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大劫案”这个故事跟快递有关，但我不讲快递的历史，因为那是一个非常枯燥的话题，应该由某交通大学的硕士当作课题论文去研究，比如《论快递的演变》等，我不是老师，所以不讲课，我只讲故事。

和快递有关的故事，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两句诗讲的是从剑南（四川）往长安送荔枝给杨贵妃的故事，其实从剑南往长安快马加鞭地“快递”东西，这件事从汉朝开始就有了，不是因为杨贵妃爱吃荔枝，才开了这个先河。皇家要吃海鱼，一向是从沿海打捞，做成干鱼（鲍鱼）或腌海错，包好了，用驿马快递送到长安，包括南方的水果，历来的宫廷都这么送。

而“黄金大劫案”这个故事里要快递的东西，其重要性堪比给皇家送海鲜和水果，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它送的东西符合最高级的快递的所有要素。最高级的快递是什么呢？在古代，最高级的快递是奏折、诏书，等等。奏折和诏书的内容都非常重要，是十万火急的快递，必须快马加鞭地送达。而且每一封奏折和诏书都有不同的密封方式，高级的官员写的奏折要封五下，小一点的官员写的奏折也得封三下，还有如何配上印符，如何交接奏折等，这些环节都牵扯很多机密。一旦秘密泄漏，就要被执行绞刑，比规定的日子晚送达一天就要杖八十，一般人被打八十杖基本上半条命就没了，所以晚两天基本就等于是死罪了。

我们这个故事里要送的快递，就是这种十万火急的快递，是从中央苏区往上海的党中央送黄金。1927年年底到1933年年初，我们的党中央一直在上海，而中央苏区是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两块苏维埃区域组成的。因为顾顺章等人的叛变，上海的党中央被破坏了好多次，最后实在待不下去了。从1933年年初开始，临时中央的领导人便相继离开上海转移到瑞金。

在上海生活的开销当然是非常大的，中央的这些领导偶尔还要去莫斯科开会，维持党中央的日常运转也需要大量的经费，比如营救同志、治疗伤员、锄奸、发展党员，等等。最重要的是，大家在上海都不能以真实身份示人，要伪装一个身份，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伪装成了很体面的商人。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没有一个领袖愿意伪装成拉洋车的或者乞丐，而且还有很多人隐蔽在书寓里，因为巡捕房从来不去书寓这种地方抓捕。书寓是什么地方？北京最高档次的青楼叫清吟小班，上海滩最高档次的青楼就叫书寓。

大家想想，上海滩的十里洋场，那是最纸醉金迷的地方，书寓的花销是非常大的，即便是伪装成商人，要维持外表的体面也需要大量的金钱。那么，这么多人潜伏在上海，钱从哪儿来？共产国际有时候能给一点钱，但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因为共产国际是国民党的敌对组织，它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是被封锁的，不可能从苏联直接汇钱到上海，所以共产国际送钱也得派交通员，除此之外就只能靠中央苏区给钱了。

当时除了毛主席这边的中央苏区，海陆丰还有一个小苏区，海陆丰的苏区让彭湃同志往上海送金条，每次都能送到，因为从海陆丰上船，直接就到上海了。但中央苏区就比较远了，中央苏区在瑞金，而江西和福建交界的这些地方，一路上都有国民党的层层封锁，不像海路那么容易走，所以从中央苏区送出来的金条，时而能送到上海，时而送不到。

我们要先讲的就是金条没有送到上海的一次，这一次没送到的金条数额是最大的，过程也是最好玩的，所以叫作“黄金大劫案”。

事情发生在1931年，那是上海的党中央最困难的一年，叛徒层出不穷。一会儿顾顺章叛变了，一会儿向忠发叛变了，从负责管钱的总书记到常委都有叛变的，党中央面临着无米下炊的境况，急切地向中央苏区下命令，毛委员，赶快给我们送金条来。毛主席一看中央下命令了，情况非常严重，赶紧在苏区打土豪，收缴黄金，没收了一大堆金戒指、金项链等，熔成了非常漂亮的金条，一根金条有10两重，一共12根，还专门为这12根金条做了一个铜箱子，锁得严严实实的。

黄金有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该如何把黄金快递到上海。这些金条对于上海的党中央是极为重要的，运输不仅要极为快速，运送的过程也必须极为缜密。缜密到什么程度呢？从瑞金到上海，整条运输通道被分成了七段，每一段选出的交通员都是最熟悉该路段的人，他们知道哪里有敌人、哪里有警察、哪里有土匪，也知道住在哪家旅店最安全。最重要的是，这七名交通员都不知道铜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其次，七名交通员每人手里都有三样东西：第一样东西是一颗大棋子的1/7，先由林伯渠同志用毛笔在一颗大棋子上写了一个“快”字，然后把这颗特制的大棋子煮成别人无法模仿的老棋子，最后将它切成七块，七名交通员各拿一块；第二样和第三样东西是一把锁跟一把钥匙，但这把锁和钥匙不是一套的，七名交通员交接铜箱子的时候，下线必须用手里的钥匙打开上线手中的锁头，然后两个人手里的棋子也能对到一起，将铜箱子交接给下线的交通员后，上线的交通员就带着自己的棋子返回苏区去交差。就这样，通过七次复杂的交接，最后就能安全地把金条送到上海的党中央。

缜密的计划有了，苏区就把金条交给了第一个交通员，开始了这次极为重要的快递金条行动。上海的党中央也开始了焦急的等待，然而等来等去，三个月过去了，一直等到年底，也没等到金条。中央苏区这边也觉得不对劲了，因为前面的六名交通员都已经带着棋子回来了，第七名交通员却迟迟没有回来，他不回来就意味着金条没能送到上海。

上海的党中央震怒，根据他们的统计，因为没能收到这笔金条，导致有九名应该被营救的同志没有营救成功，被敌人杀害了，还有四名需要治疗的伤员没有得到治疗，不治而亡了。锄奸也没有办法锄，新党员也没法发展，什么都做不了，甚至连同志们的房租都交不起。总之，党中央严厉地批评了苏区，担任苏区一把手的毛泽东也非常生气，当即下令让苏区保卫局的局长邓发去彻查这件事。丢了120两金条，这是极为严重的大事。这么多金条即便是在苏区也能买好多武器的，如果给中央，肯定能干更多更重要的大事，怎么不明不白地就没有了呢？

邓发费了挺大力气去调查，可是查来查去，实在无从查起，因为金条不是在苏区丢的，而是在国民党的地界上丢的，怎么查？难道去警察局说，你们帮我调查一个事，我们党的地下秘密经费被人拿走了？这是不可能的事，警察局根本不会配合你。上海的党中央更没法查这件事，因为他们自己也被国民党追得东躲西藏。最后，上海的党中央越来越不行了，几乎无法立足，于是就在1933年全部转移到了中央苏区。毛泽东当时的职位虽然只是一名委员，但在党中央转移之前，他一直是中央苏区最高的领导，比他更高的领导都在上海。这一转移，就发生了王明和博古等人排挤毛泽东等事情，这些事情大家都耳熟能详，我在这里也就不多提了。

总而言之，这12根金条虽然没有找到，但这件事毛泽东却记在了心里，一直记了18年，到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毛泽东11月就下令重新彻查这起案子，一定要搞清楚12根金条的下落。当初的七名交通员，前六名都完成了各自的任务，带着1/7的棋子返回了苏区，这说明从苏区到上海之间的前六段路都没问题，问题肯定出在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段路是从松江到上海。

松江现在已经属于上海了，但当时还属于苏南行署，不过苏南行署的警力不行，还是上海的侦查员多，而且有经验，所以查案子的任务落到上海市政府的肩上。为此，上海市政府专门成立了“悬办”，全称是“历史悬案办公室”，“悬办”一共分为五个组，分别负责调查军统和中统等，彻查“黄金大劫案”的任务由第三个组的四名老侦查员负责。

四名老侦查员得到的关于“黄金大劫案”的卷宗，一共只有两页纸，纸上介绍了快递黄金的细节，比如黄金装在铜箱子里、一共有七名交通员、每人手里有一块棋子、一枚钥匙和一把锁头。两页纸能写多少东西？就这么点内容。四个人一筹莫展，这可怎么办？线索太少了，从哪儿开始查起呢？想了半天，他们终于有了一个主意，既然那枚棋子上的“快”字是由林伯渠写的，那就先见见林伯渠吧。

林伯渠当时在苏区的职务相当于财政部长，到了1949年年底的时候，他已经是中央政府的秘书长，四名侦查员拿着介绍信，见到了林伯渠。既然是毛主席亲自督办的案子，林伯渠也非常重视，他说，这件事我也一直记在心里，我们这次一定要把它查个水落石出。于是，林伯渠告诉四名侦查员，他写完了棋子上的字之后，把棋子给的第一个人是高自立的警卫员。高自立跟我（作者）一个姓，其实他之前在苏区的地位是很高的，已经是三军团的政委，如果正常发展下去就是元帅。因为三军团的司令是彭德怀，政委就是高自立，一军团的司令是林彪，政委是聂荣臻，其他人后来都成了大帅，但高自立后来越发展越不好，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只当上了热河的财政局长。

得到了第一个线索，四名侦查员马不停蹄地赶到热河，找到高自立，问他还能不能想起当时身边的警卫员。高自立的记性还挺好，他告诉侦查员，他的警卫员名叫某某某，现在正在广西军区当副师长。侦查员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广西，见到了这位副师长，根据副师长的回忆，当年他拿到棋子之后，就直接交给了第一名交通员，那名交通员现在已经当上了某某县的县委副书记。

自从把棋子交给交通员之后，所有的人之间就都是上级对下级的单线联系了，大家相互之间都不知道彼此的名字，但至少还是能说出一些特征的。总之，四名侦查员就顺藤摸瓜，将运送黄金的前六名交通员都找到了。关键是找到这六个人也没有用，因为这六个人都已经顺利地开过锁、交回棋子、完成任务了，肯定是清白的，重点是要找到第七个人。

第七个人怎么找呢？要先问第六名交通员，因为他是跟第七个人做过面对面的交接的，第六名交通员倒没有混上什么师长、县长，而是在一家竹行里用竹子编东西维生。为什么呢？因为“黄金大劫案”发生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接到过党的任何指示和任务，因为当时的地下工作者全部都是单线联系，估计是他的上级突然牺牲了，所以他也就被人遗忘了。

在战争年代，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地下工作者。开国大典上，我们只看到了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些功成名就的人，却没有看到千千万万冒着生命危险为党工作的地下工作者。他们中的很多人，因为上线牺牲了，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跟组织取得联系，就算他自己去政府，说自己是老革命，但根据我党的规定，脱党10年以上就不能算作有功劳了。现在距离1931年都相隔18年了，他最后一次执行任务是18年前，也就是说他已经脱党18年了，一切都随着上线的牺牲而变得死无对证，光荣的身份永远都无法得到承认。

四名侦查员找到了这位在竹行里编竹子的第六名交通员——刘师傅，让他回忆一下18年前在松江将黄金交接给第七名交通员的经过。这位编竹子维生的40多岁的刘师傅，当年，他到了松江以后，就住进了汉源旅馆，在那儿等下线的交通员。没过多久，果然来了一个穿着黑衣服、黑裤子、戴着黑帽子，两只手还揣在袖子里的人，那人进了旅馆就问掌柜的，有没有一个说杭州口音的客人。刘师傅就是说杭州口音的，他负责的路段也正是从杭州到松江，掌柜的指了指刘师傅，两个人就算接上了头。

刘师傅和第七名交通员俩人一起进了客房，先对暗语，然后把手里的棋子对上，钥匙也打开了锁头。所有规定的程序完成后，刘师傅把铜箱子交接给了第七名交通员，两人除了对暗语之外，没有说过一句多余的话。交接完毕，刘师傅就返回交差了，这就是整个交接过程。

听完刘师傅的回忆，四名侦查员面面相觑，因为关于第七名侦查员的描述太抽象了，只知道对方穿着一身黑衣服，上哪儿去找这个人呢？侦查员只好跟刘师傅说，你再好好回想回想，看看还有什么细节能提供给我们的。刘师傅虽然编了那么多年竹子，但记忆力还不错，想了一会儿，一拍脑袋说：对方从钱包里往出拿棋子的时候，露出了一张蓝色的单子，那单子就跟我住的那家汉源旅馆的入住单是一模一样的。如今我们住旅馆，要把一天的入住费都付了人家才让你入住，但在1931年的时候，只要先付10%的订金就可以了，店家会给你开一张押金的单子，当时在松江的旅馆，押金单通常都是蓝色的。

侦查员们大喜过望，看来第七名交通员也是在松江住店的，这回可以继续往下查了。于是几个侦查员就把当年在松江开旅馆的所有老板都集合了起来，因为这是中央的毛主席亲自督办的案件，所以所有人都得积极配合调查，而且1931年的时候松江一共也就五家旅馆，很容易就把五个老板都找来了。大家都把陈年的账本翻出来，查查1931年12月6日那天都有谁住过旅馆，这是很好查的，因为那时候的人流量不像现在这么大，如今的松江每天可能至少有八万人要住旅馆，而80多年前的松江是一个很小的小城镇。五家老板查来查去，发现那天一共就有三个人来住店，除了刘师傅以外，另外两名住客是一对老夫妇，从外貌特征上来看，不可能是第七名交通员。

第七位交通员来跟刘师傅交接的时候，两只手抄着口袋，随身也没带任何背包，钱包里还有入住单，按理说他应该是住在松江的旅馆里啊。而且这个人也肯定不是本地人，如果是本地人的话，旅馆的老板和伙计肯定都认识他，因为凡是在中国的小镇或农村，住在里面的人都互相认识。刘师傅记得很清楚，当那个人走进旅馆的时候，老板和伙计都不认识他，那就说明他一定是外地人。更重要的一点是，当时松江每天到了黄昏时分，是要关城门的，刘师傅和第七名交通员交接的时候，城门肯定是已经关闭了的，也就是说，这个人拿到了金条之后，是绝对出不去松江城的，当天晚上肯定要有一个地方歇脚。

调查线索又断了，四名侦查员只能继续在松江找线索，他们发动了整个松江的公安局，把所有的街道主任、街道大妈全都集中了起来，让广大人民群众一起来回想一下，1931年12月6日晚上，谁家有客人或者陌生人留宿过。整个松江城的人民都开始回忆起来。18年前的12月6日，是旧历的10月27日，既不是过年，也不是过节，谁家都没有什么客人来。在那个没有网络也没有电话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邻里之间都处得像一家人一样，谁家有事隔壁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如果有人要在家里藏着人，不被人知道是很困难的。

最终，还是没能找到有嫌疑的人。没办法，四名侦查员只能放弃在松江的调查，打算回上海去复命。就在四个人准备离开之前，其中的一个侦查员突然想起来，在松江的警备团里，有一位营长是他当年的老战友。当然了，这四名侦查员都是军人出身，当年的警务人员都曾经是军队里的老兵，新中国成立之后转入了公安系统。总之，其中一个侦查员在临走之前，去会了会昔日的老战友，他的营长老战友十分热情，坚持要请上海派来的侦查组吃顿饭，喝点酒。

案子没破成，四名侦查员的心情多少是有点沮丧的，喝点酒消消愁也不错，于是四个人就去了。营长在桌子上摆出了四道菜，还很热情地把炒菜的厨师请了出来，给四名侦查员介绍说，以前有好几位司令员来我们这里视察，都是吃这位大厨炒的菜。大家一听这位大厨还给司令员做过菜，都感觉十分荣幸，还邀请厨师坐下来跟大家一起吃饭。

大家坐在一起喝酒，总要聊聊天，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四名侦查员这次前来侦办的“黄金大劫案”，侦查员们愁容不展地抱怨道，这案子太难了，他们查了这么多天，一点线索都没有。其实查不到也并不奇怪，因为给党中央送黄金这么重要的行动，18年前派出的七名交通员肯定都是最优秀的地下党员，这些人的潜伏经验一定都是极强的，所以他们的行动肯定都是非常隐蔽的，如果那么容易就被查出来，就不配当地下党人了。我们能想到查松江的五家旅馆，对方肯定也能想到，所以他那天晚上一定是隐藏在一个我们想不到的地方。

没想到，那位大厨听完四位侦查员的话，居然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大厨说，当年松江县虽然只有五家旅馆，但驻松江的保安团自己有一家招待所，这家招待所不对外开放，只有当保安团开会的时候，周围的保安队长都来到松江，晚上城门一关，他们来不及回去，就会住在这家招待所里。里面差不多有50个床位，要住进这里面，必须有保安团连长以上级别的人做担保，还要有营长签字才行。你们要不要去那儿找找？

四个侦查员眼前一亮，太好了，幸亏今天走之前来吃了一顿饭，竟然吃出这么重要的一个线索。因为保安团内部有招待所的事，一般老百姓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位大厨因为厨艺好，经常被保安团团长叫去做菜，所以才知道那里面能住人。

于是，四名侦查员赶紧让松江公安局把保安团招待所的档案调了出来，翻到1931年12月6日那天的入住记录一看，当天招待所里的确有人入住，而且就只住了一个人，叫作梁某某。因为此人不过是个小角色，所以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姑且就称呼他为梁师傅吧。担保梁师傅入住招待所的人，也写明了担保的理由，说梁师傅是从上海来的一名中医师傅——所谓的中医师傅不是中医师，而是药师傅，是专门在后店配药和煎药的人——他当天是来松江采购药材的，所以要在这里住一天。

终于找到这第七名交通员了，大家十分振奋，根据担保函上的详细资料，得知这位梁师傅是在上海的某某药行工作。四名侦查员马不停蹄地赶往上海，直扑那家药行，虽然药行已经倒闭了，但侦查员们找到了药行的魏老板，魏老板告诉大家，那家倒闭的药行，是他的父亲传下来的，那位梁师傅，从他爸爸开始就跟着魏家一起干，是店里店外的一把好手，但18年前的冬天，梁师傅突然毫无缘故地就失踪了，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

当年，魏老板派梁师傅去松江进货，以前进货也都是梁师傅去，所以魏老板还特意给他写了介绍信，让梁师傅到了松江之后，去找一位连长给他做担保住招待所。梁师傅从松江进完货，第二天早晨九点钟还正常到药行里上班来了，他坐在店里，神情很平静地喝了一口茶之后，突然跟魏老板说，他感觉有点不太舒服，可能是出差太累了，想回家休息一会儿，下午下班之前他肯定回来，毕竟店里里里外外都少不了梁师傅帮忙。结果到了下午下班的时候，梁师傅也没有回来上班。魏老板心肠还不错，他担心梁师傅是不是病得太严重了，还派了一个小厮去梁师傅家里探望。梁师傅住的地方离药行不远，小厮到了那儿一看，门是上锁的，问了周围的邻居，大家都说梁师傅从本月1日开始就没回过家，这门一直都是锁着的。魏老板很错愕，还连夜查了药行里的账目，但店里既没有丢钱，也没有丢东西，魏老板至今都百思不得其解，这梁师傅也没有卷款，也没有偷药，为什么突然不打招呼就没了呢？

侦查员一听，太好了，这是他们最希望得到的消息，因为这位梁师傅如果还在药行工作，那应该就不是他们要找的人了。而且，这位梁师傅失踪的时间，刚好就是刘师傅把金条交接给第七名交通员的第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