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

——孟子

人是理性的吗？或者，理性人的概念是否成立？

关于这一概念的讨论，可谓连篇累牍，它们也构成了经济学的重要基石。虽然几经修正，迄今仍屹立不倒。“理性人”和“经济人”的概念，最早得追溯到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一段描述：“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也正因为如此，在经济学的经典描述中，基于理性人的自利之心，无数交换得以运行，看不见的手犹如上帝一般运作着一切。

现实往往比理论更吊诡。事实是，无论如何定义理性，人类并不总是理性的。如何解释富人的慈善捐款？例如，《哈利·波特》的作者J. K. 罗琳，这位当初失业的单身母亲在成功之后曾经捐出1500万美元。如何解释人类总是做出一些明显不理性的决策？例如，金融市场上的追涨杀跌，尤其是在泡沫顶端冲入市场的投资者或相信麦道夫之类的骗局？如何解释为什么钻石的稀缺明明是人为因素，但女人甚至男人还是趋之若鹜？如何解释人类社会中合作和竞争的广泛并存，甚至很多利他行为的存在？……对于这些现象，经济学家通过信息短缺、有限理性等理论修正，大概能够自圆其说。但是，随着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的兴起，很多解释也遭遇了挑战，最为典型就是丹尼尔·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以及罗伯特·席勒的《动物精神》，这些著作极大地刷新了人们对于理性人（理性投资者）的认知。

尽管如此，这些研究大多还是在“理性人”中的“理性”这个修辞性的概念上推进。《理性动物》的两位作者道格拉斯·肯里克与弗拉达斯·格里斯克维西斯则另辟蹊径，直接从进化角度理解人类的行为，并将人类定义为“理性动物”。

从理性人到理性动物，其区别何在？简单而言，两位作者整合了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生物学、进化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剖析了人类诸多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动机。或者说，人类诸多看似不理性的行为，从进化角度都可以得到阐释，这些行为甚至是深层理性(deep rationality)的。

《理性动物》一书的核心论点有二：首先，人类决策为其进化目标服务，因此很多决策是在潜意识之中基于进化痕迹而做出的；其次，人类决策行为的设计功能是为了实现多个不同的进化目标，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会唤起潜意识中的次级自我(subselves)。我们的内在通常有7个次级自我，即自我保护型次级自我、避免疾病型次级自我、社交型次级自我、社会地位型次级自我、择偶型次级自我、留住配偶型次级自我、育儿型次级自我。

二者叠加的结果，便可以解释很多现象。人类进化史极其漫长，一般而言，越是晚出现的技能或环境，人类就越容易出错，比如数学。本书第5章中，有一个很好的案例能说明人类认知如何受到进化因素影响，也可以说明行为经济学和进化心理学的不同视角。

在行为经济学中，丹尼尔·卡尼曼曾有一个著名的案例。假设美国正在为某种疾病的爆发做准备, 这种疾病预计会夺走600人的生命，对于AB两种方案则有两种表述。

表述一

方案A：如果采用方案A,则有200人会获救。

方案B：如果采用方案B,则有1/3的概率救治600人,有2/3的概率无人获救。

表述二：

方案A：如果采用方案A,则有400人会死亡;

方案B：如果采用方案B,则有1/3的概率无人死亡, 但有2/3的概率将导致600人全部死亡。

熟悉这个案例的朋友，此刻应该知道两个表述基本一样。在第一种表述下，大多数人(72%)都选择了确定性更强的方案A；而第二种表述下更强调损失，则78% 的人选择了方案B。

这个实验被认为揭示了决策中的一个重大偏差，它也挑战了理性人模型，卡尼曼等人获得诺奖也与此有关。不过本书作者却举出另一个案例：如果实验中的人数不是600而是60，那么多数人的决策并不会受到太多影响。其原因就在于，原始人的社交范围往往是在100以内，即人类的进化决定了认知规律。

再看动物精神，这一概念源自经济学家凯恩斯。席勒曾借用此概念批判亚当·斯密只知人类会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但他却忽略了动物精神，没有考虑到人们的非理性程度或者被误导的程度。席勒认为，动物精神在现代经济学中用来指经济的动荡不安和反复无常，“有时候，我们被它麻痹；有时候它又赋予我们能量，使我们振作，克服恐惧感和优柔寡断。”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动物精神可以说过于乐观或者过于悲观，但是我们作为现代人延绵至今，这就表示我们祖先是竞争的胜利者，而人类那些看似冒险的行为其实背后有合理的解释。

人类的冒险尤其男性的冒险往往得到鼓励，男性很多不太明智的选择与繁殖成功率深度关联，而女性也迷恋喜欢冒险的男性。从实验来看，男性在玩滑板时，如果一旁有美女观战，男性的睾丸激素水平就会自动升高，而负责奖励和惩罚评估的大脑前额叶皮层甚至会关闭。这时，这些滑板玩家会更愿意追求冒险，同时也会提高高难度动作的成功率。

就像美国的肯尼迪家族曾经被认为遭遇了诅咒，其各代继承人都在挑战中遭遇各种挑战，从遇刺到意外再到丑闻，但是从概率上他们仍旧活得成功，尤其是生物学上的繁殖成功——肯尼迪大家族仍旧人丁兴旺，孙辈就多达29人，重孙辈有60多人。

本书还有很多类似的案例。例如马丁·路德·金截然相反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正是因为不同的次级自我在起作用，而钻石的成功流行也正是迎合了人类的择偶型次级自我以及社会地位型次级自我的一种策略。钻石其实并不稀缺，那句广告语“a diamond is forever”（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曾被《广告时代》杂志评为“20世纪最佳广告语”，其创作者是一位广告公司的女职员，终身未婚。

“人类是理性动物”这一断言来自亚里斯多德，但“人类是动物”这一断言多少令人不快，不过这股生物学的入侵潮流已经开始。20世纪70年代美国生物学泰斗爱德华·威尔逊（E. O. Wilson）发明了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一词，通过《论人的本性》等著作宣称应将人性研究纳入自然科学。而英国演化理论学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则在其著作《自私的基因》中宣称：“我们都是生存机器”。其他以人类为主要研究目标的著作也纷纷涌现，从莫里斯（Desmond Morris）的《裸猿》到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第三种猩猩》，仅从书名就可见研究者的态度：要么把人类看作193种猴类和猿类的其中一种；要么就是把人类直接认作黑猩猩的近亲，毕竟二者基因的差异不到2%，这倒也暗合本文开头孟子所谓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的判断。

时代更迭，“经济人”所代表的内涵也几经变化，但我仍旧偏好“经济人”这一概念。我认为经济人仍构成了经济学的思维起点，经济人与理性动物的概念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左手和右手的关系。我们的认知需要更新，视角也不必拘泥于理性与非理性的思维泥淖。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近年来我开始关注行为经济学、生物进化学等对于人类行为的研究进展，也欣然应约为这本《理性动物》作序。

换一种进化的眼光，便可以多一种视角，更好地解释（猜测）人类的思维暗箱——我们的诸多行为，无论冒失还是谨慎，无论狡黠还是愚蠢，只是在或明或暗地满足不同的生存需求，这一切对应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名言，可谓“动物的，太动物的”。

FT中文网财经版主编、专栏作家 徐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