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考古学逐渐发展以来，善于读书的人对古书就发生了怀疑，觉得其中所说多半不可信，不但《山海经》、《淮南子》上面的那些神话，什么十日并出呀，女娲补天呀，盘古开天辟地呀，天皇地皇人皇之类荒诞无稽，就是毫没有神话意味的记载，如夏禹治水一类传说，其真实性也大成问题。因为从殷墟卜辞看，殷代还那么幼稚，夏禹又怎能有那样大的力量？某日人估计禹的治水工程，就是近代人都非几十年不能成功，而禹在八年内完成，当然不合理。但章太炎氏解释说，禹当时的治水，不过总其成，各地当然分区办理，各区也各有负专责的人。章氏尊重古书，认为不可任意怀疑，故作这种辩护，其实当时我国尚在部落时代，像《禹贡》上九州那样大的地盘，由一个政府统治，是绝对做不到的。而且铁的发现在春秋战国之间，《禹贡》上居然讲到梁州贡铁，可见这书是战国时人凭想象写成功的。

虽然初期疑古诸家有些离奇的臆说，如以禹为爬虫，以墨子为印度人之类，不能有确切的证明，但大胆的假设也是科学所需要的。到了后来，一般史家对于古书上的记载，无论是否神话，都认为有历史的意义，而根据社会学的观点给以合理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又常常可以用古物研究来作证明。例如姜嫄履大人足迹而生后稷，及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简狄吞燕卵而生契）的故事，以社会学眼光看来，在氏族社会群婚时代，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实在不是奇怪的事，后世父权时代，因为找不出父系祖先来，所以假托神话来掩饰。

这种对于古书的新解释，不但有充足的理论根据，而且有确切的事实佐证。因为《山海经》上的帝俊及其妻娥皇、常羲，在殷墟卜辞中就有高祖夋及娥与义京和他们相当，经专家考证而知帝俊、高祖夋、帝喾、帝舜，都是指同一祖先或同一最高神——上帝，而娥与义京两女子，或作羲和与常羲，或作娥皇与女英，或作姜嫄与简狄，在群经诸子中表现为种种不同之传说，如吞卵或履大人迹而生儿子呀，姐妹共夫，兄弟（舜与象）并淫呀，暗示着初民的血族群婚及稍进一步的亚血族群婚（这即是伴侣婚或彭那鲁亚家族，其制度是姊妹共夫兄弟共妻）之存在。儒家按后世伦常加以粉饰改造的古史，经这一研究而揭露了真相，这可说是历史科学在中国的初步胜利。

章氏太炎在《国故论衡·理惑》篇表示其对于卜辞之怀疑，认为是古董商的伪造，而坚信经典的内容及许氏《说文》的训诂，大概章氏还不知道殷墟发掘已经经过专家的亲自努力，更不知道近代研究古史有参考今日野蛮民族生活的方法，这是时代所限，我们不必认为是章氏的固执不通，但我们决不可跟着他去犯错误。殷墟发掘还不过是锄头考古学的初步，后来还不知道有多少宝贵史料已从或将要从地底下发掘出来。

除古物外，各边疆民族的生活，也非常值得研究，尤其是西南深山中的土著，如果我们能仔细考察，其给予我们读古书的帮助，一定很多。试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如广西徭民中有一种，其语言叫“虹”为“ㄉㄧㄉㄥ（dideng）”，音与《诗经》上的“蝃”完全相同。又疑问助词有一个读“ㄗㄧ（zi）”的，和“哉”字相当，如果依“ㄗㄧ”音去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那首古歌，韵脚就完全谐和。这不很明显的是古代语言的实证吗？（据一九四二年十月九日桂林《大公报》载的朱家骅氏的《抗战以来中央研究院概况》，研究院之历史语言研究所，在考古学方面，除发掘小屯村外，还发掘了殷历谱、两城镇、侯家庄、浚县、辉县、汲县山彪镇、川康大司空村，及四川彭山汉墓，又在绥远、川康等地作了考古调查。在人类学方面，曾调查川康黔桂湘西等地少数民族的文化，研究畲民的图腾文化；语言学方面，曾调查黔桂苗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