约：后者可以不关心那三天之间说书人拖沓了或创发了如何有趣的情节，他只关心他想要知道的（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假设成是他已经听过的）武松打杀西门庆的动作细节。可是在同一位说书人和那三天里日日前来捧场的听众之间，《水浒传》平添了另一种即兴衍生出来的野性叙述，彼一野性叙述是这些熟悉书场语境者始料未及的。他们是否对说书人在那三天之间的表演感觉满意？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能推测：同样基于书场语境的供需索馈，也可能发生在《水浒传》成书之前。换言之：书面“定本”正可能是一个来历复杂的语境的产物。会耍口技的柳麻子其生也晚，倘若他那个“武松打店”的段子早出一两百年，说不定今本《水浒传》“定本”的第二十三回里就多出一节“店内悄无人迹，武松且扛起哨棒，对着一堂空缸空甏蓦地一吼：‘主人家怎地不来？’但听四壁回音大作，瓮瓮有声。”果若有此一节，来不及当场聆听柳麻子说书的后世读者也只有三种理解此节的途径：视之为无关宏旨的赘语，其一也；视之为帮衬气氛的点缀，其二也；视之而不见，其三也。我们今天读《水浒传》到李逵要劈罗真人之前，早知这铁牛性情急躁，不待多溅一碗面汤来佐证，可是“定本”中偏叫李逵拍它一桌子，在读到那将近五百字的叙述之际，我们只能揣想臆测：我们无从得知某种只在书场语境中才能品尝回味的奥秘。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去：对于开过茶馆的吴敬梓而言，书场语境存在与否并不至于构成小说创作上的困难。他的《儒林外史》原本不是为提供书场中人敷衍铺陈而写；可是，他却显然从中国书场中那种“专在无事中生事”、“闲中著色，精神百倍”的法门中得到诀窍，每能自出机杼，寻一微枝细节（如马二先生的嗜吃）入手。据徐鳌润先生《现代人看〈儒林外史〉》一文引吴敬梓的好友程晋芳（鱼门）诗“沉醉垆边落拓才”推测：吴敬梓开过茶馆。那么，这位身当“康熙（经学）大师死尽而乾嘉大师未起的过渡时代”（见胡适《吴敬梓年谱》）的小说家，对学术沦为制艺而文章丧于八股的愤懑得以寄托于章回说部则其来有自：中国书场原本多寄棲于茶肆酒楼，其充满野性的叙述则恰恰成为讽刺腐儒及彼一僵硬制度的理想形式。胡适谓：“《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这个体裁最容易学，又最方便。因此，这种一段一段没有总结的小说体就成了近代讽刺小说的普通法式。”（见前引徐鳌润文）

关于对后世的影响，我们当然可以容易又方便地指出：《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乃至《孽海花》都不免学步于《儒林外史》这个“普通法式”。如果不囿于题材之别，连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恐怕都是直接蹈袭此一规模的作品。但是，它的“没有布局”、“拆开来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果真那样易学又方便么？20世纪以后的小说家不得不这样问。

不可承受的

失落了书场传统及其语境的小说家，倘若试图“再造”或“重现”一个由章回说部所建构出来的叙述，恐怕会有山高水远、道阻且长之叹；他的读者已经失去了观赏走马灯的兴致。即使这部走马灯的每一面都自成段落，连缀起来又可至无穷，恐怕仍无法挽回读者们的视线。因为走马灯的趣味太“闲”，一部毫无布局、毫无结构、渐行渐远渐无穷的走马灯又太“野”，现代人对小说叙述的容忍力无法承受这样的闲情和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