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秋天，加斯帕·默里遭到了解雇。

他并不感到奇怪。华盛顿的氛围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尽管他犯的罪行比尼克松严重得多：资助尼加拉瓜大搞恐怖主义的反政府武装，为了解救人质和伊朗做武器交易，把活蹦乱跳的妇女和女孩变成贝鲁特街上的一具具尸体，可他还是受到了美国人民的拥戴。里根的副手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似乎即将成为美国的下一届总统。加斯帕发现，挑战总统或发现总统欺骗的人不再像七十年代那样被视为英雄，而是被认为是不忠于美国甚至反美的人。加斯帕不知道总统玩了什么把戏。

尽管不十分惊讶，但加斯帕还是感觉受了伤害。二十年前他就加入了《今日》栏目组，努力帮助它成为在美国受人拥戴的电视节目。被电视网解雇似乎像是对他整个工作生涯的否定。电视网给的慷慨的分手费并不能完全抚平他的伤痛。

他兴许不该在最后一次节目的末尾再次对里根总统加以嘲笑。告诉观众他即将离去之后，加斯帕说：“请你们记住：如果总统告诉你们现在正在下雨，而且他的样子看上去非常非常真诚——无论如何，请你们看看窗外……还是得亲自验证一下。”弗兰克·林德曼对他的这番话非常生气。

加斯帕的同僚在电气餐车给他办了个欢送会，华盛顿的许多头面人物都参加了他的欢送会。夜深以后，加斯帕靠在餐厅的吧台上做了一番演讲。他悲伤而激愤地说：“我爱这个国家。1963年，我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就爱上了它。我爱美国是因为美国是个自由国度。我母亲从纳粹德国逃了出来，但家里的其他人却没能逃出来。希特勒上台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控制新闻界，把新闻界作为政府的附庸。列宁也是一样。”加斯帕喝了好几杯红酒，他说出的话也更为坦诚了。“美国之所以是个自由社会是因为美国有不听命于政府的报纸和电视节目，可以让弃之于宪法而不顾的总统原形毕露，蒙受羞耻。”说着他举起酒杯。“敬不受约束的新闻记者们，敬你们的无礼，愿上帝保佑美国。”

第二天，一贯爱痛打落水狗的苏茜·卡农发表了一篇言辞尖酸的长文奚落加斯帕。她在文中暗示，加斯帕在越南的服役和在美国的归化都是为了掩盖他对美国恨意的绝望尝试。苏茜还把他描述为一个无情的性爱狂魔，他不仅在六十年代从卡梅隆·杜瓦那里偷走了伊维·威廉姆斯，还从乔治·杰克斯那里夺走了维雷娜。

结果他发现自己很难找到另一份工作。试了几个星期之后，另一家电视网给他提供了驻欧洲记者的工作——不过常驻波恩。

“你应该能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维雷娜说。她一贯看不起失败者。

“没有哪个电视网会雇我做新闻主播。”

两人在客厅一直待到深夜，看完电视正要上床睡觉。

“但那可是在德国啊？”维雷娜说，“这种职位不是为那些正在积累经验的年轻人准备的吗？”

“这可不尽然。东欧正处于混乱之中。未来一两年，东欧可能出现一些有趣的新闻。”

维雷娜不打算让加斯帕美化那个职位。“还有比那更好的工作，”她说，“《华盛顿邮报》不是要请你写专栏吗？”

“我一辈子都在电视行业工作。”

“你还没去地方的电视台试过，”维雷娜说，“说不定你就是他们想要的大鱼呢！”

“不行。在他们眼中，我尽管曾经风光过，但已经是个走下坡路的人了。”想到这儿，加斯帕不禁羞辱得全身发抖，“我不准备去地方电视台。”

维雷娜脸上浮现出蔑视的神情。“别想让我跟你一起去德国。”

加斯帕早就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但还是因为她的直率吃了一惊。“为什么不能和我一起去？”

“你会说德语，可我不会。”

加斯帕的德语也不好，但他不打算拿语言说事。“这将会是一次冒险。”他说。

“现实点，”维雷娜粗暴地说，“我还有个儿子。”

“这对杰克也将是一场冒险。他将在双语的环境中长大。”

“乔治会上法庭，阻止我把杰克带出国。我们需要共同监护杰克。不管怎么说，我都不会带他出国。他需要父亲和奶奶。另外，我的工作又该怎么办？加斯帕，我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已经有了十二个手下，这些手下现在都在政府各部门为自由主义游说。你不会真的想让我放弃领导他们的工作吧。”

“那好，我想我会回来度假的。”

“你是认真的吗？我们这算是什么关系？我想你很快就会和一个金发辫子的德国少女上床了吧。”

加斯帕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私生活的确很混乱，但他从没欺骗过维雷娜。失去她的前景突然看上去是那么地不可承受。“我会忠实于你。”他毅然决然地说。

维雷娜看出了他的苦恼，语气软了下来。“加斯帕，你的话让我很感动。我想你这是在说真的。但我很清楚你是什么人，你也很清楚我是什么人。我们俩都不可能禁欲很长时间。”

“你听我说，”加斯帕乞求道，“美国电视界所有人都知道我在找工作，德国的外派记者是我唯一能得到的工作机会。这你明白吗？我被逼得无路可走了。我没有其他选择。”

“我明白，并且为你感到遗憾。但我们必须现实一点。”

加斯帕觉得让维雷娜同情比被维雷娜责难更糟。“不管怎么说，我不会永远这样。”他挑衅地说。

“真的不会吗？”

“当然不会，我会东山再起的。”

“在波恩吗？”

“美国的电视上今后将更多地出现来自欧洲的头条新闻。你看着吧！”

维雷娜的表情悲伤起来。“该死，你还真去那不成？”

“我告诉过你，我必须去。”

“那好，”维雷娜遗憾地说，“别指望你回来的时候我还在这。”

加斯帕从没去过布达佩斯。年轻时他总是把目光投向西边的美国。另外，到现在为止，匈牙利一直被共产主义的阴云所笼罩。但在1988年的11月，伴随着匈牙利经济的崩溃，一些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一小部分有改革意识的年轻共产党人控制了政府，其中的米克洛斯·内梅特成为了匈牙利政府的总理。内梅特上台以后作了许多改变，首当其冲的便是创立的股票市场。

加斯帕觉得这一举措令人震惊。

仅仅在六个月前，匈牙利共产党强盗一般的总书记还告诉《新闻周刊》杂志的记者，多党制的民主在匈牙利“永无可能”，可内梅特却颁布了一部新的法律，允许独立的政治“俱乐部”在匈牙利境内展开活动。

这是件相当大的事情。但这些变化能永久持久吗？莫斯科会很快将其镇压吗？

加斯帕在一月的大雪中飞往布达佩斯。在多瑙河畔，大雪厚厚地覆盖在新哥特式建筑的宏伟国会大楼上。加斯帕正是在国会大楼和内梅特见了面。

加斯帕在丽贝卡·海尔德的帮助下采访到了这位新总理。尽管以前没见过丽贝卡，但他从戴夫·威廉姆斯和瓦利·弗兰克那听说过丽贝卡的事情。一到波恩，加斯帕就去拜访了丽贝卡：她是加斯帕能找到的最便利的德国联系人。这时，丽贝卡已经是德国外交部里的一个大人物了。更妙的是，她是米克洛斯·内梅特助理弗雷德里克·比罗的好朋友，加斯帕猜测他们甚至可能是一对恋人。比罗为加斯帕安排了这次采访。

比罗在国会大楼的大厅里迎接加斯帕，他带加斯帕穿过迷宫般的走廊和步道，到达总理办公室。

内梅特只有四十一岁。他个子很矮，棕黄色的浓密长发一直披到前额。他的表情显露出智慧和决心，但也有几分紧张。采访时他坐在橡木书桌后面，神经质地让助理围绕在他左右。显然他知道自己不仅仅是在和加斯帕交谈——而是在向美国政府喊话——同时，莫斯科也在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和大多数总理一样，他谈的大多数是加斯帕料得到的陈词滥调。他说，匈牙利会有一些艰难的时刻，但终究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这种套话没太大意思，加斯帕心想。内梅特需要谈些更为实质的内容。

他问内梅特，匈牙利现存的政治“俱乐部”有没有可能成为自由的政党。

内梅特凝视了加斯帕一眼，用坚定而清晰的语调说：“这是我们最大的理想之一。”

加斯帕掩藏着自己的吃惊。铁幕国家从来没有过独立的政党。内梅特这么说当真不当真？

加斯帕问内梅特，共产党是否会放弃在匈牙利社会的“领导”地位。

内梅特又凝视了他一眼。“再过两年，我想政府的首脑也许就不是政治局成员了。”他说。

加斯帕差点惊叫出声。

加斯帕撞上了大运，而且这次的运气出奇好。“苏联会像1956年那样出兵干涉吗？”

内梅特第三次凝视着他。“戈尔巴乔夫才是那个揭开锅盖的人，”他缓慢却清晰地说，然后又补充道，“蒸汽的确会伤人，但改变是不可逆的。”

加斯帕知道，他已经采写到了自己在欧洲的第一个重大报道。

几天后，他观看着自己的采访在美国电视上播出的录像带。丽贝卡坐在他一旁观看。丽贝卡五十来岁，她镇静，自信，待人和气，但举手投足之间显露出一股权威。“是的，我认为内梅特所说的每句话都很认真。”她似乎在回答加斯帕在报道中提出的问题。

在报道的末尾，加斯帕在漫天的雪花飞舞中，对准放置在国会大厦前的摄像机镜头发表了一番评论。“东欧仍然天寒地冻，”他在电视屏幕上说，“但和以往一样，春天的种子正在地下萌动。匈牙利人民显然希望改变。但他们的苏联主子允许吗？米克洛斯·内梅特认为克里姆林宫出现了容忍改变的新风。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他的判断是否正确。”

到这加斯帕的采访就结束了。让他吃惊的是，电视网在他的报道后面加了另一段影像内容。在这段播出的内容中，新就任总统乔治·布什的国务院发言人正在接受镜头中没有出现的采访者的采访。“共产主义软化的迹象是不可信的，”这位发言人说，“苏联企图给美国造成一种安全的假象。我们没理由怀疑克里姆林宫在感受到威胁时干涉东欧的意愿。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核威慑力。”

“老天，”丽贝卡说，“他们生活在哪个星球上啊？”

1989年2月，坦尼娅回到了华沙。

她很伤心把瓦西里一个人留在莫斯科，这主要是因为她会很想他，但一小部分原因是怕他又把性感女郎带回公寓。她不太相信这种事真的会发生。瓦西里游戏人生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但她还是有点小小的担忧。

不过华沙的任务尤其重要。波兰正处于动荡之中。团结工会不知怎地又死灰复燃了。令人吃惊的是，七年前践踏自由，违背誓言镇压独立工会的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竟然无可奈何地同意和反对派召开圆桌会议。

在坦尼娅看来，雅鲁泽尔斯基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克里姆林宫。雅鲁泽尔斯基还是过去的那个暴君，但他已经不相信苏联能给他支持了。在德米卡看来，克里姆林宫一定告诉他波兰必须在没有苏联帮助的状况下自己解决问题。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头一次这么说的时候，雅鲁泽尔斯基还不信。东欧国家的领导人都不相信苏联会是这个态度。但那是三年前的事情了，现在苏联的这种态度已经开始渐渐深入人心了。

坦尼娅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此生中坦尼娅从没听过这么多有关改变、解放和自由的谈论。不过共产党人还在控制着苏联和苏联的盟国。坦尼娅和瓦西里把他们的秘密公之于世，向世人公布伊万·库兹涅佐夫真身的日子快到了吗？过去，这种希望总是被苏联坦克的履带给碾压个粉碎。

一到华沙，达努塔·戈尔斯基就请她到家共进晚餐。

站在门口按响门铃的时候，坦尼娅回忆起上次看到达努塔时，达努塔正被穿着迷彩服的波兰秘密警察拖出同一间公寓。达努塔的丈夫马利克打开一瓶雷司令白葡萄酒，桌子上摆着一盘不是很多的香肠和一小碟芥末。

“我在牢里待了十八天，”达努塔说，“我想他们之所以把我放出来是因为我煽动其他的囚犯。”她仰着头笑着。

坦尼娅佩服她的勇气。如果是个同性恋的话，我一定会爱上达努塔的，坦尼娅想。她爱过的所有男人都很有勇气。

“现在我已经是圆桌会议的一员了，”达努塔说，“我们每天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开会上。”

“真的有一个圆桌吗？”

“真的，有个大圆桌。我们的原则是没有人主导。但在实际上，会议由莱赫·瓦文萨主持。”

坦尼娅非常吃惊。一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电工竟然主宰了决定波兰命运的讨论。这曾经是她外祖父，布尔什维克工人格雷戈里·别斯科夫的理想。但瓦文萨是反对共产党的。在某种程度上，她对外祖父没有活到看到这讽刺的一幕感到有些高兴。这也许会伤透他的心。

“圆桌会议传出了什么消息吗？”坦尼娅问。

达努塔还没来得及回答，马利克就说：“这只是一种手段。雅鲁泽尔斯基想通过收编反对派的领导者，在不改变现有体制的条件下使他们成为政府一部分，并以此来削弱反对派的力量。他想运用这个策略继续执政。”

达努塔说：“马利克也许对。不过他的伎俩不可能奏效。我们要求成立独立的工会，创办自由的报纸，进行真正的选举。”

坦尼娅很震惊。“雅鲁泽尔斯基已经在讨论自由选举的事情了吗？”波兰已经有了虚假的选举，但只有共产党和他们的盟友才能被推举为候选人。

“谈判几次进行到破裂的边缘。不过雅鲁泽尔斯基将军需要停止罢工，因此他重新开启了圆桌会议，我们在圆桌会议上要求再次进行选举。”

“你们为什么而罢工？”坦尼娅问，“我是想知道你们的基本诉求是什么？”

马利克再次打断了她们的谈话。“你知道人们是这么说的吗？‘共产党统治波兰四十五年了，但我们却依然连厕纸都没有。’还不是穷闹的！社会主义根本不起作用。”

“我老公说得对，”达努塔又说话了，“几周以前，华沙的一家商店宣布将从下一周的周一开始预收电视机的定金。其实店里没有电视机，只是希望能弄到点。星期五开始却已经有人在排队了。星期一早晨排队的人达到了一万五千人——只是希望在名单里加入他们的名字。”

达努塔走进厨房，端出一碗坦尼娅喜欢的香气四溢的酸黄瓜汤。“接下来会怎么样？”坦尼娅边吃边问。“会有真正的选举吗？”

“不会。”马利克说。

“也许吧，”达努塔说，“最新提出的动议是三分之二的议席留给共产党，余下的议席通过自由选举进行分配。”

马利克说：“所以选举还是虚假的！”

达努塔说：“但这总比现在要好吧？坦尼娅，你看呢？”

“我说不上来。”坦尼娅说。

融雪季还没到来，莫斯科还覆盖着厚厚的一层雪。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匈牙利新总理前来莫斯科，拜访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知道米克洛斯·内梅特要来以后，叶夫根尼·菲利波夫会议的几分钟前在总书记的办公室门外截住德米卡。“这种乌七八糟的事情必须马上停止。”

根据德米卡的观察，菲利波夫这些天来越来越烦躁不安。他的灰白头发很不整洁，到哪都匆匆忙忙。菲利波夫六十岁出头，脸上永远皱着眉。他穿的宽松西服，留的板寸头早就过时了：西方的年轻人把这称为复古妆。

菲利波夫痛恨戈尔巴乔夫。现任苏联领导人代表着菲利波夫一生反对的所有东西：以宽松的制度代表严格的党章；突出个人的能动性，反对中央计划；和西方交朋友，而不是向资本帝国主义宣战。德米卡都快要可怜上这个把生命浪费在进行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的男人了。

至少德米卡希望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还远未结束。

“乌七八糟的事情指的是什么啊？”德米卡警觉地问。

“当然是独立的政治党派了！”菲利波夫像是说什么暴行一样说出这个字眼。“匈牙利人开启了一种十分危险的模式。雅鲁泽尔斯基在波兰也开始做同样的事情。难以想象，雅鲁泽尔斯基竟然会这么干。”

德米卡理解菲利波夫的震惊。很难想像，波兰的这位暴君竟然开始谈论把团结工会作为波兰未来的一部分，并允许不同的政党按照西方的模式进行竞选。

菲利波夫还不了解全部的情况。德米卡为塔斯社在华沙工作的妹妹给他发来了许多精确的情报。雅鲁泽尔斯基遇到了难缠的对手，团结工会就是不肯改变立场。他们不只是说说，他们真的在准备一场选举了。

这正是菲利波夫和克里姆林宫保守派所极力避免的情况。

“这样的发展太危险了！”菲利波夫说。“他们为反革命和修正主义趋势打开了大门。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问题在于我们不再有钱去支援这些卫星国——”

“我们没有卫星国，我们只有盟国。”

“不管怎么称呼，如果我们不肯出钱去换取他们的服从，他们就不肯按照我们说的去做。”

“过去我们有一支捍卫共产主义的军队——但现在没了。”

菲利波夫的夸张言辞中有一部分是事实。戈尔巴乔夫宣布从东欧撤出二十五万军队和一万辆坦克——出于经济上的必要考量，但也是种和平的姿态。“我们养不起这样一支军队。”德米卡说。

菲利波夫像是马上要爆发一样义愤填膺。“你难道没有发现，你正在谈论我们从1917年所开始奋斗的一切将要消亡了吗？”

“赫鲁晓夫说我们需要二十年才能在国力和军力赶上美国。现在这个差距达到了二十八年。我们比1961年赫鲁晓夫说这话时又落后了八年。叶夫根尼，你在努力维护的是什么啊？”

“当然是我们伟大的苏联！在我们把军队撤出东欧，允许令人谈之色变的修正主义在盟国中横行的时候，你觉得美国人会怎么想？他们在一边偷乐着呢！布什总统是位冷战的勇士，意图颠覆我们。再不要自己骗自己了。”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德米卡说，“我们裁军裁得越多，美国越没有理由扩建他们的核反应堆。”

“为苏联考虑，”菲利波夫说，“希望你是对的。”说完他就走开了。

德米卡同样也希望自己说得对。菲利波夫指出了戈尔巴乔夫策略中的瑕疵，德米卡只能希望布什总统能理智点。如果美国人回应以和苏联同样的裁军措施，戈尔巴乔夫就会被证明是明智的，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对手就会显得愚蠢。但如果布什不做回应——或增加军费上的支出——那显得愚蠢的就是戈尔巴乔夫。他会被人看不起，他的竞争对手会利用这个机会颠覆他，世界就又要回到两个超级大国对峙的旧时代了。

德米卡走向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套房。他希望能马上见到内梅特。发生在匈牙利的一切非常令人激动。德米卡很想知道戈尔巴乔夫会对内梅特说些什么。

苏联领导人的反应不可预知。他是个一生的共产主义者，却不愿将共产主义强加在其他国家头上。他的策略很清晰：开放和改革，开放市场，重建国家的经济。德米卡不知道他具体会用什么方法，不知道他会在具体问题上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德米卡一直对这位总书记保持着应有的警觉。

戈尔巴乔夫对内梅特并不十分热情。匈牙利总理希望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谈上一个小时，最终却只得到了二十分钟时间。这将是一场艰难的会谈。

内梅特和德米卡已经认识的弗雷德里克·比罗一起来到克里姆林宫。戈尔巴乔夫的秘书立刻把他们带到了大办公室。这件大办公室是个屋顶很高的大房间，墙板被漆成了奶黄色。戈尔巴乔夫坐在角落里一张漆成黑色的时髦木制办公桌后面。除了电话机和台灯，书桌上什么都没摆。来客们坐在了时尚的黑色皮椅上。办公室里的所有物品都包含着现代派的气息。

内梅特没做客套就直奔主题。他说他准备宣布在匈牙利进行自由的选举。他说的自由是实打实的：可能选出一个不是由共产党员主导的政府。莫斯科对产生这样的结果会如何考虑？

戈尔巴乔夫脸红了，光头上的粉红色胎记似乎颜色深了许多。“正确的道路是回归列宁主义的本源。”他说。

这意味不了太多。每个试图改变苏联的人都会声称他在回归列宁主义的本源。

戈尔巴乔夫说：“回到斯大林时代以前的状态，共产主义可以重新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才找不到呢。”内梅特直白地说。

“只有共产党才能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对此我们不应存有侥幸心理。”

“我们不这样认为。”内梅特似乎显得有点不舒服。他脸色苍白，声音颤抖。内梅特看上去像是个挑战教皇权威的大主教。“我必须非常直白地问你个问题，”他说，“如果我们进行选举，共产党在选举中失败的话，苏联会不会像1956年那样进行武力干涉？”

办公室里一片死寂。连德米卡都不知道戈尔巴乔夫会如何作答。

戈尔巴乔夫迸出了一个俄语的“不”字。

内梅特看上去像个死刑判决被撤销的人一样。

戈尔巴乔夫补充道：“至少我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不会。”

内梅特笑了。他不认为戈尔巴乔夫有被废黜的危险。

他完全想错了。克里姆林宫在世人面前是铁板一块，但从未像假装的那样统一和谐。外人一点不知道戈尔巴乔夫的执政是多么地脆弱。内梅特对知道戈尔巴乔夫的真实意图非常满意，但德米卡却比他更清楚内情。

不过内梅特的话还没完。他从戈尔巴乔夫那里获得了巨大的让步——答应苏联不会进入匈牙利，保证匈牙利的共产主义事业不会被颠覆！但内梅特却用更令人震惊的厚颜无耻催逼戈尔巴乔夫做出进一步的保证。“围栏已经快瘫了，”他说，“不是换上新的就是得完全废弃。”

德米卡知道内梅特在说什么。共产主义匈牙利和资本主义奥地利之间一百五十英里长的边境线被一道不锈钢电动围栏隔离开。这道围栏的维护费用非常高。换上一道新的围栏得花上几百万美元。

戈尔巴乔夫说：“要换就换吧。”

“我们不换。”内梅特说。他也许的确很紧张，但对这个问题却打定了主意。德米卡很敬佩他的这份勇气。“我们没钱，我们也不需要围栏，”内梅特说，“这是华沙公约组织的设施。如果你们需要围栏，那你们就要出钱。”

“我们不会出钱，”戈尔巴乔夫说，“苏联再也不会出那种钱了。十年以前，原油四十美元一桶的时候我们白送给你们。现在想用九美元一桶的价格从我们这里买吗？别做梦了，我们自己都快破产了。”

“我们确定一下是不是了解彼此的意图大致了。”内梅特说。内梅特在不停地出汗，他不停地用手帕擦汗。“如果你们不付钱的话，我们就不建新围栏，匈牙利和奥地利之间就缺少了一道有效的屏障。人们可以自由地进入奥地利，我们无法阻止他们。”

又一阵难忍的沉默过后，戈尔巴乔夫说：“就这样吧。”

会谈就此结束。再见的礼节潦草地一笔带过。匈牙利人恨不得能早点离开克里姆林宫。他们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内梅特和比罗与戈尔巴乔夫握了手，飞快地离开了大办公室。他们像是想在戈尔巴乔夫改主意前早点坐上回匈牙利的飞机似的。

德米卡沉思着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戈尔巴乔夫让他吃惊了两次：首先是出人意料地对内梅特的改革表现出敌意，其次是不对匈牙利进行实质上的援助。

匈牙利人会废弃围栏吗？这道围栏是铁幕的基本组成部分。突然可以越过边境进入西方是比自由选举更为重大的改变。

不过菲利波夫和其他的一些保守派分子还没有投降。他们随时对戈尔巴乔夫哪怕最为细微的一点软弱表现保持着警觉。如果他们有政变的应急方案的话，德米卡丝毫不会感到奇怪。

娜塔亚打来电话的时候，德米卡正若有所思地看着办公室墙上一张巨大的革命时期的照片。“你知道什么是兰斯导弹吗？”

“一种短程的地对地战略核武器，”他回答说，“美国在德国布置了七百枚兰斯导弹。好在它们的射程只有七十五英里。”

“导弹的射程加长了，”娜塔亚说，“布什总统希望升级兰斯导弹。新一代兰斯导弹的射程将加大到二百八十英里。”

“该死，”这是德米卡所担心的，却正中菲利波夫的下怀，“可这根本就说不通啊。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不久前不才撤出两国的中程弹道导弹吗？”

“布什觉得里根在裁军方面步子迈得太大了。”

“这个方案是如何确定的？”

“克格勃在华盛顿的人说，这个方案是围在总统身旁的一帮具有冷战思维的鹰派人士定下的。他们的国防部长切尼就是一个有冷战思想的狂热分子。还有那个斯考克罗夫特。”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那个叫康多莉扎·赖斯的女人也一样糟。”

德米卡很气馁。“菲利波夫会说：‘我早就说会成这样了。’”

“菲利波夫和其他一些人都会这么说。事态的发展对戈尔巴乔夫很危险。”

“美国人的时间表呢？”

“他们将在五月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上对西欧施压。”

“该死，”德米卡说，“我们有麻烦了。”

深夜，丽贝卡·赫尔德正坐在汉堡公寓圆形餐桌旁，钻研着摊开在桌面上的文件。一旁的案板上放着一个脏的咖啡杯和一个剩有三明治碎屑的盘子，这天的晚饭她吃了个三明治。她脱下了精干的工作装，卸了妆，洗完澡后换上了宽松的旧内衣和一条旧的丝质披肩。

丽贝卡正在准备自己的第一次美国之行。她将随自己的上司副总理兼外长，同时又是她所在的自由民主党的党首汉斯-迪特里希·根舍一起去美国。他们的任务是向美国人解释为什么西德不再需要核武器。在戈尔巴乔夫的统治下，苏联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威胁。升级核武器不仅不需要，而且有可能取得反效果，损害戈尔巴乔夫的和平举动，为莫斯科的鹰派助力。

门铃响的时候，丽贝卡正在读西德情报机构有关克里姆林宫内权力斗争的评估报告。

她看了看表。这时是晚上九点半。她没想到会有客人，身上穿的衣服也不适于待客。也许是同一幢楼里的哪家邻居前来叨扰，需要借盒牛奶。

丽贝卡没有资格使用贴身保镖：感谢老天，她的职位还没到引来恐怖分子的程度。但她还是在门上安置了一个窥视孔，可以在开门前查看来人的身份。

站在门外的竟然是弗雷德里克·比罗。

丽贝卡的心情很复杂。恋人的突然来访让她感到欢喜——但同样也吃惊不小。到了五十七岁这个年纪，任何一个女人出现在恋人面前以前都希望好好准备一番。

但她又不能在化妆和换下内衣的时候让比罗在走廊里干等着。

丽贝卡打开门。

“亲爱的。”比罗吻了吻她。

“很高兴见你，但你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她说，“我现在看起来糟透了。”

比罗走进屋，关上门。比罗伸出胳膊搀扶住丽贝卡，认真地审视着他。“乱蓬蓬的头发，戴着眼镜，穿着睡袍，光脚，”他说，“你看上去美极了。”

丽贝卡笑了，带比罗走进厨房。“吃过晚饭了吗？”她问，“要给你做点煎蛋卷吗？”

“给点咖啡就行了。我在飞机上吃了点。”

“你来汉堡干什么？”

“我上司派我来的。”比罗在桌子旁边坐下，“内梅特总理下周将出访西德拜会你们的科尔总理。他想问科尔总理一个问题。和其他政治家一样，他在发问之前就想知道答案。”

“什么问题？”

“解释这个问题需要些时间。”

丽贝卡把一杯咖啡放在比罗面前。“慢慢解释吧，我有一晚上时间。”

“希望不用花太长时间。”他把一只手伸进丽贝卡的睡袍，沿着丽贝卡的腿往上摸。“还有别的事要做。”他的手伸到了丽贝卡的内裤。“哦！”他惊叹道，“你穿的是宽松的内裤啊。”

丽贝卡脸红了。“没想到你要来。”

比罗笑了。“我可以把两只手都放进去——也许两只胳膊都能放进去。”

丽贝卡把比罗的手推开，走到桌子的另一边。“明天我要把这些内衣全扔了。”她坐在比罗对面，“别那我开涮了，说说你来干什么。”

“匈牙利将开放和奥地利的边境。”

丽贝卡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你在说什么啊？”

“我们准备开放和奥地利的边境。让边境上的围栏因年久失修而废弃。这样，我们的国民可以想去哪就去哪了。”

“你们不是认真的吧。”

“这不仅是个政治上的决定，而且是个经济上的决定。围栏马上就不能用了，我们根本没钱去修。”

丽贝卡开始有些明白了。“可如果匈牙利人能够出境的话，那其他国家的人也同样可以。你们怎么阻止捷克斯洛伐克人，南斯拉夫人或是波兰人……”

“我们无法阻止他们。”

“……还有我们东德人。老天，我的家人终于可以离开东德了！”

“是的。”

“这种事不会发生，苏联不会允许。”

“内梅特去过莫斯科，就这事已经和戈尔巴乔夫交涉过了。”

“戈比怎么说？”

“他没说什么。他的确有点不高兴，但不打算进行干预。他也出不了换围栏的钱。”

“可是……”

“两人在克里姆林宫会谈的时候我也在场。内梅特直接问他，苏联准备像1956年那样出兵干涉吗？他的回答是没打算。”

“你相信他吗？”

“我相信。”

这将是一件能改变世界的大事情。丽贝卡穷极政治生涯一直在为此做着努力，但却不信这一幕真的会发生：她的家人可以从东德过来了！他们终于自由了！

比罗说：“可能有个障碍。”

“我就担心这个。”

“戈尔巴乔夫说苏联不准备出兵干涉，但没说不对我们继续经济上的制裁。”

丽贝卡觉得这不是什么问题。“匈牙利的经济将调头向西，会发展很快的。”

“这正是我们的愿望。但这需要时间。人们会面临困难。克里姆林宫也许希望我们的经济在有时间调整之前迅速崩溃。这样反改革的势力就又会冒头了。”

丽贝卡知道，比罗说得没错。这对匈牙利的改革是个严重的威胁。“我知道要实现经济的发展非常难。”她沮丧地说。

“别灰心，我们找到了办法，我就是为这来的。”

“你们的办法是什么？”

“我们需要从欧洲最富裕的国家得到支持。如果我们能在德国的银行弄到很高的授信额度的话，就能抵挡住苏联施加的压力了。下周，内梅特将向科尔请求贷款。我知道你无法亲自授权，但我希望你能给我引导。看看科尔总理会怎么说。”

“如果能开放边境，无法想象他会说不。除了政治上的收获以外，这对德国经济也意味着很多。”

“我们也许需要许多钱。”

“需要多少？”

“也许十亿德国马克。”

“别担心，”丽贝卡说，“你们会拿到的。”

从众议员乔治·杰克斯眼前的这份报告来看，苏联的经济正变得越来越糟。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治上的分权、更多的消费品、裁减武器——并不足以使苏联经济走出泥潭。

中央情报局的报告说，苏联的东欧卫星国在压力之下希望仿照苏联实现经济的自由化，但这种改变是缓慢而循序渐进的。如果有哪个国家公开反对共产主义，戈尔巴乔夫就会把坦克开进去。

参加众议院情报监管委员会会议的乔治觉得这个结论听起来不那么对头。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在公开市场和政治民主方面走在了苏联的前头，戈尔巴乔夫也没做什么去拦阻它们。

但布什总统和切尼国防部长却认为邪恶的苏联会无所不为。和以往一样，中央情报局在压力下尽捡他们喜欢的说。

会议让乔治觉得不满和焦虑。他搭乘整洁的国会山地铁回到佳能办公大楼，他在大楼里有个拥有三个拥挤房间的套房。套房大堂有张前台，有个为等待客人准备的沙发，还有个开会用的圆桌。大堂一边是秘书办公室，里面放满了雇员的办公桌，书架和文件柜。另一边是乔治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一张办公桌和一张会议桌，墙上挂着张鲍比·肯尼迪的照片。

他惊奇地在下午要接见的人员名单里看到了来自阿拉巴马州安尼斯顿的克拉伦斯·鲍耶牧师，这位牧师想就民权方面的问题和他聊聊。

乔治永远忘不了安尼斯顿。安尼斯顿是自由之行运动参与者受到暴徒袭击，所乘的大巴被燃烧弹焚烧的地方。暴徒们真心想杀害乔治，那是乔治生命中唯一一次差点被杀的经历。

尽管不记得为什么，可他一定同意了对方的会面请求。乔治猜想求见他的阿拉巴马牧师必定是个非洲裔美国人，但却惊奇地发现助理带进来的是一位白人。鲍耶牧师和乔治年龄相仿，穿灰西装白衬衫，戴着条黑领带，也许是要在华盛顿走很多路的缘故，他的脚上踏着双运动鞋。他头发渐稀，长着松鼠一般的栗红色头发和两只大板牙。乔治觉得鲍耶牧师依稀有点眼熟，随鲍耶一起来的是个十来岁的少年人。

“我试着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安尼斯顿兵营里的士兵和其他一些人，”鲍耶牧师向乔治介绍了自己，“会众中的许多人是非洲裔美国人。”

乔治觉得鲍耶很真诚。他的会众中黑人白人都有，这有点不同寻常。“牧师，你怎么会对民权方面的问题有兴趣？”

“先生，我年轻时是个种族隔离主义者。”

“许多人都是，”乔治说，“我们从中都得到了教训。”

“我不仅得到了教训，”鲍耶说，“还用几十年时间做深深的忏悔。”

这番表态看起来有点过了。一些求见众议员的人或多或少有点疯。乔治的雇员们尽力把疯子从求见名单上去除，但不时总会有那么一两条漏网之鱼。但乔治觉得鲍耶很理智。“你说的是忏悔吗？”乔治故意拖延着时间。

“杰克斯众议员，”鲍耶严肃地说，“我来是向你道歉的。”

“为什么道歉？”

“1961年我用一根铁橇打了你，我想我打断了你的胳膊。”

乔治刹那间明白对方看上去为何这般眼熟了。他是安尼斯顿那些暴徒里的一员。鲍耶试图用铁橇击打玛丽亚，乔治替玛丽亚挡了这一击。直到现在，天冷时乔治的胳膊仍然会有点隐痛。乔治惊讶地看着眼前这位一腔热忱的神职人员。“原来是你啊。”他说。

“先生，就是我。我没有什么理由好说的。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做错了。但我从来没忘记过你。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有多抱歉。我想让儿子克拉姆亲眼见证我对过犯的忏悔。”

乔治感到很窘迫。以前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看来你当上了牧师。”他说。

“起先我沉溺于酒精。因为贪杯，我丢掉了工作、家庭和汽车。之后的一个星期天，上帝把我带到了贫民区棚屋里的一个小型聚会点。那天牧师布的道正好关于《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四十节的内容：‘这些事你们既作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乔治听过很多围绕这段经句的布道。这段经句说的是，对人犯错，就是对基督耶稣犯错。比其他人受难更多的非洲裔美国人从这段话中得到了很大的安慰。这段经句甚至被贴在了伯明翰十六街浸礼会教堂的信息发布窗上。

鲍耶说：“我去那个聚会点只是为了嘲弄嘲弄那些基督徒们，没想到出来的时候却已经得到了拯救。”

乔治说：“牧师，很高兴听你诉说内心转变的故事。”

“众议员先生，我不应该得到您的原谅，但我希望能得到上帝的谅解。”说完鲍耶站起身，“我不会占用您更多宝贵的时间。谢谢你。”

乔治也站起身。他觉得自己对这个沉浸在强烈情感中的男人回应得还不够充分。“在你离开之前，”他说，“我们握一握手吧。”他把鲍耶的两只手都抓在手里，“克拉伦斯，如果上帝能原谅你的话，我想我也能。”

鲍耶哽咽了。握住乔治的手时，他的泪水不禁开始往下流。

冲动之下，乔治拥抱了他，发现鲍耶的身体微微有些颤抖。

过了一会儿，乔治松开手，后退两步。鲍耶想说话，但什么都说不出来。他哭泣着转过身，离开了乔治的办公室。

鲍耶的儿子走过来和乔治握手。“众议员先生，谢谢你，”男孩声音颤抖着说，“我无法形容你的原谅对我父亲来说有多重要。先生，你是个伟大的人。”说完，他跟在父亲身后走出了乔治的办公室。

乔治坐回椅子上，感觉到有些晕眩。这真是太好了，他心想。

晚上，他把这件事告诉了玛丽亚。

玛丽亚却没有表示同情。“被打断的是你的胳膊，你有权原谅他们，”她说，“但我不想这么简单地原谅种族隔离分子。我想看到鲍耶牧师在监狱里服几年刑，或是做上一段苦工。在那之后，我或许会接受他的道歉。你应该知道，在现在这个社会，腐败的法官、暴虐的警察和炸弹制造者依然逍遥于法外。他们没有为自己所做的坏事而被绳之以法。其中一些甚至领上了养老金。这种人也需要原谅吗？我不想让他们因为得到原谅而心安理得。我很高兴他们因为负罪感而受伤。这是他们得到的最低限度的惩罚。”

乔治笑了。年过五十，玛丽亚变得越发好战了。她是国务院里最资深的雇员之一，同时得到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尊敬。玛丽亚的举手投足之间洋溢着自信和权威。

乔治和玛丽亚在玛丽亚的公寓。乔治收拾桌子的时候，玛丽亚在用香料烧一条鲈鱼。屋子里弥漫着一股香气，乔治不由得垂涎欲滴。乔治给自己满上一杯夏敦埃白葡萄酒，然后在蒸锅里放上一棵花椰菜。玛丽亚比过去稍微重了点，她决定采纳乔治提供的清淡食谱。

晚饭吃过以后，他们带着咖啡杯走到沙发前。玛丽亚的心情很不错。“离开国务院后回首往事时，我希望自己能够说，比起进入国务院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安全多了。”她说。“我希望我的侄子侄女和教子杰克能够在没有超级大国屠杀的威胁下抚养自己的孩子们。这样我就能说自己的一辈子过得值了。”

“我理解你的感受，”乔治说，“但看上去却像是在做白日梦。这可能吗？”

“也许吧。苏联和其盟国比二战后任何时候更处于崩溃的边缘。我们驻莫斯科的大使认为，勃列日涅夫主义已经完蛋了。”

勃列日涅夫主义叫嚣苏联控制着东欧，这和门罗主义授予美国在南美相似的权力是一个道理。

乔治点了点头。“如果戈尔巴乔夫不再想统治社会主义帝国的话，美国在地缘政治上将获得很大的裨益。”

“我们将尽力帮助戈尔巴乔夫留在台上。但因为布什总统坚信这是戈尔巴乔夫设的局，所以我们没有这么做。他还在计划着要增加我们在欧洲的核武器呢！”

“他的计划将破坏戈尔巴乔夫的执政根基，助长克里姆林宫的鹰派势力。”

“是的。不过明天会来些德国人对他进行说服。”

“希望他们能说服成功。”乔治抱有怀疑地说。

“我也这么希望。”

乔治喝完了咖啡，但还不想走。他享用了食物和美酒，感到非常惬意。另外，他还很喜欢和玛丽亚交谈。“告诉你，”乔治说，“除了我儿子和我妈妈，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你。”

“那维雷娜呢？”玛丽亚直截了当地问。

乔治笑了。“她正在和你以前的男朋友李·蒙哥马利约会。蒙哥马利现在是《华盛顿邮报》的主编，我想这次她是认真的。”

“这很好。”

“你还记得……”乔治也许不应该提这个，但他已经喝了大半瓶红酒了，说上些胡话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你还记得我们在这张沙发上做爱的事情吗？”

“乔治，”玛丽亚说，“这事我不常干，怎么可能忘呢？”

“不幸的是，我也没忘。”

玛丽亚笑了，却说：“很高兴你没忘。”

乔治萌生出一股怀旧之情。“那是多少年之前的事了？”

“是十五年前尼克松辞职的那天晚上。你那时又年轻又英俊。”

“那时的你和现在一样漂亮。”

“你这个花言巧语的家伙！”

“我们那时很愉快，对吧？我是指我们两人的做爱。”

“愉快，”玛丽亚假装受到冒犯的样子，“仅仅是愉快吗？”

“感觉非常享受。”

“是的。”

乔治的心里充满了丧失机会的遗憾。“我们后来是怎么了？”

“我们有不同的路要走。”

“是的。”片刻的沉默过后，乔治问，“想再来一次吗？”

“我还以为你永远不会再提了呢！”

他们接了吻，乔治马上想起了他们第一次接吻时的感觉：那么放松，那么自然，那么心安理得。

玛丽亚的身体变了，变得不那么紧绷，更加柔软，触摸下的皮肤也更加干爽。他猜测自己的皮肤也起了同样的变化：摔跤练出来的腹肌早就没有了。但这根本不算什么。玛丽亚饥渴地把嘴唇和舌头迎向他的嘴唇和舌头。投入感性又深爱着的玛丽亚的臂膀时，乔治同样也感到饥渴难耐。

玛丽亚解开他的衬衫纽扣。乔治脱衬衫的时候，玛丽亚站起身，飞快地褪去了身上的裙子。

乔治说：“在更深入之前……

“你说什么？”玛丽亚重新又坐下了，“你还要重新考虑吗？”

“正相反，我已经准备好了。顺便提一下，你的胸罩很漂亮。”

“谢谢你，你马上就能把它从我身上脱下了。”说着，她开始解乔治身上的皮带。

“我有话想说，但又怕坏了现在的气氛……”

“有话就说，”玛丽亚说，“趁现在把话说出来。”

“我意识到了一些事情，我想我早该意识到了。”

玛丽亚含笑看着他，什么话都没说。乔治奇怪地感觉到，玛丽亚完全知道他要说些什么。

“我意识到我爱你。”乔治说。

“你真的爱我吗？”

“是的。你介意吗？我可以爱你吗？我是否把好气氛破坏了呢？”

“你真傻，”她说，“我已经爱你好多年了。”

一个温暖的春日，丽贝卡抵达了华盛顿的国务院。花床上盛开着水仙，丽贝卡对不久之后的会见充满了希望。苏联及其盟国受到了削弱，甚至可以说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德国有机会得以统一，重新获得自由。他们只需要把美国在正确的方向上稍微推动一下就能心想事成。

丽贝卡想告诉收养她的母亲卡拉，她正在华盛顿代表自己的国家，与世界上最有势力的一群人进行交涉。二战的时候，卡拉在柏林收养了十三岁时惊恐万状的她，赋予她自信使她成为国际知名的女政治家。我得弄张照片寄给她，丽贝卡心想。

她和上司汉斯-迪特里希·根舍以及几个助理走进充满现代艺术气息的国务院大楼。国务院大楼两层的大堂里《保护人类自由》的大幅壁画，壁画上显示了美国军队所保护的五类自由。

仅仅在电话中听到过其睿智声音的玛丽亚·萨默斯迎接了来访的德国人一行。丽贝卡惊奇地发现萨默斯竟然是个非洲裔美国人。接着她为自己的大惊小怪感到有些内疚：非洲裔美国人当然也可以在国务院占据如此高位。过了一会儿，丽贝卡意识到大楼里的确没有几张黑人面孔。玛丽亚是国务院里不常见的几个黑人，她的惊讶是有理由的。

玛丽亚很友好，也很欢迎她们来，但很快玛丽亚就发现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尔的态度完全不同。德国人在他的办公室门外等了五分钟，很快就到了十分钟。玛丽亚非常窘迫。丽贝卡开始担心起来。这不会是单纯的意外。让德国副总理在门外等待是算计好了的羞辱。贝克尔一定对他们抱有敌意。

丽贝卡听说美国人会做出这种事。之后美国人会说来客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观点而受到了怠慢。回国之后，媒体上会出现令他们尴尬的报道。罗纳德·里根对英国反对党领导人尼尔·基诺克就做过这种事情，因为基诺克也是个裁军的倡议者。

丽贝卡倒不是很在意这种羞辱。男性政治家经常摆出这样的做派。这和男孩喜欢拽着他们的阴茎耀武扬威没有本质的区别。但国务卿的怠慢却代表着将要进行的会谈不会有太大的成效。这对国际形势的缓和来说是个坏消息。

十五分钟以后，他们被带进了国务卿的办公室。贝克尔是个说话带有得克萨斯口音的瘦高个。他衣着得体，头发剪得非常整齐。他明显心不在焉地和汉斯-迪特里希·根舍握了下手，然后对根舍说：“我们对德国的态度感到很失望。”

好在根舍不是个容易被欺负的软蛋。根舍担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已经有十五年了，知道如何对谈判对手的无理态度视而不见。根舍光头戴眼镜，脸上总是一副好战的表情。“我们觉得美国的政策已经过时了，”他平静地说。“欧洲的局势变了，你们应该把欧洲局势的变化也纳入考量。”

“我们必须保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核威慑力量。”贝克尔像念咒一样重复着。

根舍明显地控制着自己的不耐。“我们不能同意——我们的人民也不能同意。五个德国人里至少有四个希望把核武器从欧洲撤出去。”

“他们被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愚弄了。”

“我们生活在民主社会。最终，这种事还需要人民来做决定。”

美国国防部长切尼也在国务卿办公室。“克里姆林宫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实现欧洲的无核化，”他说，“我们不能落入他们的圈套。”

根舍明显被在欧洲问题上比他见地要浅的切尼的说三道四惹怒了。他像是一个对不开窍学生讲课地老师一样无望。“冷战已经结束了。”他说。

丽贝卡吃惊地发现，讨论正在向徒劳无功的方向发展。没人认真听对方在说什么：双方事先都已经打定了主意。

丽贝卡的判断无误。在说了些负气的话之后，会谈不欢而散了。

她没等到拍照的时机。

离开的时候，丽贝卡搜肠刮肚地思虑着挽回局面的方法，但什么都没想到。

玛丽亚·萨默斯在国务院大厅对丽贝卡说：“会谈没有朝我预想的方向发展。”

这不是道歉，但玛丽亚所在的地位迫使她只能这么说。“没事，”丽贝卡说，“很可惜双方交流不够，没取得什么收获。”

“我们可以想办法把更高层的人聚在一起讨论这件事吗？”

正准备说自己不知道时，丽贝卡突然冒出一个主意。“也许有办法，”她说，“何不把布什总统带到欧洲看一看呢？让他亲眼目睹一下欧洲正在发生的变化。让他和波兰人、匈牙利人交流一下。交流之后他或许会改变主意的。”

“你说得没错，”玛丽亚说，“我会作出建议的，谢谢你。”

“祝你好运。”丽贝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