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心和好办法配合起来，才能平治天下

原文

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华杉详解

离娄，是古时明目之人，目力极强，能在百步之外见秋毫之末。公输子，就是鲁班，木匠始祖。师旷，是鲁国乐师，中国古代第一音乐家。六律，是调音器，用竹管截成不同长短，来分辨声音之清浊高下，乐器之音则以六律为准则，分为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阳律，与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六阴律。五音，是中国古代的五个音阶，宫、商、角、徵、羽。

孟子看到当时的诸侯，老是想在政治上想一个新办法，既能把百姓照顾好，也能满足自己的私欲，就说：“就算你有离娄那样的目力、鲁班那样的技巧，可没有圆规，你也画不出圆形；没有矩尺，你也画不出方形。就算你有师旷的耳朵，可没有调音器，你也不能校正五音。就算你有一颗尧舜的心，可不愿意照着尧舜的政策去做，你也不能平治天下。如今有人君在上，其爱民之仁心发于由衷，爱民之名声闻于远近，但百姓却不能得到他的好处，他也无法留下政治遗产，成为后世的典范。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行先王之道，不实行尧舜的体制政策。所以说，只有善心，没有好办法，也不足以治理政治；只有好办法，没有善心，那办法自己也动不起来。一定要好心和好法配合起来才行。”

不管是圣君、仁君、昏君、暴君，没有一个君主不想把国家搞好的。但是一涉及统治者的利益，他就不愿意了。首先就把仁政正道给排除了，非要想一个新办法，既能保障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利益，还能平治天下。

齐宣王也有仁心仁闻，他看见牛要被杀都于心不忍，何况对人呢？但是他说“寡人有大欲”，还是得让百姓给他做炮灰。

中国历史第一“仁心仁闻君”是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他念佛吃素，宗庙祭祀都不用牛羊牺牲，只用谷物；有死刑的时候，一定为犯人涕泣。他的仁慈真是天下人都知道了，贵族子弟也利用他的仁慈骄纵不法。最后搞得政治腐败，天下大乱，他自己也不得善终。

徒善，是有其心，无其政；徒法，是有其政，无其心。这两者都不行。

孟子认为，要平治天下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尧舜的办法。

原文

“《诗》云：‘不愆（qiān）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华杉详解

“《诗经》上说：‘不要偏差，不要遗忘，一切依从传统的规章。’遵循先王的法度而犯错误，那是从来没有过的。当年圣人已竭尽目力，把方圆平直看明白，又制作圆规、曲尺、水准器、墨绳，帮助后人制作方圆平直的东西，真是用之不尽；圣人又竭尽耳力，审听声音的清浊高下，用竹管截成十二种不同长短，制作了校音器‘六律’，后世可以用它来校正五音。可见圣人不忍生民之无主，早已竭尽心思，无所不用其极。而后又施之以仁政，他的仁也就覆盖天下了。

“所以说，筑高台一定要凭借山陵，挖池塘一定要凭借沼泽。如果非要到低洼的地方去筑高台，到高处去挖池塘，那能是聪明人吗？同样，要施行仁政，如果不以先王的法度为准则，那能是聪明人吗？

“先王之道之所以应该遵循，是因为它足以泽被当时，又足以传之万世，也因为那为人君者有不忍人之心，才有不忍人之政。所以，只有仁人应该居于统治地位。如果不仁之人居于统治地位，那撒向人间的就都是恶了。”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孔子的道统。来来回回说了两千年，其实也不迂腐。中国人的传统文明、精神文化，几乎都是周公竭尽心思图维区画的。

至于先王的政治，当然是好的，就像大多数朝代开国时期的政治一样，都是治世。中国历史上讲的好时代有两种：一种是治世，一种是盛世。一般我们以为盛世是最好的时代，其实不然，盛世是治世的结果，也是治世的结束。所以盛世往往矛盾尖锐，盛极而衰，不治而乱。活在治世是最好的，比如文景之治，那是超级仁政，社会空前自由，百姓空前富足。到了汉武盛世，就穷兵黩武，搞得全国全民破产，国家几乎倾覆。以至于汉武帝那么骄傲的人，晚年也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被迫下了《轮台罪己诏》：“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悻，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

儒家的仁政要实现，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孟子说的“惟仁者宜在高位”，国君必须是仁人圣君。可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这几乎不可能，国君只能靠劝说、靠教育。所以儒家的教育家成就，远远超过了政治家成就。或者说，儒家是伟大的教育家，但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没入门的政治家。

我们学习儒家，不是学他的政治，而是学他的教育——日用常行的朴素道理、格物致知的学习学、诚意正心的修养、修身齐家的领导力。

不敢批评领导，是对领导最大的不敬

原文

“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

华杉详解

揆，是量度、准则。朝，是朝廷。工，是百官。君子和小人，在这里不是指品德，而是指地位，君子就是官员，小人就是百姓。

张居正作为一代名相，最懂这些道理，这一段他讲得深刻生动：

在上位的人不讲理，不以道理度量事物来行事，而是一切看自己的私意，那么在下位的人也就没有法度以遵守自持，只能阿顺上级。

这朝廷之上，本来就是全靠道理才令出布信。现在却上无道揆，不讲道理。迁就纷更，不停补漏，政令不能划一，这样的朝廷也就没有公信力。

百官全靠着法度才能顺命以成信，现在却下无法守，没有法度可以遵守，只能看着上面的意思。而上面的意思又不明确、不统一，只管自己私意，不管下情民情。如此则百官偷惰欺罔，不去实心办事。因为只有不做事，才能不犯错以自保。

朝廷不讲道理，百官就没法相信法治，在上位的君子必肆意妄行，在下位的百姓必放辟邪侈，犯刑法而不顾。

如果国家到了这个地步还不亡，那就是幸存而已。

原文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华杉详解

所以说，城墙不坚固，军备不充足，虽然国势不强，但还不算国之灾祸；田野没有开辟，经济上不富裕，也不算国之灾祸。真正的灾祸，是在上位的人没有礼仪，教化不行于天下；在下位的人不学习，贼恶之民起于其间，肆为邪说暴行，群魔乱舞。这样的话，国家的灭亡也就快了。

原文

“《诗》曰：‘天之方蹶，无然泄泄。’泄泄犹沓沓也。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

华杉详解

《诗经》上说：“上天已经摇动，要降灾祸颠覆周室。为人臣者，要奋起救国家之急！不要还在那里拖拖沓沓，阿谀奉上。”人臣对君上，只知逢迎听话，就是不义。人臣以道事君，不可则退，如果进不能匡正君王之过，退不能保持自己的廉洁，就是进退无礼。对先王的仁政礼法造言诋毁，那也是蹉跎岁月、怠缓悦从地混日子，全无体国之诚、急君之念。

所以说，人臣若只是趋走承顺，那是外貌恭敬的小节。真正的恭敬，是举高远难能之事，责求君王去做，这样虽然好像强之所不堪，但其心中却是以圣帝明王的事业来期望其君，而不是把国君看得昏庸平常。

人臣若只是顺从听话，就算外表敬畏，也是虚伪。唯有尽言规谏，敷陈先王善道，以禁遏其邪僻之心，即使犯颜触怒，也不退缩。这样虽然常常触及君王所忌，但内心却是防微杜渐的道理。匡救其君，不敢陷之于有过，这才是为国之诚，是对君王真正的尊敬。

为人臣者，若只是承顺听话，不去匡正君王，那是因为他的内心认为君王不是好人、不会行善、不能成事，那是对君王最大的否定和不恭敬，是坑害君王。

不要与众不同，要善与人同

原文

孟子曰：“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

华杉详解

孟子说，圆规和曲尺，是方圆的标准，是方圆的极致。要画一个圆，只有用圆规来画才能画得最圆；要画一个方形，只有用曲尺来画才能画得最方。你若不用圆规、曲尺，非要自己画，是不可能画得最方最圆的。

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多数人都不信，都要搞一套“有自己的东西”。其实任何人事物，正确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善为天下公”“从善如流”，就是照着做。“善”从哪里来？主要是跟别人学。比如孔子最推崇舜：“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意思是，舜有大智慧，好学好问，能从别人浅近的语言中发现闪光点。孟子也说：“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致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舜的伟大，在于他善于和别人相同，愿意抛弃自己的观点做法，跟从别人，乐意采取别人的方式方法来改进自己。从耕种、制陶、打鱼，到最后做天子，他无非都是跟别人学习。“与人为善”的本意不是对人好，而是善与人同。如果哪一天发现自己错了，别人才是对的，就马上舍己从人，跟人家一样做。

正确答案只有一个：不要“与众不同”，要“善与人同”；不要“追求自我”，要“舍己从人”。这就是最大的善。

可是，孔孟就那么肯定，他们宣扬的尧舜之道是唯一的正确答案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就是他们找到的答案。我想，如果孔孟再活两千年，发现了新的答案，他们也一定会舍己从人、与人为善的。

孟子说：“圆规曲尺，是方圆的标准；圣人，是人伦的标准；尧，是为君的标准；舜，是为臣的标准。要做君主，尽君主之道，就照着尧那样去做；要做臣子，尽臣子之道，就照着舜怎么侍奉尧那样去做。不用舜侍奉尧的方法来侍奉君主，就是对君主的不恭敬；不用尧治理百姓的方法来治理百姓，就是对百姓的残害。”

处理事情的方式只有两种：对和不对，义和不义

原文

“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

华杉详解

孔子说：“治理天下的道路只有两条：仁与不仁。”朱熹注解说：“二端之外，更无他道，出乎此，则入乎彼矣，可不谨哉？”

我们处理任何事情，方式也只有两种：对和不对，义和不义。你没有做对，就不对了；没有合乎义，就落入不义了。这样一想，处理事情就会谨慎很多。

接着往下讲：对百姓太残暴，本身就会被杀，身死国灭；残暴程度不那么厉害，也会把自己置于险境，国势被削弱。不仅如此，死后还会被冠以“幽”“厉”的谥号，让后世都知道你不是好人！就算你有孝子慈孙，过一百世他也无法帮你改掉。

谥法，是周朝用来给君王和士大夫盖棺论定的，用一个字给你贴上标签，代表后人对你的评价。这对君王是一个约束，因为你在位的时候，谁也不敢顶撞你，你死后，却由他们给你写鉴定。若表现好，得美谥，流芳千古；表现不好，得恶谥，遗臭万年。

孟子就用这个来警示君王，不要像周幽王那样，得个“幽”字。谥法中“壅遏不通曰幽，动祭乱常曰幽”，代表冥顽不灵，一意孤行，行为乖张，毫无体统。也不要像周厉王那样，得个“厉”字，“杀戮无辜曰厉”。

秦朝建立后，秦始皇不喜欢谥法，说是儿子妄议老子，臣子妄议君王，就把谥法给取消了，自称秦始皇，并规定下一代叫秦二世，再往下叫三世、四世……一直到万世，不许后人给前人评价鉴定。不过秦朝后来只传了二世。如果不取消谥法，秦始皇估计得叫秦高祖、秦武帝，秦二世就免不了叫秦幽帝了。

到了汉朝，又恢复了谥法，好歹让君王对身后名声有点顾忌。现在的清宫剧里，那孝庄太后讲话，一口一个“我孝庄”，那就是闹笑话了。孝庄是她的谥号，她还没死，哪里知道自己的谥号呢？

《诗经》上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意思是，殷商有一面离他不远的镜子，就是夏桀之世。商纣王胡作非为，他没有去照照离他很近的那一面镜子——夏桀。如果他看看夏桀是怎样身死国灭的，他就不会那样暴虐了。残暴过分的，就像夏桀、商纣那样身死国灭；残暴没到那个程度的，就像周幽王、周厉王那样被贴上坏蛋标签，遗臭万年。

觉得自己在理，往往是一种幻觉

原文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

华杉详解

孟子说，夏、商、周三代之得天下，是由于仁；失天下，是由于不仁。夏禹、商汤、周文王，以仁得天下；夏桀、商纣，以不仁失天下。国家的兴废存亡，就是这个道理。

天子不仁，则亿兆离心，叛乱四起，不能保有四海；诸侯不仁，则身危国削，众叛亲离，不能保有社稷；卿大夫不仁，则坏法乱纪，有覆宗灭祀之忧；士和庶人不仁，则悖理伤道，有亏体杀身之祸。可见无论贵贱，都会因不仁而致其死亡，这不是最可怕的事吗？现在人人都惧怕死亡，却依然不管不顾，行那不仁之事，这就好比害怕喝醉却偏要喝酒一样。

原文

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华杉详解

这是仁的修炼心法。我们是怎么走向不仁的呢？往往都是因为一句“你不仁，莫怪我不义”。我本来是要对你仁的，但是你对我不仁不义，我也没办法呀！

当你心里想“你不仁，莫怪我不义”的时候，对方是否不仁不义姑且不论，但你的不仁不义是已经自己决定了的。而认为自己代表正确，代表正义，这往往是一种幻觉，是一种自欺欺人。先自欺，认为自己是正确、正义的，然后就会毫无心理负担地去欺骗、欺负别人。

所以要修行仁义，核心就是一句话——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万事不遂，都要怪自己，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找解决之道。

孟子说，当我们爱一个人，希望他来亲附我，可他却不跟我亲近。那我不能去怪他，而是要反躬自省，看来我对他的仁爱还不够。

当我们管理别人，希望他听话，来顺从我，可他却不听。那我不能骂他不听话，而是要反躬自省，是我自己的智慧还不够，有些事理还没弄明白，有些处置还不恰当。

当我们很礼貌地对待别人，他却不搭理我，我也要反躬自省，看来我的礼敬程度还不够。

这最后一条我有点小体会：很多人在路上或电梯里遇到老外，都会点头微笑致意；可一遇到同胞，就都板着脸面无表情。大家都打个招呼不好吗？你主动一点跟人打招呼，如果对方没反应，或者来不及反应，就想想是不是自己打招呼的声音太小了，下次大吼一声“你好”，也许人家就有反应了。

张居正讲解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不仅是在爱人、治人、礼人上，而且要将这自反之心推而广之。凡是有窒碍不通、不能如愿的，件件反求诸己，只在自己的身心上讲求，从根本处着力，一定要做到每件事都尽善而后已。这样修身克己，严密精详，则一生之中视听言动、好恶取舍，无不当乎天理、合乎人心。如此则天下皆敬信而归服之，岂有不亲不治不答者哉？

《诗经》上说：“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就是说，人如果能常常思念，一言一行都合乎天理，则天心佑助，多福自臻。这福都是自己求来的，而不是靠运气来的。

自己行得端正，则自然天下归服。如果不能正己，而只是责怪别人，徒以权力把持天下，则令之不从，威之不服，欲使天下归心，岂可得哉？《大学》里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论平天下而推本于修身，就是这个道理。

觉得自己在理，代表正确、正义，往往是一种幻觉。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凡是有问题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这样才能“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唯有以德服人，修德以服其心

原文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华杉详解

恒言，就是常言。人们常说：“天下国家。”这里的国，是指国都。天下广大，德化难以周遍，所以首先要在国都之内治教修明，然后由近及远。所以要平治天下，其根本在于国都。

国都之内人口众多，你的情意也不能让每个人都直接感受到，所以要先让自己家中恩义融洽，然后由内及外，可以兴一国之仁让。所以治国之本，在于齐家。

而齐家之本，在于修身。因为你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是全家模仿的榜样，自己身正则一家皆正。

这就是《大学》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原文

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华杉详解

巨室，是指世臣大家。一国之中，总有些世臣大家，兼政用事，地位甚高，足以影响一大批人的看法和立场。其势力盛强，也能够抗衡消解君上的命令。如果人君举止乖错，则巨室心怀怨怒，政策教化就可能阻碍不行；如果人君修身齐家，没有纤毫过失可以取怨致怒，则世臣大家都心悦诚服，翕然向慕。

巨室大家都是意见领袖。他们诚服向慕，则一国之人都跟着诚服向慕；一国之人都诚服向慕，则天下以为依归。如此人心向慕，无论众寡远近皆然，则德教大行，如水之沛然而莫能御，可以充溢四海而无有滞碍矣！

孟子说，搞政治并不难，不要得罪那样世臣大家，要去取得那些贤明的、有影响力的卿大夫的向慕和支持。而要他们心服，主要还是在于自己修身、反求诸己。如果徒以权力相向，都只说为政甚难，那是因为没有反身修德而征服人心。

战国时期，诸侯失德，卿大夫擅权。如果国君自己不修德行，只想马上压服他们，恐怕非但不能取胜，还会给自己招祸。所以孟子推本而言，只要以德服人，修德以服其心，让巨室大家心服，德教就可以及乎天下。

德小力薄还不服，就是自取灭亡

原文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

华杉详解

小德役大德，这里省略了一个“于”字，其实是“小德役于大德”。后面三句也都省略了一个“于”字。役于，就是为人所役使。

人生于世，要么发号施令役使别人，要么就听别人命令。但是，谁指挥谁，有尚德和尚力的不同。天下有道的时候，就尚德。人人都修德，位置的高低，由德的大小决定。小德之人，听大德使唤；小贤之人，听大贤使唤。使唤别人的，不仗势欺人；听人使唤的，不畏势而自服。

而天下无道的时候，就尚力。拿实力说话，小不敢以敌大，弱不敢以敌强。

不管是尚德还是尚力，都是事理之当然。尚德以分贵贱，则体统正而分义明；尚力以为尊卑，也是心志定而争夺息。这两者都有秩序，都合乎天理。

所以人生在世，就要度德量力，要么服从德行比我高的，要么顺从力量比我大的，你总得服。如果德小力薄，还不服，那就是逆天而行，自取灭亡。

原文

“齐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涕出而女于吴。今也小国师大国而耻受命焉，是犹弟子而耻受命于先师也。”

华杉详解

齐景公说：“既不能出令以使人，又不能事人以听命，那是自寻绝路呀！”于是，流着泪把女儿嫁给了吴王阖闾。

国家的外交政策，要么取威定霸以令诸侯，要么审己量力以事大国，就这两样道理。当时吴国强大，会盟上国。齐国虽然内心歧视吴国是蛮夷之邦，但不得不顺服于吴国的强势，把女儿嫁给吴国。齐景公心中不情愿，但为了顺天以自存，还是流着泪把女儿嫁了。所以齐景公是老成谋国之明君。

《说苑・权谋篇》记载，齐景公送别女儿时，哭着说：“女儿啊！吴国那么远，我到死都见不到你了呀！”齐国大夫高梦子看得伤心，就说：“齐国负海而悬山，纵然不能全收天下，别人也莫奈我何！君上若舍不得女儿，就不要嫁了。”齐景公说：“我有齐国之固，既不能令诸侯，又不能听命于人，那是生乱啊！我听说，如果不能命令别人，那就最好听从他。”阖闾既来求婚，若不许他，让他没面子，不就得罪了他吗？得罪强国，就可能招致兵祸。齐景公怎么能为了女儿的婚姻，惹一国之兵祸呢？何况当时阖闾正在极盛时期，写《孙子兵法》的孙武、春秋名将伍子胥，都是他的朝中将领。吴国跟楚国打仗，把楚国国都都打下来了。

孟子继续说：“反观今天的一些小国君主，既弱小，又不修德以自强，还处处学那大国作派，以受命为耻，不肯屈己事人，那就是挑衅取祸了。小国以听命于大国为耻，就像是弟子不肯听命于老师一般。”国家既然弱小，怎能不听命于大国呢？若想免于耻辱，只能勉力自强，而不能强硬对抗。

汉朝的时候，也有相似的故事。汉高祖刘邦去世后，匈奴单于冒顿写了一封信给吕后，语气非常轻佻不敬。甚至还说：“你死了老公，我也死了老婆，不如咱俩互补吧？”吕后度德量力，觉得还不足以出兵攻打冒顿，就回了一封非常谦卑、婉转示弱的信，说：“我老了，不能侍奉您了，鄙国无罪，还请您包涵。”这样一来，冒顿自己反倒不好意思，回信道歉了。

原文

“如耻之，莫若师文王。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

华杉详解

孟子说，小国不能以侍奉大国为耻。如果你真以为耻，那你就学学周文王。文王起于岐周，不过百里之地，而当时正是商朝全盛之时。文王修德行仁，使人心悦诚服，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奠定了周朝的建国大业。今天的诸侯，基础比文王当年强多了，如果能行仁政，大国则因势乘便，不出五年，小国则积功累行，不出七年，必能王天下。

原文

“诗云：‘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孔子曰：‘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诗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

华杉详解

《诗经》上说：“商朝的子孙，数目何止十万！但是上天既然授命于周，他们便都臣服于周。他们都臣服于周，可见天命没有注定，只是归于有德者。殷朝的臣子都漂亮聪明，执行灌酒的礼节助祭于周京。”

孔子读到这句诗，感叹说：“殷商那么多人，还是挡不住文王的仁义。所以仁者无敌，只要仁人在位，多少人都挡不住他，因为人心都跟着他去了。”如今有些诸侯，想要无敌于天下，可干的却都是横征暴敛、兴兵结怨的事，不肯诚心爱民、力行仁政。这就好像手里拿着个烫手的东西，却不肯拿凉水冲一冲。《诗经》上说：“谁能手执热物，而不以凉水降温呢？”

战国诸侯个个如此。齐宣王有大欲，想要称霸天下，但兴兵结怨，落得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梁惠王想要一雪前耻，但不免横征暴敛，糜烂其民。孟子给他们指出了仁政大道，可却没有一个听得懂。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原文

孟子曰：“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

华杉详解

菑，是灾。

有国家者，都不会讳言祸福危亡。因为大家总会讨论、警醒，以期不招来亡国之祸。但是这些道理，只有自己心存仁心的人，你才能跟他讨论。若统治者是不仁之人，他的本心已失，虽有忠心谋国之人去规劝他，他也必然拒而不从。

比如，修德行仁，则可长久安宁；暴虐不仁，则不免于危亡灾祸。这些都是自然之理。但他却茫然无知，悍然不顾，不以危险为可畏，而反据之而以为安；不以灾害为可惧，而反趋之而以为利；不以灭亡为可深忧，而反恬然处之而以为乐。这样你怎么跟他说呢？如果你跟他说了，他就能悔悟前非，改过迁善，那就没有亡国败家之事了。

比如，巧取豪夺、阴谋弄权、声色货利、驰骋田猎，这些都是灾祸危亡之所伏。仁者避而远之，而不仁者却沉迷其中，不仅快乐快意，而且得意忘形。就算你去跟他说，他也听不进去。只有到败亡的那天，才会哀叹自己“倒霉”！

朱熹注解说：“安其危而利其灾者，不知其为危灾而反以为安利也。所以亡者，谓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颠倒错乱至于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于败亡也。”・

不过，不仁之人的快乐，正在于不仁。若叫他修德行仁，他的快乐也就没了，要天下也没用了。你说这样下去要败亡，他却认为未必，至少未必亡在他手上，所以鸡同鸭讲，不可与之言也。

原文

“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华杉详解

沧浪，是河流的名字。濯，是洗。缨，是系帽子的带子。

有小孩子唱歌：“沧浪之水啊，水清澈的时候，可以洗我的帽缨；水浑浊的时候，可以洗我的脚。”圣人声入心通，听什么都是至理。孔子一听到这歌，马上就教导弟子们说：“同学们听到这歌了吗？洗帽缨还是洗脚，是由水自己的清浊决定的。所以，你是要被用来洗帽缨还是洗脚，都是你自找的啊！”

天下之事，无论祸福，都是自取。一个人如果自己敬慎端庄，没有一点过失，那别人看见他自然心生严肃忌惮，谁敢侮辱他呢？肯定是他自己不检点，或举动轻佻，或言辞放肆，自己先不自重，然后别人才认为他可侮，于是耻辱就加之于他身上了。所以没有人能侮辱我，是我自取其辱。

一个家庭，如果整齐和睦，没有一点纷争，自然家道兴隆，谁敢毁他们家呢？只有自己不能治家，兄弟相争，骨肉相残，自家先败坏了，然后别人看这家可毁，于是灾害及焉。所以不是别人毁我，是我自取其毁。

一个国家，若顺治威严，没有内争外斗，则大国也将畏之，谁敢来侵伐？一定是自己先乱了，用人行政皆失其道，以致百姓不安、四邻不睦，自己先有可伐之衅，于是动天下之兵，而身危国削之祸生。所以不是人敢伐我，是我自取其伐。

可见变乱都不是凭空出现，而是自己招来的。

《商书・太甲篇》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天降之孽，虽然看似可怕，但如果自己能修德回天，还可能避免；但如果是自己造的孽，灾殃立刻就到，岂有存活之理！

天下百姓有巨大问题，就是王天下的巨大机会

原文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华杉详解

桀纣之所以失去天下，是因为失去了百姓，众叛亲离，成了孤家寡人，独夫民贼，无以自保；之所以失去百姓，是因为失去了人心，自己暴虐不仁，造成人心怨怒，不肯归向。

要得天下，就要得到百姓；要得到百姓，就要得到他的心。《大学》里说：“有德斯有人，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有财斯有用。”要得到人心、得到百姓，就要自己有德。这个“德”，就是时时刻刻、方方面面为百姓着想，尽力筹划。他们想要的，一件件都聚集到他身边；不好的事，一点儿都害不着他。

做领导的，就是要每件事都替大家着想，替大家安排好。这样，自然人人都愿意跟随你。

原文

“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zhān）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

华杉详解

百姓归之于仁君，是哪儿社会安定、日子好过，就往哪儿去，这就像水往低处流，野兽要往旷野里去。

那水獭要吃鱼，鱼为了躲避水獭，就游到深渊里去，所以把鱼撵到深渊里去的，是水獭；鸟在林中，只怕被鹯吃了，就拣那茂林处去栖息，所以把鸟撵到丛林里去的，是鹯；桀纣之暴虐，让百姓不得安生，所以把百姓撵走，让他们归于汤武之仁政的，是桀和纣。

方今天下，没有好仁之君。只要诸侯中能有一个好仁的，省刑、薄敛、不嗜杀人，念念不忘都是百姓的幸福，那天下的诸侯不都在替他撵人吗？都把自己的百姓驱赶来归服他了。那么这位仁君，想要不王天下，也不可能了。

要想得天下，就要为天下百姓解决问题。天下百姓有巨大问题，就是王天下的巨大机会。不想替天下百姓解决问题，就想称王称霸，那是一厢情愿，痴心妄想。

这让我想起办企业。德鲁克说，企业的本质是为社会解决问题，一个社会问题就是一个商业机会。

你要给顾客解决问题，把顾客都服务好了，顾客自然不离开你；你要给员工解决问题，把员工都服务好了，员工自然跟随你。如果你都不关心他们，那就是在把他们往别人那儿撵了。

原文

“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畜，终身不得。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诗云‘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此之谓也。”

华杉详解

艾，是用来艾灸治病的艾草，放置干燥的时间越久，疗效越好。

孟子说，要想王天下，就在于行仁政。但是今天的诸侯，一个个只知道富国强兵，南征北战。这样如何能王天下？你必须是幡然悔悟，积极推行仁政，以爱养生民，然后人心才可收。这就好像你得了七年的病，要求那三年的陈艾来灸治一样。病了七年，已经是沉疴难愈。要三年的陈艾，需从今日蓄起，还可赶得上。如果今天不开始蓄积，那一辈子也得不到。如果不能有志于仁，那只是一天天看着国事日非，人心日去，忧辱相循，陷于死亡而已，还能振奋得起来吗？

《诗经》上说：“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意思是，若人不能行善，那不过是相引着一起落水溺毙而已。

能居于仁，则身心泰然；能行于义，则正大光明

原文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

华杉详解

自暴的人都自以为是。人性中有礼义，但凡有良心的，都知道礼义为美而好慕之。可那自暴的人，张嘴就说你那一套不行，然后以自己的偏诐之私，口出狂言，对礼义廉耻反加诋毁。这样的人已失了本心，把自己给坑害了，那你还能跟他说什么？没法跟他说！

这些年，对礼义廉耻的轻蔑攻击我们见得多了。你看看这四个字，说的都是最简单的道理、最基本的人性，有一丝一毫不对吗？难道人要不讲礼，不守义，不要廉，不要脸吗？那就是我们自己自暴自弃了。

什么是自弃的人呢？人性中有仁义，人人都要追求居仁由义。但自弃的人，没有志气，不肯努力，逡巡畏缩，认为自己做不到，自己给放弃了。自弃者，就无法有所作为。

原文

“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华杉详解

仁，是人身上安安稳稳的一处住宅，能居于仁，则身心泰然。

人的危机从哪儿来呢？一有私欲，便是危机。而私欲的标准很简单，就是“义”。合乎义，虽万钟不辞；不合于义，分毫不取。

义，是做任何事最为平正通达的大路。走在大路上，千变万化由此推行，正大光明，心无旁骛。这样，有什么事办不成？有什么目标达不到？如果要贪巧求速，就会走向那断蹊僻径，不能平正通达。

居仁由义是这么简单，但人们就是做不到。孔子哀叹说：“难道人不都是从大门出来的吗？门前就是大道，为什么大道上却没人走呢？”孔子说得对，人们往往不相信大门前的大道，都在研究怎么翻墙、怎么爬窗、怎么超车、怎么抄小路。空着“仁”这样安稳的大宅子不住，舍弃“义”这样的大道不走，岂不是哀哉！

居仁由义，行不由径，不贪巧求速，万事要至诚无息，凭借日日不断之功。王阳明说：“我等用功，不求日增，但求日减，减去那些贪巧求速之心，踏踏实实居仁由义，一切就这么简单。”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是唯一的捷径

原文

孟子曰：“道在尔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华杉详解

“尔”同“迩”，就是近。

路明明这么近，就在脚下，可谁都不愿意走，非得去找一条不寻常的路。做事的方法明明很容易，非要觉得“那一套已经过时了”，要去找那些新奇古怪的新方法。

孟子说的这些毛病，在现代人身上也很普遍。在一次演讲的时候，有听众问我：“互联网时代，传统营销方法不管用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当时就回答说：“你的口气好大啊！好像‘传统营销方法’你会似的！”其实，你若真的会“传统营销方法”，就不会问出“互联网时代怎么办”这样的问题。正因为什么都不会，所以才会有问题；正因为什么都不信，总以为还有更好的办法，所以才什么都不会。

最近的、最容易的路，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日积月累。但因为耕耘需要付出劳动，积累需要付出时间，所以那些贪巧求速的人，就想找到少付出劳动、少花时间的新办法。但是，确实没有比勤奋更容易的办法了。

孟子说：“人人都能亲近自己的父母，敬重自己的长辈，推而广之，天下也就太平了。”是啊，如果人人都能勤奋，人类的进步起码还要快十倍，可惜大部分人都做不到。

原文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

华杉详解

这一段，是孟子引用《中庸》的话。张居正讲解说：“君子以一人之身，事上使下，交友奉亲，件件事都有个道理，要从根本处讲求。”想想也是，我们每个人，除了家里的妻子儿女，剩下的不就是“事上使下，交友奉亲”四件事了吗？

我们既然在人的领导之下，要能做事，就必须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如果不能得到上面的支持，情意不通，事多掣肘，就不能治下，不能坐稳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志向。而要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和信任，不在于阿谀奉承，而在于你能够赢得朋友的信任。

领导离得远，朋友离得近。如果你的朋友们都信任你，个个赞扬你，那就能“行成名立”，受知于君上。领导信不信任你，并不看你怎么在他面前表现，而是从侧面观察你、了解你。只要朋友能信任你，上级也会信任你。

那要如何赢得朋友的信任呢？再往近里推，就是看你能不能在家尽孝，让父母时刻喜悦。人人都相信孝子，别人看你对父母那么好，做人一定差不到哪里去。

而要赢得父母的喜欢，就要回到根本，回到自己身上——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自己心里若是不诚，父母自然能感觉得到，从而不会真心喜悦。所以时刻要问自己的诚意，要至诚无息。

诚身之道，在于明善，这就又回到《大学》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张居正说：“择善乃固执之基，若察识之功一有未至，不能真知天命人心之本然，则为善去恶不能实用其力，何能复于无妄？”

所以儒家戒慎恐惧，一刻也不敢放松自己。因为人实在是太容易放松，一放松就容易犯错。这样真的很累，要一直修到孔子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才不累。

有没有不累的方法呢？这个真没有！

应事接物待人，一动就有善恶。时刻有张居正说的察识之功，择善乃固执之，这就是良知。能够为善去恶，就是修行，就能诚身、悦亲、信于友、获于上，就能得志任事，实现抱负，齐家治国平天下。

原文

“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华杉详解

所以说诚是天道本然，是自然规律；应事接物待人，必求至于诚而后已，这是人道之当然，是做人的基本原则。至诚而不能使人感动，不能让人行动，那是没有的事；不诚而能让人感动，让人行动，那也是没有的事。

这也是《中庸》上讲的话：“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至诚无息，就是没有停息。不是这件事诚，那件事不诚；不是这时候诚，那时候不诚；不是对这人值得诚，对那人不值得诚；而是任何时候都诚，对任何人都诚，一刻不间断地诚。这样长久下去，效验就出来了，就能悠远，永续经营；就能博厚，厚德载物；就能高明，活在他人想象之外。

有人说：“现在社会风气太差了，所谓至诚只能是嘴上说说。”那是他自己没有“诚”过，或者“诚”的程度不够、时间不够。说社会风气差的本身就是不诚的人，所以他永远体会不到“诚”的效验。

《大学》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面四条“修齐治平”，人人都会背，因为这是人人想要的效验。前面两条“格物致知”，知名度也很高。可就这中间两条“诚意正心”，大部分人都不记得。没有这两条，八条目就不成立。意不诚，心不正，做什么都是白费。

要得到人才，不是到外面去找，而是在自己身上找

原文

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

华杉详解

孟子说，今天的诸侯不能一统天下，只是因为不能行仁政。不信你看周文王。当初商纣暴虐，仁人贤士都隐伏起来。伯夷躲避纣王，住在北海边上，听说文王兴起为西伯，就说：“我何不归来呢？我听说西伯施行仁政，善待奉养老人，我去投奔西伯吧！”姜太公躲避纣王，隐居在东海边上，听说文王兴起为西伯，就说：“我何不归来呢？我听说西伯施行仁政，善待奉养老人，我去投奔西伯吧！”

仁政一施，连避世隐居的贤者都要从天涯海角来投奔你，王道之得人，就有这么大的力量。

我们经营也是一样，要得到人才，要得到客户，都不是到外面去找，而是在自己身上找。你只要把自己做好，也对别人好，则近悦远来；你自己做不好，就算到外面挖来人才开拓客户，他们也会离你而去。

原文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

华杉详解

伯夷、姜太公这两个老人，不是一般人，是天下之大老。其德高望重，人心系属，都视其向背以为轻重，就像天下之父一般。这天下之父都归顺了西伯，儿子们还能跟谁呢？

自古有国家者要得人心，首先要得贤士，而得贤士就要得最德高望重的大老，他们是社会的风向标。西汉初年，刘邦对太子刘盈不满意，想要废掉刘盈，立赵王如意为太子。张良定计，请了最德高望重的天下之父、国之大老“商山四皓”——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四位老人，在酒宴上站在刘盈身后，表示对刘盈的支持，于是刘邦就打消了废太子的想法。

最后孟子又说了一遍，给出了时间承诺：诸侯国君，只要肯行周文王的仁政，七年保证能王天下！

儒家思想就是不要开疆拓土，不要扬我国威

原文

孟子曰：“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华杉详解

这是《论语》里记载过的故事。冉求是孔子最得意也最能干的弟子之一，给鲁国大夫季康子做家宰。孔子流亡在外十几年，是冉求说服季康子迎接孔子归国。季康子专鲁国之政，家财比公室还富，但他仍不知足，还要搜刮。冉求不仅不能匡正季康子的恶德，反而帮他出谋划策，改革财税政策，让他的收入又翻了一倍。这就成了剥下媚上的聚敛之臣。所以孔子非常生气，说：“冉求的所作所为，不是跟我学的，他不是我的徒弟！你们和他有朋友同学之义，有匡正他的责任，你们应该大张旗鼓去声讨他！”

冉求年轻时，孔子曾问他的志向。他说假如有一个六七十里的地方，或者更小一点，五六十里的地方，让他来治理，只要三年，他就可以让百姓富足。结果他真的得到机会治理更大的地方，可他却帮着季康子，把百姓搜刮得一干二净。

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冉求应该匡正季康子，要他轻徭薄赋、行仁政，若季康子不听，他就辞职不干。这是老师教他的。但是他既不能进谏，又不想辞职，还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助君之恶，所以孔子就不认他这个徒弟了。

原文

“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

华杉详解

这样看来，为人君者不行仁政，搜刮百姓而致富，那都是孔子所唾弃的，更何况是为了土地财富而发动战争呢？要开疆辟土，不惜生民之命，争地而战，杀死的人横尸遍野；争城而战，杀死的人横尸遍城。这是率领土地来食人肉，其罪之大，处死都不足以惩罚他！

原文

“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

华杉详解

善战者，是指善于战胜攻取的兵家，如孙膑、吴起等。连诸侯者，指善于合纵连横、游说连接诸侯的纵横家，如苏秦、张仪等。辟草莱、任土地者，指有富国之术、善于搞财政增收的法家，如李悝、商鞅等。

这三种人，都是各诸侯国君最渴求的人才。但是孟子却说，这些人都应该抓起来判刑。为什么呢？那善战的人，杀敌制胜，可以快人主之心，但是伤残民命、荼毒生灵的，正是那率土地而食人肉者，所以他们罪恶最大，应该服上刑。

那纵横游说、连接诸侯的人，虽然没有亲身去做攻战之事，但是挟智用术，把持世主，兴起争端，使天下兵祸连接，不得休息，其罪也不容赦。

第三种人，搞财政增收，怎么也有罪呢？因为他们的目标，并不是要百姓富裕，而是要富国强兵，兼并天下。所有的开垦荒地、改良土壤，尽地力，也尽民力，都是为了聚敛于上。如此不遗地力、不遗民力、不遗“余利”，全部搜刮上去，使天下民穷财尽、不得生养，以满足他的欲望和野心，所以也是罪人。

儒家的主张，是藏富于民，没事就好，君王不要搞太多事。所以对能搞财政的，要改革财税政策为国库增收的，往往以“聚敛之臣”“言利之臣”两个罪名来骂他，“与民争利”是儒家眼里的一大罪。

当君王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的时候，自然天下大富，政府也富。中国历代治世都是这样，比如文景之治的时候，民间富得流油，国家也富得钱库里拴钱的绳子都腐烂了，粮库里粮食也发霉了，吃不完，穿不完，用不完。但是，当君王雄心勃勃，要富国强兵、开疆辟土、扬我国威的时候，君王的欲望志向无限，而国力民力有限，有多大国家、多少百姓、多少钱粮，都不够他用。到了汉武帝，要做汉武大帝，就搞到从国库到民间，全国破产。

张居正讲，就这三种人来说，纵横家固然是罪人，那搞军事和搞财政增收，不管哪朝哪代也少不了，怎么也有罪呢？因为王者用兵，主于定乱，而善战者以多杀为功，或攻取他人土地，那正是生乱之源。

这个思想很重要，叫不赏边功防黩武。后世唐朝开元时期宰相姚崇、宋璟，有“不赏边功”的政策，不给他赏赐，就是防止他生事。儒家的边疆政策就是不要开疆拓土，相安无事就好。我们自己国家搞好了，他的百姓想加入，他的君王又暴虐，这样自然一推他就倒了，这是王天下的王道，靠软实力扩张。扩张是结果，不是目的，百姓的幸福是唯一目的。

但是开疆拓土，扬我国威，这是帝王的本能。或者说，是一种帝国主义思想。广义的帝国主义指的是一种政治理念——一种支持扩张国家领土和同化其他民族的理念。由于这种理念通常是使用武力实现的，因此帝国主义一词在多数情况下是贬义词。

君王一有了实力，扩张的野心难免就勃勃，扩张成了目的，他就要来硬的。开元盛世之后，唐玄宗就要开边，终于造成藩镇尾大不掉之局，一个安禄山叛乱，就把繁华盛世的中国，卷入长达两百年的大混乱时期。

唐朝最强盛的时候，也不光姚崇、宋璟不想开边，狄仁杰也请罢安西四镇以肥中国。魏征更是请立高昌故王，给他们立个王，让他们自己管自己，因为我们要管他们，花钱太多了。实际上，这种思想也非儒家独有，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的巨著《国富论》里专门谈了美洲问题，他论证了，让美国独立对英国更有利。为什么呢？他说管着那么大地方，又收不上税，还得花费巨大的军费去保护他，去维稳。唯一的所谓利益，是垄断美洲的贸易，而贸易垄断只对英国上层部分垄断利益集团有好处，对国家百姓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们不垄断美洲贸易，开放自由贸易，更符合英国百姓的利益。

巧合的是，《国富论》的出版和美国独立建国正好赶在同一年——1776年。这两件事也被称为人类历史上两大自由事件：经济自由和人的自由。

日本和德国都曾经认为自己资源匮乏，生存空间不足，以至于要发动战争，把全世界拖入战火。战败之后呢，资源更少了，生存空间更小了，军队被限制了。但是，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搞得好，百姓比任何时候都富足和幸福。

再说这搞财政增收的，张居正说：“王者之制赋，主于惠民，而言利者以多取为富，此义利之辨，而治乱之所由分也，用人者可不审哉。”税赋的目标在于惠民，不在于越多越好，是治世还是乱世，就在税赋上面分别，所以为政者要小心谨慎。

“温良恭俭让”和“恭宽信敏惠”

原文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

华杉详解

瞭，是眼睛明亮。眊，是眼睛浑浊。廋，是匿藏。

孟子说，看一个人，不必远求，就看他的眼睛就行。善恶生于心，而心之精神见于目，眼睛是无法掩盖人的善恶的。胸中所存光明正大，无所掩藏，眼睛就清澈明亮；胸中所存偏私邪曲，有所迷惑，眼睛就恍惚浑浊。所以当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你就看着他的眼睛，他还能藏到哪里去呢？

原文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侮夺人之君，惟恐不顺焉，恶得为恭俭？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

华杉详解

这里讲了人君的品德——恭和俭。

孟子说，人君的美德，莫过于恭俭。这恭和俭，是装不出来的，必是发自内心。

这里说的恭，不是下对上恭，是上对下恭。你也可以自测一下，想想自己平时对小区保安、公司里的扫地阿姨、家里保姆的态度，你说话和安排任务给他们的时候，是不是恭敬。

俭，是志在简约，节制有度，不肯轻用民财而有所侵夺。仁者爱人悯物，不会侵夺别人，自己也不会浪费。

现在的人君，嘴上都说着恭俭，干的却是侮人夺人之事。那侮人之君，自恃尊贵，其心必骄，只想别人奉承他，顺着他倨傲的意思；那夺人之君，务求贪得，其心必侈，只想别人曲意逢迎，顺着他兼并的意思。这样的人君，唯恐人不能顺着自己，一心想着侮人夺人，他怎么做得出恭俭的模样来呢？恭俭是不能靠声音笑貌做出来的，心里没有，眼眸子里就没有，脸上也装不出来。

之前子贡评价孔子“温、良、恭、俭、让”，孔子又说过“恭、宽、信、敏、惠”，这里就一起复习一下。《论语》里孔子说：“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恭则不侮：恭者不会侮辱别人，也不会被别人侮辱。我们有时候被别人侮辱了，要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在自己身上找找。是不是自己在不经意的时候招惹了对方，他一直憋着气呢？

宽则得众：对下属宽厚，大家就都愿意跟着你。

信则人任焉：你这人靠谱，信得过，别人就能把任务、机会交给你。

敏则有功：任务交给你了，你又聪敏能干，就能立功进步。

惠则足以使人：自奉甚俭，但对别人不俭，舍得分钱给别人，那谁都愿意听你使唤。

这几个字可以说是“成功学”了，主要就是两条：一是要勤奋努力，愿意用一百分汗水去换一分收获；二是愿意与别人分享，自己用一百分汗水换来的，愿意分一半给别人。若能如此，包你成功。就看你愿意学吗？

如果这样的“成功学”你不愿意学，偏要去学别的，那就是贪巧求速，误入歧途，用王阳明的话来说，是走到断蹊僻径上去了。

在救天下这个问题上，只有经，没有权

原文

淳于髡（kūn）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

孟子曰：“礼也。”

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华杉详解

淳于髡，是齐国名臣。大家熟悉的“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典故，就是他讽谏齐威王的故事。

授，是给东西；受，是接受。男女授受不亲，就是男女之间，不能亲手递送东西。明沈采《千金记》第十一出：“多谢客官。自古道‘男女授受不亲’，侍奴家放在地下，客官自取。”

因为儒家讲礼法，所以淳于髡就去挑战孟子，他说：“男女授受不亲，是你们的礼法吧？”孟子回答说：“当然是。”淳于髡早就挖好坑了，他问：“那假如你嫂子掉水里了，你伸手去拉她起来不？”孟子回答：“嫂子掉水里不伸手去救，那不是豺狼吗？男女授受不亲，是礼法；嫂子掉水里伸手去救，是权变。”

张居正讲解说：“天下事有常有变，君子处世有经有权。男女授受不亲是礼之常经，固不可越。至如嫂溺援之以手，是乃事急危迫之际，顾不得情义，故揆度于轻重缓急之间，以求合乎天理人心之正，所谓权也。”

权是什么呢？是秤锤。张居正说：“若但知有礼而不知有权，则所全者小，所失者大矣，岂识时通变者哉？要之经权二字原不相离，礼有常经，如秤之有星，铢两各别，权无定体，如秤锤之较物，轻重适平，二者交相为用也。”

曾国藩说，西方国家必然要灭亡，为什么呢？因为法网太密，密细如牛毛。为什么法网太密会亡呢？因为经太多，权就没有空间了，没有了权，就像被捆住了手脚，那还怎么治国呢？怎么保证每件事都处理好呢？这就是历代中国统治阶层的思想。

淳于髡要继续发难了，刚才的问辩只是第一个坑，后面还有第二个坑。

他说：“请问孟老师，嫂子掉水了你会伸手救，可现在全天下都掉水里了，你为什么不伸手救呢？”

淳于髡本身是齐国名臣，为国家建立了功勋的，他当然是权变主义者、功利主义者。他的问题很尖锐：既然孟老师你知道权变，那现在你为什么死守着你的经、你的道，而不肯出来做事呢？救嫂子，你能突破常礼而行权变，救天下反而不行吗？

孟子说：“救天下，要救之以道。救嫂子，伸手就可以。难道您能徒手就救天下吗？”

救天下和救嫂子不可比，嫂子可以徒手去救，而救天下要有工具。道，就是我救天下的工具。如果要我放弃道，那我救天下的工具就已经没了，我还能空着手去救天下吗？

在救天下这个问题上，只有经，没有权。

易子而教

原文

公孙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孟子曰：“势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则恶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

华杉详解

公孙丑问孟子：“君子不教自己的儿子，这是为什么呢？”

这问题有点突然。《三字经》人人都会背：“子不教，父之过。”怎么这里又有“君子不教子”的说法呢？所以，后世有学者说，这里的“子”前面省略了“不肖”两个字，应该是特指“不肖之子”。对不肖之子，因为要严厉管教，怕伤感情，所以不亲自管教，送出去给别人管教。

不过，孟子似乎没道理把“不肖”两个字省略掉，如果他的意思是不肖子，他怎么会把“不肖”两个字省略呢？

我们看看孟子怎么回答，他说：“这是由于情势上行不通。你要管教儿子，就必须行正道，自己必须是完美典范，视听言动都有准绳，出入起居毫无惰慢，这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啊！父亲管教儿子，儿子却达不到父亲的要求，父亲就会发怒。教子本来是出于爱，可一发怒，反而会伤害儿子。儿子心想：‘你要我这、要我那的，可你自己都做到了吗？’儿子这一反诘，又伤害了父亲，父亲有愤怒之色，儿子有怨恨之心，这就成了父子相互伤害了。父子之间，以恩意融洽为主，弄到相互伤害，家庭失了和气，教育还有什么意义呢？”

孟子的“君子不教子论”，可以写进现代心理学的原生家庭理论。

我们有很多家庭，就是相互伤害的地方。如果说伤害别人，我们还有所忌惮，那伤害自己家人，真是肆无忌惮了。有多少人，一生受的最大最深的伤害，都来自于父母；有多少人，终其一生，就是要摆脱父母的期待；有多少父母，严加管教子女的，全是自己没做到的；有多少父母，强加于子女的期待，全是自己没实现的梦想。

张居正说，做父亲的，要量儿子之才质而养育他；做儿子的，要看父亲的志意来善谕他。不可强其所难，相互责备，要对方满足自己的期望。

父亲不能要求儿子完美，儿子也不能要求父亲无瑕。

那应该怎么教呢？孟子说，易子而教，你给我儿子当老师，我给你儿子当老师。

“亲自管教怕伤感情，不管教又不行。所以古人从中斟酌，务求两全。我的儿子，让他师事他人，别人的儿子，让他师事于我。这样儿子不至于有失教养，又委屈调护不至于伤父子之恩，父子之间不必相互求全责备。父慈子孝，则家道兴隆。如果父子之间相互责备，家族之不祥，莫大于此！”

读到这里，我想很多家长都有切身体会。我们对子女付出了很多，却失去了他们的爱。想想自己，是不是对子女要求太高，是不是把自己没做到、没实现的，强加于子女了呢？你自己没做到，子女是不是就心里不服，所以也不能达到你的要求呢？

东汉皇家编辑的《白虎通德》中，还有“君子远子近孙”的说法，就是说，跟孙子可以一起嬉玩，和儿子要保持一点距离，选老师去教他。“黑脸”都由老师去做，父亲全是慈爱的“红脸”。

把儿子给别人教，对于皇家来讲更加重要。因为儿子要从父亲手里继承帝位，如果父亲亲自管教，伤了父子感情，使父子之间起了冲突，那皇室家庭的不祥，更是国家的不祥。朝鲜历史上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李氏朝鲜第21代君主英祖李昑一直希望将自己唯一的儿子思悼世子培养为一代明君。在思悼世子小时候父子关系也曾和谐有爱，然而对于儿子过度的期待令英祖对思悼世子的表现日益失望。在英祖望子成龙的重压之下，父子感情生隙，思悼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最终父子关系完全破裂。英祖将儿子贬为庶民，并下令将他关进米柜八天，最终活活饿死。

张居正对“易子而教”的道理解释得非常透彻，但是他自己在做小皇帝的老师时，也过于严厉。而且他的私德作派，也远远没有起到无懈可击的模范作用。于是，张居正去世后，童年阴影使神宗皇帝对他采取了疯狂报复，下旨抄了他的家。和张居正有仇的地方官，将张家府邸贴上封条，严禁任何人进出，等到朝廷抄家官员抵达时，张家由于没法运进米粮，已饿死十余口人。

普通人家的父子恩怨，无非是些家庭矛盾，而皇家贵族的父子恩怨，却可能家破人亡，这是孟子“易子而教”的道理。

可见孟子的“易子而教”，并没有特指“不肖之子”，反而是要你别做一个“不肖之父”。

但是不是说，你就不能管教自己的儿子，一定要给别人管教呢？当然不是。这里只是从这个角度，让你思考子女教育、家庭和睦、家道兴旺的道理。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前提。你自己没做到的，别要求别人，也别要求自己的子女，尤其不要指责子女没做到。修养自己，才是对子女最好的教育。

奉养父母，要“养志”

原文

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

华杉详解

事，是有所敬奉而不敢违背。守，是有所保持而不敢错失。

侍奉谁最重要呢？侍奉父母最重要。守护谁最重要呢？守护自身最重要。自身是什么？一是自己的身体，二是自己的品德节操。

自己的品德节操无所失，而能侍奉父母的，我听说过；自己的品德节操尽失，却还能侍奉父母的，我没听说过。侍奉的事情都应该做，但是侍奉父母是根本；守护的事情都应该做，但是，守护自身是根本。

守护自身比侍奉父母更重要，因为守护自身是侍奉父母的前提。如果自己能以道自守而不失其身，则显亲扬名，光宗耀祖，可传于后，那就是对父母最好的侍奉；如果自己失了品德节操，陷于不义，则辱没家门，还侍奉什么呢？

所以朱熹说，守身，是持守其身，使不陷于不义也。

守身，除了守护品德节操之外，还有一个更基本的意思，就是保护自己的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当然也是孝亲的本钱。子欲孝而亲不在，已经够悲哀了；亲欲子孝而子不在，那就更是惨痛。张居正注解说：“孝子不登高，不临深，一出言，一举足，不敢忘父母，皆守身以事亲之旨也。”所以说孝子都惜命，绝不参加任何冒险运动，一来自己怕死，二来怕死了伤了，就失了孝道。

原文

“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皙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余，曰‘亡矣’，将以复进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

华杉详解

曾子是孝道的标杆。曾皙，是曾子的父亲；曾元，是曾子的儿子。

曾子奉养曾皙，每顿饭都有酒有肉。吃完饭要撤下去的时候，一定会问他父亲：“剩下的给谁？”如果曾皙问酒肉还有没有多的，他一定回答说：“有！”曾皙死后，到了曾元要奉养曾子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每顿饭，同样有酒有肉。但吃完了要撤下去的时候，曾元不会多问曾子这句话，直接就撤下去了。如果曾子问还有没有多的，曾元就说：“没有了。”即使有，他也说没有，反正父亲已经吃完了，剩下的下一顿还要上啊。

曾子为什么要问父亲“剩下的给谁”呢？因为他和父亲心意相通，时刻揣摩着父亲的愿望，父亲想要给谁，想要照顾谁，他就送去。当父亲问有没有多的，不管有没有，他都痛快地回答：“有！”因为父亲既然问了，肯定是想要给谁吃。就算没有了，再去买就是了嘛！所以现在家里到底有没有，根本就不是重点。

而曾元就不一样了，他只是完成自己认为的奉养父亲的职责，而没有和父亲心意相通，去实现父亲的心愿。

所以曾元对父亲的奉养，叫作“养口体”；曾子对父亲的奉养，叫作“养志”。你不要认为你已经把父母奉养照顾得很好，还要检查一下自己是“养口体”还是“养志”，达到曾子的标准，才算合格。

永远不要让你的名誉超过了你的实力

原文

孟子曰：“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与间也。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华杉详解

适（shì），繁体写作“適”，同“谪”，是谴责的意思。间，读作去声，是非议的意思。

人不足，指人君用人不当，当政的都是小人。政不足，指政策有过错。

孟子说：“小人当政，不值得指责；国家政策有过错，也不值得非议。”为什么呢？因为这既不是那小人的事，也不是一件两件政策的事，都是因为那为人君者的心不正。正所谓，国家的问题出在朝廷，朝廷的问题出在君王身上。如果你说君王是一片好心，是下面的人把事情办坏了，那是自欺欺人。如果你犯言直谏，今天去跟君王说这个人不该用，明天去非议他那个政策定得不好，那不但给自己招祸，还不解决问题。因为就算他今天听了你的，撤换了这个人，明天还会有别的小人当政；就算他今天听了你的，改了这个政策，明天又会有别的昏招冒出来。因为他的心没变，心不正就不能作出正确判断，不能权衡事物轻重，他就会不停地犯错。你若要事事都替他补救，也不胜其扰。

怎么办呢？“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大人，是大德之人。只有大德之人，才能去格正君王心中不正确的思想。能格正他的思想，当坏心坏事没有萌发的时候有熏陶涵养之功，当错误发生的时候又有开导转移之术，一定会让君王回到仁义的正道上。

一个人要改正，不是改方法、改技巧，而是要改理念、改思想、改他的心。思想认识上去了，心正了，一举一动就都正了。君王仁，就没有人不仁；君王义，就没有人不义；君王正，就没有人不正。这就是一人定国，君王端正了，国家就安定了。

孟子曾经三次见齐宣王，都不谈正事，门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后天下之事可从而理也。”

不过攻心不易。齐宣王的心，像孟子这样的大德之人，最后也还是没攻下来。

原文

孟子曰：“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

华杉详解

虞，是预料。

孟子说：“有意料不到的赞扬，也有求全责备的诋毁。”

人都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毁誉。但是，毁和誉其实都靠不住。有时候你没做什么，别人也可能因为喜欢你而过分夸赞你；有时候你没做什么，别人也可能因为误会了你而来诋毁你。这两种情况都非常多，因为人在赞扬别人的时候都喜欢夸大，同时为了体现自己道德高尚，人们也随时都在否定诋毁他人。

所以侥幸得志者很多，无辜受屈的也不少。这种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该怎么办呢？

一是不要当真，不以毁誉为进退。《孙子兵法》中说：“廉洁，可辱也。”你如果好名自尊，当别人拿污名来激你，你就会干出以死明志的事情来，那就中了别人的奸计。所以要不以毁誉为忧喜，不以毁誉为进退，守住自己的人格力量。

二是当遇到不虞之誉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撇清，不要模模糊糊地接受。名胜于实为耻，实胜于名为善，永远不要让你的名誉超过了你的实力，那是最危险的。一旦被人打回原形，就怎么爬都爬不起来了。尤其是当你被吹捧过度，别人对你的要求也就更高，你必须不断地用胜利去支撑你的虚名，一次没撑住，就摔碎了。

越是对你好的人，越是容易过分地吹捧你，那是对你最有害的。因为任何一个不虞之誉，都是偷了其他人该得的名誉，把别人的功劳栽你身上了，这就会招来报复报应。如果你是自己去偷别人的名誉，那就更是不智了。

三是当遇到求全之毁的时候，要“君子不辩诬”。不去辩，让他毁。所谓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毁誉本是一对，秤不离砣，砣不离秤。不要把自己的名声搞得那么好，那都是负担。反正也辩不清，反而张扬了那诋毁。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让大家自己去发现那是诋毁。当诋毁不是由你自己辩明，而是在你的沉默中由别人发现的时候，你就获得了终身的诋毁免疫力。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原文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

华杉详解

朱熹注解说，人之所以说话轻率，是因为没有遭遇失言的责任后果。常人之情，无所惩于前，则无所警于后。

出言必须谨慎，说出话来，要么是对别人的善恶有所褒贬，要么是对事情的得失有所评判，都是祸福荣辱相依，可能得罪人招祸；对于国君来说，甚至可能遭到兵戎之灾。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出言就轻率，吃过一次亏，以后就晓得说话谨慎了。

《易经》上说：“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那人虽离你千里之外，听到你一句善言，也觉得是一股暖流；听到你一句恶言，也觉得被你刺了一刀！

古人讲师爷文案的工作：

笔下有财产万千，笔下有人命关天。

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毁誉忠奸。

我们也要用这四句话来警戒自己的出言，财产万千、人命关天、是非曲直、毁誉忠奸，都在自己一张嘴上！

焦循说，君子好谋而成，临事而惧，时然后言，不乱讲话。

原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华杉详解

张居正讲解说，学习贵在自修，病在自足。如果你多见多闻，足以待问，有道有德，可以为法，天下之人都尊敬向慕，愿意以你为老师，于是你不得已而回应满足大家，这就是真老师；如果你自己的造诣未必是圣贤，却俨然自尊，傲然自足，一副大师作派，一心只要做别人的老师模范，一有人来讨教，心里就十分得意，这就不能为人之师。有好胜的念头，就不能谦虚以自益；有自满的意思，就不能勤奋以自强，这样就很难再进步了。不能进步，这不是人之大患吗？

《尚书》上说：“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能处处以人为师者王天下，觉得谁都不如自己的，就要灭亡。《大学》则讲：“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人若骄傲，必有损失。

朋友对你的影响，往往比书还大

原文

乐正子从于子敖之齐。乐正子见孟子。

孟子曰：“子亦来见我乎？”

曰：“先生何为出此言也？”

曰：“子来几日矣？”

曰：“昔者。”

曰：“昔者，则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曰：“舍馆未定。”

曰：“子闻之也，舍馆定，然后求见长者乎？”

曰：“克有罪。”

华杉详解

乐正子，是孟子的弟子。子敖，是王驩。前面有记载过，孟子和王驩一起出使滕国，出吊滕文公，一路上都不和王驩说话。因为王驩是齐王的幸臣，只会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所以孟子非常厌恶他的为人。

这回，乐正子居然跟王驩走到一起，跟着他到了齐国，孟子就非常不高兴。但他先不提王驩的事，而是问乐正子：“你还知道要来见我啊？”

乐正子说：“老师怎么说这话？”

“你来几天了？”

“昨天到的。”

“昨天到的，今天才来。我问这话不恰当吗？”

“住的地方没找好，所以耽误了一天。”

“有人跟你说过，要安排好住处，再去见老师吗？”

乐正子认错：“我错了。”

原文

孟子谓乐正子曰：“子之从于子敖来，徒餔（bū）啜也。我不意子学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华杉详解

孟子继续教训他说：“你跟着王驩走，只是为好吃好喝罢了。我没想到，你学古人之道，以圣贤自期，却为了一路接待条件、饮食供奉，就跟王驩走在一起！”

君子的进步之道，就是读书和交友。朋友对你的影响，往往比书还大。所以君子择友，当非常慎重。每个人都会受别人影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什么人混，就会变成什么人。乐正子是孟子高足，必不至于为了吃吃喝喝就跟王驩混在一起，或许只是为了一时方便，不及审慎。孟子担心他交结权幸，同流合污，甚至辱身招祸。

舜能大孝，因为他自以为是世间大不孝之子

原文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华杉详解

朱熹注解说：不孝的有三件事，一是阿意曲从，陷亲于不义，父母做得不对，他也不进谏，还照着去做，这样就把父母陷于不义了；二是家里贫穷，却不去工作挣钱；三是不结婚不生子，绝了祖先的祭祀。

为什么把无后看得这么重大呢？因为古人是一个宗法社会，家国同构，权力和社会资源是按血缘关系分配的。祭祀祖先是家族最重大的仪式，也是国家最要紧的政治活动。家庙里的祖先牌位，按左昭右穆的次序，一代一代传下来。你如果不娶无后，到你这一代，你这一支就断绝了。父母给祖先上了一辈子香火，以后却没有人给他们上香火了，那父母之心、祖先之灵都将不安，所以说无后为大。

舜结婚的时候没有禀告父母，这是失礼不孝的。他为什么不禀告呢？朱熹注解说：“舜告焉则不得娶，而终于无后矣。”舜的母亲去世后，舜的父亲瞽瞍娶了第二任妻子，又生了一个儿子。受后妻及小儿子的影响，瞽瞍对舜非常恶劣，三人甚至几次合谋要杀害舜，被舜都机智脱险了。但舜之后对父亲和后母依然孝敬如故，对弟弟同样慈爱。舜得天下之后，还封赏了他们。

舜惊人的孝行为他赢得了名誉，但也不为很多人理解。王阳明给了一个精辟的解释——

舜是世间大不孝的子，瞽瞍是世间大慈的父。

此话怎讲？

王阳明说：“舜常自以为大不孝，所以能孝；瞽瞍常自以为大慈，所以不能慈。瞽瞍觉得舜是我从小养大的，今天怎么就不讨我喜欢了呢？他不知道自己的心已被后妻所移，总认为自己是慈爱的，反而越不能慈爱。而舜只想着我小时候，父亲是如何爱我，今天不爱了，肯定是因为我没有尽孝，于是日夜反思，所以越能尽孝。”

这番道理真是精辟，这就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极致。遇到什么问题，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舜已经遇到全家人都要杀他的境地，他还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当然，舜保护自己也是毫不含糊，他的智慧足以保证家人杀不了他。被父亲杀了，也是一种不孝，因为无后为大嘛。所以孝行还有一条：“小杖则受，大杖则走。”如果父亲生气暴怒，要拿棍子打你，你看见是小棍子，没什么伤害，就让他打；看见是大棒子，有受伤甚至丧命的危险，就马上跑。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受伤就是不孝，哪怕是父亲造成的伤害，也是不孝。

舜的父亲对他那么恶劣，所以当尧要把女儿嫁给他的时候，他没有禀告父母。因为如果禀告了，父亲可能不允许他娶妻。不告而娶是不孝，但是不娶无后也是不孝，而且无后为大，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舜选择了不告诉家里。“君子以为犹告也”，大家都认为他的选择是正确的，是符合孝道的。

这也是“经权”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告诉父亲是经，不告诉是权。

孝敬父母，兄弟友爱，是仁义的根本原点

原文

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华杉详解

孟子说，仁的主要内容，其实是侍奉父母；义的主要内容，其实是顺从兄长。

为什么呢？你嘴上讲自己对别人多仁义，那都是枝叶，都不是重点。真正的重点、根本，是在于你在自己家里，对父母兄弟仁不仁、义不义。如果在自己家里不仁不义，那外面的仁义都是假的。比如有些爱做慈善的人，几万几十万地往外捐，可是他如果在家不孝敬父母、不友爱兄弟，那他的仁义就是假的，只是为了沽名钓誉。

仁主于爱，而爱之最大，莫过于孩童对父母之爱。孩子对父母的爱，比任何人的爱都真切，这是父子、母子之间天然不可解的欢然之情。这样的爱如果能保持到成人，自然就是孝敬。如果没有孝敬，那就是这爱衰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