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你有个朋友刚花5美元买了一块香浓巧克力布朗尼蛋糕，而你想了解她购买行为背后的原因，于是问她：“你为什么要买那块蛋糕？”她可能只是回答：“我饿了。”如果她愿意做出进一步的分析，可能会提到她喜欢巧克力的味道，或无法抗拒新鲜出炉的布朗尼那令人愉悦的芳香。

你的朋友对于自己行为的解释被生物学家称为“近因”（proximate causes）。“proximate”这个词跟“proximity”（接近）相关。这类原因指的是相对临近、即时出现的事件的影响。例如，对自己当下的感觉或思维产生的影响。

近因很重要，但它只是故事的表面部分，并不触及更深层次的问题。首先，布朗尼的味道为什么好？这种进一步的提问就是在探究生物学家所说的“远因”（ultimate cause）。远因透过表面深入本质，关注的不是一个行为的直接原因，而是其进化功能。例如，追问某一种行为倾向曾经满足了人类祖先的哪些目的。就布朗尼而言，每当人类看到、闻到或是吃到富含糖和脂肪的食物时，其大脑就会兴奋起来。这种喜爱布朗尼的机制的存在，是因为高热量食物曾帮助人类的祖先积蓄能量，使他们得以在高营养食物经常匮乏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这就是高脂高糖的布朗尼对人类的吸引力要大于健康、低热量、无脂肪的甘蓝菜的远因。你的朋友为一块巧克力布朗尼支付了5美元，近因可能是她喜欢那令人愉悦的味道，而远因则是对高糖高脂食物的偏爱曾有助于战胜进化过程中关键的生存挑战。

各派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一般只关心人类行为的近因。在近因层面，人们这样做而不那样做是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主观感觉更好。人们都在努力体验快乐、幸福或满足，同时回避痛苦、悲伤或郁闷。经济学家把所有的近期目标都解释为提供“效用”（utility）。如果你问一位经济学家某人做某事的原因，答案永远是“效用”。比如，当我决定挥霍200美元在悉尼餐厅用餐时，你就能断定我从悉尼港的美景、美食和美酒中获得的效用，要远大于我在麦当劳吃20次10美元快餐所获得的效用。

如果你去探寻关于决策的浩如烟海的科学论著，那么找到的大多是对于人类选择近因的解释；而故事的另一半——行为的远因，则是显著缺失的。

行为的远因是很容易被忽视的，它们往往很难被看到。如果你连在表面之下还有暗流涌动都没意识到，那就更是如此。在某些情况下，行为的近因和远因之间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就布朗尼而言，像“我饿了”这样的近因解释显然跟获得生存所需的热量这个远因有关，要建立有意识的关联并不难，但近因和远因之间的关联往往没有这么清晰。思考一下鸟类为何要每年迁徙的问题。近因是昼长缩短，昼长是触发鸟类迁徙动机的直接因素。但是鸟类迁徙的远因跟昼长毫无关联，而是与最佳的食物和交配地点随季节变化有关。

当一只金黄鹂决定开始一年一度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到哥伦比亚波哥大的旅程时，它无须知晓昼长、季节、生存与交配之间的联系。同样，我们这些观鸟的人类通常也不清楚自己大部分决策的近因和背后的进化远因之间的联系。要做出当下的决策，你无须理解自己的选择跟祖先的成功经验有何关联，就好像你拧钥匙打火开车去超市的时候，无须了解汽车的发展史或是内燃机的原理一样。不过，你无法时刻意识到自己行为的远因，并不意味着它们在潜意识层面对你的选择没有影响。

排卵周期的潜意识影响

假设你是一位在网上买衣服的女性。你是否觉得当你的生理周期处于更容易受孕的阶段时，你购买的衣服会和平时有所不同？

女性能否受孕取决于其月经周期，人类的月经周期通常是4周。女性在该周期中1周左右的时间里（排卵期）可以受孕，即排卵期。雌性黑猩猩会以亮红肿胀的臀部显示自己正处于排卵期，而人类的指征则没有那么明显。如果没有受过特别的教育，大多数成年女性甚至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排卵。但是，如果一位女性不知道自己正在排卵，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她的行为不会受到影响呢？

为了进一步研究，市场营销学教授克里斯蒂娜·迪朗蒂和她的研究团队征集了一批没有进行激素避孕的女性。这些参与者被告知先要做一个尿检，就是往一根化验棒上排尿。虽然她们以为这是对她们总体健康状况的检查，但实际目的是要确认她们是否处于排卵导致的荷尔蒙激增期。排卵期和非排卵期的女性接下来都参与了一场网购狂欢。研究人员设计了一个像The Gap或Old Navy那样的网站，这个虚拟商店里有超过100种衣物和时尚配件，包括裤装、裙装、衬衫、鞋、手袋、钱包等。不过这些产品都经过了有策略的筛选——一半衣物和配饰偏性感、时尚、诱人，而另一半偏保守、严肃。虽然参与研究的女性都不知道自己是否正在排卵，但那些处于排卵期的女性都选择了更性感、更暴露的服饰——短裙、高跟鞋以及暴露的透视装。

还有实验表明，即使在不穿衣服的时候，女性的行为也会因其排卵期而改变。在另一项研究中，杰佛瑞·米勒、乔希·季布和布伦特·乔丹招募了不太寻常的一组参与者——18位职业脱衣舞女。这些女性记录了她们在60天中拿到的小费，期间研究人员监控了每个人的生理周期。这些舞女在非排卵期时，平均每上5小时班能赚到185美元；但在排卵期的时候，她们几乎可以多赚一倍，达到335美元。研究人员推测，排卵使得这些女性下意识地做出更加性感的举止，不可见的荷尔蒙状况的变化产生了可见的经济影响。

如果你问一位正值排卵期的女士为什么买了条性感的裙子，她可能会给出一个近因解释，例如“我就是想尝试一下”或是“我今天心情不错”。这些解释有助于理解表面发生的事情，但并未提及为什么排卵会导致女性更想尝试冒险。在更深的终极层面，排卵改变女性行为的原因远不只是她们当下的心情。

纵观进化史，在女性每月排卵的短暂窗口期，即可以受孕的这段时间，她们的行为对人类繁衍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就其他哺乳动物而言，我们已知排卵对雌性行为的改变方式是以在易受孕阶段使繁殖机会最大化为目的（想想黑猩猩“表亲”的红屁股）。排卵女性的荷尔蒙也有类似的表现——她们会每月按时改变其决策以增加交配的机会。

排卵导致女性的穿着和行为更具诱惑力的近因可能是她在这段时间感觉自己更大胆，但远因是排卵促使女性产生更多在遗传设计上对异性更具吸引力的行为。这说明女性在这段最容易怀孕的特定时期内会更爱冒险、更爱调情，因为这样最符合人类祖先的繁衍需要。无论我们是想搞清楚为什么人饿了想吃布朗尼，还是要弄明白为什么排卵期的女性喜欢购买性感的服装，都需要了解这些行为的远因，而不仅仅是近因。

远因和近因并不矛盾。争论一个人吃布朗尼到底是因为她饿了（近因）还是因为高糖高脂的食物曾帮助她的祖先应对过生存的进化挑战（远因），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相反，这两个层次的解释是相辅相成的。近因解释表面上发生了什么，远因解释在更深的进化层面上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要在意选择的远因呢？一方面，单凭近因对人类行为的理解是不完整、不充分的。例如，经济学家观察到一些处于排卵期的女性喜欢购买性感的服装，便由此推断女性在月经周期中特定的时间里尤其喜欢性感的装束。但是这个事实本身并没有解释清楚原因。事实上，大多数传统的科学家甚至不会研究女性购买决策的变化是否与她们的排卵期有关。即使他们偶然发现了这个关联，得出的结论也会是“她们在排卵期的性感行为是非理性的”，因为从表面看，对现代的女性购物者或脱衣舞女来说，她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段时期的行为更有可能让她们怀孕。为了彻底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需要透过表面探究实质。

透过表面探究我们行为背后的远因，为那些可能看似奇怪的决策提供了宝贵的洞见。行为经济学家发现了大量的决策谬误、偏见和失真，然而他们只是罗列现象，却没有提供任何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人们会犯这些错误。进化心理学家则不同，他们提出了关于这些错误的理论。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述，这种关于错误的适应性理论不仅能帮助我们学会欣赏那些看似荒谬的决策中深藏的智慧，还能让我们提前预测人们会在什么时候犯什么错误。

肯尼迪家族和风险生物学

基于表层解释和深层进化原因的区别，让我们再想想肯尼迪家族的诅咒。从表面上看，约瑟夫·肯尼迪的后代似乎做出了很多愚蠢的选择，这种冒险倾向实际上从约瑟夫·肯尼迪本人就开始了。他能够成为最年轻的银行总裁，就是孤注一掷的结果——在一宗交易中，他借用大笔资金，跟波士顿那些有权有势的金融家硬碰硬，当时他有可能会输得很惨。实际上，约瑟夫·肯尼迪并不是每次冒险都同样幸运——在大赚650 000美元享誉华尔街之前没几年，他就因错投一只后来惨遭腰斩的股票而损失了大部分财产。还在哈佛大学上学的时候，他就相当富有冒险精神。虽然当时法律对酒类有诸多限制，但肯尼迪在各类聚会上总能为大家提供充足的酒水。他的贩酒生意在实行禁酒令期间照常运营，因而有评论人士猜测他跟黑帮有秘密来往（黑手党弗兰克·科斯特洛曾宣称，他在经营合法企业之前跟约瑟夫·肯尼迪做过生意）。

此外，约瑟夫·肯尼迪在性方面也勇于冒险。虽然他在波士顿的罗马天主教会中地位显要，但他曾跟很多女性传出绯闻，不仅是好莱坞明星格洛丽亚·斯旺森。在女人和性方面，约瑟夫后代的冒险精神更是众所周知。肯尼迪总统曾经动用特工替他做掩护，把美女偷偷带进白宫。雪上加霜的是，这位总统的一位情妇还是黑手党唐山姆·詹卡纳的朋友，后来共和党人又把这个信息泄露给了媒体。之后，约瑟夫的孙子迈克尔·肯尼迪跟一个未成年的临时保姆发生私情后，差点被判强奸罪而锒铛入狱。另一个孙子威廉·肯尼迪·史密斯被多位女性控告性侵犯，还有一次被控告强奸。而特迪那件事，别的不说，他作为一个已婚男性，跟玛丽·乔·科佩奇尼在汽车里都做了些什么？

所有这些冒险行为跟进化生物学有什么关系？事实证明，关系确实很紧密。在那些表面看似不太明智的选择背后，其实隐藏着男性的冒险与繁殖成功率之间的深层关联。全世界各社会阶层的女性都会迷恋有野心、愿意冒险追求成功的男性（我们将在第8章进一步讨论女性的心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男人冒险做出的选择总是会提高繁殖的成功率。风险就是风险，但是风险和择偶之间的关联确实说明男性并不是随便冒险的；在他们愿意做出更冒险的选择时，往往都是因为那样的行为能带来繁殖的机会。要了解个中奥秘，让我们去澳大利亚看一看。

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的一个滑板公园，心理学家理查德·罗内和威廉·冯·希佩尔召集了96位年轻的男性滑板玩家，给他们每人20美元，请他们表演两个滑板动作。研究人员要求他们选择一个简单的动作和一个他们正在练习的难度更大的、只有50%成功率的动作。有一位男性研究人员负责拍摄他们的练习过程。不过在拍摄过程中，会有一位非常迷人的年轻女性向他们走来。为了证明这些年轻人也认可她的美貌，研究人员请另外20个小伙子给她的魅力值打分。结果，这些分数不仅说明她貌美惊人，滑板玩家还写出了很多非正式的评价并向年轻女子索要电话号码。

有美女在旁观战，每个滑板玩家都展示了几次自己的绝活儿，然后留下唾液样本，研究人员化验其中荷尔蒙睾丸激素的含量。

研究人员发现，美女的出现导致这些滑板玩家将谨慎的原则抛到了脑后。冒险导致他们摔了更多跟头，但也使高难动作的成功率更高。不过，冒险程度的提高还伴随着另外两项发现，它们解释了关于风险在进化生物学方面更深层的奥秘。

首先，美女观战时，小伙子们的睾丸激素水平就会自动升高。血液中流动着更多睾丸激素，会使这些男性的行动更敏捷也更鲁莽。事实上，喜欢冒险的人基本上都是睾丸激素水平上升最多的人。

其次，研究人员还测试了这些男性大脑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当我们进行奖励和惩罚评估时，这个区域就会进入高速运转的状态。结果表明，当有美女观战时，测试结果最差，这说明睾丸激素的上升可能导致这个做精细判断的大脑区域关闭。这些发现对于进化来说是合理的，因为在美女面前成功地表现自己，可以增加男性吸引她成为配偶的机会。为了炫耀，男性会心甘情愿地置谨慎于不顾，去承担一些平时看似愚蠢的风险。

在美女前来观战时，那些男性滑板玩家并非有意识地去承担更多风险，而是潜意识的遗传机制替他们做出了这个决定，让他们的身体里充满睾丸激素。

进化使男性形成了随繁殖机会而行动的生物特征。不过从男性基因的角度讲，如果在他拿着生命去冒险之前，同时能确定旁观的女性也正处于排卵期，那就更好了。但是，有这种可能吗？

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实验室，心理学家索尔·米勒和乔恩·马内尔通过观察男性玩“21点”纸牌游戏来研究这种可能性。为那些没去过赌场的读者解释一下，“21点”是一种纸牌游戏，你可以玩得很保守（手里有16点以上就不再叫新牌），也可以玩得很冒险（如果再叫一张新牌，就有可能超过21点而爆掉）。这些男人玩牌时，研究人员会安排一位年轻女性在旁边观战。

跟那些澳洲滑板玩家一样，佛罗里达玩牌的男性在有女性观战时表现得更爱冒险。但是这项研究进一步提高了难度。在实验过程中，研究人员全程记录了这位女性研究助手的排卵周期。虽然她得到的指令是每一天的着装和行为都要完全一样，但在排卵期里，她的出现则对这些玩牌男性的行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她最容易怀孕的日子里，这些伙计们最敢冒险。

这些男性怎么知道她正处于排卵期呢？其实他们不知道，至少是无法有意识地确认，但是他们的身体知道。在一项后续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只要让男性闻到排卵期女性穿的T恤上的微妙味道，就会导致男性的睾丸激素水平急剧升高。

在理解了男性冒险的生物机制和繁殖成功之间的密切关联之后，让我们再回过去看看肯尼迪家族的奇闻逸事。这个家族对冒险的嗜好偶尔会导致他们做出糟糕的判断、发生各种不幸，甚至有几位成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风险总是关乎取舍，铤而走险的结果可能是死亡，但也可能是金钱和地位的回报。然而在更深的层次上，肯尼迪家族的冒险获得了进化王国中最有价值的回报——繁殖成功。还记得吗，全世界所有社会中的女性都会迷恋有野心、愿意冒险、追求成功的男性。虽然约瑟夫·肯尼迪的一些后代已在不幸中遇难，但他的基因还是枝繁叶茂。不过短短几代，这位爱尔兰人的孙辈就多达29人，重孙辈有60多人。并且如前所述，这些后代也继续过着富庶且成功的生活，虽然仍偶有冒险。

终极问题

那么，人类到底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如果只看表面，我们的很多选择都显得很愚蠢。大多数人更愿意做买电影票时幸运中奖100美元的那个人，而不是得到150美元却错失1 000美元的那一位。“不了，谢谢，我宁愿不要那额外的50美元”——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是非理性的选择。很多表面看似令人担心的倾向，会让我们严重怀疑人类是不是理性的经济人，甚至认为他们都是白痴。

当然，我们是要标新立异的。我们既不是经济人，也不是白痴，而是理性动物。决策是存在偏见，没错；个人决策有时也很愚蠢，没错。但是在所有的偏见和判断失误的背后，都存在极为睿智的祖传的决策系统。要理解人们如何做出决策，必须先问一问，大脑进化的结果为何是以今天的方式做出特定的选择。把人类行为和动物王国中其他成员的行为联系起来就能发现，人类大脑的设计，正是以曾经提高人类祖先适应性的方式做出选择的。

但是，情节在此出现转折！仅仅因为进化的力量指引了我们的行为，并不意味着你、我或约瑟夫·肯尼迪最小的重孙只有“适应性最大化”这一个进化目标。正如说“人类只是寻求效用”太过简单一样，认为“人类只是寻求适应性”也太过简单。我们接下来会讨论，人类决策体系的设计功能是要实现一整套各不相同的进化目标。在探究人类如何满足这些进化目标的过程中，科学家已经有了一些重要发现：解决不同的问题，常常要求我们用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悖的方式进行决策。我们的反复无常实际上是与生俱来的。要了解为什么这一点对你的决策意义重大，就让我们去一趟亚拉巴马州，看看马丁·路德·金做过的那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决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