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亚被一股咖啡香弄醒了，她睁开眼睛。肯尼迪总统正垫着几个枕头，坐在她的身旁。总统一边喝咖啡，一边看《纽约时报》的周日版。和玛丽亚一样，总统穿着件淡蓝色的睡衣。“哦！”玛丽亚惊叫一声。

肯尼迪总统笑了。“你似乎非常惊讶！”

“我惊讶我还活着，”玛丽亚说，“我以为我要死了呢！”

“至少这次没死。”

入睡前，玛丽亚觉得真能这样死了倒也不错。她知道和总统总有天会结束，恐惧着那一天的到来。对总统来说，和妻子离婚会毁掉他的政治生涯，为了一个黑种女人离婚是不可思议的。他甚至根本没想过要离开杰姬：他爱着杰姬，爱着他们的孩子们，他是个快乐的已婚男人。玛丽亚只是他的情妇，一旦厌倦就可以丢弃的情妇。有时她觉得宁愿在那一刻来临之前去死——如果躺在他身旁，在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的情况下死于核毁灭那就太好了。

玛丽亚没有说这些：她的任务是使他高兴，而不是悲伤。她坐起来，亲吻着他的耳朵，隔着他的肩膀看着他手中的报纸，拿走总统手里的杯子，喝了些他的咖啡。尽管无法留住总统，她还是很高兴他们仍然活着。

总统没有提到她的流产，似乎他已经把这件事给全忘了。玛丽亚从来没在总统面前提过这件事。怀孕以后玛丽亚打电话给戴夫·鲍尔斯，告诉他自己怀孕了。戴夫给了他一个电话，说会负责她的医疗费用。总统只是在玛丽亚流产后的一个电话里提到过这件事。他有更大的麻烦要考虑。

玛丽亚曾经想过在总统面前聊起这个话题，但很快打消了这个想法。和戴夫一样，她不想给总统惹麻烦，不给他增添额外的负担。玛丽亚确定这样做是对的，但却对不能和他谈如此重要的事情感到遗憾，感到伤痛。

玛丽亚担心流产后的性事可能会很痛苦。但当戴夫昨晚叫她去总统的住处时，她本打算拒绝这个邀约，最后却决定冒风险接受。事实上，交欢的感觉非常美妙。

“我得走了，”总统说，“今天早上我要去教堂。”

正准备起床，床头柜上的电话响了起来。他拿起电话。“早上好，麦克。”他说。

玛丽亚猜测总统正在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通话。她跳下床，走进浴室。

肯尼迪早上经常在床上接电话。玛丽亚觉得打电话的人不是不知道，就是不在乎他的同伴是谁。电话来的时候，她总是会离开总统，以免让总统在谈及最高机密时感到不方便说话。

往浴室门外看的时候，总统正好放下电话。“天大的好消息！”总统说，“莫斯科电台宣布，赫鲁晓夫要拆除古巴的导弹，把导弹送回苏联！”

玛丽亚禁不住喜悦地欢呼起来。危机结束了！

“我觉得他好像变了个人似的。”总统说。

玛丽亚伸出双臂抱住肯尼迪，亲吻着他的脸颊。“约翰尼，你拯救了整个世界。”她说。

总统看上去似乎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他才说：“是的，我想是的。”

坦尼娅靠着阳台上的熟铁扶手，呼吸着哈瓦那清晨的潮湿空气。这时，帕兹的车在楼下停了下来，几乎堵住了整条狭窄的街道。帕兹跳下车，抬头看她，然后朝她大嚷：“你背叛了我！”

“什么？”坦尼娅大吃一惊，“我怎么背叛你了？”

“你心里明白！”

帕兹热情善变，但坦尼娅从没见他如此发怒的样子。坦尼娅很高兴他没有上楼到她的公寓，可她还是不知道帕兹为何如此生气。“我没什么事瞒你，我也没有和另一个男人睡觉，”她说，“我肯定我没背叛过你！”

“那苏联为何要拆除在古巴的导弹发射架呢？”

“真的吗？”如果真这样的话，危机就结束了。“你确定吗？”

“别装得好像不知道似的。”

“我没装。但如果是真的话，我们就得救了。”通过眼角的余光，坦尼娅注意到邻居们打开了窗和门，正用难以抑制的好奇旁观着他们的争吵。坦尼娅完全不在意这些邻居。“你为何如此生气？”

“当然是因为赫鲁晓夫和美国佬做的交易了——他甚至都没和卡斯特罗商量过。”

邻居们发出反对的嘘声。

“那我就更不可能知道了，”她气恼地说，“难道你觉得赫鲁晓夫会和我商量这种事吗？”

“你是他派来的。”

“我不是他亲自派来的。”

“他什么事都跟你哥哥说。”

“你不会真觉得我是赫鲁晓夫的特使吧？”

“你以为我这几个月一直跟着你四处奔波是为什么啊？”

坦尼娅的声音轻了几分：“我以为你喜欢我。”

围观的女人们发出同情的叹息声。

“这里不再欢迎你了，”帕兹大喊，“打上包离开古巴，马上就走！”

喊完话以后，帕兹跳上车，开车呼啸而去。

“真高兴知道你是这样的人。”坦尼娅说。

晚上，德米卡和尼娜去她公寓附近的酒吧进行庆祝！

德米卡决定不再去想与娜塔亚那段让人心绪不宁的对话。和娜塔亚的谈话什么都改变不了，他把娜塔亚忘到了脑后。两人有一段短暂的情事，但这段情事已经结束了。他爱尼娜，她将成为德米卡的妻子。

他买了几瓶低酒精国产啤酒，和尼娜一起坐在长凳上。“我们要结婚了，”他体贴地说，“我希望你有条漂亮的裙子。”

“我不想弄得太麻烦。”尼娜说。

“我也不想，但我们双方的家庭可能不这么想，”德米卡皱起眉头，“我是我们这代人第一个结婚的。妈妈和外祖父母希望我们举行一个盛大的结婚仪式。你的家人会怎么想？”他知道尼娜的父亲死于战争，但尼娜的母亲活着，还有个小几岁的弟弟。

“希望妈妈的身体还好，可以过来参加婚礼。”尼娜的母亲住在莫斯科以东九百英里的彼尔姆。不过德米卡觉得尼娜不太想让母亲过来。

“你弟弟怎么样？”

“他会向部队请假，但我不知道会不会得到批准，”尼娜的弟弟是名红军战士，“我不知道他驻扎在哪。就我所知，他甚至有可能驻扎在古巴。”

“我去查，”德米卡说，“沃洛佳舅舅可以动用些关系。”

“别太过麻烦。”

“我希望他来，这也许是我一生唯一一次婚礼。”

尼娜厉声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特别的意思。”德米卡为自己的无心之语激怒她而感到自责，“把我的话忘了吧。”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像和第一个丈夫那样和你离婚？”

“我的意思恰恰相反，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德米卡强装出笑容来，“我们今天应该高兴才对。我们要结婚了，而且要有孩子了，赫鲁晓夫又拯救了这个世界。”

“你不明白。我不是处女了。”

“我猜你会这么想。”

“你不会是认真的吧？”

“当然是认真的。”

“婚礼一般是两个年轻人誓言要相爱终身的典礼。人不能一生发两次誓。你难道不明白，我已经失败过一次，对再发一次这样的誓会感到尴尬吗？”

“你一解释，我才知道你的想法！”德米卡说。尼娜的想法有点古板——现在很多人都会离婚——这也许是因为她是个小镇女孩的关系。“你是不是希望一个和二婚相应的婚礼：没有夸夸其谈的誓言，没有人对新婚夫妇开玩笑，能让人感到生活不会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一帆风顺，是这样吗？”

“是的。”

“亲爱的，如果你这么想的话，我们就办个这样的婚礼。我会如你所愿的。”

“真的吗？”

“你觉得我做不到吗？”

“对不起，”尼娜说，“有时，我会忘了你是个这么好的男人。”

早晨，在危机期间安全理事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乔治听到麦克乔治·邦迪创造了一种描述危机中意见双方的新说法。“谁是鹰派，谁是鸽派已经很清楚了，”邦迪本人是个鹰派，“今天鸽派赢了。”

今天几乎没有人是鹰派：所有人对总统的危机处理都是满口称赞，即便几个先前说他危险地很软弱，敦促他打上一仗的顾问也改了口。

鲍比·肯尼迪很高兴又能见到家人了。“我都快忘了回家该怎么走了。”他说。

只有国防部的将军们不太开心。在五角大楼开会，准备启动对古巴空袭方案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感到非常愤怒。他们给总统发了份急电，说赫鲁晓夫的接受只是争取时间的鬼把戏。柯蒂斯·勒梅说这是美国历史上的最大失败。但没人对这些评论多加注意。

乔治在这次危机中学到了很多，他觉得有必要找时间好好消化一下。政治事务中的联系比他原本认为的更加紧密。他原本觉得柏林和古巴的现状是分离的，和民权运动以及医疗保健等美国国内问题更是没有一点联系。但肯尼迪总统却必须在解决古巴导弹危机的同时想到会对德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古巴问题处理的不好，中期选举的结果又将会影响到民主党政府对国内问题的解决，通过民权法案就更是遥遥无期了。所有的政治事务都是联系在一起的。领会到这一点，乔治觉得自己对职业前景还要好好考量一番。

安全理事会的会议结束后，乔治没脱西装，去了母亲那里。这是个阳光灿烂的秋日，树叶都变红变金了。杰姬和往常一样，欢欢喜喜地给他做了牛排和土豆泥当晚饭。牛排烤得过熟了：他无法说服母亲把牛排烤到法式的三分熟。可乔治还是很喜欢母亲烧的饭，因为饭菜里包含着母亲对他的深深情意。

饭后母亲洗了碗碟，他把碗碟擦干，母子俩准备参加伯特利福音派教堂的晚祷告。“必须感谢上帝救了我们。”杰姬站在门口的镜子前戴上帽子时说。

“你感谢上帝，我却要感谢肯尼迪总统。”乔治动情地说。

“我们为什么不两个都感谢呢？”

“说得没错。”说完，乔治和母亲走出了家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