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皇帝，名治，太宗第九子，在位三十四年。

原文　永徽元年正月，上召朝集使，谓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阁，问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有洛阳人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上立命斩之。无忌与褚遂良同心辅政，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

直解　朝集使，是各处朝觐官。刺史，即今之知府。高宗永徽元年正月，召天下朝觐官面谕之说道：“朕今初即位，要为天下兴利除害，作新化理，以永保我皇考洪业。但朕生长深宫，外面的事，未能周知，尔等分职四方，于凡民情苦乐、政令得失，必能知其详细，除事体停当，百姓称便的，都照旧执行。外若事有不便于百姓，或建置非宜，所当更革；或措理未善，所当改定；或行之已久，而时势不同；或法意本良，而条理未备，尔等须一一为朕据实陈奏。若地方事多，奏对之间，一时仓卒不能尽陈者，更须具疏实封奏闻，庶乎朕虽不出户庭，得以尽知天下之事。”高宗既宣谕众朝觐官，从此后遂每日引诸州刺史十人，使繇阁门见于便殿，问以百姓每所患苦的情状，及刺史所施行的政治，究观其可否如何，用知他才调短长，人品高下，以为黜陟兴革的张本。其留心吏治，勤求民瘼如此。又用先帝顾命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为相。那时有洛阳人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高宗知无忌忠勤为国，更不推究，即时传命将弘泰处斩，使小人不敢妄生谗谤，摇动朝廷。无忌与遂良同心协力，辅佐新政。高宗亦尊重二臣，优加礼貌，恭己南面，凡朝廷事务，虚心委任，听其裁决，绝无嫌疑，其信任贤臣，不惑谗闻又如此。所以永徽初政清明，百姓每阜盛安乐，有太宗贞观之遗风焉。夫笃信耆旧，以端化理之本原，博访外短，以悉闾阎之利病。高宗初年，励精图治如此。使能持之有常，其盛德可少訾哉！惜乎溺爱衽席，渐不克终，无忌、遂良，竟见疏弃，孽后干政，宗社几危，可为永鉴也。

原文　显庆元年，上谓侍臣曰：“朕思养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为朕陈之。”来济对曰：“昔齐桓公出游，见老而饥寒者，命赐之食。老人曰：‘愿赐一国之饥者。’赐之衣，老人曰：‘愿赐一国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廪府安足以周一国之饥寒！’老人曰：‘君不夺农时，则国人皆有余食矣；不夺蚕桑，则国人皆有余衣矣。’故人君养人，在省其征役而已。”

直解　显庆元年，高宗谕侍臣说道：“朕为天下之主，常思惠养小民，使之各得其所，但不得其要，卿等宜为我言之。”中书令来济对说：“养民之道无他，惟在不扰而已。昔者齐桓公出游郊外，见一个年老的人，饥寒可悯，桓公命赐之以食。那老人说：‘国中之人，不独我一人受饥，愿赐一国之饥者。’桓公又赐之以衣。那老人说：‘国中之人，亦不独我一人受寒，愿赐一国之寒者。’桓公说：‘寡人仓廪府库，所积有限，安足以遍一国之饥寒！’那老人说：‘所谓赐之以食者，不必分君之粟米，以济人之饥；所谓赐之以衣者，亦不必分君之布帛，以济人之寒也。只想那百姓为何受饥，因不得力农故耳。为民上者，但能不夺其务农之时，使得尽力于畎亩，则粟米丰登，而国人皆有余食，这就是君赐与他食了，何必人人而食之哉！百姓为何受寒？因不得蚕绩故耳。为民上者，但能不夺其蚕桑之时，使得尽力于纺织，则布帛充足，而国人皆有余衣，这就是君赐与他衣了，何必人人而衣之哉！’观老人之言如此，可见人君欲养天下之民，不在于家赐而人给之，只是体恤下民，善立法治，省其征求，使财不竭于暴敛，省其徭役，使力不困于公家，则民皆乐业安生，而衣食自足，所谓养民之道，莫要于此矣。”夫来济以省征役为养民之要，其言固已甚当，然非省费用则不能省征求，非省工作则不能省徭役。必须将用度之过当者，皆为撙节，然后费出有经，而征求可薄；工作之不急者，一切停罢，然后征调有度，而徭役可轻。此又济之所未及也。

原文　麟德元年，初，皇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故上排群议而立之。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预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

直解　这一段，是记武后擅权之繇，以著唐家的祸本。高宗麟德元年，此时武后裁决政事，权侔人主。史臣追述其初时，武后以太宗才人废弃为尼，因高宗后王氏与萧淑妃争宠，荐引入宫。武后巧慧有机权，能自甘卑屈，忍受耻辱，委曲奉顺人主的意思，得其欢心。以此高宗被他蛊惑，大见宠幸，拜为昭仪，就要废了王皇后、萧淑妃，立他为皇后。那时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极力谏止，高宗不听，竟排斥众议，册立武氏为皇后。武后既已得志，便肆无忌惮，乘高宗之昏，窃弄权柄，遍置私人，内杀皇后、萧淑妃，外杀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专作威福，但是高宗要做的事，动辄为他所牵制，不得自繇。高宗怒其专恣，尝命近臣上官仪草诏欲废之，竟为武后所胁沮，反诛了上官仪。自此以后，高宗每出临朝视事，武后便随出垂帘坐于其后，外廷政事，不论大小，皆得预闻。高宗昏庸，又都委他裁决，以此天下大权悉归中宫，凡官员之黜陟、刑狱之生杀，都决断于武后之口，天子不能做主，但拱手听命，尸位而已。于是中宫之尊，与天子并，内外臣民称为“二圣”，而威福之柄，不自天子出矣。《易经》上说：“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书经》上说：“牝鸡司晨，惟家之索。”自古妇人不与外事，阴干阳位，鲜有不致祸败者。唐自武后专政之后，遂以女主临朝，革唐为周，实开辟以来所未有之大变，然原其始，则高宗一念之嬖爱为之也。是以人君必清心寡欲，贵德贱色，修身齐家，谨于幽独之中，察于燕私之际，使妇不得乘夫，内不得干外，然后君权无旁落，而宗社可常保也。

原文　时承平既久，选人益多。是岁，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始与员外郎张仁祎设长名姓历榜，引铨注之法，又定州县升降、官资高下。其后遂为永制，无能革之者。大略唐之选法，取人以身、言、书、判，计资量劳而拟官。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众告之。各给以符，谓之告身。

直解　这一段，是记唐时选法之详。司列少常伯即吏部侍郎。告身即今之诰敕。唐初承兵革之余，人不乐仕，候选者少。到高宗时，天下承平日久，入仕之途渐广，每年应选的人数，比旧增多。是岁，司列少常伯裴行俭与吏部员外郎张仁祎，见人材壅滞，乃调停斟酌，设为长名姓历榜法，以定其留放，引铨注之法，以为之规格，又将州县大小分为八等，因量官资除授，如资望高者，授以上等州县，资望卑者，授以下等州县。自二人更定，此法甚为便利，以后吏部铨选，遂守以为定制，无有能变之者。大抵唐之选法，其取人有四：一曰身，是观其仪状；二曰言，是听其应对；三曰书，是试其书写；四曰判，是考其批判。合是四者，又计其资俸之浅深，量其效劳之多寡，而后拟官以授之。每年十月以里，天下候选人员，皆集于吏部，选至三月而尽。初集则先考试，所谓观其书、判是也；已试而后铨择，所谓察其身、言是也；已铨而后填注，面问其地方相宜、官资相当与否，以注其阙；已注而后唱名，使选者皆集，各以其官告之，于是上问下省审定，请旨奉行，各给敕文，以为符验，叫做告身。其详节如此。盖辨官论材，是朝廷第一要务，固贵处得其当，犹须任得其人。当时裴行俭有知人之明，其详品士类，必以器识为先，而浮华浅躁之流，虽材不取。故唐初以来，掌铨者以为称首，固不专恃立法之善而已。自此以后，铨总之法益密，而伪滥之途益增，至于糊名易书、假手代进，而所谓身、言、书、判者，亦不过文具而已，则任法之不如任人可见矣。

原文　上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岳，监察御史里行李善感谏曰：“数年以来，菽粟不稔，饿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车岁驾，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灾谴，乃更广营宫室，劳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虽不纳，亦优容之。自褚遂良、韩瑗之死，中外以言为讳，无敢逆意直谏，几二十年。及善感始谏，天下皆喜，谓之“凤鸣朝阳”。

直解　监察御史里行，是官名，如今之试御史。菽，是豆。稔，是熟。殍，是饿死的人。此时高宗仿秦汉封禅之仪，既亲幸泰山，加土于山上以祭天，因欲并封嵩山、霍山、华山、恒山遍周五岳，遂于嵩山之南，营造奉天宫，以为驻跸之所。监察御史里行李善感上疏谏说：“封禅之举，本以天下太平告成功也。今数年以来，天下凶荒，五谷不熟，饿死的人，举目皆是，又四夷都来侵犯，我中国兵车岁岁驾行，不得休息，这等景象，岂是太平！意者天降灾谴，以为言戒。陛下正宜深居内省，端拱静默，思量治道，以消禳灾谴，庶乎天变可回，人心可慰。今乃更事巡游，广营宫室，劳役百姓，耗天下之财力，所在骚然，民不堪命，岂不大失天下仰望之意乎！”这疏内所言，高宗虽未听纳，亦宽容而不罪也。盖自高宗初年，褚遂良、韩瑗二人谏立武后，得罪贬死，繇是内外群臣，以言事为忌讳，虽心知其非，未有敢违逆上意而直言极谏者，天下不闻谏疏，几二十年。至是善感始有此疏，天下闻之，莫不喜庆，比于“凤鸣朝阳”。盖凤凰之鸣，旷世而一见，善感之谏，亦数十年而始闻，诚悲其稀阔，幸其仅有，又深叹其难得也。夫言路国家之血脉也。血脉流通，则荣卫调畅；血脉壅塞，则疾病横生。今以言官之常职，比于世所希有之物，此岂盛世之事哉！故惟明主不罪逆耳之言，然后人臣敢陈苦口之说，使言路常通，则政事可无阙失而天下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