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课我们学习“生活技能”，当你年龄足够大，就得在体育课上被迫锻炼身体（艾拉迪认为应该叫做“奴役”）。我们正在学心肺复苏术，这意味着大家得在奥托先生面前摆弄真人大小的橡皮模特，无非更加证明奥托的变态而已。

第五节课是微积分，而丘比特们在这节课之后提前来临了。其中一位丘比特穿着一件闪光的红色紧身衣，戴着恶魔之角；另一位看上去似乎打扮成兔女郎的模样，或者干脆说是脚蹬高跟鞋的复活节兔子；还有一位装扮成天使。她们的行头实际上并不和节日气氛搭调，不过正像我说的，关键是要在低年级和高年级的男生面前卖弄一番。我理解她们，因为我们也这么做过。我们一年级的时候，麦克·哈蒙——那时的一位高年级学生——收到一件艾丽派丘比特送的礼物两个月后，说她穿紧身裤时屁股很好看，艾丽就这样把他弄到了手。这在当时成为一段爱情佳话。

恶魔打扮的丘比特给了我三枝玫瑰——一枝来自艾拉迪，一枝来自塔拉·弗鲁特，她表面上属于我们这帮人，不过实际上不是。还有一枝是罗布送的。我郑重其事地打开包在玫瑰枝上的小卡片，在读赠言的时候还表现出一副感动的样子，尽管他写的不过是“丘比特日快乐，爱你”，然后在底部还缀上“高兴了吧？”几个更小的字。

确切地说，“爱你”跟“我爱你”两种说法并不一样——我们从不说后面这句——不过两者意思相近。我非常肯定他要把后面这句话留到今晚才说。上周的一天晚上，我们坐在他家沙发上，他盯着我，我确信——确信——他准备说这句话——可他含蓄地说我长得像斯嘉丽·约翰逊^{1，用这种表达方式婉转地代替了“我爱你”。}

至少，我收到的赠言比艾丽去年从马特·王尔德那儿得到的赠言好多了：玫瑰是红的，紫罗兰是蓝的，如果把你弄上床，那是件多美的事儿。当然，他是在开玩笑，不过“蓝的”和“事儿”实在不太押韵。

我以为这就是我的全部情人节礼物了，但天使丘比特走到桌旁又给了我一枝玫瑰。我收到的玫瑰颜色都不一样，这枝尤为特别，让人惊叹：花瓣是奶油色和粉色旋转搭配在一起的，就像某种冰淇淋。

“真漂亮。”她赞道。

我抬起头，“天使”站在那儿欣赏着躺在我桌上的玫瑰。低年级的学生竟然有胆量和高年级学生说话，这个念头困扰了我一秒钟。她看上去也不像普通的丘比特，头发颜色很浅，几乎是白色，透过她的皮肤我都能清晰地看到静脉血管，她令我想起了某个人，但我记不得是谁。

发现被我盯着，她迅速给了我一个尴尬的微笑，我高兴地看到她脸上泛起一丝红晕——至少让她像个活物。

“玛利亚。”

她转过身，“恶魔”女孩叫她了。“恶魔”朝着“天使”手中没送完的玫瑰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于是，“天使”——我猜她就叫玛利亚——迅速回到其他丘比特队伍里，三个人一起离开了。

我的手指划过玫瑰花瓣——质地非常柔软，就像一阵和风或是人的呼吸——不过马上意识到这样挺傻。我打开卡片，期待这是来自艾丽或是琳赛（她的赠言总是这么写——“爱你至死，狗娘养的”）的礼物。可是，一幅卡通图画出现在我面前：一个胖胖的丘比特不小心打下了树上的一只鸟（美洲秃鹰），鸟儿似乎直接从一对坐在长凳上的情侣——可能是丘比特原来的目标——头顶掉落下来，丘比特的眼睛画成螺旋状，脸上挂着白痴般的傻笑。

画的下面写着：不要在喝酒之后谈恋爱。

显然是肯特·迈克弗勒送的——他给学校的幽默刊物《烦恼》杂志画卡通插图——我抬头朝他的方向看去。他老是坐在教室后面左边的角落里，这仅仅是其怪癖之一。不出所料，他正盯着我，迅速朝我笑了一下并挥挥手，然后做出弯弓搭箭射向我的动作，我故意皱起眉头，很快合上他的卡片，扔到背包的最里面。不过他看上去并不介意，我几乎能感觉到他微笑的热度。

戴姆勒先生在过道里走来走去地收家庭作业，他停在我的桌旁，我不得不承认：他是我发疯一样想在微积分课上得到四份礼物的原因。戴姆勒先生只有二十五岁，人长得帅极了，还是足球队的助理教练，他和奥托站在一块的样子十分好笑，两人在外貌上简直是天壤之别。戴姆勒先生六英尺高，肌肤晒成棕褐色，穿衣风格和我们一样：牛仔裤、羊毛衫和新百伦运动鞋，而且也是从托马斯·杰弗逊毕业的。他是舞会上的王者，在一张照片里，他身穿无尾晚礼服搂着舞伴，面带微笑，一根麻编项链从他的领口露出来。我很喜欢这张照片，但是你知道我更喜欢什么吗？他仍然戴着那条麻编项链。

讽刺的是，托马斯·杰弗逊中学最帅的男人居然是一位老师。

像往常一样，他冲我微笑的时候，我的胃部会轻跳一下。

他抬起一只手挠挠凌乱的褐色头发，我也幻想着自己做同样的动作。

“已经收到九枝玫瑰啦？”他扬起眉毛，很夸张地看手表。“现在才11点15分，很不错。”

“我还能怎样？”我尽量把自己的嗓音弄柔和，听着像卖弄风情。“大家喜欢我。”

“看得出来。”他说，朝我挤挤眼。

等他稍微往过道那边移动一点，我大声说：“我还没收到你的玫瑰呢，戴姆勒先生。”

他没回头，但我看到他的耳朵尖变红了，班里有人发出咯咯的笑声和厌恶的鼻音。我知道，他所表现的正是做错事后侥幸逃脱惩罚时的反应，比如从学校餐厅偷了东西或者在家庭派对上偷偷喝醉却没人发现的时候。

有一次，琳赛说戴姆勒先生想起诉我骚扰他，我不信，我感觉他背地里是喜欢这一套的。

证据之一：当他转头面向全班时，表情是微笑的。

“看了上周的测验结果，我意识到在渐近线和极限方面还存在很多大家没有理解的问题。”他说，身体倾向讲桌，两腿在脚踝处交叉。除了他，没人能引起我对微积分的一丁点儿兴趣，我暗想。

这节课剩下的时间里，他几乎没怎么看我，甚至我举手的时候都没有。不过，我敢发誓，当我们眼神交会时，我感到浑身剧烈震颤。我同样敢发誓的是，他的感觉与我相同。

课后，肯特追上我。

“怎样？”他问，“你怎么想的？”

“什么？”我故意激怒他。我知道他在说卡通画和玫瑰的事。

肯特只是笑笑，并且换了个话题。“这个周末我父母不在家。”

“恭喜你。”

他的微笑保持着原样。“我今晚开派对，你来不来？”

我看着他。我从来搞不懂肯特这家伙，或者说至少近几年内没有搞懂。小时候我们很亲近——确切地说，我认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和初吻对象——但是，打他上了中学，就变得越来越古怪，从一年级开始，他就总是穿着运动服上学，即使大部分运动服都有开缝的地方，有的肘部还有洞，他也不在乎。他每天还穿着快磨光了的黑白相间的运动鞋，头发长得要命，每过五秒钟就会像帘子一样在眼前晃荡一次。不过，最为怪异的行为是：他戴着一顶投球手的帽子上学。

糟糕之处在于，他本可以表现出可爱的一面，他的长相和身材都挺可爱，左眼下方还有一颗心形的痣，我可没开玩笑。但是，他的怪异行为毁了这一切。

“我还没安排好，”我说，“如果大家都去的话……”我刻意让声音渐渐变小，这样他就知道如果没有其他更好的事情可做的话，我会去的。

“会很棒的。”他说，仍然保持微笑。这是肯特惹人生气的另一特点：他表现得似乎整个世界都是他每天早晨起来打开的一份闪闪发光的巨大礼物。

“会的。”我说。看到走廊那头罗布正躲进餐厅，我加快了脚步，希望肯特识相一点赶紧离开，我的想法真是太乐观了。肯特已经暗恋我很多年，也许从我们初吻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他完全停了下来，或许想让我也停下，但是我没有，我的内疚持续了一秒钟，感到自己太残酷了，但是，后来他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从语气我能判断出他仍然在微笑。

“今晚见。”他说。我听到他的运动鞋在油地毯上摩擦出的吱吱声，知道他转过身朝另一个方向走去，他吹起了口哨，哨声渐渐减弱，过了好长时间我才弄明白他吹的是什么曲子。

明天太阳仍将升起，赌上最后一美元，明天你仍然能见到太阳。这是音乐剧《安妮》里的歌，也是我最喜欢的歌——从七岁开始喜欢。

我知道大厅里的人都不明白这歌对我意味着什么，但还是觉得不自在，一阵燥热爬上我的脖颈。他总干这样的事：只是因为我们两百年前一起玩过沙盒，他就摆出一副比任何人都了解我的样子，好像过去的十年里什么都没发生过，其实一切都变了。

午饭前，电话在裤子后面的口袋中响起，我掀开翻盖，琳赛发来一条短信。

肯特·迈克怪胎家今晚的派对，去不去？

我愣了一秒钟，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开始回复她。

当然不。

在托马斯·杰弗逊的餐厅里可以吃的三种东西是：

1.面包圈，什么都不加或者加点奶油起司。

2.法式炸薯条。

3.从自制三明治餐吧买的熟食三明治。

不过，只能选择火鸡肉、火腿或者鸡胸肉馅料的。萨拉米香肠和博洛尼亚香肠的断不可取，烤牛肉三明治做得也有问题，这很可惜，因为烤牛肉是我的最爱。

罗布和他的一帮朋友站在收银员旁边，拿着一大盘薯条，他每天都吃这个。他的眼神与我的相遇，朝我点了一下头（他不是那种善于表情达意的人，跟我一样。这也是他在给我的赠言卡上只写一句“爱你”的原因）。

真是怪异。我们出去约会前，我是那么的喜欢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连他每次朝我的方向看，我也会紧张得头晕眼花。真的，有几次我想起他的时候，都觉得头重脚轻，非得坐下来不可。

可是现在，我们正式成了一对儿，再盯着他看的时候，我却有了更奇怪的想法，比如想知道那些炸薯条会不会堵塞他的动脉、他是否用牙线或者他是什么时候洗那件每天穿在身上的洋基队服的。有时我担心自己出了问题，谁不愿意和罗布·柯克兰约会呢？

不过我并非完全不快乐——我是快乐的——但我脑子里时常考虑自己究竟因为什么爱上了他，好像不这样做就会忘了我是爱他的一样。幸运的是，我有一百万个爱他的充分理由：他的头发是黑色的，还有很多雀斑，却并不会使他显得傻里傻气；他为人招摇，但表现的方式很幽默；人人都知道他、喜欢他，可能学校里半数的女孩都对他有想法；他身穿曲棍球服的样子很帅；当他感到非常疲倦时，会把头枕在我肩膀上睡着，这是我最喜欢他的一点。我喜欢在天色已晚时的黑暗中躺在他身边，周围安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这时，我敢肯定自己是爱他的。

因为要排队付面包圈的钱，所以我没有理睬罗布——当然我也可以强行插队付钱——然后径直去了高年级就餐区。整个餐区呈矩形，接受特殊教育的小孩坐在离教室方向最近的桌旁，接下来是新生区，然后是二年级和三年级的餐桌。高年级学生的桌子位于餐厅的最顶端，这是一块八边形的区域，周围排满了窗户，不过只能看到停车场，但总比直接看见短途巴士上的工作人员吃苹果酱好多了（请不要见怪）。

艾丽早已坐在一张靠窗的小圆桌旁（我们最喜欢的位置）。

“嘿。”我把托盘和那些玫瑰放在桌上，艾丽的花束也在那儿，我迅速数了一下。

“九枝玫瑰。”我指指她的花，又碰碰自己的。“和我一样。”

她做了个鬼脸。“我的花里面有一枝不算数，伊桑·沙罗斯基送的，你相信吗？那个跟踪别人的变态。”

“噢，好吧，肯特·迈克弗勒还送我一枝呢，所以这枝也不算数。”

“他爱——你。”她说，故意把“爱”字拖长。“你收到琳赛的短信了？”

我把面包圈中间的糊糊抠下来扔进嘴里。“我们真要去这个派对吗？”

艾丽不屑地哼了一声。“害怕他以约会为名强奸你？”

“真好笑。”

“派对上会供应一桶啤酒。”艾丽咬了一小口她的火鸡三明治。“放学后去我家，好吗？”她根本不用问，这是我们礼拜五的传统：我们去她家，叫外卖、翻她的衣柜、大声播放音乐、跳舞、交换眼影和唇膏。

“是的，当然。”

我眼角的余光看见罗布走了过来，他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拖出我旁边的一把椅子，斜过身来拿嘴唇碰碰我的左耳，闻上去绝对是抹了古龙香水，他总用这种香水，我觉得味道有点像奶奶曾经喝过的一种茶——柠檬香蜂草泡的——但是我没告诉过他。

“嘿，鸡尾酒。”他老给我起外号：鸡尾酒、三明治、萨米语录。“收到我的丘比特礼物了？”

“收到我的了吗？”我问。

他甩下肩上的背包，拉开拉链。包底部放着半打压皱了的玫瑰——我觉得有一枝是我送的——旁边是一只空烟盒、一包口香糖、手机和替换的衬衫。他不怎么爱学习。

“别的玫瑰是谁送的？”我刺激他。

“你的竞争对手。”他挑挑眉毛。

“很漂亮，”艾丽说，“今晚你去肯特的派对吗，罗布？”

“也许吧。”罗布耸耸肩，看上去突然挺烦躁。

有个秘密：有次我们接吻的时候，我睁开眼，看见他的眼睛是睁着的，他甚至没在看我。他的眼神越过我的肩膀看着房间。

“他弄了一桶啤酒。”艾丽重复道。

大家都开玩笑说进了杰弗逊中学，你可以为进入大学作好一切准备：学会工作、学会喝酒。两年前《纽约时报》还把我们学校评为康涅狄格州十大嗜酒公立学校之一。

不过，这不意味着在这里没有其他事情可干。我们还在大卖场和地下室开派对，这就是事实，让我们面对吧：美国大部分地方都这样。我爸爸总说应该推倒自由女神像，用一座地区性购物中心取而代之，或者换成麦当劳的大黄“M”标志。他说这样至少可以让人们在美国能得到什么。

“嗯哼。打扰一下。”

琳赛站在罗布身后清嗓子，她双臂交叉，脚尖在地上敲打着。

“你坐了我的座位，柯克兰。”她说。她只是在假装强硬。罗布和琳赛一直是朋友，至少，他们总分在同一个组，所以有必要成为朋友。

“抱歉，埃奇库姆。”他站起来，在她坐下去的时候夸张地挥动胳膊，像鞠躬那样。

“晚上见，罗布，”艾丽说，然后又补充道，“带上你的朋友们。”

“回见。”罗布俯身过来，把脸埋在我头发里，声音深沉而平静。这种音调曾经像焰火绽放那样点亮过我的每一根神经。如今，有时我会嫌他做作。“别忘了，今晚只有我和你。”

“我没忘。”我说，希望自己的声音里面只有性感没有恐惧。我的手掌出汗了，我祈祷他别碰我的手。

谢天谢地，他没抓我的手，而是弯腰吻了我的嘴唇，我们亲热了几秒钟，琳赛喊道：“别在我吃东西的时候干这个。”然后朝我丢来一根薯条，打在我肩膀上。

“再见，女士们。”罗布说，戴着他那顶有一只鹰的图案的帽子晃晃悠悠地离开了。

趁别人没看见，我偷偷拿餐纸擦了一下嘴，下半边脸上全是罗布的口水。

关于罗布的另一个秘密：我讨厌他接吻的方式。

艾拉迪说，我的全部压力都来自于我和罗布还没有将生米做成熟饭而产生的不安全感。一旦我们做到了，她敢打赌我会感觉好些，我也觉得她说得对。毕竟，她是专家。

艾拉迪是最后一个加入我们的午饭的，她端着托盘过来坐下时，我们都抓她的薯条吃。她假装拍打我们的手，把我们轰到一边。

艾拉迪把她的玫瑰花束扔到桌上，她收到12枝，我感到一阵嫉妒。

我猜艾丽也这么觉得，因为她说：“你怎么收到这么多的？”

“你得搞定谁才能收到这么多？”琳赛纠正她。

艾拉迪伸伸舌头，不过她看上去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而感到高兴。

突然，艾丽看着我身后的什么东西，咯咯笑了起来。“精神病杀手，那不是吗？”

我们全体扭过头去。朱丽叶·赛克斯，或者说“精神病人”正飘进高年级餐区，她就是这么走路的：像被一股无法控制的外力推着一样飘来飘去。她细长苍白的手指捏着一只棕色纸袋，金黄色的头发像窗帘一样挡住脸，耸起的肩膀能够到耳朵。

餐厅里的大部分人都没理她——她是“无趣”这个词的代言人——不过琳赛、艾丽、艾拉迪和我开始模仿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电影《精神病患者》里面的尖叫和拿刀捅人的动作，几年前我们在某个好友家过夜的时候一起看过这个电影（看完之后我们不得不开着灯睡觉）。

我不确定朱丽叶是否听到我们的声音，琳赛总说朱丽叶什么都听不见，因为她脑子里面的声音太吵了。朱丽叶以缓慢的步调穿过整个房间，最后来到通往停车场的那扇门边。我不知道她每天吃什么东西，甚至很少在餐厅见到她。

她不得不用肩膀撞门几次把它打开，好像体质很孱弱一样。

“她收到我们的丘比特礼物没有？”琳赛舔掉一根薯条上的盐粒，扔进嘴里。

艾丽点头。“生物课上收到的，我就坐在她后面。”

“她说什么了没有？”

“她平时说过什么话吗？”艾丽一只手放在胸口，装出不高兴的样子。“一下课她就把玫瑰扔了。你相信吗？当着我的面扔的。”

一年级的时候琳赛不知怎么发现朱丽叶从没收到过丘比特礼物，一份也没收过。所以琳赛拿出自己收到的一枝玫瑰，配上赠言卡片，用胶带粘到朱丽叶的储物柜上。卡片上写着：可能明年也有，也可能没有。

从那时开始，每年丘比特日我们都送她一枝玫瑰，写上同样的赠言。据我所知，这也是她收到过的唯一赠言。可能明年也有，也可能没有。

换作我的话，我会很难受，但朱丽叶配得上她的外号。她是个怪人，有谣言说她父母曾经在凌晨三点发现她全身赤裸地坐在84号高速路的分隔带上。去年，雷希·肯尼迪说她看到朱丽叶在科学楼旁边的盥洗室里一遍一遍地打自己的头发，还盯着镜子看。还有，朱丽叶从来不说话，据我所知，她已经好几年没说过一个字了。

琳赛讨厌她。我认为琳赛和朱丽叶曾经在一个小学上学，但不同班，琳赛从那时起就开始讨厌她，朱丽叶走近时，琳赛就做画十字的动作，好像朱丽叶会变成吸血鬼，从她喉咙里拽出一片肺叶来一样。

五年级的一次女童军露营时，琳赛发现朱丽叶尿湿了睡袋，于是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尿黄黄”，以后人们都这么叫她——直到中学一年级结束，如果你相信这件事的话——请不要靠近她，因为他们说她身上有股尿味儿。

我望向窗外，看到朱丽叶的头发在阳光下闪动，好像着了火。远处的地平线上出现一个黑点，预示着暴风雨的到来。我第一次感觉自己并不清楚琳赛为什么或者是什么时候开始讨厌朱丽叶的。我想开口问她，但她们已经转入了别的话题。

“——女人打架。”艾拉迪刚说完这句，艾丽就傻笑起来。

“我被吓到了。”琳赛挖苦道。显然，我错过了什么内容。

“说什么呢？”我问。

艾拉迪转向我。“萨拉·格朗戴尔到处跟人说琳赛毁了她的生活。”她很专业地把薯条对折起来扔进嘴里。“她不能去参加四分之一决赛了。你知道她就为这个活着，你还记得她早晨练习游泳之后忘了摘泳镜，一直戴到第二节课吗？”

“她几乎把得到的所有蓝绶带都挂在房间墙上。”艾丽说。

“萨姆也这么干过。对吧，萨姆？就是赛马得到的蓝丝带。”琳赛拿胳膊肘碰我。

“我们能转入正题吗？”我挥挥手，一方面是因为我想听这个故事，另一方面想转移大家的注意力以及回避我过去曾经是个傻子的事实。五年级的时候，我和马待在一起的时间比和人类待的时间都长。“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萨拉生琳赛的气。”

艾拉迪冲我转转眼珠，好像我应该坐到特殊教育儿童那边去。“萨拉被罚课后留校了——她去主教室时迟到了，这是两周内的第五次。”见我还没有抓住要领，她长叹一声。“她迟到是因为必须去上层停车场停车——”

“0. 22英里！”

我们同时脱口而出，然后像疯子一样傻笑起来。

“别担心，琳兹，”我说，“如果你们两个打起来，我会把钱全部押上赌你赢。”

“对，我们支持你。”艾拉迪说。

“发生这样的事是不是挺奇怪？”艾丽用她尝试讨论某个严肃话题的时候的那种腼腆的口气说。“难道是连锁反应？比如，如果琳赛没抢到那个停车位……”

“我没有抢，是公平正当地得到的。”琳赛抗议，手放在桌上表示强调。艾拉迪的健怡可乐溅了出来，打湿了一些薯条。我们又笑起来。

“我是认真的！”艾丽提高了嗓门，以便我们都听到。“就像个网络，你们知道吗？每件事都是连在一起的。”

“你是不是又吸了你爸私藏的毒品？艾尔？”艾拉迪说。

我们又哄笑起来。我们拿这个笑话嘲笑了艾丽好几年，因为他爸爸在音乐界工作，他不是唱片监制、经理人或者音乐家，而是个律师，并且不管走到哪儿都是西装革履（甚至夏天去游泳池也这样），但琳赛说他背地里是个吸大麻的嬉皮士。

我们放声大笑的时候，艾丽的脸变成粉红色。“你们这些家伙从不听我说话，”她憋住笑，拿起一根薯条扔给艾拉迪。“我在哪儿读到的，如果一群蝴蝶在泰国扇扇翅膀，可能引发纽约的一场暴风雨。”

“噢，好吧，你放的一个屁能让葡萄牙大面积停电。”艾拉迪笑着回敬她一根薯条。

“你早晨呼出的口气能让非洲的动物仓皇逃窜。”艾丽向前倾倾身子。“还有，我不放屁。”

琳赛和我在笑，艾拉迪和艾丽继续互相扔薯条。琳赛想说她们浪费了太多东西，但她鼻子抽得太厉害，无法说出一个字。

最后，她做了个深呼吸，才顺过气来，“你们猜我听说什么？如果你打喷嚏足够使劲儿，那么就能在艾奥瓦州引起一场龙卷风。”

连艾丽都忍不住疯笑起来，我们开始尝试打喷嚏、吸鼻子，还不停地笑。大家都盯着我们看，但我们满不在乎。

大约打了一百万个喷嚏后，琳赛向后靠在椅子上，抓着胃部喘着气儿。

“艾奥瓦的龙卷风灾难中有三十人死亡，”她喊道，“另有五十人失踪。”

我们再次哄笑起来。

琳赛和我决定逃掉第七节课到“天使冰王”去吃冷饮，她点了法式口味的（她抗拒不了这东西），我吃英式的。我们经常一起逃第七节课，现在已经是最高年级的第二学期，所以我们盼着不用上课。另外，我讨厌英语老师哈伯太太，她喜欢闲扯。有时我走神几分钟，回过神来却发现她正谈论18世纪的内衣或者太阳从大峡谷上方升起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虽然她可能才五十多岁，但我敢肯定她的脑子正在变糊涂，我奶奶就是这样的：各种想法在脑中盘旋并碰撞在一起，观点A和观点B缠在一块。我奶奶活着的时候，我们去看她，那时我最多六岁，我记得自己那时的想法：希望在年轻的时候死去。

对你来说，“反讽”这个词有特别的定义，哈伯太太。

可能这是预兆？

严格地说，在上课的日子，你需要得到父母签字的特别通行证以及管理人员的许可才能离开校园。然而，过去并不总是这样，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高年级学生的特权之一是在自由活动课的时候可以随时离校，二十年前就是这样的，过了几年，托马斯·杰弗逊中学成了全国青少年自杀率最高的学校之一。我们在网上找到过一篇文章——《康涅狄格邮报》曾将我们学校称为“自杀高中”。

后来，有一天一群孩子离开校园，开着车冲下一座桥——我猜他们签订了自杀协议。无论如何，从那以后，学校禁止任何人在未经特别允许的情况下离校，这规定想想有点傻，好比学校发现有学生用盛水的瓶子装着伏特加进入校园，就禁止任何人喝水一样。

幸运的是，还有别的办法出学校：体育馆那边的网球场（我们叫那儿“吸烟者休息区”，所有的烟民都在那儿晃悠）的篱笆上有个洞，不过，我和琳赛穿过篱笆走进树丛的时候，那里一个人都没有。我们很快就来到120号高速路，四周静悄悄的，似乎全部结了冰。残破的树枝和黑色的落叶在我们脚下嘎吱作响，我们呼出来的气变成了白色的一团。

托马斯·杰弗逊中学大约距离里奇维尤市中心（这地方可以叫做市中心）三英里远，但是，离我们称之为“排街”的一串小商店只有半英里，那儿有一个加油站、一家“天使冰王”、一家中餐馆以及一座贺曼商店，你可以在那儿买到粉色闪光的芭蕾舞演员小雕像、雪晶球和其他类似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正朝“排街”那儿走去。我知道我俩看上去肯定非常古怪，穿着裙子和紧身裤一路走过来，夹克的前襟敞开，展示着里面吊带衫上的毛边儿。

我们去“天使冰王”时从“湖南菜馆”门口经过，透过装饰拙劣的窗户，我看见亚历克斯·里蒙特和安娜·卡图罗正吃着碗里的什么东西。

“哇，花边新闻。”琳赛扬起眉毛，虽然这不完全是花边新闻。大家都知道亚历克斯对布里吉特·麦奎尔不忠，最近三个月和安娜搞在一起，显然，除了布里吉特，人人都知道。

布里吉特的家庭非常信奉天主教，她长得漂亮，也很整洁，每次看到她，你都会感觉她的脸好像用什么东西非常使劲地擦洗过了一样。显然，她正在为婚姻作准备，这是她的原话。不过，虽然如此，艾拉迪还是认为布里吉特可能是个没出柜的同性恋。安娜·卡图罗才上三年级，但如果谣言是真的，那么她至少已经和四个人上过床了，她是里奇维尤为数不多的几个来自贫穷家庭的孩子之一。她妈妈是个发型师，但我不清楚她有没有爸爸，她就住在“排街”附近一座租来的公寓里。我听安德鲁·辛格说过，她的卧室里总有一股臭豆腐的味道。

“我们进去打个招呼。”琳赛说，过来拉我的手。

我撤回身。“我的糖吃光了。”

“吃点这个。”她从裙子束带里拿出一包SweetTart糖。琳赛总是随身带着糖果，就像藏毒品一样包好（我猜要是毒品她肯定也这样包）。“就待几秒钟，我保证。”

我由着她把自己拖进去，进门的时候响起一阵铃声。柜台后面有个女人在翻看《美国周刊》，她看看我们，意识到我们不打算点菜，又低下了头。

琳赛直接走到亚历克斯和安娜的座位旁，斜靠在桌子上。某种程度上讲，她和亚历克斯是朋友。某种程度上讲，亚历克斯和每个人都是朋友——自从他把自己卧室放着的一只鞋盒里的大麻卖给我们那天开始。他和我只是点头之交，我们之间没什么互动。实际上他和我在一起上英语课，不过他去上课的次数比我还少，我猜他都是和安娜在一起。他会问上一句“论文作业搞砸了，对吧？”之类的话，除此之外我们没怎么交谈过。

“嘿，嘿，”琳赛说。“你们今晚去肯特的派对吗？”

亚历克斯脸红了，这样公开地被人抓到和安娜在一起，他至少会觉得尴尬，或者也许这只是他对食物的一种反应。我并不感到意外。

“呃……我不知道。可能去，看看吧……”他的声音越来越小。

“会非常好玩的。”琳赛故作快活地说，“你带布里吉特去吗？她是那么的可爱。”

实际上，我们都觉得布里吉特很烦人——她总是兴高采烈、穿着写有标语的T恤，比如“除非你说了算，否则啥都改变不了”（决不说谎）——不过琳赛也看不起安娜，有一次她在餐厅盥洗室——公用的那个——里写满了“AC（安娜·卡图罗）=WT”字样。WT是“白色垃圾”的缩写。

气氛非常糟糕，于是，我指着桌上一只碗里的包着灰色酱料的肉块问道：“这是芝麻鸡？”

“橙汁牛肉。”亚历克斯说，看上去因为换了话题而松了一口气。

琳赛看了我一眼，我有点心烦，不过还是继续喋喋不休地瞎扯。“在这儿吃饭你得小心，这里的鸡差点毒死艾拉迪，她几乎连着吐了两天。如果那是鸡的话，她发誓说在里面找到了一只毛球。”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安娜用筷子夹起食物咬了一大口，还一边嚼一边抬起头来微笑着看我，我能看到她嘴里的食物。我不清楚她是否故意这样做想把我恶心走，不过看上去是这样的。

“那真恶心，金斯顿。”亚历克斯说，不过他微笑起来。

琳赛转着眼珠，好像亚历克斯和安娜都在浪费她的时间。“走吧，萨姆。”

我们来到外面，她掰开一块幸运饼干。“无心插柳柳成荫，”她读着里面的字条上写的字，接着做个鬼脸，我差点崩溃。她把小纸条揉成一团扔到地上。“没用。”

我做了个深呼吸。“刚才那家店的味道总让我恶心。”这是真话：那些不新鲜的肉、劣质油和大蒜的味道很难闻。地平线上的云团逐渐占领整个天空，把所有东西都变得灰蒙蒙的。

“猜猜看，”琳赛把手放在肚子上，“你知道我想吃什么？”

“一大杯‘美国最好的酸奶’！”我笑着说。“天使冰王”^{2是另一样我们不愿错过的东西。}

“就是一大杯‘美国最好的酸奶’！”琳赛像回声一样说道。

虽然我们都冻僵了，但还是要了两份上面洒了碎巧克力和花生酱的酸奶，在回学校的路上边吃边对着手指头哈气取暖。我们经过“湖南菜馆”时，亚历克斯和安娜已经离开了，不过我们在“吸烟者休息区”又撞见了他们。离第八节课开始还有七分钟，琳赛把我拉到网球场后面，这样她就可以抽根烟，而不是听亚历克斯和安娜吵架，无论如何，他们看上去是在吵架。安娜低着头，亚历克斯抓着她的肩膀，小声说着什么，他手里的烟快烧到了安娜暗淡无光的褐色头发，我断定很快就会着火。我能想象出她整个脑袋着火的样子，就像一根火柴。

琳赛抽完了烟，我们把喝完酸奶的杯子也扔在了那里，那儿有一堆结了冰的枯树叶，几支踩灭的烟蒂以及一些灌了雨水的塑料袋。我开始担心起今晚的事情来——半是害怕、半是兴奋——就如同你听到雷声后，等待闪电穿透乌云、划破天空时的心情。我或许不该逃掉英文课，但它给我太多时间思考，无论你的老师、父母还是那些科学俱乐部的怪人怎么说，思考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好处。

我们沿着网球场的外围，顺着“高年级小巷”向前走。亚历克斯和安娜还站在体育馆后面，露出半个身子。亚历克斯至少抽了两根烟，他们绝对在吵架。我感到一阵满足：罗布和我几乎不吵架，至少不会为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吵起来。这一定意味着什么。

“天堂里也有麻烦。”我说。

“更像是房车停车场里的麻烦。”琳赛说。

我们准备横穿教师停车位的时候，看见副校长温特斯女士正在汽车之间穿行，试图赶出那些没有时间或者懒得去休息区而躲在教师们的旧沃尔沃和雪佛兰汽车之间吸烟的学生。温特斯女士非常痛恨吸烟者。我听说她妈妈就死于肺癌或肺气肿之类的病。如果你被温特斯女士抓到，连着三个礼拜五都会罚留堂，这是毫无疑问的。

琳赛发疯似的从包里翻找出她的口香糖，扔进嘴里两块，“该死，该死。”

“身上有烟味不会被抓。”我说。尽管琳赛心里明白，不过她喜欢这样的戏剧效果。滑稽的是，虽然非常了解你的朋友，你还是喜欢和她们玩这样的游戏。

她没理我。“我嘴里没烟味吧？”她朝我呼气。

“像个薄荷工厂。”

温特斯女士还没看见我们，她正沿着一排汽车走过去，有时停下来看看车底，仿佛某些人会藏在车底和地面之间点火抽烟似的。怪不得大家背地里都叫她“尼古丁纳粹”。

我迟疑地望向体育馆后面，虽然我不是特别喜欢亚历克斯，也不喜欢安娜，但上过高中的人都明白，大家必须团结起来对付父母、老师和警察。这是那些看不见的分界线之一：一边是我们，另一边是他们。你自然知道这一点，就像知道应该坐在哪里、跟谁说话以及在餐厅该吃什么一样，甚至无须明白你是怎么知道的。如果说得通的话。

“我们该回去警告他们吗？”我问琳赛，她也停下脚步，斜着眼睛望天，像是在想些什么。

“别管了，”她最后说，“他们可以照顾好自己。”好像是为了支持她的决定似的，最后一节课的铃声响了，她推了我一把，“快走吧。”像往常一样，她是对的。毕竟，那两个人之前从来没帮我做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