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3月

这年的冬天，彼得格勒饥寒交加。整整一个月，第一机枪团军营外的温度计都停在零下15摄氏度。面包师只做面包，馅饼、蛋糕和点心等一概不做，即使这样面粉还是不够。军营的厨房门口有武装警卫把守，因为有太多士兵去讨要或偷窃额外的食物。

三月初的一个寒冷日子，格雷戈里得到了下午外出的通行证，决定去看看弗拉基米尔，卡捷琳娜工作的时候，就把他留给女房东照看。他穿上厚厚的军大衣走在冰冷的大街上。在涅夫斯基大街，一个行乞的孩子吸引了他的注意，那是个八九岁的小女孩，缩在墙角躲避极地刮来的寒风。她身上有种东西让他不安，他皱着眉头走了过去。过了一会儿才明白，让他不舒服的是她投来的目光，那分明是性的邀请。他震惊得停下了脚步。她这么小的年纪怎么能出卖身体？他转身想去问问，但她已经不在那儿了。

他继续往前走，心里很乱。他知道有人专门喜欢找小孩子——很多年前，当小列夫去牧师那儿求助的时候，他便了解了这一点。但是，这个九岁女孩模仿的勾引人的凄婉笑容让他痛苦不已，想为他的国家哀哭。我们正在把自己的孩子变成妓女，他想，难道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吗？

他一路走到了自己的老住处，心里沉甸甸的。一进门，他就听见弗拉基米尔在号啕大哭。他上楼直奔卡捷琳娜的房间，发现孩子一个人在屋里，他哭得满脸通红，五官都扭在一起。他抱起他来，慢慢摇晃着。

房间收拾得干净整洁，带着卡捷琳娜的气味。格雷戈里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到这儿来。他们形成了一种规律——早上一起外出，然后回家做午饭，用格雷戈里偶尔从军营带回来的东西，随后等弗拉基米尔小睡的时候，亲热一会儿。星期天如果有了充足的食物，格雷戈里就会觉得小屋里充满了幸福。

弗拉基米尔的哭号变成了不满的哼唧声。格雷戈里怀里抱着孩子去找房东，她本该照看弗拉基米尔的。他在房子后面搭出来的一个低矮的洗衣房里找到了房东，她正在用绞干机拧着湿床单。这女人年届五十，灰白的头发用头巾扎着。1914年格雷戈里参军那会儿她还算丰满，但现在干瘪如柴，下巴上垂下来的肉松垮垮的。眼下就连女房东都缺吃少喝。

看见他抱着孩子过来，她吃了一惊，显得有点内疚。格雷戈里问：“你没听见孩子在哭吗？”

“我不能整天哄着他。”她辩解，继续转着绞干机的手柄。

“也许他饿了。”

“他刚喝过牛奶了。”她连忙说。她的反应快得令人生疑，格雷戈里猜到是她自己把牛奶喝了。他真想一把掐死她。

洗衣房没有暖气，但他感到弗拉基米尔那柔软的婴儿皮肤很热。“我觉得他在发烧，”他说，“你没注意到他的体温吗？”

“现在我又成了大夫了？”

弗拉基米尔不哭了，疲倦地萎靡下来，这让格雷戈里更担心了。他平常总是爱动，十分好奇，时常弄坏东西，但现在他安静地躺在格雷戈里的怀里，满脸通红，目光呆滞。

格雷戈里抱着他回到卡捷琳娜的房间，把他放回角落里的小床上。他从卡捷琳娜的架子上拿了一个罐子，匆匆出门，急忙赶往另一条街上的杂货店。他买了点儿奶，用一块纸包了一点点糖，又买了一个苹果。

等他回到家，弗拉基米尔还是原来那样。

他热好牛奶，让糖溶化在里头，把一块不太新鲜的面包掰碎混了进去，然后用泡软的面包一点一点喂给弗拉基米尔。他记得自己的母亲就是这样喂生病的小列夫的。弗拉基米尔起劲儿地吃着，看来他早已又饥又渴。

所有的面包和牛奶都吃光了，格雷戈里拿出苹果，用他的小刀切成几瓣，削去果皮。他吃掉果皮，一边把去皮的苹果喂给弗拉基米尔，一边说：“这个给我，这个给你。”换了往常，这孩子会很开心这种玩法，现在他却无动于衷，任由苹果从他的嘴巴上掉到一边。

附近没有大夫，再说格雷戈里也付不起费用，不过隔着几条街有个助产士。她叫玛格达，是格雷戈里的老友康斯坦丁的漂亮妻子。康斯坦丁是普梯洛夫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书记，也是格雷戈里的棋友，两人一有机会就下国际象棋，总是格雷戈里赢。

格雷戈里给弗拉基米尔换上一块干净的尿布，再用卡捷琳娜床上的毯子把他包裹起来，只露出眼睛和鼻子，随后抱着他走到外面凛冽的寒风中。

康斯坦丁和玛格达，以及玛格达的姑姑一起住在一个两居室的公寓里，姑姑为他们照看三个孩子。格雷戈里害怕玛格达外出替人接生了，但他很幸运，她正好在家。

活泼的玛格达见多识广，心地善良。她摸了摸弗拉基米尔的额头，说：“他有感染。”

“严重吗？”

“他咳不咳嗽？”

“不咳嗽。”

“大便怎么样？”

“很稀。”

她脱下弗拉基米尔的衣服，说：“我估计卡捷琳娜已经没有奶水了。”

“你怎么知道？”格雷戈里吃惊地问。

“现在都这样。女人自己都吃不饱，就更别提有奶水喂孩子了。无中不能生有，所以孩子才这么瘦。”

格雷戈里没意识到弗拉基米尔很瘦。

玛格达戳了戳弗拉基米尔的肚子，让他哭了起来。“肠子发炎了。”她说。

“他不会有事吧？”

“也许吧。孩子总是容易感染，一般也能扛过去。”

“我们该怎么办？”

“用温水清洗他的额头，让体温降下来。让他多喝水，能喝多少喝多少。他吃不吃东西都别担心。给卡捷琳娜吃好点儿，让她能自己奶孩子。他最需要的是母乳。”

格雷戈里把弗拉基米尔抱回家。他在路上又买了些牛奶，在炉火上温热，用茶勺喂给弗拉基米尔，孩子把奶统统喝光了。然后，他又热了一锅水，给弗拉基米尔擦了擦脸。看来这些有了效果——孩子不再那样一脸通红地瞪着眼睛，呼吸也开始正常了。

七点半钟卡捷琳娜回家的时候，格雷戈里已经没那么着急了。她看上去疲惫不堪，身子发冷。她买了一颗甘蓝和几克猪油，格雷戈里把这些放进锅里，做了一道炖菜，让她在一旁歇息。他把弗拉基米尔如何发烧，房东怎样丢下他不管，以及玛格达看病的事一一讲给她听。“我能怎么办呢？”卡捷琳娜无奈又绝望地说，“我得去工厂上班。找不到别人照看瓦洛佳。”

格雷戈里用炖菜汤喂孩子，然后把他放下睡觉。格雷戈里和卡捷琳娜吃了饭，一块儿躺在床上。“别让我睡过去了，”卡捷琳娜说，“我还得去排队买面包。”

“我替你去，”格雷戈里说，“你休息吧。”他可能无法按时赶回军营，不过或许也不会受到什么惩罚——这些日子，军官们个个都害怕闹兵变，不会对这种轻微的犯规小题大做。

卡捷琳娜听了他的话，昏沉沉睡了过去。

等他听见教堂的钟敲了两下的时候，起床穿上靴子和大衣。弗拉基米尔看上去睡得还好。格雷戈里离开家，朝面包房走去。可他吃惊地发现那里已经排起了长队，他来得有点迟。大概有上百人在排队，每个人裹得严严实实，在雪地里跺着脚。有些人还带了椅子、凳子。一个有生意头脑的年轻人架起了一个火盆，卖着热粥，然后用地上的雪洗碗。格雷戈里身后又来了十几个人。

人们边聊天边抱怨，等着开门。格雷戈里前面的两个女人争论着面包短缺到底该怪谁——一个说是王室里的德国人，另一个说犹太人在囤积面粉。“谁在统治这个国家啊？”格雷戈里对她们说，“如果电车翻车了，你们该怪司机，因为是他在掌舵。统治我们的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德国人，而是沙皇和贵族。”这是布尔什维克的说法。

“没有沙皇的话，谁来统治国家呢？”戴黄色毡帽的年轻女人怀疑地问。

“我们应该自己统治自己，”格雷戈里说，“就像法国和美国那样。”

“我也说不清楚，”那个岁数稍大的女人说，“反正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五点钟面包房开门了。一分钟后，前面传出消息，每位顾客只能买一个面包。“排了一整夜，只为了一个面包！”戴黄色帽子的女人说。

又花了一个小时才挪到了门口。面包师的妻子每次放进一个顾客。格雷戈里前面有两个女人，年岁大的那个进去之后，面包师的妻子出来说：“好了，面包就这么多了。”

戴黄毡帽的年轻女人说：“不行，求求你！再给一个吧！”

面包师的妻子冷冰冰板着脸。大概以前也发生过这种情况。“如果他有足够的面粉，当然会多烤些面包，”她说，“现在全卖完了，听懂了吗？我一个面包都没了，拿什么卖给你们？”

最后一个顾客拿着面包走出店铺，匆忙走开。

戴黄毡帽的女人哭了起来。

面包师的妻子“砰”的一声摔上门。

格雷戈里转身离开了。

3月8日星期四，春天终于在彼得格勒降临了。不过，俄国固守凯撒大帝历法，因此日期是2月23日。与此同时，欧洲的其他国家使用现代历法已达三百年之久。

气温回升恰逢国际妇女节，女工们走出纺织厂开始罢工，从近郊的工业区一直开进市中心，抗议买面包排队，反对战争，反对沙皇。面包配给制业已公布，但这似乎加剧了食品短缺现象。

第一机枪团像所有驻扎在城里的部队一样，被调去协助警察和骑马的哥萨克维持秩序。格雷戈里心里在琢磨：如果战士受命朝示威者开枪，会出现什么情况？他们会服从，还是调转枪口对准指挥官？1905年那次他们听从指挥朝工人开枪。但自那之后，俄国民众遭受了十年的专制压迫，还有战争和饥饿。

还好当天没有出现什么麻烦，格雷戈里和他的部队未发一弹，晚上便返回了军营。

星期五，更多的工人参加了罢工。

沙皇待在六百多公里外莫吉廖夫的陆军总部。统领全市的是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罗夫将军。他决定派兵把守每座大桥，不让示威者进入市中心。格雷戈里的部队被安置在军营附近，负责守卫横跨涅瓦河、连接铸造大街的铸造大桥。但河水尚未化冻，示威者避开部队，直接从冰冻的河上走到对岸——士兵们兴致勃勃地在一旁观望，他们大多跟格雷戈里一样，同情那些示威者。

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团体组织这次罢工。布尔什维克跟其他左派革命政党一样，发现自己在跟随工人阶级的运动，而不是在领导他们。

这次，格雷戈里的部队一样没有任何行动，但并非所有地方都如此平静。当他星期六晚上返回军营时，得知警察在涅夫斯基大街尽头的火车站外袭击了抗议者。哥萨克人意外地保护了游行队伍免受警察的攻击。大家议论纷纷，用同志一词称呼哥萨克。格雷戈里对此持怀疑态度。哥萨克人除了自己以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表现过真正的忠诚。他想，他们不过是喜欢战斗。

星期日上午格雷戈里五点钟就醒了，离天亮还有很长时间。早餐时他听到传言说，沙皇已指示哈巴罗夫将军制止罢工游行，无论是否采取任何必要的武力。格雷戈里琢磨着这个不祥的措辞：任何必要的武力。

早餐后军士们分别接到了命令。每个排都得去城里的一个守卫点——不仅是桥梁，还有路口、车站和邮局。警戒岗通过野战电话相互联络。国家首府像一座刚被攻克的敌方城市一样被保护起来。最糟糕的是，机枪团要在可能出现混乱的地点架设机枪。

格雷戈里把命令转达给手下的战士们，所有人都惊呆了。伊萨克说：“沙皇难道真的要命令军队用机枪扫射自己的人民？”

格雷戈里说：“如果他这样做，战士们会服从吗？”

格雷戈里愈发感到兴奋，同时也十分害怕。罢工行动让他欢欣鼓舞，因为他知道俄国人必须向他们的统治者挑战，否则，战争还会拖延下去，人们继续挨饿，弗拉基米尔将来也不可能过上比格雷戈里和卡捷琳娜他们这一代更好的日子。正是这种信念让格雷戈里入了党。另一方面，他暗暗希望士兵们干脆拒绝服从命令，这样不用流太多的血就能引发革命。但是，当他所属的部队奉命在彼得格勒街头搭建机枪掩体时，他开始觉得自己的想法太愚蠢了。

俄国人民真的能够逃脱沙皇的暴政吗？有时这看来似乎是白日做梦。然而，其他国家发生过革命，推翻了他们的压迫者。就连英国人也曾杀死过自己的国王。

彼得格勒现在就像火炉上的一锅水，格雷戈里心想：锅上冒着丝丝蒸汽，不时泛起暴烈的气泡，表面弥散着滚烫的热流，但下面的水没什么动静，越是盯着越不开。

他的排被派到塔夫利宫，那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夏日行宫，现在属于软弱的国家杜马。上午周围很安静，即使在挨饿，人们星期天也要睡一会儿懒觉。但天气持续晴好，中午时分他们便开始从郊区聚集过来，步行之后再乘坐电车。一些人聚集在塔夫利宫的大花园里。格雷戈里注意到，他们并不都是工人。还有不少中产阶级的男男女女、学生，以及一些看上去生活优渥的生意人。有的人还带着自己的孩子。他们是参加政治示威，还是来公园散步的？格雷戈里觉得他们自己可能也没有弄清楚。

在宫殿入口，他看见一个衣冠楚楚的年轻人，报上刊登过他的照片，让那张英俊的面孔被人熟知，他认出那是劳动派代表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克伦斯基。劳动派是从社会革命党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温和派系。格雷戈里向他打听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沙皇今天正式解散了杜马。”克伦斯基对他说。

格雷戈里反感地摇了摇头。“沙皇的典型做法，”他说，“镇压抱怨的人，而不是解决他们的不满。”

克伦斯基猛盯着他看，也许是没料到一名普通士兵能做出这样的分析。“相当正确，”他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些代表不会理睬沙皇的敕令。”

“那又能怎么样？”

“大多数人认为只要当局设法恢复面包供应，示威就会慢慢平息。”克伦斯基说完便进去了。

格雷戈里不知道这些温和派是怎么考虑的。如果当局有能力恢复面包供应的话，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而是要定量配给？温和派总是凭空期望，不顾事实。

正午刚过，格雷戈里就看见了卡捷琳娜和弗拉基米尔的笑脸。他星期天通常都跟他们在一起，但他原以为今天见不到他们的。弗拉基米尔看上去健康快活，让格雷戈里大大松了一口气。显然这孩子经受住了这次感染。天气已经热了起来，卡捷琳娜敞着外套，显露出丰韵的体型。他真希望自己能去爱抚她。她笑盈盈地看着他，让他想到躺在床上时她吻他脸颊的滋味，心里猛地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渴望。他实在不愿意错过今天下午的拥抱。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他问她。

“是我运气好猜中了。”

“很高兴见到你们，不过你不该来市中心，这儿很危险。”

卡捷琳娜看着在公园散步的人群：“我觉得挺安全的。”

格雷戈里也不能再说什么。眼下这里风平浪静，没有任何骚乱的迹象。

母亲和孩子去冰冻的湖边散步了。看着弗拉基米尔蹒跚着走开，几乎马上就要摔倒，格雷戈里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卡捷琳娜把他扶起来，哄着他继续往前走。他们看上去那么脆弱，不知又会有什么事情降临在他们身上。

回到原地后，卡捷琳娜说她要带弗拉基米尔回家睡午觉。

“走僻静的后街，”格雷戈里说，“躲着点儿人群。真说不好会发生什么。”

“好的。”她说。

“保证？”

“我保证。”

格雷戈里这天没有看到流血，但晚上回军营后从其他分队那里听到了不同的消息。在符印广场，士兵们接到命令对示威人群开枪，有四十个人被打死。格雷戈里感觉仿佛有只冰冷的手攫住了他的心。卡捷琳娜也有可能被杀，如果她当时正走在大街上！

其他人也一样怒不可遏，食堂里顿时群情激愤。格雷戈里受到大家情绪的鼓舞，站到一张桌子上承担起组织者的义务，让战士们轮流发言，保持秩序。晚餐很快变成了一场群众性集会。他让伊萨克先说，后者是编成团足球队的明星，大家都认得他。

“我参军是为了杀德国人，不是杀俄国人，”伊萨克的话赢得了下面一片赞同的呼声，“游行的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的母亲和父亲，他们唯一的罪过就是要得到面包！”

格雷戈里认识团里的所有布尔什维克，他接连叫上几个人发言，但他也谨慎地请其他人说话，避免显得偏向哪一方。通常士兵们表达意见时都很谨慎，担心自己被告发而受到惩罚。但今天他们已不在乎这些了。

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发言人是雅科夫，他个头高大，长得虎背熊腰。他站在格雷戈里旁边，眼里含着泪水：“他们命令我们开火，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看上去无法提高自己的声音，房间里安静下来，其他人都在紧张地听着，“我说：‘上帝啊，现在请指引我吧。’我心里倾听着，但上帝没有给我答案。”人们沉默着，“我举起步枪，上尉大喊大叫：‘开枪！快开枪！’可我该用枪打谁呢？在加利西亚，我们知道谁是敌人，因为他们在向我们开火。但今天在广场上没人攻击我们。很多都是妇女，有些还带着孩子。连男人手里也没有武器。”

他陷入了沉默。战士们一个个像石头般呆立着，仿佛稍微一动就会打破魔咒。过了一会儿，伊萨克催问道：“后来发生了什么，雅科夫・达维多维奇？”

“我扣动了扳机。”雅科夫说，眼泪落在他浓密的黑胡子上，“我都没去瞄准。上尉冲着我叫嚷，我开枪只是为了让他闭嘴。但我打中了一个女人。一个姑娘，是的，我想她大概十九岁。她穿了一件绿色的外套。我射中了她的胸口，鲜血染红了外套，红色淹没了绿色。然后她就倒了下去。”他当众哭了，然后喘息着说，“我丢下手里的枪，想跑过去，想去帮帮她，可人群冲着我涌了过来，一阵拳打脚踢，但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他用袖子擦了擦脸，“这下我麻烦了，因为弄丢了步枪。”又是一阵长时间的停顿。“十九岁，”他说，“我想她也就十九岁。”

格雷戈里没注意到门开了，基里洛夫中尉突然出现在那儿。“从该死的桌子上下来，雅科夫，”他喊道，然后看着格雷戈里，“还有你，别斯科夫，你这个捣乱分子。”他转身对着其他士兵，他们正围坐在三脚小桌边。“现在统统回自己营房去，”他说，“从现在开始，任何人再在这间屋子里耽搁一分钟，就得挨鞭子。”

谁都没有动。士兵们一脸蔑视地看着中尉。格雷戈里心想：兵变会不会就这样开始了？

但雅科夫还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中，没有意识到他已营造出一个戏剧性的时刻。他笨手笨脚地从桌子上下来，紧张随即解除了。基里洛夫旁边的几个人站了起来，面色阴沉但又有些害怕。格雷戈里继续挑衅般在桌子站了一会儿，但他发觉战士们此刻的愤怒不足以攻击一位军官，因此最后也从桌上下来了。人们开始离开房间。基里洛夫站在原地，眼睛瞪视着所有人。

格雷戈里回营房不久，熄灯的铃声就响了。他作为中士的特权是在寝室的尽头占据一块单独的空间，有一道帘子与外面隔开。他能听见战士们的低声交谈。

“我就不会朝女人开枪。”一个说。

“我也不会。”

第三个声音说：“如果你们不开枪，那些狗娘养的军官就会说你违抗命令，开枪打死你。”

“我要故意打偏。”又有一个人说。

“他们会发现的。”

“你必须把枪口对着人群的脑袋上方一点点。没人会发觉你在干什么。”

“我就是这么想的。”另一个声音加入进来。

“我也是。”

“还有我。”

到时候看吧，格雷戈里这样想着，慢慢进入了梦乡。摸着黑说话都挺有骨气，天亮以后恐怕就是另一回事了。

星期一，格雷戈里的排通过萨姆索涅夫斯基大街前往铸造大桥，受命阻止游行队伍过河进入市中心。这座大桥长约四百米，横卧在一个个巨大的石头桥墩上，像一艘困在冰河上的破冰船。

今天的工作跟星期五一样，但命令有所不同。基里洛夫中尉向格雷戈里下达了指令。这些天来他说话时脾气都很坏。军官们大概也跟手下的士兵一样，不愿意跟自己的同胞兵戎相见。“绝不能让游行队伍过河，不管是从桥上还是从冰上，你明白吗？如果有人违抗你的命令，你就开枪。”

格雷戈里心里不屑，但嘴上机敏地回答：“是的，阁下！”

基里洛夫重复了一遍命令，随后就不见人影了。格雷戈里觉得中尉很害怕。毫无疑问，无论他的命令是否被执行，他都要负责任。

格雷戈里无意服从命令。他打算跟游行的领头人交谈，让追随者们趁机越过冰河，就像上星期五那样。

但一早就有一队警察加入了他们，队长竟然是他的宿敌米哈伊尔・平斯基。这家伙看上去根本不缺面包吃——他那张肥脸比以前更圆了，那身警服都快被撑炸了。他手里拿着一个扩音器。那个长得像黄鼠狼的尖脸搭档科兹洛夫这次没有跟来。

“我认识你，”平斯基对格雷戈里说，“你以前在普梯洛夫机械厂做工。”

“后来是你让我应召入伍的。”格雷戈里说。

“你弟弟是个凶手，不过他逃到美国去了。”

“随你怎么说。”

“今天谁也别想过河。”

“那可不好说。”

“我希望你们全力配合，听清楚了？”

格雷戈里说：“你不害怕吗？”

“这帮乌合之众？别傻了。”

“不，我是说将来。如果革命成功了。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对付你？你一辈子都恃强凌弱，打人，骚扰妇女，还收受贿赂。难道你不害怕有一天遭到报应？”

平斯基用戴着手套的手指着格雷戈里：“我要举报你从事该死的颠覆活动。”说完，他便走开了。

格雷戈里耸耸肩。眼下不像过去，警察不能想抓谁就抓谁。如果格雷戈里被关进监狱，伊萨克他们就会造反，军官们很清楚这一点。

这一天静悄悄开始了，但格雷戈里注意到只有零星的工人走上街头。许多工厂都关闭了，因为没有足够燃料开动蒸汽机和锅炉。其他地方在闹罢工，员工要求提高工资应付飞涨的物价，或者要求给冰冷的车间安装取暖设备，在危险的机器旁边加装安全护栏。今天看来没人去上班。但太阳还是暖烘烘升了起来，人们不准备待在屋里。到了上午十点左右，格雷戈里看到一大群穿着破烂工服的男男女女，沿着萨姆索涅夫斯基大街走了过来。

格雷戈里手下有三十名士兵和两个下士。他让他们一字排开，每排八人站成四排，拦在大桥尾部。平斯基的手下与之人数相当，一半步行，一半骑在马背上，站在道路两侧。

格雷戈里焦急地凝视着迎上前来的人群。他无法预测究竟会发生什么。他可以象征性地抵抗，防止流血事件发生。但他不知道平斯基会做什么。

游行的人群更近了。大概有几百，不，应该有好几千人。大多数人戴着红色臂章或红丝带。他们打着横幅，上面写着“打倒沙皇”和“面包、和平及土地”。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抗议，格雷戈里明白了：一切已经变成一场政治运动。

游行的领导者们走在队伍前面，格雷戈里发现自己的战友们越来越紧张了。

他迎上前去，吃惊地发现走在最前面的是瓦莉娅，康斯坦丁的母亲。她的灰白头发用红头巾扎住，手里一根粗重的木棍捆扎着一面红旗。“你好，格雷戈里・谢尔盖耶维奇，”她亲切地说，“你要向我开枪吗？”

“不，我不会，”他回答，“但我不能保证警察也不会。”

瓦莉娅停下了脚步，但其他人继续向前，被后面成千上万的人推动着。格雷戈里听见平斯基催促骑兵往前站。这些马背上的警察被称作“法老”，他们带着鞭子和警棍，最让人痛恨。

瓦莉娅说：“我们只想要谋生，养家糊口。难道你不想吗，格雷戈里？”

示威者没有正面跟格雷戈里手下的士兵对峙，也没有试图越过他们走上大桥。相反，他们在大桥两侧的河岸边扩散开来。平斯基的法老们慌忙沿着纤道来回走动，似乎想拦住人们去冰面的路，但他们人手不足，无法组成一道屏障。不过，示威者中也没有人轻举妄动。一时间双方呈僵持状态。

副队长平斯基把扩音器放到嘴边，喊道：“往回走！”那东西不过是一块圆锥形的锡铁皮，只有一点点扩音效果，“你们不能进入市中心。大家按顺序返回工作场所。这是警察的命令。往回走。”

没有人往回走——大部分人甚至没听见他在说什么。相反，示威者们开始发出嘲笑的嘘声。人群里有人扔出一块石头。石头击中了一匹马的屁股，那牲口一惊。马鞍上的人猝不及防，差点摔下马背。他怒冲冲坐直身子，拉紧缰绳，朝胯下的坐骑狠狠抽了一鞭子。众人哄笑，这让他更加气愤，但他最终控制住了马。

一个勇敢的示威者趁此机会避开岸上的法老跑上冰面。大桥两侧又有几个人也冲了出去。法老们挥起鞭子和棍子，来回驱使着马。有些人倒在地上，但更多人躲了过去，其他人也壮着胆子跃跃欲试。几秒钟内，就有三十多人穿过了结冰的河面。

格雷戈里乐见其成。他可以说自己一直努力加强防守，也的确把人们挡在大桥外面，只是抗议者人数太多，根本不可能阻拦他们越过冰河。

平斯基却不这么看。

他把话筒朝着武装警察，大声说：“瞄准目标！”

“不要！”格雷戈里喊道，但为时已晚。警察已经摆出射击的姿势，他们单膝跪地，举起步枪。走在前面的示威者企图后退，但有上万人在后面推着他们向前。有的朝河那边跑去，冲闯法老的防线。

平斯基喊道：“开火！”

枪声听上去像一阵爆竹，随后，只见一个个示威者倒在地上，惊恐而痛苦地尖叫着。

格雷戈里仿佛回到了十二年前。他看见冬宫前面的广场上成百上千的男男女女跪在地上祈祷，对面的士兵端着步枪，他母亲躺倒在地，鲜血在雪地上漫开。他耳边回荡着十一岁列夫的惊叫声：“她死了！妈死了，我母亲死了！”

“不，”格雷戈里大声说，“我绝不能让这样的事再次发生。”他转过身来，扳开那杆莫辛-纳甘步枪的枪栓，然后把枪扛上肩膀。

人群尖叫着四处逃窜，踩踏倒在地上的人。法老们失去了控制，横冲直撞。警察胡乱朝着人群开枪。

格雷戈里把枪口仔细对准平斯基，瞄准身体的中部。他的枪法不算太好，而平斯基也远在五十多米外，但他还是有可能击中目标。他扣动了扳机。

平斯基继续对着扩音器喊叫着。

格雷戈里没打中。他稍稍放低枪口——后坐力让枪口向上挪动了，然后再次扣动了扳机。

这一发又打偏了。

杀戮在继续，警察野蛮地朝着逃跑的男人和女人射击。

格雷戈里步枪的弹夹里一共有五发子弹。通常五枪之内他总能打中一枪。他射出了第三发。

平斯基痛苦地叫了一声，那声惨叫被扩音器放大了。右膝盖一弯，他扔下手里的扩音器倒在了地上。

格雷戈里排里的战士们学着他的样子，开始袭击警察，有的射击，有的把步枪当棍子，还有人冲上去，把法老拉下了马。游行的人有了信心也加入进来。有些已经退回河面的人又折返了。

暴民的愤怒让人无法正视。彼得格勒的警察一向是狗眼看人低的暴徒，目无法纪，肆无忌惮，现在大家终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倒在地上的警察被人狂踢乱踏，那些仍然站着的也立刻被打倒在地，法老胯下的马匹也被射杀。警察只不过抵抗了几分钟，能跑的就都跑了。

格雷戈里看见平斯基挣扎着想站起来，便再次瞄准，急于一枪结果了这个混蛋，但一个法老突然出现，把平斯基抬到他的马背上逃走了。

格雷戈里往后退了一步，望着警察渐渐跑远。

他现在面临着这辈子最大的麻烦。

他的排叛变，直接违抗命令，没有朝示威者开枪，而是袭击了警察。他非但没有阻止，还带头射击平斯基，后者没被打死，必定会把一切汇报上去。他们没有任何办法遮掩事实，也找不到任何借口为自己开脱，必将受到严惩。他犯了叛国罪。他可能会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然后被处死。

即使如此，他心里仍然十分畅快。

瓦莉娅从人群中挤过来。她笑着，尽管脸上带着血迹。“现在怎么办，中士？”

格雷戈里不打算就这样认罪。沙皇正在谋杀自己的人民。既然如此，人民也会挺身反抗。“去军营，”格雷戈里说，“把工人阶级武装起来！”他一把抓过她手里的红旗，“跟我来！”

他大步沿着萨姆索涅夫斯基大街返回。手下的战士们跟着他，伊萨克在一旁指挥着，人群跟在他们后面。格雷戈里并不清楚他具体要做什么，但他觉得没必要预先计划——走在人群最前列，让他相信自己能做到任何事情。

哨兵为士兵们打开营门，但大门一开，想把示威者关在外面就难了。格雷戈里带领队伍穿过阅兵场来到军械库。基里洛夫中尉从总部出来，看见人群便朝这边跑了过来。“站住！”他喊道，“全都停下，马上！”

格雷戈里没搭理他。

基里洛夫站在原地，抽出他的手枪。“停下！”他说，“再往前走我就开枪！”

格雷戈里手下的两三个士兵举起步枪朝基里洛夫射击。好几颗子弹一齐击中了他，他立刻倒在地上，血流不止。

格雷戈里继续向前走。

军械库有两个哨兵把守。两人都没有阻拦格雷戈里。他用弹夹中的最后两颗子弹打碎了那扇厚重木门上的锁头。人群呼啦啦冲进军械库，互相推搡着去拿武器。几个士兵负责打开装着步枪的木匣子，把枪支连同弹药盒分发给大家。

这就是革命，格雷戈里想。他为此振奋不已，也感到恐惧。

他拿了两支配发给军官的纳甘左轮手枪，给步枪填上子弹，口袋里也塞满弹药。他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但他现在已经成了罪犯，必须把自己武装起来。

军营里的其他士兵也加入进来洗劫军械库。很快，每个人都武装到了牙齿。

格雷戈里扛着瓦莉娅的那杆红旗，带领众人走出军营。示威活动总是前往市中心。在伊萨克、雅科夫和瓦莉娅的簇拥下，他穿过铸造大桥，向彼得格勒富裕的中心地带前进。他觉得自己好像在飞，像在做梦，就好像喝下了一大口伏特加。这么多年他总是嘴上说反抗权威，今天他真的这样做了。他觉得自己获得了新生，是一种不同的生物，一只飞翔在空中的鸟。

他想起母亲被枪杀后跟他说话的那个老人。他说：“愿你活得长久，”当时他怀里抱着母亲的尸体正试图穿过冬宫广场，“为沙皇这一天的恶行复仇。”老爷子，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他兴高采烈地想。

第一机枪团并不是这天上午唯一发生兵变的部队。等他走到大桥的另一头，发现街上满是军人，他们藐视军规，反戴着帽子，敞着上衣。大部分都戴着红色臂章或丝带，表示他们参加了革命。招募来的汽车到处乱闯，窗口探出步枪枪筒和刺刀，里面是坐在士兵膝头哈哈大笑着的姑娘。昨天的岗哨和检查站全没了踪影。街道完全被民众控制了。

格雷戈里看见一家葡萄酒商店的橱窗玻璃砸碎了，门也被砸烂。一个士兵带着一个姑娘从里面走出来，双手握着酒瓶，踩着一地的碎玻璃。隔壁的咖啡店老板在外面摆了张桌子，上面有几盘熏鱼和切成片的香肠，他带着红色丝带，站在一旁不自然地笑着，邀请士兵们随便享用。格雷戈里猜测他是在竭力保全自己的店铺，以免像隔壁的葡萄酒商店一样被打劫。

人们走向市中心，狂欢的气氛愈发浓烈。虽说刚到中午，但有些人已经喝得醉醺醺的。姑娘们似乎都愿意亲吻任何戴红肩章的人，格雷戈里看见一个士兵当众抚摸一个胸脯丰满的中年女人，后者咯咯笑着。还有些女孩穿上了士兵的军服、戴着军帽，蹬着并不合脚的靴子在街上大摇大摆走着，享受着自由的滋味。

众人试图拦下一辆驶过街道的闪亮的劳斯莱斯轿车。司机脚踩油门加速向前，但还是有人打开了车门，把司机从里面拉出来。人们冲上前去往车里挤。格雷戈里看见马克拉柯夫伯爵从后座上被揪了出来，他是普梯洛夫机械厂的一位董事。格雷戈里回想起碧公主去工厂参观那天，马克拉柯夫被她迷得神魂颠倒。人群大声嘲笑着，伯爵拉起裘皮衣领匆匆跑了，人们也没再去骚扰他。十来个人挤进他的汽车，有人发动起来，兴奋地按着喇叭。

在下一个街角，有几个人在折磨一个戴着毡帽的高个子男人，这人穿着一件破旧的中产阶级上班穿的大衣。一个士兵用枪筒戳他，一个老太太在朝他吐唾沫，旁边还有个工人打扮的年轻人朝他身上扔垃圾。“让我过去！”那人说，做出发号施令的样子，几个人全都笑了起来。格雷戈里从那单薄的身形认出那是普梯洛夫铸造车间的监事卡宁。他的帽子掉了下来，格雷戈里看见他已经谢顶。

格雷戈里推开这几个人。“这人没有什么过错！”他喊道，“他是个工程师，我以前跟他一起工作。”

卡宁认出了他。“谢谢你，格雷戈里・谢尔盖耶维奇，”他说，“我不过是想去我母亲家，看看她有没有事。”

格雷戈里转向那几个人：“让他过去吧，我为他担保。”他看见一个女人抱着一大卷红丝带——一定是从缝纫用品店抢来的，便向她要了一截。女人剪下一些，格雷戈里把丝带绑在卡宁的左胳膊上。这群人喝起彩来。

“这样你就安全了。”格雷戈里说。卡宁握了握他的手，走开了，那几个人给他让开了路。

格雷戈里的人来到涅夫斯基大街，这条街道很宽，从冬宫一直延伸到尼古拉耶夫斯基火车站。街上到处是人，他们拿着酒瓶喝酒、吃东西、接吻、朝天空开枪。开门的餐厅都打出招牌，上面写着“革命者免费！”和“想吃就吃，付钱随意”。很多商店都是被强行砸开的，鹅卵石路上到处都是碎玻璃。一辆不受欢迎的有轨电车——票价太高，工人们坐不起，被当街推翻，一辆雷诺汽车随后撞在了上面。

格雷戈里听见一声枪响，但枪声随处可闻，一开始他没有多想，可他身边的瓦莉娅踉跄了几步便倒在了地上。格雷戈里跟雅科夫马上俯下身子查看。她已经没了知觉。他们吃力地抬起她沉重的身子，立刻发现她已经没救了——一颗子弹穿入她的前额，她只是无神地睁着双眼。

格雷戈里竭力不让自己陷入哀伤，无论是为他自己还是为瓦莉娅的儿子，他最好的朋友康斯坦丁。他在战场上学会了先反击，再悲伤。可这算是战场吗？到底是谁要杀害瓦莉娅？枪法非常准确，他无法想象这是一颗随意射出的子弹。

他的疑问很快有了答案。雅科夫跪在了地上，胸口涌出鲜血。他那沉重的身子在鹅卵石上发出一声闷响。

格雷戈里迈步躲开这两具尸体，嘴上说了一句：“真是活见鬼！”他蜷缩身子，让自己的目标小一些，一边迅速朝四周看着，寻找能掩护自己的地方。

他又听到另一声枪响，一个帽子上系了条红头巾的士兵正经过这里，突然捂着肚子一头栽倒在地。

一定是狙击手，专门朝革命者开枪。

格雷戈里猛跑几步，闪身躲在一辆翻倒的电车后面。

一个女人尖叫起来，紧接着又有人喊了起来。人们看到了流血的尸体，纷纷向四周跑开。

格雷戈里抬起头，扫视着周围的建筑。开枪的人肯定是个警察狙击手，但他躲在哪儿呢？枪声似乎是从街对面传来的，不到一个街区的距离。午后的阳光中，大楼被照得很亮，这里有酒店、铁百叶窗紧闭的珠宝店、一家银行，以及街角的一座教堂。格雷戈里没发现开着的窗户，看来枪手是在房顶上。几座建筑的房顶都没有掩护，只有教堂那座石头砌成的巴洛克建筑带有塔楼、栏杆和洋葱头的圆顶。

又是一声枪响，一个穿着工厂服装的女人尖叫一声，缩着肩膀倒在地上。格雷戈里确信声音来自教堂，但他没有看见烟雾。看来警察为自己的枪手配发了无烟子弹。这的确是一场战争。

整条涅夫斯基大街已经空无一人。

格雷戈里用步枪瞄准教堂顶部的护栏。如果他是枪手，他肯定会选择这一位置向下射击，那里居高临下，能俯瞰整条街道。他仔细察看着。凭着眼角的余光，他看见又有两杆步枪跟他指向同一个方向，拿枪的两个士兵躲在旁边的掩体后面。

一个士兵带着个女孩摇摇晃晃出现在大街上，两人都已喝醉。女孩跳着快步舞，拉起裙摆露出膝盖，她的男友绕着她跳华尔兹，把步枪夹在脖子下，假装那是一只小提琴。两人都戴着红臂章。几个人朝他们喊着，发出警告，但他们沉浸在欢乐之中，并没有听见。他们经过教堂，全然没意识到危险。接着，两声枪响，士兵和女孩倒在了地上。

这一次，格雷戈里仍然没有看见一丝烟，但他还是朝教堂大门上方的栏杆那里射出了愤怒的子弹，打空了他的弹夹。他的子弹打碎了栏杆的石头，让那儿扬起一股灰尘。其他两支步枪也响了，格雷戈里见他们也在朝同一个方向射击，但他们似乎什么也没打中。

这简直令人无法容忍，格雷戈里一边装弹一边想。他们在朝着一个看不见的目标射击。枪手大概趴在那儿，躲得严严实实，根本用不着将枪筒探出栏杆。

但这一切必须终止。他已经杀了瓦莉娅、雅科夫、两个士兵和一个无辜的女孩。

只有一个办法能够接近他——登上教堂的房顶。

格雷戈里再次朝栏杆射击。正如他想象的那样，另外两个士兵也跟着朝那里开火。格雷戈里估计枪手会把头低下几秒钟，便站起身来，离开翻倒的电车掩体，跑向大街的另一头，在一家唯一未被洗劫的书店橱窗前匍匐下来。

他躲在午后大楼下的阴影里，沿着街道一路朝教堂跑过去。教堂前有条小巷与比邻的银行相隔。他耐心地等了几分钟，直到枪声再次响起，然后飞奔穿过小巷，紧贴教堂东侧的墙壁站着。

枪手是否看见他跑了过来，从而猜到了他的动机？这一点他无从得知。

他紧贴着墙根绕过墙角，最后找到了一扇门。门没锁，他溜了进去。

这座教堂十分华美，内部装饰富丽堂皇，到处是红绿黄色的大理石。眼下并没有礼拜活动，但有二三十位朝拜者或坐或立，低头默默祷告着。格雷戈里扫视了一遍内部，寻找通往楼上的门。他匆忙穿过走廊，担心自己的耽搁会造成更多伤亡。

一个黑发白肤、长相英俊的年轻牧师看见了他的步枪，正要开口表示抗议，但格雷戈里没去理会，匆忙走了过去。

他在前厅发现了墙上的一个小木门。他打开门，看见一个螺旋状的楼梯通到上面。这时他的身后有个声音说：“站住，我的孩子。你在做什么？”

他回头看见那个年轻牧师：“这楼梯一直通到房顶吗？”

“我是米哈伊尔神父。你不能把武器带进上帝的殿堂。”

“你的房顶上有枪手。”

“他是个警察！”

“你知道有人？”格雷戈里怀疑地盯着牧师，“他在杀人！”

神父没有回答。

格雷戈里跑上楼梯。

上面吹来一股冷风。米哈伊尔神父显然站在警方一边。牧师会不会想办法向枪手发出警报？他只能跑到街上挥手示意，但那会让他挨子弹。

在黑暗中攀爬了很久，格雷戈里才看到另一扇门。

为了缩小目标，他躲在门边，用左手稍稍将门推开一条缝，右手提着步枪。一道强光从门缝里射进来。他一把推开门。

眼前一个人影也没有。

他眯起眼睛，迎着太阳通过长方形的入口仔细观察。他现在是在钟楼里，门朝向南面。涅夫斯基大街是在教堂的北侧。枪手待在另一边——除非他挪动了地方，准备伏击格雷戈里。

格雷戈里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向上走，向外探出头去。

什么也没有发生。

他穿过了门。

脚下的屋顶微微倾斜，下面是一道与装饰护栏并行的排水沟。一排用于维修的木垫板放在那儿，避免工人踩在屋瓦上。他的背后便是向上耸起的钟楼。

他端着步枪，慢慢绕过钟楼。

转过第一个拐弯，他发现这里向西俯瞰亚历山大花园和远处的海军部。中部是拥挤的大街，但附近的街道上空无一人。枪手一定还在射击。

格雷戈里仔细听着，但没有听到枪声。

他继续侧身绕着塔前进，直到他能远远看到下一个街角。现在他可以看见教堂的整个北墙。他很有把握，确信会在这里找到狙击手——那人肯定趴在地上从护栏的立柱之间向下开枪。但这里一个人都没有。栏杆下面就是宽阔的大街，人们蜷缩在门边，躲在墙角，等待着、观望着即将发生的一切。

过了一会儿，狙击手的步枪响了。街上的一声惨叫告诉格雷戈里，这家伙击中了目标。

枪声来自格雷戈里的头顶上方。

他往上望去。钟楼四面是没有玻璃的窗户，外侧呈对角方式坐落着几个开放的小塔楼。枪手就是从那一个个开口处向外射击的。幸运的是格雷戈里一直紧贴着墙壁，狙击手没有发现他。

格雷戈里回到里面。楼梯间的狭小空间让他的步枪显得又大又笨。他放下步枪，掏出身上的手枪。凭手上的分量，他感觉枪里没有子弹。他暗暗咒骂了一声。纳甘M1895装弹很慢。他从军装口袋里取出一盒子弹，一发一发通过别扭的弹槽推入枪膛，一共装了七发。然后他把枪上膛。

他留下步枪，沿着螺旋台阶向上爬，步子很轻。他让自己平稳移动，以免太过吃力，或让人听到自己的呼吸声。他用右手握枪，直指楼梯上方。

一会儿工夫，他闻到了烟味。

狙击手正在吸烟。不过，刺鼻的香烟味会传得很远，因此格雷戈里无法判断自己是否已经接近了这个家伙。

头顶反射着一丝阳光。他继续攀登，同时准备随时开枪。光线是从空荡荡的窗口透进来的。枪手没在那儿。

格雷戈里继续向上爬，再次看到了光线。烟味变得更浓了。这一切是不是他的想象？他是不是感觉到那个狙击手就在楼梯下一个转弯？如果真是这样，那人是否也能感觉到他的存在？

他听到一声刺耳的嘬吸。他吃了一惊，差点就要扣动手上的扳机。随后他意识到这是一个男人抽烟时产生的噪音。过了一会儿，他又听到吸烟者吐出烟雾时那种松弛、惬意的声音。

他犹豫着，不知道狙击手的脸冲着哪个方向，也不知他的枪口指向何处。他希望再次听见步枪击发的声音，这时候，狙击手的注意力肯定是朝向外面。

等待意味着另一个人被杀，另一个雅科夫或瓦莉娅在冰冷的鹅卵石上流血死去。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格雷戈里失败，不知狙击手在整个下午还会杀死多少人？

格雷戈里强迫自己保持耐心。这就像在战场上一样。你不能急于去挽救一个受伤的战友，从而牺牲自己的性命。你只能在有足够理由的情况下才能冒险。

他听到了另一声吸气声，接着是更长的呼气声，片刻后，一截捏扁的烟头丢进了楼梯井，在墙壁上反弹了几下落到他脚边。这人发出一阵在狭小空间挪动时的响动。接着，格雷戈里听到他在低声嘀咕，听上去像是在咒骂：“蠢猪……革命者……臭犹太人……肮脏的妓女……白痴……”狙击手正在作射击准备。

如果格雷戈里现在能让他停手，至少可以挽救一个人。

他又上了一级台阶。

自言自语的声音继续着：“蠢牛……这帮斯拉夫人……全是小偷和罪犯……”这声音似乎有些耳熟，格雷戈里不知自己是否遇见过这个人。

他又登上一级，看见了那人的脚，穿着一双簇新锃亮的黑色警靴。这双脚很小，看来狙击手是个矮个子。他单膝跪地，摆出最稳定的射击姿势。格雷戈里现在可以看见他正躲在一个塔楼里面，这样他就能朝三个方向射击。

格雷戈里想，只要自己再往前一步，就能一枪干掉这家伙。

他又上了一级，但出于紧张一脚踩空，身子摇晃着滑倒了，手枪也从手里飞了出去，碰在石阶上“咣当”一响。

狙击手吓得大声骂了一句，四下张望。

格雷戈里吃了一惊，认出那人便是平斯基的搭档伊利亚・科兹洛夫。

格雷戈里去抓掉落的手枪，但没有抓到，手枪一阶一阶缓慢煎熬地掉到他够不到的地方。

科兹洛夫开始转移，但他正保持着跪姿，无法快速活动。

格雷戈里恢复了平衡，又向上迈了一级。

科兹洛夫想把步枪掉转过来。这是一杆标准的莫辛-纳甘步枪，但上面加了一只望远镜。就算不带刺刀，这枪的长度也接近一米，让科兹洛夫无法灵活操控。格雷戈里快速接近，那步枪的枪管一下戳到了他的左肩。科兹洛夫徒劳地扣动了扳机，子弹沿着楼梯间的弧形内壁弹跳开。

科兹洛夫一下站了起来，动作敏捷。他长着一个小脑袋，面相丑陋，格雷戈里隐约感觉他当狙击手的目的就是报复欺负他的大块头男人，甚至女人。

格雷戈里一把抓住步枪，两人面对面在狭小塔楼空荡荡的窗户边争夺起来。格雷戈里听见兴奋的叫嚷声，一定是街上的人能够看到他们。

格雷戈里更高大，也更强壮，他知道自己能把枪夺过来。科兹洛夫也意识到这一点，便猛地松开手。格雷戈里身子向后一歪。转瞬间这警察抽出他的警棍挥了过来，一棍打在格雷戈里的头上。格雷戈里立刻眼冒金星，意识模糊中，他看见科兹洛夫再次挥起棍子。他举起步枪，棍子落在了枪筒上。不等这警察再挥一棍，格雷戈里便扔下枪，两手抓住科兹洛夫的外套，一把将他提了起来。 这家伙几乎没什么分量。格雷戈里提着他，使其两脚离地，几秒钟后，他使出全身气力将他扔出了窗户。

科兹洛夫好像坠落得很慢。阳光映衬着他制服的绿色贴边，随着他越过教堂屋顶的栏杆飞向半空。一声恐惧的惨叫划破寂静，然后，他便“扑通”一声撞在地上，从钟楼上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叫声随即戛然而止。

片刻的寂静过后，下面的街道上顿时欢声雷动。

格雷戈里意识到人们在为他喝彩。他们看见地上的警服和塔楼上的军装，明白发生了什么。他看见人们走出门口和街角的藏身处，向上张望着，喊叫着鼓掌。他成了一个英雄。

这种感觉让他很不自在。他在战争中杀过几个人，眼前的情形不至于让他心悸，但他还是无法去庆祝一次死亡，尽管科兹洛夫该死。他又逗留了片刻，让人们继续鼓掌，但心情并不好受。随后他退回去走下旋转楼梯。

他顺手捡起左轮手枪和步枪。当他出现在教堂里时，米哈伊尔神父在那儿等着他，一脸惊恐。格雷戈里用手枪指着他。“我该一枪崩了你，”他说，“你允许狙击手进来，杀了我的两个朋友，至少还有其他三个人，你容许他这样做，你是杀人的恶魔。”神父听到被人称作魔鬼，惊得说不出话来。不过格雷戈里不会让自己朝一个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所以他只是厌恶地哼了一声，走出了门。

他排里的人正等着他，当他走到太阳底下，他们便一个个欢呼起来。他无法阻止他们将他抬上肩膀，一路走上大街。

他从人们的头顶望过去，发现街上的气氛出现了变化。人们喝得更醉了，每个街区都有人醉倒在门口。他吃惊地发现小巷里的男男女女不只是在亲吻。每个人手里都有枪——显然这些民众洗劫了其他军械库，甚至武器工厂。各个路口都有撞毁的汽车，其中还有些救护车，医生们在忙着救助伤员。儿童也跟大人一样上了街，小孩子们尤其开心，他们偷吃的，偷着抽烟，在被弃的车辆里嬉戏玩耍。

格雷戈里看见一家毛皮店正在遭到洗劫，效率堪称专业，是特罗菲姆。他是列夫之前的搭档，正抱着一摞大衣跑出店门，放进一辆手推车，另一个腐败的警察费奥多尔守在旁边，现在他穿着一件农民式样的大衣遮掩自己的警察制服。城里的罪犯视革命为机遇。

过了一会儿，格雷戈里的战士们把他放下来。午后的光线渐渐变暗，街上已经点起几处篝火。人们聚集在战士们身边，一边喝酒，一边唱歌。

一个十来岁的男孩从一个醉过去的战士身上拿走一支手枪。那是一支长筒鲁格P08自动手枪，是德军配发给炮手的——这大概是那个士兵从前线的俘虏手上搞到的。男孩两手摆弄着，咧开嘴笑着，用枪指着躺在地上的人。格雷戈里惊恐不已，他来不及夺回枪，那孩子已经扣动了扳机，子弹穿入醉酒不醒的战士的前胸。男孩叫起来，惊吓之余他仍扣着扳机，让手枪不停地射出子弹。后坐力让孩子的手向上扬起，子弹横飞，射中一个老太太和另一个士兵，直到八发子弹全部打完，他才扔掉了手枪。

不等格雷戈里作出反应，他又听见一声大喊，转身看见一家关着门的帽子店前面有两个人正干得起劲。女人背靠着墙，裙子掀到腰部，双腿叉开，穿着靴子的两脚踩着地。那个男人穿着下士军服，正站在她的两腿之间，弯着膝盖，解开裤子用力戳着。格雷戈里排里的几个战士站在旁边围观，发出阵阵喝彩。

那男人似乎达到了高潮。他匆忙退出，转身扣上裤子走开，女人也把裙子放下来。一个名叫伊戈尔的士兵说：“等一等，该轮到我了！”他拉起女人的裙子，露出她白皙的双腿。

其他人欢呼起来。

“不行！”女人说，想要推开他。她喝醉了，但她并未失去反抗能力。

伊戈尔身材又矮又瘦，力气却大得惊人。他一把将她推到墙边，抓住她的手腕。“来吧，”他说，“多一个又怎么样？”

女人挣扎着，这时又上来两个士兵把她摁住。

她原来的那个伙伴说话了：“嘿，放开她！”

“你完事了，现在该我了。”伊戈尔说着，解开扣子。

这一幕让格雷戈里十分反感。“住手！”他大喊道。

伊戈尔不服地看了他一眼。“你是在像军官那样命令我吗，格雷戈里・谢尔盖耶维奇？”

“不是军官，而是以一个人的身份！”格雷戈里说，“好啦，伊戈尔，你能看出她不想要你。女人有的是。”

“我想要这个。”伊戈尔往周围看了看，“我们都想要这个——是不是啊，兄弟们？”

格雷戈里上前一步，双手叉腰站在那儿。“你是人，还是狗？”他喊道，“这女人说不行！”他伸出胳膊揽住愤怒的伊戈尔，“告诉我，同志，这附近哪里能让人弄到喝的？”

伊戈尔咧嘴笑了笑，周围的战士们欢呼起来，女人溜走了。

格雷戈里说：“我看见街对面有个小旅馆，我们要不要去问问掌柜的，或许他那儿能找到点儿伏特加呢？”

士兵一个个又欢呼起来，大家全都朝旅馆走去。

店主在旅馆的前厅提供免费啤酒。格雷戈里觉得他很精明。男人喝啤酒比喝伏特加花的时间更长，啤酒喝多了也不太可能闹出乱子。

他接过一杯啤酒喝了一大口。他的兴奋消失了。他觉得自己像是喝醉酒后清醒过来。那个女人的事情让他震惊，小男孩开枪也十分可怕。革命并非只是简单地摆脱身上的枷锁。武装起来的民众十分危险。让士兵去霸占资产阶级的汽车会带来致命后果。即使是亲吻这种无害的行为，也在几小时内差一点让格雷戈里的排发生轮奸事件。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必须要有规矩。格雷戈里当然不想再回到过去。沙皇给了他们买面包的长队、残酷的警察，以及让士兵脚上没靴子穿。但自由不能被混乱替代。

格雷戈里低声说了句去小解，便离开了他的部下。他沿着来时的路走上涅夫斯基大街。民众赢得了今天的战斗。沙皇的警察和军队被打败。但是，如果这一切只是带来暴力的狂欢，那么不久后人们就会嚷着要回到过去的制度。

该让谁来负责呢？据昨天克伦斯基跟格雷戈里说的话，杜马违抗沙皇的意志，拒绝关门。议会多少有些无能，但它至少象征着民主。格雷戈里决定去一趟塔夫利宫，看看那里情况如何。

他向北朝涅瓦河的方向走去，然后向东朝塔夫利花园走。他走到那儿的时候，夜幕已经落下。这座宫殿的古典式立面有几十个窗口，里面全都亮着灯。这里有数千人跟格雷戈里抱有相同的想法，宽阔的庭院里人头涌动，士兵和工人们在附近转来转去。

一个手持话筒的人在发布通告，一次次重复着。格雷戈里往前挤，想听清楚他在说什么。

“战争工业委员会的工人小组已经从克列斯季监狱里被释放了。”那人喊道。

格雷戈里不知道他们是谁，但这名字听起来不错。

“跟其他同志一道，他们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

格雷戈里很喜欢这一主张。苏维埃是由代表组成的理事会。1905年便成立了圣彼得堡苏维埃。当时格雷戈里只有十六岁，可是他知道苏维埃是由工厂工人选出来的，是它组织了罢工行动。以前它有过一个富有魅力的领导者莱昂・托洛茨基，后被驱逐。

“所有这一切都将在《消息报》的特别版正式对外公布。执行委员会已成立了食品供应委员会，确保工人和士兵有饭吃。同时也成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保卫革命成果。”

他没有提到杜马。众人欢呼起来，但格雷戈里想知道士兵是否听从这个自我推选的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其中的民主在哪里？

公告的最后一句话回答了他的问题。“委员会呼吁工人和士兵尽快为苏维埃选出代表，并将自己的代表送到宫殿这里参加新的革命政府！”

这正是格雷戈里一直想要听到的。新的革命政府——工人和士兵的苏维埃。现在，作出改变的同时就不会带来混乱。他满腔热情地离开庭院返回军营。士兵们早晚都要回军营睡觉的。他迫不及待要把这消息告诉他们。

然后，他们就要马上选出自己的代表。

第二天一早，第一机枪团聚集在操场为彼得格勒苏维埃选出自己的代表。伊萨克提名中士格雷戈里・别斯科夫。

他全票当选。

格雷戈里很高兴。他理解士兵和工人的生活，要将现实生活中的机油气味带进权力的走廊。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根。他将确保这场骚乱带来社会的改进，而不是毫无秩序的暴力。现在他掌握机会，可以为卡捷琳娜和弗拉基米尔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他快步走过铸造大桥，只身前往塔夫利宫。他的当务之急便是面包。卡捷琳娜、弗拉基米尔，还有其他两百万彼得格勒居民必须有饭吃。而现在，当他承担起这份责任——至少在他的想象中，他便开始感到气馁。农村的农民和磨坊主必须立即向彼得格勒的面包师运送更多面粉，但他们不会这样做，除非给他们付钱。苏维埃能保证有足够的钱吗？他开始怀疑推翻政府相比之下或许是比较容易的事。

宫殿主体很长，两边还带有侧楼。格雷戈里发现杜马和苏维埃都在举行会议。杜马作为旧有的中产阶级在右侧楼，苏维埃占据的是左侧楼，这种安排倒是很适当。但到底由谁来负责？没人知道。这应该是最先解决的问题，然后再去解决实际问题，格雷戈里焦急地想。

在宫殿的台阶上，格雷戈里看见康斯坦丁那干瘦的身影和他一头浓密的黑发。他心头猛地一紧，想起自己竟没有想办法把他母亲瓦莉娅的死讯通报给他。但他立刻发觉康斯坦丁已经知道了。除了红臂章外，康斯坦丁还在帽子上系了一条黑色的头巾。

格雷戈里跟他拥抱：“我目睹了发生的一切。”他说。

“是不是你杀死了警察狙击手？”

“是。”

“谢谢。但真正为她复仇的将是一场革命。”

康斯坦丁成为普梯洛夫机械厂的两名当选代表之一。下午，越来越多的代表前来报到，到了傍晚，一共有三千人挤进巨大的凯瑟琳大厅。这些人几乎全都是士兵。部队自有其团、排建制，格雷戈里心想，部队比工厂更容易进行选举，因为很多工人都被锁在工厂外面。有些代表是几十人选出的，有些则经过千万人的推选。民主并不像乍看上去那样简单。

有人建议应该把他们自己改名为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人群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表示支持。看来一切都没有章法和步骤，没有议程，决议并不通过提议和复议阶段，也没有投票机制。人们只是站起来开始说话，有时候同时站起来好几个人。在主席台上，有几个貌似中产阶级的人快速潦草地记着笔记，格雷戈里猜到这些人是昨天成立的执行委员会成员。至少还算有人在做记录。

尽管一切乱得让人担忧，但兴奋情绪充溢着全场。人们都觉得他们经历了奋战且赢得了胜利。不管是好还是坏，他们已经在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但是没人提到面包。格雷戈里和康斯坦丁对苏维埃的无所作为感到沮丧，趁着一个特别混乱的时刻走出凯瑟琳大厅，穿过宫殿去看杜马那边在做什么。在路上，他们看到戴着红臂章的部队在走廊里堆放着食物和弹药，仿佛准备围攻。格雷戈里心想，沙皇当然不会轻易接受这一切。到时候他会尝试用武力重新获得掌控权。而这将意味着攻击这座大楼。

在大楼右侧他们遇到了马克拉柯夫伯爵，普梯洛夫机械厂的董事之一。他是一位中心偏右党派的代表，但他跟他们说话时足够礼貌。他告诉他们，另一个“为恢复首都和秩序并确立个体与公共机构关系的杜马议员临时委员会”已经成立了。尽管它的名称滑稽可笑，格雷戈里仍有种不祥的感觉，表明杜马企图掌握控制权。马克拉柯夫还告诉他，该委员会任命恩格尔哈特上校为彼得格勒司令，这让格雷戈里更加担心了。

“不错，”马克拉柯夫满意地说，“他们已经指示所有士兵返回军营，要求他们听从指挥。”

“什么？”格雷戈里感到震惊，“但这会破坏革命。沙皇的军官将重新获得控制权！”

“杜马成员们并不认为这是一场革命。”

“杜马的成员都是白痴。”格雷戈里气愤地说。

马克拉柯夫傲慢地一仰脖子，转身离去。

康斯坦丁跟格雷戈里一样愤怒：“这是一种反革命行径！”

“必须予以制止。”格雷戈里说。

他们急忙回到左侧楼。在大厅里，会议主席正竭力控制着一场辩论。格雷戈里一步跨到台上。“有一个紧急情况通知大家！”他喊道。

“每个人都有紧急情况，”主席疲惫地说，“不过，管他的呢，你说吧。”

“杜马下令士兵返回军营，服从他们军官的指挥！”

与会代表们发出一阵抗议的呐喊。

“同志们！”格雷戈里大声喊道，试图让大家平静下来，“我们绝不会回到老路上！”

下面是一片赞同的呼声。

“城里的人必须得到面包。我们的妇女走在街头必须获得安全保障。工厂必须重新开工，磨坊必须转动，但这一切都不会像以前那样。”

现在人们都在听他说话，拿不准他要把大家引向何方。

“我们的士兵必须停止殴打资产阶级，停止当街骚扰女人，停止抢劫卖酒的店铺。我们必须回到自己的军营，清醒过来，恢复行使自己的责任，但是……”他停顿了一下，以引起听众的注意，“一切都要按我们提出的条件！”

下面传来一阵赞同的低语声。

“应该定出什么条件呢？”

有人大声喊道：“选举出一个委员会来发布命令，不再听军官的！”

另一个说：“不用再说什么‘阁下’，什么‘至高无上的领袖’，他们应该直接被称为上校或者将军。”

“也不用再敬礼！”又一个人喊道。

格雷戈里不知该怎么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建议。他无法听到他们的声音，更不用说记住这些建议了。

主席过来帮他解围。“我建议所有想提意见的人去索科洛夫同志那里组成一个小组。”格雷戈里知道尼古拉・索科洛夫是个左翼的律师。他觉得这个办法不错，现在需要有人按照正确的法律条款来拟定建议。主席接着说：“等你们决定了想要什么以后，就把你们的建议呈交苏维埃批准。”

“好的。”格雷戈里跳下主席台。索科洛夫坐在大厅一侧的一张小桌边。格雷戈里和康斯坦丁走了过去，有十几个代表也跟着他们。

“这样很好，”索科洛夫说，“建议要写给谁呢？”

格雷戈里又为难起来。他正打算说“致全世界”，但一名士兵说：“致彼得格勒卫戍部队。”

另一个说：“致全体守卫部队、炮兵部队的战士。”

“全体舰队。”又有人说。

“好极了，”索科洛夫把这些都记了下来，“予以立即、准确执行，要加上这句吗？”

“是的。”

“同时通告彼得格勒的工人？”

格雷戈里有些急不可耐。“是的，是的，”他说，“请问，是谁提出选举产生委员会的？”

“是我，”一个长着灰胡子的士兵说，他直接坐在索科洛夫前面的桌子边，像口述似的说，“各部队要为他们选出的代表设立委员会。”

索科洛夫边写边说：“所有的连队、营、团……”

有人补充道：“库房、大队、编成中队，舰船……”

灰胡子士兵说：“尚未选出代表的单位必须照此办理。”

“对，”格雷戈里急切地说，“还有各种武器，包括装甲车，必须交由营和连的委员会掌控，不再由军官控制。”

几个战士齐声表示赞同。

“很好。”索科洛夫说。

格雷戈里接着说：“军事单位从属于工人和士兵苏维埃代表及其委员会。”

索科洛夫第一次抬起头：“这就意味着苏维埃控制军队。”

“是的，”格雷戈里说，“杜马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只有在不违反苏维埃决定的前提下才会被遵照执行。”

索科洛夫继续看着格雷戈里：“这让杜马保持其一贯的无能。之前，它是受沙皇的随意摆布。现在，每个决定都需要苏维埃来批准。”

“完全正确。”格雷戈里说。

“所以说，苏维埃至上。”

“把这写下来。”格雷戈里说。

索科洛夫写好了。

有人说：“禁止军官粗鲁对待其他级别的军人。”

“好。”索科洛夫说。

“不能像对牲口或小孩子那样称呼他们。”

格雷戈里认为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文件需要有个标题。”他说。

索科洛夫说：“你有什么建议？”

“你以前为苏维埃起草的命令都用什么标题？”

“以前没有过任何命令，”索科洛夫说，“这是第一个。”

“那么，”格雷戈里说，“就叫它‘第一号令’。”

格雷戈里为自己作为当选代表后提出的第一份立法获得通过深感满意。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又通过了几份决定，这让他全身心沉浸在革命政府一步一步拓展开来的工作中。但他心里一直想着卡捷琳娜和弗拉基米尔，直到星期四晚上，他才终于有了机会溜出去看望他们。

他朝着城市的西南郊走去，心里充满了不祥的预感。卡捷琳娜答应过不去凑热闹，但彼得格勒的妇女认为这场革命不单单是男人的事情，也属于女人。毕竟一切是从国际妇女节开始的。这没什么稀奇的。格雷戈里的母亲就是在1905年革命失败时被打死的。如果卡捷琳娜决定背着弗拉基米尔进入市中心，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她也不会是唯一这样做的母亲。已经有不少无辜的人死去——被警察枪杀，被踩踏致死，被醉酒士兵强占的汽车轧死，或者被流弹击中。他提心吊胆地走进那幢老房子，生怕迎面碰见某个面色阴沉、眼含泪水的女房客，跟他诉说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他爬上楼梯，拍了拍她的门，走了进去。卡捷琳娜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一下子扑到了他怀里。“你还活着！”她急切地吻着他，“我一直都在担心！真不知道我们要是没了你该怎么办。”

“我很抱歉没能早点儿回来，”格雷戈里说，“我当上了苏维埃代表。”

“代表！”卡捷琳娜自豪地笑了，“我的丈夫当了代表！”她紧紧抱住了他。

格雷戈里着实让她觉得很了不起。这在他来说还是头一次。“代表不过是代替推选他的人做事。”他谦虚地说。

“但他们肯定是选最聪明、最可靠的人。”

“嗯，他们尽量这样做。”

房间里只点了一盏油灯，显得十分昏暗。格雷戈里把包裹放在桌子上。他有了新的身份，从军营厨房获取食物更不成问题了。“里面还有几盒火柴和一条毯子。”他说。

“谢谢你！”

“我希望你尽可能一直待在屋里。街上依然很危险。有些人正在发动一场革命，但另一些人只是趁乱撒野。”

“我几乎足不出户。我一直在等你的消息。”

“孩子怎么样？”弗拉基米尔在角落里睡着。

“他想他的爸爸啊。”

她的意思是格雷戈里。格雷戈里并没打算让弗拉基米尔喊自己爸爸，但他接受了卡捷琳娜的设想。他们几个人都不大可能再次见到列夫——他已经差不多三年时间毫无音讯，孩子恐怕永远无法知道事情的真相，或许这样更好。

卡捷琳娜说：“真抱歉他睡着了。他会高兴见到你的。”

“等到早上我再跟他说话。”

“你可以留下过夜？这太好了！”

格雷戈里坐了下来，卡捷琳娜在他面前蹲下，为他脱下靴子。“看来你很累。”她说。

“是很累。”

“我们上床吧，已经很晚了。”

她开始解开他的外衣，他向后靠了靠，顺从了她。“哈巴罗夫将军躲藏在海军部里，”他说，“我们怕他重新夺回各个车站，但他甚至都没做任何尝试。”

“为什么？”

格雷戈里耸耸肩：“因为胆怯。沙皇下令伊万诺夫进军彼得格勒，建立军事独裁统治，但伊万诺夫的手下发生哗变，远征只得取消。”

卡捷琳娜皱起了眉头：“从前的统治阶级就这样放弃了？”

“好像是。有点奇怪对吧？但显然不会出现反革命浪潮。”

两人上了床，格雷戈里穿着内衣，卡捷琳娜身上也还穿着衣服。她从未在他面前脱光过。也许她觉得最好有所保留。他不无遗憾地接受她这个怪癖。他把她搂在怀里，亲吻她。当他进入她时，她说：“我爱你。”他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幸运的人。

后来，她睡眼惺忪地问：“接着还会发生什么事呢？”

“会召开一个制宪代表大会，由他们所称的‘四项条件普选’产生——普遍、直接、秘密和平等。与此同时，国家杜马那里会形成一个临时政府。”

“谁来领导？”

“利沃夫。”

卡捷琳娜坐了起来：“是个王子！为什么？”

“他们希望让所有阶级都抱有信心。”

“见他的鬼，所有阶级！”她气愤起来愈发漂亮，脸色红润，眼睛忽闪着光，“工人和士兵的革命已经赢了，我们干吗还需要其他人的信心？”

这个问题也困扰着格雷戈里，但这个问题已经有了让他信服的答案。“我们需要商人重新开动工厂，批发商为城市提供商品，店主打开店门。”

“那沙皇怎么办？”

“杜马要求他退位。他们派了两个代表去普斯科夫告诉沙皇这个建议。”

卡捷琳娜瞪大了眼睛：“退位？沙皇？那样的话，一切就到头了。”

“是的。”

“这可能吗？”

“我不知道，”格雷戈里说，“我们明天就会弄清楚了。”

星期五，一场辩论在塔夫利宫的凯瑟琳大厅断断续续进行着。两三千男人和少数女人挤在屋子里，空气里满是烟草和没洗澡的士兵身上散发的体臭。他们都在等着沙皇作决定。

辩论被一次次通报打断。通报一般都算不得紧急——某个士兵会站出来说他们营已经成立了委员会并逮捕了上校。有些甚至算不上通报，不过是呼吁保卫革命的演讲。

但是，当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士跳上台时，格雷戈里预感到这次通报一定非同小可。他红着脸，气喘吁吁，手里捏着一张纸，嚷着让大家静一静。

他不紧不慢地大声说：“沙皇签署了一份文件……”

这几个字引来一片欢呼。

中士提高了嗓门：“放弃王位……”

欢呼变成一片狂吼。格雷戈里感到好像有股电流传遍全身。难道这真的发生了吗？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中士举起一只手示意安静。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由于他十二岁的儿子阿列克谢健康不佳，他已指定米哈伊尔大公，即沙皇的弟弟为他的继任者。”

欢呼立刻变成抗议的怒吼：“不！”格雷戈里喊道，他的声音淹没在上千人的喊叫声中。

几分钟后抗议渐渐平息，而外面传来更响亮的怒吼声。庭院里的人想必也听到了这个消息，跟他们一样义愤填膺。

格雷戈里对康斯坦丁说：“临时政府不应该接受这个。”

“我同意，”康斯坦丁说，“走，我们去告诉他们。”

两人离开苏维埃，穿过宫殿。新成立的政府部长们在原来临时委员会待的地方开会——令人担忧的事实是，他们很大程度就是同一拨人。他们正在讨论沙皇的声明。

帕维尔・米留可夫站在那儿。这个戴着单镜片眼镜的温和派争辩说，君主制必须作为合法性的象征加以保留。“胡说。”格雷戈里低声说。王权象征的是无能、残暴和失败，而不是合法性。幸运的是其他人也有同感。克伦斯基——现在是司法部长，提出应该告知米哈伊尔大公拒绝加冕，让格雷戈里备感安慰的是，大多数人表示赞同。

克伦斯基和利沃夫王子获得授权立刻去见米哈伊尔。米留可夫镜片后的双眼冒着火，说：“我也跟他们一起去，以便代表少数人的观点！”

格雷戈里觉得没人会理睬这个愚蠢的建议，但其他几位部长软弱地表示同意。这时格雷戈里站了起来。他事先并未考虑过，此时直截了当地说：“我会以彼得格勒苏维埃观察员的身份陪部长们一道前往。”

“很好，很好。”克伦斯基疲惫地说。

他们从宫殿侧门出去，上了等在那里的两辆雷诺轿车。杜马的前主席，身材肥硕的米哈伊尔・罗德坚科也来了。格雷戈里简直不敢相信这事发生在自己身上。他竟然成了代表团的一员，去命令皇太子拒绝成为沙皇。不到一个礼拜前，他还不得不听从基里洛夫中尉的命令，老实地从桌子上走下来。世界变化得太快，让人跟不上他的步伐。

格雷戈里从来没进过任何富裕贵族的家宅内部，这就好像进入一个梦幻世界。大房子里塞满了各种宝物。他的目光所及之处，是各色华丽的花瓶、精致的钟表、银烛台和宝石装饰。如果他抓起一只金碗跑出前门，卖掉它的钱足以让他为自己买上一栋房子，不过眼下没人会买金碗，人们唯一想要的是面包。

格奥尔基・利沃夫王子满头银发，脸上留着一团浓密的胡须，显然既不为这豪华的装饰所动，也没有被眼下的庄严使命吓倒，但其他人都显得战战兢兢。他们在客厅里等待着，苦着脸站在祖先的画像下，两脚在厚厚的地毯上来回挪着步子。

终于，米哈伊尔大公出现了。他三十八岁，已过早秃顶，留了少许髭须。让格雷戈里惊讶的是，他好像比代表团的人更紧张。他显得很害羞，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尽管一直傲慢地歪着脑袋。最终他攒足了勇气，说：“你们想要跟我说什么？”

利沃夫回答：“我们是来要求你不要接受王位。”

“哦，天啊。”米哈伊尔说，好像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

克伦斯基保持着镇静，他的话既清晰又坚定。“彼得格勒的人对沙皇陛下所作的决定十分愤怒，”他说，“现在已经有一大队士兵向塔夫利宫挺进。除非我们立即宣布你已拒绝接任沙皇，否则就会发生一场武装起义，继而暴发内战。”

“哦，我的上帝。”米哈伊尔轻声说。

格雷戈里察觉这位大公头脑不太灵光。他想，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如果这些人有脑子，他们就不会失去俄国的皇位。

戴单镜片眼镜的米留可夫说：“殿下，我代表临时政府少数人的观点。在我们看来，君主制是人们唯一接受的权威象征。”

米哈伊尔显得更加不知所措。他最怕的事情就是作选择，格雷戈里这样想着，这只能让事情变得更糟。大公说：“你们不介意我单独跟罗德坚科说几句话吧？不，你们不用离开，我们去旁边的屋子好了。”

哆哆嗦嗦尚未加冕的沙皇和肥硕的主席离开后，留下的人开始低声谈论起来。没有人跟格雷戈里说话。他是屋子里唯一的工人阶级，他感觉到他们有点害怕他，怀疑在他军士制服的口袋里塞了手枪和子弹，不过这倒是实情。

罗德坚科回来了。“他问我是否我们能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如果他成为沙皇的话。”格雷戈里感到厌恶，但他毫不奇怪大公关心的只是自己，而不是他的国家，“我告诉他我们保证不了。”罗德坚科说。

克伦斯基说：“还有呢？”

“他一会儿再过来。”

这段耽搁仿佛十分漫长，接着，米哈伊尔出来了。大家都陷入了沉默。很长时间都没人说话。

最后米哈伊尔说：“我已经决定拒绝接受王位。”

格雷戈里的心好像停止了跳动。八天了，他想。八天前维堡的女人们游行跨过铸造大桥。而今天，罗曼诺夫家族的统治终于结束了。

他回想起母亲死去的那天说过的话：“俄国不成立共和国，我就不会停下。”妈妈，现在你可以安息了，他想。

克伦斯基握着大公的手，说着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格雷戈里没注意听。

我们成功了，他想，我们发动了一场革命。

我们废除了沙皇。

在柏林，奥托・冯・乌尔里希打开了一瓶1892年的巴黎之花大香槟。

冯・乌尔里希家邀请了冯・赫尔巴德一家来共进午餐。莫妮卡的父亲康拉德是位伯爵，因此她的母亲便是伯爵夫人。伊娃・冯・德・赫尔巴德伯爵夫人是个令人敬畏的女人，灰白的头发挽成了一个精致的发髻。午饭前她把沃尔特拦在一旁，告诉他莫妮卡是个多才多艺的小提琴手，上学的时候所有科目都在班上名列前茅。他用眼角的余光瞥见他父亲在跟莫妮卡说话，猜到她大概也正在获取他在校时的表现报告。

他对父母坚持把莫妮卡塞给他感到恼火。事实上，他发现自己强烈地被她吸引，这让整个情况变得更糟。她既聪明又美丽，总是经过悉心打扮，头发梳理得十分齐整，但他还是不禁想象她晚上除掉头饰，晃着头放开波浪卷发的样子。这些天来，有时他发现自己很难再去想茉黛。

这时，奥托举起酒杯。“为沙皇下台干杯！”他说。

“你真让我惊讶，爸爸，”沃尔特发脾气说，“你真觉得工人和哗变士兵组成的暴民推翻一个合法的君主值得庆贺？”

奥托一时面红耳赤。沃尔特的妹妹葛丽泰宽慰地拍了拍她父亲的胳膊。“别去管他，爸爸，”她说，“沃尔特说这些就是要惹你生气。”

康拉德说：“我在驻彼得格勒大使馆期间认识了沙皇尼古拉。”

沃尔特说：“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先生？”

莫妮卡替她父亲作了回答。她朝沃尔特阴险地笑了一下，说：“爸爸常说，如果沙皇生在另一种环境里，经过一番努力，倒是有可能成为一个称职的邮差。”

“这就是世袭君主制的可悲之处。”沃尔特转向他的父亲，“但你肯定不会赞成俄国实行民主。”

“民主？”奥托语带嘲讽，“我们等着瞧吧。我们只知道新总理是一个自由派的贵族。”

莫妮卡问沃尔特：“你觉得利沃夫王子会跟我们讲和吗？”

这是当前的紧迫问题。“我希望如此，”沃尔特说，尽量不去看莫妮卡的胸脯，“如果我们东部战线的所有军队都可以转移到法国，就能在兵力上压过协约国。”

她举起酒杯，眼睛越过杯口注视着沃尔特：“那么，就让我们为了这一目标喝一杯。”

在法国东北部一处寒冷、潮湿的战壕里，比利排里的战士们在喝着杜松子酒。

这瓶酒是那位被革职的军官罗宾・莫蒂默拿出来的。“我一直留着。”他说。

“真是让人吃惊。”比利学着米尔德里德的口气说。莫蒂默是个性情乖戾的家伙，从来没给别人买过酒。

莫蒂默把酒倒在大家的锡铁饭盒里。“这酒算是庆贺这该死的革命。”他说。他们都喝光了，然后又伸着饭盒让他再添酒。

没喝杜松子酒之前比利的心情就已经很不平静了。俄国人已经证明现在仍有可能推翻暴君。

他们唱着《红旗》这首歌时，菲茨赫伯特伯爵踩着泥浆一瘸一拐从通廊那边绕了过来。他现在已经是上校，变得比以前更加嚣张。“安静，你们这些人！”他喊道。

歌声慢慢停了。

比利说：“我们正在庆祝俄国人推翻沙皇！”

菲茨气愤地说：“他是一个合法的君主，推翻他的那些人都是罪犯。不许再唱歌了。”

比利对菲茨的蔑视又深了一层：“他是个杀了数千臣民的暴君，今天是所有文明人的大喜日子。”

菲茨使劲盯着他。伯爵已经不戴眼罩了，但他的左眼皮一直都下垂着。不过这似乎并没有影响他的视力。“威廉姆斯中士，我早该猜到是你。我知道你，认识你的家人。”

那是当然，比利想。

“你姐姐是个和平的煽动者。”

“你妹妹也是，先生。”比利话音刚落，罗宾・莫蒂默就哑着嗓子笑了起来，然后赶紧收住了笑声。

菲茨对比利说：“再说一句不礼貌的话，你就等着受罚。”

“对不起，先生。”比利说。

“都安静点，不许再唱歌。”菲茨走开了。

比利平静地说：“革命万岁。”

菲茨装作没听见。

在伦敦，碧公主尖声叫着：“不！”

“冷静点儿。”茉黛说。她刚刚把听到的消息告诉了她。

“他们不可以那样！”碧尖叫道，“他们不能让我们爱戴的沙皇退位！他是人民的父亲！”

“这可能是最好的结果了……”

“我不相信你说的！这是个邪恶的谎言！”

门开了，格洛特往里面探了探头，显得很着急的样子。

碧抄起一只插着干草的日本花瓶往房间的另一头扔去。花瓶撞在墙上，碎了。

茉黛拍拍碧的肩膀。“好啦，好啦。”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她自己很高兴沙皇被推翻，但也很同情碧，对她来说，原来的生活已经彻底被摧毁了。

格洛特动了动手指，一个女仆随后走进屋子，显得很害怕的样子。他指了指摔碎的花瓶，女仆便开始收拾那些碎片。

茶具摆在桌子上——茶杯、茶碟、茶壶、牛奶和奶油罐，还有一只糖碗。碧狠狠地把这些全都扫到地上。“那些革命者会把所有人都杀掉的！”

管家跪下身子开始收拾残局。

“不要胡思乱想了。”茉黛说。

碧哭道：“可怜的皇后！还有她的孩子！他们该怎么办？”

“你最好躺一会儿，”茉黛说，“走吧，我送你去房间。”她托着碧的胳膊肘，碧顺从地被带了出去。

“一切都完了。”碧抽泣着。

“没关系，”茉黛说，“也许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艾瑟尔和伯尼两人正待在阿伯罗温，算是他们的蜜月。艾瑟尔饶有兴致地向伯尼展示她童年时常去的地方：矿井坑口、教堂和学校。她甚至带他到泰-格温里转了转——菲茨和碧都没在这儿——但她没带他去栀子花套房。

他们住在格里菲斯家，再次留宿在汤米的房间，省得回家去打搅外公。他们正坐在格里菲斯太太的厨房里聊天，这时，她那位无神论的革命社会主义者丈夫莱恩挥着手里的报纸闯了进来。“沙皇退位了！”他说。

他们又是欢呼又是拍巴掌。一个星期以来，彼得格勒发生骚乱的消息时有报道，艾瑟尔一心盼着最后的结局。

伯尼问：“谁接管了政权？”

“利沃夫王子领导的临时政府。”莱恩说。

“这么说，社会主义并没有获得全面胜利。”伯尼说。

“是的。”

艾瑟尔说：“高兴点儿，你们这些男人，事情总得一步步来！我们去双冠庆祝一下。我让庞蒂太太照看一会儿劳埃德。”

两个女人戴上帽子，然后大家一起去了酒吧。不到一个小时，里面便挤满了人。艾瑟尔惊讶地发现她的父母也走了进来。格里菲斯太太也看见了，说：“天啊，他们到这儿来干吗？”

几分钟后，艾瑟尔的父亲站在一把椅子上，要大家安静下来：“我知道你们在这里看到我有些吃惊，但特殊场合需要特别的行动。”他举着一只粉色的酒杯向所有人示意，“我并未改变保持了一辈子的习惯，老板好心给了我一杯自来水。”人们都笑了起来。“我来这儿与我的邻居们分享在俄国赢得的胜利。”他举起酒杯，“为了革命，干杯！”

人们欢呼，干杯。

“好啊！”艾瑟尔说，“爸爸进了酒吧！我从没想过会看到这一天。”

在约瑟夫・维亚洛夫位于布法罗的超级现代化的草原式别墅里，列夫・别斯科夫从酒柜里取出酒来为自己斟上。他已经不再喝伏特加了。跟富有的岳父一块生活，培养了他对苏格兰威士忌的品味。他喜欢美国人喝威士忌加冰块的方式。

列夫不喜欢跟姻亲住在一起。他更想和奥尔加有属于自己的一块地方。但奥尔加喜欢现在这样，所有的花销都由她父亲负担。列夫还没有能力，在此之前他只能困在这里。

约瑟夫正在看报，莉娜在一边缝纫。列夫朝他们举起酒杯。“革命万岁！”他炫耀似的说。

“你说话小心点儿，”约瑟夫说，“这对生意没好处。”

奥尔加走了进来：“给我倒杯雪利酒，亲爱的。”

列夫在心里叹了口气。她喜欢差遣他做事，当着她父母的面他又无法拒绝。他倒了一小杯甜雪利酒递给她，就像一个侍者那样鞠了一躬。她娇滴滴地笑着，没看出这里头的讽刺。

他喝了威士忌，品味着那火辣辣的味道。

维亚洛夫太太说：“我真为可怜的皇后和她的那些孩子发愁。他们该怎么办呢？”

约瑟夫说：“他们统统会被暴徒杀掉，我一点也不惊讶。”

“真是太可怜了。沙皇做了什么，让革命者这么痛恨？”

“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列夫知道自己最好闭嘴，但他控制不住，恰好又有威士忌壮胆，“我十一岁的时候，在我母亲工作的工厂举行了罢工。”

维亚洛夫太太责备地嘘了一声。她不相信罢工这种事情。

“警察把罢工者的孩子全都围堵在一起。那情形我永远都忘不了。我当时吓坏了。”

“他们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维亚洛夫太太说。

“警察把我们这些人一顿痛打，”列夫说，“用警棍打我们的屁股。就是要给我们的父母一点儿颜色看看。”

维亚洛夫太太脸都白了。她最受不了有人虐待孩子或动物。

“沙皇和他的政权就是这样对待我的，母亲，”列夫说着，摇晃着杯子，里面的冰块叮当作响，“所以我要敬革命一杯。”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格斯？”威尔逊总统说，“你是这儿唯一真正到过彼得格勒的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讨厌像国务院官员一样说话，但两种情况都有可能。”格斯说。

总统笑了起来。他们两人正在椭圆办公室，威尔逊坐在办公桌后面，格斯在桌前。“说说看，”威尔逊说，“猜一猜俄国人会不会退出战争？这是今年最重要的问题。“

“好吧。所有新政府的部长都属于某个冠以社会主义和革命这种可怕名称的政党，但实际上他们都是中产阶级的商人和专业人士。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赋予他们自由，以促进工业和商业。但民众想要的是面包、和平还有土地——工人要面包，士兵要和平，农民要土地。这些诉求对利沃夫和克伦斯基这类人毫无吸引力。现在来回答您的问题，我觉得利沃夫的政府将尽力逐步作出改变。特别是他们将继续这场战争。但工人不会满意。”

“最后谁会赢呢？”

格斯回忆起他访问圣彼得堡时，在摇摇欲坠、肮脏不堪的普梯洛夫机械厂铸造车间一个人向他展示浇铸机车车轮的情形。后来，格斯又看到那个男人跟一名警察为了一个女孩大打出手。他记不得这个男人的名字，但至今清楚记得他的长相——宽宽的肩膀和强有力的胳膊，还有那根残缺的手指，不过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对燃烧着怒火的蓝眼睛，表情中带着一种无可阻挡的决心。“最后的赢家是俄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