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11日

凌晨两点的梅费尔，菲茨家中的电话铃响了。

茉黛还没有上床，她正坐在客厅的烛光下，已逝先人的画像从上面俯瞰着她，窗帘如裹尸布一般紧闭，一件件家具环绕着她，在昏暗中若隐若现，就像夜晚旷野中的一只只猛兽。最近几天来她几乎无法入眠。一种迷信般的不祥预感告诉她沃尔特在战争结束前就会死去。

她一个人坐在那儿，手里握着变冷的茶杯，眼睛盯着炉火，痴痴地想他，不知他身在何处，正在做什么事情。是睡在潮湿的战壕里，还是在为第二天的战斗做准备，或者他已经死了？她已经成了寡妇，四年的婚姻中只跟自己的丈夫过了两夜。唯一她感到确信的是他并没有成为战俘。约翰尼・雷马克帮她查看了每一份被俘军官的名单。约翰尼并不知道她的秘密——他相信她担心只是因为沃尔特在战前一直是菲茨的亲密朋友。

电话铃声吓了她一跳。一开始她认为这会是有关沃尔特电话，随后立刻觉得这不可能。朋友被俘这种消息会等到天亮才通知的。电话一定是跟菲茨有关，想到这儿她心里又是一阵难过：是他在西伯利亚受伤了吗？

她匆匆朝大厅跑去，但格洛特赶在了她前面。她猛然间内疚地意识到自己早忘了告诉他可以去上床休息了。

“我去问问茉黛女勋爵是否在家，阁下。”格洛特对着电话机说，然后他用手捂住话筒对茉黛说，“是陆军部的雷马克勋爵，小姐。”

她从格洛特手里接过电话：“是菲茨吗？他受伤了吗？”

“不，不是，”约翰尼说，“冷静点儿。是个好消息。德国已经接受了停战条件。”

“啊，约翰尼，感谢上帝！”

“他们在巴黎北部的贡比涅森林里，在铁路专线的两列火车上。德国人刚刚进入法国列车的餐车。他们正准备签约。”

“但他们还没有签署是吧？”

“是的，还没有。他们在讨论措辞。”

“约翰尼，你能不能等他们签署后再给我打个电话？我今晚不会睡觉的。”

“好吧。那么再见。”

茉黛把听筒交给管家。“战争可能在今晚结束，格洛特。”

“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小姐。”

“但你该去睡觉了。”

“如果小姐同意的话，我想等着雷马克勋爵再来电话。”

“我当然同意。”

“你想再来点儿茶吗，我的小姐？”

阿伯罗温同乡队凌晨时分抵达鄂木斯克。

比利不会忘记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发，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这六千多公里漫长旅途中的每一个细节。他们整整用了二十三天，尽管车头上安插了一个全副武装中士，让司机和司炉保持了最快的速度。比利一路上挨冻受苦——车厢中央放着的炉子无法驱散西伯利亚清晨的寒意。他们靠黑面包和罐头牛肉充饥。但比利每天都会有新的发现。

他无法想象世界上还有比贝加尔湖更美的地方。埃文斯上尉告诉他们，这个大湖两端的长度超过了整个威尔士。他们从奔驰的列车上眺望太阳在宁静而湛蓝的湖面升起，照耀在远处一英里高的山脉之上，让峰顶的积雪闪耀着金色的光芒。

铁道边的骆驼商队望不见尽头，一只只承负重物的牲口缓慢而又充满耐力地在雪地上踯躅前行，毫不在意二十世纪钢铁的撞击和蒸汽的啸叫从旁侧飞驰而过，这些将会是他一辈子都珍视的记忆。不过他当时想的是：我离阿伯罗温实在是太远了。

最值得铭记的一件事情是参观赤塔的一所高中。火车在那里停了两天，因为菲茨赫伯特上校要笼络利用当地的头目，一个名叫谢苗诺夫的哥萨克首领。比利跟着一群美国游客去学校观光。校长用英语解释，一年前他还只教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那时禁止犹太人上学，哪怕他们有钱付得起学费也不行。现在，按照布尔什维克的命令，已经为所有人提供免费教育。此举的效果显而易见。他的教室挤满了衣衫褴褛的孩子，在学习阅读、写字和算数，甚至还学习科学和艺术。不管列宁还做了其他什么事——你很难把事实与保守派的宣传区分开来，至少他十分重视俄国儿童的教育，比利这样想着。

列夫・别斯科夫跟他们一起坐火车。他热情地跟比利打招呼，没显出任何羞耻感，好像已经忘了被人当成骗子和窃贼赶出阿伯罗温的事。列夫去了美国，娶了一个富家女子，现在他是一名中尉，编入同乡队，负责给他们当翻译。

部队从车站列队前往兵营，沿路的鄂木斯克民众欢迎他们。比利在街上看见不少俄国军官，他们穿着华丽的旧式军服，显然不是在履行军人的职责。这里也有不少加拿大军人。

等部队解散休息，比利和汤米便去城里四处闲逛。这儿没什么好看的——一座大教堂，一座清真寺，一座砖砌的堡垒，还有一条河，上面的客货运输十分繁忙。他们惊讶地看见许多当地人身上穿着不成套的英国军服。摆摊卖炸鱼的女人穿着一件卡其布束腰上衣，一个用手推车送货的人穿了一条厚厚的斜纹哔叽军裤，沿街走着一个高大的男学生，背着书包，脚上是一双簇新的英式军靴。“他们从哪儿弄到这些的？”比利纳闷地说。

“我们向这儿的俄国军队提供军服，但别斯科夫告诉我，军官们把这些东西统统拿到黑市上卖掉。”汤米说。

“他妈的活该，谁让我们支持错误的一边呢。”比利说。

加拿大基督教青年会设立了一个小卖部。几个同乡队员已经在那儿了，看来这是唯一可去的地方。比利和汤米买了杯热茶和一大块苹果馅饼，北美人把它叫“派”。“这个镇是反布尔什维克反动政府的总部，”比利说，“我是在《纽约时报》上读到的。”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那儿能够买到美国报纸，内容比英国报纸更真实可信。

列夫・别斯科夫走了进来。跟着他的是个年轻漂亮的俄国姑娘，她穿着件廉价大衣。几个人都盯着他。他下手怎么这么快？

列夫十分兴奋：“嘿，你们听到什么小道消息没有？”

列夫大概总能最先听到传言，比利想。

汤米说：“是啊，我们听说你是个同性恋。”

大家都笑了起来。

比利说：“什么小道消息？”

“他们签署了停战协定。”列夫停顿了一下，“你们还不明白吗？战争结束了！”

“我们这边还没有。”比利说。

杜瓦上尉的排正在攻打默兹河东部一个名叫“两座教堂”的小村庄。格斯听到了传言，说上午十一点即将停火，但他的上级指挥官命令进攻，他便奉命执行。他把手下的重机枪移到一片灌木丛前，他们隔着一片宽阔的草地朝远处的建筑物射击，让敌人有充分的时间撤退。

不幸的是，德军并不去利用这个机会。他们在院子的空场和果园里架起迫击炮和轻机枪，猛烈地朝这边还击。架设在一座谷仓顶上的机枪尤为有效，压制了格斯排里一半的火力。

格斯叫来枪法最好的克里下士。“你能不能把手榴弹扔上谷仓屋顶？”

克里是个十九岁的年轻人，满脸长着雀斑，他马上回答说：“要是能稍稍接近一点儿就行。”

“这就是麻烦所在。”

克里观察了一下地形。“草地那边三分之一处有个小土坡，”他说，“从那儿我就能投准。”

“那样太冒险了，”格斯说，“你想当英雄吗？”他看了看手表，“战争可能在五分钟后结束，如果传言没错的话。”

克里咧嘴一笑：“我可以试试，中尉。”

格斯犹豫了，他不愿意让克里去冒生命危险。但是，这是军队，他们仍然在战斗，命令就是命令。“好吧，”格斯说，“稳着点儿。”

他心里希望克里会犹豫一下，但这男孩立刻背起步枪，抓起一匣手榴弹。

格斯喊道：“集中全部火力！尽最大可能掩护克里。”

所有的机枪一齐开火，克里开始跑起来。

敌人立刻发现了他，他们的机枪开火了。他曲折前进穿过田野，就像一只被狗追赶的野兔。德国迫击炮弹在他周围爆炸，他却奇迹般地一一躲过。

克里说的那个“小土坡”在约三百米以外。

他离成功只差一步。

敌人的机枪手把克里牢牢锁定在自己的视线之内，来了一串长长的点射。眨眼之间就有十几发子弹打中了克里。他双臂甩开，扔掉了手榴弹倒了下去，惯性让他扑向空中，最后落在离他的土坡几步之遥的地方。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格斯估计他在倒地之前就已毙命。

敌人的机枪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美军也停止了射击。格斯感觉自己听到了远处传来的欢呼声。他旁边的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听着动静。德国人也在欢呼着。

德国士兵出现了，他们从远处村子里的隐蔽处走了出来。

格斯听到一阵引擎声。一辆印度厂牌的美国摩托车驶出树林，驾车的中士在后座上载着一位少校。“停火！”少校大喊道。摩托车载着他穿过前沿的一个个阵地。“停火！”他又喊着，“停火！”

格斯排里的人开始呐喊起来。人们脱下头盔投向空中。有些人跳起了吉格舞，有人互相握着手。格斯听到有人唱歌。

格斯无法把眼睛从下士克里身上移开。

他慢慢穿过草地，跪在尸体旁。他见过许多尸体，毫不怀疑克里已经死了。他不知道这男孩的全名叫什么。他把尸体翻过来。克里的前胸布满了小小的弹孔。格斯合上男孩的眼睛，站了起来。

“上帝原谅我。”他说。

艾瑟尔和伯尼下班回到家。伯尼患了流感卧病在床，照看劳埃德的人也病倒了，因此艾瑟尔既要照顾丈夫，又要看护儿子。

她的情绪十分低落。两个人大吵了一通，争论谁该当议会的候选人。这不仅是他们结婚以来吵得最厉害的一次，而且也是唯一的一次。在这之后，两人就互不搭理。

艾瑟尔知道自己占理，但她心里仍然感到内疚。她很可能成为一个比伯尼更出色的议员，但选择该由他们的同志们做出，不由他们两个决定。伯尼计划了很多年，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项工作非他莫属。虽然艾瑟尔之前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但她现在渴望竞选。妇女赢得了投票权，但以后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首先，年龄限制必须降低，降到跟男人相同。妇女的工资和工作条件需要改进。在大多数行业，女性的工资低于男性，即使干的是完全相同的工作。她们凭什么不能获得同样的待遇？

但她喜欢伯尼，一看到他脸上受伤的表情，她就想马上放弃。“我还以为打击我的会是我的敌人，”有天晚上他跟她说，“是保守党，搞妥协的自由派，资本帝国主义者，资产阶级。我甚至准备好了应付党里的另外两个嫉妒的反对者。但我一直相信身边有一个可以依赖的人。到头来，她却成了毁掉我的人。”一想到这些话，艾瑟尔就感到心口阵阵作痛。

十一点的时候她给他送去一杯热茶。他们的卧室很舒适，只是有些破旧，窗户上挂着廉价的纯棉窗帘，有一张写字桌，墙上挂着詹姆斯・凯尔・哈迪的照片。伯尼放下读着的小说，那是一本《穿破裤子的慈善家》，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在读这本书。他冷冷地说：“今晚你有什么打算？”当晚工党要召开一次会议，“你做了决定没有？”

她已经决定了。她两天前就可以告诉他，但她一直没能让自己把话说出来。现在，既然他已经提出来了，她就得回答他。

“最合适的人才应该当选。”她倔强地说。

他一脸难过的样子：“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说你爱我。”

她觉得他这样说实在不公平。这话放到他身上是不是也可以呢？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不应该只考虑自己，我们应该为整个党着想。”

“那我们的婚姻呢？”

“我不会因为是你的妻子，就给你让路。”

“你背叛了我。”

“但我会给你让路的。”她说。

“什么？”

“我说，我要把位子让给你。”

他脸上显出一种放松的神情。

她接着说：“但是，这不是因为我是你的妻子，也不是因为你是更合适的人选。”

他迷惑不解。

“那，是为了什么？”

艾瑟尔叹了口气：“我怀孕了。”

“天啊，真的吗？”

“是的。就在一个女人可以成为议会议员的时刻，我却被怀了孩子这件事拖累了。”

伯尼笑了：“这下好了，一切都转向最好的结果！”

“我知道你会这么想。”艾瑟尔说。这一刻，她讨厌伯尼，讨厌这个未出生的婴儿，痛恨她生活中的一切。接着，她发觉耳边传来了教堂的钟声。她看了看壁炉上的时钟。时间是十一点过五分。他们怎么在星期一上午的这个时候敲钟呢？随后她又听到了另一声。她皱着眉头走到窗前。街上看不出任何异常，但更多的地方敲起钟来。西面，她看见伦敦市中心的上空升起一颗红色的闪光弹，就是人们说的纸炮烟火。

她转向伯尼：“听上去好像伦敦的每座教堂都在敲钟。”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我敢打赌战争结束了。他们在为和平鸣钟！”

“是吗？”艾瑟尔酸溜溜地说，“反正不是为我这倒霉的孕妇敲的。”

菲茨将推翻列宁那帮强盗的希望寄托在设于鄂木斯克的全俄临时政府身上。不仅是菲茨，世界上多数大国的权势人物都将这座小城作为反革命的起点。

由五个人组成的执政团驻扎在城郊的一列火车上。菲茨知道，这几节由精锐部队把守的装甲车厢里还藏着帝国国库残存的财宝，价值数百万卢布的黄金。沙皇死了，被布尔什维克们杀害，但他的钱还在，给了效忠的反对派力量和威信。

菲茨觉得他对执政团也做了巨大的个人投入。早在四月他在泰-格温靡集的那些权势人物已经在英国政坛内部组成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关系网络，他们得以秘密且十分有力地支持俄国的抵抗力量。这一举措反过来又获得了其他国家的支持，或至少阻止了它们去帮助列宁的政权。这一点他十分肯定。但外国人无法做太多事情——应该让俄国人自己起来反抗。

执政团到底能有多大作为？虽然它反对布尔什维克，但它的主席尼古拉・D.阿弗肯采夫却是个社会主义革命党人。菲茨故意不理睬他。社会主义革命党几乎跟列宁那帮家伙一样糟糕。菲茨将希望寄托在右翼和军队身上。只有依靠他们才能恢复帝制，归还私人财产。他去见博尔德列夫将军，他是执政团西伯利亚军队的总司令。

政府占用的火车车厢配置了没落的沙皇帝国的豪华陈设：破旧的丝绒座椅，镶嵌面上带着裂纹，灯罩上斑痕点点，老仆人身上穿的是残留下来的圣彼得堡宫廷侍从制服，脏兮兮的，上面带着精心编织穿缀的穗子和珠子。在一节车厢里有个涂着口红、身穿丝绸的年轻女子，正在抽着一支香烟。

菲茨感到气馁。他希望一切回归以前的样子，但就算以他的品位看，这种布置也太落后守旧了。他恨恨地想起威廉姆斯中士那种轻蔑的嘲讽。“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合法吗？”菲茨知道他的回答值得怀疑。他愤愤地想：应该马上让威廉姆斯把嘴闭上，这家伙骨子里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

博尔德列夫将军人高马大，身形笨拙。“我们已经动员了二十万兵力，”他自豪地对菲茨说，“你能不能把他们武装起来？”

“这的确很不简单。”菲茨说，但他暗暗压住内心的叹息。正是这种思维方式才让六百万俄国大军败在了规模小得多的德国和奥地利军队手下。博尔德列夫甚至荒谬地戴着旧政权颁发的肩章，那种带缘饰的大圆盘让他看上去活像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喜歌剧中的角色。菲茨用他勉强凑合的俄语说：“但是，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把半数的应征者打发回家。”

博尔德列夫一脸茫然。“为什么？”

“我们至多只能装备十万人。他们还必须接受训练。哪怕只有小规模但严守纪律的部队，也比刚一打仗就撤退或投降的一大帮乌合之众要强。”

“理想的情况是这样。”

“我们给你的物资必须先发给前线部队，不能发给后方。”

“当然。这很正确。”

菲茨有种沮丧的感觉，他觉得博尔德列夫嘴上同意，实际上并没有认真听他在说什么。但他不得不耐着性子说下去。“我们送来的东西很多都去了不该去的地方，我就亲眼见到街上有不少老百姓穿着英国军队的制服。”

“是的，正是这样。”

“我强烈建议收回所有不适合服役的军官的军服，打发他们回家。”俄国军队里充斥着外行和粗通门道的老家伙，他们干扰战略决策，但一有战事就躲得远远的。

“嗯。”

“我还建议你给海军上将高尔察克更大的权力，任命他为作战部长。”英国外交部认为高尔察克是执政团中最有前途的。

“很好，很好。”

“你打算做这些事情吗？”菲茨非要得到某种承诺不可。

“当然。”

“什么时候？”

“一切都会按时做到，菲茨赫伯特上校，都会按时做到。”

菲茨的心往下一沉。他悻悻地想：好在丘吉尔和柯曾那帮人无法亲眼看到这些对抗布尔什维克的军队是多么糟糕，让人无法信服。但也许他们会在英国人的激励下打起精神来。不管怎样，他必须尽自己所能利用现有的材料。

有人敲门，随后，他的侍从武官穆雷上尉走了进来，手里拿了一份电报。“对不起打断一下，先生，”他气喘吁吁地说，“不过我相信你愿意尽早听到这个消息。”

米尔德里德这天中午从楼上下来，对艾瑟尔说：“我们去西边吧。”她指的是伦敦西区，“大家都往那儿去，”她说，“我把几个女孩打发回家了。”她现在雇了两个年轻女裁缝负责修剪帽子，“整个东边的店都关了。战争结束了！”

艾瑟尔很想去。她把参选机会让给伯尼，但这并没让家里的气氛有多大改善。他那边是高兴了，但她心里更加苦涩了。出去走走会对她有好处。“我得把劳埃德带上。”她说。

“没关系，我也带上伊妮德和丽莲。孩子们会记住我们赢得战争的这一天。”

艾瑟尔给伯尼做一个奶酪三明治当作午饭，然后又给劳埃德穿上暖和的衣服，几个人便出发了。他们坐上公共汽车，但车很快就满了，男孩子们和成年男人悬在车身外面。房子外面都挂着旗帜，不光是英国国旗，还有威尔士龙旗，法国的三色旗，美国的星条旗。人们跟陌生人拥抱，在街上跳舞，接吻。天上下着雨，但谁都不去在乎。

艾瑟尔心里想着这些年轻人从此远离了战争的伤害，也就渐渐淡忘了自己的烦恼，跟人们一道享受着这一刻的快乐气氛。

他们经过几家剧院，进了政府所在的街区，车慢了下来，几乎像在爬行。特拉法加广场已是一片欢腾的人海。车无法再往前走了，他们便下了车。几个人穿过人流沿着白厅朝唐宁街走。他们无法靠近唐宁街10号，人们都想亲眼见到劳埃德・乔治首相，见到这个赢得这场战争的伟人。他们走进圣詹姆斯公园，发现树丛中到处是拥抱着的情侣。在公园的另一边，成千上万的人站在白金汉宫外面。他们唱着《让家中炉火熊熊》，这一支歌唱罢，立刻又开始唱《我们所有人感谢上帝》。艾瑟尔看到一个身材苗条、穿斜纹软呢外套的年轻女子指挥着合唱，她站在一辆卡车的顶棚，艾瑟尔想：要是在战前，一个女孩子肯定不敢做这种事。

他们穿过街道去格林公园，希望能尽量接近王宫。一个年轻男子冲着米尔德里德微笑，她回以微笑，他伸出胳膊搂着她，亲吻她。她也报以热情的回吻。

“你似乎很喜欢这样。”那男孩走远后，艾瑟尔有点儿羡慕地说。

“是啊，”米尔德里德说，“要是他请我吮他那个的话，我也愿意。”

“我不会跟比利说这个的。”艾瑟尔哈哈大笑起来。

“比利不傻，他知道我什么样儿。”

他们绕开人群，来到一条名叫“宪法山”的大街上。这里没那么拥挤了，但他们是在白金汉宫的侧面，所以如果国王出来到阳台上的话，他们也没法看见。艾瑟尔正不知下一步往哪儿走，便看见一队骑警沿街开了过来，迫使人们匆匆让开道路。

他们后面是一辆敞篷马车，国王和王后正坐在车上微笑着向人们挥手。艾瑟尔一下子就认出了他们，五年前他们到访阿伯罗温的情景一下子清晰地闪现在眼前。马车徐徐向她这边驶来，让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国王的胡子是灰色的，她记得他来泰-格温那会儿，他的胡子还是黑黑的。他看上去有些疲惫，却很兴奋。旁边的王后打着一把雨伞遮住了她的帽子。她那闻名遐迩的高胸脯似乎比以前更加丰满了。

“快看，劳埃德！”艾瑟尔说，“这是国王！”

马车离艾瑟尔和米尔德里德站的地方已咫尺之遥。

劳埃德叫了一声：“你好，国王！”

国王听到后笑了。“你好，年轻人。”他说，然后马车便走远了。

格雷戈里坐在装甲列车的餐车里，看着桌子的另一头。坐在对面的是革命战争委员会主席、陆海军事务人民委员。这意味着他是红军的指挥。他的名字叫列夫・达维多维奇・布朗斯坦，但像大多数革命领导者一样，他用的是化名，人们都知道他是莱昂・托洛茨基。几天前他刚过了三十九岁生日，俄国的命运现在掌握在他的手中。

革命已经整整一岁了，格雷戈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担心。冬宫的风暴像是某种结局，但实际上它只是一场斗争的开始。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政府对布尔什维克充满敌意。今天的停战意味着他们现在可以把全部注意力用在摧毁革命上。只有红军能够阻止他们。

很多战士不喜欢托洛茨基，他们认为他不仅是贵族，还是个犹太人。在俄国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具有这两种属性，但士兵们头脑简单，想法不合逻辑。托洛茨基不是贵族，不过他父亲是一个富有的农民，托洛茨基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专横跋扈的作风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他十分愚蠢地带着自己的厨师旅行，给他的随从穿新靴子，戴金纽扣。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老一些。乱蓬蓬的卷发依然是黑的，但脸上已经因操劳留下了不少皱纹。

他跟军队一道造就了不少奇迹。

推翻了临时政府的赤卫军一到了战场上就不顶用了。他们酗酒，无视纪律。用举手表决的方式决定采取何种战术的做法显然行不通，甚至还不如听命于那些半吊子贵族。赤卫军在几次重大战役上败给了反革命武装，后者开始打出了白卫军的称号。

托洛茨基必须顶着反对声重新征兵。他吸引了大批前沙皇军官，将他们称为“专家”，把他们安置在原来的职位上。他还恢复了对逃兵的死刑惩罚。格雷戈里不喜欢这些措施，但他认为很有必要。这些总比反革命要好。

将军队维系在一起的核心力量是一群布尔什维克党员。他们谨慎小心地渗入到各个单位，最大限度地发挥影响。有些人是普通士兵，有些则控制着指挥权。还有些跟格雷戈里一样，是政治委员，与军事指挥官一道工作，向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汇报工作。他们告诫士兵，他们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而斗争，以此保持士气。当军队受命无情而残酷地从极度贫穷的农民家里征用粮食和马匹时，布尔什维克就会向战士们解释这是为了更大的善。他们提早向上汇报军中的不满传言，以便在传播开之前将其粉碎。

但这些措施够不够呢？

格雷戈里和托洛茨基两人正弯腰看着地图。托洛茨基指着俄国和波斯之间的高加索地区：“土耳其人仍然掌握着里海的控制权，德国人在帮助他们。”

“对油田是个威胁。”格雷戈里嘀咕道。

“邓尼金在乌克兰势力很强。”数千名贵族、军官和资产阶级逃离革命，来到了新切尔卡斯克，他们在叛徒邓尼金将军的带领下形成了一股反革命势力。

“就是所谓的‘志愿军’。”格雷戈里说。

“是的。”托洛茨基的手指移到俄国北部，“英国在摩尔曼斯克驻有一支海军中队。‘天使号’上有美国的三个步兵营。他们几乎从所有国家补编队伍，加拿大、中国、波兰、意大利、塞尔维亚……入编的国家太多，算没入编的可能更快点。”

“然后还有西伯利亚。”

托洛茨基点点头。

“日本人和美国人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拥有驻军。捷克人控制了大部分跨西伯利亚铁路。英国人和加拿大人在鄂木斯克，支持所谓的全俄临时政府。”

这些情况格雷戈里大多早就知道，但以前他并没有把一切统一起来看待。“我们被包围了！”他说。

“没错。而现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已经达成和平，他们会腾出数百万的军队。”

格雷戈里寻求着一线希望：“不过另一方面，过去半年里我们已经把红军的规模从三十万壮大到一百万。”

“我知道。”这一提醒并没有让托洛茨基高兴起来，“但这根本不够。”

德国正在一场变革之中，在沃尔特看来，这跟一年前发生的俄国革命一样可怕。

它开始于一场兵变。海军军官下令在基尔的舰队出海，对英国人执行自杀式的攻击任务，但水兵们知道正在进行停战谈判，因而拒不执行。沃尔特跟父亲争论起来，他指出这些军官是在违反德皇的意志，他们才是叛乱分子，相反水兵们则表现忠诚。这种论断让奥托暴跳如雷，差点背过气去。

政府试图压制水兵兵变，基尔市由一个俄国苏维埃式的工人和士兵组成的委员会接管。两天后，汉堡、不来梅和库克斯港均被苏维埃控制。前天，德皇宣布退位。

沃尔特非常害怕。他所期望的是民主，而不是革命。但在皇帝退位当天，成千上万的柏林工人走上街头游行，挥舞着红旗，极左分子卡尔・李卜克内西宣布德国为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沃尔特不知这一切将要如何结束。

停战令人陷入毫无希望的沮丧。他从来都认为这场战争是个可怕的错误，但自己站在正确一方并没有带给他任何满足感。祖国因战败而蒙羞，他的同胞在挨饿。他坐在柏林父母家的客厅里翻阅着一份份报纸，甚至打不起精神去弹一弹钢琴。墙纸已经褪色，画像边框上布满尘土。老化的拼花地板也出现了松动，没有工匠前来修理。

沃尔特只盼着整个世界能吸取教训。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如同预示初升太阳的一道曙光。几个世界大国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办法和平解决彼此间的分歧？

一篇刊登在一份右翼报纸上的文章激怒了他。“这愚蠢的记者说德国军队根本未被击败，”他对着走进房里的父亲说，“他声称我们被国内的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背叛了。我们必须禁绝这种无耻谰言。”

奥托一副愤愤然的样子：“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做？”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不是事实。”

“我也认为我们被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背叛了。”

“什么？”沃尔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是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两次在马恩河背叛了我们。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

“我们的力量因为物资缺乏而被削弱。”

“那是因为英国的封锁。还有，美国加入进来到底是谁的错？不是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要求无限制潜艇战，又打沉了载有美国乘客的船。”

“是社会主义者让步于协约国那些无耻的停战条件。”

沃尔特气得几乎语无伦次：“你心里很清楚是鲁登道夫要求停战的。艾伯特总理前天刚刚得到任命，你怎么能怪他呢？”

“如果军队仍在管辖内，我们就绝不会签署今天的文件。”

“但你们管辖不了，因为你们战败了。你们跟皇帝打包票会赢得战争，他相信了你们，到头来他丢了王冠。如果你们还让德国人相信这种谎言，怎么能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呢？”

“如果他们认为我们被打败了，就会士气低落。”

“他们活该士气低落！欧洲的领导者们做出那些邪恶和愚蠢的事情，千万人因此丧命。至少该让人们明白这一点，因此他们才永远不会让历史重演！”

“不。”他的父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