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隔一个月的巴黎，秋色更浓了，晚秋萧瑟使整座巴黎城显得暮气沉沉。

我与上次一样租了一辆汽车朝市内驶去，一路上那些我离开时还显得有些绿意的悬铃木，已经完全叶落枯黄，光秃秃的树枝在肃瑟的秋风中像一枚枚钢针刺向天空。进人市内，天已经黑了，各色霓虹灯开始闪烁起耀眼的光芒，道路两旁积集着不少的落叶，被雨水淋湿了，开始散发出腐烂的气味。路上的行人也大都穿上了大衣或羽绒服，行色匆匆地赶着回去。交通堵塞很是严重，我驾驶的汽车蜗牛似的缓缓朝前挪动。

我经常住宿的、上次来也住过的宾馆附近的协和广场一带，树叶几乎全部落光，连宾馆门前也不见一点装饰的东西，这更加重了一些晚秋落寞的气氛。但是我却对这种美国式的宾馆很是中意。

巴黎的旅馆大多是从房间的窗户能看到一个庭院，庭院中大多又是有个花坛，房间里除了床还有桌子椅子，墙上还装饰着中世纪的人物肖像和田园风景画，总服务台里往往又会有一个喜欢打听别人隐私的女人，而大堂又十分窄小，客人进进出出服务台一目了然。这样的旅馆为什么多，因为确有许多人喜欢。事实上月子也是这么一位喜欢者，以前为了这事，我曾与她发生过争论，我打心眼里讨厌这种旅馆的最大的理由便是，这种旅馆虽说小巧玲珑，作为旅馆的功能却是十分不具备的。房间是当然的了，餐厅、咖啡厅，这样的公用设施实在太窄小，没有一点令人安定的气氛。而且服务台大堂十分窄小，就像普通的家庭公寓一般，客人从旅馆里走进走出都在服务员的监视之下，令人很不是滋味。与此相比，我现在住的宾馆就完全不同了，一切都是广阔宽松的，大大的房里也没有多余的装饰，显得非常实用。当然服务台和大堂也是十分宽畅，要紧的地方都有粗大的圆柱或高耸的盆景，使客人进进出出不受服务台的监视，感觉就十分放松。

特别是我这样的客人，需要的就是从容不迫，如果几楼几号房里住了个日本人，整个宾馆都知道的话，对我来说就是最最受不了的了。所以我便特别地中意这家大大咧咧的宾馆。

我在服务台登记好，跟着面无表情的服务员到了房里。服务员退出去。当房里只有我一个人时，心里一下子感到无比的轻松和解脱感，情不自禁地张开双臂仰面倒在了床上，同时嘴里默默念叨：

“总算完全一个人了……”

我闭上了眼睛，躺了一会，又睁开眼环视了一下房间的四周，确认房里只有自己一个人了，不由对刚才自己的念叨感到有些莫明其妙。

我一个人独处也不是今天刚开始。这一个月来在东京，再以前与月子在一起时也同一个人没什么两样。可是为什么到了巴黎才感到一个人了呢？是不是在东京时的一个人，并设有让我感到一个人的自由和解脱呢？

我仰望着房顶雪白的天花板，想起当时自东京成田机场飞机起飞时，心里确实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离开东京便感到如释重负，这实在是因为我在东京太紧张了，岳父、岳母、医院上司、同事、住所邻居、乡下父母，这些人都在时时监视着我，我时时得留心地装出一副样子来，心里还时时怕事情的败露。

现在好了，在这没有一个熟人的巴黎，在这除做生意赚钱什么也不会关心的美国式宾馆里，我的身心可以完全地放松，完全地自由自在了。

我想到这里，又一次扫视了一下房里，确信真的没有第二个人了，才从带来的大提箱里取出了一台手提电脑来。这次与前次带的东西最大的不同，便是这台电脑了。

现在我已经离不开这电脑了。说得夸大一些，这是维系我和月子的惟一东西了，失去了这电脑，我便会像空中断了线的风筝，一下子失去重心而坠落于地。

我就像对待自己最亲爱的情人似地将电脑抱到靠墙的桌子上放好，插上电源，连上电话线，只要我输入密码，便能与月子见面了。

但老实说，这几天红城堡给我传送来的录像太使我无地自容了。临离开东京的那天，以及那以前的几天，传送来的尽是些让我感到羞辱、愤慨的东西。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我干吗还这么带着电脑不肯放手，可是，大家想想，不管那录像多么不堪人目，我能忍得住不看吗？

实际上，我这次匆匆赶到巴黎来，也正是因为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四天前，不！三天前，两天前，月子已经确确实实地被那些男人强暴了，那从腿上到屁股都长满黄毛的畜生，那骨瘦如柴，形如蝼鼠的家伙，也都轮流着将月子彻底地糟蹋蹂躏了。

可怜我呀，只能在画面上看他们肆意乱来，连这些男人的脸长得怎样都不知道，当然，即使那些男人面对着我也是带着面具的，我能看到的只是那些男人的后脑勺和他们那动作麻利地脱裤子的情景。月子当然是被绑住了的，不能有丝毫的抵抗，这样的月子对他们的侵犯除了屈辱地任其所以，还有什么办法呢。这些男人真是太可恶了，将月子如此地按在台子上，实在是太便于他们的发泄兽欲了。

可是令人吃惊的是，每次出现这样的镜头，屏幕上总映出“jouissance”的字母，这是法文，意思是“快乐”，这是谁的快乐呢？当然是那些男人们的快乐，对于月子我想除屈辱之外就只有痛苦了。而且每天的男人都要替换，这是那些人不肯让一个男人独享快乐才这么不断替换的吧。不过，那些男人倒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动作都十分娴熟，甚至连屁股上下前后扭动的节奏都是相同的。很显然这些人都是这方面的老手，训练有素的专家。他们不会只顾自己，拼命推动发泄掉便算数，从录像中看，他们的动作都很有节制，时时看着月子的反应而行事的。

这样老练的本领是怎样练就出来的啊？他们那执着的运动，伴随着“哈哈……”的喘气声，实在是会催得女人惨叫不止的！

也许月子也一样，她已经不再对他们感到厌恶了，尽管我心里还否定着。说老实话，看着他们的行动，我作为一个男人，也会发生类似的如痴如醉的幻觉的。

也许本来我就不能看这些录像，因为看了这些录像，我除了愤恨就只能无耻地自慰，我对这样的自己已经是太憎恨太失望了。这简直就是一条狗，不！即使是狗，也不至于干出这样无趣、无耻的事情来呀！

总而言之，我连着看了这几天的录像，心智已经完全地迷糊了。如果再看下去，我的神经，我的身体是要彻底地崩溃了。不！远远还不至如此，再这样下去，我那个托出去的妻子，也许会完全被他们调教过去，再也不肯回到我的身边来了。

我急着从东京赶来巴黎，就是因为这样的恐惧和危机感在时时地驱动着我。

可是现在来到了巴黎，能干些什么呢？马上冲人红城堡，对他们大叫“不许侵犯我妻子”？或者像以前一样去那小房间里从窗口看他们的调教？总而言之，我匆匆从东京赶到巴黎来了，但一时间却不知道该干些什么！

只有一件事是可以做的，就是给Z先生打电话。为了能马上与他通上电话，我在东京时已经用电子邮件通知他我今天傍晚到巴黎的消息。

但是，那么戒备森严、硕大无比的红城堡里，打电话能找得到Z先生吗？我抱着侥幸的心理拨通了电话，出乎意外一下子便接通了Z先生。

“欢迎，你好。”

Z先生的声音完全令人难以想象的爽朗明快。

我也不由地顺着他的话音说道：“你好。”然后还对他不失时机地传送录像给我表示感谢。说实在的，就在这一瞬间我便被Z先生的气势压倒了。来巴黎前在东京我是想好了要找他们算算账的，对他们这样侵犯月子，弃丈夫我的立场于不顾，要提出我的抗议和愤怒。但是现在Z先生才一句“你好”便将我准备好的一肚子话都堵住了，说出口来的竟会是违心的“你好”和对他表示感谢的话。

也许看出了我的弱点，Z先生竟还追问了一句：“录像还清楚吗？”

“是的，很清楚。”

我自己也有些吃惊，这样回答着，还确实点着头表示感谢呢。接着他又问：“声音也听得清吗？”“是的，听得很清楚。”这次的回答已经是非常地和颜悦色，感激万分了。

话说到如此地步，当然再也谈不上什么抗议与愤怒了。我正在为自己没有魄力而感到生气，并且搜肠刮肚地想找话来讲，这时Z先生又开口了：“还想来红城堡看看吗？”

“哎，可以的话……”

我依然是一副奴才相，顺着对方的话含糊道。Z先生稍微沉默了一会说道：“你大老远赶来，但这个周末不行了，下星期一夜里你来吧。”

该不是红城堡里要对月子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吧，我这么想着脱口问Z先生为什么周末不行，不想Z先生并不回答我的问题，只是口气平稳地说道：“对不起，我们也不能老是工作，该休息休息才是呀。”

我顿时有一种十分奇妙的感觉产生了，忍不住反问道：

“你们的工作？”

“是的，调教的工作。”

也许Z先生一边听着一边在电话那头讥笑吧。不过我总算是明白了，在他们眼里，对月子的所作所为，都是一种工作。

“这确实是很累人的呀。”

我不由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对Z先生的厚颜无耻竟说不出一句话来了。他们的那些行为都是工作，将女人剥光了衣服，双手吊起来，他们是很吃力的，我脑子里回想着几天来看到的录像，不由再也忍不住了：

“那样的事情，说是工作，你们也是太自认为是了，那送来的录像，完全是强暴，是侵犯，你们是太过分了。”

马上Z先生“不！”地打断了我的话，又换了一种揶揄的口气，一字一顿地说道：“想看录像的是你自己呀，这可是为了使你高兴，使你从中得到参考，而精心摄下的镜头呀。”

他说得一点也不错，我除了沉默再也没有话说了。本来，请朋友介绍认识Z先生的是我，订合同时本来是不允许看他们具体的调教情况的，可月子是我妻子，希望看看的是我，回到东京，要求他们传送录像的也是我。

“如果您感到不愉快，我们可以不让您看。”

Z先生的口气突然很客气了。

“不，你等一下。”

这样一来我打听月子消息的惟一感觉某种快乐的渠道便会断绝了。想到这里，我慌忙重新调整了一下握话筒的姿势，缓了缓口气说：

“就照现在的样子……”

看来他们是看破了我的弱点的。我这样想着可也拿他们别无办法，只好讪讪地找了个别的话题问道：

“月子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呢？”

“最快还要两个月左右吧。”

这两个月是什么意思，我无从知晓，也许是说调教还要两个月才能奏效吧。

“再早一些不行吗？”

我有些惶然地又问道。电话里却传来Z先生一声重重的叹息声：

“当然，您如果真的希望，我们可以让她马上回家。但现在的状况，调教还不十分、或者说是最危险的阶段……”

“你是说……”

“这样放她回家，迄今我们干的工作前功尽弃不算，回到家里，她一定会更加讨厌憎恨你的。”

这话是警告，是威胁，我无法判断，但Z先生那与他绅士身份不相称的霸道，我是相当地感觉到了。沉默了好一会，我只好轻声地叹道：

“那好，下星期一我去城堡。”

“可以的话，晚上十时左右来，这样能看得更加透彻。”

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无法也已经无意去搞明白，只是唯唯诺诺地说了声“再见”便挂上了电话。

第二天，即星期六，还有星期日，整整两天我在巴黎没有什么事做，不过倒也不觉得无聊。首先我是在一座国际有名的大都会，又没有工作关系等的应酬，一个人走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上，虽说天气有些冷意，但心情却十分舒畅和痛快。其次是我的口袋里有的是钱，不用说这是岳父给我的，大部分我已存人了银行，但现在身上带着的也足够在巴黎任意挥霍和潇洒了。

当然，月子的事还是有些担心，但已与Z先生通了电话，现在后悔或吵闹也无济于事。其实，事到如今除了任其自然也没有别的法子了。

以后还有两个月的时间，怎样来与岳父岳母周旋，但这也不是逼到眼前的问题，将来相信船到桥头自会直的。不过给两位老人，倒是必须打个电话才是。

这样想着，我在星期六夜里给东京的岳父挂了个电话。先是装着很紧张的样子，说我已到了巴黎，与劫持犯也联系上了。岳父当然不会怀疑，电话里反复叮咛，要我千万当心，有必要马上找警察，但我当然还是老一套，说是为了月子着想，决不能找警察，并不断地安慰他们一切都由我来办，一定会使月子平安无事的，岳父也就不能再说什么，岳母也带着哭腔要我一定将月子带回家，我又再三保证，请他们放心，这才搁下了电话。

要做的事，到此都做完了。长时间的飞行人也相当累了，星期六早早就上床休息，星期天起来，时差引起的疲劳都消失了。

早晨九点不到，我去了宾馆一楼的餐厅，独自一人用了自助早餐，回到房间便打开了电脑，先接通了红城堡，但正如Z先生说的他们也许是真的休息了，只有挂毯图案的画面传了过来。

红城堡里的人休息了，我半是欢喜半是愁。欢喜的是月子可以暂时不再受那些男人的侵犯，愁的是看不到月子的那些镜头心头感到十分空虚。再顺便看了一下电子邮件，有两封东京医院里传来的信。一封是比我低两年级的饭沼医生传给我的，内容是向我报告我走后我负责的病人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情况。接着那信里又写道：“一个小小的骚乱”，然后记述了星期六下午医院病房里发生的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