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西福德

像伊恩一样，如果我在肯尼亚，也会付钱给当地家庭帮我打水烧水。他得出的经验是，生物进化给了我们常识，让我们学会适应环境。但“常识”——说来有些矛盾——通常都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毕竟，伊恩在肯尼亚只是个临时的个体观察者。对村民们而言，最好还是不要适应那样恶劣的环境，而是借由改善供水来改变环境。伊恩的讲座博学多才、鼓舞人心、令人信服，同时也有一点儿颇使人迷惑，我觉得不啻为一场政治灾难。

根据伊恩所言——我也同意他的说法：

700万~800万年前，我们与其他类人猿有着最后的共同祖先，但自那时我们在基因上与之分道扬镳以来，人类的价值观经历了生物演变。因为从农业时代开始以来的1万~1.5万年，我们的生物特性并没有多少变化。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发现，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关注的一些核心问题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不断重复——待人公平，行事公正，爱憎分明，防患未然，敬畏神明。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问题会在我们的近亲类人猿中再现，或许在海豚和鲸鱼群中也是如此。人类的价值观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天生的（第一章）。

觅食群体都是平等主义者。为什么？因为，正像伊恩强调的，可供分配的物质财富少得可怜。但我要强调的是，这也是因为他们的规模太小。就算是在我们的社会里，活跃的小型自治群体也可能会比大型群体更倾向于平等，且一定比社会整体水平更加平等。想想露营探险吧：在野外，这个群体就全靠自己了，每个人都有的是事情要做——发布指令和实施控制的等级制度或许可行，但食物或帆布椅子分配如果不平等，则势必会造成紧张。也就是说，在露营探险中，我们天生的公正感一般是可以占上风的，在觅食游群中也是一样。

再想想某个古代的农业社会，一个伊恩所谓的阿格拉里亚中的小村子，差不多有50个人，规模等同于大型觅食游群。在村子内部，村民们多半能很好地保持平等主义的价值观，以顾客的形式与最近的城镇保持着垂直联系。但这些无一可以威胁到横向联系的精英阶层，因为他们——通过国家提供的军事、管理和意识形态控制权——会将在旁人看来实属不公的行为强加于人，通过说服旁人此即为公正来转变价值观，或是打消他们平等主义的念头。但至关重要的是，任何平等主义者的愤怒本身（如果没有大规模组织）或许都没有什么政治影响，也可能在考古记录和史料上了无痕迹。

到目前为止，伊恩可能都会同意我的意见。他在讲座上谈到了这样的事实：“人们普遍对昭然若揭的贫富不均持接受态度，这成了一个基本模式，与之相伴的，则是对权贵者的牢骚不满和偶然爆发的平权怒火。”（第三章）。考虑到——据伊恩所说——我们天生就倾向于公平公正，这倒是毫不奇怪。

但伊恩在其表4–1中，把这样一个社会中的贫富不均标记为“低”。既然伊恩认为牢骚不满和偶然爆发的平权怒火已经成了农业社会的一个“模式”，这两个观点岂非冲突？他的解决方案看来是优先看待对贫富不均的“普遍接受”。但为何要对“普遍接受”给予特别重视，而不是“牢骚不满”呢——或者说，为什么不优先看待如今早已广泛扩散的此两者之间的内部冲突呢？接受（因为看来别无选择）并不等于赞同。

没有政治权力的平等主义或许能在宗教信仰中予以表达。保罗在《加拉太书》[1]（3.28）中写道：“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2]这不是一个政治纲领，恰恰因此，他又在其他地方写道：“你们作仆人的，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3]［《以弗所书》[4]（6.5）；《歌罗西书》[5]（3.22）］。在《加拉太书》中，保罗只是把平等投射到先验的范畴，就像早期佛教接纳众生并不是要推翻种姓制度一样。

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宗教的、先验的平等主义最终不会引发政治行动，哪怕其无心政治。举例来说，基督教和佛教的平等主义显然都曾激起过政治波澜。

另一方面，关于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我同意伊恩的看法，认为男性（甚至女性）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或许因为物质财富的继承而从“中”变为“低”。至于暴力，为什么觅食社会的暴力比农业社会多，主要原因大半还是规模问题。大规模社会不得不发展出各种非暴力的震慑和惩罚形式，比如监禁。它们或许还更需要控制暴力，因为较小的群体内部比较不易发生失控的以暴制暴，人们彼此更加熟悉，何况大群体中一旦暴力失控，扩散的范围也更广。在古希腊，大型群体所面临的以暴制暴的危险是建立城邦的重要动机：为了阻止把政治化的社群卷入相互施暴的混战，需要一个以法庭的形式存在的中立第三方。

这就引出了伊恩所谓“大型农业社会模式的一个例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希腊城邦。

他竭力想让雅典看上去不那么刺眼地例外，指出“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中，雅典公民属于社会顶级的群体”。如此一来，他就降低了两种关系的重要性，一是经济与政治平等之间的脱节（很多在政治上受排斥的人可能很富有：女人、外国定居者、被释放的奴隶等），二是由所有男性公民组成的民主大会领导下的国家与本人即为至高神祇（或与其有特殊关系）的国王统治下的国家之间的深刻差别。

此外，并不只是说民主的雅典人在经济上远比如今的美国和英国平等得多。包括梭伦[6]和亚里士多德在内的很多古希腊哲学家也比我们如今更加反对个人无节制地累积财富，而且雅典人的国家还强迫富人掏钱建设公共项目。诚然，关于政治平等的重要性，我们听到的远比经济平等多得多，但或许其部分原因是，古代文本往往是由相对富有的人撰写的。然而我们的确听说过大众普遍要求经济平等。我们都听说过雅典的平民们张罗着“他们自己能获得更多，而让富人变得更穷”。一位锡拉库萨[7]的民主领袖曾指责寡头政治独裁者贪婪到了无所不要的地步。

最后，关于雅典人为何不能被边缘化为只能“限定”而无法挑战农业价值观的模式，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雅典之所以是一个特例，与其更为特别的卓越文化成就绝对密不可分，而其文化成就本身，就包括有力地表达出对雅典全然不同于等级更加森严的社会这一事实的自豪感，特别是不同于波斯帝国（例如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这表明了农业模式所代表的（但通常是受到压抑的）价值观拥有潜在的生命力。

因此，农耕并没有在世界各地产生同样的价值观，相反，它成为产生不同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因素——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地理条件就是其中之一：希腊城邦依山傍海，彼此分离，因而规模都很小。第三个因素是觅食社会传下来的顽固态度。希腊人用动物献祭，这种行为当是从狩猎时代保留下来的，在《荷马史诗》中有详细的描述。《荷马史诗》的价值观是贵族式的，但在动物献祭做法上却秉承了平等主义：每个人都能分到等量的肉。他们在这最重要的仪式上的平等主义因而发展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促成了两个独特的希腊制度——公民权和铸币（更不要说基督教圣餐了）。我在这里无法讨论其具体过程，而是要强调，首先，这是凸显宗教平等主义的政治意义的另一个实例，其次，动物献祭正是如此而成为一个渠道，让觅食价值观得以在化石燃料社会存续。无论伊恩认为希腊城邦有多边缘化和特殊，长期以来，这个例外——与另一个边缘化的“例外”以色列一样——的影响力要比主流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神化国王大得多。但伊恩在其讲座中拘泥于决定论式的量化范畴，将不同的文化传统草率地归结为“基于核心主题的各种变体”。

伊恩所谓的“例外”对其整个理论的破坏力大概是他本人不愿承认的，尤其是考虑到他认为自己所提出的理论如今对我们大家或许都很有用。在第二次讲座中，他声称“改变”（能量获取的改变及其所导致的价值观的改变）是“几乎不可避免”的。但他将能量获取和价值观联系起来的做法既非普遍也非必要。农耕与平等主义价值观并无冲突。没错，农耕经常要容许大规模社会的存在，在这样的社会里，大众往往失去了对财富分配和暴力的控制，权力转移到核心小群体手中，这个小群体还会实施某种意识形态的控制。但农业社会也可以是小规模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在伊恩看来隶属于觅食游群的价值观可能就会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而没有那么多约束了。

对此，伊恩可能会做出如下答复：“是的，我同意你的大部分观点，但我讨论的是两万年的历史，所以必须限制在基本原则（主要在能量获取方面）的范围内。”对于这个答复，我会回应说，我不同意的，恰恰是关于人类价值观的基本原则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正如伊恩本人指出的，数百万年来我们通过生物进化获得了一套价值观，那些是人类当前普遍持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动物共享的，与之相比，能量获取的形式并不一定是决定人类价值观的更为基本的原则。

这种批评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伊恩认为，他关于过去的论述可能会成为人类未来的行事指南。

他并未声称人类的选择是全然无关的。但他的确认为价值观的变化“无限接近于历史的必然”。何况他不认为人类的普遍价值观纯粹是生物进化的结果，这一点至关重要：

认为人类价值观纯粹是生物进化的结果，无异于一种唯自然论；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纯粹的自然，大概现在还都是文盲，大多数人还会在30岁就死去（第五章）。

相反，他声称：

在能量获取的特定阶段，文化进化的竞争过程把我们推向了效果最佳的价值观（第一章）。

并且因此，

每个时代的观念都是得其所需。

首先，伊恩的类比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尽管通过识字教学和延长预期寿命来修正天性（如果可以的话）是合乎情理并为大众普遍接受的，我们也很难找到一种远比我们与生俱来的道德价值观更有价值的价值观（难道是GDP？），我们很难再找到一种价值观如此珍贵，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让我们卸下与生俱来的价值观包袱，无论过程多么复杂艰辛，都是值得的（虽说一直以来都有人暗中尝试着操纵或抵消那些价值观，有些还很成功）。

其次，伊恩在其论证中暗示——尽管我们面临大量危险——我们还是会被推向行得通的价值观。然而真的是“每个时代的观念都是得其所需”吗？其他人声称，每个时代的主体意识永远是其统治阶级的思想。我们现在的思想观念是不是我们需要的？当然不是。我们的主体意识是否就是我们的统治阶级——他们不再是神王，而只是宇宙的主宰（及其拥护者）——的观念呢？是，又不是。但我想以违反直觉的断言结束本文，即伊恩的想法本身更接近于我们的统治阶级的意识，而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的观念。

我的论点事关在选择何为基本原则的过程中存在着无意识的偏见。伊恩选择了竞争、可计量性、共识和效率，这些都是资本主义企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观念。他显然优先关注了必然的竞争和可计量性（而非文化或价值观）。他没有提到“共识”一词。但这个概念隐秘地遍布于两次讲座，在那两次讲座中，他没有提到社会冲突（何况是内部的心理冲突）可能与本主题相关：在关于历史变化及其原因的宏论中，这是昭然若揭的遗漏。至于“效率”，他声称从觅食到早期现代社会，“人们……殚精竭虑地重组有机经济体，提高效率”（第五章）。但对效率的追求当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我们十分熟悉的，它根本算不得古代经济体的特征。

这4个概念全都隐含在伊恩的这句话中：

在能量获取的特定阶段，文化进化的竞争过程把我们推向了效果最佳的价值观（第一章）。

对谁的“效果”？我们又该如何确定某个价值观是否有“效果”？难道要参考GDP吗？

考虑到伊恩对能量的关注完全无可非议，我们就以不断扩大使用化石燃料导致气候变化为例好了。能量使用的需求发生变化，能否把我们推向行之有效的价值观？当然不能——除非我们自己利用两个内部的资源。其一可称之为理解，这在伊恩的讲座中没有提及。其二可称之为情感，伊恩排除了这一点。

伊恩声称，一切人类价值观都是在用相继出现的不同方式达到相同的目的，人类因此而不断前行。这是资本主义视角的核心理念，它将自身想象为“常识”，伊恩在不知不觉中也内化了这种理念。因此，伊恩在普林斯顿开讲座时，一次也没有提到过资本主义，在本书展开讨论的章节之中他也没有对此给予应有的关注。但资本主义必要的自我扩张的动力及其所产生的价值观，在类别上都不同于它之前的社会。如果我们试图阻止气候变化，就必须深刻理解这种动力，但伊恩在讲座中对此不置一词。此外，很明显，在不平等现象有目共睹的社会里，人们根本不会接受为拯救环境所必需的限制。天上满是私人飞机，为什么我要减少飞行的次数？伊恩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中描述的那个机器人和高级人工智能的美好未来，根本未曾打消我的疑虑。

机器人和高级人工智能，乃至人类认识的提高，都远不足以阻止气候变化（以及其他灾难）。我们还需要以情感维系的价值观。但伊恩摒弃了被他本人描述为人类经过生物进化获得的一套普遍价值观——待人公平，行事公正，爱憎分明，防患未然，敬畏神明，这一点具有极大的政治破坏性。这些价值观常常会被献祭给可量化竞争的所谓必然性，现在仍然如此。过去，人们对这些价值观毫无杂念地心向往之，而即使到今天它们依然是必要的，如果人类想在地球上继续生存下去的话。

[1] 《加拉太书》（Galatians），圣经全书的第48本书，是使徒保罗写给加拉太基督徒的一封信。保罗在这封信里阐述了很多问题，也指明了公元一世纪早期基督教会的问题。加拉太是古代安纳托利亚（现在的土耳其）中部高地的一个地区。

[2] 希利尼人即希腊人。译文引自《圣经》和合本。

[3] 译文引自《圣经》和合本。

[4] 《以弗所书》（Ephesians），圣经全书的第10本书，是使徒保罗在约公元60~61年在罗马帝国首都罗马的监狱中写给以弗所的基督徒的一封书信。以弗所是古希腊人在小亚细亚建立的一个大城市，圣母玛利亚终老于此。

[5] 《歌罗西书》（Colossians），圣经全书的第51本书，是使徒保罗在约公元60~61年在罗马帝国首都罗马的监狱中写给位于罗马帝国亚细亚行省歌罗西的基督徒的一封书信。歌罗西是安纳托利亚的弗里吉亚地区（位于今土耳其中西部）一古代城市。

[6] 梭伦（Solon，约公元前638—前559），古雅典政治家，立法者，诗人，古希腊七贤之一。梭伦在前594年出任雅典城邦的第一任执政官，制定法律，进行改革，史称“梭伦改革”。

[7] 锡拉库萨（Syracuse），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一座沿海古城，位于岛的东岸，由古希腊科林斯的殖民者于公元前734年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