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很可能听说过斯坦利·伯勒尔，尽管你不知道他全部的人生细节。伯勒尔由单亲妈妈抚养长大，和8位兄弟姐妹挤在东奥克兰住宅区一间狭小的公寓里。为了赚钱，少年时代的伯勒尔在奥克兰体育馆的停车场表演说唱和舞蹈。他拥有旺盛的精力和独特的天分，其表演极具感染力。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奥克兰运动家队的老板查尔斯·芬利聘用了当时年仅11岁的伯勒尔做了球童。一位球员觉得这个新球童很像棒球传奇人物“铁锤汉克”，因此他们开始叫他“哈默”（Hammer）。

27岁时，斯坦利已经充分发挥了他的表演天赋，成为一名音乐巨星，被称作“MC哈默”。观众痴迷于他华丽的舞步、标志性的降落伞裤，以及热门歌曲“你不能碰”（U Can’t Touch This）。1990年，据《福布斯》杂志估算，这位出身贫寒、已经卖出5 000万张专辑的伯勒尔；其身价已达到3 300万美元。

然而在1996年，伯勒尔就被迫申请破产。他不仅败光了家产，还欠下了1 300万美元的债务。虽然哈默是一位成熟的表演大师，但他无法掌握“储蓄”的概念。他挥金如土，在加利福尼亚买下占地80937平方米、如世外桃源般的豪宅——有网球场、两个泳池、影院、17个车位的车库，仅音响系统就布线35千米。他还购置了多匹赛马、一架直升机，还给他的4条罗特韦尔犬都拴上了纯金的狗链。除此之外，他还雇用了200位佣人，每年的生活成本高达680万美元。

哈默从贫穷到富有再到破产的经历并非独一无二。《体育画报》的一篇文章显示，78%的职业橄榄球员在人生中都会遭遇破产，60%的前篮球运动员会在退役5年内破产。要知道，全美橄榄球联盟成员的最低年薪是37.5万美元，而全美篮球联盟成员的平均年薪则高达515万美元。

那么多钱都跑到哪儿去了？纽约尼克斯队中锋帕特里克·尤因曾给出这样的解释：“我们赚了很多钱，也花了很多钱。”拳王迈克·泰森就是挥金如土的典型代表。他花了188 000美元买了两头孟加拉白虎当宠物，花了200万美元为豪宅中的38间浴室中的一间添了一个浴缸，还购置了一处有7个厨房和私人夜总会的房产——他只去住过一晚。虽然泰森在从事拳击事业时其年收入超过3亿美元，但2003年他申请破产时已欠下了2 400万美元的债务。

挥霍的冲动不仅限于体育界或娱乐界明星。《邻家的百万富翁》（The Millionaire Next Door）一书披露，很多备受尊敬的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在内）也会入不敷出，导致最终破产。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著名的主持人拉里·金都因无法偿还债务而被迫宣布破产，但这并未阻止这个在布鲁克林穷人家长大的孩子欠下更多债务，以及娶回更多妻子（金现在正与第八任妻子生活在一起）。

为什么这么多一夜暴富的人不仅没有积蓄财富，而且还在如此挥霍无度以致负债累累？虽然他们冲动的选择看似愚蠢和不理性，但这种活在当下、像没有明天一样的挥霍，可能反映出他们内在更深层次的理性。我们看到，不同的人会遵循不同的人生策略——有些人像哈默一样，渴望一夜暴富，他们的“快行”轨迹伴随着冒险、冲动，危险的生活方式，并常常导致早亡。而另一类人则在“慢行”道上，他们会延迟享乐、小心翼翼。这两种策略在本质上没有孰优孰劣，它们都最充分地利用了人们出生的环境。理解这两种类型以及他们成长的环境非常重要，因为这解释了为什么同样的决策对于某个人来说可能是非理性的，而对另一个人就是完全理性并具有适应性的。

生活史理论

虽然更多的钱不会总是带来更多的麻烦，但如何花钱有可能成为一个两难的选择。例如，如果你有100美元，可以花在不同的地方：你可以购买食物，可以给爱人买几打玫瑰，可以给孩子报几节小提琴课，可以买套新衣服，也可以下载哈默的全部音乐（包括他1992年的热门曲目“2 Legit 2 Quit”以及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当时的制作费用高达250万美元，这在1992年是不可想象的价格）。而两难困境的出现是因为金钱是有限的资源。如果你只有100美元可花，就不可能既把食物装满冰箱又能穿上新衣服，还能让孩子上小提琴课。当分配有限的资源时，你必须进行优先偏好的排序。

有限的资源不只是金钱，时间也是一种有限资源，食物中的热量也是。要决定如何使用每种资源，就要求我们进行权衡。例如，如果你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么你可以用来陪孩子玩，或是回一堆邮件，也可以小憩一会儿。但是，将时间用于一件事就不能再用于另一件事。

我们的一位理性经济学家朋友专注于研究个人和公司如何分配有限的资源。总的来说，就是研究人们的决策，但分配有限资源的需求并不仅限于人类——无论是单细胞细菌、罗特韦尔犬、孟加拉虎还是玫瑰，每一种生物体都必须做出权衡。研究结果表明，人类面对的权衡与所有物种面对的权衡是一样的。

为了理解各种生物体如何分配有限的资源，生物学家建立了一套强大的理论，叫作“生活史理论”（Life History Theory）。此理论针对以下问题：动物个体应该生长发育多长时间以后才能开始繁衍后代？该动物在后代出生后是否应该分配资源以抚养后代？如果应该，那么该动物在让后代自谋生路之前应付出多少亲代投资？

根据生活史理论，所有有机体生命中的根本任务分可为两大类：存续努力（somatic effort）和繁殖努力（reproductive effort）。存续努力是指动物用于维持身体健康的能量，繁殖努力是指用于复制有机体基因的能量。你可以把存续努力想象成把钱存进不断增长的银行账户中；而繁殖努力就像从那个银行账户取钱，用于复制个体的基因。正如人们存钱并不仅仅是为了拥有一个很大的银行户头一样，动物在存续努力方面的投资也不仅是为了保有强大的身体。相反，在存续努力上的投资就是在未来繁殖上的投资。如果现在建立一个大账户，未来就可以更成功地繁衍后代。

生活史理论强调，所有的动物本质上都在做出同样的权衡。在任何一个时点，你、你的宠物猫或是窗外筑巢的麻雀，都可以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存续努力或是繁殖努力。

不同的动物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权衡，这就形成了不同的生命史对策（life history strategies）。有些动物采用“慢”型生命史对策，它们投入大量的时间和努力进行存续发展，然后再进行繁殖。有些动物则采用“快”型生命史对策，在存续上稍作投资就尽快开始繁殖。例如，马岛猬（产于马达加斯加，与刺猬相似的哺乳动物）就属于快型，它们出生后40天就能达到性成熟。一旦获得了繁殖能力，它们就成了多产的生育机器，产出一窝窝的幼仔，最多时一胎可以产32只。而大象就属于慢型的一类，它们达到性成熟的时间比马岛猬长100倍。具有繁殖能力以后，大象可能还要再等很多年才开始正式繁殖；而等到它们终于开始繁殖的时候，它们一次只能生产一个后代，然后又要再等很多年才会给小象再生一个弟弟或妹妹。

人类在生活史方面跟大象更相似。我们在存续发展方面投资巨大，必须耐心等待性成熟。即使我们的身体已经成熟，可能也要再等几年或几十年才会有孩子。和大象一样，我们通常会投入大量精力抚养有着大大的脑袋的婴儿。历史证明，如果没有母亲和父亲提供的资源，这些无助的小家伙就无法茁壮成长。

事实上，对于大象、人类和任何后代数量相对较少的动物来说，努力繁殖的意义不只是交配。成功的繁殖还要细分成两种完全不同的任务：择偶努力（用于夺取地位、吸引配偶和交配）和育儿努力（用于确保后代能够生存，并繁殖他们自己的后代）。

生活史的三个阶段

根据生活史理论反观人类，我们的一生也遵循着可预期的发展顺序。我们的生活史也可以划分成3个阶段，每个阶段各以一种努力为主要特征：存续努力、择偶努力和育儿努力、这些阶段有助于说明在我们人生的不同时期的优先偏好和心理都经历着怎样的变化。事实上，在特定的生命阶段，都有特定的次级自我来指引我们的选择。第2章提到的发展金字塔说明，随着我们不断成长、成熟，每个次级自我都在前一个次级自我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所有动物都必须生存、成长，然后才能繁衍。第一生命阶段的存续努力为未来的择偶努力提供了必需的发展基础。在最初的阶段，孩子们会长身体，健全免疫系统，开始学习建立社交网络的社交技巧。在存续阶段，自我保护型次级自我和避免疾病型次级自我占主导地位。此时，蹒跚学步的幼童对陌生人尤其警惕（这类恐惧在他们2~3岁时达到顶峰），他们也不喜欢品尝新奇的食物，常常日复一日吃同一种食物（孩子会喜笑颜开地欢迎第1 000个花生酱三明治，但是会很讨厌以前没吃过的核桃和菠菜）。孩子们要过很久才开始琢磨交朋友的事情，这时社交型次级自我就走上舞台，宣告生活史第二阶段的开始。

如果你有个十几岁的孩子，或者你能回忆起自己的中学时代，那么你将知道在涉及择偶努力时，你也曾躁动不安。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择偶努力都在其青年时期达到顶峰，从十几岁一直持续到二十八九岁。在纯真无邪的小学阶段过后，择偶努力突然开始占据中学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是不是受欢迎？长得好看吗？其他同学喜欢我还是看不起我？我够不够出众，能否引起别人的注意？还有一个终极的问题：我能不能约到历史课上那个迷人的女孩？

在整个动物王国，择偶努力都涉及暴力攻击和炫耀展示。这种特点也表现在人类社会。处于此年龄段的人对于冒险非常热衷，他们也容易尝试毒品和各种危险的性行为。在美国，十几岁的年轻人最主要的死因就是交通事故，这并非偶然。他们不仅不爱系安全带，而且对自己的驾驶技术过度自信。

人类求偶努力的活跃程度跟体内睾丸激素的含量直接相关。睾丸激素含量在15岁前后大幅度提高，在20多岁时达到顶峰。睾丸激素会点燃竞争、叛逆和性欲的火焰。当男性和女性被注射了睾丸激素后，他们变得更有攻击性，也对性更感兴趣。在对4 462名退伍军人的研究中发现，睾丸激素水平高的人正是那些经常触犯法规、更加暴力、其性伙伴数量也更多的人。

青春期睾丸激素的激增标志着择偶型次级自我和社会地位型次级自我的出现，它们会在整个第二生命阶段主宰我们的行为。我们血管中流动的睾丸激素也抑制了儿时非常活跃的自我保护型次级自我和避免疾病型次级自我。毕竟，当你为自己的健康和安全担心时，就很难疯狂地去冒险打动他人。

安全意识的降低可能使择偶阶段非常危险。进化心理学家马丁·戴利和马戈·威尔逊从对凶杀案的研究中发现，世界各地的杀人犯中年轻人的比例都高得出奇。与40岁出头的成熟男性相比，20多岁的小伙子杀人的可能性要高出400%。

那么，这些暴力行为的主要动机是什么？谋杀最常见的起因叫作“无关紧要的口角”，占所有凶杀案的37%。警方称，这些口角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所引起的，例如言语不敬、骂脏话，或是一个人不小心撞到了另一个人。戴利和威尔逊指出，绝大多数暴力都与地位和配偶相关，尤其是在二者都缺乏时。一项对底特律凶杀案的统计研究发现，有41%的行凶者失业，有73%的行凶者未婚。

如果一个人已过了择偶努力阶段（凶杀案的数据告诉我们，对于一些小伙子来说，这个“如果”是有现实意义的），他可能会到达第三生活阶段，涉及与另一个人（通常是婚姻伴侣）结成长期的关系，这种关系为繁殖和成功地养育后代创造了基础。美国女性的首次生育年龄平均为25岁，男性为27岁；有些国家的女性的生育时间则较晚（日本女性是29.2岁，英国女性是29.5岁）。大多数人在40岁时处于育儿阶段。第三个阶段不仅仅包括养育孩子，还包括抚养孙辈。

在育儿阶段，人类的攻击性和竞争性都有所降低。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观察了加拿大的业余冰球选手，比较20多岁的年轻未婚选手和30多岁的已婚选手之间的差别。结果证明，年龄大一些的选手其攻击性要比年轻选手整整少3倍。而且，当年龄大的选手相互碰撞或是大喊大叫时，他们大多是在开开小玩笑，闹来闹去。而对于年轻选手来说，比赛可没什么幽默的。年轻选手不仅更易怒，而且表现出“冷漠敌意”（cold hostility）的可能性要高出4倍——例如，故意推人、挤人或撞人，没有微笑，也没有道歉。

男性和女性到了30岁以后，睾丸激素水平开始下降。这一激素水平的下降不仅遵循生物学规律，还取决于你是否进入了育儿努力阶段。人们在结婚后睾丸激素水平会有所下降，有了孩子以后会进一步下降。在菲律宾，已经有一个孩子的女性要比同样年龄、同样社会经济地位但没有孩子的女性睾丸激素水平低30%。北美洲的男性也一样，其结婚后睾丸激素水平下降，有孩子后会再次下降。

在育儿阶段，留住配偶型次级自我和育儿型次级自我相继登上舞台。与一个长期伴侣的互动和照顾新生婴儿的行为不断激发这两个次级自我努力扮演配偶和家长的角色。同时，一度被忽视的自我保护型次级自我和避免疾病型次级自我又有所复苏，因为我们只有好好活着，保持健康，才能抚养下一代，保护他们不受各种侵害。因此，人们在结婚生子以后，蹦极和闯红灯这些事在他们看来就没那么有趣了，在遭人冒犯时也不会大发雷霆了，甚至在体育比赛中也不再充满敌意了。

冒险与年龄

我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对生活有着不同的优先偏好排序，这对于我们在不同时期的财务决策也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年轻时期睾丸激素水平偏高，择偶型次级自我最喜欢冒险和赌博。

想想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世界扑克大赛，每年约有8 000位参赛选手，每人需缴纳超过10 000美元的参赛费，他们的平均年龄是25岁左右。每一年，都有像“扑克小子”菲尔·哈默斯这样的扑克老将抱怨年轻的新手玩法肆无忌惮，毫无理性地虚张声势或是动辄就押上全部赌注。但这种亡命徒式的玩法似乎也有点儿效果，5位赢得冠军大奖（价值约900万美元）的选手，其年龄是21~24岁。而将近50岁、已婚并有了两个孩子的哈默斯，自从达到全盛时期的24岁“高龄”以后，就再也没有拿过冠军了。

年龄和睾丸激素水平不仅会影响到赌博，在整个金融行业的活动中，它们的作用也随处可见。英国有一项研究跟踪调查了英国股票交易所的期货交易员（平均年龄27.6岁），连续几周在每天早晨监测他们的睾丸激素水平。结果发现，在这些交易员睾丸激素高于平均水平的日子里，他们的收益要比睾丸激素处于平均水平的日子高出8倍。研究人员把效益的提升归功于睾丸激素能够使人在面对新奇事物时更加勇敢无畏。

这项研究结果发表以后，导致纽约市的诊所接待睾丸激素不足的病例增多。莱昂内尔·比索恩一直在研究激素替代疗法，他相信睾丸激素已经成为华尔街交易员的首选药物。他的病人中有90%是三四十岁的男性金融行业的从业者，他们认为提高睾丸激素水平可以有效提升工作业绩。“如果你想在华尔街做一名交易员，或是处理数额巨大的投资，那么你最好拥有自信，”比索恩医生解释说，“优柔寡断的男人是不会取得成功的。”

由于睾丸激素水平在男性20岁出头的时候达到顶峰，所以年龄对于一些高风险行业可能是重要的因素，例如创业。哈默在22岁时就冒了很大的风险，他向前奥克兰运动家队的球员麦克·戴维斯和德韦恩·墨菲借了40 000美元，创立了自己的唱片品牌“Bust It Productions”。哈默的汽车后备厢就是他的流动唱片店。他大肆宣传，很快就录制了专辑“Feel My Power”，并且嚣张地向著名说唱歌手宣战，宣称自己“天下第一”。

而说到互联网大亨，风险投资家认为，“互联网创业家就像职业篮球选手，他们在25岁时达到顶峰，30岁时就基本出局了”。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在1998年创建谷歌时均为25岁，比尔·盖茨创建微软时21岁，马克·扎克伯格创建脸谱网时21岁，史蒂夫·乔布斯21岁时跟他25岁的好朋友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创建了苹果公司。苹果公司最初有3位创始人，乔布斯、沃兹尼亚克和罗纳德·韦恩，三个人都持有不少股份。之前我们谈到过韦恩，他如果不是投资两周就决定撤股，那么现在的身价应该是26亿美元，但他当时表示对这种高风险的创业没有兴趣。他的胆怯跟年龄有关系么？与年轻的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不同的是，韦恩当时41岁。

睾丸激素旺盛的年轻人不仅愿意承担更多风险，在跟其他人做生意的时候也会更加激进。一项对357宗兼并收购交易企业的研究发现，年轻的CEO更加好斗，更容易主动收购其他公司，也更倾向于拒绝别人的收购。年轻的大亨们会更加坚决地捍卫自己的地盘，同时激进地扩张自己的帝国，这对于商业谈判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假设一个人必须跟你分享40美元，于是他向你提出了一种方案。如果你接受这种分配方法，那么你们会各自得到双方都同意的数额；但是如果你拒绝这个方案，你们两个人就什么也得不到。那么，如果这个人提出只从40美元中分给你5美元，你会接受吗？

当研究人员用这个问题做测试时，发现男性的回答取决于他们的睾丸激素水平。睾丸激素在平均水平以下的男性，有93%的人接受了这个方案，他们开心地拿着5美元，痛快地让对方拿走35美元。对于睾丸激素在平均水平以上的男性，有45%的人都拒绝了这个方案，他们宁愿什么都不要，也不接受这种侮辱人的分配方法。对于睾丸激素水平最高的那批男性，有71%的人都直接拒绝了这个方案。

由于年轻人更加喜欢冒险，因此他们更愿意在一些高风险的职业中碰运气。例如，在冰冷的海水里捕鱼、伐木，或是创业。然而，年轻人更喜欢碰运气，就意味着他们一定是更好的创业家吗？答案是否定的。由于年轻人更容易被短视的乐观主义冲昏头脑，因此一些人会取得成功，更多人则会遭遇失败。一项对549名成功创业家的研究发现，创业成功的普遍都是那些在创业初期年龄稍大、经验更丰富的人。当然，人们在年轻的时候，往往会在成功之后因为太过冒险而遭遇一连串的失败；但年龄大一些的人就不会那么轻易冒险，即使必须承担风险，他们也会更加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