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　宗

宪宗皇帝，名纯，乃德宗之孙。德宗崩，子顺宗立。顺宗即位之时，已病不能言，遂传位于纯，自称太上皇。纯在位十五年，庙号宪宗。

原文　上与杜黄裳论及藩镇，黄裳曰：“德宗自经忧患，务为姑息，不生除节帅。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军情所与则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将赂，归而誉之，即降旄钺，未尝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举纪纲，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镇，则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为然，于是始用兵讨蜀，以至威行两河，皆黄裳启之也。

直解　宪宗即位之初，励精图治，见各处藩镇拥兵拒命，心甚不平，因与宰相杜黄裳计议，思有以处之。黄裳对说：“人主制驭天下之大柄有二，威、福而已。威福之柄在上则治，在下则乱。德宗初年，承肃、代之后，也有意振作，只因经奉天之乱，忧患相仍，恐一有处分，或生他变，乃务为姑息之政。各镇节度使见任在生前，并不别有除授更换，只待他有事故乃遣中使往彼军中访察众情，要立何人为帅，即因而授之。中使或受大将贿赂，归而称道之，说其人得众心可为主帅，朝廷即不问可否，降旄钺与之，未尝有出自朝廷本意者。如此，则威福之柄皆在于下，朝廷不能主张，纪纲安得不堕，藩镇安得不横。陛下必欲振举纪纲，宜及今日人心观望之时，独奋乾刚，稍立法度，裁制藩镇，使天下悚然知明主在上，无敢僭越，然后耳目新而心志定，天下可得而治也。”宪宗深以其言为是。是时西蜀刘辟正阻兵拒命，宪宗欲讨之，而群议未定，及闻黄裳之言，始决意用兵讨辟，卒至平蜀，而淮、蔡、淄、青、河南、河北诸镇亦以次威服，皆黄裳之言启之也。按姑息之政，不独德宗，节度使繇军士废立，自代宗已然矣。当时建议之臣亦有言者，而二君皆不能听。宪宗一闻黄裳之言即断然排群议而用之，其后淮、蔡用兵又专委裴度，卒收成功。然则用谋善断，信非明主不能也。

原文　上与宰相论：自古帝王，或勤劳庶政，或端拱无为，互有得失，何为而可？杜黄裳对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庙，下抚百姓四夷，夙夜忧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纪纲有序，苟慎选天下贤才而委任之，有功则赏，有罪则刑，选用以功，赏刑以信，则谁不尽力，何求不获哉！明主劳于求贤而逸于任人，此虞舜所以能无为而治者也。至于簿书、狱市烦细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亲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书，魏明帝自按行尚书事，隋文帝卫士传食，皆无补于当时，取讥于后来，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劳也，所务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诚，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将以求理，不亦难乎？”上深然其言。

直解　衡，是秤，一百二十斤为一石。宪宗初年，锐于有为，因与宰相论说：“自古帝王所务不同，或不惮勤劳，亲理庶政，或端拱于上，无所作为，其劳逸不同如此。然其间亦各有得失，未能尽善，不知何为而可？”杜黄裳对说：“王者一身，上则承天地宗庙之重，下则抚百姓四夷之广，一日万机，固当早夜忧勤，不可自图暇逸。然君上臣下自有定分，大纲小纪自有次序，人君亦惟操居上之体，总其大纲而已。诚能虚心鉴别，慎选天下贤才分任其职，而又随事考成之，于称职而有功的，则加之以赏，不称职而有罪的，则加之以刑。选用既公，赏刑又信，则人有所劝惩，谁不各尽其力，凡君所欲为者，又何有不得者哉！是以明主始而求贤则甚劳，终而得人则甚逸。虞舜所以任用五臣，无为而天下治者，正以此也。若夫簿书期会，以至刑狱市井，一应烦细的事，所司各有任其责者，非人主所宜亲理也。昔者秦始皇每日省览文书都有课程，以衡石称之，限以斤数，若课程未完，不肯止息。魏明帝亲至尚书省按行其事。隋文帝临朝每至日昃，卫士不得休息，往往传餐而食。此三君者或乱或亡，皆无益于当时，见讥于后世。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劳也，正因不能用人而喜于自用，失上下之分，昧纪纲之序，所务非其道故也。且夫人主不患事之不理，患不能推诚以任人；人臣不患不任事，患不能竭忠以事君。苟上不推诚而疑其下，下不竭忠而欺其上，则堂陛且不相孚，政事岂能修举，纵日勤劳于上，亦徒敝精神耳，将以求治不亦难乎！”于是宪宗深然其言。盖黄裳知宪宗锐于求治，恐不得其要，故以任贤之道告之。又欲其鉴德宗之猜疑，故终之以推诚之说要之，帝王致治之道，实不外此。

原文　以户部侍郎武元衡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吉甫闻之感泣，谓中书舍人裴垍曰：“吉甫流落江淮，逾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报德，惟在进贤，而朝廷后进，罕所接识，君有精鉴，愿悉为我言之。”垍取笔疏三十余人，数月之间，选用略尽。当时翕然称吉甫为得人。

直解　元和二年，宪宗以户部侍郎武元衡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吉甫一闻简命，感而泣下，与中书舍人裴垍说：“吉甫自贞元七年以罪贬谪，流落江、淮之间，今十五年矣。自分弃捐，无所复冀，乃一旦遭际圣明拔之罪废之中，擢居宰相之位，蒙恩至此，无可报称。思所以仰答知遇者，惟在进用贤才，使众职毕举，庶几称塞其万一耳。然而久居疏远，于朝廷后进之士相知者少，无凭荐举。君素留意人材，藻见精确，愿举所知，尽为我言之。”垍因取笔书三十余人，吉甫皆藏记之，以次推举，数月之间，三十余人选用殆尽，当时翕然称吉甫所用为得人。盖人主为天下择宰相，宰相为天下择庶官。《大学》称：“大臣之休休，能保子孙黎民者，亦惟在荐贤而已。”吉甫为相，首以此为急务，虚心访用，曾不猜靳，知人之明虽在裴垍，得人之誉乃归吉甫，可谓知为相之体矣。

原文　夏、蜀既平，藩镇惕息，多求入朝。镇海节度使李锜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许之。锜实无行意，屡上表称疾，请至岁暮入朝。上以问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即政，锜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锜，将何以令四海！”上以为然，下诏征之。锜诈穷，遂谋反。冬十月，左右执锜，械送京师。有司籍锜家财输京师。翰林学士裴垍、李绛上言，以为：“李锜僭侈，割剥六州之人以富其家，今辇输上京，恐远近失望。愿以逆人资财赐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赋。”上嘉叹久之，即从其言。

直解　夏，即今宁夏地方。镇海，即今镇江府。宪宗初年，裁制藩镇，不事姑息。其时杨惠林反于夏绥，兵马使斩之。刘辟反于蜀，高崇文擒之。两镇既平，朝廷威令始行。各藩镇平素跋扈，抗拒朝命的，始知危惧，都上表求请入朝。镇海节度使李锜最称强梁，亦不自安，求入朝，宪宗许之，遣中使慰抚，而令王澹署掌留务。然锜本无行意，见朝廷解其军务，心益不平，乃屡次上表称疾，请至岁终入朝。宪宗与宰相计议，武元衡对说：“陛下行政之初，四海观望所系，若使锜求朝入朝，求止便得止，则行止皆在于锜，朝廷不能主张，将何以号令四海乎！”宪宗以其言为是，乃下诏宣李锜入朝。锜前此本无行意，只是说谎支吾，至此情见计穷，遂令军士杀王澹以胁中使，因发兵谋反。冬，十月，锜将张子良等知锜必败，举兵缚锜，械送京师。有司籍没锜家财，输解来京。翰林学士裴垍、李绛上疏说：“李锜僭侈多无度，剥削浙西等处六州百姓之财，以富其家。陛下恶其害民，故讨而诛之。今辇金帛以输京师，是徒利其所有，非朝廷振肃纪纲之意，恐远近从此失望。愿即以逆人资财，还赐浙西百姓，当今年租赋，使天下知朝廷不重货财，且以慰百姓之望。”宪宗见其疏，称叹久之，即从其言。按唐自代、德以来，尚姑息而悦货财，威不行于节帅，惠不及于穷民久矣。宪宗鉴于覆辙，一听元衡之言，则李锜就缚，再从垍、绛之请，则六州复苏，中兴事业，此其肇端矣！

原文　帝尝称：太宗、玄宗之盛，欲庶几二祖之道德风烈，何行而至此乎？绛曰：“陛下诚能正身励己，遵道贵德，远邪佞，进忠直。与大臣言，敬而信，无使小人参焉；与贤者游，亲而礼，无使不肖与焉。如是，则可与祖宗合德，号称中兴，夫何远之有！”帝曰：“美哉！斯言。朕将书绅。”

直解　绅，是大带之垂者，欲其言不忘，故书之于绅。宪宗一日问于翰林学士李绛说：“我祖宗时如太宗贞观之治，玄宗开元之治，可谓极盛，朕甚慕之。今欲庶几比隆于二祖之道德风烈，不知何为而可以至此乎？”此宪宗有志于法祖致治也。绛对说：“二祖所以开创鸿业者，只有两端：修身、用贤而已。陛下诚能正身励己，不溺于怠荒，体道尚德，不杂于功利。修身既如此之纯，又鉴别贤否，于邪佞者远之，忠直者进之。与大臣讲求理道，敬而且信，不使小人参于其间；与贤者朝夕游处，亲而有礼，不使不肖者与于其侧。用贤又如此之专，则所行无非正道，所闻无非正言，所游无非正人，道德风烈既可配合祖宗，号称中兴之主矣。去贞观、开元之盛，夫何远之有！”宪宗感其言，乃叹说：“美哉斯言！真致治之要道，朕将书之于绅，佩服不忘也。”夫宪宗志在法祖，而绛以修身用贤告之，可谓切至之语。然自古圣帝明主所以创业守成，致太平之盛者，举不外此。图治者所当留意也。

原文　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细务皆自决之，繇是裴延龄辈得用事。上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选擢宰相，推心委之，尝谓垍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犹藉辅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圣万倍者乎！”垍亦竭诚辅佐。上尝问垍：“为理之要何先？”对曰：“先正其心。”

直解　初，德宗性多猜忌，常恐臣下欺之，不肯委任宰相，虽天下琐细的事务，也都自家裁决。以此大臣日益疏远，那奸邪之徒如裴延龄辈因得以乘机用事，而蠹国害民，无所不至矣。宪宗在藩邸时已备知其故，心甚非之。及即位，痛鉴此弊，首以亲贤为急，选擢宰相，推诚委任之。尝与宰相裴垍等说：“我祖宗致治，未有不须贤臣而成者，虽以太宗、玄宗这等明圣，当时亦藉房、杜、姚、宋诸臣辅佐，乃成贞观、开元之治，况如朕薄德，不及先圣万倍，所望于卿等者不尤切乎！卿等宜同心辅弼，以匡朕之不逮可以。”垍感宪宗知遇之厚，亦竭诚辅佐，惟恐有负上恩。宪宗尝问垍：“为治之要，何者为先？”垍对说：“君者天下之主，心者一身之主，心不正，何以正身，身不正，何以正天下。故必寡嗜欲，端好恶，先正其心，则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万民，皆自此而推之。为治之要，信无先于此也。”夫人君非任相无以理万机，非正心无以宰万化，二者帝王之切务也。宪宗临御之初，即能推诚任相，几致太平，可谓知先务矣。而及其晚节，复信匪人以亏成业，则正心之学未讲耳。此纯心所以为用贤之本欤。

原文　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尝有故人自远诣之，垍资给优厚，从容款狎。其人乘间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称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伤朝廷至公。他日有盲宰相怜公者，不妨得之，垍则必不可。”

直解　京兆判司，是京府佐贰官。眼不见叫做盲。宪宗之时，裴垍为相，至公无私。史臣记其事说道，垍为人禀性刚方，其器量格局严峻整齐，不为世俗依阿之态，所以人见之莫不敬惮，无敢以私意干请于前者。曾有一故旧，特从远方来谒。垍念其平生，凡资助供给皆从优厚，与之从容款曲，不失故人之情。其人见裴垍待之厚，遂乘间求为京兆判司之官。垍回答说：“京兆判司，乃是朝廷的官，不是宰相可私与人的，故必才干相称乃可居之。今公之才称不得这个官，我为宰相当为官择人，岂敢以故人私情伤了朝廷公道。倘后日有等瞎宰相，认不得人的，或有曲意怜公者，公他日不妨得此官。若垍今在位，断乎其不可也。”夫宰相之职全在用人，而心之公私则用人之当否系焉，故理乱之所关也。诚能至公无私，惟才是使，虽不避亲故，无害于公。若一从干请，则倖门遂启，虽公亦私矣。如垍者真可谓有唐之贤相也。

原文　四年春正月，南方旱饥，命左司郎中郑敬德等为江、淮、二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赈恤之。将行，上戒之曰：“朕宫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数，惟赒救百姓，则不计费。卿等宜识此意，勿效潘孟阳饮酒游山而已。”

直解　唐制尚书省设左右司郎中，稽勘文书，分理省事。江、淮，即今南直隶等处。二浙，即今浙江之东西。荆、湖、襄、鄂，即今湖广荆南等处一带地方。宣慰使，是安慰百姓的官。元和四年春正月，南方久旱，百姓大饥，宪宗闻而悯之，命左司郎中郑敬等为江、淮、二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分道赈济。敬等将行，宪宗特召至御前面戒，谕之说：“朕性本俭约，凡宫中自奉就是用一匹绢，也都登记其数，以便查考，不敢妄费。惟赒济百姓，则费用虽多，益所不计。盖自奉惟恐其过侈，惠民惟恐其不周也。卿等须要体朕之意，悉心区处，使百姓每困于饥馑的，都得以均沾实惠，如朕亲去赈济一般，庶几不负任使，慎勿学那盐铁转运副使潘孟阳，昔年宣慰江淮，只是饮酒游山，全不以民命为念也。”夫君民本同一体，民之困苦譬如疾痛在身，人君未有不欲济者。惟是奉行之人，或苟且塞责，因而侵渔，或牵制文法，惮于多费，故虽蠲恤之诏累下，慰抚之使屡出，而民卒不被其泽也。宪宗戒谕敬等，可谓深知民瘼矣。而于潘孟阳辈不加显罚，则亦何足以示警哉！为君上者宜加意焉。

原文　上欲革河北诸镇世袭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从则兴师讨之。裴垍曰：“李纳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于国，陛下前许师道，今夺承宗，沮劝违理，彼必不服。”繇是议久不决。上以问诸学士，李绛对曰：“河北不遵声教，谁不愤叹，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军自武俊以来，父子相承四十余年，人情惯习，不以为非。况承宗已总军务，一旦易之，恐未必奉诏。又范阳、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传，与成德同体。彼闻成德除人，必内不自安，阴相党助，未可轻议也。”

直解　唐自代、德以来，河北诸镇恃强结党，蔑视朝廷，节度使一故，其子即总领军务，因而世袭，朝廷并不得自除一人，其弊久矣。宪宗思裁制藩镇，以为必革此弊，庶可振肃纪纲。适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欲乘此机会朝廷自除节帅，不许其子承宗替袭，若不从命即兴兵讨之。谋于大臣，裴垍谏说：“今之藩镇虽均为强梗，然其间亦有功罪不同，朝廷宜稍加分别，以服其心。昔淄青节度使李纳拒命称王，最是跋扈不恭。王士真之父王武俊，曾与李抱真破朱滔，可谓有功于国。论罪则淄青当削，论功则成德可原。然陛下前已许纳子师道承袭，今独夺了承宗，是赦有罪诛有功，沮顺劝逆，背违常理，彼必执以为辞不肯心服，反伤朝廷威重，不可不慎也。”繇是议久不决。宪宗又与翰林诸学士计议，李绛对说：“河北久肆强梁，不遵朝廷声教，有人心者谁不愤叹，思一举而灭之。然臣熟思今日时势，恐取之亦未易能也。盖成德军自王武俊传与士真，父子相继四十余年，人情惯习以为当然，不知其为非矣。况承宗父死之后，业已总领军务，为士心所戴，一旦夺而易之，恐未必便肯奉诏，那时国体所关，不得不调兵征讨。而范阳、魏博、易定、淄青诸镇，皆以地相传，与成德一体。彼见成德另除节帅，必恶伤其类，内不自安，外假讨罪之名，以糜爵赏，而实则按兵玩寇，阴为党助，胜负未定，而劳费之病，尽归国家矣。军旅之事，殆未可轻议也。”按垍、绛之论，皆老成谋国，曲中事情。然以朝廷节钺之臣，数十年不得自除一人，虽英明如宪宗，犹动多掣肘如此，岂一朝一夕之故哉！代、德之姑息，固有以酿成之矣。有天下者慎毋狃目前之安，而贻子孙以难制之患哉！

原文　时吴少诚病甚，李绛等复上言：“少诚病必不起。淮西事体与河北不同，四旁皆国家州县，不与贼邻，无党援相助，朝廷命帅，今正其时，万一不从，可议征讨。愿赦承宗，以收镇、冀之心，坐待机宜，必获申、蔡之利。”

直解　淮西，即今河南汝宁府。镇、冀、申、蔡，是四州名。镇、冀，即成德王承宗所据地方。申、蔡，即淮西吴少诚所据地方。宪宗前欲用兵河北以讨承宗，因大臣谏阻，议尚未决，时有淮西节度使吴少诚病甚，李绛等见河北难图，不如先取淮西为便，乃上疏，说：“少诚病甚，势必不起。臣观淮西事体与河北诸镇不同，河北四镇都是贼境，蟠结婚姻，互相党助，所以未可轻议。若淮西则四旁皆我国家州县，不与贼为邻，其势孤立，无党援相助，前此特忌少诚之强耳。今少诚已不起，朝廷乘其子之未袭，命一将帅往镇之，正在此时。万一不从，即可声其拒命之罪，兴师征讨。彼势孤力弱，克之必易，非若河北之难也。愿陛下舍成德难图之策，曲赦承宗以收镇、冀之心，就淮西易成之谋，坐行机宜，必得申、蔡之利，计无便于此者。不然，舍易图难，势既不可，二役并举，力又不能，岂不两失之乎？”按藩镇之患，河北为甚，而绛等欲先取淮西者，以为淮西一定，则河北破胆，可不烦兵而服耳。卒之元济就擒，而承宗亦献地质子，归命恐后。绛等之言，无弗验焉。老成之谋国，固如此。

原文　五年，是时每有军国大事，必与诸学士谋之。尝阅月不赐对。李绛谓：“大臣持禄不敢谏，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以为害霸最甚。今臣等饱食不言，自为计得矣，如陛下何！”有诏：“明日对便殿。”

直解　元和五年，此时宪宗留心治理，每遇军国重大事情，必召见翰林众学士与之谋议，以此国事得失，皆得上闻。间尝经过一月，不赐召对学士，李绛恐上下从此间隔，因奏说：“朝政或有关失，为大臣的但知保守禄位，不敢直谏；小臣的但知畏避罪责，不敢进言。若此者甚非国家之福。昔管仲佐齐桓公图霸，曾有这两句说话，以为妨害霸业莫此为甚。今臣等享着朝廷大俸大禄，饱食终日，不出一言，自为一身之计则诚得矣，其如壅蔽聪明，耽误国事何哉！”宪宗闻说感悟，随有诏旨，宣翰林众学士于次日赴便殿奏对，令其指陈军国大事，一如平时焉。按持禄、畏罪二言，人臣不忠之病，全在于此。盖忠臣心在国家，故义所当言，虽万钟不顾，九死不回，岂肯持禄畏罪，以误朝廷。惟奸佞小人，富贵身家之念重，所以缄默苟容，一言不敢发，其弊至于欺君误国，皆繇此一念所致也。明主知其然，能于犯颜敢谏者，谅其忠君爱国之诚而尊信之，于阿意顺旨者，察其持禄、畏罪之状而黜远之，庶于纳谏之中，兼得观人之术矣。

原文　翰林学士李绛尝从容谏上聚财。上曰：“今两河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数千里，沦于左袵。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财力不赡，故不得不蓄财耳。不然，朕宫中用度极俭薄，多藏何用耶！”

直解　河湟，即今陕西、甘肃等处地方。左袵，是夷狄之俗，其衣襟向左掩，故叫左袵。此时宪宗见得府库空虚，颇务蓄聚财货。翰林学士李绛只道宪宗取供私用，尝从容规谏，劝上莫要积财。宪宗说：“朕今聚财不为私用，但念国家重镇如两河、河湟都是我祖宗疆宇，今河东、河北数十州郡都为强臣所据，朝廷政令久不奉行，河、湟一带地方，连接数千里都为吐蕃所侵，中国衣冠尽陷左袵。疆宇分崩一至于此，祖宗在天之灵，亦以为羞。朕因此昼夜思惟，要为我祖宗除凶雪耻。怎奈仓库匮乏，财力不充，故不得不多积钱粮，预备兵食，其意良为此耳。不然，朕宫中饮膳服御一切用度，极其俭薄，分毫不敢华奢，多藏财货要他何用乎！”大抵人主所不宜聚财者，只嫌于重敛而妄费耳。若征输有额，制用有经，下不病民，上不损国，即聚财庸何伤乎！宪宗俭于宫中之费，急于军国之需，可谓知用财之大计矣，而李绛犹惓惓谏止之，况可加额外之征，以供无名之费哉！

原文　李吉甫奏：“自汉至隋十有三代，设官之多，无如国家者。天宝以后，中原宿兵，见在可计者八十余万，其余为商贾僧道，不服田亩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坐待衣食之辈也。今内外官以税钱给俸者不下万员。天下二百余县，或以一县之地而为州，一乡之民而为县者甚众。请敕有司详定废置，吏员可省者省之，州县可并者并之，入仕之涂可减者减之。”于是命段平仲、韦贯之、李绛同详定。

直解　是时官员冗滥，宰相李吉甫奏言：“自汉以来，历魏晋南北朝以至于隋凡一十三代，若论设官众多，莫有如我唐朝者。自天宝以后，中原盗起，处处屯兵，见今实在可以数计的约有八十余万，其余有做商贾的、有做僧道的，总计不耕而食的人，大率什分之中有其五六，那吃受辛苦种地纳租的人才只三分而已，是常以三分劳苦筋骨的人奉养那七分不耕不种，坐待衣食之辈也。即今在京在外官员以租钱供给俸禄的，不下一万员名。天下县分才只有二百余县，其间又有那地方窄狭去处，止可做一县之地，或即升而为州，有那人民稀少去处，止够的一乡之民，或即建而为县。如此者甚多。以这二百余县供给那一万余官，租税安得不增，小民安得不困。请敕有司将今内外官员某项该减省，某项该存留，一一参详更订废置。如吏员冗滥，可以裁省的则裁省之；州县狭小，可以归并的则归并之；那杂流异道，非正涂入仕的，可减革者则减革之，庶乎官无冗员，民不重困。”于是宪宗依从其言，命给事中段平仲、中书舍人韦贯之与户部侍郎李绛公同参详定拟其废置之数焉。按唐太宗时，与房玄龄等议定文武职官，总计六百四十员，以宪宗时较之不啻增多十倍矣。盖国初吏能其官，百废修举，所以事少而官亦少。后来吏怠其职，百弊丛生，所以事多而官亦多。故欲省费莫若省官，欲省官莫若省事。然事无难省，能随事考成，则事皆奏效，而自不烦。官亦无难省者，能为官择材，则官皆得人，而自不冗。此又切要之论，李吉甫所未详也。

原文　七年，京兆尹元义方媚事吐突承璀，李绛恶其为人，出为鄜坊观察使。义方入谢，因言“李绛私其同年许季同”。上曰：“朕谙李绛必不尔。”明日，上以诘绛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对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登科而后相识，情于何有！宰相职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虽在兄弟子侄之中犹当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弃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

直解　京兆尹，即今之府尹。鄜，即今陕西鄜州。坊，即今鄜州所属中部县。同榜进士，叫做同年。元和七年，京兆尹元义方见内侍吐突承璀为宪宗所宠用，遂屈节事之，极其谄媚。李绛恶义方为人，不欲使在朝列，乃出之为鄜坊观察以远之。义方入朝谢恩，因在宪宗面前谮说：“李绛私厚同年许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专作威福，欺罔聪明。”宪宗说：“朕素知李绛公正，必不如此。”明日，宪宗诘问李绛说：“人于同年，固有情分乎？”绛对说：“人必平阶交深而后有情。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素非知识，一旦偶同科第，登科而后识之，何情之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备位宰相，宰相之职在于用人，必量其才之短长授以任之大小。若其人果才，足以办天下之事，虽在兄弟子侄之中，犹将不避嫌疑而用之，况同年之疏远者乎！若知其才有可用，徒以迹涉亲故避嫌而弃之，使在己幸逃于物议，而国家不免于乏才，是乃私便其身图，而昧于徇公之大义，臣不敢也。”于是宪宗益信绛之无私，乃说：“卿言甚善。”遂趣义方之官。大抵人才甚难，幸有之，常患宰相之不知。宰相幸知之，又以避嫌之故而不用，则天下事谁当为者。此古人所以不避亲也。然必如李绛之无私，而后能不计毁誉，必如宪宗之信绛，而后能不惑谗言，斯亦一时君臣之盛矣。

原文　三月，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为乐。”李绛曰：“汉文帝时，兵不血，木无刃，家给人足，贾谊犹以为厝火积薪之下，不可谓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余州；犬戎腥羶，近接泾陇，烽火屡惊；加之水旱时作，仓廪空虚。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时，岂得谓之太平，遽为乐哉！”上欣然曰：“正合朕意。”退谓左右曰：“吉甫专为悦媚，如李绛，真宰相也！”

直解　延英殿，是唐之便殿。泾、陇，二州名，在今陕西平凉府地方。元和七年三月，宪宗退朝，御延英便殿，宰相随侍，李吉甫从容奏说：“人主常患天下不得太平，以为忧虑。今国家西平刘辟，东擒李锜，干戈宁靖。天下既已太平了，陛下宜及时行乐，不必过为忧劳。”李绛面折吉甫说道：“如今天下比汉文帝时如何？昔文帝时，匈奴和亲，休兵罢战，兵不带血，刀剑之类皆以木为之，不施锋刃，百姓安乐，家家给于资财，人人足于衣食，是何等治安。当时其臣贾谊尚以为忧，比说天下事势，如人堆积柴薪厝火于中，而寝卧其上，火未及燃，遂谓之安，有时而发，则祸不可救，至为之恸哭流涕。盖忧治世而危明主，忠臣之设心固宜如此也。当今河南、河北一带地方，多为强臣所据，朝廷法度号令所不能制者，不下五十余州。又西戎吐蕃腥羶之族，与我泾陇二州接近，屡次传报烽火，惊扰边疆。又加以水旱为灾，年年饥馑，仓廪积蓄在在空虚，较之汉文帝时不及甚远。臣窃谓此时，陛下正当未明求衣，日晏忘食，与臣等兢兢业业，思量修举法令，整搠兵马，储积钱粮，以振中兴之业，岂得谓之太平无事，而遽为逸乐之事哉！”宪宗闻李绛之言，欣然而喜说：“朕意原是如此，卿所言者正与朕意相合也。”退还宫中因谕左右说：“李吉甫每在朕前言事，专要奉承朕意，取朕喜悦，甚非宰相之体。如李绛者，事事尽言，忠诚正直，乃真宰相也。”夫自古人君任相，患在不能知人。宪宗鄙吉甫之谄媚，鉴李绛之忠诚，可谓有知人之明矣。然于吉甫则狎昵之，而不加黜逐，于李绛虽敬礼之，而信任不终，则岂能尽用舍之道者哉！故明君见贤要在能用，见不贤要在能退，不独贵于知之而已。

原文　上尝问宰相：“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对曰：“德宗自任圣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奸人得乘间弄威福。政事不理，职此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过，卿等宜用此为戒，事有非是，当力陈不已，勿谓朕谴怒而遽止也。”

直解　宪宗一日问宰相说：“德宗贞元年间，纪纲废弛，法度陵夷，奸轨肆行，百姓困敝，政事之不理，未有甚于此时者。不知何故乃至于此？”李吉甫对说：“天下事至广，本非人主一人智识所能兼照，必须信贤相，事事咨谋，不使小人得以参之，然后天下可得而理。德宗性多猜忌，往往自任其聪明，不肯信任宰相，至于事有不达处反别访他人而信之，是使奸邪之人得窥见其意，乘此间隙，壅蔽聪明，播弄威福，人主日堕其计中而不知矣。政事不理，实繇此之故也。”宪宗说：“卿言固是。然此岂尽是德宗的过失，朕幼时在德宗左右，见德宗行事有失，当时宰相也都不肯再三执奏，皆怀禄偷安，以致朝政不理，大难屡作。卿等宜以德宗时宰相为戒，朕行事一有不当便须谏正。或朕不从须极力陈奏至于再三，必得请而后已，不可畏朕谴怒，遂止而不谏，如德宗之臣也。”夫上有纳谏之君，斯下有敢谏之臣。贞元间陆贽为相，非不谆谆切谏，而德宗耻屈于正论，反加摈黜，则忠言安得复闻。政事之不理，孰谓非德宗之过哉！宪宗擢用直臣，导之使言，有太宗赏谏之风焉。此元和之治，所以远迈贞元也。

原文　李吉甫尝言：“人臣不当强谏，使君悦臣安，不亦美乎！”李绛曰：“人臣当犯颜苦口，指陈得失。若陷君为恶，岂得为忠！”上曰：“绛言是也。”

直解　宪宗之时，吉甫与李绛并为宰相，吉甫尝在上前奏说：“为人臣者遇君上有过，固不可不谏，若谏之不从，亦不可再三强谏。强谏君既不喜，臣亦不得自安，何益之有！宜且顺从君意，使君心喜悦，臣心亦安。臣主之间情意和同，岂非至美之事乎！”李绛辩说：“不然，人臣之于君休戚相关，情犹一体，故遇君上有过即当谏，谏而不从，亦当冒犯颜色，反复开导，如良药苦口，期于攻拔其病，凡朝政某事为得，某事为失，一一指陈，无所隐讳，必求其从而后已，这才是尽心为国的忠臣。若只图谀悦取容，自求安便，使主德日损，国事日非，分明是陷君于有过之地也，岂得谓之忠臣乎！”于是宪宗称说：“李绛说的是，如吉甫所言，只务面从，非引君当道之义矣！”夫忠臣爱君，本欲上下相安，岂是好为强谏。但国事利害，安危所系，有不容不激切直言者。人主能谅其忠爱之心，略其激切之迹，听之若流水，从之若转圜，则上无拒谏之失，下无能谏之名，主圣臣直，相得益彰，斯可谓之安矣。若如吉甫之言，君骄臣谲，丧亡无日，虽欲安，得乎！

原文　上尝于延英殿谓宰相曰：“卿辈当为朕惜官，勿用之私亲故。”李吉甫、权德舆皆谢不敢。李绛曰：“崔佑甫有言：‘非亲非故，不谙其才。’谙者尚不与官，不谙者何敢复与！但问其才器与官相称否耳。若避亲故之嫌，使圣朝亏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则朝廷自有典刑，谁敢逃之。”上曰：“正如卿言。”

直解　宪宗尝御延英殿，面谕众宰相说：“朝廷官爵所宜慎重，卿等当为朕爱惜官爵，选授贤才，切不可假此偏厚亲戚故旧，以市私恩。”于时，李吉甫、权德舆都谢说：“臣等不敢徇私。”李绛独奏说：“大臣用人，辨别责审，举错贵公，固不可以亲故而私厚，亦不可因亲故而避嫌。臣闻先朝宰相崔佑甫，因德宗说他用人有私，他辩说：‘用人之道，须是知其才之可用而后用之，若不是亲不是故，安能审知其才。’审知其才的尚不敢把官与他，那非亲非故，平素不相识的人，又何敢轻与之官。佑甫之言如此，可见选用官员不必论他是亲是故，只看他的才器与其官职相称否。其才能不称者断不可用；若才称其官本属可用，却仍拘泥亲故，避嫌不用，使堂堂圣朝遗弃贤才，亏损多士之美，此乃苟偷安便，自私自利之臣，非荡荡平平、至公无私之道也。若臣等果有徇私情弊，任用非人，则朝廷自有常刑。圣明在上，人臣谁敢逃死，一听朝廷处治耳。但因此远避嫌疑，以致贤才屈抑而不得用，则负国家不忠，且罪尤大，臣不敢也。”宪宗深然其言，说：“大臣用人之道只在秉公，不在避嫌，正如卿所论也。”按李绛之言，虽大公无我之论，但自古人臣，公忠者少，偏私者多。奸邪小人，招权纳贿，贤否倒植者，固不足论，虽名为君子，而其好恶爱憎，一有所偏则用舍举错之间，亦有拂人心而违公论者。宪宗之戒，为人臣者皆当以之自省也。然人主之职，唯在于择相。相得其人，则一君子用而群贤类进，公道自尔其昭明；相非其人，则一小人用，而群邪满朝，私党渐从而盘据。故周公居冢宰，在位皆蔼蔼吉人；皇父为卿士，所用皆琐琐姻娅。忠臣不私，私臣不忠，自古然也。任相者当辨之。

原文　上问宰相：“人谓外间朋党大盛，何也？”李绛对曰：“自古人君所甚恶者，莫若人臣为朋党，故小人谮君子者必曰朋党。何则？朋党言之则可恶，寻之则无迹故也。东汉之末，凡天下贤人君子，宦官皆谓之党人而禁锢之，遂以亡国。此皆群小欲害善人之言，愿陛下深察之！夫君子与君子合，岂可必使之与小人合，然后谓之非党耶！”

直解　朋类私相交结，聚成党与，叫做朋党。宪宗时，有等小人欲害君子，因在宪宗面前说：“近来朋党甚盛，宜加禁治。”宪宗疑之，乃问于宰相，说：“人言外边朝臣都结成朋党，其势甚盛，这是何故？”李绛对说：“自古人君，只要人臣奉公忘私，其所甚恶者，是交结朋党，紊乱朝政之人。故小人谮害君子者动必曰朋党，以触人君之所甚恶而中伤之，何也？盖谓之朋党，则是彼此要结，相济为非，以坏国家之事。言之殊可痛恶，足以动人主之听。及寻问其实，则又无迹可求，易于罗织。此所以必指朋党以害之，正小人之巧于为计者也。昔东汉桓、灵之世，凡天下贤人君子，如李膺、杜密辈，曹节、王甫等皆指为党人而禁锢之，相继死徙者数百人，遂使朝政陵夷，人心离散，黄巾诸贼一时并起，而国亡矣。往事昭昭，可为明鉴。故凡为朋党之言者，都是小人欲害善人的说话。愿陛下以东汉时为戒，深加体察，勿宜轻信，以蹈亡国之辙也。且夫君子与小人，各以类聚，故君子与君子，心一道同，自然相合，原不谓之党，岂可必使之与小人合，然后谓之非党耶！”夫自古盛时，必藉君子满朝同心共济而天下治。及其衰也，小人用事，非尽去君子，不足以便其私图，而快其心志，故往往借朋党之名以尽除之。不知君子既去，则国亦随灭，小人未有不受其祸者，亦何益哉！东汉之主，不能深察以及于亡。其后唐又不能鉴汉，宋又不能鉴唐，皆以朋党二字，失人心而蹙国祚，若出一辙。此万世人君所当时时加察也。

原文　吴元济遣使求救于恒、郓。王承宗、李师道数上表请赦元济，上不从。是时诸军讨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诣行营宣慰，察用兵形势。度还，言淮西必可取之状，且曰：“观诸将，惟李光颜勇而知义，必能立功。”上悦。

直解　恒、郓，都是藩镇名。恒，即今北直隶真定府地方。郓，即今山东东平府地方。中丞，是官名，即今左右副都尉史也。此时吴元济窃据淮西，不奉天子的命令，朝廷遣忠武军节度使李光颜等分督诸道兵马讨之。元济势孤力弱，因遣使，一求救于恒州节度使王承宗，一求救于郓州节度使李师道，这两人与吴元济同是叛臣，声势相倚，因其求救乃屡次上表奏请罢兵，以赦元济之罪。宪宗知其党护，不肯听从。但此时各路兵马招讨淮西者暴露日久，未有成功，进止莫决。乃于其年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往淮西诸军营宣布朝命，安慰军心，因而体察用兵形势，酌定机宜。裴度到彼，见得贼势孤弱，回至朝中，奏言淮西地方断然可取之状，且说：“臣遍观诸将中若李光颜者，材力骁勇，况又晓知忠君报国大义，必能挺身破贼，建立奇功，陛下不可更怀疑心，失此机会也。”宪宗闻言喜悦，遂决意讨贼，自后纷纷罢兵之议，都不能入矣。自古人君戡定祸乱，必有谋臣决胜于内，而后将臣乃能成功于外。今观察宪宗时，元济强梁不臣，恒、郓又党恶相助，自非裴度揣情料势，决策用兵，其时师老无功，鲜不中止。然则人君欲决大疑，平大难者，非得忠谋之佐，恶能不惑于群言。

原文　考功郎中、知制诰韩愈上言，以为：“淮西三小州，残弊困剧之余，而当天下之全力，其破败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断与不断耳。”李光颜奏败淮西兵于时曲。上以裴度为知人。

直解　时曲，在今河南商水县地方。宪宗讨淮西，久未有功，又各处盗贼窃发，人情危惧，群臣多言罢兵为便。考功员外、知制诰韩愈，恐宪宗惑于人言，而弃垂成之功，乃上疏说：“臣观淮西一镇总其所据之地，不过申、光、蔡三小州，其力甚微，兼之连年用兵，民穷财尽。以残弊困剧之余，而当诸道合攻之力，势必不能久支，其破败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之心，断与不断而已。诚能断自圣衷，不摇群议，则指日可以收功；若狐疑不断，使将士阻气，逗遛观望，则事之成败未可知也。”此时宪宗锐意讨贼，已知愈言为是，又李光颜适差人奏捷说，大败淮西兵于时曲。宪宗因裴度独许光颜成功，于是深以裴度为知人，而讨贼之意益决矣。按淮西之役，外则李师道辈恶伤其类，多方挠阻，内则韩弘等欲倚贼自重，不愿速平，故使垂成之功，几于中废。非宪宗独断于上，专倚裴度，则腹心之疾，何时而除哉！韩愈断之一言，系于国体甚大，真救时之药石也。

原文　或请罢度官，以安恒、郓之心。上怒曰：“若罢度官，是奸谋得成，朝廷无复纲纪。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贼。”乙丑，以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讨贼愈急。

直解　度，是裴度。宪宗前用裴度之言，增兵淮西征讨吴元济时，恒州藩镇王承宗、郓州藩镇李师道与元济事同一体，因而内不自安，互相煽乱，于是人情洶惧，议论纷纭，或有请罢去裴度的官职，以安恒、郓反侧之心者。宪宗发怒说道：“今强藩拒命，蔑视朝廷，所忌者惟裴度一人而已。若听其胁制，罢去度官，则奸计得成，大权旁落，从此朝廷之上，用舍进退，皆当受制于彼，无复纪纲之存矣。我今专用裴度一人，足破恒、郓二贼，岂可罢黜忠良，反为二贼报怨乎！”乃于是年十二月乙丑，进裴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以示委任之意。裴度因上言：“淮西乃中原重地，今元济反叛，譬如人有腹心之疾，势不得不除其患。且朝廷既已发兵讨贼，两河诸镇，平素强梁不服的，都看朝廷这番举动以为向背。若平得淮西，则诸镇群然慑服；平不得淮西，则诸镇将益肆凭陵，无复忌惮。此其关系不小，不可畏难而中止也。”于是宪宗以裴度之言为然，将用兵之事尽委裴度，令其悉心区处。繇是大议始决，而发兵讨贼，愈加严急矣。尝考汉景帝时晁错议削七国，七国反因以诛错为名；今裴度议讨淮西，淮西构兵遂以罢度官为请。盖强宗悍将，迫胁君父，仇害谋臣，往往如此。然景帝听人言以诛错，而七国之势愈张，宪宗不听人言罢度，而三镇之祸随息，则二君之识量大小相去远矣。人主欲计安国家，慎毋弃任事之臣，以快奸人之愤也哉！

原文　六月，高霞寓大败于铁城，仅以身免。中外骇愕。宰相入见，将劝上罢兵，上曰：“胜负兵家之常，岂得以一将失利，遽议罢兵耶！”于是独用裴度之言，言罢兵者，亦稍息矣。

直解　铁城，在今河南遂平县地方。元和十一年六月，唐、邓节度使高霞寓，领兵攻讨淮西，与吴元济战于铁城。霞寓大败，官军杀伤殆尽，霞寓脱走，仅免其一身而已。那时朝廷议论，皆以为淮西为不可取。中外人心方在危疑，及闻霞寓军败，莫不惊骇错愕，争欲息兵。只有宪宗与裴度之见相合，决意讨贼，不为群议所挠。会宰相李逢吉等入见宪宗，将劝上暂罢征讨，以安人心。宪宗说：“输赢胜败也是兵家的常事，只要我这里庙谟审定，将士用命，何愁贼不能平，岂得以一将失利，便仓皇失措遽议罢兵耶！”于是独用裴度之言，讨贼愈急。群臣知宪宗意不可回，言罢兵者亦稍息矣。大抵议天下之事者，惟相其时之权宜，审其势之缓急，而主之以果确之志，则事无不成。宪宗之讨淮西，群臣阻之矣，宰相阻之矣，重以大将之挫败，中外人情之汹汹，而宪宗持之愈坚，略而不为动，则所筹于时势者甚熟，而其志甚果也。此可为处大事者之法。

原文　诸军讨淮西，四年不克，馈运疲弊，民至有以驴耕者。上亦病之，以问宰相，李逢吉等竞言师老财竭，意欲罢兵。裴度独无言，上问之，对曰：“臣请自往督战，誓不与此贼俱生。臣观元济势实窘蹙，但诸将心不一，不并力迫之，故未降尔。若臣自诣行营，诸将恐臣夺其功，必争进破贼矣。”上悦。六月，以度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义节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度将行，言于上曰：“臣若贼灭，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上为之流涕。李愬将攻吴房，诸将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战，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击也。”遂往，克其外城，斩首千余级。

直解　吴房，是县名，属蔡州地方。往亡，是不吉的日辰。淮西之乱，自元和九年发诸军征讨，至是四年，尚未能克。百姓经年运粮不胜疲劳，甚至牛不得耕，却用驴去耕田者。宪宗见得久妨农事，颇亦患之，因问计于宰相。于时李逢吉等争言，大兵久顿于外，财用困竭，意欲暂且罢兵，休息百姓。独有裴度默然无言。宪宗怪问其故，裴度对说：“吴元济悖叛君父，乃臣子不共戴天之仇，讨之不克，不可中止。臣请自往战，一决胜负，宁与此贼俱死，誓不与此贼并生。臣观此贼兵力寡弱，势实穷蹙，一战可擒。但诸将互相观望，心志不一，不肯并力向前，故彼此相持，未即降服耳。若臣亲至行营，身自督战，诸将恐臣夺其功，必然并力争进，破贼不难矣。”宪宗喜悦，乃于是年六月，加升裴度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义节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令其前去总督军务。裴度受命将行，面辞宪宗说：“臣此行若擒得元济，则班师奏凯，庶有朝天之期；若元济尚存，则委命捐躯，终无归阙之日矣。”宪宗因其言词激烈，不觉恻然动念，为之流涕。于此见当时君臣相与之情，臣不忍负君，君亦不忍舍臣也。时诸将闻裴度出朝，果皆奋勇争先。唐、邓节度使李愬以吴房系蔡州的要路，将进兵攻之，众将都劝止，说今日乃往亡之日，不利进兵。李愬说：“兵法有常有变，我今兵少，不足以战，当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彼以今日往亡，道是兵家忌讳之日，定不防我，我却乘其不意而击之，可以取胜也。”遂率兵径进，吴房果不设备，因攻破其外城，斩首一千余级而还。夫诸将顿兵淮西，四载无功，裴度一出，随有吴房之捷。于此见天下之事，不倡率则众力不前，不振作则众心不奋，而其机又在人主委任责成于上，然后计议得毕其忠，攻取得收其效。若宪宗之于裴度，具可为万世法矣。

原文　时董重质拥精兵万余人拒洄曲。愬曰：“元济所望者，重质之救耳！”乃访重质家，厚抚之，遣其子传道持书谕重质。重质遂单骑诣愬降。元济于城上请罪，梯而下之，槛送京师，不戮一人，屯于鞠场，以待裴度。度入城，李愬具櫜鞬出迎，拜于路左。度将避之，愬曰：“蔡人顽悖，不识上下之分，数十年矣。愿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

直解　洄曲，即时曲地方。槛，是囚车。鞠场，是球场。櫜，是箭筒。鞬，是弓袋。这一段是记李愬克蔡州，擒吴元济的事。李愬见淮、蔡精兵皆在外拒守，州城空虚，乃乘雪夜袭之，引兵直抵城下，破了蔡州城。元济犹坚守内城以拒敌官兵。淮西宿将董重质，是元济的谋主，统精兵万余在洄曲拒守。李愬说：“元济势已穷蹙，独守孤城，他只指望董重质来救耳。乃访重质家属在州城者，厚抚恤之。因作一书与重质，开示祸福，遣重质之子传道持往谕之。重质见书，知州城已破，即弃了兵甲，单骑赴李愬投降。元济外救已绝，乃于城上叩首请罪乞哀。李愬着他用梯子下来，以槛车囚之，解送京师。是日，申、光二州及诸镇兵，相继来降，李愬皆慰抚之，官吏尽复其职，不杀一人，屯兵鞠场，以待裴度。此时度为主帅，愬执军中之礼，戎服披执带櫜鞬出迎，拜于路左。裴度以李愬功高，不欲当此礼，将引车避之。愬说：“蔡人自叛乱以来，习成顽悖，不识上下名分，数十年矣。愬今所行，正是上下相接之礼。愿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体统，不可假借，益见朝廷之尊。”度以其言为当，乃受之。按淮西恃强跋扈已数十年，其风俗犷戾甚于蛮夷，故以三州之众，举天下之兵，环而攻之，四年而后克。人知度、愬诸人同心戮力之所致，而不知宪宗之独断乃大将之所以成功也。

原文　裴度以蔡卒为牙兵，或谏曰：“蔡人反侧者尚多，不可不备。”度笑曰：“吾为彰义节度使，元恶既擒，蔡人则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闻之感泣。先是吴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语于涂，夜不然烛，有以酒食相过从者罪死。度既视事，下令惟禁盗贼、斗杀，余皆不问，往来者不限昼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乐。

直解　牙兵，是帐下亲兵。偶语，是两人相对说话。裴度既平淮、蔡，因将蔡州降卒收在帐下用为亲兵。或有人谏裴度：“蔡人虽云降服，其间阴怀异志反侧不安者，尚多有之，当加意提备以防不然，不可遂置之左右，待以腹心也。”裴度笑说：“疑人莫用，用人莫疑。我为彰义军节度使，讨平淮、蔡有罪者，惟首恶吴元济一人而已。首恶既擒，其余胁从之人，归服于我者就是我部下的人了，我自当待之如一家，亲之如一体，又何必分别彼此，而过生猜疑乎！”于是蔡人闻度此言，无不感泣。盖当是时蔡人新附，未知裴度意思如何，正放心不下，一闻其言，众心始得宁帖，所以感激而至于垂泣也。又前此吴元济父子悖逆相承，拥兵拒命，禁止蔡人涂间不得聚谈，夜里不得举烛，或有备办酒食相过往追随者，其罪至死。数十年间，蔡人摇首动足惟恐犯法，一向不得安生。裴度既至，除去烦苛，更下宽令，但只禁止盗贼行劫，及斗殴杀人重犯，其余一切罪过，悉置不理。百姓每有相往来的，聚散早晚各随其便，不限昼夜，于是蔡人始知人生世间有此安乐，感戴裴度真如父母矣。繇此二事而观，可见御众莫要于推诚，安民莫先于宽大。盖众志方危，我猜疑则彼益摇惑；民生方蹙，上严急则下益愁苦。惟当其摇惑之际而推诚以镇之，则众之附我也必坚；乘其愁苦之余而宽大以抚之，则众之德我也必厚。《书》曰：“临下以简，御众以宽。”即帝王之治亦有然者，岂但为将相者所当知哉！

原文　淮西既平，上浸骄侈。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镈、卫尉卿盐铁转运使程异晓其意，数进羡余以供其费，繇是有宠。八月，镈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并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骇愕，至于市井负贩者亦嗤之。

直解　宪宗即位以来，日夜忧勤，思雪祖宗之耻，颇为励精。及是淮西既平，便觉志意盈满，日渐矜骄奢侈，好兴土木，无复昔时勤俭之意矣。时有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镈、卫尉卿盐铁转运使程异，两人都是管钱粮的官，晓得宪宗意思，欲有所逞，而用度不足，乃专事掊剋，时时进奉羡余银两，以充其费，欲以自结于上。宪宗见两人投其所欲，果甚喜悦，繇是大有宠幸。八月，镈以户部侍郎、异升工部侍郎，并同平章事，判度支转运使如故。诏下之日，满朝百官及四野的小民，见两人素望极轻，一旦用做宰相，无不骇愕。至于街市上负贩做小买卖的人，也都嗤笑之，其不惬于众论如此。夫古之明君，所以久安长治者，惟其功愈盛而志愈惕，小人不得乘间而窃用故也。宪宗穷四年之力，仅平三小州，不思河北之未臣，吐蕃之寇掠，尚属可虑，而逸欲一生，使小人遂得窥见其意而入之。以十年之忧勤而不胜其一念之骄侈，以众贤之戮力，而不胜其两小人之逢迎，卒使前功尽隳，身且不保，良可慨已。处四海无虞之日者，其深鉴之。

原文　裴度耻与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许。度复上疏，以为：“天下治乱系朝廷，朝廷轻重在辅相。所可惜者，淮西荡定，河北底宁，承宗敛手削地，韩弘舆疾讨贼，岂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处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业，十已八九，何忍还自隳坏，使四方解体乎！”上以裴度为朋党，不之省，繇是镈益无所惮。程异亦自知不合众心，能廉谨谦逊，为相月余，不敢知印秉笔，故终免于祸。上晚节好神仙，诏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荐山人柳泌能合长生药。诏泌居兴唐观炼药。

直解　是时宪宗用皇甫镈、程异为相，这两人都是邪佞小人，裴度羞与同在相位，因进谏不从，上表求自退避。宪宗不许，裴度乃复上疏，奏说：“天下治乱，其本全系朝廷，朝廷轻重又在辅相，辅相得人，则朝廷增重而天下治，辅相非人则朝廷轻辱而天下乱，治乱之机所关甚重，诚不可不慎也。今陛下用皇甫镈、程异为相，轻辱朝廷，此何足惜。所可惜者，强藩悍将，如两河诸镇为患已久。今吴元济就擒，淮西幸已平定；田弘正等相继归服，河北幸已安宁；王承宗上表献德隶二州，拱手纳地；韩弘奉诏讨李师道，扶病出兵。似这等奉顺朝廷，岂是朝廷之上徒以威力压服，能制其死，而使之不敢违哉？直以生杀予夺，正大公平，一切处置事理成中机宜，能使强者畏威，弱者感德，有以深服其心焉耳。陛下劳心焦思建此升平之业，以大势而论，十已八九，正当兢兢业业，尽善尽美，图维有终，何忍宠昵小人，将垂成大业旋自隳坏，使四方将吏见朝廷举措如此，离心解体，不复有臂指相使之势，岂不可为痛惜者哉！”疏上，宪宗反以裴度为朋党，不览其奏。繇是皇甫镈愈益恣肆，无所忌惮。程异自知不为众论所容，颇能廉谨谦退，为相月余，不敢知印秉笔，干预事权，故后来皇甫镈贬为崖州司户而死，而程异仅得免于其祸，然已无救于国家之败矣。宪宗晚年又喜好神仙，诏天下访求方士通晓仙术者。宗正卿李道古欲谄媚求容，乃荐举山人柳泌，说他能合长生药，服之可以延年益寿。宪宗信以为然，诏柳泌居兴唐观中烧炼药饵。其后宪宗服其金丹，躁渴举发而崩，柳泌杖杀，诸方士皆流岭表，然亦不能赎其罔上之罪矣。夫国事至重大者，莫如任相，而宪宗轻用匪人，至隳成功而不恤；异端至虚诞者，莫如求仙，而宪宗轻信邪术，至蹙大命而不疑，是非镈异之奸，柳泌之妄能惑宪宗也，繇宪宗之惑于利欲焉耳。使其能养德于虚明，持志于静定，虽有奸妄之徒，何自而入哉！此明主所当知也。

原文　十四年春正月，中使迎佛骨至京师，上留禁中三日，乃历送诸寺，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然香臂顶供养者。刑部侍郎韩愈上表切谏，以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黄帝以至禹、汤、文、武，皆享寿考，百姓安乐，当是时未有佛也。汉明帝时，始有佛法。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舍身为寺家奴，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繇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微贱，于佛岂可更惜身命！’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大怒，出示宰相，将加愈极刑。裴度、崔群为言：“愈虽狂，发于忠悃，宜宽容以开言路。”乃贬愈为潮州刺史。

直解　潮州，即今广东潮州府。宪宗末年，崇信邪术，小人希宠者争以异端迎合上意。于是有言陕西凤翔府法门寺塔中有佛指骨，二十年一开，开则岁丰民安者。德宗听信其言，遣内使往迎其骨，至十四年正月迎至京师。宪宗留在宫中供养三日，乃遍送诸寺，令其转相顶礼。于是上自王公，下至士民，都去争先瞻奉，舍施钱财，唯恐不及，甚有倾竭资产以充布施者，有然香于臂膊及顶上供养者。刑部侍郎韩愈见得蠹财惑众，乃上表切谏，说道：“我中华地方，以礼乐教化为俗，本无有佛。佛者乃是夷狄教门中之一法，其大意只要以祸福之说，怂动愚俗耳。臣尝考之上古，自黄帝、尧、舜，以至禹、汤、文、武，这许多圣帝明王都享有寿考，多者百数十岁，其次百余岁，国运久长，百姓安乐。当此之时，尚未有佛，是不因奉佛而才得福也。汉明帝时始听信邪说，遣人到天竺迎取佛书，于是佛教始入中国。然汉自明帝而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是奉佛而反不得福也。宋、齐、梁、陈、元魏而下，奉佛之礼渐加恭谨，计其享国多者十数年，少则三、五载，年代转益短促。唯梁武帝在位颇久，然四十八年之间前后舍身三次，以天子之贵为寺家奴，卑辱已甚，其后竟为贼臣侯景所逼，断其饮食，饿死台城，国亦随灭。原其奉佛之心，本为求福，福不可得，乃反得祸，以此看来，作祸造福，全不繇佛，佛教虚妄不足凭信，其理昭然从可知矣。但百姓愚下懵懂，其心易于煽惑，而难于晓悟。彼但见陛下敬信佛教如此，都说天子是大圣人，尚且一心奉佛，况我等微贱小人，尤当加敬顶礼，岂可更爱惜身命，所以弃却本等生理，都去瞻奉舍施，以至竭资产，燃臂顶而不顾也。惑乱愚俗，莫此为甚。乞将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庶令人知其幻妄，可以断除一世之疑，后代无所流传，可以杜绝将来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举动，远配古圣帝明王，而迥出汉魏六朝庸主万万倍也，岂非至盛美之事哉！设使佛有神灵，能作祸福，臣今排诋其妄，凡有灾咎，宜加臣身，臣请自当其祸焉。”表上，宪宗览之大怒，出其表以示宰相，欲加愈极刑，置之于死。宰相裴度、崔群在上前力争说：“愈言虽狂，发自忠恳，心则无他，宜姑示宽容，以开进言之路。”乃从轻贬愈为潮州刺史。按佛教虚妄，先儒辟之详矣，而深切著明无如此表。盖佛教所以能惑众者，以人情莫不慕富寿而恶贫苦。彼以祸福之说动之，故群起而信奉，而自不暇察其理之有无也。韩愈此表历征古之帝王年寿修短，国运久促，全不系于奉佛与否，以见其本无神灵，本不能作祸福。此说出，则彼之虚妄立见，而无所挟以惑众矣，其有功于世教，岂不大哉！明君以正心穷理为学，当三复于斯言。

原文　上问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乱，何也？”崔群对曰：“玄宗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则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用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愿陛下以开元初为法，以天宝末为戒，乃社稷无疆之福。”皇甫镈深恨之。

直解　宪宗一日问宰相说：“先朝玄宗皇帝在位四十余年，初时朝政清明，天下治安，后来祸乱遽起，破国亡家，这是何故？”宰相崔群对说：“玄宗初年所用的臣，是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都是忠直君子，专以正道辅佐玄宗，使励精勤俭，所以国家理治；后来所用的臣，是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都是奸邪小人，专以谄佞诱引玄宗，使纵情奢侈，所以国家危乱。可见人君用人，或得或失，治乱随之，所系极重，非可轻忽也。今人都说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玄宗避寇幸蜀，为乱之始；臣独以为从开元二十四年，玄宗罢张九龄的相位，专用李林甫，自此小人得进，君子皆退，朝廷不闻直言，不行善政，是乃治乱之所繇分也。臣愿陛下以开元初年的事为法，选用贤臣如姚崇等诸人，必信任之，与共图治理；以天宝末年的事为戒，辨别小人如李林甫等诸人，必黜远之，以防其乱，则可保久安长治，乃社稷无疆之福也。”时朝臣中皇甫镈正是个邪佞小人，闻崔群所对，切中其病，遂深恨之。夫古之英君，始未尝不用君子，然多不能保其终者，盖繇天下已治，每厌勤劳而喜逸乐。厌勤劳则但见君子之拘捡，而势必见疏；喜逸乐则但见小人之可狎，而情必相契。所以始治终乱，皆出于此，非独玄宗、宪宗为然也。欲任贤臣以成无疆之休者，其深鉴之。

原文　帝问：“玄宗开元时致治，天宝则乱，何一君而相反耶？”李绛曰：“治生于忧危，乱生于放肆。玄宗尝历试官守，知人之艰难，临位初，任姚崇、宋璟，励精听纳，故左右前后皆正人也。洎林甫、国忠得君，专引倾邪之人，分总要剧。于是上不闻直言，嗜欲日滋。内则盗臣劝以兴利，外则武夫诱以开边，天下骚动，故禄山乘隙而奋。此皆小人启导，从逸而骄。系人主所行，无常治，亦无常乱也。”

直解　宪宗一日问宰相李绛说：“玄宗开元时政事修举，天下太平，到天宝以后，盗起兵兴，宗社几于不保，一君之身而前后治乱相反，其故何也？”李绛对说：“治乱无一定之数，有一定之理。治不生于治，而生于一念之忧勤；乱不生于乱，而生于一念之侈肆。玄宗在藩邸时，典领州郡，历试官守，备知民情疾苦、时事艰危，所以即位之初，任用姚崇、宋璟为相，励精治理，心志清明，听纳忠言，耳目无壅，故其时前后左右无一个不是正人，相导辅翼者无一件不是正事，天下安得而不治乎！到天宝以后，奸臣李林甫、杨国忠蛊惑上心，操弄国柄，排抑正直之士，使无所容，而专引倾邪险诐之人，令其分布要区，总领繁剧。繇是朝廷之耳目敝塞，忠言不得上闻，君心之嗜欲日滋，声色从而杂进，内则盗臣王等搜括缗钱，劝以兴利，外则武将高仙芝等邀求功赏，诱以开边，以致百姓困于科求，三军疲于征战，怨声四起，天下骚然。故贼臣安禄山乘此衅隙，顿生祸心，一旦变起渔阳，而大驾蒙尘，两京失守。此皆繇小人欲希图宠幸，专以荒淫侈肆之事，启导君心，使之纵耳目之娱，穷心志之乐，其骄逸如此，国事安得而不坏，天下安得而不乱乎！繇此观之，治乱系人主所行，行得其道则治，行失其道则乱。恃其治而萌侈肆之心，则治将变而为乱；惧其乱而厉忧危之念，则乱可变而为治。治乱果何常之有哉！”按李绛以忧危放肆，分别开元、天宝之治乱，其言固甚当矣，而不知天宝之乱，正开元之治有以启之也。盖艰难之际虽庸主皆知勉图，而治平之时，即贤君不免骄佚。开元间海内富庶，兵革不兴，玄宗自谓天下治安，所以侈心渐肆。使其知有天宝之乱，岂肯安危利灾一至于此极乎！故圣人处极盛之时，而愈切怠荒之儆，其虑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