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儿到不了那儿

2012年11月26日，星期一，这是奇迹般的一天。在这一整天中（实际上，是从星期日夜里10点半到星期二上午10点20分），纽约市没有任何一个人被用枪、用刀或是任何一种方式杀死。自从人们开始在1994年（当时的纽约平均每天会有14人被杀）进行综合数据统计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继续向上追溯，会发现上一个没有发生任何暴力死亡的日子出现在50多年之前——当时的案件记录并不精确，纽约市的人口也比现在少50万。总的来说，在2012年，每2万个纽约人中只有1个死于暴力——这很可能是历史最低水平。

当然，美国不只有纽约这一个地方。2012年，芝加哥的凶杀率上升了1/6；而加利福尼亚州圣伯纳蒂诺——那里半数的房主的负债额超过其房屋价值，市政府也已经破产——凶杀率飙升了50%（“门上锁，枪上膛。”该市的检察官建议道）。就在2012年临近尾声时，康涅狄格州牛顿市的一个精神病患者开枪射杀了20名小学生、6名学校工作人员、他自己的母亲，最后饮弹自尽。但就全美国而言，纽约市要比牛顿市更具代表性：尽管有着这些噩梦般的例外，美国的凶杀率在2012年下降了。

实际上，纽约市的情况不仅在美国具有代表性，就全世界大部分地区而言都具有代表性。杀人事件在总体上呈减少趋势。在2004年，大约每13 000人中会有一个人被杀害；到了201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14 500∶1。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也呈现出相同趋势。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通常是规模最大、最为血腥的冲突类型，但这样的战争几乎消失了。政权崩溃后的内战仍然存在（2012年，每400个叙利亚人中就有1个死于内战），但数据表明，内战发生的频率也在下降。

从全球平均水平来看，在2012年，每4 375人中有1个人死于暴力。这就意味着，今天活在世界上的人中，仅有0.7%会死于暴力。这个数字在20世纪是1%~2%，在古代帝国时期是2%~5%，在草原大迁徙时代的亚欧大陆是5%~10%，在石器时代则是骇人听闻的10%~20%（见图7–1）。这个世界终于开始朝着丹麦的方向前进了，而丹麦也在不断地进步中：在2009年，每111 000名丹麦人中才会有1个人被杀害，这意味着一个人在一生中死于暴力的风险仅为0.027%。最棒的是，今天世界上的核弹头数量是1986年（也就是布鲁斯·斯普林斯廷重新录制《战争》一曲的同一年）时的1/20。50年前，美国空军中最为出色的人员才能进入战略空军司令部（该部门负责投放核武器）；而今天，大部分美国空军军官把加入这个部门视作职业生涯上的自杀行为。

图7–1 几乎就要成功：公元前10 000~公元2013年的暴力死亡率

好消息还不限于此。如同在过去的几千年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暴力死亡率的下降伴随着繁荣水平的提升。1989年，当美国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警察”时，人均财富产出刚刚超过5 000美元。[1]而在2011年（迄今最近的拥有完整数据的年份），人均财富产出已经翻了一番。亚洲获益最多，因为中国的沿海地区、东南亚的部分地区以及印度的一些地区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它们自身的工业革命。这促成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向城市的大迁徙，使得至少20亿人口脱离了绝对贫困（世界银行将每天收入低于1美元定义为绝对贫困）。拉丁美洲、非洲和东欧在经历了分别由债务危机、艾滋病传播和政权更迭造成的短暂退步之后，从2000年起也都开始取得进步（见图7–2）。

图7–2 富国变得更富，而穷国增收的幅度更高：1980~2010年，世界不同地区的财富增长速度。从全球层面来看，2010年的人均财富比1980年多出2.2倍；在亚洲，这一数字则是3倍。非洲人和拉丁美洲人在20世纪80年代变得更穷，东欧人在20世纪90年代也面临相似情形，但他们都从2000年开始逐渐缩小了与西北欧国家及其殖民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之间的差距

引人注目的图7–1和7–2表明，这个世界不仅变得更安全、更富有，并且随着各个大陆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它也变得更公平。而更引人注目的是所有这一切好消息背后的解释，也是贯穿本书的那个观点：建设性的战争让这个星球变得更美好。这种说法充满矛盾，违背我们的直觉，而且令人不快（而且，就像我在前言部分中提到过的那样，在我开始研究长期战争史之前，我也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然而，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和演化生物学的证据看起来都是颇令人信服的。

在4亿年前，暴力作为一种赢得争端的手段出现了（最初出现在想要吃掉其他鱼类的早期鲨鱼和不想被吃掉的其他鱼类之间）。暴力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几乎所有动物现在都会使用暴力。有些动物甚至演化到可以集体使用暴力；而一旦涉及领地问题，暴力就可能会变为致命的手段。战争就这样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在生物演化的大树上，人类的历史不过是一根短短的枝条，但也是迄今为止最不寻常的一根枝条。人类不仅可以在基因上进行演化，还实现了文化上的演化。这样一来，我们无须坐等成千上万代人的自然选择改变我们，便可以通过改变我们自身行为方式的办法，应对死亡博弈中各种行为的回报率的改变。因此，从上一个冰河时期的末期开始，我们找到了通过使用暴力降低使用暴力的回报率（充满矛盾性的一个说法）的方法。

在公元前10 000年之后，世界开始变暖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和植物都开始迅速繁衍。对大部分物种来说，一旦等着吃食的嘴的数量超过了食物供给量，它们就再度陷入了艰难的生活中。然而，在幸运纬度带的人类却通过文化上的演化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变成了农民。农耕有其代价，但同时也供养了多得多的人口。拥挤的人口产生了囚笼效应。对于黑猩猩来说（或许冰河时期的人类也是如此），其领地观念使得杀死竞争对手可以在死亡博弈中获得最高的回报。而随着囚笼效应的出现，人类可以通过将被击败的敌人融入更大的社会来取得更高的回报。“融合”是个苍白的词汇，因为在这一过程中，掺杂着大量的劫掠、强奸、奴役和迁移。不过，由于那些将自己转化为坐寇的征服者最终在竞争中胜出，所有这一切暴力行径的长期结果就是带来和平和更高水平的繁荣。

到公元前3500年，坐寇开始演变成真正的利维坦。它们有能力征收税款，并且惩罚那些拒不服从的子民。这一过程从我们今天称之为中东的地区发端，因为这里同时也是农耕开始的地方，从而使得这里的囚笼效应最为明显，竞争也最为激烈。不过，在接下来的几千年中，幸运纬度带的大部分地区都走上了相同的道路。

亚欧大陆幸运纬度带的每个地区都经历了顺序相似的军事革命（在第三章中提到过，由于一些原因，尤其是没有马匹，使得美洲大陆的情况有些不同）。首先出现的是防御工事，它用来应对突袭；相应地，进攻方学会了怎样围攻无法爬越的城墙。接着，在亚欧大陆，青铜制成了进攻用的武器和防御用的铠甲。然后出现的是军事纪律，它使得生性狂野的年轻人可以冒着生命危险发动进攻，面对着残暴的敌人能坚守阵地。到了公元前1900年，亚欧大陆草原上的牧民们学会了用马具把马匹套在双轮战车上，从而为战场上带来了充满速度和流动性的兵种。到公元前1200年，地中海地区的战士们找到了反击的方法。不过，在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里，军事策略转为使用铁制器具装备的大规模步兵作战，这些步兵征服了亚欧大陆幸运纬度带上的各个帝国。

每一次军事革命都是一场矛与盾的竞赛。不过，就像我在本书中一直强调的那样，进化论者所说的红桃皇后效应并不适用于战争。参与竞赛的人们并不会留在原地，因为这场竞赛会改变参与其中的社会。每一次军事革命都要求利维坦变得更强大，而更强大的利维坦则可以进一步地降低暴力死亡率。

所谓的独特的西方战争方式的理论也不适用。这种理论认为，希腊人在古时候发明出了一种战争方式，使得欧洲的战士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战士都更善战。实际上，幸运纬度带上的各个民族都发明出了建设性的战争，而建设性的战争创造出了更强大、更安全、更富足的利维坦。在公元前的最后一个千年，人们创造出了辉煌的长安、巴连弗邑、特奥蒂瓦坎和罗马城。

不过，本书中的另一个主题是，战争中的一切都是充满矛盾的。在公元前的最后一个千年里，亚欧大陆的建设性的战争达到了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顶点”。达到“顶点”之后，那些此前带来成功的行为转而开始酿造灾难。古代帝国的扩张使得它们不断地与草原带发生越来越多的联系。草原上具有高度机动性的骑手可以征服遥远的距离，几乎随心所欲地袭击帝国。而缔造了帝国的步兵大军却难以在荒芜的草原上生存。从中国到欧洲，骑兵在战场上取得了支配地位。在超过1 000年的时间里（大约从200~1400年），幸运纬度带和草原陷入了建设性的战争和反建设性的战争的可怕循环之中。每一次建设性的战争都会创造出更大、更安全、更富裕的社会，而每一次反建设性的战争都会让这些社会再度分崩离析。利维坦失去了它们的牙齿，暴力死亡率开始攀升，繁荣的景象破灭。

在不久的将来，体质人类学家就将能完成足够多的骨骼研究，从而得出暴力死亡率的精确数字。不过，就目前而言，我们还只能依靠在本书第一到三章中检视过的粗略证据。如果要研究史前时期，我们可以用20世纪的石器时代社会与之相类比，并佐以数量很少，但在不断增加中的遗骸证据。如果要研究古代帝国和草原大迁徙时期的情况，我们就只能依赖于当时的文字记载。我在前文中提到过，这些文字记载基本可以让我们确信，暴力死亡率在古代帝国时期下降了（第一章和第二章），随后又在200年左右升高了（第三章）。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还没有办法知道暴力死亡率究竟下降或是上升了多少。

根据我的估算，古代帝国时期的暴力死亡率为2%~5%，而到了封建的无政府时代，暴力死亡率又攀升到5%~10%。当然，随着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我的估算肯定会被证明是不准确的。但在我看来，这正是学术进步的途径：先由一个研究者做出推测，再由别的研究者驳倒他的推测，并给出更好的推测。即便我的这次推测谬以千里，但至少我希望此举能够刺激其他研究者搜集更好的收据，采用更好的方法，然后指出我究竟错在什么地方，反驳我的推测。

到了公元第二个千年的中叶，我们获得了更可靠的数据支持。此时，利维坦，尤其是欧洲的利维坦，用火器封闭了草原民族驰骋的道路，用远洋船只打通了航路，从而使利维坦获得了重生。这两项发明都源于东亚，却在西欧得到了优化，并在这里打破了建设性的战争与反建设性的战争的循环。

我在第四章中提到过，发生这一切的原因仍然不是所谓西方式的战争方式，而是地理因素。一方面，欧洲的政治地理状况（由许多个征战不休的小王国组成）使得能造出性能更优良的火器的国家在争斗中获益；另外一方面，欧洲的实际地理状况（距离美洲的距离仅为东亚到美洲距离的一半）使得欧洲人比亚洲人更容易发现新大陆，并从中掠夺资源、开拓殖民地。欧洲人之所以能展开对整个世界的500年战争，并不是因为欧洲人比世界上的其他人更充满活力（或是更邪恶），而是因为地理环境使他们能比其他人更容易做到这点。

500年战争迫使欧洲人重新定义了建设性的战争，因为他们的征服战争造就了太过庞大的社会，从而改变了游戏的规则。他们发现，在一个洲际帝国的时代，大部分的新增国家财富并不来自于劫掠，甚至也不来自于从子民身上压榨出来的税金。借助国家的力量，使尽可能多的人以尽可能自由的方式在越来越大的市场中进行贸易，才是带来最多财富的方法。

始于欧洲西北部的永不停息的竞争迫使这些利维坦采取了开放秩序，从而使得市场之“看不见的手”与政府之“看不见的拳”和谐地协作。英国在18世纪80年代开始了工业革命，随后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世界警察”。英国的舰队、财富和外交官们监管着全世界的秩序。然而，尽管暴力死亡率下降到了新低，繁荣程度攀升到了新高，但“世界警察”也有其“顶点”。英国统治下的和平为英国带来了诸多对手，进而使得英国无力再承担“世界警察”的职责。从1914年开始，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多场战争把英国赶下了“世界警察”的宝座，一直到75年之后才由美国接替了它的位置。此时的美国，统领着一个更加开放的秩序，创造出了更低的暴力死亡率和更多的财富。

以上是一个宏观的故事。要想看到这样的趋势，就必须如我在本书前言部分中所说的那样，站在全球的高度看待整个人类的历史，并且从全部4个角度去审视历史（个人、军事史、技术以及进化）。在我看来，通过这样的宏观叙事，我们就可以看出战争究竟有什么好处——当然也会看到战争让我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战争有什么好处”的答案，既充满矛盾，又那么骇人听闻。战争的好处是让人类更安全、更富裕，然而做到这一点的途径却是大规模的杀戮。但既然战争确实有其好处，我们就不能说战争中的苦难和死亡都毫无意义。再看看图7–1和7–2吧，如果从贫穷、暴力的石器时代进步到和平而繁荣的时代，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有所选择的话，我确信很少有人会愿意选择战争作为其途径。但实现进化——这也是人类历史的真谛——的驱动力并非我们的意愿，而是死亡博弈的残酷逻辑。

如果看看这套逻辑从冰河时期的结尾到今天都给我们带来了些什么，那么它将把我们带向何方，似乎也很清楚了。我们从由采集者组成的团体，演变成了利维坦，再演变到了“世界警察”；那么，接下来的一步就应该是组成一个世界政府，将暴力的回报率压制到零，所有国家都应该达到丹麦的水平。在经历了本书描述的血腥恐怖之后，人类最终将获得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就仿佛诺曼·安吉尔的《大幻想》一书（我在第五章的开头部分提及过此书）的结尾。当这本书于1910年面世时，整个世界已经有95年没有发生大国战争了。在这段时期，全球总收入翻了一番，而凶杀率至少在欧洲下降了一半。因此，安吉尔和他的拥趸们认为，我们即将迎来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

事实并非如此，但《大幻想》仍然值得一读。这是因为，安吉尔做出错误判断的原因，同样适用于今天。如我们在第五章中看到过的那样，19世纪世界各国朝着丹麦的方向前进的趋势是不可持续的。“世界警察”的角色扮演得越好，它的对手就会越多；而它的对手越多，“世界警察”就越难尽好它的职责。图7–2似乎在告诉我们，历史正在重演。在21世纪的前10年，美国巨人对世界的掌控要比19世纪60年代时的英国更加彻底，但美国似乎在重走英国的老路。美国把全球秩序维持得越好，其潜在的对手就变得越富有、越强大。未知的未知因素在激增，赌徒们已经跃跃欲试。我们越是朝着丹麦的方向迈进，这个目标就似乎离我们越远。

当我第一次来到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时，一个在这里住了一辈子的人给我讲了一个古老的笑话，描述这个地区的居民有多么固执。笑话说，有一个游客（通常会说是来自纽约的游客）在神秘的马萨诸塞州（或者是缅因州）迷路了。在开车兜了一个小时的圈子之后，他决定停下来问问路。他找到了一位面容枯槁的当地人。这个当地人一会儿想出来一条可行的路线，但随后又自己否定了它，如是反复了许多遍。最后，这个当地人疲惫地摇了摇头，说：“你从这儿到不了那儿。”

这种建议无疑毫无帮助。然而，如果我们再回过头去看看图7–2与第五章开头的那些图表有多么相似的话，我们可能会发现，比起安吉尔乐观的解读，这个笑话中的说法更贴近世界的现实。或许我们没有面对着红桃皇后效应，但我们可能面对着龟兔赛跑的效应。人类跑得很快，因此确实有所进步：暴力死亡率下降了，繁荣水平提升了。然而，我们尽管不断地在接近丹麦，但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达到那个目标。换句话说，我们从这儿就根本到不了那儿。兔子拼命地向前跑，但乌龟却总是领先那么一点点儿，创造出新的对手、新的未知的未知因素或者甚至创造出新的钢铁风暴。根本不会有什么皆大欢喜的结局。

在这最后一章里，我想说的是，无论是安吉尔的皆大欢喜，还是新英格兰人令人不悦的结尾，这两者对未来要发生的事情都没有什么指导意义。安吉尔的观点（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使得战争不可能发生）在100年前是错的，在今天仍然是错的；而新英格兰人所说的“我们从这儿到不了那儿”也是错误的。

我们似乎在走向最糟糕的世界。一方面，这个世界要比上一个“世界警察”衰落时（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更加不稳定；另一方面，这个世界上的武器要比20世纪40~80年代美苏以毁灭相要挟时的武器更加致命。尽管暴力死亡率在过去的40年中稳步下滑，尽管世界大战看起来在21世纪10年代的中段不可能打起来，但未来的40年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40年。

不过，如果我们能退后一步，远离细节，用我们在第一到六章中审视长期的暴力史的眼光去审视接下来的几十年，我们就会注意到不一样的东西。无论如何，只要我们从这个更宏大的角度看过去，我们就会发现，或许我们可以“从这儿到那儿”，即便这个“那儿”并非是我们原本预计的那个终点。

金星与火星

多年以来，美国政府会定期出版一本名叫“国防计划指导”的小册子，以此总结归纳官方的国家大战略。大部分时候，这本小册子中都是些乏味的文件。然而，就在1992年2月，也就是苏联解体后仅仅两个月，负责起草新的《国防计划指导》的委员会却做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它讲了实话。

这本指导手册指导美国如何做好“世界警察”。文件中说，尽管美国不应该“认为自己有责任纠正世界上的所有错误，但我们有责任有选择性地去纠正那些不仅威胁我们的自身利益，也威胁我们的盟国和友邦的利益的错误，或是可能严重危害国际关系的错误”。这意味着美国要完成一项壮举：

我们首要的任务，是阻止可能像苏联一样带来威胁的新的对手的出现，不论这个对手是崛起于苏联的领土之上，或是世界其他地方。这……就要求我们致力于阻止任何敌对势力控制重要的区域。我们所说的重要的区域，指的是某个区域的资源，在牢固的控制之下，足以供给一个新的全球霸权的崛起。这样的区域包括西欧、东亚、苏联领土以及亚洲西南部。

这份文件一落入媒体之手，就迅速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日后成为美国副总统的乔·拜登（Joe Biden）批评说，这份文件“就是要创造一个‘美国统治下的和平’，而这种局面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国国防部在遭受抨击之后，在其最终版的文件中说得含蓄了一些。但不论美国国防部选择了怎样的措辞，美国在过去20多年中所苦苦追寻的，正是“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其中有一些年头里，乔·拜登本人就在白宫里服务）。

如果政治家们要从“英国统治下的和平”之中汲取些什么经验的话，那就是“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也是可以实现的，至少可以持续几十年。总体来看，美国从1989年以来的经历与英国在19世纪晚期的经历惊人的相似，即便偶有的例外也能证明规律的存在。

最引人注目的例外无疑是西欧，这一地区也是1992年计划制订者关注的4个潜在的问题地区中的第一个。在英国和美国分别充当“世界警察”的两个时期，西欧地区经历的相似性是十分明显的。在19世纪晚期，西欧经济在由英国保障的市场之中蓬勃发展，随后富有而强大的德国就在19世纪90年代成了英国最致命的对手。到了20世纪晚期，西欧经济再次在由美国保障的市场之中蓬勃发展，而很多政治家（其中的欧洲政治家要比美国政治家更多）开始担心重新获得统一的德国会继续重走老路。（“人们说，‘如果德国的情况不好，那可真是件糟糕的事情，’”一名法国官员半开玩笑地说，“我倒是要说，这有什么糟糕的？要知道，一旦德国的情况好了，他们通常就会在6个月之后进军香榭丽舍大道了。”）

但这并没有成为现实。相反，西欧国家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它们的选择不仅使得美国全球霸权和英国全球霸权之间的相似性变得不那么站得住脚，更对本书中的所有观点发起了挑战。西欧国家远没有变成“世界警察”的对手，反而几乎彻底不再把武力当作一种政策工具。令人惊讶的事情正在发生。大量的人口——迄今为止大约有5亿人——走到了一起，开始组成一个更大、更安全、更富有的社会，却没有诉诸武力，这可是历史上的头一回。

这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同时也是一次静悄悄的转变。我们如果把英国算作西欧的一部分的话，那么我在这个地区度过了人生的前27年，却没有意识到这个转变的进行。说实在的，电视上没有什么东西比布鲁塞尔的那些官员又发表了一项什么声明（净是关于什么他们允许我吃什么东西、喝什么东西以及这些东西应当使用多大型号的容器来盛放）能让我更快地把电视机关上了。

但我和上百万与我一样对欧洲事务缺乏兴趣的人一样，都大错特错了。欧洲共同体（欧洲联盟在1993年更名前的名称）最大的特点就是乏味。旧时的利维坦使用暴力造就政治上的统一，随后使用政治手段（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使用更多的暴力）缔造经济上的统一；然而，今天的西欧却把这个历史上最成功的公式颠倒了过来。这些无人歌颂的英雄们通过一次接着一次的委员会会议编织了一张规则和规章的大网，将其成员国整合进同一个经济单元中，再使用经济的力量创造一个政治单元。“我们的终极目标，”德意志联邦银行的前领导人在1994年说道，“是一个政治目标……我们要以某种形式实现欧洲的政治统一。一个联邦也好、一个国家联合体也罢，哪怕只是联系更紧密一些的国家联盟。”这样一来，“经济上的联盟（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

这既是有史以来政治家们做出的最笨的尝试，同时也是最勇敢的尝试。不过，自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Treaty of Maastricht）于1992年以来，这个体系在过去的15年中似乎一直在运转着。欧洲依然由独立的国家拼凑而成，但从爱尔兰到爱沙尼亚，大多数欧洲人共同使用着同一种货币和同一家中央银行，接受着同一家欧洲法院和议会的裁决和统治，还可以自由地通过边境而不需要出示护照。至少直到2010年，这种基于共识的乏味道路似乎正在将欧洲从这儿带到那儿。

不过，就在当下，采用欧元作为本国货币的国家陷入了一场债务危机之中（更准确地说，是生产效率较高的北方国家和生产效率较低的南方国家之间的国际收支平衡危机），并且因此暴露出这种基于条约组建的联盟的局限性。老式的利维坦可以动用武力解决问题。例如，在1850年，英国就曾经派遣炮艇逼迫希腊偿还债务。然而，在新的欧洲，德国就不可能为了重塑财政纪律而把坦克开上雅典街头。

欧盟完全依靠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不使用军事力量这“看不见的拳”保障其规则的实施。这样一来，欧盟就似乎游走在深渊的边缘了。2011年年末，瑞士的瑞银集团公开表示担忧，担心这场危机最后会沦落到用武力解决的境地。瑞银集团的分析师表示：“几乎所有现代法币货币联盟的崩溃都伴随着某种形式的威权政府或军政府的出现，甚至爆发内战。”这样的前景的确令人担忧。不过，到本书写作的时候（2013年年中），尽管欧盟的政策饱受批评（它们采取的措施仅限于让这些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不至于崩溃，但也仅止于此），但似乎避免了灾难的发生。希腊尽管经历了失业率飙升、街头暴力示威，乃至政治危机，但是这个国家仍然留在欧元区之内。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甚至法国尽管都面对着越来越多的压力，但这些国家也并没有垮掉。与其说这次危机会拆散欧洲，还不如说这是一次进一步推动政治集权的机遇。或许，欧洲的管理者们不需要杀死任何人，就可以完成拿破仑和希特勒杀了那么多人也没能完成的任务。

有鉴于此，诺贝尔委员会将2012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欧洲联盟。这可谓实至名归：欧盟公民之间的凶杀率是世界上最低的；欧盟各国政府都取消了死刑；欧盟完全弃绝了内部的战争，并且基本上弃绝了对外的战争。欧盟以外的欧洲人有时还能看得到使用武力带来的好处，就像俄罗斯在2008年对格鲁吉亚发动“五日战争”时那样。然而，在欧盟内部，几乎没人再持有这样的观点。在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中，欧盟仍然保留了使用武力的权利，但只有英国和法国曾经使用过这样的权利，并且都是为了在以前的殖民地地区进行维和活动。即便当某些军事行动有着明确的人道主义目标时（比如1999年在科索沃的行动），西欧国家的政府仍然会显得小心翼翼，以至于时常让它们的美国盟友感到恼火。或许，新的欧洲式战争的常态将是发生在2012年的那离奇的一幕：一架瑞典飞机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上空空投了800只泰迪熊，每只泰迪熊上都带着一个写有“实行言论自由”的标语签；而白俄罗斯的应对方式仅仅是撤掉了负责边境巡逻和空军的将军。

2003年，民意调查机构发现，只有12%的法国人和12%的德国人认为战争在有的情况下是情有可原的；而在美国，这一数字是55%。在2006年，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受访者甚至表示，好战的美国人才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今天，在重要的战略和国际事务方面，”战略家罗伯特·卡根表示，“我们可以说，美国人来自火星，而欧洲人来自金星。”

欧洲人和美国人在暴力问题上越来越明显的分歧引发了诸多评论，但其实这一现象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欧洲人来自金星，正是因为美国人来自火星。如果没有美国人充当“世界警察”，维护世界和平，欧洲就不可能有采取鸽派战略的空间。但反过来说，如果欧洲人不采取鸽派战略，美国也无力充当“世界警察”。如果欧盟在过去的15年里表现得更加鹰派，那么美国的地位一定会在反制欧洲的过程中遭到削弱，就像100年前，英国的“世界警察”地位在对抗德国的过程中遭到了削弱一样。火星和金星，就像玛尔斯和维纳斯[2]一样需要彼此。

在1945~1989年，对西欧来说，参与死亡博弈的最佳方式，就是要为了帮助美国阻止苏联而显得足够好战，但又不能太过好战而引起美国人的警觉（欧洲人和美国人对这一平衡点的位置有分歧，因而导致法国在1966年宣布退出北约的统一军事指挥体系）。不过，在1989年之后，欧洲不再面临任何严重的安全威胁，而且可以依赖美国出面惩戒任何鹰派国家。因此，西欧国家变得越加鸽派了（欧洲人和美国人就到底哪个鹰派国家应当受到惩罚也有分歧，因此造成了2003年欧洲人的反美浪潮）。结果是，与一个世纪前的英国政府不同，美国政府从来不需要担心其创造的财富和安全环境会让欧洲国家在发展壮大之后，反过来挑战美国的“世界警察”地位。

当然，欧洲的鸽派倾向并没有彻底结束外新月地带、内新月地带和心脏地带彼此之间的冲突。从17世纪开始，英国的大战略一直都围绕着与更广阔的世界建立联系，并且阻止任何国家主宰欧洲大陆。“我们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朋友，”时任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Lord Palmerston）勋爵在1848年说道，“只有我们的利益是永恒的。”根据这一逻辑，他应当会理解英国为什么没有加入欧元区，为什么还要在2017年就其欧盟成员国身份举行全民公决，并且为什么有时表现得不像其邻国那样鸽派。

东欧人对于鸽派的态度也心存疑虑。东欧国家位于心脏地带与内新月地带之间，缺乏可以用于抵御强大的德国和俄罗斯的天然屏障。因此，东欧国家也觉得它们面对了几个世纪的那个老的战略问题并没有解决。像英国一样，一些东欧国家的政府不想过于依赖由德国主导的欧洲联盟，因而更多地倒向了美国这个“世界警察”。然而，权力本身也是个充满矛盾性的东西。美国不希望它最好的朋友们与欧盟太过疏离，因为这样一来就会打破美国需要的平静。

西欧并没有脱离死亡博弈。与此相反，西欧国家更富有技巧性地进行着这场博弈，依靠足以惩戒鹰派国家的“世界警察”享受作为鸽派国家的好处。对于欧洲联盟获得2012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我并无异议；不过，诺贝尔委员会在2009年颁发给贝拉克·奥巴马的诺贝尔和平奖，其实更应该颁发给1945年以来的历任美国总统，正是他们的集体努力使得欧洲的实验变得可能。

美国的布尔战争

如果说，在尽量避免制造出对手的这个任务上，美国在西欧地区的表现最好的话，那么其在亚洲西南部的表现可能是最差的。自从柏林墙倒掉之后，美国已经在亚洲西南部地区进行了3场战争（如果算上2012年对利比亚的空袭，就是4场战争）；而且，美国可能需要点儿运气才能避免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在这里进行第4场战争（或者是第5场）[3]。在这一地区，我们可以看到，新旧两代世界警察所面对的问题格外相似。

实际上，在过去的100年中，亚洲西南部地区的战略意义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麦金德的时代，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波斯帝国对世界警察来说意义重大，因为这两个国家影响着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和印度之间的联络。从高加索山脉到兴都库什山脉，英国和俄国的探险家与间谍们角逐了几十年，这甚至被吉卜林称为“大博弈”。俄罗斯军队吞并了今天中亚的“斯坦”们[4]，而英国的红衫军也吞下了阿富汗，却消化不了。

把这场大博弈变成今天的样子的因素，当然就是石油。1859年，世界上第一口油井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泰特斯维尔开凿。在那之后的几十年中，美国一直都是石油生产的中心。然而，在1871年，亚洲西南部的石油开采开始了。不久，俄国开发者就在阿塞拜疆的巴库开采出了这种黑色黄金。西方的石油商紧随其后。1901年，英国的一位投机商买下了波斯2/3的石油开采权。1933年，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在沙特阿拉伯开发了第一处油田。为了满足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需求，石油产量在20世纪60年代激增。到20世纪70年代中叶，波斯湾沿岸地区每天靠石油可以获得超过4亿美元的收入。

西方的报纸热衷于报道阿拉伯的百万富翁们又在什么地方买下了历史性的地标。不过，从表面看来，美国在塑造其所需的石油自由市场方面的成功，使得它不太有可能在亚洲西南部创造出一个敌手。在20世纪60年代，中产阶级孱弱、教育体系不完善、地区性的腐败成风，这些因素使得哪怕最富有的产油国也不太有可能完成工业革命，或是创造出多元化的现代经济。

正因如此，靠石油赚来的财富，并没有像“二战”后美国给予欧洲的援助资金那样掌握在广大的公民群体手中，而是大部分落入了极少一部分精英的手里；而这些统治精英的压迫、谎言和无能激发了愈来愈多的不满情绪。美国急于避免苏联集团染指其石油资源，结果不得不支持一些独裁者、军政府和专制君主。因此，美国经常会面对这样的批评：美国正像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欧洲人一样，操纵着一个非正式的帝国控制中东。

石油寡头们试图把人们的不满情绪转变成民族主义情绪和对以色列的仇视。不过，在利用人们的满腔怒火使他们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当然还有对以色列的仇恨）服务方面，毛拉[5]和阿亚图拉[6]们做得更好。当时，很少有什么穆斯林将美国视作头号大敌，即便在伊朗人质危机[7]期间，一些美国人还寄希望于能与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合作（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天方夜谭，但《时代》杂志曾经将霍梅尼评选为1979年的时代年度人物）。不过，革命者们很快就发现，如果要想打击美国的这些傀儡，就必须打击美国。就在1979年这一年结束之前，伊朗给美国贴上了大魔鬼的标签。

就在美国这个“世界警察”试图控制住这个新近出现的愤怒的伊斯兰国家时，始料未及的后果接踵而至。在远离波斯湾石油产区的阿富汗，美国在支持阿富汗反抗苏联侵略（20世纪80年代）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美国的援助并没有赢得太多好感，反而制造出一支装备精良、久经战阵的阿拉伯圣战军团。这些人随时准备着对任何敌人发动圣战，并且在阿富汗结束了对抗苏联的战争之后，他们利用了战争留下的一片混乱，将阿富汗变成了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避风港。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1990年，在萨达姆·侯赛因入侵了科威特之后，美国迅速将军队开进了海湾地区以保护沙特阿拉伯的油田。在20世纪80年代，萨达姆与革命后的伊朗开战，残酷镇压了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还试图发展核武器。有鉴于此，美国的行动似乎应当赢得阿拉伯人的心。然而，穆斯林们看到的却是异教徒的军队踏上了阿拉伯的圣地，越来越多穆斯林开始怀疑美国人的动机。

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随后对伊拉克的严厉制裁阻止了伊拉克，使其不会成为《国防计划指导》手册的起草者所忧心的“亚洲西南部的敌手”。然而，在接下来的10年中，美国的战略家们（乃至所有人）都将惊讶于极端的伊斯兰主义者的变化。所有能够改变穆斯林世界的力量——石油财富、对阿拉伯国家统治者的反抗、阿富汗的圣战者、对出现在沙特阿拉伯的美国人的憎恨、对以色列的永无止境的敌意——最终都汇聚到了一个人的手中：奥萨马·本·拉登。2002年，本·拉登给美国人写了一封公开信。他在信中说：

在你们的监督之下，那些充当你们的代理人的（穆斯林）国家的政府每天都在攻击我们……你们靠着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和军事威慑，用微不足道的价格窃取了我们的财富和石油，这实在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盗窃……你们的军队占领了我们的国家；你们的军事基地布满了我们的国家；你们腐蚀了我们的土地，为了保护犹太人的安全侵犯了我们的圣洁。

此时，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已经以全体穆斯林的名义向美国宣战，并且杀害了3 000名美国人。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基地”组织就作为一种新型的对手出现在“世界警察”面前。从大多数角度来看，“基地”组织都比《国防计划指导》手册的起草者在1992年担心的那些国家要弱小。的确，如果“基地”组织或是其附属组织掌握了核武器，那么他们可能会杀死比“9·11”事件丧生人数多上千倍的人。然而，如果伊拉克或是伊朗获得了核武器，它们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这些亚洲西南部国家的政府拥有税收收入，并且有足够的空间隐藏上百颗核弹头。只要它们愿意，它们就可以制造出能够将死亡威胁远播到欧洲的导弹。假以时日，如果这些国家再找到合适的盟友，地球上就将不再存在安全的地方了。相反，除非“基地”组织能找到某个国家作为后台，否则它们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它们也永远无法像一个世纪之前的德国和美国威胁英国的地位那样，威胁美国作为“世界警察”的地位。

不过，“基地”组织确实代表了另外一种威胁，这种威胁在19世纪晚期由英国主宰的世界体系中也曾出现过。像现在一样，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在当时也是很流行的对付“世界警察”的方式。早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10年代，无政府主义者和伊斯兰极端主义者都曾经享受过一段黄金时代，他们曾经用子弹和炸弹夺走过沙皇和总统的性命。被英国人称作“疯狂的马赫迪”的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uhammad Ahmad）曾经在苏丹创立了类似“基地”组织的机构。1883年，马赫迪的追随者将一位英国指挥官率领的一支万余人的埃及军队屠戮殆尽。第二年，他们占领了喀土穆，并且杀死了另一名英国将军。英国人一直到1899年才推翻苏丹的伊斯兰统治，并且在苏丹驻军到1956年。

本·拉登与“疯狂的马赫迪”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是要比后者危险得多，因为他有着成熟的计划。本·拉登清楚，“基地”组织不可能直接威胁到美国的生存，因此他选择了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间接方案。第一步，是要用暴力推翻任意一个在他看来不够伊斯兰化的政权（从阿尔及利亚到印度尼西亚，这些政权被“基地”组织称作“近敌”），继而建成一个由虔诚的信徒组成的哈里发国家。第二步，要让美国（“远敌”）陷入其既打不起，又无法理解的战争中，直到美国精疲力竭地决定不再支持那些非伊斯兰化的政权。“到那个时候，”“基地”组织的二号人物解释道，“历史就将发生一次新的转折，真主保佑，历史将抛弃美利坚帝国和犹太人政府主宰的世界。”

在我写作本书的时候，看起来似乎历史并没有发生这次转折。“基地”组织并没有能推翻任何一个“近敌”。相反，由于被“基地”组织杀死的阿拉伯人远远多于美国人，“基地”组织在整个中东地区引发了恐惧和憎恨。“基地”组织的附属组织或许能够从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动荡局势中获益，但那些本·拉登起事前就已经建立起伊斯兰统治的国家（阿富汗、苏丹和索马里），却又抛弃了伊斯兰统治；与此同时，那些被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施加以强大压力的国家（阿尔及利亚、马里、也门和巴基斯坦）仍然安然地矗立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富含石油资源的海湾之外。只有巴基斯坦，由于其拥有核武器，可能会对全球秩序构成真正的威胁（奥巴马总统在这一地区事务方面的前任特别顾问经常说：“阿富汗的稳定不是必需的，但巴基斯坦的稳定是必需的。”）。

为了遏制“基地”组织对“近敌”的战争，美国采取了这样的大战略：通过推动民主化改革打消伊斯兰主义者诉求的吸引力。小布什总统曾经说：“我们要把消息传递到从大马士革到德黑兰的广大地区，告诉他们自由可以是每一个国家的未来选择。”“在中东地区的心脏地带建立一个自由的伊拉克，”他坚称，“将是全球民主革命运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虽然仍有争议，但2011年以来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和也门专制统治的倒台证明了这一战略的正确性。不过，就像布什本人意识到的那样：“现代化不等同于西方化，中东地区的代议制政府将会体现出它们自己的文化特征。”摆脱了独裁统治的阿拉伯选民经常会把选票投给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但直到本书写作时，此事带来的后果仍然不明确。埃及军队在2011年抛弃了独裁者，但又在两年之后推翻了选举产生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总统。在利比亚，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在推翻卡扎菲统治的内战中站住了脚，利用他们从卡扎菲政权夺取的武器，把圣战传播到了马里。而叙利亚，像以前的索马里和黎巴嫩一样，变成了一块军阀纷争的土地，其中一些军阀就像“基地”组织一样热衷暴力。总的来说，经历“阿拉伯之春”之后的地区确实出现了一些民主化的迹象，但也是高度不稳定的。这些地区大部分是伊斯兰化的、贫困的，统治水平低下，而且他们不相信美国人，更加不相信以色列人。对于这样的现状，布什和拉登谁会更不高兴，真的很难说。

“基地”组织的计划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让美国陷入各种各样的毁灭性的战争，最终迫使美国放弃广大的伊斯兰内新月地带。现在看来，这部分计划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本·拉登已经预料到了，由于“基地”组织在2001年如此沉重地打击了美国，美国必然会选择入侵阿富汗将他彻底清除掉。这样一来，美国就陷入了其有史以来参加过的最漫长的一场战争之中。美国将反恐战争扩大到了对伊拉克的入侵，这很难算作是对“9·11”事件的直接回应，但美国进军巴格达这样的事件，恰恰是本·拉登所希望看到的那种过度反应。

不过，本·拉登认为分身乏术的美国要么走向破产，要么选择从亚洲西南部脱身。他的这一判断失误是灾难性的。美国并没有选择这两条道路，而是坚持了下来，杀掉了本·拉登，并且基本完成了“分裂、瓦解、消灭‘基地’组织”（贝拉克·奥巴马对这一目标的描述）的任务。不过，为了完成这一目标，美国被迫要面对一系列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与一个世纪之前英国所面对的问题惊人的相似。

美国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之后所面对的战争局势，与布尔战争非常类似。1899~1902年，英国与南非共和国、奥兰治自由邦之间发生了布尔战争。布尔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都是先发制人的战争，旨在消除未来的威胁。在1899年和2003年，批评家都将战争罪责归咎于由自私自利的政客和商人组成的卑鄙联盟，他们都是因为觊觎某种自然资源——南非的黄金和钻石、伊拉克的石油，才发动了战争。然而，将英美这两个“世界警察”带进战争的政客却经常视他们自己为人道主义者，而不是实利主义者。他们认为自己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保护那些被践踏的民族（伊拉克的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布尔战争中的非洲黑人）。但不论到底哪种说法更有理，英国和美国的战争选择都让本国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并且让昔日的盟友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

布尔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最大区别在于战争的初始阶段。2003年，美国军队横扫了伊拉克军队，而在1899年，英国人却连战连败，他们错误地让士兵们排成密集的队列穿过开阔的地带，遭受火炮和来复枪的无情打击。然而，在不到18个月的时间里，参战的英军数量就已经足以将布尔人的军队击溃。然而，就像美国人在103年后所面对的情况一样，英国人发现他们的敌人逐渐分散消失，最后变成了各地的反抗军。

1900年时的英军和2003年的美军都是用来打常规战争的。起初，他们都发现对付反抗军不是件容易的事。英国军队需要在茫茫草原上追击一支支的小派遣队（布尔人将之称为“敢死队”）。“我们随时准备好听到这个命令‘上马！’”一名军官回忆道，“我们确实上了好多次马，但不论我们的动作多快，我们总是不够快。”在一个世纪之后，一位心情差不多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告诉新来的指挥官：“长官，我们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出去巡逻，直到碰到IED（简易爆炸装置，就是土制炸弹），然后我们就呼叫救伤直升机，之后我们再返回基地；第二天又是如此，如是反复。”

英军和美军都很快找到了应对之策。新的指挥官［英军的赫伯特·基钦纳（Herbert Kitchener）和美军的大卫·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分别找到了对付反抗军的策略，从而占据了上风。但两个“世界警察”为胜利都付出了代价，因为对付非正规军的最佳方法就是采用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所说的“黑暗的手段”，而这样的行径无论在国内还是在盟国都不会受到欢迎。

美国开始暗中监视本国公民，无限期地羁押囚犯，并且不承认他们有受到日内瓦公约保护的权利。美国折磨了一些战俘，把另外一些俘虏送到了可以肆意妄为的地方。在放弃这些手段之后，美国采用遥控飞机进行定点打击的做法又遭到了反对。不过，比起英国人在南非人身上使用的手段，美国人的手段完全不能算是“黑暗”了。基钦纳焚毁了上千座农场，杀死反抗者的牛，把他们的家人驱赶到集中营里去。差不多有1/4的被羁押的人——其中大部分是女人和孩子——死于疾病和饥饿。

总体来看，尽管也有一些失误，但美国应对其“布尔战争”的方式要比英国人好得多。美国人流了更少的血，花了更少的钱，造成的创伤也更少。大约有150万美军士兵曾经在伊拉克服役，其中只有不到5 000人丧生；英国人派到南非去的军队人数与美国人相仿，但死亡人数却达到了22 000人（其中大部分死于疾病）。在美军占领期间，差不多每300个伊拉克平民中有1个死于暴力，其中大多数还是在派系斗争中死于其他伊拉克人和外国激进分子之手；而英军占领期间的暴力死亡率要高出9倍，布尔战争中每30个南非人中就有一个死于暴力。美国人所付出的军费，连贷款利息也算入其中的话，一共是大约2.4万亿美元，大体相当于美国2011年GDP的1/6；而英国人在布尔战争中耗费了2 110亿英镑，相当于英国1902年GDP的1/3。

最终，英国和美国都赢得了它们的布尔战争，但为了取得所谓胜利，英美都不得不降低了胜利的意义。在英国人的逼迫下，南非战前的领袖保罗·克鲁格尔（Paul Kruger）被迫流亡海外，但保罗·克鲁格尔在战争爆发前要求的大部分权利，战后的南非政府基本都从英国人那里得到了，而且这个政府的统治者仍然是战争时的反抗者们。与此相似，美国推翻了萨达姆，结果伊拉克人选举出来的政府反而与反抗军和伊朗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看起来，在内新月地带资源丰富的地区，“世界警察”要想陷入一场布尔战争式的战争很容易，但要想从中脱身则既困难又昂贵，还会造成内部的分裂。如果“世界警察”决心已定，那么它几乎肯定能打赢布尔战争；而如果一个世界警察总是去打布尔战争，那么它恐怕也不会在世界警察的这个位子上坐太久了。

英国从中吸取了以上教训，因此尽量避免再发生布尔战争式的战争。至于美国是否会追随英国的脚步，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从积极方面看，“基地”组织及其附属组织在总体上处于衰退期，美国对波斯湾地区石油的依赖度也在下降（由于能源利用率的提高和美国本土石油产量的激增，美国在2014年的能源进口量应该是1987年之后最低的）。不过，从消息方面看，阿富汗战争的结局似乎比伊拉克战争更令人失望，“阿拉伯之春”则导致了经济崩溃和美国信誉度的下降（尤其是在2013年9月，叙利亚问题的外交努力遭遇失败之后）。此外，伊朗距离掌握核武器只有咫尺之遥。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在伊拉克战争情况最糟的时候警告：“（伊朗获得核武器）将是美国最大的战略梦魇。”从那时开始，美国对伊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严厉的制裁、暗杀科学家，以及发动网络攻击。这些措施迫使伊朗坐到了谈判桌前，但是伊朗人已经取得的核技术方面的进展是无法再倒退的。

如果伊朗给导弹装上了可以进行实战的核弹头，那么它将面临与以色列，甚至与美国开战的风险。不过，伊朗完全没有必要这么激进，因为在全世界知道伊朗能在短时间内部署核武器之后，它大可以借此威慑它的邻国。美国和亚洲西南部的国家可能不得不学会适应这一局面，就像美国和东北亚国家已经学会适应拥有核武器的朝鲜一样。不过，另一种可能是，由于伊朗即将拥有核武器，这会促使伊朗那些富有的邻国——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也迫不及待地要在核武器的发展上达到与伊朗相近的水平。如果事态发展到这一步，以色列和（或）美国可能就会觉得有必要再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一场胜过所有布尔战争的战争。因为，进行这样的一场战争，也比在整个中东进行一场核战争的前景要好得多。

目前，亚洲西南部消耗了美国国防预算的差不多1/6。即便美国能成功地避免在这一地区再进行一场布尔战争，鉴于恐怖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和伊朗核计划的持续威胁，以及这一地区石油资源的重要性（至少在短期内如此），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国防开支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缩减。如果亚洲西南部仍然是美国最主要的军事重心，那么这种程度的开支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在未来10年的种种不确定性之中，这个假设的前提的不确定性或许是最高的。

不可避免的类比

“在预测我们下一场军事行动的性质和地点方面，我们有着完美的纪录，”2011年，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对西点军校的学生们说，“我们一次都没猜对过。”

但军方的努力从来都不曾停止。不管怎么说，方案还是要制订的，武器系统也还是要采购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的消失和许多场国与国之间冲突的消弭，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世界上不会再发生大规模战争了。2001年之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的战争似乎证实了这种判断。从现在起，美国人似乎只需要应对反抗军的战斗了。

正因如此，当我在2012年初有机会造访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欧文堡的美国陆军国家训练中心时[8]，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仿造的中东村庄之中，其中到处是清真寺和讲阿拉伯语的演员。我和一些人在一个尚未完工、烈风阵阵的屋顶上观看一场演习。演习中，一支部队正要将一些“阿富汗长老”护送到一处会议现场，而假扮的恐怖分子将在街巷中发动伏击。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一个垃圾桶中的炸弹爆炸了。狙击手们从窗口和小山坡上开火。一辆悍马车坏在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处。整个现场十分喧嚣，尘土飞扬，一片混乱（见图7–3）。不过，这支护送队还是设法杀出了一条血路。

图7–3 真正的战争游戏：2011年，在加利福尼亚州欧文堡的美国陆军国家训练中心一处仿造的中东村庄里，看上去一切都乱了套

资料来源：美国国防部图片。

坐落在莫哈韦沙漠中的欧文堡面积有罗得岛州那么大。美军士兵在被派遣到海外之前，欧文堡是他们要去的最后一处训练基地。在过去的30多年中，这里的情况就能体现出美国人对即将到来的军事冲突的设想。如果我在这个训练中心刚刚开办的20世纪80年代造访，我就会看到数百辆坦克远距离对射、战斗机漫天飞舞以及步兵营对中欧城镇的仿造物发动进攻。但在2005年，这一切都变了样，因为美军对应对反抗军的重视程度更高了。所有的仿造楼房都被推倒了，只留了一座仿造的小镇纪念。在那些仿造楼房曾经矗立的地方，我所看到的那些清真寺尖塔和伊斯兰学校拔地而起。

如果我以后再有机会造访，莫哈韦沙漠中的场景或许会再次发生变化。当世界警察足以压制任何敌手时，战争的形式就会是镇压反抗军。不过，美国军队正在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样的情形还会持续多久呢？要盼望最好的情况，但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训练中心正在把坦克弄回来。仿造的中东场景将变成各种各样的场景，从闪电战式的突破，到对付歹徒的枪战。新的场景可以用来演绎从叙利亚到韩国的各个地点。不争的事实是，美军又一次把大战提上了训练日程。

美国这个“世界警察”在亚洲西南部付出了诸多努力。然而，有一个迹象正变得越来越明显：美国阻止战略性敌手崛起的能力衰减的最厉害的地方实际上是东亚。在亚洲大陆的外新月地带——从日本到雅加达的一系列岛链——总体情况良好。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东亚外新月地带的发展很像西欧地区。日本，就像联邦德国一样，在1945年进行了非军事化，并被军事占领，随后又部分地重新军事化，并且在美国的监督下被接纳进了世界市场。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也一个接着一个地变成了经济巨人。不过，即便在日本经济速度超过联邦德国、其持有的美国国债数量达到惊人高度的20世纪80年代，也没有什么人认为美国把日本变成了它的敌手。

然而，东亚的内新月地带的情况则截然不同。中国不仅控制着上千英里的内新月地带的海岸线，还拥有一部分亚欧大陆心脏地带的土地。如果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打赢任何一场，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就将与中国相似。2000年以来，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然而，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后，这样的地理环境却使得中国需要通过外新月地带进口自然资源、出口制成品。每年，有价值5万亿美元的商品穿越中国南海，这不仅使得马六甲海峡具有了重要的战略意义，甚至使得诸如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这样的小礁石也充满了战略意义。

当毛泽东于1949年掌权时，外新月地带的世界警察们似乎用足以遏制中国经济的岛链包围了中国。毛泽东最初的反应是下一剂猛药。在他执政的前5年，他派遣了上百万军队参加朝鲜战争，并威胁要进攻台湾，希望借此打破世界警察的封锁。不过，美国的核威慑迫使毛泽东选择了退让。接着，他决定无视地缘政治，转而全凭意志力来实现中国在工业革命上的大跃进。结果，他命令农民们大炼钢铁，最终导致大面积饥荒。毛泽东并没有知难而退，反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号召年轻的共产党员们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武器，在建设新的共产主义社会之前打破一切旧的事物（包括经济）。“文化大革命”再一次带来了灾难。

到了1972年，情况已经很糟，毛泽东感到他必须释放出开放的信号，以在最大的可能限度内进行改变。此前，理查德·尼克松一直被视为美国的反共头子，他曾试图拉近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共同对抗苏联。而现在，毛泽东却出人意料地邀请尼克松来北京。“这是改变世界的一个星期。”尼克松不无夸张地宣称。到毛泽东去世之后，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比较开明的领导人真正掌握了政权。邓小平意识到中国必须通过持续数十载的年均8%的经济增长来避免更可怕的饥荒的发生。于是中国向世界经济敞开了大门。既然中国无法靠武力冲破岛链，经济上的开放可以改善与美国之间的关系。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了好处。在20世纪90年代，有1.5亿农民离开了贫困的内陆地区，来到了沿海的工厂工作，相当于每年增加一个芝加哥的城市人口。农民迁徙到城市之后，其收入平均会增长50%；与此同时，由于新增的城市人口也需要食物，那些仍然务农并且向城市出售食物的农民也可以获得每年6%的收入增长。到2006年，中国经济的总量已经是1976年的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