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佛教为何出现在印度

释迦牟尼

在古代的印度，一个小小的城市国家，迦毗罗卫城，降生了一位王子，名叫悉达多，后来出家修道，成了无上智慧的彻悟者，也成了无量福德的圆满者，更成了最高人格的究竟者，所以称为「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陀。因为他是出生于释迦族的一位圣人，故被尊称为释迦牟尼。

何谓佛教

自从佛陀创始了教团之后，到目前为止，大致上分成两大系统，在世界各地传流下来。南方的小乘系统，有锡兰、缅甸、泰国、柬埔寨、寮国、越南等；北方的大乘系统，有中国（包括西藏）、朝鲜、日本等。它与世界性的犹太教、基督教和回教，并称为四大宗教之一；但是，佛教与其他宗教的最大不同之点，在于「无神」的教义。不论任何宗教，若非崇拜多神的偶像，便是信奉一神的主宰；实际上，犹太教、基督教、回教，同出于一个根源，同属于一神信仰的宗教。唯独佛教，别树一帜，主张因缘与因果，否定神的权威；因此，普通人以为，不信神的主宰，便会落于唯物的思想，站在佛教的立场，既不偏向唯神论的迷信，也不走向唯物论的极端，主张以合理的身心，促进个人以及协助他人的人格之完成。

谁能达到这个目的，他便是成了佛陀的人。佛陀将他自己成佛的经验和方法，告诉他的弟子们，弟子们一边照著佛陀的话来修行，同时也辗转地告诉他人，这便是以成佛的方法，教化人类大众的佛教了。

佛教既然不同于唯神论和唯物论的偏激，所以是平易近人的宗教，更是宽容博大的宗教。为了理解佛教之所以出现在印度，不妨把佛陀出生以前的印度，介绍一下：

印度的民族

印度这个民族，自古以来，便相当神秘且复杂，在宗教信仰方面，尤其复杂而繁多，但在西元第八世纪之初的回教徒入侵印度之前，印度尚未发生过宗教的战争，当回教徒以武力征服之后，和平与慈悲的佛教，即首遭灭亡之祸。经过两三个世纪回教王朝的统治之下的印度，下层社会的民众之间，也有不少人成了回教徒，起而与其原来的印度教对立，此后，印回两个宗教之间，战祸连绵，迄今未了。第二次世界战争结束之际，印度从英国统治了三百年的殖民政府之下，获得了独立，但却在印度领土之内，割出了一个新的回教国家巴基斯坦，纵然在印度境内的回教徒们，有了自己的回教政府，印、巴两个政府之间，依然时起战端。

至于印度教，乃是佛陀降生之前，印度民族的固有信仰，先是婆罗门教，经过历代的变迁而成为现在的印度教。印度在西元前二千五百年至二千年间，即已有了属于青铜器时代的都市文明，当时的印度人民，在以农业为主而兼营工商的情形下，已在衣食住方面，享受到了高度的生活水准，此从一九二二年，印度河流域的莫恩求达罗的遗迹发掘之中，已被证实。然而此一都市文明，于西元前一千五百年之时，由于来自西北方的印度雅利安民族之侵入，便受到了破坏，此一新来的民族，相信也曾受到原住民族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以雅利安民族为主流的印度文化。

从语言学上考察印度雅利安民族，和今日欧洲语系的各民族有其关连，所以统称之为印度雅利安语系的民族。其中的雅利安民族，是由中央亚细亚的高原，通过阿富汗尼斯坦，到达印度河流域，再向南侵而至恒河流域，结果，完成了以印度河流域为中心的婆罗门教，以及以恒河为中心的许多新宗教，佛教便是极具代表性的一大新兴的宗教。

可是，印度除了白种的雅利安人，尚有肤色黑暗的土著，达罗维荼人住于南方，另有一支接近中国边界的蒙古族，释迦牟尼的降生地，现在也从印度本土分裂出来，成立了一个仅有一千多万人口的小王国，叫做尼泊尔，以其现在的住民而言，与蒙古血统的黄种人无异。因此，近世的学者之中，例如英国的历史家斯密斯氏(Vancent A. Smith)，以为释迦牟尼即是蒙古系的黄种人，但是，依据佛典中的记载，以及传统的见解，佛陀是雅利安族的白种人。

婆罗门教

所谓婆罗门教，是雅利安人的宗教，这个宗教的形成，是在雅利安人进入印度之后，居于印度河流域的时代，后来，恒河流域产生了耆那教，特别是佛教等新宗教，经过长时间的相互影响，婆罗门教本身也发生了革新运动，故到近世以来，称之为印度教。但在本质上说，印度教与婆罗门教的意味，并无差别。所谓婆罗门，是雅利安人之中世袭的祭师阶级，他们在宗教上占有无上的权威，故将他们的宗教称为婆罗门教。

若从文化史的背景上考察起来，婆罗门教的根源，并非产于印度，而是印度欧罗巴诸民族的共同信仰，例如印度与波斯的宗教之神，大致相同，印度的善神为提婆(Deva)，恶神为阿斯罗(Asura)（到佛教之中称为阿修罗）；在波斯的□教，善神为阿诃罗(Ahura)，恶神为阿劣曼(Ahriman)。印度教祭火，火神为阿耆尼(Agni)；□教也拜火，火神是阿脱尔(Atur)。同时，这两个宗教，均用一种苏摩(Soma)的草制成的酒，当作祭神的圣物；也均用动物作为供祭的牺牲。由此可以明了波斯的□教和印度的婆罗门教之间，有著共同的渊源关系。即使古代的希腊、罗马和日耳曼人的诸神之信奉，也是基于同一个起源，后来被基督教征服之后，欧洲各民族才和他们原有的宗教告别。

阶级制度

婆罗门教的主要特色，即是以圣职为中心的阶级制度(Caste)，以及圣典之神圣的两点。这个阶级制度是世袭的，永无变更之可能的。这是由于有西北方侵入印度的雅利安人，在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赖宗教来解决的问题，占了极大的比重，凡事均不敢不考虑到和诸神的关系，奉献供物，祈求诸神息怒，并且给予恩宠。因此终日以祀神为务的祭师们，在智慧上能够理解宗教的神秘，尤其熟悉祭神的仪礼，无形之中，即在人民心中，自然取得了很大的权威和崇高的地位。他们在印度住定以后，大概未有多久，这个以婆罗门为最高阶级的观念，即已形成。第二阶级为从事治安及保卫人民的武士，称为刹帝利；第三阶级为从事农工商业的一般庶民，称为吠舍；第四即是最低阶级的奴隶或贱民，这是以被雅利安人所征服的原住民为主的，称为首陀罗。

这种阶级制度，当然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佛教之能在婆罗门教的国土中，得到发展的机会，原因当然很多，反对阶级制度，主张四姓平等，乃是主要的因素之一。可惜，当佛教被回教消灭之后，印度教再度抬头，阶级制度依然存在。而此阶级制度的规定，即载于他
们的神圣的吠陀的圣典，所以相互为因，根本无法废除。

吠 陀

婆罗门教的第二特色，是把他们来自天启的圣典，视为绝对的真理之所在，共有四类，总名为吠陀（Veda，意为知识），即是他们的四大根本教典。

(1)梨俱吠陀：这部书不但是印度最古的文献，也是全体印度欧罗巴民族中最古的文献，总集了一千多首宗教赞歌，在其中看到了雅利安人到了印度河流域的五河地方，率直地吐露了他们对於宗教的感情，对於种种神明的奉祀与祈祷，其中有关前面所知苏摩酒的供养之处很多。这些赞歌，由祭师阶级的婆罗门，代代相传，且为以口传口，不以文字记载，视为无上的神圣。

(2)沙磨吠陀及
(3)夜柔吠陀：在内容方面，此二吠陀，不出梨俱吠陀的范围，乃是为了使用于各种不同的祭典，编集而成。

(4)阿闼婆吠陀：大致也和梨俱吠陀类似，所不同者，其中有著很多用于各种场合的咒术及魔术，这是它的特殊之处。所以近代学者之中，有人以为阿闼婆吠陀，或者是反映出了雅利安人受到印度土著民族的民间信仰之影响，才有这样的圣典出现的。

除了以上四种被称为吠陀「本集」(Samhita)或吠陀文献之外，尚有《梵书》(Brahmana)、《森林书》(Arangaka)、《奥义书》(Upanisad)等三种，也应包含于吠陀文献之内，而被视为《天启书》(Sruti)，以别于后世产生的《圣传书》(Smrti)。其中特别是《奥义书》，宣说了非常高深的形而上学，故为研究印度哲学学者们，极其珍贵的文献。到了西元纪元之后，婆罗门教的内部，也发展出了各式各样的哲学学派，不过，凡是属于婆罗门教的任何派别，无不将《天启书》视为绝对的神圣。

总之，婆罗门教虽可因为时地环境的变迁而有所不同，对于婆罗门阶级的特权和吠陀神圣的信念，乃是永远不变的。当回教侵入印度之后，用武力压迫印度人民改奉回教，自属事实；然在下层的贱民社会，取得许多人的真心信仰，苦于宗教的阶级制度，亦未尝不是原因
之一，这是可想而知的事。

恒河流域的文明

再说，定居于印度河流域的雅利安人，渐渐向东方移动扩展，到达了恒河流域。在西元前五百年顷，恒河流域的文化，已从传统的雅利安文化中，得到了新生的机运，大大小小的许多王国，已渐次成立；那些共和政体的国家，人民居住在一个一个集体的村镇里，遇有大事，即在树荫下或公共的会堂之中集会讨论，会中如果无法求得全场一致的通过，便由调停委员会来处理歧见的纠纷。他们的政治领袖，虽称为「王」，却是由人民推选出来的。他们的生活，是以农耕与畜牧为主，农村之外，也有从事锻冶及陶器等职的村落，工商业者已有了各自的同业公会的组织，城市则为财富的积蓄中心。在恒河与喜马拉雅山之间的肥沃的森林地带，已被这些人们开拓成了景色幽美的殖民地区。

当然，在原则上，他们依旧承认婆罗门教的特权，然在这片新开发的土地上，不论在经济或政治方面，均呈现著新的气象，因此也开始在精神方面有了新的要求。他们试著发出了疑问：「我们在这新环境中，开辟了土地，组成同业公会，进行著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建设了新的都市，为什么在宗教方面，还是停留在古老的桎梏中呢？对于我们无法接近的吠陀圣典，以及世袭的婆罗门阶级的特权所提供的宗教，真的能满足自身的希望吗？」于是，便产生了一种新宗教的要求。

新兴的宗教

所谓新宗教，当然是和传统的婆罗门教不同。那是不依赖传统信仰和圣典的权威，而是基于各自的体验所产生的信念；也就是说，不要仰仗外在的给予，而要藉著自我的寻求，来满足宗教的信心。

由于这样的要求，一些抱有宗教热忱的人，便放下了一切的世务俗累，走出家庭，隐向山林，专心于精神的修养，以期从切身的体验之中，彻悟宇宙的真理，解除人生的苦恼。像这样的出家人，当时即被称为沙门('sramana)，他们在婆罗门之间，也可算得上是为求真理
的良师，穷年竟月地长期修行的故事，在婆罗门教的《奥义书》中，也曾说到过；可惜，在婆罗门教方面，受了既成的教权的限制，不能活用《奥义书》或自由地加以讨论和思索，所以不能做到出家的沙门那样，如想达成这个目的，必须放弃他们的特权和家庭，跟著沙门去度出家修行的生活。

因此，比起婆罗门来，沙门的人格地位，自然高尚得多；人们对于这样的修行者，生起恭敬心，不足为奇，所以供给衣食，使得他们没有生活之忧，得以一心修行。这一风气的形成，到了西元前五百年之时，已由没有组织的云水状态的个别的沙门群中，出现了好多位拥有数百名乃至数千名弟子的大沙门，各自成为一个教团，以他们自己所体得的道理，教导他们的弟子。

这种思想的倾向，是自由化的结果，但也不是统一宗教的局面，而是宗教思想极为活泼和繁杂的时代。最不可思议的，在这些新兴宗教的沙门团之中，竟有一种极端的唯物论在内，他们宣扬现实的美好，嘲笑婆罗门的宗教和世间的道德。这一思想对于当时的印度社会，影响很大。但是，无理地迷信神权和天启，固然不是人类的幸福之道，如果一味地崇拜现实世间的名利物欲，更非人类的幸福之道。为了挽救这两个走极端的思想危机，所以在许多的沙门团中，出现了两个新的宗教，那便是耆那（Jina）教和佛教。

耆那教和佛教，不仅在发生的年代相近，即使在思想上也有好几个共通之处，例如，两者的教主，均系武士阶级的王子出身；最大的相似之点，耆那教与佛教，都是反唯物的无神论者。不过，两者的命运却不相同，佛教在印度，先被印度教所兼并，复遭回教徒的彻底破灭；耆那教却在印度历史上，从未中绝过，目前尚有一百万左右的教徒。相反地，佛教虽在印度灭亡了，却在亚洲各地发展成了世界性的一大宗教，而且在印度的新旧各种宗教之中，唯有佛教发出的光芒，使得全世界的人类，感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崇高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