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获得了机会，却开创了“邪路”

原文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

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fú）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

华杉详解

公孙丑问孟子：“您如果在齐国当权，能恢复管仲、晏子的功绩吗？”

公孙丑是孟子非常重要的弟子，《孟子》一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他和万章记录的。但是这里他问的话，确实有点奇怪。孔子对管仲的态度很明确，一方面肯定管仲的功绩，说如果没有管仲，可能我们都被北方游牧民族征服了，中华文明都亡了；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批评“管仲之器小哉”，说管仲器局太小。

至于晏子，他与孔子是同时代人，坚决反对孔子的主张。当齐景公想用孔子，并且要封土地给他时，就是被晏子阻拦而没有实行。

《孟子》上文中有记载，齐宣王问孟子：“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当时孟子就明确拒绝说，孔子的弟子们不讨论齐桓晋文之事。董仲舒注解这一段说，孔子的门下，五尺童子都耻于谈论春秋五霸，因为他们是先以诈取，然后主持一定程度的仁义，不是真正仁义之人。

孔孟对管晏的态度如此明确，公孙丑却问老师能不能赶上管晏，老师肯定要批评他了。

孟子说：“你真是齐国人啊，就应该知道管晏。有人曾经问曾参的儿子曾西：‘你和子路相比，谁强？’曾西回答说：‘子路闻过则喜，见义必为，是我的先祖先父非常敬重敬畏的人，我怎么敢跟他比呀！’

“对方又问：‘那您跟管仲比谁贤呢？’曾西马上就不高兴了：‘你怎么拿我跟管仲比呢？他是什么人！大凡贤人大德而做不成功业的，主要是没有得到国君的信任和授权，或者时间有限。比如孔子，他没有做成大功业，是因为鲁君没能一心一意用他，没有把国政真正委托给他，而是在贵族们的利益斗争下，把孔子给排挤走了。而管仲获得的做事条件非孔子所能比，齐桓公对他完全信任和授权，他在齐国实际执政四十多年，他若真有为万世开太平的大智慧、大抱负、大情怀，就应该能做出一番传世基业。结果他干了些什么呢？所谓九合诸侯，不过是假仁义而成霸业而已；所谓的功勋，都是那么卑微鄙陋。我都耻于谈论他，你却要把我和他相比，真是对我的侮辱。’”

齐桓管仲的功业，无非是富国强兵。他们自己也穷奢极侈，尽情享乐。他们的心里，没有装着天下，没有装着百姓，没有设计制度文化，为万世开太平。他们的事业，也不过一世而息，没有能够世世代代地传下来，只不过是自己度过了幸福快乐的成功人生罢了。而且这度过幸福人生、得以善终的，也只有管仲，因为他死得早。而齐桓公呢，他是饿死的。齐桓公晚年病重，诸公子看他要死了，根本没人管他，只顾着相互攻打争位，他一个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饿死在床上。死了也没人管，因为公子们都在忙于相互攻杀。齐桓公尸体腐烂生蛆，蛆都从窗户爬了出来。死后六十七天，继位争夺战结束，公子无亏获胜继位，才把他的尸体收敛了。一个人，混到连个守孝的儿子都没有的地步，他有什么仁德功业呢？

史书记载说，齐桓公没听管仲临死前“不要用易牙”的叮嘱，所以失败。他为什么宠幸易牙呢？因为有一次，齐桓公说没有吃过人肉，不知道是什么味道，是不是也像烤乳猪一样，要婴儿的肉才香啊？于是齐国名厨易牙，就把自己的儿子烹了给齐桓公吃。你看，齐桓公就是这样一个吃人恶魔，他和管仲搭档，搞经济、搞军事都搞得不错，然后他俩就尽情享乐。

前面说了，贤臣君子干不成大事业，主要是因为没有得到国君长期的任用和充分的授权。而管仲得到齐桓公的充分信任，执政四十年之久，也不过是开创了类似黑帮老大的霸业。他们主持的仁义，不过是黑帮老大的仁义。孔孟都羡慕管仲获得的机会，但痛恨他开创的“邪路”，所以耻于与之相提并论，也不希望管仲的思想方法被国君们了解和吸取。

所有的成功只有一个路径

原文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

曰：“以齐王，由反手也。”

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

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华杉详解

前面公孙丑问孟子，如果有机会在齐国执政，能否重现管仲、晏子的功业。孟子说：管仲、晏子做的事，曾西都不屑而为，你问我愿不愿意，我还不如曾西吗？

公孙丑还是没听懂，追问道：“管仲相齐桓公，尊周攘夷，以为盟主，天下诸侯都听从他的号令。是管仲成就了齐桓公，让他成为天下霸主。而晏子相齐景公，对自己清廉正直，率先垂范；对内仁德爱民，改变了齐国的严刑峻法；对外和平共处，既不欺负弱小的国家，也能谈笑间折冲樽俎，让大国不敢挑战齐国，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尊严。是晏子成就了齐景公，让他显明于当世，成为一代明君。这样的人，老师您难道还看不上，甚至耻于与之作比较吗？”

管仲和晏子，都是齐国最了不起的人。齐国人世世代代都想念他们，觉得如果还能有管仲晏婴再世就好了。他俩的思想和事迹，分别都有一本书记载，管仲有《管子》，可以说是一本古典经济学巨著，相当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晏子有一本《晏子春秋》，主要是记载他对内进谏齐景公和对外进行外交交锋的故事，尽显他的仁义、勇敢和机智。

孟子看公孙丑还是听不懂，就继续教他：“管仲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晏子成就了齐景公的显名，他们都有功于国家百姓。但是，他们的器局都不够，没有成就真正的王道，白白荒废了几十年的时间。如果我能执政于齐国，让齐王王天下，简直易如反掌。”

孟子的话说得非常明白，要以齐国王天下，甚至统一中国，简单得不得了，马上就可以去做。但是齐王为什么不做呢？齐王、楚王、秦王，为什么他们都不做呢？是因为两个不够，一是器局不够，看不见；二是心不正，只有自己的统治欲，没有那份为天下苍生开万世太平的心。所以，天堂有路他们都不走，地狱无门他们却争先恐后拿枪弄棒往里挤。最后秦王胜出，建立了地狱之国，更加残暴地压迫了中国人十五年，之后又被推翻了。

公孙丑说：“老师！您这样说，我更不明白了！您说，以周文王的仁德，那样行王道，而且还活了一百多岁，也没干成王天下的事业呀。然后传给周武王，又传到第三代周成王，才在周公的辅佐下成就了天下。您说如果让您执政，让齐国王天下简直易如反掌，但周文王却做了一百年也没做成，他难道不值得学习吗？”

这就是公孙丑看问题的方式：结果导向。你说周文王那个做法对，可他一百年也没干成，对在哪里呢？

两千多年后，我们还能看见身边无数的公孙丑，无论你跟他说什么，他都觉得不一定行，因为某某某就没干成；但是一旦看见别人干成了某事，所谓“找到了风口”，他就以为自己可以如法炮制。这是什么心态呢？就是一心追逐利益，只要结果，心却不正，没有追求，没有使命感、责任感。

2016年扎克伯格来中国的时候，和马云有一段对话。扎克伯格说：“有的人没有去想自己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要创业，在我看来，这是很疯狂的事。”这就是逻辑，我为什么要创业？为什么要创办一家企业？因为我要为社会解决一个问题。我要把全世界每一个人连接起来，所以我创办了Facebook。如果你并没有想解决什么社会问题、承担什么社会职责，只想着赚钱，注定一无所获。

一个人要做一件事，是靠使命感驱使，而不是被利欲牵引。付出努力，然后接受结果，哪怕是失败的结果。因为结果不可控，你不接受，也不能改变这个结果。所以，尽人事，听天命，才是正确态度。每天觉得这样没效果，那样没效果，最后就什么也不能坚持，什么也干不成。

所有的成功都是一个路径：使命驱动，专注坚持，时间积累，代代接力，百年基业。所以，公孙丑的话里还有一个毛病：不能等！周文王已经那么伟大了，他还说人家没做成。很多人就是这样，好像地球应该围着他转似的，一定要你给他出一个三年统一中国的绝招。

孟子接着说：“我怎么能和周文王相比呢？我们拿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从商汤到武丁，中间有太甲、太戊、祖乙、盘庚，六七代都是贤君圣主。天下人都归服殷商了，时间长了，根基就深厚，很难改变。到了武丁这一代，治理天下，驾驭诸侯，一切尽在掌握。到了纣王这一代，离武丁的年代也并不久远，世臣故家、礼义遗俗、前哲之流风、保民之善政都还在。纣王虽然荒淫，但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等一班有才有德的贤人还济济于朝堂。所以纣王又过了很长时间才亡国。

“当时的天下，没有一尺土地不是纣王所有，没有一个百姓不归纣王所管。周文王要从一个一百里的小国开始创立丰功伟业，这是巨大的挑战。

“齐国有句俗话：‘纵有聪明，还得趁形势；纵有锄头，还得看农时。’以现在的形势，要实行王政就太容易了。就算在夏商周最兴盛的年代里，也没有一个诸侯国地盘能超过一千里的，现在齐国却有这么广阔的土地；鸡鸣狗叫的声音，从首都一直到四方的国界线，处处相闻，可见人口之稠密。齐国有这么多百姓，这么大的国土，国土不必开拓，人口不用增加，只要能够施行仁政来统一天下，就根本没有人能够阻止得了。而且，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么久都不出现统一天下的国君，各国统治者全是浑蛋；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老百姓被暴政折磨得这样厉害过。那饿急了的人，你给他什么他都吃；他渴疯了的人，你给他什么他都喝。孔子说过：‘德政的流行，比驿站的传递还快。’现在正是这样的时候，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实行仁政，老百姓就好像倒挂着被人给解救下来一般。所以事半功倍，只有在这个时代才行。我说今天齐国王天下易如反掌，就是这个意思！”

孟子说得特别明白，道理简单得很！但是齐王也好，公孙丑也好，就是听不懂！为什么呢，一是器局不够，没那思想见识；二是为物欲所蔽，欲望遮蔽了他的眼睛，他看不见！

今天的世界也是一样，没有什么比诚信更一本万利。诚信之利，攻城略地，比流行感冒还快，快到你自己都挡不住自己。但是有人说：“不行，今天中国就是这个现状，诚信吃亏。你想诚信，别人不跟你诚信，没办法。”说中国人不诚信的人，自己就是不诚信的人；说中国人素质低的人，自己就是素质低的人。孟子看见满满一屋子人利欲冲天，只要有利益，个个都愿意献出生命，可天下之利、万世之利，就摆在他面前，他却看不见！要么觉得你说的没用，要么说他做不到，要么说好是好，但不符合现实。这些人，终将一事无成。

孟子一句“不动心”，奠定了陆王心学的源头

原文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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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如果齐王能信任他，施行他的政策主张，则让齐国王天下易如反掌。孟子把王道事业说得也太容易了。公孙丑就问：“假如夫子您能成为齐国的卿相，得志行道，建功立业，小则称霸天下，大则成就王道。如果有这机会，您会不会动心呢？”

这里的动心，应该说有三个意思：

第一，给你这个机会，说明天就把齐国交给你，你是否激动万分，夜不能寐？

第二，齐宣王三天两头找您论道，啥都请教您，您给他嘴皮都说破了，道理都讲白了，怎么做都一步步安排好了。而他却只是叶公好龙：老师您说的都对，但是我做不到，我有实际情况……你会不会动心动气，恨铁不成钢？

第三，他听了你的，让你来干。这等地位责任重大，也不会一帆风顺。当那阻挡改革的利益集团要跟您殊死一搏，你会不会也有疑惑恐惧，而动摇心志呢？

孟子说：“不，我四十岁之后，就不动心了。”

这一句话，掀起了《孟子》全书的高潮，也奠定了陆九渊、王阳明心学的源头。

孔子说他四十而不惑，孟子说他四十而不动心。不惑，是脑子里明白；不动心，是情绪上平静。遇到不平之事，往往你脑子里都明白，但心里却不能平静！这就是“不疑惑易，不动心难”。

王阳明在第一次科举考试落第时说：“我不以不得第为耻，我以不得第而动心为耻。”没考上不要紧，下回再来，但如果因为没考上而郁闷，影响心情，那就是修养不够。

原文

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

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

华杉详解

公孙丑说：“哇！如果是这样，老师您比孟贲强多了。”

孟贲是个著名勇士、超级猛人，《东周列国志》说他“水行不避蛟龙，陆行不避虎狼，发怒吐气，声响动天”。他曾经在野外看见两头牛争斗，上去给牛拉架，一手抓住一头牛的角，把它们分开。一头牛服了，伏地不起，另一头牛还要拱。孟贲怒了，按住那牛头，右手一使劲，把那牛角拔了出来，那牛就死了。

还有一次，孟贲要坐船过河。船上人已经满了，他最后一个到，却要强行登船先渡。船人怒其不逊，用船桨敲打他的头。孟贲瞋目两视，发直目裂，举声一喝，波涛顿作。舟中之人，惶惧颠倒，都掉到河里去了。孟贲自己就登船而渡，到秦国去投奔秦武王。秦武王年少好强，喜欢勇士，看著名的孟贲来了，就要跟他比举重，比谁能举起鼎来。结果秦武王自己虽然举起来了，但体力不支，被鼎砸到，伤重而死。

公孙丑说孟子比孟贲还强，意思是说，孟贲是力气大，但也仅能举一器一物之重，而孟子能当大任而不动心，这不是一个境界的。

孟子回答说：“不动心，也没那么难，告子三十多岁就不动心了，比我还早。”

于是，作为《孟子》中的重要人物，告子在这里出场了。我们暂且先不谈他，因为后面专门有一章《告子》，记载他和孟子的辩论。

原文

曰：“不动心有道乎？”

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华杉详解

公孙丑问：“修养不动心，有什么方法吗？”

孟子说：“有。先说说北宫黝是怎么修养勇气的。如果他的肌肤被刺，他不会动摇退缩；如果别人刺向他的眼睛，他也不会眨一下眼。因为他自恃其勇，绝不示弱于人。他的心里不是有大屈大辱才不肯接受，而是吃一点亏都不行！别人动了他一根毫毛，就好像在闹市中被人鞭打一样。他既不受辱于匹夫贱人，也不受辱于有一万辆兵车的君主。不论事大事小，无论对方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只要他觉得对方羞辱了他，就一定要报复。对于刺杀有万辆兵车的诸侯国君，他也像杀一个匹夫那样毫不在乎。他不畏惧诸侯，受到辱骂，一定要骂回去。”

我们看北宫黝这人，差不多就是恐怖分子，他不是不动心，而是没心眼。一个没心眼的人，他的心怎么动呢？他不会权衡得失利弊，像韩信受胯下之辱那样的事，绝不可能在北宫黝身上发生，他是遇神杀神，遇佛杀佛。

“另一个勇士是孟施舍。他培养自己勇气的不动心之道又有所不同。他说：‘战胜并不难，难的是敢战。我对于敌人，并不是有把握赢才不畏惧。当我遇到劲敌，哪怕眼看战胜不了他，我也会像能战胜他一样，没有惧怕之心，不计较强弱胜败。如果要先衡量敌我强弱，之后才跟进兵；要先算计到自己有把握赢，之后才敢合战，那你就会逡巡退缩，怎么打得了仗呢？我也并不是能每战必胜，我只是不以他三军为众，不以我孤身为寡，勇往直前，毫不畏惧而已。’”

从孟施舍的话来看，他是个勇士，但并不会打仗。《孙子兵法》讲究先胜而后战，就是不打无把握之仗。孔子也对子路说过“我不带不知道害怕的人上战场”。

孟子接着说：“北宫黝、孟施舍的养勇，当然都能做到不动心，但要说他们内心的本质，却又有不同。孟施舍是以无惧为主，守的是自己，他的气象有点像曾子，平时凡事反求诸己，在自己身上找。而北宫黝呢，有点像子夏，他不能吃亏，专门盯着别人，不服别人，他要的是必胜。你说他俩谁更勇敢？谁更能不动心呢？我还是觉得孟施舍的心态更得要领，也更简单可行。因为北宫黝是盯着别人，盯着别人有时真是大可不必；而孟施舍是盯着自己，求自己则无往而不得自由。”

这里要细细体会一下，我是盯着别人，还是盯着自己？是老想着不能吃了亏，还是只关注自己，算自己的账，不算别人的账？

北宫黝和孟施舍都很勇敢，但在养勇上，还是有本质的差距。至于追求义理之勇，那他们又远远上不了台面了。

“以前曾子问过子襄：‘你想要勇敢吗？我曾经听孔夫子说过，勇气有大小，那血气之勇只是小勇，没有价值，要勇就要那义理之大勇。当我和别人有冲突，我先反躬自问，检讨自己，如果理不在我这边，哪怕对方是弱小卑贱之人，我也不会去恐吓他，反而我还会害怕他，因为我理不直气不壮；如果我反躬自问，义理在我这一边，那么，对方就是有千万人之众，我也理直气壮，奋然而往，与之相抗而不惧！’这样的大勇，才是你该喜好的！

“所以北宫黝之勇是能守得自己的勇气，跟孟施舍有差距。孟施舍是像曾子一样反身循理，是真正的守约，是得了要领。”

孟子的不动心，也是从这个基础上守起，是在自己身上求。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原文

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

“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

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

“敢问夫子恶乎长？”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华杉详解

公孙丑问：“老师您的不动心，和告子的不动心，有什么区别呢？”

孟子先介绍告子的观点。告子说：“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

这话什么意思呢？朱熹注解说：“告子谓言有所不达，则当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于心；于心有所不安，则当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助于气，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动之速也。”

说不清楚的东西，你就别碰它，不要说，也不要放在心上纠结。如果你做一件事心有不安，那就不要做，把心放下，不要给自己鼓气去做。这就是固守我的心、让心不动的速效方法。

孟子说：“你看告子的态度，就可以知道，他能比我先做到不动心，因为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都和我不一样。他的不动心，是放下得简单直接。而我的看法和他不一样。”

孟子接着评论说：“不得于心，勿求于气，那是可以的。但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那就不行！”

“不得于心，勿求于气”是对的。因为心为本，气为末，要抓住心这个根本，没抓住根本，就不要乱动气。

而“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不对的。你言语上说不清楚的事，正要反求诸心，把道理想明白、弄清楚，然后才能说明白。如果你把它放下，那就是放弃，那就不是修心，是死心。心如死灰、没心没肺，怎么叫“不动心”呢？

“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

志主宰人的身体，是气的将帅。气充满人的身体，而听命于志，是志的士兵。志到哪里，气就到哪里，志气虽有本末缓急，但其实不可偏废。

这里我们已经有了三个词：心、志、气。另外，《礼记》又说：“气也者，神之盛也。”于是我们就有了这四个字：

心、志、气、神。

求之于心，坚定其志，充盈其气，如有神助！

网上有过一个视频，日本一个幼儿园上体育课，有个小男孩要跳木马，跳了好几次都跳不过去。老师带着小朋友们给他呐喊助威，但他还是一次次失败。老师把小朋友们从座位上喊起来，和那个跳木马的小男孩一起，手搭着肩围成一圈，一起呐喊。喊的或许是加油之类的吧。仪式完成后，小男孩重新回到起跑线，再一次冲刺，他跳过去了！

这个视频在网上疯传，大家纷纷惊叹“日本的民族性”。其实这不是“日本的民族性”，全世界都这样。日本文化本身就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文化中最根本的东西，都是从中国学去的。

在《孙子兵法》里，这叫“治气”，而且要能治自己的气，还要能治敌人的气。要把我们的士气搞得高高的，把敌人的士气搞得低低的。中国历史上的治气第一高手是李世民。他与窦建德之战，用三千五百人对抗窦建德的十几万人，最后还是生擒了窦建德，这就完全是靠治气。

当时，李世民包围了王世充，窦建德出兵来救。李世民收到消息后，留四万人继续包围王世充，自己则带了三千五百人来战窦建德。他飞马先抢占了虎牢关，把窦建德挡在了关外。这时候，李世民的士兵们内心是恐惧的，毕竟是要用三千五百人打人家十几万人啊。李世民前脚占了虎牢关，窦建德大军后脚就到了。李世民衣不解甲，马不卸鞍，即刻亲自带五百兵马出战，趁窦建德立足未稳，先打一仗，打胜后占了便宜就走，回虎牢关，关门！

打这一仗，就是为了治气。在我，士气大振，觉得敌人没那么可怕；在敌，则士气受挫，觉得李世民真是战神啊，咱还真不一定赢得了他。

在西方将帅中最能治气的是拿破仑。《拿破仑文集》中收录了他每一场战斗开始前的演说：“士兵们！”只要他一开始讲话，那一字一句就能让每一个士兵气血充盈，血脉偾张，遇神杀神，遇佛杀佛！

兵法的治气，是心志一体，志气一体，心有志，气有神。儒家讲治气，是要控制自己；兵家讲治气，是要鼓舞他人。一个是自我修养，另一个是领导力。

现在回过头来讲儒家的修养。

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意思就是，要坚定自己的思想意志，不要滥用自己的意气情绪。

《吕氏春秋》说，持就是守，要持其志，就像曾子的“守义”和孟施舍的“守气”是不同的。自反而守，就是反求诸己，找自己的原因，守住自己，可喜则喜，可怒则怒，这就是义。而不能“暴其气”，不能把自己的喜怒加之于别人。

焦循的《孟子正义》注解说：“言志所向，气随之，当正持其志，无乱其气，妄以喜怒加人也。”

这毛病我们都常有，就是把自己的喜怒加之于别人，特别是怒和怨。加给谁呢？当然是加之于我们最爱的人。因为你加之于别人，别人也不接招啊，只有相爱的人，才能相互伤害。

爱，就是一种合法伤害权。当我们相爱，就获得了残暴牌照，当我爱你，我就建立了爱的暴政，有权用尽一切来伤害你，把所有的恶、怒、怨、恨，和没法在别的地方释放的，都发泄给爱人。这个时候，气已经暴虐不堪，心早已乱了，志根本立不起来。又能怎么办呢？求气不能平，求志不能立，觅心不可得，说什么都白说。

我觉得，不要讲心，不要讲志，也不要讲气，特别是不要讲爱，只要落实行动就好。我愿意关心你，愿意照顾你，愿意为你穿衣打扮，愿意千金买你一笑，那才是珍贵的行动，才是温暖的人生，才活得像个人。

当我们把持不住心、志、气，那就落实一个行动，让行动带来改变。不是自己制订出完美的方案，然后让大家去执行，而是你要首先落实一个行动，这行动会带来变化。

《孟子》讲的心、志、气，确实太深了，不太好懂，更不知道怎么着手去修养。其实，儒家有很明确的方法论——日用常行，就是事上琢磨、事上练，知行合一。心、志、气都不可靠，就靠手和脚，先做出一个行动！

孟老师讲的，公孙丑也听得一半明白，一半糊涂。他就接着问道：“您说，思想意志到哪里，意气情绪就到哪里；又说，要坚定自己的思想意志，但不要滥用自己的意气情绪。我听不懂啊！”

孟子说：“思想意志和意气情绪，是相互影响的。思想意志专注在哪一方面，意气情绪自然就为之转移过去。反过来，意气情绪如果钻到某个东西里面去，不能自拔，思想意志也就为之动荡。就像跌倒和奔跑，虽是体气上专注于某一方面的震动，但也会影响到思想意志，造成心的浮荡。”

公孙丑仍然不得要领，问老师：“敢问夫子恶乎长？”那老师您长于那个方面呢？

孟子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我善于洞察别人的言辞，也善于养自己的浩然之气。

每一次思考都回到原点，都直接服务于最终目的

原文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华杉详解

公孙丑问：“敢问什么是浩然之气？”

孟子说：“这真是难以言传！只能你自己去体会，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朱熹注解说：浩然，是盛大流行之貌。气，本来就浩然充实于天地之间，也充盈于身体之内。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不懂得养气，就气馁了，气虚了。孟子就是善于养气，让气始终充盈。孟子说他能洞察他人的言辞，因为明了道义所在，所以对天下之事无所疑惑，因为“四十而不惑”，所以“四十而不动心”，心里不动如山。而浩然之气呢，是有道义相配，所以对天下之事，无所畏惧，能当大任而不动心。

心不动如山，身体里充盈着浩然之气，一切了然，无所疑惑，我心光明，无所畏惧，这就是后世王阳明心学的致良知。

不动心，是我心光明。浩然之气，是王道之气。

而告子的学问就相反，他的不动心，是冥然不觉，悍然不顾而已。用现在的话说，爱咋样就咋样，反正我不管，我不动心。

孟子接着给公孙丑讲解：这浩然之气啊，是至大至刚！

朱熹注解说：至大，是无可限量；至刚，是不可屈挠。浩然之气，是天地之正气，人本来就是靠它生存的，每个人都有，甚至可以说，每个人都一样多。只要你随时反躬自问，则得其所养；只要你没有做什么坏事来伤害它，那这浩然之气，就本体不亏，而充塞无间。

这一段真是朱熹解的，和王阳明说的“致良知”一模一样。把“养浩然之气”换成“致良知”，就是一个意思。

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是每个人都有良知良能，生而知之，不学而能。后来为什么不会了呢，只是为私欲所敝，自己把自己蒙蔽了。只要能不断擦亮自己的良知，回到原点，回到一张白纸，你就没什么疑惑纠结，没什么解决不了的事了。

陆九渊说：“我在那无事时，只是一个无知无能的人。一旦到那有事时，我便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人。”这就是良知良能，也可以说就是浩然之气。

陆九渊这段话，有共鸣的朋友可以自己多体会一下。其实我们的很多工作连初中生都会，可为什么自己却不会了呢？就是因为学历太高了，思考回不去原点，回不到一张白纸了。如果你能修养成每一次思考都回到原点，每一次思考都直接服务于最终目的，一头是原点白纸，一头是最终目的，那就简单直接，无所不能了，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易如反掌”。

我们再看看程颐怎么说的：

天人合一，本来就没有分别。浩然之气，是人的气，是我的气。所谓“养气”就是：只要你不要去伤害它，它就充塞于天地之间；而一旦为私心所敝，那气一下子就泄了，就馁了，就小了。

浩，就是大的意思，浩气就是大气。而一有私心，就小气了。

程颐的讲解，也和王阳明的思想相同。

再看看谢良佐老师的讲解：

你一定要在心最正的时候，才能找到自己的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就是正气。人的气什么时候浩然呢？在无亏欠时。

每个人都有正气，至少都有正气的时候。就像王阳明说的，每个人都有良知。哪怕是一个贼，你骂他是贼，他也不爱听，他不会觉得很光荣，他知道做贼是不好的，这就是良知。有这点良知，就有发扬光大的基础。我们都有正气凛然的时候，就在这时候抓住自己，不要把正气丢了，不要因为一点利益就给自己找理由，自欺欺人地干坏事，把气给馁了。

内心强大，一身正气，勇往直前，尽在浩然之气

原文

“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

华杉详解

接着，孟子讲了养浩然之气的三大心法。我们先学第一条：

“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

朱熹注：配，是合而有助之意；义，是人心之裁制；道，是天理之自然；馁，是饥饿乏力、气不充体之状。

浩然之气必须和道义相配，行事合乎道义，则一身正气得道义之助，行事勇决，无所疑惧。如果没有浩然之气，虽然一时的所作所为未必不出于道义，但正气不足，难免有所疑惧，就不足以有所作为了。

我希望各位读得慢一点，再慢一点，读一段想三遍，切己体察，事上琢磨。《孟子》真的不容易懂，也不容易写，不是因为学力不足、古文不通，而是德识不足、心性不够，因为《孟子》的每一句都是在问自己的内心。

再看看张居正的解读：

人要养成这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

你的一身正气充塞于天地之间，你就是顶天立地的汉子！如此刚大之气，不能无所附着，要与道义相辅而行。因为道义虽然在人心中，但道义自己行动不了，一定要充实这浩然之气，道义才行得出去。

如此，则见义当为的，奋然必为，对这事该不该做，心里的决定非常果决；见道所当行的，便挺然必行，而天理之自然，得以深造。这就是天地人的正气，浩浩荡荡，天人合一！你的浩然之气，得之于天地，又充实了天地。

这真是让人振奋，令人神往！

气因道义而发愤，道义因气而赞成，两相配合，无所疑惮。凡是利害祸福，出于道义之外者，皆不足以动其心矣。

我们每个人，都有正气，都讲道义。我还没遇到过一个不愿意讲道义的人，一个都没有。但是，一遇到利害祸福，往往就开始给自己找理由了。一有理由，就自欺欺人，理歪气壮，做出不道不义之事。这都是因为正气不足，邪气就外侵了。

所以，如果没有浩然正气，则体有不充，索然自馁。纵使要行乎道义，也逡巡退缩，且疑且惧，而不足以有所作为矣！

身体就是个皮囊，中医讲要气血充足，身体才好；儒家讲要养浩然之气，则我心光明，内心强大，一身正气，勇往直前。就如孟子所言，虽千万人吾往矣！

义在心之内，不在身之外

原文

“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qiè）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

华杉详解

这是孟子的养浩然之气“三大心法”的第二条：集义。和《中庸》里讲的“至诚无息”意思差不多。

慊，就是快意、满意。行有不慊于心，就是做了一件内心有愧的事。

孟子说，浩然之气，是由正义的、持续的积累所产生的，是不能间断的。

“非义袭而取之也”，意思是：不是偶然遇上一件仁义的事，就能奋发励志，得到浩然之气的。不管你曾经多么大仁大义，一旦做了一件内心有愧的不义之事，这浩然之气一下子就泄掉了，气馁了。

这样我们就理解了孟子的话：“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不管多大利益，哪怕是得天下当皇帝的利益，但要我行一不义之事，杀一无辜之人去得到，我就不做。

这么大的利益也不动心？这真能做到吗？

这个只能自己去体会，别只把它当一句名言，拍案赞美，却根本不往自己心里去。要切己体察，事上琢磨，想一想自己会不会也那样去做。做，是为什么？不做，又是为什么？

理解不了，是因为价值观不一样。所谓坏人不知道好人有多好，好人不知道坏人有多坏，普通人也不能真懂得圣人在想啥。

朱熹注解说，集义就像积善，就是要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合乎道义，一旦做了一件不义之事，心里就有亏欠，气就软了。

义在心之内，不在身之外。所以孟子说，告子不懂得义，因为他把义看成是身外之物。

孟子说的集义，一件不义之事都不能做，类似《中庸》里说的至诚无息。无息，就是没有间断。至诚无息，只要不间断地积累，它的效验表征就显现出来，就能悠远而无穷，永续经营传承；就能博厚，厚德载物；就能高明，完全活在他人想象之外。人人都说你那个东西真没法学，学不会！

人有两种，一种人怕吃亏，吃了亏他睡不着觉，一定要找回来；另一种人呢，怕占人便宜，一旦觉得我可能占了别人便宜，就睡不着觉，一定要加倍补偿对方。

怕占便宜的人，他随时都在找亏吃。吃了亏，心里就垫了底，不小心占人便宜的风险就降低了，他也就心安了。

比如，公司里一个很受重用的员工走了，有的老板会很气愤：我这么培养你，给你那么好的待遇，你还背弃我。而另一些老板则会反躬自省，觉得员工被别的公司挖走了，那肯定是别人对他更好，给的待遇更高啊！他本来就可以有那更高的待遇，却在我这儿以较低待遇干了这么久，那岂不是我占了人家便宜？

孔子鼓励大家说：你不要怕自己层次低，不管是生知安行，学知利行，还是困知勉行，只要你去行了，结果都是一样的。困知勉行的结果，和生知安行的结果是一样的。不过，孟子说了，你不能追求结果，如果你追求结果，那你还是不能养成浩然之气。

必有事焉，勿望勿助，不拔苗助长

原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华杉详解

事，就是用功。正，是预期其效，老是在问结果。必有事焉而勿正，就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管努力别问效果。朱熹解说：“养气者，必以集义为事，而勿预期其效。”

张居正说：浩然之气，是由集义所生，不是义袭而取，是来源于日日事事不断的积累。要想浩然之气充足，必须从事于集义，等功深力到，就自然充足。切不可预先期必，一定要得到什么效果。

心勿忘，勿助长也。

时时刻刻都别忘了自己要做什么，每时、每刻、每事都只管照既定方针原则去做。但是，切不可躁进求速，使得本来光明正大之体，反遭矫揉扭曲之害。在每件事上，都不要忘了基本原则和既定方针，则浩然之气有所养。不要去违背规律帮助它生长，则浩然之气不会受伤害。

不要学那拔苗助长的宋人，担心禾苗不长，就去把苗子一棵棵拔高一些，拔得腰酸背痛，十分疲倦地回家对家人说：“今天累坏了！我帮助禾苗生长了。”结果他儿子赶紧去一看，禾苗都枯槁了。

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天下不拔苗助长的人太少了！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公司的考核指标KPI，大部分都是拔苗助长。包括各国刺激经济的政策，处处都是拔苗助长。管理学讲得很清楚，考核指标会带来指标制定者完全想不到的可怕后果，任何KPI都必然会带来拔苗助长。王阳明剿匪，第一条规定是严禁将领私自下乡剿匪，因为你给他制定一颗首级奖励多少钱的机制，就有将领会去剿一个村子，把老百姓人头拿回来说是土匪，找你领赏。这些管理经验，自古就有。

所以破案、剿匪、平叛，都是不可拔苗助长的事。其他如个人学习、公司管理的事，就更不用说了。其实日本人提出的方针管理就是孟子的思想，就是必有事焉，勿望勿助。所有日本的管理思想与美国的不同之处，都是儒家思想。

认为培养浩然之气没有用而不去干的人，就好像种田的不去除杂草。

违背自然规律去求速效的人，就是拔苗助长。这种助长的行为，非但没有益处，还会害了他！

这一段，震烁古今。留下一个成语，我们小时候都学过，就是拔苗助长。但我们现在也每天都做着拔苗助长的事。我们的毛病都在这儿！该做的总是忘记，不去做；不该拔苗助长的，却每天都想拔！这个问题，王阳明讲得最透彻，他有一次说：

“最近来山里跟我讨论学问的人，有很多都谈到‘勿忘勿助’的工夫很难！我就奇怪了，这么简单的事，难在哪里？对方说：‘勿忘，是要忘记什么呢？勿助，又在什么地方勿助呢？搞不清楚，所以难！’”

于是王阳明说：那我们不谈勿忘勿助，我们只说“必有事焉”。必有事焉，就是时时刻刻去集义，集义就是致良知。时时刻刻下这“必有事”的工夫，一刻也不间断，一事也不违背。若是间断了，违背了，就是忘了，这时候就要勿忘。如果贪巧求速，老想下点快工夫，就是拔苗助长了，这时候就提醒自己勿助。所以一切工夫，专注于“必有事焉”。“勿忘勿助”，不过是给你提个醒。这是何等明白简易，洒脱自在！今天你不在“必有事焉”上下工夫，空悬个勿忘勿助，要找点事来勿忘，又要找点事来勿助，就像要煮饭，你锅里既不放米，又不放水，却满脑子惦记着添柴放火，那你要煮出个什么东西来？

张居正说，孟子一生的学问，都从集义中来。而告子的强制其心，正是宋人拔苗助长之害。

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两千多年过去了，还是拔苗助长的人多！

诐辞、淫辞、邪辞、遁辞，孟子的四大恶言辨识法

原文

“何谓知言？”

曰：“诐（bì）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华杉详解

前面孟子说：“我知言，我善养浩然之气。”公孙丑先问了浩然之气，然后又问：“什么是知言呢？”

孟子说：“诐辞我知道他要掩盖什么；淫辞我知道他的心陷在哪个坑里，也知道他要陷害谁；邪辞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偏离了正道；遁辞我知道他理屈词穷之所在。”

诐辞、淫辞、邪辞、遁辞，孟子的四大恶言辨识法，我们一个个来学习：

一、诐辞。

诐，就是偏僻、偏曲。张居正讲解说，人之言语，都本于心中所想。如果他心里明乎正理而没有私心，那说出的话就平正通达，没什么毛病。如果心里有偏曲之见，或者有意要把某种偏见带给别人，那他就会只说一方面，而把另一方面掩盖起来不说，这就是诐辞，又称险诐之辞，很阴险。

焦循《孟子正义》举了一个险诐之辞的例子——雄鸡断尾。

春秋后期，周景王太子早夭，他立了子猛做继承人，但一边又想立另一个宠爱的庶子子朝。正犹豫中，一个跟子朝的幕宾来见他。

幕宾汇报说：“刚才我在城郊看见一只公鸡，自己把自己的尾巴啄断了，我就问怎么回事。仆役回答说：‘它怕自己被拿去做祭祀牺牲品，所以先自残。’我就想，这是牲畜的本性，它是怕自己长得太帅，被人供奉到神庙里去，尊为牺牲。但是人就不一样，把外人像牺牲一样尊崇是有问题的，但把自己人像牺牲一样尊崇就没问题。牲畜大概是讨厌被尊为牺牲，但人呢，就是要用自己喜欢的人像牺牲那样尊崇。”

绕这么半天，什么具体事也没说，他就是要给周景王施加一个影响，像电影《盗梦空间》一样，在周景王内心深处、思维底层植入一个想法。

周景王上钩了，下定决心立子朝为太子，开始布置给子猛“剪尾巴”，杀子猛的人。结果还没来得及动手，周景王自己先死掉了，子猛子朝争位，周朝大乱。

这老板越大，越容易掉人坑里，因为全天下智商最高的人，全都围在你周围，研究怎么给你挖坑。所谓纵横术，什么鬼谷子、苏秦、张仪，练的全是这诐辞、淫辞、邪辞、遁辞的四大恶言术。纵横捭阖，捭阖就是开合。开合什么呢？就是掰开别人的嘴，闭上自己的嘴，在与人交谈时，或者拨动游说，或者闭藏观变，通过驾驭四大恶言术，让对方掉自己坑里。

“诐辞知其所蔽”的“蔽”是遮蔽。《荀子》专门有一篇，叫《解蔽》，里面说：“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蔽有人君之蔽，自己蒙蔽自己；有人臣之蔽，你的大臣蒙蔽你；有宾孟之蔽，幕僚顾问也蒙蔽你。所以，“圣人知心术之患，见蔽塞之祸，故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县衡焉。是故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也”。

这样的圣人，就是孟子了，他不仅不受蒙蔽，而且一眼洞穿别人在哪儿蒙蔽他，想干啥。因为他是一张白纸，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所以，只要有一点杂质出现，马上就显现出来。这和王阳明说的“致良知”一样，也和“中庸之道”一样。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他生知安行，坦然中道，稍微偏离一点点，马上能觉察出来。

这又有点像丰田生产方式里说的“建立正常状态”。由于正常状态恒常不变，所以有一点点异常，就会马上显现，非常刺眼。但是，如果你自己心里没有原则，没有定见，随时随利欲而动，一直动来动去，那别人怎么动你，动了你哪里，你就觉察不到了。

所以，但凡被人蒙蔽的，都是自己心不正。你见利而趋，贪巧求速，就时刻准备着接受蒙蔽吧。

二、淫辞。

淫，就是过、过度、放荡。比如淫雨绵绵，就是雨太多了，老是不停。还有淫祀，就是非礼、过分、放荡的祭祀。周礼说：“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看到过一条社会新闻，说有个女孩子被好友邀请在婚礼上做伴娘，她要求女友签“禁止闹婚协议”，承诺婚礼不搞“闹洞房”，女友的婆婆就说她过分，不随乡入俗。这俗是什么俗？就是淫祀淫俗，淫而无礼，毁灭人伦。过分的是那婆婆，而不是伴娘。

张居正说：“心中见理不透，为私欲所障蔽，那样说出的话就叫淫辞。我听了他的淫辞，就知道他心里哪儿被障蔽了。又或者是高谈阔论，放荡而无所归宿的，也是淫辞，这时他心中障蔽已深，为私欲所迷陷，我听了他的话，就知道他陷在哪里。”

程颐说：“孟子的知言，是心与天道相通，所以能明辨是非，就好像心里有一杆秤，对方一说话，轻重马上就能秤出来。这种感觉，就好像你站在堂上，堂下的是非曲直，一目了然。但如果你自己也处在堂下众人之中，你就没这个辨别的能力了。”

张居正是大儒，是宰相，是帝国的实际控制人，他说的话，就是程颐描述的那种超然在上、俯目而视、一览无余的感觉。

焦循在《孟子正义》中讲了一个例子，他说，淫辞也是淫美不信之辞，淫辞的陷，不仅是自己陷进去不能自拔，也是陷害别人。比如晋献公宠爱的骊姬，为了废掉太子申生，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继位，对晋献公说：“曲沃是晋国宗庙所在，不能没有一个儿子去镇守啊！最重要的地方应该派去最重要的人，唯有太子才配得上。更何况，这也是给太子增加政治资本，增加威望嘛。”晋献公不知道这是淫辞，觉得骊姬说得太对了，就把太子申生派去了。

骊姬再放出第二道淫辞，她对太子申生说，晋献公曾梦见申生逝去的母亲齐姜，让他速去曲沃祭祀一番，回来后把祭祀用的胙肉献给晋献公。太子申生于是到曲沃祭祀母亲齐姜，并将胙肉献给晋献公。

这时候，骊姬的第三道淫辞绝杀就出手了。她在申生献的胙肉中放了毒药，在晋献公吃之前，先把胙肉给狗吃，结果狗被毒死了。然后骊姬就哭哭啼啼地说：“太子这样做，无非是担心我们母子。其实，我的孩子压根就没有争位的想法。您还是把我们母子打发到国外去吧，不要乱了国政！”

太子申生听说这消息，逃奔回曲沃。晋献公盛怒之下，杀了太子申生的老师杜原款。有人对申生说：“这明摆着是骊姬在陷害你，你跟主公说清楚不就得了吗？”可太子申生宁愿自己承受冤屈，他说：“我的父亲已经老了，唯独宠爱骊姬。可以说，骊姬已经是他生命最后的意义、人生最后的价值，没有骊姬，他就吃不香、睡不着。我如果告发骊姬，再惹得父亲对骊姬发怒，对父亲的打击就太大了。”

于是，申生就认命自杀了。

呜呼！好人不知道坏人有多坏，坏人不知道好人有多好，唯有圣人洞察一切，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

三、邪辞。

邪辞，就是异端邪说，不合正道的言辞。孟子说：“邪辞，我知道他和正道的分歧之所在。”

张居正讲解说：“好为异说，新奇诡怪，与正论相悖的，叫作邪辞。这是人心被歧路所惑，就与正理判然离异了。”

人在贪巧求速的时候，就会走歧路。可以说，大部分成功学、所有的阴谋论，都是邪辞。真正的成功学，其实就只有四个字——滴水穿石！用《孙子兵法》的话来讲，所有的胜利都是压倒性的投入。在人生路上，所谓的压倒性的投入，就是指投入时间。所谓的“一万小时定律”，就是说如果你在一个领域专注坚持地投入一万小时，就能滴水穿石，成为世界级专家。

除了“滴水穿石”之外，其他一切的成功学都是邪辞。你若相信有窍门，就是一厢情愿；你若想动手试试，就是拔苗助长。

那么，人为什么要讲邪辞呢？孟子说，对方一讲邪辞，他就知道对方在哪个路口上了歧路，开始偏离正道。这歧路的路口主要有两个，用王阳明的话来讲：一是贪巧求速，二是有胜心。

王阳明说：“其说本已完备，非要另立一说以胜之。”历代先贤大德，早已把道理讲得很明白、很透彻了。有人却非要说前人的理论过时了，要另立新说，胜过前人。于是就大放邪辞了。

邪辞的听众，通常比正理的听众多得多。因为讲正理的，来来回回就这四个字——滴水穿石。除此之外，没什么可教的了。于是同学们就都跑了，去听邪辞大讲堂了。邪辞大讲堂里讲的，主要就是以少胜多、以小博大、速战速决，比如“试论儒家思想与量子力学的关系”之类的“新知识”。

四、遁辞。

遁，是逃避。遁辞，就是躲躲闪闪的言辞。

张居正讲解道：“说得不当，却支吾躲避，屡变以求胜的，叫作遁辞。此必其心屈于正理，自觉其穷极而难通故也。”

遁辞知其所穷，意思是：我一听他的遁辞，就知道他在什么地方理屈词穷。在哪里词穷，就是在哪里心穷了。

我们说“君子不辩”。《中庸》里也讲“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言下之意，君子要“辨”，但不要“辩”，要把真理越辨越明，而不是要辩个谁输谁赢。

这里的“学”和“思”，就是“如琢如磨”，自己下工夫；而“问”和“辨”，就是“如切如磋”，相互启发探讨。所以儒家讲学习进步，最重要的就是两件事——读书和交友。读书是博学慎思，交友是审问明辨。如果辩论变成了比赛，就有了胜心，我要辩倒你，你要辩倒我，双方的目标就相反了。那处于弱势的，眼看要输了，就支吾躲避，变换角度说法以求胜，这就成了遁辞了。

我们应该与人辨析，而不要辩论。要把自己的想法提供给对方批评矫正，并从他的话中学到对我有益的东西。同样，对方说得不对的，我也积极给他指出来。这样，双方的目的就一致了，都是为了获得真理。这样，就不会说出遁辞来。

这里我又要啰唆一句：能知道别人说了遁辞，这只是第二位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绝对不说遁辞。要见贤思齐，从善如流，杜绝胜心。我们总是在学习如何辨别坏人，但其实更主要的是自己不要做坏人。我们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好人，要知道自己也经常有坏的一面，要多多反躬自省。不要去看那些标题叫《什么样的朋友值得交》的鸡汤文，而应该学习《如何做一个别人值得交的朋友》，这才符合逻辑。

我们再来说说随处可见的辩论比赛。我始终觉得把辩论当比赛，不是好的学习导向，因为学习最重要的是放下胜心。

有一次，我在一个朋友的公司给他们的管理层讲课。我讲完后，我朋友对下面的人说：“大家快提问，把华老师问倒！上次某某老总来，就被我们的同事问得下不了台！”

然后我就陷入了一场舌辩群“儒”的比赛，各种邪辞、遁辞扑面而来。会后我问这位朋友：“你既然请老师来讲课，课后就应该让大家分享一下都学到了什么，切己体察，事上琢磨，知行合一。为什么要把老师‘问倒’呢？到最后，课上学到了啥没人记得，却都在津津乐道，那么厉害的人，还不是被我们问倒了！这意义在哪里呢？”他愣了一下，说没想过这个问题。

这就是胜心，这就是“辩论大赛”养成的思维习惯。

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孟子说，诐辞、淫辞、邪辞、遁辞这四大恶言，都是人心之病。如果施之于礼乐行政，则必然失其中道，有害于政治；如果把它体现在政策和行政措施中，则一举一动都不合情理，从而危害国家的各项具体工作。

大而化之之谓圣

原文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

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华杉详解

孟子本来就已是天下有名的善于言辞，他现在又说自己知言，能洞悉别人的话中之意、言外之音。

于是公孙丑就问他：“在孔子的弟子中，宰我、子贡擅长用言辞使办事通达。尤其是子贡，不仅自己是成功的商人，是儒商始祖，而且又是安邦定国的柱石之臣，有很大的外交成就。另外的冉牛、闵子、颜渊三人，则是素有德行，擅长讲身心品德方面的道理。而孔子最厉害，这两种言辞能力他都有，但他却还说自己‘不擅长辞命’。您看，连孔子都不敢当的，您孟老师却敢当，那您不就是圣人了吗？”

我们来简单讲讲子贡的雄言善辩和办事通达。当时，齐国要攻打鲁国，军队都已经动员好了。子贡为了保住鲁国，就要把这祸水引到别的地方去。于是，子贡紧急出使，先后游说了齐国、吴国、越国、晋国。他让齐国先按兵不动，然后吴国、越国组成的联军打败了齐国，接着，晋国又打败了吴越联军，重创了吴国。最后，越国又趁机灭掉了吴国。可以说，这个全中国妇孺皆知的勾践灭夫差的故事，背后的导演其实是子贡。子贡与吴国、夫差都没什么仇，他只是不想让齐国攻打鲁国。至于夫差因此而灭，只能说他自己倒霉。

子贡那么厉害，鲁国君臣都觉得他比孔子还有本事，可他不仅对老师顶礼膜拜，对颜回也是自愧不如。这是成功人士的性格，对自己比别人强的地方，一点也不关注；对别人比自己强的地方，高度关注，马上学习！

孟子听公孙丑问他是不是圣人，说：“哎呀，这是什么话！圣人之名，别说我不敢当，孔子当年也不敢当啊！子贡曾经问孔子：‘夫子您觉得自己是圣人吗？’孔子说：‘圣人我不敢当。’”

到底什么是圣人呢？孟子后面有讲：“大而化之之谓圣。”大而化之，就是他的思想品德之博大、广大、光大，大到能教化天下。孔子、孟子当然是圣人，他们的思想品德，不仅能教化当时的天下，而且教化了两千多年的天下。

“大而化之”现在被理解成粗枝大叶、马马虎虎，这也不知是从哪朝哪代哪个不学好的学生开始误传的，传了几百上千年，都传到字典里去了。字典里这样的“错误”有很多。之所以给“错误”二字打引号，是因为这也可以理解成是语言的变迁。维特根斯坦说过：“词语的规则在语言游戏中建立，也在游戏中修改。”这“大而化之”的词语定义，就被修改了，这是圣人之道不传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们要不断清扫垃圾、擦亮词语，光复圣人的思想，是为“为往圣继绝学”。

孔子很谦虚，他说：“我不是圣人，我只是好学不厌烦，教导他人不倦怠罢了。”

子贡说：“一般人学习，开始时都能奋发努力，但没多久就厌烦了。夫子您能坚持学习不厌烦，说明您深知义理无穷，这可不是一般的智慧；而教导他人，诲人不倦，就是仁德。又有智慧又有仁德，您就是圣人呀！”

圣人之名，孔子不敢当，孟子更不敢当。不过后世有一个人，他却从小就立志要做圣人，而且长大后成功了！这个人就是王阳明。

要我说，孔子、孟子、王阳明都是圣人。因为“大而化之之谓圣”，他们都是道大德宏，教化了全中国和整个东亚文化圈。

立德、立功、立言——圣人的标准

原文

“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

曰：“姑舍是。”

华杉详解

公孙丑继续和孟子论圣人，他问：“以前我听人说，孔子的弟子们个个都学做圣人，但是学力不同，所得各异。比如子夏、子游得圣人的文学，子张得圣人的威仪，都有圣人的一部分。而冉牛、闵子、颜渊则气质不偏、义理完备，已经得到圣人的全体，但也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尚未大而化之。刚才老师您说自己不敢跟孔子比，那您和孔门这几位弟子比一下呢？您是处在哪个位置？”孟子回答：“咱们先不谈这个。”

孟子不愿意把自己和这几位孔门弟子相比较，也没说“我不敢和他们比，我不如他们”或是“我不如颜渊”，他只是说“不谈这个”。

我们来体会一下公孙丑说的话。虽然我们都跟着同一个超级宗师学习，听的是同样的课，但因为各人的天赋、基因、努力不同，所以每个人所学到的也不一样。但每个人也都有自己长处，有自己比师父还强的地方。比如子贡，鲁国上下都认为他比孔子还强，因为他办事通达，这一点确实强过师父。但子贡深知，自己只不过有经商从政的本事罢了，在学问上还差得远呢。所以他对师父更加恭敬，人前人后地把师父挂在嘴边。孔子也因为他的推崇，形象更加高大。可以说，子贡是推广孔子学问的最大贡献者，因为子贡的文治武功都摆在那儿，哪怕是不服孔子的无知之人，也不能不服子贡。

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这三立也是圣人的标准。圣人要大而化之，首先是思想要大，品德要大，然后必须有言说传下来。就算禅宗说不立文字，也还是要靠文字来传，只不过它传的不是理论体系，而是案例故事。至于事功，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创立犹太教的摩西，有很大的事功；而创立基督教的耶稣，就没有事功。

孔子也只做到立德、立言，而没有事功。他曾经得到在鲁国执政的机会，但是他失败了。子贡呢，立德、立言都有一点，虽说远远不在孔子那个层次。但子贡是有事功的，正因有事功，他说的话就有人听、有人信。他到处说师父是圣人，我崇拜师父。于是，别人就不敢不崇拜了。

子贡的事功，在当时看来，也是安邦定国的大功绩。但放到整个历史长河中去看，就不过是说客辩士的一点小小伎俩了。他的事功，和管仲就远远不在一个档次，更谈不上和周公这样真正的圣人比较了。关于这个，子贡自己也知道，所以他从来不把自己那点功劳当回事。

至于冉牛、闵子、颜渊，张居正说他们“气质不偏，义理完备，已经得到圣人的全体，但居于行迹，尚未广大”。尤其是颜渊，他对于义理精粗，不仅是得到老师的全体，甚至有超过老师的潜力，连孔子都佩服他。但是，他“居于行迹”，局限于生命之短暂，很早就去世了，没有能够实现大而化之。

那么，中国历史上，又有谁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呢？

首先，最无可非议的当然是周公。周公是孔子的偶像，孔子总是梦见他。他先是辅佐武王，完成建国大业，在武王去世后，又摄政辅佐年幼的成王，平定武庚之乱，安邦定国。更关键的是，他完善制定了周礼，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在中国文化的形成、中国人性格的塑造上，他不仅比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都重要，甚至比孔子都重要。孔子是留下了《论语》，大家都知道；而周公却已经在我们的生物基因里，在我们的血脉里，大家都不知道。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没有创作什么，只是在叙述前人的思想罢了。这前人是谁？孔子说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也就是尧、舜、文王、武王，而把这些思想具体落实成就的人，就是周公。然后孔子再继承周公，把它们传下来，这就是“为往圣继绝学”。

周公之后，能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立的，王阳明算一个。他在立德、立言上，在思想上，可以说达到了孔孟同等的高度，又别有一番风景，大而化之，影响了中国、日本和整个东亚文化圈。而且王阳明的事功也很大，超过了子贡，但都是地方性的平叛事迹。他一直没能进中央工作，所以就没有治国平天下的事功了。

治国平天下的，只有周公和管仲。不过管仲不是儒家，孔孟都对他不满，因为觉得他有那么好的机会，却没有做到更好。孔子说“管仲之器小哉”，说他器局太小，只知道富国强兵、发展经济、称霸天下，却没能行王道，为万世开天平，所以人亡政息。管仲没能立德，但他立功立言都很大，留下一本《管子》，可以说是经济学巨著。

那王阳明之后谁是圣人？曾国藩算一个，他也是立德、立功、立言都有。曾国藩的功，比王阳明大，比管仲、周公小。他的德和言，与王阳明有很大差距，但他有点像之前讲的冉牛、闵子、颜渊，因为自己素有德行、有体会，所以“说着身心上的道理，便亲切有味”。曾国藩留下一本《曾国藩家书》，就是亲切有味的身心上的道理。

若是问我，中国历代圣人谁对我的影响最大？其实孔子、孟子、王阳明、曾国藩都有。但就实际行动和工作生活的习惯来讲，基本上曾国藩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确实亲切有味。

圣之清者、圣之任者、圣之时者

原文

曰：“伯夷、伊尹何如？”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华杉详解

公孙丑继续问：“老师您对伯夷和伊尹怎么看呢？”

孟子回答说：“他们俩的道不同，不是一回事。伯夷是择君而事，择民而使。他认为不配做他的君王的，就不去侍奉；他认为不是他的子民的，就不去治理。遇到明君治世，他就出来做事；遇到昏君乱世，他就避世隐居。”

伯夷、叔齐兄弟，是孤竹国（今天的秦皇岛）国君的儿子。伯夷是兄，是法定继承人，但父亲喜欢叔齐，遗命叔齐继位。叔齐认为君位是哥哥的，拒绝继承。伯夷认为既然父亲都传给弟弟了，他也不能要，于是干脆就跑了，自我流放。叔齐一看哥哥跑了，也跟着跑了。国人没办法，就立了老三做国君。这就是“非其民不治”。

伯夷叔齐两人去投奔周文王，抵达周国时，文王已死，正赶上武王出师伐纣。两人便上前阻拦，说以臣伐君、以下犯上，是不可以的！结果被武王的卫士拖开了。周灭商以后，伯夷叔齐发誓不食周粟，在首阳山采食野菜，最终饿死。这就是“非其君不事”。

而伊尹就不同了。孟子说：“伊尹任何君主都可以侍奉，赶上哪个君主，就侍奉哪个君主；任何百姓都可以使唤，能使唤上谁，就使唤谁。遇到明君治世，他当然出仕做官；遇到昏君乱世，他一样当官做事。慨然自任，以救世安民为心，舍我其谁，这就是伊尹。”

伊尹的本事当然比伯夷大多了，完全不可相提并论，他的经历也非常传奇。他先后侍奉过夏桀和商汤，后来辅佐商汤灭了夏桀。商汤去世后，他又做了商朝四任君主的执政大臣。其中商汤的长孙太甲在位的时候，因为太甲无道，他能将身为国君的太甲软禁三年，让他悔过。等太甲改邪归正，伊尹才把他放出来，把君权还给他。之后，太甲成为一代明君。

所以孟子说伊尹是“圣之任者也”，就是以天下为己任，谁当国君都无所谓，反正我来干。国君不好，我还能把他给教导好了。伊尹做到的事，就是周公也不可想象。成王稍微不高兴，周公也恐惧流涕，不管成王对不对，他可不敢教训成王。而伊尹却能教训太甲。

伊尹非常长寿，活了一百多岁，太甲死后他才死。伊尹死后，太甲的儿子沃丁，以天子之礼把伊尹葬在商汤墓旁，以表彰他对商朝做过的巨大贡献。完全没有认为他凌驾于君王之上，无人臣礼。张居正也曾经像伊尹一样，有比皇帝还大的权威，是帝国的实际执政者。甚至，他几乎也能行伊尹、霍光之事，主持皇帝废立。但他死后，却被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在给小皇帝讲解这一段时，恐怕也以伊尹自认，但他并没能教好万历，自己修养也不够。

孟子说完伯夷和伊尹，接着说孔子：

“伯夷是圣之清者，只要有一丁点儿达不到他的标准，他都不干，以至于不食周粟，最后饿死，这样的‘清’是偏于狭隘的。伊尹是圣之任者，不管什么情况，他都一定要干，这就难免有迁就妥协。只有孔子，元神不滞，变化无方，积极进取，又顺其自然，可以做官就做官，应该辞职就辞职；可以久留就久留，应该离开就马上离开。孔子未尝没有伯夷的清，但他并不清高偏狭；未尝没有伊尹的任事能力，但他并不非要实现事功不可。把自己的学问留下来，传下去，成为万世之宗，这是孔子之道。伯夷、伊尹、孔子，都是古代的圣人，我都做不到。但是如果一定要去做，我愿意学孔子。”

这里讲到了清者、任者、时者之分，大家可以体察一下，自己是哪一种。

养浩然之气要靠集义，行一不义就前功尽弃

原文

“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

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曰：“然则有同与？”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

曰：“敢问其所以异？”

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dié），河海之于行潦（lǎo），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华杉详解

公孙丑接着问：“伯夷、伊尹和孔子都是圣人，他们的人品，是不是都等量齐观而没有高下之分呢？”

孟子说：“不是。虽然都是圣人，但他们的分量大小不同。论道德事功，自从有人类以来，还没有赶得上孔子的。”

公孙丑听孟子说伯夷、伊尹和孔子不同，就问：“那他们总有相同的地方吧？”

孟子说：“有！如果给他们一百里的地方为君，这三人都有经天纬地之才、济世安民之略，能朝服诸侯，一统天下。因其道德之盛，天要降大任给他，人要归服于他，他自然能得人心，得天下。但是，他们都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如果要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他们三个人都一定不会去做，这就是他们相同的地方。”

“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这是圣人的基本条件。因为圣人首先是诚意正心，其心之正，必不苟取而贪得。

这也是前面孟子讲的，养浩然之气要靠集义，行一不义，这浩然之气就前功尽弃了。你以为行一不义而得天下，利益很大，但是对于圣人来说，对于孟子来说，行一不义就失去了浩然之气，失去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连活着都没意义了，还要天下干什么？

公孙丑说：“我明白了，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这是伯夷、伊尹、孔子相同的地方。那么，他们不同的地方又在哪里呢？”

孟子说：“孔子和其他圣人不一样，这不是我一个人说的，以前孔门弟子也都说过。宰我、子贡、有若三人，识见高明，其智慧足以深知圣人，凡是他们所赞扬的，一定每一条都有依据。即便他们是学生，也不会因为巴结老师，投老师所好而说一些奉承的虚话。所以我说孔子的优异，也取信于这三个人的评价。”

首先是宰我说的：“自古圣人，以尧舜为首，但是在我看来，夫子比尧舜贤德多了！”

为什么呢？尧舜以道治天下，功在一时；而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推崇尧舜之道以删述六经，垂教万世。以一时之功和万世之功相比较，孔子不是比尧舜还贤吗？所以尧舜都是一世之君，孔子却为万世推崇，做了两千多年“素王”。

接下来是孔门另两位弟子的话。子贡说：“自古圣人，世代久远，则其所行之政、所存之德，都模糊不清，没法知道了。但是，民间还保留了他流传下来的礼仪和音乐。通过礼仪和音乐，就可以推知他当时的政治理念和行政风格。我就通过礼仪音乐来推知前代一百世的君王，每一位都不能违背孔子之道。所以从有人类以来，还没有一个能赶得上孔子他老人家的。”

有若说：“难道只有人类有高下之分吗？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土堆，河海对于小溪，何尝不是同类。圣人对于百姓，也是同类，只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大大高出了他那一类。自从有人类以来，还没有能超过孔子的！”

到这里，孟子从知言、养浩然之气，到不动心之原，最后表明尊崇孔子。因为当时各国诸侯都想争霸，都想学齐桓晋文之道，孔子的学问没人关心了。所以孟子要重新擦亮孔子的思想，辨明王道霸道的大端。

焦循在《孟子正义》里作了总结：

《吕氏春秋》说：“人同类而智殊。”圣人在人类之中，本是卓然绝异于凡俗，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而孔子在卓绝之中，尤为盛美，此所以异于伯夷、伊尹者也。前面说北宫黝、孟施舍、告子“不知求心，不知集义”，一定要回归曾子的“日三省吾身”。反省自己，自反而缩，理直气壮，虽千万人吾往矣，则得百里之地为君，也能朝诸侯而有天下；自反而不缩，理不在自己这一方，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有天下，则不为。所以伯夷、伊尹、孔子都是自反而配道义之人，这一点是一样的。

但是，伯夷的“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偏于清；伊尹的“何事非君，何使非民”，专于任。专于任，抓着不放手，就可能走向北宫黝、孟施舍；专于清，就可能走向告子。所以，要既能“集义”又能“量时合宜”，就要把握孔子的“可仕可止，可久可速”。《易经》说：“大中而上下应之。”这是“以志帅气”的学问。分阴分阳，柔和刚交替使用，通其变化而百姓不会倦怠，神而化之使百姓相得益彰，这是“可仕可止，可久可速”的学问。至于通变神化，而集义之功，极于精义，这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文王、周公一路传下来的，而孔子将之收集整理完备，再由孟子传承下来。能有这样的修养，则诐辞、淫辞、邪辞、遁辞，那些似是而非的四大恶言，就不会动摇你的心志。

圣人量时而行，而贤者道路偏狭。这需要大家反复体会，熟稔于心。

王道既比霸道来得快，也比霸道传承得久

原文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shàn）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华杉详解

这段可以说是《孟子》全书中比较核心的内容了。因为王道霸道的分野，就是孟子提出来的。你是行王道还是行霸道？这已成为中国人自古以来永恒的问题。哪怕是今天我们经营企业，还是要讲经营的王道。

王，是天下之王。霸，是诸侯之长，其势力强大，足以把持天下。孟子说，依仗实力，然后假借仁义之名以号召征伐的，可以称霸诸侯。齐桓公、晋文公，是霸道的“历史原型人物”，后世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典型的霸道。霸必有大国，要行霸道，必须有实力。地方千里，带甲十万，有多大实力，才能霸多大地盘。而王道则不同，王道不需要地盘。商汤起家是七十里土地，周文王起家是一百里。虽然国家都很小，但因为施行仁政，使得天下归心，所有的百姓都想加入他们的国家。

依仗实力来使人服从的，人家不会心服。“力不赡也”的“赡”，是足够，意思就是力量不够，所以不敢违抗你。而以德服人才会让人心悦诚服，就像孔子的七十多个弟子服孔子一样。《诗经》上讲：“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就是这个意思。

张居正讲解说，王道、霸道的区别，关键在心术。依仗土地甲兵之力，假托于救世安民之事，做的事情虽然是为天下之公，但内心都是为了自己的私欲，这就是霸道；王道则不同，大公无私，至正之德，行救世安民之仁，心是实心，政是实政，其至诚足以让人感动，其善政又足以招徕天下之百姓和贤才，所以他不需要土地之广，甲兵之盛，自然天下悦服，朝诸侯而有天下。

商汤、周文王，都不是从七十里、一百里，就一下子拥有了天下。而是由一个仁政的超级磁场，不断地吸附周边诸侯。准确来说，是文王的爷爷周太王，从一百里起家，到文王去世的时候，周国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商只拥有国都周围及东方诸侯罢了。所以武王伐纣，是摧枯拉朽。

孟子一生推行王道，可没有一个诸侯国君听他的，最后胜出的是秦国。那秦国是不是霸道呢？不是。齐桓公、晋文公，那是霸道，尊王攘夷，维持国际秩序。霸道是维持秩序的国际警察。而秦国的目标是吞并全中国，霸道根本不能满足他的胃口。

秦朝的建国大业，是从秦孝公重用商鞅开始的。当时，商鞅入秦，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觐见秦孝公，第一次跟秦孝公谈尧舜的帝道，秦孝公完全听不进去，听得打瞌睡，之后骂景监：你推荐的什么玩意儿！商鞅申请第二次机会，谈商汤、文王的王道，还是听不进去。第三次，谈春秋五霸的霸道，秦孝公听着有点意思，跟景监说，你推荐的这个人还不错，但是并没有用商鞅的意思。商鞅听到秦孝公的反应后，对景监说：“我明白了，再给我一次机会！”这一次，连谈了几天，秦孝公兴奋得把坐垫一个劲儿地往商鞅身边挪。

事后景监问商鞅：你跟我们国君说了些什么，弄得他这几天这么兴奋！

商鞅说：“我劝大王采用帝王治国的办法，建立夏、商、周那样的盛世，可是大王说：‘时间太长了，我不能等，何况贤明的国君，谁不希望自己在位的时候名扬天下，怎么能叫我闷闷不乐地等上几十上百年才成就帝王大业呢？’所以，我帝道、王道、霸道都不谈，谈富国强兵的强道，他才特别高兴。然而，这样也就不能与殷、周的德行相媲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