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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阿尔布雷希特·丢勒[35]的非凡画作《大片草地》（1503），你会看到想象力突破了那个时代的艺术窠臼和文化束缚，把这杰作向前推进了三个世纪。在这幅作品里，绘画艺术发现了生态学。画中所画可以是21世纪初，或其他任何时候的任何一片荒地的任何一个角落。这是倾注了敬意与关切画出的一丛杂草，仿佛画笔下的它们是天堂里的花。

这幅画的结构极为简单。作品的结构即植被本身的结构，好像丢勒只是随意在土地上那么一铲，然后把铲起的这块草皮变成了画的框架。画的近景是三丛宽叶车前，这种杂草紧跟着人类的足迹遍布全球，追随之执着紧密，从它的别名“路旁草”和“旅人的脚”中可见一斑。簇拥着宽叶车前的是一束束草地早熟禾。两朵蒲公英已过了花期，但花柱上依然缀着少许黄色并向左倾斜着。画的最后方——也是全画中唯一一种不算常见的植物——几叶虎儿草茴芹在前方重重叠叠的草叶背后，只隐约可见。你观察这片植物的角度并非自上而下，也非其他常见的居高临下的人类视角，而是自下而上。作品下方几乎被斑驳的泥土填满，杂草扎根泥土中的情景清晰可见。最高的植物超出了画作的上缘，仿佛它们是高耸的大树，以树荫庇护身下矮小的同类们。整幅作品不但在视觉上优美典雅，还具备准确无误的科学性。呈现在你眼前的是一个小型生态系统，其中的每一个组成元素——从脚下潮湿的泥土到高处即将飞散的种子——都紧密相连。

丢勒之后，再没有人这么仔细地观察过这卑微的植物——直到有了19世纪早期的文学家们，比如“跌倒后”惊叹并爱上了杂草之美的诗人约翰·克莱尔，比如让少年维特躺进草地然后获得超凡体验的歌德——他笔下的画家主人公“卧躺在山涧那飞跌而下的溪水边的葳蕤的野草中，挨着地面观察千姿百态的小草；每当我感觉到我的心贴近草丛中麇集扰扰的小世界，贴近各种虫豸蚊蝇千差万别、不可胜数的形状时，我就感到那个照他自己的模样创造我们的全能的上帝的存在……”[36]

丢勒的《大片草地》不仅是第一幅描绘杂草群落的画作，还是欧洲第一幅真正意义上的博物学植物画，它预示着一种全新的对待大自然的人文主义态度。从植物画中现实主义的萌芽发展到丢勒的草地，足足经历了三百余年。中世纪时期的野生植物画基本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装饰性的，用来装饰《祈祷书》的边缘，画中是开花的草地，画风典雅；另一类是功能性的，给药用植物的描述性说明做配图。无论是上述哪一类，这些作品都毫无植物学上的准确性可言。诚然，如果需要的只是各个时节植物开花时的粗略形象，那么准确性就并不重要。但若要治疗疾病，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当时人们认为具有治疗作用的物品中，植物可能要占到90%以上。许多药方的开具根据都是魔法与前科学时期对人体机理认知的诡异结合，后者中尤以古希腊和古罗马医生（如希波克拉底[37]和盖伦[38]）推崇的四体液学说最具影响。但无论怎样谬误百出的诊疗系统，都要建立在正确鉴别对症植物的基础上。这就是草药书——一种记录药用植物特征、适用症和用法的书籍的作用了。

但16世纪以前草药书中的插图常被程式化地画成十分抽象的样子。并不是中世纪的画师们缺乏绘画技巧，当时的人物和动物画十分鲜活生动，作品可以在富有创造力的同时又毫不失真。但植物画却都像从同一本样本书中复制来的。这些图都极为简化并对称，花就是僵硬的杆上顶着形状不规则的一团，根就是把胡萝卜随便变个样子，仿佛植物们缺乏某种活生生的灵魂，没有什么品质值得艺术家们精心描绘。

但另一方面，画师们往往也不清楚自己应该画什么。以敏锐细致的眼光观察大自然的传统始于亚里士多德和泰奥弗拉斯托斯[39]，但随着希腊和罗马帝国的瓦解而渐渐被人遗忘。尤其是在中世纪的英国，盎格鲁—撒克逊人对魔法的信仰和极具权威的基督教会都阻挠人们探寻与植物生命和特性相关的知识。似乎质疑大自然的杰作而非毫不怀疑地接受传统的宗教说辞，是一种亵渎神明之举，是在挑衅上帝做出的安排。

有趣的是，与此同时异教的一些古典时期的著作却地位卓著，尤其是那些辨认药用植物的书籍。阅读这些作品被认为是重新学习那些在英国黑暗时代散逸了的智慧。阅读者也没有将精力放在本该是重点的中世纪植物学和药物知识上，反将大部分注意力都花在了理解和重新解读宗教文本上面。实际上所谓研读就是不断地对文本抄写再抄写，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抄写错误。这些工作基本是由修道院完成的。僧侣们能够阅读拉丁文，通常也对医药略知一二，还很有可能有一座种着药草的花园，园中种植的植物可以治疗他们自己和周围居民的疾病。

他们最重要的草药学知识来源，是一本公元1世纪以希腊文撰写的书——《药物论》。此书诞生后的1500年中，每一本欧洲的草药书或多多少少受其启发，或由此书演变而来，总之所有信息皆源自这一本圣书。《药物论》的作者派达尼奥斯·迪奥斯克利德斯[40]可能是一位来自小亚细亚的军医，并且是一位颇有造诣的植物学家。他在著作中强调，去大自然中亲身认识植物是十分重要的基础：

想要成为技术过硬的草药医生，那么无论是植物刚钻出地面，还是完全成熟，还是开始凋零，你都应在场观察。只见过植物发芽的人，不知成熟之物的形态；只查看过成熟之物的人，又辨认不出它破土而出时的模样。植物总在变化之中，叶会变形，茎会长高，会开出花，会结出果，还有一些其他特征可能也会变化，不仔细全面地观察它们，你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可惜的是，后来的作者和编者都没太注意他这段严苛的前言。这本书有一个豪华版，是来自6世纪君士坦丁堡的维也纳古本[41]，在整整400页的彩画中夹杂着一些博物学的画作，但许多更早版本的《药物论》中都完全没有插图。另一些版本中则只有那些程式化的植物画，或是对以前一些画师作品的粗糙复制，或是没什么新意的空想植物图。这种状况持续了几个世纪，反复的传抄使得图画与实际的植物越差越远，难以辨识。几乎没有画师愿意走到野外依照真实的植物作画，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有时也无法认出古典时期的作者所描写的是什么物种。但当时的观念认为，辨认物种是一种毫无必要或并不妥当的行为，查对古典教义与事实是否相符是一种不敬。

在英国的草药传统中，第一个从其他角度看待这一问题的契机出现在12世纪初。在1120年前后，萨福克郡贝里圣埃德蒙兹教堂的僧侣们完成了阿普列尤斯[42]所著《植物记》的一个新版本，这本书最早出现的日期可追溯至5—6世纪。这本拉丁文书籍并非原创，而是将迪奥斯克利德斯的一些处方和其他希腊的原始资料汇编成书，但散布书中的少量植物插画是据实而作，令人耳目一新，这在北欧地区是前所未见的。

阿普列尤斯《植物记》的原稿被保留了下来，目前存于牛津大学图书馆。这是一本奇特而低调的书，比一本现代的平装书大不了多少，羊皮纸的书页上简单记录了仅一百来种植物。行文虽算不上优雅完美，但尚可读懂，只是有时读起来感觉像一本咒语书。比如，写到艾草时书中认为，“若将此草之根悬于门上，则任何人都无法损坏此房屋”。关于蓖麻，书中写道：“汝将此植物之种子置于家中或任何地方，可保此地不受冰雹袭击；若汝将此种子悬于船上，则可平息任何暴风雨。”书中也有许多不合实际的荒唐插图，依旧是将对前人的粗糙复制和程式化的植物画法相结合的老一套。比如一种叫作“拉潘草”（名字以拉丁语、高卢语甚至埃及语给出）的植物就很难辨认，画中它的叶子呈绿色或亮蓝色，茎上还有金叶子装饰。阿福花在书中被画倒了，根看起来像一条龙。“格兰草”（可能是一种豆类植物）则纤弱地向四处伸展细茎，看起来像是一幅保罗·克利[43]的画。

但这些插图出自不同人之手，其中有几张是照着真实的植物清晰描画的，执笔者很可能是几位充满好奇心的僧侣，他们走进修道院的花园，走到萨福克郡的郊外，用值得迪奥斯克利德斯赞赏的专注力观察着生长的植物。毫不出奇，几乎所有这些写实画的描画对象都是常见、易得且好认的杂草。这其中有车前草、马鞭草、薄荷，还有华丽舒展着莲座丛叶的蒲公英（草药书中治疗尿路疾病的良药）。春黄菊的花蕊像一个可爱的黄色茶壶套，它们的三瓣叶和红三叶草般紧凑的花枝都是很难认错的特征。有些作品的技巧十分纯熟，比如林地水苏（书中治疗割伤和溃疡的草药）复杂的唇形花朵就被绘制得精巧细致。但最不同凡响的一幅要数黑莓，书中说，要是被可怕的巨蛇咬伤，便应以这种多刺植物入药。历经900年，画中一簇簇的黑莓果实看上去依旧那么美味诱人，有种几乎要滴下水来的鲜活感。如同在乡村常看到的黑莓一样，每一个枝头都有几颗没成熟的红色莓果，而颜色较深的核果中央则画着一个蓝灰色的点，完美呈现了熟果的光泽。

贝里圣埃德蒙兹教堂草药书上的车前草和蒲公英，被粗糙却专注地画在了纸上，被与咒语相去无几的语言写在了书里；而同样的植物到了丢勒笔下，便成了生动且富含生态学信息的杰作。这两者之间的跨越，便是中世纪人类对杂草态度的成形过程。那时杂草的处境并不复杂，它们充斥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依旧被认为是上帝对人类的诅咒。它们来历不明，据信还有魔法变身的能力。同样一棵植物，既可为良药又可为毒鸩。庄稼也可能“堕落”并转变为可怕的植物瘟疫。对中世纪的人们来说，这些邪恶的、用来惩罚人类的植物根本不值得细致观察和研究。这肆虐人间的神秘灾祸是人类堕落的苦果，无需多问，唯有忍耐。

英国历史学家福斯特·巴勒姆·辛克牧师（维多利亚女王御用牧师）发现，这种一味忍耐的态度到19世纪晚期依旧留存在萨福克郡乡间：

我听到一种说法，说杂草与土地天然一体，即大地创造了它们；从没人成功根除过它们，因为根本没人能做到这一点。它们的不朽之躯可直接从土中钻出，完全不需要种子，说此话者言之凿凿，仿佛毋庸置疑……这种对杂草的无知还被添上了神学的色彩，说大地长出杂草是人类违抗神之旨意而得的惩罚。因此从过去到现在直至未来，大地会一直生出蓟、虞美人和丝茅，作为对农民（不过为什么只有农民？）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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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塔瑟[44]将农业与险恶世界的努力斗争记录成书，这本叫作《好农业的500个优点》的书写于中世纪末期，书中已没有了过去那种因恐惧而无奈接受现实的观点。取而代之的是字里行间的乐观，科学的发展向人类投来了曙光，提升了人们的信心，也带来了可行的解决方法。塔瑟以欢快的双行体诗歌书写全文，进一步凸显了书中的自信。而且此书是极少数清晰记录中世纪农民处境及他们对杂草态度的作品之一。塔瑟的记录似乎表明，尽管杂草十分顽固，让人头痛，但还算不上是埃塞克斯郡农民的对手。初夏是除草的时节，尤其是当一场大雨松动了草根之后：

五月来临，去找一把杂草钩、一把叉和一只手套，

然后除去杂草，因为庄稼不喜欢杂草。

给秋播作物除草，现在是最佳时机；

但六月才更适合为其他作物除草斩蓟。

烧掉五月的杂草，斩碎那些蓟；

艾鼬会把黑麦和小麦拽倒拉低：

蕨和毒麦，太过讨厌；

但就像金钱草一样，所有杂草都会消失不见。

塔瑟提到的杂草钩是一对长柄的耙子，其中一把的末端呈叉状，另一把的末端装有金属钩，这个钩子是用来把每一株杂草分别勾倒的。（尽管“锄地”这一技术为美洲土著所熟知，并且作为让空气进入土壤的手段，至少在维吉尔的年代便已在欧洲使用，但在英国将这种技术应用于控制杂草是两个世纪之后的事了。）社会历史学家多萝西·哈特利[45]在她的著作《英格兰的大地》中描写了除草者辛勤除草的过程。她没有解释自己是如何对这一过程知晓得如此详细确切、精确到每一个步骤的，但很可能是将古老绘画中的线索拼接起来，并凭借毕生实地调查中窥见的残留的农业古法进行推测重现。下面的文字便出自她的手笔：

他使用的工具有两把：第一把末端带钩，将躲藏在植物茎下的杂草勾出；第二把末端呈叉状，将杂草压倒在地。然后除草者向前一步，用脚踩住压倒的杂草顶端，同时向身后挥动钩子，将杂草的根部拔出地面，然后将拔出的草扔成一排。这样每一棵被拔出的杂草都完全从土壤中脱离，并且根部会盖住前一棵草的顶部。因此当除草者沿着犁沟走回去时，他会把除下的草盖在作物根部，但每两行作物的草堆之间至少留出一只脚的宽度。除草工作在一种固定的节奏下进行，而除草者双脚踩出的线就是收割者们进行大部分工作时的标尺。

这种工作的精细程度听起来犹如为每块土地量身打造，每株杂草都被精确拔除，仿佛牙医拔牙一般。但中世纪的除草技术还是无法与大部分凶猛杂草的进化策略相匹敌。在特定季节除去可见的杂草，这个方法反而给一些植物带来了选择优势：比如根系较深或较分散，无法用钩子完全勾出的品种；或者在除草季节前已经开花结籽，利用除草工人摆放杂草的做法趁机将种子散播到土壤中的品种；又或者是另辟蹊径将萌发时间大幅度推迟的品种，例如可在收割和第一次翻地之间萌发的植物。再比如，长在农田里的猪殃殃和长在篱笆旁的就很不一样。田地里的猪殃殃萌发时间不同，种子大小也与农作物的种子更为相近，且生长时枝蔓更为贴近地面——这些都是为了对抗两三千年前的除草技术而演化出的特征。

坚持不懈的手动除草确实削弱了大部分杂草，尤其是那些在被拔除或杀死前还未能传播种子的一年生植物，但对根系较深较庞大的多年生植物就不那么有效了，还常常会在不经意间帮助它们传播。这一类植物中有不少——如匍枝毛茛和蕨麻——都能从一小段根系或枝蔓上再生，因此以拔除大部分（但不可能是全部）根系并将其扔回泥土中为中心策略的杂草控制手段，只会让这类植物数量倍增。耕作之操劳辛酸，正如《创世记》中所言，叫人“终身劳苦”。

异株荨麻就是一种因农耕和除草而越挫越勇的植物。它们的天然栖息地为肥沃、泥泞、略经开发的土地，河谷营养丰富的淤泥上长出的茂密草丛和被动物粪便滋养的林中空地尤为它们喜爱。它们很容易就适应了耕地和牧场的肥沃土壤（尤其是池塘河流里的淤泥常被铺在田里以增加肥力），以及氮、磷丰富的人造场所——垃圾箱、篝火营地、教堂院落。荨麻不但靠种子传播，还靠能够迅猛生长的地下茎传播，这些茎一年推进的距离可以超过2英尺（约合61厘米）。这些地下茎即便只剩下毁损严重的碎片，依旧可以一边横向伸展，一边把坚韧的、纤维般的根扎进土中，并最终从地下破土而出，生出绿叶点点的新枝。地面上庞大的植物体也只需地下那一丁点星星之火。土壤中的磷酸盐能够保持极长的时间，在索尔兹伯里附近的格罗夫里山脉曾有罗马不列颠人的定居点，这里的人类早在1600年前就已离去，可荨麻却在这里的林地里欣欣向荣，直到今天。[46]

旋花科具备大量巧妙甚至强大到让人生畏的生存技巧。它们弯曲的根和善于攀爬的茎能够扼死其他植物，也为它们赢得了当之无愧的“恶魔之肠”的民间称谓。在化学除草剂发明以前，田旋花（Convolvulus arvensis）可是最让人头痛的杂草种类之一。它们美丽的外表很有欺骗性，粉色、白色或白底条纹的花朵在阳光的照耀下会散发出一缕淡淡的杏仁香，花蜜也会吸引大量不同种类的昆虫。它们卷曲的茎可能是寻找它们野外起源的一个线索。它们能爬到的最大高度为3英尺（约合0.9米）左右，完全比不上能够沿树攀爬的旋花，这表明“恶魔之肠”在入侵农田和花园前生活的土壤可能散布着低矮灌木——比如在结构不稳定的悬崖脚下生长的那类灌木。现代的田旋花分布地中，最接近它们原始栖息地的是海边那些植物低矮、多石的草地。但如今我们所认识的田旋花结构已十分精巧，可轻松应付各种农业压力，这说明在过去几千年的农业进程中这种植物可能在不断演化。

田旋花有一套几乎可以说是万全的保险系统，一系列繁殖和再生技能使它们能应对任何可能的状况。每一棵植物都能产生约600粒种子，这些种子中的一部分在夏天萌发，一部分在秋天萌发。如果有些种子被埋得太深，一时无法发芽，那么在之后长达40年的时间里，一有机会它们还是可以随时复苏。一旦幼苗成功站稳脚跟，它的地下茎便会开始水平扩张。整个地下系统只需一个季度的时间，便可占领超过30平方码（约合25平方米）的土地，纵向深度也可超过18英尺（约合5.5米）。地面上的新枝既可以从地下茎上长出，也可以直接从根部长出。用锄头或犁斩断它的根，只能暂时性地削弱它，但此举同时会刺激新芽的生长。面对伤害它们的反应迅速而又果断。几秒钟之内伤口处便会流出乳白色汁液，随后汁液会凝结成一层抗菌膜。几天以后伤口附近的休眠茎芽会开始隆起，并长出新的根和枝条。田旋花任何部位哪怕极为细小的一点碎片，都能够以这样的机制生存。要是哪个被田旋花气到七窍生烟的园丁把它剁成了一百截，也不过是给了它们分身一百次的机会。

地面上，缠绕茎的尖端拼命地探寻着阳光，它们会缠上任何直立的物体——包括其他植物——以寻求支撑（在实验室中，旋花的茎能够穿过用黑色管道做成的迷宫，准确找到光源）。对支撑植物造成的任何破坏都会连带伤害到旋花，它们需要支架。如果缠绕茎被部分埋到了土壤中或石头下，这些茎就会生根。如果这些茎被反复斩断，植物便会启动代偿机制，让自己长成灌木状，并催生多个分枝。如果它们被牛吃掉，茎中的化学信号会识别出动物唾液中的生长激素，促使植物生长得更加迅速。

旋花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随机应变的本领，倒意外地让人类看到了一些希望。旋花的生存策略如此强大，但它们并没能在耕地或被破坏的土地上纵横肆虐。林地中你看不到这种植物，因为它极为依赖阳光。老草场和牧场上经年累月长起的植被，也让它无处落脚。有时候旋花确实能够侵入一些新落成的草坪，但它的根系再强大，在不断的割草修剪下也支撑不过一两年。“恶魔之肠”是个强大的生存者，但远不是什么超级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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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像荨麻和旋花这样的杂草都如妖魔般强大，但据我所知，并没有哪一种因卷进巫术、渎神或什么诡异之事而被人类审判的。它们很幸运。在中世纪时——实际上直到19世纪中叶——任何生物一旦被认为违背了上帝的意旨或社会准则，就可能面临审判。1499年，几只麻雀因为把鸟粪拉在了法国圣樊尚大教堂的长椅上而被逐出教会。1546年，一群象鼻虫以破坏穷人圣朱利安教堂的葡萄园的罪名被审判。这种审判在16世纪时十分普遍，而著名的法国律师巴塞洛缪·沙瑟尼[47]因为动物辩护而声名鹊起。朱利安·巴恩斯[48]在其恶作剧之作、短篇小说《宗教战争》中纪念了这位律师的工作，在故事中一群蛀虫咬断了贝桑松主教座位的椅子腿，令他“有违自己意愿地摔倒失态”，于是这群蛀虫被判逐出教会。沙瑟尼为虫子们辩护，争取到了一个更轻的判决。它们未受到惩罚，因为当地居民“为这些虫子找到了另一片草场安家，在这里它们能安心进食而不会给圣米歇尔教堂造成危害，而且这些虫子应遵从法院至高无上的权力，迁去那片草场”。（这时就已初步形成的为不受欢迎者另觅领地的构想，呼应了如今在花园里为杂草保留一角和在耕地旁空出条形土地不行耕种的做法。）

虔诚的中世纪人类对杂草们所做的最坏的事情，是赋予了它们种种恶名。至少有20种植物的俗名（大部分如今已废弃不用）把它们定义为魔鬼的植物。春黄菊是“魔鬼雏菊”。田野毛茛是“魔鬼之爪”、“无处不在的魔鬼”、“魔鬼的车轮”和“魔鬼的马梳”（这些名字大多是参照其种子的形状而起的）。颠茄是“魔鬼的大黄”和“魔鬼的莓果”。毛蕊花——“魔鬼的毯子”（因为此植物长有绒毛）。金钱薄荷——“魔鬼的烛台”。菟丝子——“魔鬼的线”和“魔鬼的网”（也叫“地狱草”和“地狱缠”）。百脉根——“魔鬼的手指”（但也叫“圣母的手指”）。大繁缕——“魔鬼之黍”和“魔鬼的裙扣”。针果芹——“魔鬼的蜡烛”。天仙子——“魔鬼之眼”。荨麻——“魔鬼之叶”。峨参——“魔鬼的肉”和“魔鬼的燕麦粥”。蒲公英——“魔鬼的奶桶”（因为这种植物会分泌白色乳液）。春蓼——“魔鬼的捏拧”。卷茎蓼——“魔鬼的绳索”。虞美人——“魔鬼之舌”。毒欧芹——“魔鬼之杖”。还有泽漆，一种并不起眼的9英寸（约合23厘米）高的植物，被给予了最奢侈的恶名，苏格兰部分地区称其为“魔鬼的苹果树”。

但我们无法确定人们是否真的认为这些杂草与魔鬼有关。这些与魔鬼有关的绰号很可能只是并无不敬的调笑，比如称呼某人为“那个小恶魔”。真正将杂草与超自然力量联系在一起的情形，正如我下面将会讲到的，与这种情况截然不同。

1523年，约翰·菲茨赫伯特所著的《农耕之书》[49]更为郑重地列出了一长串杂草的名字（它相当于世界上第一份杂草黑名单）。“5月将尽便是为作物除草之时，”他这样写道，让人不由联想到托马斯·塔瑟，“杂草多种多样，有蓟、白芥、酸模、毒麦、黑麦草、南茼蒿和臭春黄菊。”最后这种杂草是塔瑟笔下的“五月草”，其分泌物有刺激性，能使农民的皮肤起水疱。南茼蒿开黄色花，塔瑟称之为“金钱草”，也叫“黄金草”（可不是只有动画片里的盗贼才拿黄金当钱用，早在这以前黄金就是货币了），是中世纪最让人头痛的杂草之一。这种杂草的棘手程度令英王亨利二世专门颁布法令治理它，这一法令约束力之严苛可与1959年颁布的《杂草法案》比肩。

但若按对人类的影响力而言，最严重的入侵者当属毒麦（cockle）。这个名字可以指代两种完全不同的物种，两者之所以俗名相同，是因为它们的种子如果误与小麦一起碾磨，做成的面粉就会味道极差且常具毒性。第一种植物为麦仙翁（corncockle），粉红家族石竹科的成员，精致的紫色花朵从花苞中绽放时犹如飘扬的旗帜，它们的种子与小麦种子同时成熟，大小和重量也与小麦相去无几，因此在扬谷时很难与小麦分离。它们会让面粉——以及用这种面粉做成的面包——变成灰色。这种植物中含有一种叫作皂苷的有毒糖苷，进入血液后会使红血球和其他细胞破裂。这种病症（如今在印度仍十分常见）叫作麦仙翁中毒（githagism），英文名取自这种植物的拉丁学名Agrostemma githago，症状为疲乏、打哈欠、体重下降和肠炎。

另一种毒麦是黑麦草（darnel-cockle），菲茨赫伯特笔下的darnolde和《圣经》中的tares都是指它。这种草也会被简单地称为darnel，是毒麦属成员。一旦这种植物的种子被碾磨然后做成面包，吃到的人便会出现另一种症状——耳鸣、恶心、视力减弱、腹痛和腹泻，不过这些症状几乎都不会持续很久。

值得注意的是，当5月末6月初许多杂草被钩子勾出并被胡乱埋进土中之后，它们又会在仲夏节祭典上再度露面——但这一次却是以正面角色出场。仲夏节当晚，乡村点起盛大的篝火，成捆的野生植物被丢向明亮的火焰。这些植物大部分都是农业杂草，其中包括贯叶连翘、南茼蒿、虞美人、春黄菊、艾草、新疆千里光、车前草和马鞭草。

仲夏节是北欧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之一。时值夏至，太阳在沉入漫长冬季前最后的爆发使它看上去像是要长明于空中，夜晚如此短暂，仿佛要与白天融为一体。对中世纪的人们而言，这一刻人类与自然——以及凡间与仙境——之间的界限可能模糊了起来。难怪每到这时都会举行盛大的异教祭典——哪怕是在基督教盛行的英国也是如此——而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19世纪（少数地方甚至延续到了21世纪）。仲夏时节，未来可以被窥见，来年定会风调雨顺。

几乎所有前科学文化的信仰中最重要的原则都是交感（sympathy）。简言之，人或物可以被相似的东西治愈，或者激发，或者产生共鸣，有时也可能是排斥。让骨折的小孩从开裂的树干中间穿过，然后对这棵树进行包扎，便可以加快他骨骼愈合的速度。如果人类舞者模仿动物的交配仪式，便可以让动物更加多产，甚至可能让人类也更加多产。悬挂在花园门上的镜子能够反射光线，因此也能驱走雷雨云。这种交感巫术（sympathetic magic）的中心思想是类比，即相信宇宙间所有不同的物体都是连接在一起的——这种连接并非指实实在在的接触或环境上的互相影响，而是一种由形及意、单纯通过外在形象所造成的影响。

因此熊熊燃烧的火焰能够增强太阳的热力。燃遍整个欧洲的仲夏火焰节，将这种交感巫术发挥到了极致。炫丽的光与热的表演，将在太阳的能量即将走向衰败时再度激发它。一个额外的好处是这些火焰将烧尽瘟疫和土地中的“有害之物”。有些地区如今依然保留着这一习俗。在比利牛斯山，火焰是由教区领袖——有时也可能是某一条街的居民——点燃的。在瑞典，盛大的篝火旁还会立有花柱，但在更北边的一些国家里，竖花柱不是在5月而是在6月底。在英国的康沃尔郡，这一习俗最近再度兴起，仲夏节时你可以看到康沃尔郡群山山顶那一连串的篝火，旁边还有一排排被柱子高高顶起的燃烧着的柏油桶。

在英国的部分地区，仲夏节火焰要点在田地的上风处，这样一来具有净化魔力的烟才能被吹向作物和家畜。被选作燃烧物的植物本身要能够反映出太阳的魔力。它们大多是夏日开花的品种，白色、红色或黄色的花朵对应着太阳的形与色。这些与作物相伴而生的植物，可能也有着很显赫的出身，就像在托兰人胃里找到的新石器时代丰收祭典所用的祭品萹蓄那样。

中世纪时，仲夏节篝火被基督教会占用，教会称点燃火焰是为了向使徒圣约翰致敬，因为他的节日（他的生日而非忌日）正是6月24日仲夏节。但仪式的异教含义并未改变。年轻女孩们讨论着未来的恋人，年富力强的农民小伙则从火焰中穿过。仲夏节被赋予基督教圣人的色彩后，最显著的变化体现在了篝火里燃烧的植物上。贯叶连翘英文为St. John's wort，意为“圣约翰之草”（在基督教出现以前这种草所使用的名字已经遗失），这种植物就是典型的可以作为太阳之映象的草。它开在盛夏，花朵为明黄色，呈星状。它的另一个特点更让中世纪的人们认定它代表着太阳那赐予万物生命的光芒。它的每一片叶子上都有透明的小圆点（这一特点也被用在了它的拉丁学名Hypericum perforatum上，其中perforatum就是“洞、孔”的意思）且正冲着天空，太阳光穿叶而过落在地上，仿佛春日树林中斑驳的树影。

如果说中世纪的草药书混杂着宗教含义和对自然界的各种怪力乱神的认识，从而反映了当时基督教对耕作和植物之功用的看法，那么像仲夏节篝火这样的仪式庆典可能就是这些看法为普通人所接受的最好机会。还有少量盎格鲁—撒克逊的草药书，也讲到了关于植物功效的常见看法、凯尔特人的知识与交感巫术的集锦，以及边远地区的基督教仪式。在这一时期，植物不再被认为是由神种下的，但它们确实具有某种能够避开或抵挡有害影响的力量。危险的力量散布在空气之中，随时会造成不好的结果——从收成不好到丈夫不忠，事事皆有可能。疾病也常被归结于一种神秘无形的物质——“精灵之击”（elf-shot），这是超自然生物向倒霉的凡人发起的攻击。在贝里圣埃德蒙兹《植物记》成书约两个世纪前，有一本叫作《博尔德医书》的书中提供了“精灵之击”的治疗方法，这个方法绝对是植物巫术与基督教仪式的完美结合：

星期四晚上太阳落山之时去堆心菊（可能任意一种菊科花朵都可——尤其是花朵呈碟状、形似太阳的植物，如洋甘菊）生长处，然后吟唱《万物颂》或《主祷文》，做一次连祷，并把你的刀插入草中……以你最快的祈祷速度重复以上程序，把草和刀一起放在圣坛下方；等到太阳升起，将草洗净，然后与药水苏和十字架上的青苔混合成饮品；用牛奶煮沸三次，加入圣水三次，并在过程中吟唱《主祷文》、《信经》和《荣归主颂》，然后做一次连祷，并用剑在药水周围三面画十字，完成后让病人饮下，不久自会康复。

与“精灵之击”关系密切的是“飞行的毒液”（flying venom），这是一种随风吹向各处的危险的灵气。有些人认为它是在奥丁将巨蛇或龙斩成九截后由它的碎片释放出来的——这一观点将疾病的病因与最古老的邪恶化身结合在了一起。最有效的预防措施是以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九种圣草为基础编写的咒语或熬制的汤药，这九种圣草中包括好几种为人熟知的杂草：艾草、车前草、西洋菜、春黄菊或洋甘菊、药水苏、异株荨麻、细叶芹、小茴香和野苹果。杂草既可以是诅咒又可以是圣物，但当时的人们并不觉得矛盾。如现在一样，它们当时的角色也与所处环境有关。在土地中，它们是烦扰；在病房里，它们是良药。而它们在田野中的普遍与顽强甚至使它们的药效看起来更加强大。

车前草过去被称为“百草之母”，几乎所有古老的药方中都有它的身影，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凯尔特人的火祭仪式。它的外表毫不起眼——一丛灰绿色的叶子上立着一个老鼠尾巴似的穗状花序，因此我们不清楚它是如何获得如此风光的地位。但作为一种杂草，它“野”的程度——即愿意忍受种种不利与人类共存的程度——可能与重要地位的获得有很大关系。盎格鲁—撒克逊语中它的名字意为“长在路边的宽叶草”，这就是车前草的典型习性与栖居环境。马路、田埂、教堂阶梯，都是它们欣欣向荣之地。它们把“紧跟人类脚步”的字面意思发挥到了极致。它那贴地而生的叶坚韧又富弹性，不怕踩踏。你可以踩过去，碾过去，甚至开车轧过去，它们依旧继续生长。甚至越是被践踏，它们就越生机勃勃，而长在它们周围的脆弱植物早已被摧毁。因此，根据交感巫术的法则，车前草会是压砸或撕裂伤的良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点确实是真的。车前草的叶子里有很高比例的单宁，可以收敛伤口和止血。）

车前草柔韧的力量不仅应用在了急救上，它还是一种占卜草，可以帮助人们预见未来，尤其适用于人神两界界限最为模糊的时候。仲夏节的贝里克郡，年轻女子们用开花的车前草为自己预测未来的爱人。用车前草的性器官做预示植物，这样的占卜不但微妙，甚至带有情欲的意味。占卜是取两根“老鼠尾巴”般的穗状花序，并去掉上面所有可见的紫色花药（这是盛有花粉的雄性花器尖端）。将这两个花序用酸模叶包好，放在一块石头下面。如果第二天花序上萌发了更多的花药，就说明恋情将近。

甚至在17世纪的伦敦，仲夏节里依然能见到这种车前草占卜。1694年6月24日，约翰·奥布里[50]在蒙塔古大楼[51]旁的草地上散步时，看到了二十几个女子，“她们中的大部分人衣着光鲜，跪在地上，十分忙碌的样子，像是在除草”。他向一名年轻男子询问她们在做什么，得到的回答是“她们在找车前草根下的木炭，晚上把这些木炭放在枕下，就能梦见未来丈夫的模样”。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九草诗》早在近1000年前就指出了车前草这些治愈、辟邪和预知未来的力量：

而你，车前草，百草之母，

坐东向西而开，蕴含力量，

在你上方碾过了战车，行过了女王的坐骑，

在你上方新娘哭泣，牛铃叮当；

这些你承受住了，这些也为你厌恶，

所以现在抵受住空中飞行的毒液吧，

抵受住地上飘荡的可憎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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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年过去了，如今我们知道确实存在着某种“飞行的毒液”——不过这毒液并不是杂草能帮我们抵御的，反倒是它们散播的。空气和土壤中不断进行着化学信号——植物信息素的流通，这些信号的作用包括阻止昆虫食用、吸引传粉者、消灭竞争者、促进友方植物生长和警告其他植物有昆虫来袭。这些信息素可能是些可挥发物质，能够从叶面进入空气中，或是某些水溶性的根部分泌物，可以从根部渗入土壤。参与的植物越多，信息流就越复杂，而对于建立已久的植物群落来说，这种化学信号网络便是屏蔽杂草等入侵者的手段之一。但在经过破坏开发的地方几乎没有成熟稳定的植物群，因此也几乎没有什么化学信号，于是杂草们便开始建立自己的化学防线抑制竞争者。田旋花和丝路蓟释放出的信息素可以抑制粮食作物的萌发。一系列以美国杂草偃麦草的根部为对象的精巧实验表明，它们抑制玉米生长的手段除了传统型的独占土壤营养外，还有主动释放毒素毒害作物。偃麦草的每一个部位都能产生这种毒素，因此有些毒性是通过空气传播的。即便是一些杂草的种子——如藜、曼陀罗和稗——也会向土壤中释放化学物质，抑制卷心菜、胡萝卜和番茄等农作物的种子萌发。但化学信号的传播并非单向。大麦、燕麦和豆类也可以抑制藜的生长。棉花类植物释放的信号能够促进寄生植物独脚金的萌发，尽管棉花本身并非这种植物的寄主。

杂草和其他植物之间这些看不见的化学交锋，我们所知甚少，但早在500年前就有植物学家凭直觉从另一种讨厌的杂草身上认识到这种化学信号存在的可能性。菟丝子是一类让人惊叹的植物，它们不但过着彻底的寄生生活，并且几乎完全没有根。它们寄生在百里香、豆类以及——尤其是在中世纪时——亚麻的身上。亚麻菟丝子可以轻松杀死一整棵植物。

菟丝子的生长神秘怪异。它的种子在晚春时候萌发，并长出红色或黄色的细线。这些线上没有叶子，没有叶绿素，也不依附于大地。它们看起来与其说在生长，不如说更像滑行。这些幼苗的顶端钻出地面后，会慢慢向前移动。同时整个细线般的茎开始形成螺旋状，如果把这个过程快进着来看，你会发现它们的行进方式很像蛇类。一旦菟丝子找到并确认了合适的寄主，它便会缠上这棵植物，松散卷曲的茎也会一下紧紧缠绕起来。茎上还会伸出细小的吸器，可以穿透寄主的组织并形成导管，吸取水和营养物质。若被菟丝子缠上的是像荆豆或杜鹃花科这样的大型木本植物，寄主虽会被其削弱但很少会因此死亡。但若是较小型、偏肉质的植物——如亚麻——被寄生上，后果常常是致命的，不过，在杀死寄主之前，菟丝子当然会把种子传播出去，保证后代的未来。

第一个抱着好奇心仔细观察菟丝子的是威廉·特纳[52]，他是一位毕业于剑桥的博物学家、牧师和医生，杰出的英国植物学家约翰·吉尔摩[53]称他为“英国第一位在先贤草药学家启发下将草药学在欧洲大陆发扬光大的人，他冲破权威与迷信的藩篱，用亲身的观察和体验描述英国的植物”。特纳的草药书于1543年出版，此时距丢勒那幅具有突破性意义的画作问世只过去了30年。在书中他是这样记录菟丝子对其他植物的寄生的：“菟丝子寄生在草本植物和小型灌木上，如同槲寄生寄生在树上一样。菟丝子仿佛红色的竖琴弦，紧紧缠绕在植物身上……据我的记录，被菟丝子寄生最多的植物是亚麻和蚕豆。”约翰·杰勒德在他1597年出版的草药书中进一步分析了菟丝子，并提出“这种植物的特点会随寄主的属性品质改变”。现代植物学家已经发现菟丝子确实有不同的品种类型，每一种都演化出了识别特定寄主化学信号的本领。菟丝子似乎能从叶片释放出的挥发性化学物质中辨认出独特的成分，从而“嗅”出自己的寄主。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生物学家孔苏埃洛·德莫赖斯一直在研究以番茄为寄主的各种菟丝子的追踪技巧（菟丝子在美国也被称为“勒死草”和“爱藤”）。她发现生长中的菟丝子茎的尖端能够缓慢转动，“嗅探”寄主的方向，然后坚定不移地直向着目标而去。对红色毡料、烟斗通条、有色液体小球制成的人造番茄，它们理都不理，因此它们并不是以颜色为线索。但当德莫赖斯从真的番茄中提取了气味化学物质，将其涂在一块橡皮上时，菟丝子马上向橡皮的方向伸出了卷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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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黑暗时代的迷信到理性时代的开明好奇，这一转变有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小注脚。修道院和大学都是筑有高墙的地方。墙内有他们的植物园，也有他们的知识，这象征着他们向外界宣告这里才是智识之权威所在。当然，那些有潜力成为杂草的植物都对边界怀着轻视。于是修道院的花园里，一些药用植物长进了围墙之中。它们把高墙当成了进入外界，同时也是进入大众视线的垫脚石。

修道院成了传播杂草的地方。有些宗教机构，如克吕尼隐修会（天主教本笃会的一个分支），即便在法国最南端也有他们的修道院，并且他们把药草也一起带去了那里。这些药草中有一些种类——比如一些农业杂草——最早长在地中海地区干燥多石的地方，但后来它们发现，原本为了困住它们而设计的修道院干燥的石墙，竟成了它们出逃的理想跳板。

贝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是1120年阿普列尤斯《植物记》的成书之地，那里的断壁残垣如今还在，并且上面缀满了杂草。有些是比较新的品种（比如醉鱼草），这表明这些墙不但是出逃的踏板，也是入侵的桥梁。但有些品种——如短舌匹菊（用以治疗头痛）、白屈菜（用以治疗眼疾）和糖芥（用以治疗溃疡和帮助“臀部的砍伤或裂口”愈合）——可能是900年前就已经长在修道院药草园里的植物。如今所有这些植物都能在全英国的石料场和垃圾场轻松找到。

如果说农田为杂草提供了通往乡村的入口，那高墙和道路则为它们打开了进驻城市的大门。无论人类试图建造怎样的壁垒以捍卫文明、阻碍野性入侵，杂草都能找到突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