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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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是中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所谓记言,其实也是记事,不过是一种特别的方式罢了。记事比较的是间接的,记言比较的是直接的。记言大部分照说的话写下来,虽然也须略加剪裁,但是尽可以不必多费心思。记事需要化自称为他称,剪裁也难,费的心思自然要多得多。
中国的记言文是在记事文之先发展的。商代甲骨卜辞大部分是些问句,记事的话不多见。两周金文也还多以记言为主。直到战国时代,记事文才有了长足的进展。古代言文大概是合一的,说出的、写下的都可以叫作“辞”。卜辞我们称为“辞”,《尚书》的大部分其实也是“辞”。我们相信这些辞都是当时的“雅言”[1],就是当时的官话或普通话。但传到后世,这种官话或普通话却变成诘屈聱牙的古语了。
《尚书》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话。也有记事的,可是照近人的说法,那记事的几篇,大都是战国末年人的制作,应该分别的看。那些号令多称为“誓”或“诰”,后人便用“誓”、“诰”的名字来代表这一类。平时的号令叫“诰”,有关军事的叫“誓”。君告臣的话多称为“命”;臣告君的话却似乎并无定名,偶然有称为“谟”[2]的。这些辞有的是当代史官所记,有的是后代史官追记;当代史官也许根据亲闻,后代史官便只能根据传闻了。这些辞原来似乎只是说的话,并非写出的文告;史官纪录,意在存作档案,备后来查考之用。这种古代的档案,想来很多,留下来的却很少。汉代传有《书序》,来历不详,也许是周、秦间人所作。有人说,孔子删《书》为百篇,每篇有序,说明作意。这却缺乏可信的证据。孔子教学生的典籍里有《书》,倒是真的。那时代的《书》是个什么样子,已经无从知道。“书”原是纪录的意思[3];大约那所谓“书”只是指当时留存着的一些古代的档案而言;那些档案恐怕还是一件件的,并未结集成书。成书也许是在汉人手里。那时候这些档案留存着的更少了,也更古了,更稀罕了;汉人便将它们编辑起来,改称《尚书》。“尚”,“上”也;《尚书》据说就是“上古帝王的书”[4]。“书”上加一“尚”字,无疑的是表示着尊信的意味。至于《书》称为“经”,始于《荀子》[5];不过也是到汉代才普遍罢了。
唐写本《尚书》书影
儒家所传的“五经”中,《尚书》残缺最多,因而问题也最多。秦始皇烧天下诗书及诸侯史记,并禁止民间私藏一切书。到汉惠帝时,才开了书禁;文帝接着更鼓励人民献书。书才渐渐见得着了。那时传《尚书》的只有一个济南伏生[6]。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诏烧诗书的时候,他将《书》藏在墙壁里。后来兵乱,他流亡在外。汉定天下,才回家;检查所藏的《书》,已失去数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他就守着这一些,私自教授于齐、鲁之间。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那时他已九十多岁,不能远行到京师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错来从他学。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书》流传开去。伏生所藏的本子是用“古文”写的,还是用秦篆写的,不得而知;他的学生却只用当时的隶书钞录流布。这就是东汉以来所谓《今尚书》或《今文尚书》。汉武帝提倡儒学,立五经博士;宣帝时每经又都分家数立官,共立了十四博士。每一博士各有弟子员若干人。每家有所谓“师法”或“家法”,从学者必须严守。这时候经学已成利禄的途径,治经学的自然就多起来了。《尚书》也立下欧阳(和伯)、大小夏侯(夏侯胜、夏侯建)三博士,却都是伏生一派分出来的。当时去伏生已久,传经的儒者为使人尊信的缘故,竟有硬说《尚书》完整无缺的。他们说,二十九篇是取法天象的,一座北斗星加上二十八宿,不正是二十九吗[7]!这二十九篇,东汉经学大师马融、郑玄都给作过注;可是那些注现在差不多亡失干净了。
伏生像 宋本《尚书》书影汉景帝时,鲁恭王为了扩展自己的宫殿,去拆毁孔子的旧宅。在墙壁里得着“古文”经传数十篇,其中有《书》。这些经传都是用“古文”写的;所谓“古文”,其实只是晚周民间别体字。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并且将这些书都交还孔家的主人——孔子的后人叫孔安国的。安国加以整理,发见其中的《书》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这称为《古文尚书》。武帝时,安国将这部书献上去。因为语言和字体的两重困难,一时竟无人能通读那些“逸书”,所以便一直压在皇家图书馆里。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先后领校皇家藏书。刘向开始用《古文尚书》校勘今文本子,校出今文脱简及异文各若干。哀帝时,刘歆想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立博士;这些都是所谓“古文”经典。当时的五经博士不以为然,刘歆写了长信和他们争辩[8]。这便是后来所谓今古文之争。
鲁壁
今古文之争是西汉经学一大史迹。所争的虽然只在几种经书,他们却以为关系孔子之道即古代圣帝明王之道甚大。“道”其实也是幌子,骨子里所争的还在禄位与声势;当时今古文派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不过两派的学风确也有不同处。大致今文派继承先秦诸子的风气,“思以其道易天下”[9],所以主张通经致用。他们解经,只重微言大义;而所谓微言大义,其实只是他们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古文派不重哲学而重历史,他们要负起保存和传布文献的责任;所留心的是在章句、训诂、典礼、名物之间。他们各得了孔子的一端,各有偏畸的地方。到了东汉,书籍流传渐多,民间私学日盛。私学压倒了官学,古文经学压倒了今文经学;学者也以兼通为贵,不再专主一家。但是这时候“古文”经典中《逸礼》即《礼》古经已经亡佚,《尚书》之学,也不昌盛。
东汉初,杜林曾在西州(今新疆境)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非常宝爱,流离兵乱中,老是随身带着。他是怕“《古文尚书》学”会绝传,所以这般珍惜。当时经师贾逵、马融、郑玄都给那一卷《古文尚书》作注,从此《古文尚书》才显于世[10]。原来“《古文尚书》学”直到贾逵才真正开始,从前是没有什么师说的。而杜林所得只一卷,决不如孔壁所出的多。学者竟爱重到那般地步。大约孔安国献的那部《古文尚书》,一直埋没在皇家图书馆里,民间也始终没有盛行,经过西汉末年的兵乱,便无声无臭的亡失了罢。杜林的那一卷,虽经诸大师作注,却也没传到后世;这许又是三国兵乱的缘故。《古文尚书》的运气真够坏的,不但没有能够露头角,还一而再的遭到了些冒名顶替的事儿。这在西汉就有。汉成帝时,因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无人通晓,下诏征求能够通晓的人。东莱有个张霸,不知孔壁的书还在,便根据《书序》,将伏生二十九篇分为数十,作为中段,又采《左氏传》及《书序》所说,补作首尾,共成《古文尚书百二篇》。每篇都很简短,文意又浅陋。他将这伪书献上去。成帝教用皇家图书馆藏着的孔壁《尚书》对看,满不是的。成帝便将张霸下在狱里,却还存着他的书,并且听它流传世间。后来张霸的再传弟子樊並谋反,朝廷才将那书毁废。这第一部伪《古文尚书》就从此失传了。
孔安国《古文尚书》书影
到了三国末年,魏国出了个王肃,是个博学而有野心的人。他伪作了《孔子家语》、《孔丛子》[11],又伪作了一部孔安国的《古文尚书》,还带着孔安国的传。他是个聪明人,伪造这部《古文尚书》孔传,是很费了心思的。他采辑群籍中所引“逸书”,以及历代嘉言,改头换面,巧为联缀,成功了这部书。他是参照汉儒的成法,先将伏生二十九篇分割为三十三篇,另增多二十五篇,共五十八篇[12],以合于东汉儒者如桓谭、班固所记的《古文尚书》篇数。所增各篇,用力阐明儒家的“德治主义”,满纸都是仁义道德的格言。这是汉武帝罢黜百家,专崇儒学以来的正统思想,所谓大经、大法,足以取信于人。只看宋以来儒者所口诵心维的“十六字心传”[13],正在他伪作的《大禹谟》里,便见出这部伪书影响之大。其实《尚书》里的主要思想,该是“鬼治主义”,像《盘庚》等篇所表现的。“原来西周以前,君主即教主,可以唯所欲为,不受什么政治道德的拘束。逢到臣民不听话的时候,只要抬出上帝和先祖来,自然一切解决。”这叫作“鬼治主义”。“西周以后,因疆域的开拓,交通的便利,富力的增加,文化大开。自孔子以至荀卿、韩非,他们的政治学说都建筑在人性上面。尤其是儒家,把人性扩张得极大。他们觉得政治的良好只在诚信的感应;只要君主的道德好,臣民自然风从,用不到威力和鬼神的压迫。”这叫作“德治主义”[14]。看古代的档案,包含着“鬼治主义”思想的,自然比包含着“德治主义”思想的可信得多。但是王肃的时代早已是“德治主义”的时代;他的伪书所以专从这里下手。他果然成功了。只是词旨坦明,毫无诘屈聱牙之处,却不免露出了马脚。
清人绘《尚书图解》
惠栋像
晋武帝时候,孔安国的《古文尚书》曾立过博士[15];这《古文尚书》大概就是王肃伪造的。王肃是武帝的外祖父,当时即使有怀疑的人,也不敢说话。可是后来经过怀帝永嘉之乱,这部伪书也散失了,知道的人很少。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发见了它,便拿来献到朝廷上去。这时候伪《古文尚书》孔传便和马、郑注的尚书并行起来了。大约北方的学者还是信马、郑的多,南方的学者才是信伪孔的多。等到隋统一了天下,南学压倒了北学,马、郑《尚书》,习者渐少。唐太宗时,因章句繁杂,诏令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高宗永徽四年(西元六五三),颁行天下,考试必用此本。《正义》成了标准的官书,经学从此大统一。那《尚书正义》便用的伪《古文尚书》孔传。伪孔定于一尊,马、郑便更没人理睬了;日子一久,自然就残缺了,宋以来差不多就算亡了。伪《古文尚书》孔传如此这般冒名顶替了一千年,直到清初的时候。
这一千年中间,却也有怀疑伪《古文尚书》孔传的人。南宋的吴棫首先发难。他有《书裨传》十三卷[16],可惜不传了。朱子因孔安国的“古文”字句皆完整,又平顺易读,也觉得可疑[17]。但是他们似乎都还没有去找出确切的证据。至少朱子还不免疑信参半;他还采取伪《大禹谟》里“人心”、“道心”的话解释“四书”,建立道统呢。元代的吴澄才断然的将伏生今文从伪古文分出;他的《尚书纂言》只注解今文,将伪古文除外。明代梅鷟著《尚书考异》,更力排伪孔,并找出了相当的证据。但是严密钩稽决疑定谳的人,还得等待清代的学者。这里该提出三个可尊敬的名字。第一是清初的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第二是惠栋,著《古文尚书考》;两书辨析详明,证据确凿,教伪孔体无完肤,真相毕露。但将作伪的罪名加在梅赜头上,还不免未达一间。第三是清中叶的丁晏,著《尚书馀论》,才将真正的罪人王肃指出。千年公案,从此可以定论。这以后等着动手的,便是搜辑汉人的伏生《尚书》说和马、郑注。这方面努力的不少,成绩也斐然可观;不过所能做到的,也只是抱残守缺的工作罢了。伏生《尚书》从千年迷雾中重露出真面目,清代诸大师的劳绩是不朽的。但二十九篇固是真本,其中也还该分别的看。照近人的意见,《周书》大都是当时史官所记,只有一二篇像是战国时人托古之作。《商书》究竟是当时史官所记,还是周史官追记,尚在然疑之间。《虞、夏书》大约多是战国末年人托古之作,只《甘誓》那一篇许是后代史官追记的。这么着,《今文尚书》里便也有了真伪之分了。
丁晏像
《古文尚书疏证》书影(清阎若璩撰)
[1]“雅言”见《论语·述而》。
[2]《说文》言部:“谟,议谋也。”
[3]《说文》书部:“书,著也。”
[4]《论衡·正说篇》。
[5]《劝学篇》。
[6]裴骃《史记集解》引张晏曰:“伏生名胜,《伏氏碑》云。”
[7]《论衡·正说篇》。
[8]《汉书》本传。
[9]语见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
[10]《后汉书·杨伦传》。
[11]《孔子家语》托名孔安国,《孔丛子》托名孔鲋。
[12]桓谭《新论》作五十八,《汉书·艺文志》自注作五十七。
[13]见真德秀《大学衍义》。所谓十六字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伪《大禹谟》里,是舜对禹的话。
[14]以上引顾颉刚《盘庚中篇今译》(《古史辨》第二册)。
[15]《晋书·荀崧传》。
[16]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四。
[17]见《朱子语类》七十八。
【参考资料】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序例》及卷三十六《伪孔安国序》。顾颉刚《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古史辨》第一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