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5月30日，赞比亚宣布该国面临粮食危机。赞比亚长期陷于贫困之中，家庭年均收入仅为395美元，有1/10的新生儿会夭折。而2002年更是雪上加霜，通常应该从当年11月一直持续到来年4月的雨季在2002年1月中旬便戛然而止，导致之前种植的上万亩庄稼旱死。春季刚过，全国的粮食储备已用尽，赞比亚人只好将有毒的野生根茎煮上8小时用以充饥，甚至把大象杀掉吃肉。即使想尽办法，但仍有300万赞比亚人挣扎在饥饿边缘。此时，总统利维·姆瓦纳瓦萨宣布赞比亚陷入粮食危机。

危机宣布后，情况看似有了转机，世界各国都迅速提供了援助。几周之内，联合国就运来了35 000吨粮食，足够赞比亚人支撑到来年的丰收，而且这些粮食大多是由美国捐赠的。

但是，此后发生的事却让人们始料未及——姆瓦纳瓦萨总统拒绝接受这些援助！

原来，事件的核心是印在食品箱上的几个小字——“转基因”，这导致很多愤怒的赞比亚人连箱子都不肯碰。最后，姆瓦纳瓦萨总统明确宣布：“我们宁愿饿死也不吃转基因食品。”对于赞比亚人来说，联合国运来的这35 000吨粮食不是食物而是毒药。

虽然观察家谴责赞比亚的这个决定是大错特错的，但如果站在姆瓦纳瓦萨总统的立场上，我们也会做出同样的反应。总统的决定也许是错的，但它源于一种旨在避免更大错误的深层理性偏见。虽然偏见常常被看作缺陷，几乎可以跟不良决策画上等号，但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很多偏见都是在帮助人类祖先解决进化中的适应性倾向。人类的偏见与生俱来，虽然这些先天的偏见有时会让我们犯错误，但这些错误的本质往往能够体现出大脑的超级智慧。

有缺陷的大脑

这些判断谬误有时确实让人忍俊不禁。我们对现实的认知常被一些现象严重歪曲，例如虚假同感偏见（false consensus bias），即我们常常高估其他人跟自己意见一致的程度，这使得一半人在选举之后都大吃一惊。还有过度自信偏见（overconfidence bias），即大多数人常常认为自己在大多数特质上优于平均水平，尽管这在数学意义上是不可能的（有50%的人在任一给定的特质上必定低于平均水平）。过度自信有时会达到荒谬的程度，例如因驾车出了车祸的人都认为自己的驾驶技术比一般人好。

将这些记录在案的谬误和偏见一条条看下来，你会发现人类就像基努·里维斯在《黑客帝国》（The Matrix）中扮演的尼奥一样——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大都受制于大脑，以至于我们无法触及真正的现实。

然而，在进化心理学家看来，如果人类的大脑真糊涂到那个程度，就太令人称奇了。如果我们的祖先与现实如此脱节，他们怎么可能生存下来？更不要说还繁殖养育了后代，而且后代也能生存、发展、生生不息？实际上，大脑的构造是非常复杂的，它需要的能量比大部分身体器官都多（我们的大脑只占身体质量的2%，却要消耗人体20%~30%的热量），不过这些热量并没有被浪费。人类的大脑跟其他动物的大脑一样，其效率之高令人难以置信，让我们能够在相当多样的环境中蓬勃发展。

这并不是说大脑是没有偏见的，或是人类从不会做出愚蠢的选择；我们要说的是，是时候重新思考一下，什么样的判断和决策才是明智的。

适应性=准确性？

传统观点和进化观点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是，保持正确是否永远是聪明的决策。科学家认为，人们应该努力去揭示并了解纯粹的、未经扭曲的真相，只有真相能够使我们做出更加精准和正确的判断。但是，由自然选择设计的生物体一定是为了寻找真相吗？也许不是。在有些情况下，进化可能并不喜欢真相和准确性。更重要的是，人们的判断反而能够提高适应性。如果将偏见和不准确在某些情况下恰好帮助人类提高了适应性，那么大脑将持续做出带有偏见和不准确的判断。认知科学家帕特里夏·丘奇兰德认为，“神经系统的主要功能就是让身体各部分各就其位，从而使整个有机体能够存活下来……真相，不管它是什么，肯定是排在最后的。”

我们并不是说一个永远看不到真相的人就是进化意义上的成功者，在大多数问题上，精准总比不准确带来的好处多，但大脑的设计功能并不是在任何时间都在追求精准和真相。

想想下面的例子：如果一个物体以每秒6米的速度向你移动，它现在和你的距离是36米，那么这个物体将在多长时间后撞上你？准确的答案是6秒（如果你考虑到空气摩擦，则需要6.001秒）。如果回答4秒，当然是不准确的，而且显然是一个判断失误。然而，大脑会有意地犯这个错误。当我们的眼睛看到有物体接近时，大脑会告诉我们被这个物体撞到的时间要比实际的时间更早。实际上，仅仅听到一个物体接近自己的声音（比如，鸟从空中俯冲下来，或是有人在灌木丛中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都会导致我们犯同样的错误。这种认为声音接近的速度比实际快的偏见，就是声音运动知觉的适应性偏见（auditory looming）。

跟很多表面看似非理性的误差和偏见一样，声音运动知觉偏见其实是聪明的标志。其他动物（例如猕猴）也进化出了同样的偏见。这种有意的误差就像一个高级的警报系统，由自我保护型次级自我操控，当具有潜在危险的物体接近自己时，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安全边际。如果你看到一只犀牛或是听到雪崩快速向你袭来时，声音运动知觉偏见会促使你迅速逃离危险而不是坐等到最后一刻。立即逃离接近的危险对于进化的好处如此之大，以至于自然选择有意赋予我们（以及其他哺乳动物）一个“不准确”的大脑。虽然这种偏见在实验室的研究中可能会影响经济人的理性判断，但它能让我们在现实世界中做出深度理性的决策。因此，准确未必总是聪明之举。

并非所有的误差都生而平等

尽管很多决策谬误和偏见表面看来都像是随机的设计缺陷，但深入的研究往往表明它们根本就不是随机的缺陷。大脑并不只是简单地进化出缺陷，而是会让我们犯某些特定的错误。我有位朋友最近刚买了新房子，乔迁新居后的第一夜，全家人就经历了一场虚惊。当时所有人都在睡觉，天花板上的烟雾探测器突然响起来。这位朋友惊醒之后闻到刺激的气味，惊恐地想起他睡前把几箱包装材料放在了炉子旁边。他和妻子慌忙把孩子都带出房子，并打电话报警。

谢天谢地，这只是一次假警报，房子里根本就没有着火，而是有邻居在隔壁烧木头。过了几周，烟雾探测器又在凌晨尖叫起来，这次还是没有着火。过了几周，又发生了几次假警报。烟雾探测器不断出错，让我的朋友烦透了，于是他决定调低警报器的敏感度。就在他要动手时，他的小女儿忧心忡忡地说：“爸爸，如果真着火了报警器却没有响，那可怎么办？”

这就是烟雾探测器的困境——你想把烟雾探测器的敏感度调高还是调低？这取决于你认为不被打扰更重要，还是及时逃离火灾更重要。大多数人宁愿烟雾探测器更敏感一些，因为虽然要容忍它时不时恼人的错误，但这也保障了全家人的生命安全。我们有意让烟雾探测器存在判断偏差，因为这有助于让我们逃生。

烟雾探测器困境正是自然选择在设计我们的很多内在决策系统时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很多决策上，我们的大脑就像是祖传的烟雾探测器。烟雾探测器的设计功能，需要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判断：当它感应到空气中有类似烟雾的迹象时，要么就开始尖叫“火！火！火！”要么就保持沉默。这与大脑的进化类似，我们也要在尚未获得全部相关信息时做出判断。

假设你准备出去办事，在想是否需要带伞。这时你必须考虑清楚，是拖着笨重的雨伞在城里跑一整天，还是冒险淋雨。你的决定将取决于你是否认为天会下雨。天气预报说今天降雨的概率是50%，你也看到天上有云。但你知道有云也未必会下雨，而天气预报不准也是众所周知的，就像烟雾探测器一样，你需要根据不充分的信息做出决策。

因此，决策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产生错误。在一个信息不充分、不完整的世界里，我们根本不可能总是做出正确的决策。而且，我们知道共有两种误差：一种误差是你带了雨伞但没有下雨，这种误差叫作“错误警报”（false alarm），就好像没着火但烟雾探测器却响了。这倒没什么大不了的。相反，另一种误差是下雨了而你却没带伞，这叫作“漏失”（miss）。漏失的代价通常远远大于错误的警报。在雨伞的案例中，漏失意味着你会被浇成落汤鸡，新买的西装也毁了。在烟雾探测器的案例中，漏失的后果更可怕，它可能导致你和家人发生生命危险。

自然选择创造了像大脑这样带有偏见的系统，从而将代价更大的误差降至最低。这种为避免在进化中产生代价昂贵的误差的内生偏见叫作“烟雾探测器原则”（smoke detector principle）。进化心理学家马尔蒂耶·哈兹尔顿和兰迪·内瑟认为，自然选择根据这个原则设计了人类的判断和决策系统。我们的大脑就像优质的烟雾探测器，它被设置成即使没着火也要报警的敏感度，强迫我们容忍错误警报带来的不便，避免致命的漏失。进化倾向指引我们避免重大误差，也导致我们的决策产生更多的小误差，但我们制造的这些小误差都是为了避免重大的错误。

投资的烟雾探测器原则

烟雾探测器原则存在于数量众多的决策误差中。例如，你每天不厌其烦地系上行车安全带，结果从来没有发生交通事故，那么这说明系安全带的1 000次决策中有999次都是误差。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我们被迫系着安全带开车而得不到任何好处（就好像在晴天拎着笨重的雨伞到处走一样）。然而，被安全带绑了几十年以后，大部分理性的人都会开心地选择这个误差，因为与祖父母那个不系安全带的时代相比，今天的交通事故死亡率已大大下降。烟雾探测器原则能够指导人们通过这种小误差来避免没系安全带导致交通事故的重大失误。

从烟雾探测器的角度看决策误差，与人们通常对误差的理解大不相同。例如，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在金钱的问题上，人们的决策尤其容易出现误差。盖瑞·贝尔斯基（Gary Belsky）把我们称为“愚蠢的金融投资者”。他认为，最常见的财务错误就是人们在金融投资上承担的风险太小——因为人类极度厌恶风险。由于美国股票长期跑赢其他种类的投资，一些理性人便很疑惑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投资股市。如果你有5 000美元的积蓄，很多年后才退休，那么聪明的理性经济人应该用这笔钱做多样化投资，包括一部分有风险的股票。可是，很多人却选择了把这5 000美元存到银行——存款利息可能微不足道。从传统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似乎是非理性的。

但是，再用烟雾探测器原则来思考同一个财务决策。关于如何安排5 000美元积蓄的决策可以产生两种误差：一种可能性是你把钱放在银行，而股市又进入牛市。这样你就无法获得可观的投资回报，只有5 000美元的本金和区区1.8%的利息。正是这种明显的差别使风险厌恶显得如此非理性。

我们同意这是一种误差，但是这种误差并不会让你倾家荡产。想想另一种可能性：你把积蓄都投入股市，然后熊市开始了，结果你血本无归。说真的，本书的一位作者就在2001年把退休基金的一大部分从低利率的债券账户拿出来投入了股市。做出这个决策后没几个月，股市便出现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暴跌，过了没多久又再次探底。正如我们在本书的前言中所说，他现在的处境就是不得不等到80岁再退休；而且即使熬到那天，说不定也只能在厄瓜多尔的窝棚里了此余生。

因为这个误差的代价非常大，烟雾探测器原则已经把我们的大脑设置成为警惕丧失资源的模式。人类的风险厌恶倾向可能会导致误差，但这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误差，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旨在避免更加严重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