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理的首要前提是愿意说理。有的人不说理，不只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说理，而且更是因为仗着有权、有钱、有压制别人的手段，干脆就不愿意讲理（俗称“耍流氓”）。这种极端强梁、霸道、暴力的非理性，已经超出了话语逻辑讨论本身的范围。讲理的弄不过不讲理的，说正经道理的弄不过讲蛮理的，再怎么说理，也是白搭。如果这成为现实，社会也就会陷入一种普遍的非理性、无是非状态。

当然，就是坚决不讲理的，有时也会做出讲理的样子，例如，吵架中常有使出这样手段的——“你亲眼看见了？”这就是装出似乎“实事求是”的说理样子。你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过许多人，他就问：“你亲眼看见了？”连北大教授在公共论坛上也能使出这样的手段，孔庆东在《第一视频》中说：“谁说朝鲜人民正在挨饿了？我刚刚从朝鲜回来，朝鲜人民没有挨饿啊。朝鲜人民生活水平是不如我们，但是并没有挨饿啊，朝鲜人民生活水平相当于咱们90年代初期，你90年代初期挨饿了吗？你80年代的时候挨饿了吗？我任何时代都没有挨过饿，我从小长到这么大都没有挨饿，而且也没有看到周围一个人挨过饿。从60年代到现在，中国人民吃得好好的，红光满面的，你看我身体，哪块儿像挨过饿的样子？”说自己从小到大都没挨过饿，坚持别人也都个个吃得红光满面，一口咬定，死活不松口，这已经不是逻辑的问题，所以也就不能当作是逻辑谬误。

形式的和非形式的逻辑说理谬误

在说理中，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并且要学会分析的，主要是非形式逻辑的谬误。这种谬误与形式逻辑的谬误是不同的。形式逻辑的谬误主要是由于破坏了形式逻辑的规则，如三段论推理，所造成的。形式逻辑具有明确的规则，一旦出现谬误，很容易识别。非形式逻辑谬误则比形式逻辑谬误要来得暧昧不明，所以也就比较难以察觉。形式逻辑谬误不难察觉，从下面这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

共产党都是好人，

国民党不是共产党，

所以，国民党都是坏人。

希腊人是没有秃顶的，

立陶宛人不是希腊人，

所以，立陶宛人都是秃子。

这两个例子中有相同的形式逻辑谬误，它们都违反了三段论推理的规则——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必须保持一致与连贯。按照形式逻辑规则，大前提与小前提的主语必须具有同类的类群与个体联系，不能出现别类的主语。正确的三段论逻辑推理形式应该是：

共产党都是好人，

林彪、“四人帮”是共产党，

所以，林彪、“四人帮”是好人。

希腊人是没有秃顶的，

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是希腊人，

所以，埃斯库罗斯不会是秃子。

要形成有效的三段论形式逻辑，必须遵循一些基本的规则，不然的话，所说之理，所得出的结论就一定是“不当”（不合理）的，不仅如此，不符合形式逻辑规则的结论也一定是“推不出”的（得不出这个结论）。这样的说理，它的“不当”不一定等于结论“不真实”，例如，立陶宛人可能真的全是秃子（当然，这并不太可能）。然而，即使所有的立陶宛人真的全是秃子，那也是一种巧合，是偶然说中而已，而不是从正当说理逻辑正确地推导出来的结论。

一切包含了形式逻辑谬误的不当说理都是推导不出正确结论的，但是，形式逻辑无误的说理未必就一定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例如，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就以大秃顶而闻名，传说也因秃顶而死。乌龟是老鹰的美食，为了打破乌龟坚硬的外壳，老鹰会将乌龟带上天空，然后再抛回到岩石上，砸碎硬壳享受美餐。那天埃斯库罗斯正在路上散步，不幸被老鹰丢下的“午餐”砸在他酷似岩石的秃头上，倒地死亡。再拿“共产党都是好人，林彪、“四人帮”是共产党，所以，林彪、“四人帮”是好人”这个三段论来说，它虽然没有逻辑的谬误，但结论未必就正确或真实。如果在它的小前提中，用“彭德怀”替换“林彪、‘四人帮’”，结论也许会正确一些，但那也不过是碰巧正确而已，并不是由三段论说理本身推导出来的正确结果。这是因为，三段论要得出正确的结论，必须具备正确的大前提，而这不是形式逻辑本身能确定的。“希腊人是没有秃顶的”或“共产党都是好人”这两个大前提都是错误的。

在公共说理中，可以用形式逻辑本身来确定并推导的绝对正确结论是不存在的。因此，在有不同意见或异议辩论的说理中，每一方都有可能就对方的说理提出异议、疑问和反驳。在说理过程中，人们得到的永远是不同程度上具有说服力的主张和看法，而不是绝对正确或真实的最终结论。

在对说理的逻辑谬误分析中，非形式逻辑的谬误要比形式逻辑的谬误来得难以识别。形式逻辑是否符合逻辑推理的规则，一般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也容易形成共识，要么符合规则，要么就不符合规则，所以是明确的。然而，非形式逻辑的谬误却并非如此，这种谬误有不同程度的差别，有的显然不对，不难看出来；有的看起来有些不对，但是觉得不对，却又说不出哪里不对；有的看不出有什么不对，或者根本就像是对的；有的听上去有道理，但却仍然令人不能接受。而且，人们对非形式逻辑的觉察能力还往往与谁在说理和所说何理有关。许多人对另一方的说理谬误能有所察觉，但对自己一方的说理谬误却不知不觉。这不是因为对说理谬误的知识不足，而是因为利益或情感的原因，会对同样的谬误有不同的包容度。

分析说理中的逻辑谬误往往指的是逻辑谬误中比较困难的那一部分，也就是非形式逻辑谬误。识别这类谬误需要分析者对不同程度的谬误能有所察辨。然而，这种察辨能力的养成会受到不同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限制，也会有不同的表现。例如，经常被宣传洗脑的人们就比接受过反宣传教育的人对某些谬误说理或歪理感觉迟钝，甚至还会乐于接受，在自己的说理中有样学样。受到这样的影响，当然会使得察觉和分析说理谬误变得更加困难。

说理中的逻辑谬误范围到底有多大，有多少种类，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过13种［他称之为“反驳”（refutations）］，现在的逻辑谬误分析所运用的归纳方式和总结种类都与亚里士多德已经不同。许多修辞学家、研究者、教科书作者对逻辑谬误作出不同的区分，有的分得粗一些，有的分得细一些，往往使用不同的名谓，不少类别之间也有所重叠。我们在此不可能一一列举说理中所有的逻辑谬误，而是只能举出一些比较常见的例子。对谬误的种类区分和名称不必太拘泥，以能察觉说理的谬误为要。为了介绍方便起见，在此按照古典修辞说理的三个因素，把常见的非形式逻辑谬误大致分成三类：“情绪性谬误”、“形象性谬误”和“逻辑谬误”。不便于归入此三类的，则姑且称它们为“其他”。当然，这些分类并不是绝对的，同一谬误完全可以同时归入不同的类别。

情绪性谬误

第一类可称之为“情绪性谬误”，主要与古典修辞学所讨论的pathos有关，特征是在说理时有意无意地利用听众的情绪、心理、认知等方面的弱点。

1大家都这么说

借用众人（“多数人”）的偏见（ad populum），如果许多人都这么认为，那一定是对的；又可以称之为“老百姓的话”，用无名无姓、没有面孔、无法核实的“老百姓”来做主语，造成一种大家都这么说，所以一定正确的假象。这种假象就是谎言的诱骗效果。例如，“广大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劳动人民喜爱的春节晚会”、“中国人民绝不答应”。

利用“人民”的名义，人多势众。自己喜欢的就说“广大群众”支持；自己不喜欢的就说“一小撮坏人”反对。又如，“受到群众好评”、“被传为佳话”、“群众都说……”、“刘少奇要复辟，广大人民不答应！”“大伙纷纷表示……”、“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有官员说：“石油电信电力等行业中几乎没有垄断，它是国家的，它是人民的。所以，它所获得的赢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

2诉诸无知和非理性的害怕

这是一种以未知的可怕将来作为恫吓手段的宣传。它以人们目前还不知道或者根本无法证明一定会发生的未来结果，来论证自己现在的做法是正确的。例如，“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没有某某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我们要反对西方式民主，中国再也不能乱了”、“这些人要求民主不怀好心，中国不能再乱了”、“阶级敌人复辟，劳动人民就会受二茬罪”。

3历来如此

一贯或传统如此，所以是正确的。老祖宗定下的规矩，一定有它的道理。坚持某某光荣传统本身就成为一种合理性的理由。

4 转移论题

转移论题是指在论证过程中偏离正题，转向某一次要问题，从而转移听众对要害问题的注意力，而之后的论证往往再不回归原题。转移论题利用的是听众的不专注和情绪变化。例如，美国副总统拜登于2011年8月访华期间，在美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的陪同下，和孙女一起到鼓楼附近的一家饭店品尝北京炸酱面。5个人5碗炸酱面，10个包子，加上拌黄瓜、凉拌山药、凉拌土豆丝和可乐等，总共才花费了79元（合十几美元）。中国民众反应热烈，许多人有意识地将拜登的节俭和一些中国官员的奢华进行对比。对此，有人反驳说：“拜登虽然只吃了十几美元，可中国成百上千人的‘保安费’可不得了！”这种反驳便是偏离了正题——一些中国官员讲究排场，奢华成风。如果要批驳那些民众的联想，就需要对两国官员的普遍生活作风作出切实的比较，并证明中国官员与美国官员同样不讲究排场。而且，生活作风与保安费不是同一个话题。如果要扯到保安费的话，那么就需要问一下，花在两国高官身上的保安费又究竟会比较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5诉诸偏见、愚昧和无知

这种宣传往往用一些高调、抽象，普通人无法用经验证实或证伪的“知识”来愚弄和欺骗听众。例如，有教授说：“中国面对危机，我们各个阶层是没有区别的，哪怕牺牲本单位的局部的利益都要救市来应对危机。西方国家就很难，华尔街的金融企业家有想法，下层人员有自己想法；政治家也是多元化的，有各种不同的想法，所以根本利益是有差别的。我们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矛盾协调起来方便，所以我们的民主政治效率比较高，不仅经济有效率，政治也有效率。”要相信这位教授的话，就必须对自己国内的贫富悬殊和利益冲突一无所知，必须是一个十足的无知愚民。又如，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论调：“美国文化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和个人中心论上的，美国的媒体都是操控在大财团手里，哪里能有独立的舆论。”相信这样的论断必定不知道美国也有人重视家庭、社区、社会，也有人关心社会正义和弱者权利、福利。当然也不能知道美国有许多不同形式的独立媒体。

6以我为中心、随我需要的“辩证”

对我有利的，就大肆渲染；对我不利的，就全盘否认；实在无法否认的，就轻描淡写、文过饰非。例如：“透过现象看本质”、“形势大好”、“困难是暂时的”、“看主流”、“看发展”、“提拔干部要看‘大节’”。有一个堪与黑色幽默媲美的黑白颠倒辩证法的例子。有人问毛泽东的摄影师陈石林，为什么照片上毛主席的牙齿都显得那么白？陈石林回答：“刚解放时，主席抽烟抽得牙齿颜色很深，拍照的时候，一笑，牙全是黑的，逢到有主席把牙露出来的照片，那一定是要把牙齿的黑色修掉的。”还有人问，这是不是违反真实性呀？陈石林说：“这个问题要这样看，主席工作那么忙那么累，叫他经常去洗牙，把牙搞得很白，不可能这样做！我们搞技术工作的，要体谅主席，给照片简单地修一下也就完了。假如照片上牙是黑的，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要从本质上看，主席的牙本身是白的，把黑牙齿修掉才是真实的效果。”

7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借用好名目

用看上去对一般民众有好处的计划，来掩护对他们不利的、有伤害作用的做法。例如，以“扫黄”、“反低俗”为名义来控制公共言论和群众文化空间。

8扯开本题

把主要问题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例如有这样的说法：“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绝不搞西方式民主”。多党、分权、民主，本来是政治学的重大讨论议题，在中国讨论这些议题，提出有关建议和设想，与西方不西方没有必然的取舍关系。

9所谓的“某国特色”

有一篇《莫让“中国特色”成为既定利益集团攫取财富或是逃脱罪责的借口》的文章指出，“现在的社会，不管是什么样的怪状都会被他们贴上‘中国特色’的标签，就有了理所当然的存在理由；什么困难被他们打上‘中国特色’的烙印，就成了难以克服的痼疾；什么‘从来如此’的规矩被他们加上‘中国特色’的大印，就成了不可更改的金科玉律。是否坚持‘中国特色’，何时使用‘中国特色’，不需看客观实际，只需看这些人的个人旨意和利益权衡。”韩寒有一句挖苦的话说：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叫逻辑，另一种叫“中国逻辑”。“中国特色”是一种“中国逻辑”，一种在世界别的地方说不通，而只有在中国才有人在硬说的“道理”。

10利用联想转换

利用暗示和联想，把表面真实的现象转化为实质虚假的意义引申。例如有这样的报道，“焦裕禄、孔繁森——一个，长眠在为之耗尽了心血进行治理的沙丘下；一个，献身于带领边疆少数民族脱贫致富的事业中。两个闪耀着时代精神的名字，如同两颗耀眼的明星，跨越30年的时空，交相辉映，光彩照人……从焦裕禄到孔繁森，中国共产党涌现出了如此优秀的领导干部，感动了、激励着千千万万的民众，绝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现象，它深刻地反映了党的本质，鲜明地体现了党的主流，同时也充分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所以能英雄辈出的历史必然。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上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体现了我们党的宗旨”。但是，许多干部并不是这样，《当代顺口溜》（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出版）指出，不少干部是“‘私’字当头，吃、喝、嫖、赌、贪、占六毒俱全，为人卑鄙猥琐”。因此民间顺口溜讽刺道：“群众学孔繁森，干部学王宝森”。

形象性谬误

第二类谬误可称之为“形象性谬误”，与古典修辞学所讨论的ethos有关，这在说理时故意造就有关人物的或好或坏的形象。这样的形象会造成听众非理性的信任、喜欢或厌恶、害怕和不信任，因此影响他们对说理的接受方式和意愿。

1 因人废言

因人废言的正式称谓是ad hominem（反对那个人），因为不喜欢一个人，所以就反对他的看法。“文革”中最常引述的一条语录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因人废言的另一种表现是“因为你没做过这事，所以你没有资格说这个事”。例如，“神父有什么资格与信众谈婚姻的道理，他自己又没有结过婚，能懂什么？”同样，碰到外国人士及媒体的批评，就一律以“指手画脚”、“不了解情况”、“干涉内政”来全盘否定。不管人家说得对不对，在理不在理，一概斥之为“无知”或“动机恶毒”，概不认账。再一种表现是公域和私域不分，用私生活来攻击对手。美国作家沃尔夫（Thomas Wolfe）、诗人弗洛斯特（Robert Frost）的传记中都有不好的生活记录，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是受人尊敬的大作家。在公共说理中，情况稍有不同，一个人的私德会影响他的可信度，有的私德与公德是有联系的，如“诚实”。因此，什么是因人废言，需要在阅读时作具体的分析。

2动机论

先把对方说得十分不堪，再明言或暗示，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或者就是追究动机，以“动机不纯”来攻击对方。例如，陕西定边县群众反映该县森林公园大量树木枯死。有人批评说，该公园园区道路绿化死亡率估计已过半，部分地方绿化死亡率达90%，但县林业局长在回应此事时说：“老百姓就是事儿多，是吃饱了撑的。”在“吃饱”和“提出批评”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因果关系。局长的谬误推理是：吃饱了没事干的人，都是无事生非的蠢人，这样的蠢人，他的批评意见哪里会有什么道理可言？蠢人的话，不值得理会。

又例如，一位北大教授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因为他扰乱社会秩序”，“你们可以去调查那些很偏执地上访的人。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就没有问题。但是他就没完没了地闹，你怎么和他解释都不成”。这番话的推理是，既然是精神病人，他们的话，当然不能当真，不值得理会，不仅不值得理会，还要强制关押起来！再例如，《南方周末》发表王彬彬的文章，质疑汪晖涉嫌剽窃，马上就有人说王彬彬“动机不纯”。汪晖抄没抄，是一个事实判断，跟王彬彬的动机不应扯上关系。如果抄了，王彬彬动机再不好，也是抄了。如果没抄，王彬彬动机再好，也是没抄。

3误用权威

用权威来支持自己的看法，但对权威说法是否值得信赖，或证据是否与问题有关联，缺乏思考或分析。“文革”时，许多人一碰到事情，就会用“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再加一段语录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利用权威必须先树立绝对权威（永远正确的党和领袖），然后要求绝对服从。例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毛主席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的光辉指引下”、“在某某路线光辉照耀下”，为了树立权威，甚至还有《毛泽东思想治好了聋哑人》这样的新闻宣传片。许多被利用的权威都是虚假的，例如，电影明星在电视上充当某药品的广告代言人，可电影演得再好，也不是医药的权威。

4我错你也错

不讲是非、对错，而是用挑别人的错，或者找看上去类似的事情，来堵别人的嘴。你批评孔庆东骂人，他就问你为什么不批评美国副总统切尼说粗话。你说恐怖主义不该滥杀无辜，他就责问你为什么不揭露美军在伊拉克、阿富汗的罪行。你说他人权有问题，他就说别人也有问题，他还指责你双重标准，根本就是居心叵测。这是一种变相的贼喊捉贼：我肮脏，你也不干净，我说你不干净，看你还敢不敢说我脏。据1977年3月3日《纽约时报》报道，卡特总统批评苏联的人权纪录，苏联的外交官回答道：“美国今天的人权纪录非常糟糕：成百万的人民失业、种族歧视、妇女社会不平等、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犯罪率攀升等等。”

5稻草人

树起一个容易攻击或者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威胁的靶子，拼命攻击，却是完全不着要领。例如，相晓冬在《警惕骆家辉带来的美国“新殖民主义”》一文中说：“60年一个甲子，一个轮回。60多年前，毛泽东曾以一篇《别了，司徒雷登》送走了一位美国驻华大使；如今，我们应该以一篇《向骆家辉学习》欢迎新时期的华裔驻华大使了。这前后的两个大使，标志着中美关系的两个时代——司徒雷登的离开，标志着工业时代美国旧式殖民主义的破产，标志着中国殖民地时代的结束；而骆家辉的到来，则标志着信息时代新式殖民主义的高潮，标志着中美在意识形态层面冲突的全面爆发。”骆家辉真有那么可怕吗？觉得骆家辉可怕的是些什么人呢？普通中国人有什么好害怕骆家辉的呢？

6极度简单化（往往为此制造一个绝对的权威）

对复杂和多种因素的事情进行单一、肤浅的解释，并将之打扮成“高度概括”和“本质总结”的模样。例如，“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大跃进”时代的共产主义宣传口号：“共产主义就是一切生活资料归大队”、“共产主义就是吃大锅饭”、“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一句顶一万句”。又例如，有官员激情解读“不折腾”三字的含义说：“这表达了全党、全国人民总结30年的改革开放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这样一个道路，不是别的什么道路，就是这样一个理论体系，不是别的什么理论，我们中国在下一个30年、下一个50年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就一定能够发展得更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三个字能解决一个国家30至50年的发展和稳定，这比“一句顶一万句”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极度简单化是一种过度夸张，它会削弱说服的力量。

7豪言壮语式泛论

把自己说得非常了不起，以显示自己的绝对正确。这种建立在情绪高涨之上的正确是根本用不着理性思考和逻辑论证的。政治口号中有许多例子：“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大造人造粪，气死小日本”（不买日本化肥）、“东风压倒西风”。

8耍横

你说我不对，我不对你能拿我怎么办！？你说得不对正是我说得对，对错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说的，只要你不敢惹我，拿我没办法，就算是我对。动不动就吓唬别人，说自己“不是好惹的”，这是一种政治流氓话语。

9替罪羊

把自己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把政策的失误责任推给外部原因。例如：把“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把政府的责任推给“自然”，或推给“苏修逼债”。又例如，尽管“四人帮”必须对“文革”承担重大责任，但如果把“文革”完全归咎于他们，他们也就成了“文革”罪魁祸首的替罪羊。

10. 自我吹嘘

把自己说成是某个问题的研究权威，用自己的特殊经历，而不是相关说理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例如，在一次论文答辩会上某教授不满意考生对《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中“美国之梦”的解释（许多美国人相信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位教授说：“我20世纪20年代就在美国，知道所谓的‘美国之梦’是资产阶级欺骗美国人民的宣传。”什么时候到过美国，这与如何理解作家菲茨杰拉德在小说中描述美国之梦并没有关系，摆老资格吓唬学生更是虚张声势的无聊之举。又例如，北大前校长周其凤曾说：“我认为美国的教育一塌糊涂，他们的每一任总统都不懂得尊重人，总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如此看来，他们的教育是一塌糊涂的。”“美国总统都不懂得尊重人”，这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得到证明的说法，以此理由并不能证明美国教育是好是差。北大校长说美国教育一塌糊涂，在无法提出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利用的是他自己是北大校长的身份和权威——堂堂一位北大校长，对美国的教育还能不了解吗？以这样的权威身份断定美国教育“一塌糊涂”，还不是一言九鼎吗？这是一个典型的利用权威身份乱发谬论的例子。

逻辑性以及其他谬误

第三类可称之为“逻辑性谬误”，与古典修辞学所讨论的logos有关，这些是非形式逻辑谬误中最为狭义的逻辑谬误。

1草率概括与以偏概全

在证据不够充分时，就下普遍结论。例如，因为某些专家不讲事实，就把专家全部称为“砖家”。许多的成见或偏见都是因草率概括造成的。成见或偏见就是在握有充分证据之前，便先有了确定的意见和看法。许多社会、政治、人生的“迷信”也是草率概括的结果。迷信的定义就是“在存在反证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例如，有人坚信，就算毛泽东在反右、大饥荒、“文革”等运动中犯下了错误，今天也仍然“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就算根本得不到医学上的解释，也相信红歌可以唱醒陷入脑昏迷的病人。草率概括还包括不同形式的以偏概全，例如，因为民主制度中的一些问题就否定民主，或者在讨论这种制度时专挑坏的来说。

2推不出

推不出包括多种不同的理由与主张之间的脱节或缺乏联系。有的推不出是因为逻辑跳跃，例如，“这个学校的师资是全国最强的，因为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这里任过教”。有的推不出是因为使用了与主张无关的理由，例如，“我不该在这门课得C，因为我在别的课上得的都是A和B”。还有的是推理缺乏可靠中介，例如，“戴鼻环的人真恶心，应该立法禁止在公共场合戴鼻环”，“靡靡之音令人意志消沉，应该加以禁止，引导人们唱红歌”。除非说话的人能证明“我不喜欢的，法律都应该禁止”的合理性，这类要求就是犯了推不出毛病的谬论。

3不可靠的因果关系

又称“事后归因”、“假性因果”，由于一件事发生在另一件事之前，所以成为另一件事的原因。因为鸡叫了天就亮了，所以天亮是因为鸡叫。许多迷信也是由于对真正因果关系缺乏知识而造成，例如大年初一说了不吉利的话，一年都要倒霉。这种低级错误不是只有没文化的人才犯，有学者就提出前30年后30年的理论，坚持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前30年是之后30年改革开放的预备阶段。

4 错误类比

许多的类比都是描述性的，斯泰宾（L.Susan Stebbing）在《有效思维》中说，比较的目的“不是为了解说或说服，而是为了让人欣赏的”。在说理中运用的类比并不是理由或证据，而只是说明与解释，“用类比做论据，主要是用来劝说别人接受一个结论，或者启发对方，让他在新的光照下看清当前的情况”。好的比喻让人觉得愉快，并印象深刻，英国哲学家培根很擅长于这么做，他说：“金钱如厩肥，铺开才有用”，“怀疑在思想中间犹如蝙蝠在众鸟中间，总是在半明半暗之中飞舞”。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说：“好的比喻既能说明一个道理，又能抬高这个道理。但粗俗不雅的类比则会削弱说理的说服力，因为它会同时造成不良的信誉和不快的情绪”，例如，“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或者把人比喻为“苍蝇”、“豺狼”就会有这样的效果。

5非此即彼

亦称黑白谬误，只考虑极端，而故意隐去所有中间的可能，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例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又如，“用中华武德压倒军队国家化”，中华武德和军队国家化这二者为什么非要互相压倒不可？为什么不能相互并存？

非此即彼经常与敌我对立两分论结合在一起，例如，有的后殖民理论持“非中即西”的观点。其实，这个世界并不是按中西划分的，有许多非中非西的国家，“两方”中的各一方也不是铁板一块。又如，“坚决不搞西方民主那一套”，好像民主一沾上西方，有道理也变成了没道理，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欺骗手段”，不可能对人民有保护作用。

连一些学者的所谓的“中西比较”也都落入了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陈套，例如，一位教授在《中国的“三和文明”应与西方的“三争文明”互补》一文中写道：“中国不是好战的国家，中国文化是一种和谐文化。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是‘三和文明’——在家庭是和睦，在群体社会中是和谐，在国际间是和平！但中国文化已经被边缘化了，这导致‘三和文明’的声音不仅没有放大成为国际的声音，反而成为中国落后僵化保守的说法，进而成为西方妖魔化中国的理由。”

中国真的有什么“三和文明”吗？中国的家庭都是和睦的吗？西方就没有和睦的家庭了吗？中国的群体社会真的是一派和谐而没有矛盾冲突吗？中国人不喜欢打仗吗？与别国之间也都只是和平相处吗？一口咬定中国“不是好战的”，是否就可以因此一笔抹去血腥内战的历史，一下子变成一个与喜欢侵略和战争的“西方”完全不同的爱好和平国家？

6滑坡推论

常常用于预言灾难性的未来——“如果……那就……”。例如2011年10月，《南风窗》采访《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的作者，这位作者断言，中国不能接受普世价值，因为“实行普世价值的后果就是分裂”，“有人作过研究，178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搞普世价值成功了的”。且不论这178个是哪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普世价值指的是哪些价值，不成功的标准又是什么，单就预言中国会“分裂成七块八块”而言，就可能有这样的滑坡推理。称之为“滑坡”，是因为每一步都还没站稳，就急着走下一步，一路滑向结论，打滑的每一步都包含某些缺乏解答的疑问：

1. 不接受普世价值（疑问：指哪些价值？中国人的所有价值都与普世价值无关吗？）

2. “普世价值不符合中国国情”（疑问：中国人不喜欢普世价值中的任何一种价值吗？普世价值是捆绑成一堆的，还是可以分别并加以选择的？）

3. “所以普世价值必然对中国造成破坏”（疑问：为什么一定不利于或会伤害到中国？具体会造成怎样的政治、社会、文化伤害？）

4. “伤害必然造成分裂”（疑问：什么是分裂？不同意见、不同看法，甚至不同政治见解就是分裂吗？）

7乞求问题

乞求问题就是论证的前提里偷藏了一个不可靠的结论，把一个本来有问题的看法当作确实的结论，这也是一种循环论证。如：“西方民主绝不能用于中国，因为中国不是西方”。又如，

前提： 放松对社会中自由言论的管制，就会让污泥浊水沉渣泛起。（已经把自由言论与污泥浊水悄悄联系在了一起。）

理由： 不应该让污泥浊水沉渣泛起。

结论： 所以，必须对社会中自由言论进行管制。

8隐藏不可靠的假定

在“看法”（结论）和“论证”（理由）之间会有一些隐而不见，但不可不核查的假定。例如，“某某政府真好，因为它成就了全世界最高的GDP”。在这个理由和结论之间其实有一个不可靠的假定，那就是:凡是能提高GDP的，不管用什么手段，不管造成多少社会不公和腐败，不管多么专制独裁，都是好政府。这个假定把衡量好政府的标准严重单一化了。《中国不高兴》作者之一说，“中国GDP增长比美国高，所以中国比美国更有活力”，就是从这种不可靠的假定出发的。

9笼统泛论

这是一种一句话全部概括的“断言”。例如，“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又如，“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难道“人民”之外全是“反革命分子”？

10循环论证

这是一种原地打转、永远正确的自说自话“论证”方式。经典的例子是“《圣经》上说神存在。由于《圣经》是神的话语，故《圣经》必然正确无误。所以神是存在的。”有一个循环论证的笑话，一个瘦子问胖子：“你为什么长得胖？”胖子回答：“因为我吃得多。”瘦子又问胖子：“你为什么吃得多？”胖子回答：“因为我长得胖。”对“为什么要走某国道路”的问题，也有类似的回答。“为什么不能学习别国的长处？”“因为我们要走自己的路。”“为什么要走自己的路？”“因为我们是我们，与别人不一样”。

11偶然和逆偶然

只是一种偶尔的巧合，却把它当作一种必然。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秦始皇能统一中国，必定是他那个时代最正确的君王。在修辞学中，“雪是白的”不能换位为“白的是雪”，“人能坐”不能换位为“能坐的是人”。但是，在政治宣传语言中，却照样有人说，甲曾经是领导，所以领导非甲不可。

12 常见就是必然

经常有美国枪击事件报道，可见美国人权状况很糟糕。经常有美国人因买大房子而负债的报道，可见美国人全都很贪婪。美国常出头干预别国事务，可见美国是世界警察。有没有想过，尽管人们不喜欢警察，没有警察的社会是更安全一些，还是更不安全一些？谁最怕警察？没有“警察”干预的世界一定会比现在好一些吗？

13半真话，全假话

以表面“事实”，掩盖实质谎言，例如，“反右运动”中，说右派分子有言论，那是半真话，因为这么说“不假”。但是，有言论就上纲上线，说是“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是全然的假话。同样，说中国“公民权利受宪法保护”，那也是一句半真话，因为中国虽然确实有宪法条文（不假），但公民的有些权利却并没有总能受到宪法的有效保护。

除了与听众情绪、说话者形象、话语逻辑这三个方面有关的谬误之外，还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谬误，下面是一些常见的例子。

1叫你两头不讨好

这是一种常用来攻击对手的宣传手段，目的是让对手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例如，英美有同样的外交政策，就说英国是“随从”；如果两国意见不一，就说：看！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都不与之为伍了。要么斥之为狼狈为奸，要么嘲笑是众叛亲离。如果美国介入中东，就说是霸权的表现；如果不介入中东了，就是不负大国责任。又如，美国历史上民主选举权曾不包括妇女、黑人，就说是假民主，当然对别国没有参考价值；如今有了全面普选，仍然不是真民主，而只是“美国式民主”，仍然对别国没有参考价值。“两头不讨好”还可以利用圈套式的问题，例如，看到一个人在喝酒，就责问他：“你什么时候才能停止酗酒？”喝酒并不就是酗酒，不管他怎么回答你，他都已经背上了酗酒的恶名。

2更改真相

对真实信息作手术切除。例如，连《开国大典》这样的历史文献画像也是可以要改就改的。《开国大典》第一次改动是在“高饶事件”之后。当时有人通知原画作者董希文，去掉画面中高岗的画像。《开国大典》中的第一排领导人全是国家副主席，从左至右依次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使画面不受损害，董希文在其他油画上做了多次实验后才动笔，删掉了高岗画像。“文革”爆发后，“四人帮”在美术界的代理人通知董希文将《开国大典》中的刘少奇去掉。这时董希文已身患癌症，不得不拖着被病痛折磨的身躯去中国革命博物馆作画面修改。经过修改后，刘少奇画像的位置换上了董必武的全身像。

3大胆说谎

胆子越大越好办事，谎言越大越是有气派、听上去越是有真理性。意识形态是最不容易证伪的大胆谎言，因为那本来就是一个与经验不沾边的神话。意识形态的神话建立在一系列由假定和推理关系连接起来的“概念”和“想法”之上，构成一个封闭的、自我完足的逻辑秩序结构。它的正确性和合理性无须，也根本不可能从人的经验得到证明。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历史”先进性，顾名思义就是超越任何凡人的现世经验的。任何人都不能以一时一地的经验去证明它存在或不存在，可能或不可能。

有媒体在2009年3月12日报道，某名人做客理论论坛，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谈中国特色民主政治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民主充分体现人民性、人民的权益，体现程度不同，体现性质也不同。优越性不是空洞的，我们的人大代表不像西方议员那样是某一个党派的代表，我们的人民代表，个人属于某党派或者属于某一阶层，属于企业、公务员还是事业单位，但一旦作为人大代表，都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我们必须反对人大代表单纯从个人所属的群体阶层或者地区来说话。”

此名人所说的“西方议员是某一个党派的代表”，不知道是指哪一个“西方国家”？就以美国而言，参、众两院的议员都是选民直接选出来的，选民虽支持某个政党，但并不是党员，许多选民根本就是对竞选议题进行投票。众议员代表选区，参议员代表各州，虽有政党分别，但在具体问题上的表决，并不代表党。共和党的可以投民主党的赞成票，民主党的可以投共和党的赞成票。加州的共和党州长施瓦辛格就与共和党的布什总统在许多政策上意见不同，也没有听说施瓦辛格因为不代表党而受到什么党内纪律处分。

4推诿、抵赖不认账

拒绝对发生过的历史错误承担责任或表示悔过，用种种方法推诿、抵赖。例如，“汶川地震遇难学生人数仍在认定”、“遇难学生最终的数字，我上次在新闻发布会也通报过，它与我们整个汶川地震死亡人数的最终确定是联系在一块的，汶川地震最终的死亡人数的确定，我们必须按照国家有关部委对死亡人数特别是失踪人数的最终确定的有关规定来进行，涉及很复杂的工作和过程”。变“过失”为“评功摆好”：不是不公开数字，而是在积极准备公开数字。在过失和错误无法否认的时候，强调改正错误的“决心”和“能力”，不但没了缺点，反而增加了优点。

5利用证词、反正都有理

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挑选和利用所谓的“客观报道”，来证明某项宣传的“客观真实”。这是某类出版物所起的主要宣传作用。它们选择性地引用西方报纸的材料，用来说自己不方便直接说的话，即所谓的“连西方媒体也不得不承认”。而在西方媒体有不利消息的时候，就说是“恶意攻击”，或用作“西方有关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干涉中国内政”的证明，即所谓的反面教材。

6文化绝对相对论

取消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和道德标准，代之以价值相对论和不可知论，其结果便是根本不再有辨别是非和对错的必要，可以为所欲为。例如，《羊城晚报》报道，近年来，常有媒体报道，中国人出游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形象，“丢了中国人的脸”。可是有官员却为之辩护道：“这是一种习惯而已。例如喜欢聚众、喜欢大声说话。你看，在机场里、餐厅里，大家聚一块说话的，都是中国人。可这就是一种习惯，我们还看不惯外国人那种小声嘀嘀咕咕、当着面还要相互咬耳朵呢。”在说到中国人到美国华尔街“骑铜牛”的时候，这位领导说：“如果那个铜牛不让骑，就应该立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禁止攀爬’……这些是文化差异，外国人有他们的礼节习惯，我们也有自己的礼节习惯，并不能说谁对谁错，也不能单靠一方的努力，而是需要双方共同沟通，相互理解。”报道称赞这位领导很“幽默”。的确是很幽默，但也很可笑。试问，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街道，如果不立一块“禁止大小便”的牌子，农村人进城，是否可以用“文化差异”来解决找厕所难的问题呢？

文化绝对相对论是说给国人听的“理”，在国外只会被当作笑话一样的无理取闹、强词夺理。例如，网上有三幅关于中国人在国外公德的广告，题材十分新颖，分别是三张不同的海报，海报的主题均是外国的中文告示。第一则广告的背景图案是一个港湾，中央的旗杆飘着美国国旗，确切的地点是美国珍珠港，而广告的主标题是“垃圾桶在此”，副标题是“在美国珍珠港这句话只写给中国人看！”第二则广告的背景图是一座宏伟的教堂，它的名字是巴黎圣母院，广告的标题为“请保持安静”，副标题是“在巴黎圣母院这句话只写给中国人看！”最后一则广告的背景图是一群庙宇式建筑物，标题是“请便后冲水”，副标题是“在泰国皇宫这句话只写给中国人看！”

7数字简化

这是一种“你不要多想，只要记住这几点，能照样重复就可以了”的宣传手段。它的“化繁为简”手段很适合文化水平、思想能力低下的群众，同时也使得这样的群众能满足于最简单的信息，成为非常容易控制和驾驭的群氓和愚众。

例如：“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五讲四美三热爱”的“五”“四”“三”，具体指什么？数字还得挑简单的。章立凡说，“数码以三、四为多，绝少过五，盖因简单好记”：“三反”、“五反”、“一化三改”、“三面红旗”、“四个第一”、“四个现代化”、“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三支两军”、“三结合”、“一打三反”、“三要三不要”、“三项指示为纲”、“两个凡是”等等。

大跃进口号：“无煤也炼焦，无焦也炼铁”、“开展小麦双千斤县、三千斤社、五千斤大面积丰产田、万斤高额丰产田运动”、“两年内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蚂蚁啃骨头，茶壶煮大牛，没有机器也造火车头”、“倾家荡产大搞钢铁”、“全省七天实现煤气化，三天实现超声波化”、“贯彻指示不过夜，推广经验不过宿”。

更有追求修辞效果、易记上口、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口号。山东菏泽的计划生育：“宁可家破，不可国亡。”安徽某县：“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

“雄辩症”和“厚皮逻辑”

王蒙先生有一篇小小说，叫《雄辩症》，说的是一个患上“厚皮逻辑症”的人去看医生，医生对他外科手术后无效，改用内科治疗，给他配了《逻辑学》的药，不料服用后出现新的症状。病人又去看医生，于是有了下面这样的对话：

医生说：“请坐！”

此公说：“为什么要坐呢？难道你要剥夺我不坐的权利吗？”

医生无可奈何，知道此公曾有过的事情，于是倒了一杯水给他，说：“请喝水吧。”

此公说：“这样谈问题是片面的，因而是荒谬的。不是所有的水都能喝。假如你在水中搀入氰化钾，就绝对不能喝。”

医生说：“我这里并没有放毒药嘛。你放心！”

此公说：“谁说你放了毒药？难道我诬陷你放了毒药？难道检察院的起诉书上说你放了毒药？我没说你放毒药，而你说我放了毒药，你这才是放了比毒药更毒的毒药！”

医生毫无办法，便叹了一口气，换一个话题说：“今天天气不错。”

此公说：“纯粹是胡说八道！你这里天气不错吗？即使是天气不错，并不等于全世界的天气不错，比如北极就在刮寒风，漫漫长夜，冰山正在撞击……”

医生说：“我说的今天天气不错，一般是指本地，不是全球嘛。大家也都是这么理解的嘛！”

此公说：“大家都理解的难道就一定是正确的吗？大家认为对的就一定是对的吗？……”

王蒙先生描述的大概是“文革”中那种熟练运用“辩证法”的“厚皮逻辑”，这是一种很难治愈的恶疾，病根不在于缺乏逻辑，而在于滥用逻辑，当然是那一套可以让人无休无止“雄辩”下去，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诡辩逻辑。

虽说是“厚皮逻辑”，但其实“厚皮”的不是逻辑（逻辑只有正确与谬误之分），而是无羞耻地运用谬误逻辑的人。精神心理病研究者们把“厚脸”解释为一种与羞耻防卫有关的“自恋个性失调”。盖巴德（Glen Gabbard）在《两种自恋个性失调症》（“Two Subtypes of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中把这类失调归为两种，一种是“厚皮”，也就是以傲慢、嚣张、泼皮、强词夺理来进行自我护卫（自恋）；另一种是“脸薄”，也就是特别敏感、害羞、害怕与别人起冲突，因此以躲避和隐藏来进行自我保护。厚皮和脸薄的人格心理失调都会妨碍一个人与他人的正常交往，也都不能胜任人际正常交往所需要的理性清明的公共说理。这两种人格失调的人都会把被别人说服或者承认别人比自已说得在理看成是“丢脸”、“失败”或“屈服”。运用厚皮逻辑的雄辩者往往不是不知道自己是在无理取闹，而是因为有不适当的自我防卫心理需要，所以会不择手段地阻止他们想象中的丢脸或失败。

在一个习惯于用高度敌情和战斗观念来看待个人意见和言论的国家里（这样的国家总是不能容忍言论自由的），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把不同意见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种不可调和的冲突或敌我对立，而不是追求真理和共识的一种常态和过程。对言论之间的不同，他们习惯于因异而仇，并且“仇必仇到底”，拒绝“仇必和而解”。这种情况在“文革”口诛笔伐式的大批判、大辩论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也是“雄辩症”和“厚皮逻辑”的病根所在。

受敌我意识主导的“雄辩证”和“厚皮逻辑”似乎并没有随着“文革”的过去而消失，而是在一些人群中继续蔓延，官方和民间话语中都不鲜见。例如，美国驻华大使馆不断发表北京空气质量低劣的报告，对此有发言人表示：“根据国际公约，众所周知美国使馆区是美国领土，他们在那里监测到的数据只能说明美国空气质量不好。”这个雄辩的论证从一个“众所周知”的前提出发，用逻辑推理代替现实，得出近于无赖和泼皮的厚皮结论。这种泼皮式争辩在一些网民中也很常见。例如，“‘文革’武斗杀了太多人？怎么你没死啊？怎不说你们美国干爹杀了多少印第安人？”“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三千万人？你家里死了几口人？你爹妈又怎样生下你的？”这样的“雄辩”在网络上“五毛”与“美狗”之间的对决和对骂中每天都在发生，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恶疾。

李承鹏在《圣奴隶》一文中举了不少网上流行的“比烂逻辑”和“变换话题逻辑”的例子，都可以说是“厚皮逻辑”的亚种。比烂逻辑如，“我说中国空气污染，你就说怎么不说伦敦曾经也污染。我批评国产毒牛奶，你就说大爷的怎不去批评日本曾经也有毒牛奶。我批评中国官员贪污腐败，你马上链接出美国某某市长也贪污过几万元。前两天我对禽流感表示了一下担忧，你也在问候过我全家后，举例英国疯牛病、法国禽流感还有土耳其口蹄疫”。变换话题逻辑如，“我说油费太高，你说瑞典更高。我说瑞典公路不收费，你说日本收费。我说日本工资高，你说俄罗斯也不高。我说俄罗斯全民医保，你说印度没医保。我说印度没强拆，你说伊拉克还挨炸。我说伊拉克有自由，你说朝鲜更惨。我说朝鲜有廉租房，你说阿富汗还住山洞。我说阿富汗人有选票，你说你再说我碾死你！”这些例子虽然有些夸张，但确实是人们如今已经在网络上见怪不怪的“雄辩症”现象。

“雄辩症”（包括它的厚皮逻辑）为什么是一种公共话语的恶疾呢？它的危害又在哪里呢？英国哲学家洛克在《教育片论》中谈到了这些问题和与儿童说理教育的关系。

首先，雄辩症混淆了说理和辩论的目的。它错误地认为雄辩不是为了明理，而只是为了在口角中争胜。洛克说：真正的说理用途和目的“在于获得关于事物的正确观念，对事物作出正确判断，区分出真与假，是与非，并依此行动。那么，切不可让您的儿子在争辩的技术和形式中长大……不可让他羡慕别人争辩。除非您真不想他成为一个能干的人，而是成为一名无足轻重的口角者，在与人争辩中固执己见，以驳倒他人为荣，更有甚者，就是怀疑一切，认为在争辩中不可能找到真理之类的东西，找到的只能是胜利”。

其次，雄辩症使人思想阻滞，变得看不到也不愿服从明白的道理和清晰的论据，“不管别人已经给出了多么完善和令人满意的答复，只要能找出些含糊的语言,他便继续与人争辩，一方面挑起口角，另一方面一定要争出个高下来”。争论的一方患有雄辩症就已经非常糟糕，要是双方都患有此症，争论便成为一场必须战斗到底、消灭对方的口舌肉搏战，“反方从来不同意正方的答复，正方亦从来不屈服于任何的证词。即便是合乎真理和知识的事情，辩论的双方亦不会屈服，否则的话他会被人说成是可怜的战败者，蒙受别人的羞辱”。

再者，雄辩症的结果是越善辩越不文明，善辩成为一种对别人进行刁难和伤害的手段，成为“最不真诚、最不适当的行为”。你说“文革”武斗，他就硬说你有“美国干爹”，你说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他就把生下你的爹妈也捎带进去。雄辩症的不文明在于它的争辩总是对人不对事，而不是对事不对人，而且对人的态度还特别恶劣，尖酸刻薄，充满了敌意。它的目的不是要说服你，而是要叫你难堪，逼得你知趣地闭嘴，终于哑口无言，缴械投降。

中国人不善于公共论理，由来已久，原因是缺乏对自由言论应有的认识，也极少有民主政治环境的培养。萧公权先生在1937年3月2日的《大公报》上发表《施行宪政之准备》一文，谈到当时人们的言论“意气用事之谈，偏狭无容之见”触目可见。这样的言论“无理智之修养为根基，则各自是以相非，群言淆乱而不能收切磋之益。观其欲以一人之私见，易天下之耳目，其用心与独裁者之统制思想何以异？”这样的言论党同伐异，“异己者势欲打倒，同调者奉若神明，圆通宽大之风度，渺乎其不可寻。此种人入主出奴……以较压迫者之器识与见地，实无异一丘之貉”。语言的运用是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的有机部分，对个人思维、观念和交际方式有着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如果大多数的个人都对这种文化影响的不良部分浑然不觉、习以为常、不加察辨，他们的日常言论则会不断地在复制和再生这样的文化。

四分之三个世纪过去了，萧公权先生早已逝去，他的宪政梦和国民说理期待仍然离我们非常遥远，经过几十年一次又一次蛮不讲理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萧公权先生忧虑的那种党同伐异的“欲以一人之私见，易天下之耳目”的强蛮话语在21世纪的中国仍然充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许多人从小在大批判、大辩论中学会了胡搅蛮缠、强词夺理、言辞嚣张，长大成人后，他们仍然以为辩论或公共话语就该是这个样子，浑然不知这种形同泼皮的厚皮纠缠根本就不是有教养、有思想的说理逻辑。洛克在《教育片论》中提出，对于儿童的教育来说，专门学习辩论并没有好处，他建议将与说理有关的“修辞和逻辑这两门学科”随着增进语言思考能力来学习。这是因为，“真理是需要经由成熟的、适宜的思考才能发现，并获得支持，而不是经过人为的激烈措词和辩论的方法得到的”。公共话语需要人学会如何把成熟的、经过明辨的思考结果清楚地表达出来，而这才是真正需要用到修辞和逻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