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明皇帝，名隆基，是睿宗第三子。平韦后之乱，奉睿宗即位，以功立为皇太子，寻受禅，在位四十三年。

原文　以同州刺史姚元之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上初即位，励精为治，每事访于元之，元之应答如响，同僚唯诺而已，故上专委任之。元之请抑权倖，爱爵赏，纳谏诤，却贡献，不与群臣亵狎，上皆纳之。

直解　唐制凡朝廷政务，中书省裁决，门下省审验，尚书省施行，这三省长官便是宰相。后以他官作相，或阶秩稍卑，则令同侍中中书令视事，给三品禄秩，叫做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元之，即姚崇，初为武后宰相，再相睿宗，以计黜太平公主得贬。玄宗素知其才，欲相之。此时元之做同州刺史，在畿辅近郡，玄宗猎于渭川，遣中使召至，即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初玄宗即位，承韦武大乱之后，乃励精求治，既任元之为相，凡朝廷政务，事事咨访于他。元之素有干济才略，于天下事无不经心，随问随答，如响应声，更无疑滞，其余同僚在政府者，都只唯诺承顺而已。以此元之独称上意，玄宗专一委任，亲信无间焉。元之初拜相时，亦尝以十事要说玄宗，度上可行，然后受命。其中紧要的在于劝玄宗，裁抑权倖之臣，使不得干犯法禁；爱惜朝廷爵赏，不至于滥及匪人；中外群臣皆得触犯忌讳，以容纳谏诤；罢却戚里贡献，以塞媚悦之门；勿与群臣亵狎，以肃朝廷之礼。皆关系国体，切中时弊，玄宗一一嘉纳焉。尝观玄宗之任姚崇，诚千载一时之遇。君之任相也，拔之投闲置散之余，用之众忌群猜之日，可谓独断于心。臣之为相也，本以识机应变之才，济以量时救弊之略，可谓不负所任。此其君臣相得树立可观，而开元之治庶几贞观之风也。

原文　姚元之尝奏请序进郎吏，上仰视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终不应。元之惧，趋出。罢朝，高力士谏曰：“陛下新总万机，宰臣奏事，当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当奏闻共议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烦朕邪！”会力士宣事至省中，为元之道上语，元之乃喜。闻者皆服上识人君之体。左拾遗曲江张九龄以元之有重望，为上所信任，奏记劝其远谄躁，进纯厚。元之嘉纳其言。

直解　左拾遗，是门下省官。曲江，是地名，即今广东始兴县。玄宗即位之初，以姚元之为宰相，倾心信任。一日，元之将升转郎官名次，面奏请旨，玄宗不答，只仰面看殿屋。元之又再三奏请，玄宗终不答应。元之只说玄宗怪他，恐有得罪，不敢再奏，疾趋而出。及朝罢，内侍高力士谏说：“陛下新即大位，总理万机，宰相奏事，正宜面定可否，何故只仰看殿屋，通不察省？”玄宗说：“我以元之为相，将国家庶政都付托与他，委任至重，惟有军国大事，不能自决者，方当奏闻，我与他商议。今郎吏小官，只可便宜处补，却也来一一奏请，使朕裁决，岂朕所以任元之之心耶？”这是玄宗专任宰相的意思，元之却不知，心怀疑惧。适遇高力士以传奉旨意到中书省中，因将玄宗的言语备细说与元之。元之心上方安，不胜欣喜。群臣闻知，都说玄宗不亲细事，而委任贤相，得为君之体。此时，左拾遗曲江张九龄以元之负天下重望，为玄宗所信任，正是可以有为之时，只恐他所用非人，无裨治道，乃上一书与元之，劝其屏斥谄谀浮躁之流，奖进纯谨忠厚之士。盖谄躁之人，凡可以阿意求容者，无所不至，必至大坏风俗，为国家之害；若是那纯厚的人，一心惟知奉公守法，必不至纷纷造作，以长事端。元之见他说得是，嘉纳其言。自是一时所用皆贤人君子，而开元之治成矣。夫人主劳于求贤，而逸于任人。玄宗之任元之，真可谓知大体矣。然须是真知宰相之贤，乃可以委任责成，不劳而治；若不择其人，而轻授以用舍之柄，将至于威权下移，奸邪得志，其危害又岂浅浅哉！故以玄宗论之，开元之中专任姚元之、宋璟而治；天宝之中专任杨国忠、李林甫而乱。委任非不同，而治乱之效如此，岂非万世之明鉴哉！

原文　上素友爱，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为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于殿中设五幄，与诸王更处其中，谓之五王帐。薛王业有疾，上亲为煮药，回飙吹火，误爇上须，左右惊救之。上曰：“但使王饮此药而愈，须何足惜！”

直解　幄，是帷幕。回飙，是旋风。爇是烧。玄宗平日与众兄弟每极相友爱，及即大位，也不改变，近代为帝王的都莫能及他。初登宝位，即制为长枕大被，与众兄弟每一处宿歇。又于便殿中安设五个幄次，与兄宋王成器、申王成义、弟岐王范、薛王业、从兄豳王守礼，每日更递居处其间，饮食行坐，都不相离，就叫做五王帐。一日，薛王业患病，玄宗自己替他煎药，偶被旋风吹起药炉中火来，误烧着玄宗的须，左右侍人惊慌上前扑救。玄宗说：“但愿薛王服了这药，病得痊可，我须虽焚，何足爱惜！”其友爱恳切如此。夫兄弟至亲，本同一气，然常情多以其势分之逼而生猜忌之心，故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一忧一喜，莫不与共，惟舜能之。玄宗之友爱，近世莫及，非虚语矣。考之唐史，叙长枕大被，继以睿宗闻知喜甚。此玄宗不独全兄弟之爱，亦以顺父母之心也。彼以兄弟相残，贻忧父母，而祸延国家，如晋、隋之世者，独何心哉！

原文　上以风俗奢靡，秋七月，制：“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织锦绣等物；罢两京织锦坊。”

直解　玄宗初年，见当时风俗奢侈华靡，心甚恶之，欲痛革其弊。乃下诏凡上用服御器玩，系是金银妆饰打造的，着有司尽行销毁；却将这些金银就充朝廷军国的费用。其内府所积珠玉锦绣，都取在殿前用火烧了，以示不用。又以后宫不先禁止，外面人未免效尤，乃诏后妃以下，勿得用珠玉锦绣为服饰。又诏天下官民人等，再不许采取珠玉，织造锦绣等物。两京旧日有织锦坊，也命撤去了不复织造。盖珠玉锦绣，徒取观美，其实是无益之物。人君喜好一萌，必至征求四方，劳民伤财，无所不至。又且天下化之，习尚奢侈，渐至民穷财尽，贻害不小。玄宗初年，心志精明，能刻励节俭如此，所以开元之治大有可观。到后来溺于女宠，心志蠹惑，作为奇技淫巧，穷奢极丽，竭天下之财，不足以供之，至于倾覆而后已。可见治乱之机，惟系于人主之一念而已。有天下者尚鉴之。

原文　宋王成器等请献兴庆坊宅为离宫，制许之，始作兴庆宫。仍各赐成器等宅，环于宫侧。又于宫西南置楼，题其西曰“花萼相辉之楼”，南曰“勤政务本之楼”。上或登楼，闻王奏乐，则召升楼同宴，或幸其所居尽欢，赏赉优渥。

直解　天子所御宫殿外，别有临幸处所，叫做离宫。初玄宗在藩邸与宋王成器等五兄弟同居兴庆宫，号五王宅。及为天子，成器等以潜龙旧邸，不敢复居，请献兴庆坊宅为天子离宫。诏从宋王等所请，始就其处盖造宫殿，名为兴庆宫，仍各赐成器等别宅一区，环列于兴庆宫之旁。又于宫之西南，置楼二座，各题匾额。西边的题做“花萼相辉之楼”，盖取《诗经》上“棠隶之华，鄂不靴靴”二句，以隶花相映比兄弟相好的意思；南边的题做“勤政务本之楼”，盖言于此察民俗，采风谣，观稼穑，劝农功的意思。玄宗暇时登楼眺望，偶闻楼下诸王宅中奏乐，即遣侍臣宣召登楼与之宴饮，兄弟同乐，或车驾亲幸其宅，酌酒赋诗，从容尽欢，赏赐金帛，优裕隆渥，近古以来，未之有也。考之玄宗事势，与太宗同。宋王成器能让，故终身享其荣；太子建成不能让，故不旋踵受其祸。此可见兄弟之际，让则福成，而彼此俱荣；争则祸成，而彼此俱辱。非独其身，且延及国家，不可不察也。

原文　山东大蝗，民或于田旁焚香膜拜，设祭而不敢杀。姚崇奏遣御史督州县捕而瘗之。议者以为蝗众多，除不可尽，上亦疑之。崇曰：“今蝗满山东，河南北之人流亡殆尽，岂可坐视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尽，犹胜养以成灾。”上乃从之。卢怀慎以为杀蝗太多，恐伤和气。崇曰：“昔楚庄吞蛭而愈疾，孙叔杀蛇而致福。奈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饥死乎！若使杀蝗有祸，崇请当之。”

直解　唐时建都关中，自陕以东都叫做山东。膜拜，是长跪而拜。姚崇，即姚元之，因避开元年号，复名为崇。蛭，是水虫，即今之蚂蝗也。开元三年，山东各处地方，有蝗虫食民禾稼，民间以为天灾流行，无计可施，都只在田地之旁焚香设祭，长跪叩首，祈祷于神以为禳解，终不敢捕杀。宰相姚崇因奏请差遣御史，分诣被灾地方，督率州县官民夜间于田旁设火，凿成坑坎，将蝗虫四面驱扑，焚而埋之。议者以为蝗虫众多，恐驱除不尽，枉费人力，玄宗心亦疑之。姚崇说：“今蝗满山东，将田禾食尽，那河南、河北的百姓不能自存，都流离就食，几于尽绝，其为害至于如此，即尽力捕之，犹恐不及，岂可坐视食苗而不为之救乎！借使人力有限，不能除尽，然除得一分，亦救得一分，犹胜养之以遗患也。”玄宗见姚崇如此说，方允所奏。那时宰相卢怀慎私与姚崇商议说，蝗虫都是生命，恐杀得太多，有伤和气，反致为灾。姚崇说：“祸福之来，自有定数，只当以为民除害为主。昔楚庄王因食寒菹中有蛭虫，思量饮膳不洁，监食之臣其罪当死，若露而不罚，则法令有亏，若谴而诛之，则中心不忍，因将那蛭虫吞食，使人不见，以此腹中有疾，不能饮食。适遇令尹问疾，庄王以此告之，令尹说：‘王有如此仁德，疾不为伤。’已而王疾果愈。又楚人孙叔敖为儿时，路上遇见两头蛇，杀而埋之，回家涕泣。母问其故，叔敖说：‘闻见两头蛇者必死，我今遇之，所以涕泣。’母问：‘蛇今安在？’叔敖说：‘恐后来人复见，已杀而埋之矣！’其母说：‘吾闻有阴德者，天必报以福，汝不死矣！’其后官至令尹，享受福禄。可见人之祸福，原不在此。如今日这等拘忌，蛭也不该吞，蛇也不该杀了。今蝗灾已甚，纵而不捕，民将饿死，奈何不忍于蝗，而忍民之饿死乎？若使多杀蝗虫，果有祸报，崇请以一身当之，不以累人也。”夫王者以好生为心，故虽昆虫草木，皆当爱惜，然以大分较之，则民命为重，物命为轻。况物之害于民者，若不驱而除之，岂所以全好生之德乎！自魏以来，世皆溺于佛家杀生之戒，往往不敢伤害物命，而于小民之疾苦，反不相关，熟视其转于沟壑而莫之救，真可谓倒施矣！姚崇之言，因为捕蝗救灾而设，然即此而推之，则凡以其不爱及其所爱者，皆可以反观矣。

原文　或言于上曰：“今岁选叙太滥，县令非才。”及入谢，上悉召县令于宣政殿庭，试以理人策。惟鄄城令韦济词理第一，擢为醴泉令。余二百余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归学问。

直解　县令，即今知县。鄄城县，在今山东濮州。醴泉县，在今陕西乾州，唐时都关中，醴泉为京师大县。理人，是治民，唐高宗名治、太宗名世民，故唐人讳治为理，讳民为人。玄宗时，有人建言说：“今年吏部铨选叙用官员，大为冒滥，各处县令，皆非其才，全不简择，朝廷宜察之。”及新选官入朝谢恩，玄宗乃尽召那除授县令的都在宣政殿丹墀中，亲自出题考试，问他治理百姓，当如何设施，各对策一篇。那时县令所对的策，惟有鄄城令韦济，词理都好，取居第一，就擢用他做京兆府醴泉县令，量才优处之。其余二百余人，文不中第，考居中等，姑令赴任，以观其政绩何如。又四十五人，考居下等，放回原籍读书学问，以其学问未成，则道理不明，事体不熟，恐不堪作民父母故也。夫县令亲民之官，县令不好，则一方百姓都受其害，故愿治之主，每加意此官。观玄宗初政，励精如此，那为县令的，谁敢不尽职？吏部选官的，谁敢不尽心？此所以成开元之治也。

原文　十二月，姚崇、源乾曜罢，以刑部尚书宋璟、苏颋同平章事。璟为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上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曲从之。突厥默啜，自则天世为中国患，朝廷旰食，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灵荃得其首，自谓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竞生侥倖，痛抑其赏，逾年始授郎将。灵荃恸哭而死。

直解　默厥，是突厥可汗。开元四年十二月，宰相姚崇、源乾曜罢政，遂以刑部尚书宋璟、紫微侍郎苏颋同平章事。史臣因记宋璟为相，专以选择人才为主，每有铨补，必随其材器所宜，而授以职任，使大小臣工各尽所长，以修职业，无有不称其官者。且有罪必刑，有功必赏，皆秉公道而行，无所私曲。又遇政事有失，敢犯颜色正谏，不肯阿谀顺旨，以取容悦。玄宗见他这等正直，甚敬惮之，虽所言不合意旨，亦常委曲从之，其忠诚感动人主如此。突厥可汗默啜，在北虏中最为雄黜，自武后时即侵扰边境，为国患害且三十年。朝廷设谋备御，常至日晏不食，倾尽天下财力，竟不能制。后于开元三年间，有大武军子将郝灵荃，奉使突厥，因得默啜之首，献于朝廷，自谓建了不世奇功，必有破格升赏。时遇宋璟当事，思量玄宗亲平内乱，本好武功，灵荃之功虽奇，若是骤加重赏，恐有干宠喜事之人，争欲生心侥倖，图立奇功，致开边患，因痛抑灵荃之赏，守候一年，始授右武卫郎将之职。灵荃见功大赏薄，心怀恚愤，恸哭而死。盖宋璟是唐时贤相，故即拜相之日，并记其大略如此。其抑灵荃之赏，盖以防人主未萌之欲，故虽一夫抱愤而有所不恤。后来天宝年间，玄宗果然好尚边功，宠任蕃将，致有安禄山之乱，方知璟之深谋远虑，非人所可及也。然考默啜之死，本为别种胡夷所杀，适遇灵荃奉送，遂传首京师，不过因人成事而已，故虽裁抑其赏亦不为过。向使灵荃果能身履行阵，得虏酋之首，而朝廷曾无以激励之，则赏功之典不信于天下矣，宋璟必不为也。

原文　姚、宋相继为相，崇尚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税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进见，上辄为之起，去则临轩送之。及李林甫为相，虽宠任过于姚、宋，然礼遇殊卑薄矣。

直解　殿檐下叫做轩。玄宗开元初年，姚崇、宋璟继为宰相。姚崇资性明达，善应事机，于人所难处的，能委曲通变以成国家之务；宋璟资性刚直，善守法度，于所迁就的，能执持坚定，不失事理之正。这二人志向操行，虽各不同，然皆忘私徇国，协力同心，彼此相资，先后共济，辅佐玄宗，经理天下，使赋役宽平，刑戮减省，百姓每都财产饶足，户口蕃多，而天下治安。故唐家三百年贤能宰相，前在太宗时只称房玄龄、杜如晦，后在玄宗时只称姚崇、宋璟。盖玄龄善谋，如晦善断，共成贞观之治；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共成开元之治。他人为相者，皆莫得而比焉。姚崇、宋璟这两人为相，玄宗甚加优礼，每进见时，玄宗在御座上站起来接待，及事毕退去，必出至檐下亲临送之，似宾客一般，其礼遇之隆如此。后来李林甫为相，虽是玄宗爱幸的人，宠眷信任，过于姚、宋，然心里便轻忽他，不加敬重，礼貌接遇甚是卑贱鄙薄，不及姚、宋远矣。此可见人主之心，其于忠佞，未尝不明。但佞臣每顺人主之欲，而人主狎之；忠臣每拂人主之欲，而人主惮之。狎者易亲，惮者易疏，其势然也。然玄宗任姚、宋则成开元之治，任林甫则成天宝之乱，敬贤狎佞，只在一念之间，而治乱遂有霄壤之别。任相者可以鉴矣。

原文　十年。初，诸卫府兵自成丁从军，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杂徭，浸以贫弱，逃亡略尽，百姓苦之。张说建议，请召募壮士充宿卫，不问色役，优为之制，逋逃者必争出应募。上从之。旬月得精兵十三万，分隶诸卫，更番上下。兵农之分，从此始矣。

直解　这一段是记唐家府兵废坏之繇。成丁是二十岁。开元十年，始募兵充宿卫。初太宗既定天下，内设十二卫，分领诸府，外设六百三十四府，分隶诸卫，凡民六家共出一兵，无事则散耕于野，而以农隙讲习武事，每月量地远近，更番上京，以备宿卫，粮饷资装，六家共备。有事征伐，则以鱼书下府征发，而命一卫将统行；事别则将归于朝，兵散于野。国无养兵之费，兵无失业之患，将无握兵之权，而京师又得居重之意，本是良法。但其定制，民自二十岁成丁，即简选为军，至六十岁衰老才免役回籍，中间四十年在官，而其家隶于有司，庸调之类一概征派，又不免其杂徭，以此府兵渐至贫穷削弱，宿卫之士，逃匿殆尽，百姓被累，甚病苦之。至是宰相张说建议：“请出榜召募壮士，以补宿卫之缺，不必追问他是何色人役，既募为军，一切杂徭，量行优免，著为定制。那府兵逃匿的，必争出应募，不待勾摄佥补而自充矣。”玄宗从其所请，下诏募兵，才及旬月，便得兵十三万，以分隶于十二卫，谓之“骑”，定为六番，更番上下，自是长从宿卫，不免税民以供军，而兵农之分，实自此始矣。此府兵之一变也。夫自古有国家者，其祖宗立法，虽至精至当，然数世之后，亦未有不坏者，要在善守法者，补其偏，救其敝，期不失立法之初意可也。一举而更新之，不可也。唐之府兵，虽为良法，然至于中季，闾阎贫困，宿卫单弱，则其法已敝，亦有不容不变者。但尽改更番之制，而用召募充之，兵不土著，类皆市人，徒有虚名，不胜战斗，其后宿卫之兵渐弱，而方镇之势益强，此不善变之过也。

原文　十八年四月，以裴光庭兼吏部尚书。先是，选司注官，惟视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迁，或老于下位，有出身二十余年不得禄者。又，州县亦无等级，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后远，皆无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资格，各以罢官若干选而集，官高者选少，卑者选多。无问能否，选满即注。限年蹑级，毋得逾越，非负谴者，皆有升无降。其庸愚沈滞者皆喜，谓之“圣书”，而才俊之士无不怨叹。宋璟争之不能得。

直解　开元十八年四月，以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书，掌管铨选。唐制吏部选司，铨注官员，惟视其人之能否，以为升降。若有才能卓越者，或不拘次序，超拔升迁。至于庸才凡品，或终身不得升转，老于下位，甚至有出身二十余年，尚以铨试黜落，不得食禄者。中材之人，不免淹滞。又且州县大小，亦无等级分别，或繇大州大县反补简僻地方，或初任附近，及至再迁，反得边远，升降高下，皆无一定之制。至是裴光庭为吏部尚书，始奏请用循资铨选之格，大略候选人员，只据他在先考满去任之后，经选凡几，各以多少为次，而集于吏部，原官高者，人数不多，少候几选，原官卑者，人数本众，多候几选，通不问其贤愚优劣，只是候选期满，即挨次铨注。限其年之浅深，以为升转之级，若是资俸尚浅，就有奇才异等，也不得超过前人。应选之人，自非有罪负谴，不得叙用的，都照年限迁转，有升无降。此法一行，那庸愚的人，平日淹滞下僚，一旦得积日累月，历级而升，不至沉废，人人欢喜，把光庭这选法，称为“圣书”。而才能俊杰之士，反为资序所限，不得超拔，以致老于常调，无不怨叹。宰相宋璟以为不便，极力争之，竟不能回。自此以后，升转铨选，皆以资格为准，无能变之者矣。大抵资格之法，如工之治木，规矩准绳，一定而不可易，虽拙匠可守而行。超迁之法，如医之诊疾，聆音察色，洞视五脏，必卢、扁而后可耳。然人固不可常得，而法亦不可纯任，守一定之法，而任通变之人，于资格之中而寓超拔之意，则选法不患其不平矣。

原文　二十一年三月甲寅，以韩休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休为人峭直，不干荣利，及为相，甚允时望。始，萧嵩以休恬和，谓其易制，故引之。及与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渐恶之。宋璟叹曰：“不意韩休乃能如是！”上或宫中宴乐及后苑游猎，小有过差，辄谓左右曰：“韩休知否？”言终，谏疏已至。上尝临镜，默然不乐。左右曰：“韩休为相，陛下殊瘦于旧，何不逐之！”上叹曰：“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萧嵩奏事常顺指，既退，吾寝不安。韩休常力争，既退，吾寝乃安。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

直解　开元二十一年三月甲寅日，玄宗用尚书右丞韩休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盖宰相之职也。韩休为人，峻峭质直，未尝阿意希宠，以干求荣贵利达，那时人都敬重他，至是拜相，甚协时望。宰相萧嵩，初时只说他恬柔和顺，容易钤制，故引荐他。及与他同在政府议论国事，韩休守正不阿，事有未当，每每坚执，不肯曲意附和，萧嵩渐不能平，意颇憎恶之。夫尽心于国事，而不徇私恩，尽言于官长，而不为私党，这正是韩休的好处。宋璟此时罢相在京，闻知叹说：“不意韩休为相，乃能持正如此！”玄宗有时在宫中宴乐，及后苑游猎，或举动非礼，稍有过差，怕韩休知道，辄问左右说：“韩休曾知道否？”恰才说了，他的谏疏已到御前，其知无不言，为人主所敬惮如此。玄宗一日临镜，照见貌瘦，默然不乐。左右揣知其意，便逢迎说：“自韩休为相，凡事固执，违拂上意，以致陛下圣容，比于往时甚是消瘦，何不逐去他，以自快乐。”玄宗叹说：“韩休乃贤相，每事规正我以礼，我得他为辅佐，百姓每都阴受其福，我容虽是消瘦，天下必然充肥，岂可爱一身而忘天下！他与萧嵩共事，萧嵩每来奏事，事有不可，常顺我的意指，委曲承奉，我心非不欢喜，及退而思省，这等行去，甚有害于百姓，自其终夜睡卧不安。韩休每来奏事，事有不可，却极力谏诤，不肯顺从，我心虽不欢喜，及退而思省，这等行去，甚有益于百姓，自觉终夜睡卧得安，可见韩休是社稷之臣。我用韩休以为社稷，非为一身，岂可忘社稷之安危，而计一身之肥瘠乎！”繇是观之，韩休守己之正，事君之忠；玄宗知人之明，任贤之笃，皆可见矣。至于敬惮韩休一节，尤为盛德。盖自常情言之，人主尊无二上，势莫予违，况外庭临御，既劳心于万机，则宫中行乐，虽稍有过差，似亦无害者。人臣于此，岂宜与闻，就使得闻，何须苦谏。而玄宗乃兢兢然若师保在前，惟恐其见知，使能常持是心，岂有一念之纵肆，一事之过差乎！惜乎韩休去，而李林甫进，玄宗敬贤之心，终不胜其悦佞之意，而开元之治，遂转而为天宝之乱矣。

原文　二十四年，张守珪使平卢讨击使安禄山讨奚、契丹叛者，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夏四月，守珪奏请斩之。禄山临刑呼曰：“大夫不欲灭奚、契丹邪，奈何杀禄山！”守珪亦惜其骁勇，欲活之，乃更执送京师。张九龄批曰：“昔穰苴诛庄贾，孙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将领。九龄固争曰：“禄山失律丧师，于法不可不诛，且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识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直解　平卢讨击使，是幽州部下军官。穰苴、孙武都是春秋时名将。王夷甫是晋人王衍的字。石勒是胡人，称帝秦陇，国号后赵。先是营州塞上有胡人安禄山，逃入中国，养在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部下，官至平卢讨击使。至开元二十四年，适有奚、契丹二种胡人反叛，守珪遣禄山追讨，禄山恃勇率兵轻进，遂为虏所败。守珪奏闻朝廷请将禄山依军法处斩，有旨允奏。禄山临刑大呼说：“大夫不要平灭奚、契丹二虏耶？若要平灭二虏，如何将禄山杀了，何不留我以责后效！”守珪见他辞壮，惜其骁勇，欲全活之，但已奉有明旨，不敢自专，乃执送京师，听朝廷处断。奏至中书省，宰相张九龄不从所请，遂引古事批说：“昔楚景公以司马穰苴为将，使宠臣庄贾监军，那庄贾素日骄贵，穰苴与他约定日午会于军门，庄贾至日夕方至，穰苴遂对众斩之，以令三军，繇是军威大振。可见君之宠臣，若犯了军法，尚不可赦，况其他乎！又吴王阖庐，曾出宫中美女，令孙武试阵法，以宠姬二人为左右队长，约束已定，鸣鼓进兵，那宠姬大笑，孙武即将这二姬斩了，别用两个妇人为队长，鼓声一振，那妇人每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于是吴王知孙武善用兵，任以为将。可见君之宠姬，即试以军法尚难假借，况其他乎？今守珪为大将，军令若果能行，禄山既犯军法，即当处死，不宜轻免。”玄宗见禄山有才，不忍即杀，有旨革其官职，只着以白衣领兵，立功赎罪。九龄固争说道：“禄山失了纪律，丧败师徒，于法不可不诛。且臣见他状貌有谋反之相，今日若不早杀，后来必为国家之患。”玄宗说：“卿要学王夷甫识石勒乎？当时石勒微时，曾随人行贩洛阳，王夷甫见而异之，说：‘这胡雏有奇志，将来必为天下患。’即遣人追之，不及而返。后果扰乱中原，为晋室之祸，这是王夷甫有识见处。但禄山本是忠良之臣，如何比得石勒。卿乃以是律之，岂不枉害了他？”竟将禄山赦免，仍加宠任。后来禄山果反，玄宗方思九龄之言，虽悔无及矣。按禄山失律丧师，罪本当死，即使其无反相，亦不可赦，况骁雄黠狡之人，必有一段过人之材，足以竦动人主，而其奸猾叵测之情状，亦必有不可掩者，九龄之断，固有所试矣。玄宗不能行法，反从而崇养之，宜其及于祸也。

原文　秋八月壬子，千秋节，群臣皆献宝镜。张九龄以为以镜自照见形容，以人自照见吉凶，乃述前世兴废之源，为书五卷，谓之《千秋金镜录》，上之。上赐书褒美。

直解　开元二十四年秋八月初五日，壬子乃玄宗生辰，是日受群臣朝贺叫做千秋节。朝中群臣都献宝镜以祝圣寿，寓圆明久照之意，独宰相张九龄说：“古时镜铭上两句道得好，以镜自照见形容，以人自照见吉凶。盖把镜来照面不过见自己的形容而已，若把他人行过的事来反观内照，便知那件合道理是吉祥的事，当以为法；那件悖道理是凶祸的事，当以为戒。岂不尤切于君身，有关于治理。”于是乃备述前代帝王行事，起初兴创必有所以兴创之繇，后来废败必有所以废败之故，如水有源而流之清浊，皆出于此。作事鉴十章，分为五卷，以备法戒，叫做《千秋金鉴录》，献上玄宗，盖于祝颂之中，致规讽之意。玄宗览其书甚喜，特赐御札褒答称美焉。当初太宗尝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这《千秋金鉴录》，便是此意。贤相之嘉谟，即烈祖之成法，所当置之座右，以备观省也。然非人主留心体验，加意推行，则亦徒具虚文，存故事而已，竟何补哉！玄宗徒能赐书褒美于献纳之时，而不能体验推行于政事之实，故天宝以后，渐不克终，质之录中所载前代事迹，往往悖其所以兴，蹈其所以废。当是时九龄虽去，而《金鉴录》犹存，尚能观省否邪？悦而不绎，玄宗之谓矣。

原文　初，上欲以李林甫为相，问于中书令张九龄，九龄对曰：“宰相系国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异日为庙社之忧。”上不从。时九龄方以文学为上所重，林甫虽恨，犹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与九龄善，林甫并疾之。是时，上在位岁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而九龄遇事无细大皆力争。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伤之，日夜短九龄于上，上浸疏之。于是耀卿、九龄，并罢政事。以林甫兼中书令；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直解　先是吏部侍郎李林甫，为人柔佞奸猾，能迎合上意，玄宗甚宠爱之，要用为宰相。访问于中书令张九龄，九龄知林甫是奸臣，即对说：“宰相之职，辅佐人主，统率百官，关系国家安危。若用得其人，则政事清明，而天下安；若用非其人，则纪纲紊乱，而天下危。岂可不择人而授。林甫乃邪佞之臣，陛下若以为相，臣恐其误国殃民，异日为宗庙社稷之忧，悔之无及。”玄宗正喜林甫，不信九龄之言，竟以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那时九龄方以文章学术为玄宗所重，宠遇甚隆，林甫闻其言，心虽怀恨，外面还曲意奉承，不敢显露。时有侍中裴耀卿，与九龄相厚，林甫因恨九龄，遂连耀卿也疾恶，谋欲并伤之，只不得间隙。适是时玄宗在位年久，见天下治平，心志懈惰，渐肆奢欲，将国家政事，怠而不理。九龄却不肯阿顺，遇事无大小，都要正言力争，玄宗心里已有些不快。那李林甫善于窥伺，揣知上意，每日寻思要暗害九龄，见有一二事忤旨，遂日夜在玄宗面前谮毁九龄之短。玄宗不知林甫之奸，只以所言为实，待九龄渐觉疏慢。至是以耀卿、九龄为阿党，并罢政事，即令林甫兼中书令以代九龄。又朔方节度使牛仙客，曾被九龄沮抑，因拜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与林甫并相，盖林甫欲引九龄所不悦之人，以固其党耳。按玄宗即位以来，所用宰相如姚崇、宋璟、卢怀慎、韩休、张说、张九龄，都是正人君子，各尽所长，同心匡辅，所以二十四年之间，海内宴然，闾阎富庶，治平之效，直与贞观比隆。只因用一李林甫，被他以甘言佞辞，逢迎为悦，外面却专权乱政，壅蔽朝廷，以致政事日非，生民受害，至于酿成天宝之乱。则君子小人进退之间，乃治乱安危之机也，可不慎哉！

原文　上以户部郎中王为户口色役使，志在聚敛，按籍戍边六岁之外，悉征其租庸，有并征三十年者，民无所诉。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后宫赏赐无节，不欲数于左、右藏取之。探知上指，岁贡额外钱帛百亿万，贮于内库，以供宫中宴赐，曰：“此皆不出于租庸调，无预经费。”上以为能富国，益厚遇之。务为割剥以求媚，中外嗟怨。

直解　这一段是记玄宗用聚敛之臣，以快己欲而失民心的事。藏，是库藏，唐设左、右藏，以收贮每岁天下额征的钱帛。其取民只有三件：有田则有租，如今税粮便是；有身则有庸，如今差徭便是；有家则有调，如今绢布便是。天宝四年，玄宗用户部郎中王为户口色役使，盖管理民间户口及杂色徭役之官也。王是个邪媚小人，他的意向只在聚敛钱帛以供人主之费，全不顾百姓的穷苦。且如旧制抽丁戍边，六年一换，这六年中都免纳粮当差，后来只因那戍边死者，边将多不申报，以致原籍未与开豁，空有籍贯，本无人丁。王乃按据户籍，逐一查出那戍边死亡的，只除六年不征外，其余不拘年月久近，一概都问他追征粮差。其最久的，有连征三十年者，这都是里中百姓赔偿，家家被累，无处告诉。只举这一件，别事可知。此时玄宗在位日久，心志荒惑，御前用度日渐奢侈，后宫赏赐滥费无节，不欲数数关白有司，就左藏右藏里面取给，要别做个方法。王探知玄宗这意思，乃于每年租庸调正额外，更贡献钱帛百数十万，别贮于内庭库藏，专以供给宫中宴乐赏赐之费，奏说：“这钱帛都不出于租庸调三件里面，不关系正经钱粮，无损于民者。”玄宗只道他会设法取用，以富足国家，是个有才干的人，愈加宠任，礼遇优厚。王亦自以为得计，专一额外巧取，刻剥小民，以媚悦主上。民不能堪，内而京师，外而郡国，无有不嗟叹怨恨者矣。玄宗初政清明，足称有唐英主，末年乃信用聚敛之臣，驯致大乱而不悟，何哉？盖内蛊于多欲，外惑于巧佞故也。夫天地生财，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安得常赋之外，又有百亿万之入。巧佞之臣借言不加赋而用足，其实都是刻剥小民取来，人主但见眼前充足，便喜其能，而不知闾里号啼之声，困苦之状，有耳目所不忍闻见也。然使为人主者清心寡欲，节用爱人，绝无益之玩好，裁无名之赏赐，则虽有聚敛之徒，工为巧佞，亦何至于中其术哉！此治乱安危之几，不可不深念也。

原文　八载春二月，引百官观左藏，赐帛有差。是时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上以国用丰衍，故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

直解　玄宗末年，用宇文融、王之流，掌理天下财赋，暴征横敛，无所不至，故一时帑藏充溢，自古未有。至是年天宝八载二月，玄宗因率领百官进到左藏中，阅视所积金帛，以夸耀富盛，因以帛分赐百官，大小有差。盖是时天下承平日久，各处州县，都殷实富足，所以诸臣巧立名色，竞为聚敛，仓库中所积的粟米布帛，动以万计。玄宗晚年志昏，又见财用丰足，心遂侈荡，无有撙节，看那金帛等物犹如粪土一般，任意浪费。一时贵宠之臣，但是心中所喜的，即横加赏赐，无复限量。如杨国忠五宅珠玉锦绣，充溢街衢；为安禄山造第，官室器具皆以金银为饰。自古赏赐之滥，用度之奢，未有甚于此矣。夫朝廷之财赋，皆百姓之脂膏，有司头会箕敛，棰楚诛求，小民至于鬻妻卖子，以充赋役。人主深居九重之中，不知财货之所繇来，艰苦如此，往往暴殄天物，以作无益之事，赏无功之人，而乱亡之祸随之，盖亦深可哀矣。有天下者，尚鉴之哉！

原文　十一月，李林甫薨。上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妬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悟也。

直解　天宝十一载十一月，宰相李林甫薨。史臣因记林甫为相，大略以著其奸邪之状，说：玄宗自开元以来，励精图治，海内无虞。及至天宝年间，自恃天下承平，以为治功已定，无复可忧，遂只深居宫中，专以音乐女宠自取娱乐，将国家政事都委托于林甫，任其所为。于是林甫独掌大权，威福繇己，日惟曲为谄媚，以奉事左右，探知玄宗心所欲为，每每先意迎合，要奉承得主上欢喜，以固结其宠眷；又恐臣下进言发其奸状，于是杜绝言路，使大小群臣都不敢上疏建言，以掩蔽朝廷耳目，因而自遂其奸；又且妒忌贤能，不使进用，若有才望功业胜似自家的，必百般排抑之，以保其禄位；这等专权用事，又恐天下人心不服，于是用一般深刻的人，屡起大狱，将朝廷贵臣牵连罗织，诛戮贬窜，以张大自家的权势，使人人惧怕。其平日所为，虽不能尽述，大率不出此四者。那时自皇太子以下，贵戚大臣莫不畏其倾陷，侧足而行，其权势薰灼，至于如此。凡在相位专任十九年，致海内绎骚，人心离叛；天下之乱，虽繇禄山等发之，其实是林甫养成，而玄宗不之悟也。夫自古人主若明知臣下之奸，必不肯用；惟是不知其奸，而终以为贤，所以信任而不疑。然使其将大小政事，件件自家留心，则虽有奸臣，亦不能壅蔽；惟是安于逸乐，而不亲庶政，所以壅蔽而不知。然则明于知人之道，固所当求，而逸于任人之说，尤不可不讲也。

原文　侍御史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全军皆没。杨国忠隐其败，更以捷闻，益发中国兵讨之，前后死者几二十万人，无敢言者。上尝谓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力士对曰：“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谓无忧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直解　南诏是蛮夷国名，即今云南地方。唐时南诏，在剑南边外。自高宗以来，世入中国朝贡，至玄宗末年，因宰相杨国忠用其故人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处置乖方，将南诏激反，后遂连兵不解。至是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以侍御史李宓为留后，领兵七万进讨南诏。那夷王阁罗凤故诱官军深入重地，举国攻围，李宓遂为所擒，全军皆没，无一人生还者。国忠以启衅繇己，失事地方又是自家所管，遂将这败军情繇隐下，反报功奏捷，欺罔朝廷，益大发中国之兵，分道讨之。那云南在万里之外，又多瘴疠，师老财费，不能取胜，前后死者几有二十万人。朝中群臣明知此事，只畏国忠之威，无人敢说。玄宗不知，只道天下无事，曾向内侍高力士说道：“朕在位四十余年，今已老矣，看来天下承平，不必劳心，今只将朝廷政事付托与宰相使之办理，边上军情付托与诸将使之防御，朕只恭己无为而已，夫复何忧。”力士对说：“陛下深居禁中，不知外面的事。臣闻云南自用兵以来，虽屡有捷报，其实丧了许多人马，都隐匿不闻，又各边节度使专制一方，坐拥强兵，威权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养成祸乱，一旦窃发，将至不可复救，何谓无忧也！”力士此言，明指杨国忠、安禄山二人。玄宗心里也觉悟，因说：“你且莫言，待我慢慢思量，再作区处。”盖亦知其不可，而老耄偷安，不能决断耳。古人有言：“堂上远于百里，堂下远于千里。”言壅蔽之害深也。明皇以朝事付之杨国忠，至于丧师二十万而不知；以边事付之安禄山辈，至于逆谋已成而不悟。当其祸机之伏，岂止力士知之，下至咸阳父老亦知其必败，而玄宗方自以为泰山之安。壅蔽之祸至于如此，可不戒哉！

原文　十一月甲子，禄山发所部十五万众，反于范阳。于是引兵而南。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

直解　范阳，即今顺天永平一带地方。天宝十四载十一月甲子日，安禄山反。初，安禄山以平卢节度使兼河北、河东，专制三道，久蓄异志。宰相杨国忠又数以事激之。至是遂假密诏，尽发其部下兵共十五万众，反于范阳，引兵而南。此时天下承平日久，百姓安乐，累世以来不识兵革，一旦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地方，又在禄山统属之内，威令素行，但是贼兵所过的去处，大州小县都望风瓦解，不能抵挡。那为郡守县令的，或开门迎降，或弃城逃避，或稍稍出战便被擒缚诛戮，无有敢拒敌者。于是东京不守，而贼势日逼，天子幸蜀，而宗社几亡矣。原其所以至此，非禄山能乱唐，乃唐自乱耳。盖玄宗末年，溺于声色，用度奢侈，信任小人，专意聚敛，剥民膏血，天下人心久失，法令不行，武备废弛。而禄山本胡雏异类，乃引为腹心，宠任太过，养成骄悍。又使之专制三道，委以重兵，听选番夷以代汉将，是启其异志，而资其横行也。虽欲不乱，其可得乎！人主察此，则所以固人心，振武备，慎威福，节宠倖者，诚不可一日不兢兢矣。

原文　初，平原太守颜真卿，知禄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壮，实仓廪。禄山以其书生，易之。及禄山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间道奏之。上始闻禄山反，河北郡县皆风靡，叹曰：“二十四郡，曾无一人义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识颜真卿作何状，乃能如是！”真卿使亲客密怀购贼牒诣诸郡，繇是诸郡多应者。真卿，杲卿之从弟也。

直解　平原、博平，是唐时河北二郡，俱在今山东地方。史臣记说当时安禄山未反时，有平原太守颜真卿，因在河北统内，与范阳相近，见禄山阴蓄异志，知其将反，要预先防备，恐他知觉，适遇霖潦，因假以为名，修筑城垣，浚深濠堑。又佥补民间丁壮，以备选兵；积蓄仓廪粟米，以储粮饷。禄山只道他是个书生，无能为，心里轻易他，不把来当事。及禄山已反，发兵南下，河北郡县都是所属地方，大半降附，因行文牒与真卿，着他领平原、博平二郡兵七千人，防守黄河渡口，以备官军。真卿拒而不从，即遣平原司兵参军李平，繇小路潜入京师奏报。玄宗初时闻禄山反，河北郡县都望风而靡，因叹息说：“河北地方共有二十四郡，这许多官员都是朝廷臣子，就没一个忠义之士替国家出力耶！”及李平赍奏至京，方知平原一郡不肯从贼，玄宗大喜说：“朕平昔不认得颜真卿是怎么模样，乃能尽忠为国如此！”真卿又遣所厚宾客密怀文牒“悬购贼赏格”，分诣邻近各郡。那各郡守臣见真卿如此忠义，也都感奋相率起兵，推真卿为盟主，同心讨贼。真卿乃常山太守杲卿从弟。常山亦在河北统内，杲卿仗义勤王，与真卿声势相倚，随为禄山所攻，力不能支，骂贼而死。后来真卿官至太师，奉使贼臣李希烈军中，亦不屈而死。这是颜真卿兄弟始末。按唐太宗有言：“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人臣平居之时，俱享朝廷爵禄，一旦国家有难，往往全躯自保，甚至甘心从贼，而真卿兄弟独能以二郡之兵，纠合忠义，同奖王室，至于先后节死，若合符契。其芳名大节，直与日月争光，真万世人臣所当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