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3月底至4月

复活节周末，菲茨在泰-格温举办了一场乡间宴会。他有一个秘密的目的。他邀请的人都是强烈反对俄国新政权的人。

他的明星嘉宾是温斯顿・丘吉尔。

温斯顿是自由党成员，按说应该同情革命者，但他也是一位公爵的孙子，有独裁的品性。菲茨一直认为他背叛了自己的阶级，但现在他愿意原谅他，因为他极其痛恨布尔什维克。

温斯顿在耶稣受难节那天到达。菲茨派劳斯莱斯到阿伯罗温火车站迎接他。

在泰-格温，温斯顿神采奕奕地走进了晨间起居室。他身材矮小，长着一头红发，面色红润。靴子上带着雨水，穿着一身精心裁剪的小麦色斜纹软呢外套，打的领结与眼睛颜色相同。他四十三岁了，不过当他朝不熟的人点头、跟不认识的客人握手时，还带点稚气。

他看着四周的折布镶板、花纹壁纸、雕石壁炉和深色橡木家具，然后说：“你把房子装饰得跟威斯敏斯特宫一样，菲茨！”

他如此热情捧场是有理由的。他又回到了政府里。劳埃德・乔治任命他为军需大臣。人们对首相再度请回这位惹是生非、难以预料的同僚议论纷纷，但最终大家都同意这样的人留在身边，比放任在外更好控制。

“你的煤矿工人支持布尔什维克。”温斯顿说，既觉得可笑，又感到厌恶。他坐了下来，朝着熊熊炉火伸出被雨水打湿的靴子。“我在路上看见一大半的房子上都挂着红旗。”

“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庆贺什么。”菲茨语气不善，除了不屑，他还深感焦虑。

温斯顿从茉黛手里接过一杯茶，从仆人端上的盘子里拿了一块黄油松饼。“就我了解，你个人也遭受了一些损失。”

“农民们杀了我的妻兄安德烈，还有他的妻子。”

“我很遗憾。”

“碧和我碰巧当时在那儿，全靠侥幸才逃脱出来。”

“我听说了！”

“村里的人强占了他的土地，那块辽阔的土地理应由我的儿子继承——但新政权竟认可了这种窃取行径。”

“恐怕是这样。列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了土地法令。”

茉黛说：“公平地说，列宁也宣布了职工的八小时工作制，给他们的孩子实行免费教育。”

菲茨很恼火。茉黛太不明智。这种时候怎么能为列宁辩护。

但温斯顿可不是好打发的。“还颁布了一项新闻法令，禁止报纸反对政府，”他回敬道，“社会主义的自由不过如此。”

“我儿子的继承权并不是我担心的唯一原因，甚至也不是主要原因，”菲茨说，“如果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所作所为最终逃脱了惩罚，下一个会是什么地方？威尔士矿工已经相信地底下的煤炭并不真正属于拥有表层土地的人。每个星期六晚上，你都能听见半数的威尔士酒吧里唱着《红旗之歌》。”

“布尔什维克政权应该被扼杀在摇篮里，”温斯顿看上去若有所思，“扼杀在摇篮里。”他重复道，对这种说法很是满意。

菲茨控制住自己的厌烦情绪。有时候，温斯顿以为自己设想出了某种政策，实际上不过是在他脑子里打造了一个新词儿而已。“而我们却毫无作为！”菲茨恼怒地说。

锣声一响，提醒大家该去换衣服吃饭了。菲茨不再继续话题。他还有整个周末来阐明自己的观点。

往更衣室走的时候，他突然想起喝茶时没人把宝宝带到晨间起居室里来，这有悖常情。他决定在换衣服前先去育儿室看看，便拐进通往房子另一侧的长走廊。

宝宝已经三岁零三个月，早已过了蹒跚学步的阶段，已经能像大孩子那样走路说话，他长着一双碧那样的蓝眼睛，满头浅色的卷发。

现在，他正坐在炉火旁边，身上裹着一条毯子，那位年轻漂亮的保姆琼斯正在给他读着什么。这个数千英亩俄国农田的合法主人正在吮吸自己的大拇指。他没像往常一样跳起来迎向菲茨。

“他这是怎么了？”菲茨问道。

“他有点儿闹肚子，阁下。”这保姆长得有些像艾瑟尔・威廉姆斯，只是没她那么聪明。

“说仔细点儿，”菲茨不耐烦地说，“肠胃到底怎么了？”

“他腹泻。”

“他怎么会得这种见鬼的病？”

“我不知道。火车上的厕所不太干净……”

这话等于说该怪菲茨，是他拖家带口来威尔士这边举办宴会。他忍着没骂人。

“你叫医生了吗？”

“莫蒂默大夫马上就到了。”

菲茨告诫自己不要发脾气。小孩子总是爱闹小毛病。他自己小时候不就经常拉肚子吗？当然，小孩子也会害上胃肠炎而死。

他在沙发前蹲下，让自己平视着儿子：“我的小战士怎么啦？”

宝宝的声音无精打采：“我跑肚了。”

他肯定是从仆人那儿学的这种粗俗的说法，连语调都带着一种威尔士的跳音。但菲茨决定这次就算了。

“医生马上就来了，”他说，“他会把你治好的。”

“我不想洗澡。”

“我想你今晚不用洗澡了。”菲茨站起身说，“医生一到，就叫人通知我，”他对护士说，“我要亲自跟他说几句话。”

“好的，阁下。”

菲茨离开育儿室，径直去了更衣室。贴身男仆已经为他准备好了晚装，衬衫的胸前插着钻石别针，并搭配着一对相应的袖扣，上衣口袋里放了一条干净的亚麻手帕，丝袜被各自摆放进了花纹皮鞋里。

他在换衣服之前去了一趟碧的房间。

她已经有了八个月的身孕。

他从未见过她这种状态，上次她怀孩子的时候，正赶上1914年8月他动身去法国。当时她只有四五个月的身孕，等孩子出生以后他才回来。他从未目睹过这种壮观景象，不免感叹人的身体竟能如此变化伸展。

碧正坐在梳妆台前，但不是在照镜子。她靠在椅背上，双腿分开，手搭在隆起的肚子上，闭着眼睛，脸色显得有些苍白。

“我怎么待着都不舒服，”她抱怨道，“无论站着、坐着和躺着，身上都疼。”

“你该去育儿室看看宝宝。”

“等我有了精力就马上去！”她恶狠狠地说，“我就不该来乡下。我这样子还要举办宴会，简直太荒谬了。”

她说得没错。“但如果我们要对付布尔什维克，就需要这些人的支持。”

“孩子还是肚子不舒服吗？”

“是的。医生马上就来。”

“你最好让他先来见我，乡下大夫一般都不太有经验。”

“我会跟仆人说的。另外，你不会下去吃饭了吧？”

“我这副样子怎么去啊？”

“我只是问问。茉黛可以坐在桌子另一端。”

菲茨回到自己的更衣室。有些男人已经不再穿燕尾服、打白色的领带，他们都拿战争当作借口，吃饭时穿短礼服上衣，戴黑色的领带。菲茨看不出两者间有什么联系。战争怎么能成为人们穿着随便的理由呢？

他穿上自己的晚礼服，走下楼去。

晚饭后，人们坐在会客厅里喝咖啡，这时温斯顿挑起话题说：“你看，茉黛女勋爵，你们女性最后还是获得了投票权。”

“只是一部分女性。”她说。

菲茨知道她的失望所在。这项法案只针对三十岁以上且为户主或户主妻子的女性。菲茨本人生气的是这种法案竟然能通过。

丘吉尔接着调侃道：“这你要部分地感谢在座的柯曾伯爵，在法案递交上议院时他出其不意做出了弃权决定。”

柯曾伯爵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因为背部疾病而不得不穿金属胸衣，更凸显了他硬邦邦不可一世的样子。有一首顺口溜是这么说他的：

我是乔治・纳撒尼尔・柯曾

我至高无上万事亨通

他曾经当过印度总督，现在是上议院领袖，战时内阁的五名成员之一。他也是反对妇女参政联盟的主席，因此他的弃权令政界大为惊讶，妇女参政的反对者对此大失所望，尤其是菲茨。

“下议院通过已经通过了这项法案，”柯曾说，“我觉得，我们不能违反议会民选议员的意志。”

菲茨对这一点仍感到恼火：“但上议院的存在就是为了审议下议院的决定，并制止他们胡作非为。比如说眼下这种情况！”

“如果我们否决了这项法案，我想下议院不会高兴，他们会重新发给我们。”

菲茨耸耸肩：“我们以前也发生过类似争执。”

“但不幸的是，布莱斯委员会还在任期中。”

“噢！”菲茨没想到这一点，布莱斯委员会正在考虑上议院的改革，“难道是因为这个？”

“他们应该会尽快提交报告。在此之前，我们不能跟下议院硬拼硬打。”

“是的。”尽管极不情愿，但菲茨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如果上议院动真格的挑战下议院，布莱斯可能会建议遏制上议院的权力。“我们有可能因此失去所有的影响力——永远地失去。”

“这种考虑也恰恰是导致我弃权的原因。”

有时菲茨觉得政治实在令人郁闷。

仆役长皮尔为柯曾送上一杯咖啡，随后低声对菲茨说：“莫蒂默大夫现在小书房，阁下，等你方便的时候过去。”

菲茨一直担心孩子肚子疼的事，正等着仆人来传话。“我这就去见他。”菲茨说。他找了个借口走了出去。

小书房里摆放的家具是其他房间用不上的东西——不舒服的哥特式雕刻椅子，没人喜欢的苏格兰风景画，还有菲茨父亲在印度狩猎来的一颗虎头。

莫蒂默是一位称职的当地内科医生，浑身上下带着一股过于自信的派头，似乎觉得自己的职业在某种程度上让他跟伯爵平起平坐。不过他还算礼貌。

“晚上好，阁下，”他说，“你儿子有些轻微的胃部感染，但很有可能不会对他造成什么伤害。”

“很有可能？”

“我特意这样说。”莫蒂默的威尔士口音被他所受的教育中和了，“我们做科学家的研究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确定性。我告诉你的矿工们，每天早上下井时想着有可能不会发生爆炸。”

“嗯。”这话没给菲茨多少安慰，“你见过公主了吗？”

“见过了。她也没有什么大毛病。事实上，她一点儿病都没有，而是快要生了。”

菲茨跳起来：“你说什么？”

“她以为自己怀孕八个月了，可她计算错了。她已经怀了九个月，用不了多长时间她就不必受罪了。”

“谁跟她在一起？”

“仆人们全都围着她呢。我已经派人去叫一位称职的助产士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本人也可以参与护理分娩。”

“这全怪我，”菲茨恨恨地说，“我不该劝她离开伦敦。”

“伦敦以外的地方每天都有健康的婴儿出生。”

菲茨感觉自己受到了嘲弄，但他顾不上这些了。“要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那该怎么办？”

“我了解你在伦敦的医生拉思伯恩教授。他当然是位声誉显赫的大夫，但我有把握地说，我亲手接生的婴儿比他多。”

“都是矿工的孩子。”

“的确，大部分都是。不过在出生的那一刻他们跟小贵族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

菲茨正在受人讥嘲。“我不喜欢你这种傲慢言辞。”他说。

莫蒂默却不吃这一套。“我也不喜欢你的。”他说，“你毫不客气地表示我不配治疗你的家人。我很乐意离开。”他拿起了自己的提包。

菲茨叹了口气。这种争吵实在太愚蠢了。他心里的愤怒是冲着布尔什维克的，没必要迁怒于这位敏感的威尔士中产阶级。

“不要做蠢事，老兄。”

“我正尽力而为。”莫蒂默朝门口走去。

“你难道不该把病人的利益放在首位吗？”

莫蒂默站在门边：“我的上帝啊，你真是狂妄至极，菲茨赫伯特。”

很少有人用这种口气跟菲茨说话。但他及时克制住涌到嘴边的呵斥。再去找别的医生恐怕要花好几个小时。如果莫蒂默一怒之下离开，碧永远不会原谅他。

“我会把你这话忘掉，”菲茨说，“事实上我会把这番谈话整个忘掉，如果你也忘掉的话。”

“这大概是最接近道歉的话了，我可以接受。”

的确，但菲茨没再说什么。

“我立刻到楼上去。”医生说。

碧公主可不是安静生孩子的人。尖叫声从她的房间里冲出来，在楼里回荡。茉黛在钢琴上大声弹奏爵士曲调，款待客人的同时也希望能够掩盖噪声，听上去却像另一种噪音，弹了二十分钟后她便放弃了。有些客人上床睡觉了，但到了午夜，大部分男宾客都聚在台球室里。皮尔为大家送上白兰地。

菲茨用古巴的“皇牌”雪茄招待温斯顿。等温斯顿点着烟卷，菲茨说：“政府必须对布尔什维克有所作为。”

温斯顿飞快地扫了一眼四周，仿佛要确定每个人都完全可信似的。然后，他往椅背上一靠，说：“情况是这样。英国北方舰队已经到达俄国的摩尔曼斯克水域。从理论上讲，他们的任务是确保俄国舰船不致落入德军手中。我们在阿尔罕格尔斯克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使命。我正在要求我们的部队在摩尔曼斯克登陆。从长远来看，这可能成为反革命势力在俄国北部的一个核心。”

“这还远远不够。”菲茨马上说。

“我同意。我希望我们能出兵里海的巴库，确保那一大片油田不致落到德国人手里，或者被土耳其人占据，此外还有黑海，那儿已经成了乌克兰反布尔什维克力量的核心。最后，还有西伯利亚，我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有几千吨的物资，价值或许高达十亿英镑，是用来支持俄国的，当时他们还是我们的盟友。我们有权派出军队保护我们的财产。”

菲茨有些怀疑，但又有了些指望。“劳埃德・乔治会做这些事吗？”

“不会大张旗鼓地做，”温斯顿说，“问题在于矿工房子上挂的那些小红旗子。眼下我国有很大一部分俄国革命的支持者。我明白这是为什么，就像我讨厌列宁和他们那帮人一样。尽管我十分尊重碧公主的家人……”他抬头看了看天花板，上面又传来一声尖叫，“但不能否认的是，俄国统治阶级没有及时处理好本国人民的不满。”

温斯顿是一个奇怪的混合体，菲茨心想，他既是贵族，也是民众的一员，他是位才华出众的管理者，却总是忍不住干涉其他部门的事务，他很迷人，但大多政界同僚都憎恨他。

菲茨说：“俄国革命者是一帮窃贼和杀人犯。”

“的确。但并非所有人都这么看，我们只能接受这个事实。因此，我们的首相不能去公开反对革命。”

“可他只是心里反对也没什么用。”菲茨不耐烦地说。

“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有所行动。”

“我明白了。”菲茨也弄不清这到底有多大意义。

茉黛走进房间。男人们都站了起来，有些吃惊。在乡村宅邸里女人从不进台球室。茉黛根本不在乎这种规矩，只要自己方便就行。她走到菲茨跟前，吻了一下他的脸颊。“恭喜你，亲爱的菲茨，”她说，“你又有了一个儿子。”

男人们鼓掌喝彩，围聚在菲茨跟前，拍着他的后背，跟他握手。“我妻子没事吧？”他问茉黛。

“精疲力尽，但很自豪。”

“感谢上帝。”

“莫蒂默大夫走了，但助产士说现在你可以去看孩子了。”

菲茨朝门口走去。

温斯顿说：“我跟你一块儿上去。”

他们离开房间，这时菲茨听见茉黛说：“皮尔，请给我倒一杯白兰地。”

温斯顿压低声音说：“你去过俄国，会说他们的语言。”菲茨不知他想说什么。“不过是一点点，”他说，“几乎不值一提，但我能把意思说明白。”

“你遇到过一个叫曼斯菲尔德・史密斯-卡明的人吗？”

“说来凑巧，我的确遇到过这个人。他负责……”菲茨犹豫了一下，不知是否该说出“秘密情报局”这个词，“他负责一个特殊部门。我为他写了几份报告。”

“嗯，很好。等你回城里以后，可以跟他谈一谈。”

这话提起了菲茨的兴致。“没问题，我可以随时去见他。”菲茨说，尽量不显得太过急切。

“我会让他跟你联系。他有可能要交给你另一项任务。”

两人来到碧的房门外。里面传出新生婴儿特有的哭声。

菲茨的泪水一下涌上眼眶，他有些不好意思。“我得进去了，”他说，“晚安。”

“恭喜你，也祝你晚安。”

他们为他取名为安德鲁・亚历山大・穆雷・菲茨赫伯特。这个小肉球长着一层菲茨那样的黑发。

他们用毯子包裹着把他带回伦敦，劳斯莱斯旅行车后面还跟着另外两辆汽车，以备发生故障时使用。他们在切普斯托停下吃早餐，然后又在牛津吃了午餐，最后在晚饭前后抵达他们在梅费尔的家。

几天后，在四月的一个温和的午后，菲茨沿着河堤，一边望着泰晤士河的浑水，步行去见曼斯菲尔德・史密斯-卡明。

秘密情报局膨胀过快，维多利亚那边的公寓已经装不下了。这个被称作“C”的人将自己不断扩张的部门迁到河畔大本钟附近的一座名为“白厅院”的维多利亚式奢华建筑里。一座私人电梯把菲茨带到顶楼，这位间谍头目占据了屋顶由一条走廊连通的两个房间。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关注列宁，”C说，“如果我们废除不了他，他就会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暴君之一。”

“我认为你的话很有道理。”C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跟自己相同，这让菲茨十分欣慰，“但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让我们谈谈你有可能做些什么。”C从他的办公桌上拿起一副测量地图距离用的圆规。他看上去心不在焉，突然把那尖头扎在自己的左腿上。

菲茨吃了一惊，差点就叫出了声。这显然是一个测试。他想起C由于撞车事故而安了一条木头假腿。他笑了。“一个不错的小骗术，”他说，“我都有点儿喜欢上了。”

C放下圆规，眼睛透过他的单片眼镜使劲盯着菲茨。“西伯利亚有个哥萨克首领，已经推翻了当地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他说，“我要弄清楚他值不值得我们支持。”

菲茨吃了一惊：“公开支持吗？”

“当然不是。但我有秘密资金。如果我们能在东面维持一个反革命政府的内核，每月花上一万英镑也值得。”

“他的名字？”

“谢苗诺夫上尉，年龄二十八岁。他的地盘在满洲里，横跨中国东部铁路与西伯利亚快车的交会处。”

“所以说，这位谢苗诺夫上尉既然控制了一条铁路线，也可以控制另一条。”

“的确。他痛恨布尔什维克。”

“所以我们需要加深对他的了解。”

“这就需要你来做了。”

菲茨很高兴能有机会为推翻列宁做些事情。

同时，他想到了一系列问题——怎么找到谢苗诺夫？这人是个哥萨克，这伙人习惯先开枪再问话。他会跟菲茨谈话，还是一枪打死他？谢苗诺夫肯定会宣称自己能打败布尔什维克，但菲茨有可能准确评估吗？有什么办法可以保证他把英国提供的资金花在实处，产生良好效果呢？

他嘴上的问题是：“我是合适的人选吗？请原谅，不过我的身份太显眼了，就算在俄国，也很难不被人认出来……”

“坦白地说，我们的选择实在不多。我们需要地位高的人以便他具备与谢苗诺夫协商的身份。再说，我们这儿既会说俄语又完全值得信赖的人很少。相信我，你是最好的人选。”

“我明白。”

“当然，这件事也很危险。”

菲茨记起那些农民打死安德烈的情形。他强忍住内心的恐惧。“我理解其中的危险。”他用平稳的语气说。

“那么请告诉我，你会去符拉迪沃斯托克吗？”

“当然。”菲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