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战俘的下场都是非常凄惨的，其中最惨的应该是南丹麦的德军战俘。

丹麦和德国之间是有着复杂的历史渊源的。大家如果看过世界历史地图，就会发现，这两个国家的版图非常有意思，一会儿丹麦变大了，德国变小了，一会儿德国又变大了，丹麦变小了。比如1864年普丹战争后，普鲁士从丹麦抢走了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个公国。荷尔斯泰因公国全部人口为德国人，石勒苏益格的南半部是德国人，北半部是丹麦人。一战德国战败后，石勒苏益格地区举行公投，北半部回归丹麦。

“二战”时，德国出兵“保护”丹麦，并从石勒苏益格北部地区征了六七万的兵，这些兵有一大半都战死在东线战场上了，剩下的两三万人死里逃生从战俘营出来，回到故乡，发现这里又变成丹麦的领土了，而且丹麦政府说，所有在德军服过役的士兵，一律以叛国罪论处。这比在德国去参军回来还惨。这些人离开的时候，故乡是德国，他们是为德国参军的，等回来的时候，故乡变成丹麦了，他们莫名其妙就沦为叛国者了。

叛国者要接受怎样的惩罚？先是坐牢，然后是层层审查，即便侥幸能活着出来，也会被剥夺公民权和所有的选举权，养老金和医疗保障也统统没有，丹麦是一个福利待遇特别高的国家，但没有公民权的人什么都享受不到，一直到了40多年后的1989年，这些人都死得差不多了，丹麦政府才恢复了他们的公民权。大家不要忘了，最终，丹麦是“二战”的战胜国，可在战胜国里也有这么多活在阴影下的人，这才是“胜利的阴影”真正要谈的内容。

法国战俘的阴影就更大了，除了少部分用劳工换回来的军官之外，剩余的200多万战俘最后被放回来的时候，法国各地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侮辱战俘事件，侮辱的对象不仅仅是这些九死一生的战俘，还包括跟德国人合作过的人，以及跟德国人睡过觉的女人。

意大利也发生了同样的事。大家应该都看过托纳多雷大导演的《西西里的美丽传说》，莫妮卡·贝鲁奇饰演的女主角就曾经陪德国人睡过觉，她老公就是战俘，还在战争中被打断了一条胳膊，当她跟老公一起走在街上的时候，电影里除了那个小男孩对她表示同情之外，所有人都对他们怒目而视，因为在其他人眼中，战俘就是垃圾，陪德国人睡过觉的女人都不知羞耻，要被吐唾沫、泼粪、剃光头发、拉起来游街等。

当时，在西欧、东欧和南欧，都掀起了大规模的报复行动，人们对战俘和这些女人似乎恨之入骨，但究其深层原因，其实是因为人们心中埋藏已久的负罪感——战争期间，我没有参加过游击队，也没有流亡，我一直像寄生虫一样窝在这里，所以我心中充满了愧疚感，甚至是罪恶感，怎么洗刷掉心中的负罪感呢？那就是要寻找到发泄的目标，殴打那些战俘，羞辱那些陪敌人睡觉的女人。

法国人心中的罪恶感最重，他们不但打跟德国人睡觉的女人，后来甚至连跟美国人睡觉的女人也打。这听起来简直可笑，这可不是战败的德国和日本，而是身为战胜国的法国。美军解放了法国，法国人也曾经把鲜花和掌声送给美军，结果这还没过几天，法国人就受不了美军老跟法国女人睡觉了，但他们又不敢动美军，就把那些法国女人抓起来，涂油漆、泼粪、剪头发、扒衣服游街……

在当时德国和荷兰的边境上，设置了无数的关卡，就是为了审查从德国回来的荷兰战俘和劳工，要查他们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如果是主动的，那就立即以叛国罪论处。荷兰应该算是一个很自由民主的国家了，在对待战俘的态度上也如此草木皆兵。这就导致出现了大量非常非常冤枉的荷兰年轻人，荷兰被德国占领期间，德国人要求所有的荷兰大学生和高中生填表格，要么加入纳粹，要么就去德国做苦工。当然了，德国人没有迫害过荷兰人，因为他们觉得荷兰人跟日耳曼人是同一个种族，所以荷兰学生有权利自愿做出选择。大批的荷兰学生都是爱国的，他们坚决不肯加入纳粹，于是都被送去做苦工，结果等他们千辛万苦地回到祖国，却要接受层层严苛的审查，一个不小心就被扣上了叛国罪的帽子。

我看过一本荷兰人写他父亲的回忆录。当年，他父亲是一名荷兰大学生，班上所有的同学都坚决不愿意加入纳粹，也就是说，他们都选择了“自愿去德国当劳工”。他爸爸在德国当了四年劳工，九死一生，经常正在干着活呢，美军就来轰炸了，英军就来轰炸了。每次轰炸的时候，荷兰学生们就手牵着手，高唱荷兰的国歌，就算大家都知道自己随时会被炸死，但这毕竟是盟军的轰炸，大家就站在不断爆炸的烟火之中，兴奋地看着盟军轰炸德国。

终于，战争结束了，德国战败了，所有侥幸活下来的荷兰学生，激动地收拾起行李，返回朝思暮想的祖国，可刚一跨入边境，所有人就都被扣住了，要先回答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去德国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他们当然不是自愿的，但当初他们都填了德国的表格，表明了自己是自愿去德国当劳工的。这些荷兰学生的下场惨极了，不断被报复，被羞辱。

在法国，还牵扯到一个特殊的问题，那就是这个人到底是法奸，还是就是个公务员而已。这个问题我到现在都还没太想明白，所以想在这本书里深入跟读者探讨一下。如果合法政府没有投降，流亡了，而你投降了，那你肯定是法奸。比如，所谓的法统政府——中华民国的正统政府是没有投降的，而是到了重庆去坚持抵抗，而汪精卫投降了，那他肯定就是汉奸，应该受到惩罚。可是，如果合法政府投降了，你跟着政府一起投降，你算不算法奸？

欧洲和亚洲都有非常复杂的情况。以前我一直不明白君主立宪到底有什么好处，除了老百姓花钱养活你们王室，让你们从名义上代表国家，还有什么别的作用？首相和议会也都是人民选举的。结果在战争期间，这个制度竟然体现出意义了。在战后，如何评断一个国家是投降了，还是流亡了，剩下的人是坚持抵抗了，还是叛国了？在审判的时候，凡是君主立宪国家，这种问题都特别简单明了：比如荷兰的王室政府，国家的象征——女王流亡到伦敦去了，它肯定是没有投降的，所以你只要没有跟着王室一起流亡，没在荷兰当游击队，没藏起来，而是继续在荷兰做你的市长，做你的局长，那你就是毫无疑问的荷奸；还有挪威的国王也流亡了，这就代表着国家没有投降，所以人民就不能投降，否则就是挪奸，战后就要接受惩罚。

这个时候，非君主立宪国家就比较麻烦了。比如法国政府投降没有？法国的合法民选政府投降了，希特勒为了羞辱法国人，签署投降书的地点就选在贡比涅森林，在“一战”后德国签署投降书的同一节火车车厢里。那么，我作为法国的一个市长或局长，我怎么能叫法奸呢？法国有流亡政府吗？一开始是没有的，后来有一个名叫戴高乐的少将，突然自己跑到伦敦电台上宣布，法国没有投降，他成立了自由法国政府，将带领法国继续战斗。

戴高乐成立的“自由法国”是合法政府吗？当然不是。法国的合法政府是“一战”大英雄贝当元帅领衔的政府，它不仅投降了，还跟德国划分好了势力范围，法国北部是德国占领区，法国南部依然归法国，法国的政府也从巴黎搬到了维希，称为维希政府。从法统上来说，维希政府才是法国人民选出来的合法政府，它的投降是有法律效力的。当时所有的法属殖民地，北非、印度支那、越南等，都遵守维希政府的法令，比如越南的法国殖民政府，就关闭了中越之间的通道，因为维希政府现在跟德国是一伙的了，身为殖民地，你就不能帮中国了，要帮日本。

大家想想，在法国，是大英雄贝当元帅有影响力，还是区区少将戴高乐有影响力？当然是贝当元帅。所以戴高乐的“自由法国”从来没有被承认过，但还是有很多人投奔了戴高乐，比如很多空军飞行员，但最后“自由法国”的军队只有几个师而已。到1942年盟军在北非登陆，攻打维希法国政府，北非的法军奉维希政府的号令，阻止英美盟军登陆，双方发生了海战、炮战、登陆战等，最后当然是盟军胜利了。

法国解放了，功劳和过失该怎么清算？大家都说，我们就是遵从了民选合法政府的命令，向德国投降了，这怎么能算是叛国呢？但是没有用，因为德国战败了，你就得被定为法奸。你说你听从了合法政府，继续当你的巴黎市长，这个理由戴高乐不接受，你为什么不去投靠戴高乐的“自由法国”？你为什么不去加入共产党的游击队抵抗德国？你选择投降，你就是法奸，我就要杀你。

其实不光是戴高乐不讲理，战争到了最后审判的阶段，很多时候都是没有理可讲的，包括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大量的法学家坐在一起，现场重新立法。因为按照现有的法统，大量的战犯根本没法审判，比如法国和日本，大家都叫嚣，我只是听从了合法政府的命令，我只是听从了天皇的命令，你为什么要审判我？没有理由，就是要审判你，所以当场发明了两个罪名，反人类罪和战争罪。其实在国际大审判前，很多英美的法学家都提出，最好不要审判，直接都枪毙，因为这是战时，枪毙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为了寻求一个合适的法条而拖延审判时间，对方也能趁机脱罪，这些细节太冗长了，这里就不多写了。

总而言之，没有国王的法国，在战后审判的时候，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和争议。维希政府和“自由法国”到底谁是法国的合法政府？按理说应该是前者，但审判的时候认可了后者。大量听从维希政府命令的人被判处了死刑，甚至贝当元帅本人也被判了死刑。大家知道，“一战”时贝当元帅在凡尔登指挥战役，挽救了整个法国，是法国人民心中最大的英雄，如今要判他死刑，法国人民内心接受不了，所以后来把死刑改成了流放，贝当最后就跟拿破仑一样，被流放到一个小岛上，不过他当时年纪已经很大了，很快就死在了岛上。

贝当逃过了死罪，但维希政府的总理和部长都被枪毙了，这些人临死前都高呼着“法国万岁”。仔细想想，他们犯什么罪了？败仗是军人打的，也不是他们打的，维希政府主要是贝当元帅在主持，他们只是协助维持，而且毕竟也守住了法国一半的土地。中国也有相似的情况，战后中国在南京审判的时候，陈公博和陈璧君争辩，败仗不是我们打的，最后我们还从日本人手里争取到了一点权利，为什么要判我们的罪？当然了，维希政府后来做了一些可耻的事。

盟军在北非登陆以后，大量的法属殖民地就跟了“自由法国”政府，德国觉得维希政府没有用了，所以1943年以后，德国进入了法国南部，将法国全境都占领了。法国舰队可是比德国舰队强大多了，就算维希政府投降了，舰队也没有投降，而是停在法国南部最大的军港——土伦港。结果1943年德军占领了法国南部，强大的法国海军再也无法忍受了，坚决不肯向德国缴械，愤慨地全部自沉了，只有一两艘正在地中海航行的军舰，投奔了英国海军。

以上是维希政府的复杂情况。再看戴高乐的“自由法国”政府，他这边问题也很多。最困扰戴高乐的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少将，地位是不够的，所以他的政府的合法性也不够，而且他还面临着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在抵抗德国的战斗中，戴高乐和他的“自由法国”政府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当时抵抗德国的法国地下游击队，基本都是共产党领导的，而戴高乐是个极右的反共分子，他就相当于公子重耳，被秦军护驾回了晋国。共产党当然不拥护戴高乐了，这么多年的苦战，都是我们共产党在组织法国游击队，现在战争胜利了，你要以合法政府的身份自居，还要统治整个法国？那可不行。

所以战后清算的时候，戴高乐始终坚持不懈地声称，每一名法国人民都是抵抗德军的，只是采取的方式不一样，有的人是加入了游击队，有的人选择了流亡，等等。总之，戴高乐希望团结整个法国，但他本人在军事上没什么建树，根本控制不住国内的混乱局面。当时法国全境都展开了疯狂的报复行动，不仅法国，整个欧洲都是如此，意大利、荷兰、丹麦，到处都在报复内奸，歌颂英雄。大家想想，荷兰有什么抗德英雄？我们中国的抗日战争中，有一个叫王二小的小英雄，把日军引到地雷阵里同归于尽，可歌可泣，荷兰歌颂的英雄就太可笑了，德国人跟荷兰人问路，荷兰人指错路了，于是这个人就成了抗德英雄。

然而到了最后，法国共产党却被苏联出卖了。法国、意大利、希腊等国的游击队都是共产党领导的，1945年战争胜利后，希腊爆发了内战，意大利和法国政府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欧洲各国都面临着内乱的危机。但在举行雅尔塔会议的时候，丘吉尔跟斯大林划分了势力范围，英国出卖了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同意波兰的一部分归苏联所有，斯大林也出卖了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不再支持他们。于是，法共在斯大林的压力下，不得不向戴高乐缴械了，否则以戴高乐的力量，根本不是武装强大的共产党游击队的对手。希腊的内乱，则是英美联军用枪炮，把希腊流亡政府和国王弄回来了，镇压了共产党的起义。

写到这里，我想再跟各位读者分享一个西方人的有趣观点——哲学家和作家对待战争的态度，也可以说是大知识分子和小知识分子的区别。

首先是哲学家，大家都知道，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特别高，永远是俯视全人类的视角，所以哲学家最讨厌民族主义。当德国占领军入侵的时候，哲学家都没有逃跑，他们还是按照以前的方式生活。比如萨特写的《占领下的巴黎》，就是以俯视人类的角度切入的，他在书中幽默地写道：你看德国人来了，他们也会听歌剧，听到激动的时候也会鼓掌，而且德国人也很有绅士风度，会给女性开门，在地铁里也知道给人让座，而且德国人长得也很漂亮……于是，有一天，当一位英俊的德国军官给法国女士开门的时候，女士情不自禁地对军官笑了一下，回过头立马感觉到不对劲，她竟然对敌人微笑，心中不禁充满了负罪感，回家赶紧听英国的BBC电台，培养一下民族仇恨。对于萨特和大多数哲学家来说，战争是一件无所谓的事，甚至好多哲学家还支持纳粹，比如海德格尔，因为他们是站在上帝的视角在俯瞰人类的。

作家和哲学家截然不同，德国占领军一进入法国，法国的作家们纷纷放下笔杆，拿起枪杆，参加游击队，上了战场。包括得过诺贝尔奖的加缪，他不但参加了游击队，还当上了一支队伍的领导者；还有大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中国读者一定太熟悉她写的《情人》了，后来拍成了一部非常棒的电影，是我们的金马影帝梁家辉演的，还有《印度之歌》，以及我最喜欢的《长别离》。杜拉斯是一名女性，她竟然也参加了游击队，这说明作家的思想都是比较偏激的，相对虚无缥缈的“全人类观”，作家更倾向于相对狭窄的“民族主义”，大多数作家都充满了热血，义愤填膺地弃笔从戎，比如匈牙利的著名诗人裴多菲，直接战死在匈牙利独立战争中。

通过作家和哲学家的对比，可以充分看出，像作家、律师、大学教授等，这些小知识分子，他们通常痛恨强权，痛恨专制，警惕权力，经常充满了愤怒，经常对当权者表达不满和抗议；而像哲学家这种大知识分子，比如萨特、海德格尔、福柯等，他们只警惕民众。大知识分子觉得民众才是最危险的，不论是强权者还是独裁者，那都是人类，不是外星人，任何一个政府存在的目的都不是反人类，不是迫害民众。

所以，“二战”期间的法国，作家都去参加游击队，英勇抵抗侵略者了，哲学家们就留在巴黎，每天悠闲地喝着咖啡，饶有兴趣地俯视着人类。

以上就是“胜利的阴影下”的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