脊髓灰质炎有许多别名，因为对它的最初描述出现在数百年前的医学著作中。医生们曾叫它“下肢虚弱”“海涅-梅丁氏症”或是“小儿麻痹症”，最终定名为“脊髓灰质炎”（poliomyelitis）。这是一个组合词，来自希腊语单词“polios”（灰色）、“myelos”（脊髓）和拉丁语后缀“itis”（炎症）。“二战”以后，脊髓灰质炎威名日盛，它的名字多达13个字母，发音也很古怪，记者和头条新闻作者望而生畏；为了节省空间，他们将脊髓灰质炎简称为“polio”，于是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名字。1

脊髓灰质炎是一种肠道感染，通过粪便接触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没洗干净的手、共用的物品、被污染的食物和水。它的传播媒介是一种病毒，研究者们早就知道这种微生物的存在，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晚期发明了电子显微镜，他们才真正看到了病毒的面目。“病毒代表着生命最本质的形式，”一位生物学家曾写道，“它们是目前已确认的最小、最简单的传染性媒介。”病毒无法独立存活，它必须侵入某个活细胞，接管宿主细胞的机能，实现自我复制。2

脊髓灰质炎病毒通过口腔进入人体，然后沿着消化道下行，最终随着粪便排出。虽然它会在咽喉和扁桃体的淋巴结里少量增生，但是它真正大量繁殖的温床还要再往下——小肠。大部分情况下，它引发的感染十分轻微，并不明显，可能伴有细微的症状（如头痛、恶心），也可能完全没有症状。少数情况下（估计约为百分之一），病毒会通过血液侵入脑干和中枢神经系统，破坏刺激肌肉纤维收缩的神经细胞，或称运动神经元。

脊髓灰质炎的麻痹后遗症发作范围和持续时间都很难预测。有些被感染的神经细胞能够击退病毒，有些却会死掉。此外，幸存下来的神经细胞能够扩大自身，从而承担更多的工作，还能与受影响的肌肉纤维重新建立联系。最糟糕的情况下，脊髓灰质炎会造成不可逆转的瘫痪，通常出现在腿部。死亡案例的发生则主要是因为呼吸肌被麻痹，这种情况被称为延髓型脊髓灰质炎，患者的脑干（或延髓）受到了严重破坏。3

多年来，研究者们对这种疾病有了很多了解。他们发现：只要你身上有脊髓灰质炎病毒，那你就成了携带者，无论感染程度有多么轻微；免疫系统会产生抗体对抗将来的感染；脊髓灰质炎病毒有三种区别明显的抗原，Ⅰ型抗原最常见也最致命；针对某型抗原的免疫力不能抵抗其他抗原的侵袭。这些发现让我们制造出了安全有效的脊髓灰质炎疫苗。

但是，关于这种疾病还有许多未解之谜。在20世纪中叶对抗脊髓灰质炎的那场圣战中，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圣战的胜利（乔纳斯·索尔克和阿尔伯特·萨宾成功找到疫苗）关上了进一步研究的大门。公众的兴趣迅速消退。这一疾病曾经带来无边恐惧，关于它的诸多疑问如今却被人们忽视甚至完全置之脑后。脊髓灰质炎为什么是季节性最强的流行病之一（8月的发病率是4月的35倍）？为什么儿童特别容易被感染，尤其是男孩？为什么在其他传染性疾病逐渐得到控制的20世纪，脊髓灰质炎却盛行一时？为什么最严重的爆发出现在西方世界的“卫生”国家？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脊髓灰质炎的时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地方性阶段、流行阶段和后疫苗阶段。虽然脊髓灰质炎病毒已在环境中存在了很长时间，但数个世纪以来，这种疾病完全不足为患。和流感、天花、鼠疫不同，脊髓灰质炎从未在全球大规模流行。自古以来它就以地方性病毒的形式存在，在卫生状况不佳的情况下自由流通，无害地从一个宿主去往下一个宿主。几乎所有患者都只会出现轻微的症状，然后获得终生的免疫力。

所以早期脊髓灰质炎的记录只有零星的病例，没有大规模的爆发。从名义上说，首例脊髓灰质炎的记录大约于公元前1500年出现在埃及。一块竖立的石板上刻着一位右腿萎缩的年轻男子，可能是一位神职人员。画面中他拄着一根手杖保持平衡。研究这幅雕刻的人表示画面中“可能是一位小儿麻痹症患者”。事实上，这只是猜测而已。4

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古罗马的盖伦（Galen）是当时最负盛名的两位名医，他们都曾在著作中提到过一种疑似脊髓灰质炎的畸形，并称为“马蹄内翻足”。不过他们记录的病例十分稀少。小儿麻痹症的记录在中世纪的文献中零星可见，十七八世纪时出现了更详尽的记录，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就是患者之一。“在我出生后的前18个月里，我的身体完全健康。”他写道。

后来别人常常告诉我，有一天晚上我表现得十分烦躁，不愿意被人抱，也不肯上床……那是我最后一次表现出那样的敏捷。到了早上，他们发现我发烧了……发烧持续了三天。到了第四天……我的右腿不能动了……

孩子好动的天性让我不久后就开始努力挣扎，对抗肢体的虚弱。……虽然受影响的肢体出现了严重萎缩，但是我的整体健康情况……因为经常在户外活动而得到了大幅改善，而且……作为一个城里孩子，我本来或许会被宠得娇弱不堪，但是现在，我健康、强壮（除开肢体的残疾）、精力充沛。5

到19世纪中期，儿科医生在西欧和美国发现了少量集中出现的小儿麻痹症患者。法国某座海滨村庄，英国诺丁汉郡某个小镇，路易斯安那州某个乡下教区，斯德哥尔摩北面某个农村地区——这些地方都在短时间内出现过10个以上的严重病例。从表面上看，这些小规模爆发似乎没什么共同点，只是患者的年龄都很小，而且都发生在夏季。但是，这些集中病例都出现在偏远、人口稀疏的地区，地理上的孤立性可能影响当地人对疾病的免疫力。

一种古老的病毒即将以可怕的新方式浮出水面。

美国有记录的第一次脊髓灰质炎流行出现在1894年的水獭谷（Otter Valley），这个地方位于佛蒙特州拉特兰县附近。年轻的乡村医生查尔斯·卡弗利（Charles Caverly）对公共卫生有着浓厚的兴趣，如果没有他的壮举，我们可能根本注意不到这次流行。卡弗利统计了当时的所有病例（共123例），列出了每位患者的性别、年龄、症状、明显病源和最后的结果（50例永久性瘫痪、18例死亡）。

大部分患者是男性，这个发现同样适用于以后的爆发。84位患者的年龄在6岁以下。大部分患者发病时症状相似：头痛、发烧、恶心、疲劳、颈部僵硬。

这种传染性疾病的病源显然让卡弗利十分困惑。他完全不知道脊髓灰质炎通过什么途径进入了水獭谷，也不知道它是如何扩散的。但是根据逻辑，他推断这种疾病的传染性不是很强，因为几乎没有哪个家庭出现一个以上的病例。所以依靠直觉，卡弗利列出了儿童抵抗力降低的可能原因，例如“太热的时候让身体受凉”“天气炎热时玩得太厉害”。他认为后者也许可以解释脊髓灰质炎为什么多见于男孩。

卡弗利的工作十分了不起，最显著的贡献便是发现了脊髓灰质炎可能流行。而且，虽然当时他并未完全理解这些发现有多么重大，但他指出了两个关键点。首先，“小儿麻痹症”（infantile paralysis）这个词语具有误导性，因为大部分患者是儿童而非婴儿，而且也有成年患者。其次，这种疾病也可能完全没有后遗症，患者只出现轻微症状然后迅速康复。他认为，脊髓灰质炎的实际感染范围可能超过所有人的想象。6

1905年，脊髓灰质炎横扫了瑞典部分地区，报告病例1200例。和佛蒙特州的情况一样，这次流行出现在夏天，地理上孤立的地区受害最深，而且患者主要是青少年。当时带头调查的是斯德哥尔摩的儿科医生伊瓦尔·威克曼（Ivar Wickman），他刚刚出版了一本关于脊髓灰质炎的巨著，内容涵盖了瑞典一系列的小规模爆发案例。

威克曼最感兴趣的是这种疾病的传播途径。脊髓灰质炎是如何扩散的？作为一位专业的“医学侦探”，他追踪蛛丝马迹，调查“脊髓灰质炎病菌”如何沿着乡村公路和铁路传往下一个城镇，又如何在当地的学校里通过接触实现人际传播。显然，这种疾病有传染性，威克曼相信，那些根本不知道自己生了病的人也是携带者。无论症状轻微或严重，只要携带了这种病毒，就会传播疾病，所以脊髓灰质炎具备流行潜质。7

但是，脊髓灰质炎的病源——微生物媒介——依然神秘莫测。在那个年代，哪怕是最先进的显微镜也看不到病毒的踪影。科学家们用“滤过性病毒”这个术语来形容这种微生物，因为这些病毒和细菌不同，它们的体积非常小，当时的实验室用瓷质过滤器来捕捉细菌，但这种病毒却会漏过去。当时科学家们已经确认了一些病毒属于滤过性病毒，包括天花病毒、狂犬病病毒和手足口病病毒；但是，谁也不知道病毒如何复制、如何引发感染、和其他生物体有什么区别，唯一知道的就是它的尺寸。

就连这么一点点信息也来之不易。该怎么去研究一种无法培养也看不见的粒子？1908年，卡尔·兰德施泰纳（Karl Landsteiner）迈出了一大步，后来这位天才的研究者因发现人类的不同血型（A型、B型、AB型和O型）而获得诺贝尔奖。在维也纳的实验室里，兰德施泰纳将一位刚刚死于脊髓灰质炎的男孩的脊髓制成了一份乳浊液，然后用瓷质过滤器过滤，再将滤液注入两只恒河猴的胃里。结果很快揭晓了，猴子显然很容易被这种病毒感染。两只猴子都染上了脊髓灰质炎，它们出现了和小男孩一样的脊髓受损症状。脊髓灰质炎病毒被成功分离出来了。8

兰德施泰纳的工作掀开了脊髓灰质炎历史的新篇章，真正的实验室研究从此开始。他的工作同样标志着微生物学领域的巨大进步，在这个领域里，保罗·埃利希、罗伯特·科赫、路易·巴斯德等科学家确认了引发疟疾、肺结核、白喉、斑疹伤寒和梅毒的微生物，并找到了对付其中某些疾病的办法。在对抗传染性疾病的艰难路途上，人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乐观情绪。9

这些最新的突破基本都出现在欧洲，在这片土地上，医学研究受到广泛的支持。法国热心民众捐款建立了巴斯德研究院（Pasteur Institute）；英国慈善家建立了以无菌手术之父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命名的研究所；德国政府资助保罗·埃利希和罗伯特·科赫的实验室；俄国沙皇则慷慨地出资创建了实验医学研究所。10

美国完全没有类似的事情。这个国度没有优秀的研究所，医学院的境况也相当令人惭愧。美国医生的薪酬相当微薄，事实上，大部分医学院不过是这些医生用来找点外快的文凭工厂。没有几家医学院要求大学学位，配有足够实验室的医学院则更少。在1900年，有志于医学研究的美国人通常会去欧洲求学，而且等他们学成回国，也没有多少工作机会。11

这样的情况既危险又丢人。内战结束以后，美国飞速发展，在工程、运输、工业技术和工业化生产等领域领先于世界，新的资产阶级也逐渐崛起——有人认为他们是工业领袖，而有人认为他们不过是强盗头子——掌握着超乎想象的私人财富。最大的一份财富属于标准石油公司的创建者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

洛克菲勒认为自己的成功是美国精神的最佳诠释，他兼具节俭、勤劳、奋勇竞争的美德。在那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被奉为公民道德准则的年代，他是适者生存的典范。不过，洛克菲勒还是一位虔诚的教友，他为浸礼会慷慨解囊，鄙视粗俗的炫富，认为自己有责任将世界上的部分财富分享给那些没那么富裕的人。他一方面坚信适者生存，另一方面坚守基督徒的义务，他面临的窘境便是如何在这二者之间取得平衡。“学习如何给予真是个大问题，”他哀叹道，“我可不想让受益者变成只知索取的软骨头。”12

洛克菲勒的密友兼商业顾问弗雷德里克·T.盖茨为他提供了一个可接受的解决方案。不久前盖茨说服了这位石油大亨慷慨资助芝加哥大学，以提高受过较高教育人群的“道德标准”，现在他又频繁提醒洛克菲勒，美国的医学院和实验室水平相当原始。他告诉洛克菲勒，美国需要一所依照欧洲顶级模式建立的研究所，就像巴斯德研究院那样。

时机真是恰到好处。在那之前不久，洛克菲勒刚刚因为标准石油公司某些残酷的手段而遭到了丑闻记者的狂轰滥炸。他的公众形象亟待改善，盖茨提出的项目当然会有所帮助。其他金融巨头已经开始资助医学教育，包括J.皮尔庞特·摩根和科利斯·P.亨廷顿，传说钢铁大亨安德鲁·卡内基（他同时也是著名的慈善家）也计划在华盛顿特区创办一所科研机构。13

还有家庭方面的原因。1900年，洛克菲勒的长孙，3岁的约翰·洛克菲勒·麦科米克染上了猩红热，当时的医学对这种疾病束手无策。洛克菲勒忧心如焚，他开出50万美元的天价请了一位名医来救命，但孩子还是在几周内死去了。从那以后，洛克菲勒就对资助医学研究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对一个既希望回报社会又不愿意削弱社会竞争的人来说，这真是一个理想的慈善领域。14

1902年，洛克菲勒研究所在纽约开张了。和那个年代欧洲顶尖的研究中心一样，该机构致力于创造最纯粹的研究环境，让那些最聪明的头脑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做出最棒的工作。它提供的薪水很高，实验室设备一流，研究者尽量不承担教学工作。一个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出现在那些收到邀请的幸运儿眼前。“在洛克菲勒研究所，你不用忍受实验动物的糟糕气味”，一位科学家回忆说，有仆人“从研究所深处漂亮的兽舍里把它们送到你面前”，而且仆人还负责“清洗玻璃器皿、调制培养基”。一切都这么周到，实验室成了圣地。15

为了提供这样的环境，研究所第一任所长西蒙·弗莱克斯纳（Simon Flexner）付出了无人能及的努力。弗莱克斯纳是德国犹太移民的后代，他生于1863年，和洛克菲勒本人一样出身寒微，最后却成了美国寥若晨星的医学研究机构的领导者。这条路并不容易。弗莱克斯纳读到8年级就辍学了，后来在当地药店里打工的时候，他全靠自学发现了科学的广阔世界。弗莱克斯纳需要学历来拓展自己的职业道路，所以他于1887年进入路易斯维尔大学医学院就读——哪怕以当时的低标准来衡量，这也是一所不入流的学校。他接受的全部训练仅仅是两门速成课，学习过程中他既没看到过病人也没解剖过尸体。“我不能说这所学校给了我什么特别的帮助，”弗莱克斯纳回忆说，“它给我的仅仅是一个医学博士学位。”

他对临床医学没什么兴趣。在弟弟亚伯拉罕（他后来走上了另一条职业道路，成为一位教育家）的帮助下，弗莱克斯纳入读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病理学研究生；这所巴尔的摩的大学在当时相对较新，遵循德国模式建立，强调实验室工作和新颖的研究。弗莱克斯纳的儿子回忆说，父亲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看起来是那么格格不入——“衣着土气简陋，口音粗鲁，从药剂师自学成才”的小犹太人。但是，威廉·亨瑞·韦尔奇（William Henry Welch）注意到了弗莱克斯纳的才能，这位公认的“美国医学教育之父”悉心教导弗莱克斯纳，无论是社交方面还是学习方面，结果大获成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教职后，弗莱克斯纳于1898年离开母校前往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医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病理学教授。那时候，他才刚满35岁。16

虽然这所大学声名卓著，但新职位不太适合弗莱克斯纳。周围的环境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更传统，教职员工更保守，反犹太情绪也更严重。弗莱克斯纳外在的个人特质一如既往，鹤立鸡群——他没有读过本校的医学院，而且是全校教职员工中仅有的两个犹太人之一（另一位是闪族语专家）。1902年，洛克菲勒研究所邀请他担任所长，弗莱克斯纳抓住了这次机会。他的起薪高达每年1万美元，超过任何教职。

当然，也有人觉得这所新研究所完全是不务正业。当时的美国不太重视基础研究，人们觉得实验室工作无非是为了替代简单的临床观察。但是，弗莱克斯纳很快获得了突破性成果，将神秘的科研领域与充满病痛的现实世界联系到了一起，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基础研究的看法。这一切都来自1905年冬天那场致命的脑膜炎大流行。

当时人们已经知道了脑膜炎的病因。19世纪80年代，欧洲的研究者已经分离出了脑膜炎病菌，他们甚至给马接种细菌，从马血中提取出了免疫血清，虽然疗效并不明显。那个冬天，纽约的4000例脑膜炎患者中有四分之三的人丧命，其中包括很多接种过所谓马痘的人。

弗莱克斯纳很熟悉这种疾病，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过以前的某次脑膜炎流行。这次在纽约，他可以培养解剖尸体获得的病菌，相对轻松地接种到实验室猴子身上。通过研究他了解到，如果将马的免疫血清直接注入脊髓，效果会更好，“直达病灶”。17

这个发现拯救了无数生命，在磺胺类药物和抗生素出现之前的那个年代，它提供了对抗脑膜炎的最佳方法，同时也让洛克菲勒研究所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约翰·D.帮助我们找到了治疗脑膜炎的方法”，某个头条写道。看到这样的新闻，洛克菲勒获得了极大的信心；为了回报研究所带来的美誉，他的捐助越发慷慨，就连竞争对手也深受震撼。不久后有人请求安德鲁·卡内基出资修建一所医疗机构，却遭到了拒绝。“那是洛克菲勒先生的地盘，”他说，“去找他吧。”18

应该先解决哪些疾病呢？弗莱克斯纳把脊髓灰质炎列入重点目标，他自然有其理由。他的研究所已经具备了吸引世界顶尖医学研究者的资源，也有能力建立一流的脊髓灰质炎实验室。弗莱克斯纳有信心在短时间内征服这一疾病。而且它和脑膜炎有相似之处：有传染性媒介、入侵中枢神经系统、可通过疫苗预防。

这个任务时间紧迫。脊髓灰质炎正在蔓延，民众的恐慌节节攀升。1907年夏天，纽约报告了2000例脊髓灰质炎，从1910年到1914年，马萨诸塞、明尼苏达、内布拉斯加、俄亥俄和威斯康星也出现了类似的爆发。在佛蒙特州，卡弗利医生又面临一次新的流行，比16年前那次严重得多。他警告说：“这种疾病正在以可怕的速度增长。”在临床领域，脊髓灰质炎一如既往地令人困惑。研究民族、病史、人口密度、排水设施、水源供应、发作前提、家养动物等关键变量时，卫生官员完全找不到患者的共同点，除了年龄。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人口密集、肮脏污秽的地方更容易出现脊髓灰质炎，而其他很多疾病都符合这一特点。事实上，俄亥俄州的官员提出，情况可能恰恰相反。“最理想的家居环境也无法隔绝脊髓灰质炎，”他们写道，“如果非要说的话，所谓的中产阶级（似乎）最容易受害。”19

公众求助的视线越来越多地投往弗莱克斯纳身上。现在媒体已经把他塑造成为美国一流的“脊髓灰质炎专家”，求助的信件汹涌如潮。路易斯安那州巴斯特罗普市市长的信最具代表性：“我从媒体上读到……你的实验室正在努力对抗这种疾病，看在那些孩子们的份上，我请求你分享一些经验。脊髓灰质炎有药可治吗？如果有，请告诉我们如何治疗。这种疾病是怎么扩散的？我们该如何预防？”20

后来我们发现，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弗莱克斯纳奉献了整个职业生涯。

弗莱克斯纳的早期研究十分引人注目。利用受害者的脊髓组织，他很快重现了兰德施泰纳的发现：脊髓灰质炎的病原是一种滤过性病毒。然后，他又向前迈了一大步。兰德施泰纳成功地让两只猴子染上了人类脊髓灰质炎病毒，而弗莱克斯纳实现了病毒在猴子之间的传播——这意味着人类第一次能够在实验室里详细研究这种疾病。

猴子并不是理想的研究对象。它们来自千里之外，故乡的生存环境通常十分糟糕。而且猴子价钱昂贵，也很难控制。被实验室猴子咬一口挺吓人的，而且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我头一回见识到什么叫神经性休克，”脊髓灰质炎研究先驱多萝西·霍斯特曼（Dorothy Horstmann）回忆起自己和那只“个头相当大的猕猴”血淋淋的遭遇战，猴子抓住她的拇指死不松手，挠出了一条很深的伤口，“我没晕过去，不过也差不多了。”21

此外，脊髓灰质炎毕竟是一种人类疾病。动物不会通过自然的途径感染，只能靠实验室手段。在脊髓灰质炎研究的早期，任性而昂贵的猴子是已知唯一容易感染这种病毒的动物。有资源大量引进、饲养猴子的地方寥寥无几，洛克菲勒研究所正是其中之一。当时一只恒河猴的售价约7美元，比一般科学家的日薪还高。22

长期来看，我们会发现猴子在脊髓灰质炎的故事里作用举足轻重。在研发疫苗的50年里，为此牺牲的猴子超过10万只。不过短期来看，猴子的使用带来了大问题。这个故事的开始是弗莱克斯纳的无心之失，虽然当时根本没人注意到这件事，但这个疏忽带来的“发现”却拖慢了脊髓灰质炎研究的脚步。

弗莱克斯纳决心找到脊髓灰质炎进入人体的入口，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要抵抗这种病毒，了解它如何进入身体，又如何从体内进入中枢神经系统至关重要。最开始弗莱斯克纳把病毒喂给猴子吃，但猴子都没有生病；然后，他把病毒送入猴子的鼻腔，发现猴子很快就患上了脊髓灰质炎。事情看起来相当清楚：脊髓灰质炎病毒通过鼻子进入体内，然后沿着神经通路穿过脑部进入脊髓。

这个发现意义重大。如果弗莱克斯纳是正确的，那么脊髓灰质炎既不会沿着消化道下行，也不会在血液中循环。他的发现如果是真的，就带来了几个大问题。要对抗脊髓灰质炎，最容易想到的武器是疫苗，疫苗能够刺激免疫系统在血液中产生抗体。但是，如果这种病毒根本不用进入血液就能抵达中枢神经系统，疫苗又有什么用呢？这场战斗的战场到底是在哪里？

弗莱克斯纳并不确定。时间流逝，后来他对疫苗渐渐丧失了信心，于是他转而寻找保护鼻腔的“某种化学屏障”。但是，当时乐观情绪稳占上风。1911年，《纽约时报》吹嘘说脊髓灰质炎很快就会像天花、斑疹伤寒和其他早已绝迹的瘟疫一样销声匿迹。权威（虽然也是唯一）的信息来源正是弗莱克斯纳本人。“我们已经找到了预防小儿麻痹症的方法，”他表示，“保守估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彻底解决它。”23

弗莱克斯纳始终没有透露是什么让他做出了这么大胆的预测。也许是近年来在其他传染性疾病上取得的辉煌成就蒙蔽了他的判断力，又也许是反动物实验组织开始针对他在医学实验中使用猴子的行为大加抨击，于是他不得不夸大自己取得的成就。无论如何，他的态度代表了接下来40年弥漫在脊髓灰质炎研究领域的盲目乐观情绪。

实际上，后来的研究结果表明，脊髓灰质炎病毒是通过口腔进入人体的。是什么让弗莱克斯纳误入歧途？首先，他不幸地选错了参与实验的猴子品种。无法通过口腔饲养染上脊髓灰质炎的灵长类动物只有寥寥几种，普通猕猴（恒河猴，学名Macaca mulatta）正是其中之一。病毒就是无法在这种猴子的消化道内复制。事实上，唯一确定能让这种猴子感染脊髓灰质炎的方法是将病毒直接注入它的脑部或脊髓，这也是弗莱克斯纳采取的办法。现代病毒学之父托马斯·里弗斯（Thomas Rivers）评价说，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发“迟迟未能完成，完全是因为弗莱克斯纳这样的大人物误用了恒河猴”。里弗斯表示，要是他采用的是其他品种的猴子（例如长尾猕猴或黑猩猩），“那么我们制出疫苗的速度也许会快得多”。24

这个错误又引发了其他问题。通过反复地将脊髓灰质炎病毒注入猴子的脑部和脊柱，弗莱克斯纳制造出了一种只能在神经组织中繁殖的高度嗜神经性的病毒品种——人称混合病毒，简称MV。于是征服脊髓灰质炎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因为动物的神经组织可能让人产生严重的过敏反应，所以要培养出可投入临床使用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动物神经组织是一种危险的媒介。弗莱克斯纳的盛名让MV迅速成为了脊髓灰质炎研究领域的主流，研究者们走入了另一片漆黑的峡谷。

这样的错误有其背景。弗莱克斯纳是一位藐视临床医学的研究者。虽然当时的洛克菲勒研究所分为实验室和医院两个部门，但他认为后者不过是前者的“试验场”。“这样的态度（让他）误入歧途，”一位著名的研究者写道，“他专注于猴子实验，却完全不考虑研究患者。”在帮助人类对抗脊髓灰质炎的战斗中，对动物实验的过度依赖带来了严重后果。25

弗莱克斯纳在洛克菲勒工作了一辈子，时间跨度超过40年。1935年之前他一直担任所长，后来又以研究人员的身份工作到1946年逝世；在这段时间里，他雇用并领导着那些即将彻底革新病毒学领域的男男女女。赫勒尔德·科克斯、卡尔·兰德施泰纳、马克思·泰勒、托马斯·弗朗西斯、伊莎贝尔·摩根、彼得·奥利茨基、汤姆·里弗斯、阿尔伯特·萨宾——这串名单还有很长。他们都明白弗莱克斯纳在自己职业生涯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而且毫无疑问，他们中有许多人都知道，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酸溜溜地在《阿罗史密斯》中塑造的主角原型正是弗莱克斯纳——书中的麦格克研究所无所不能，所长A.德威特·塔布斯博士专横傲慢，阻挡理想主义的科学家追逐梦想。在洛克菲勒研究所，弗莱克斯纳的话就是法律。26

1916年6月，在离弗莱克斯纳的圣殿研究所几英里外的地方，发生了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布鲁克林区的猪镇是个移民聚居区，人口密集，比起圣洁的研究所来，这里是另一个世界。报纸报道说，惊慌失措的意大利裔父母涌向当地的医生和牧师，“抱怨说孩子抓不住瓶子或是腿看起来有点跛……而且孩子有点食欲不振、烦躁不安”。几天后首例死亡病例得到确认，卫生部门火速派出几十位调查者前往猪镇挨家挨户地询问，最后诊断为脊髓灰质炎。27

流行性疾病对纽约来说并不陌生。天花、霍乱、斑疹伤寒、黄热病、白喉、肺结核——每一种传染性疾病都曾在这座城市留下死亡的脚步。在19世纪晚期之前，纽约的死亡率一直高于伦敦、巴黎、波士顿和费城，可以说这里是西方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之一。19世纪70年代，纽约20％的新生儿活不到周岁生日。而在那些平安长大的幸运儿中，四分之一的人会在30岁之前死去。28

外国人承担着大部分的责难。随着穷困潦倒的移民大批涌入，19世纪纽约人口出现了爆炸式增长，先是爱尔兰移民，然后是中欧和南欧移民，这座城市的居住空间、公共设施和卫生机构不堪重负。凄惨的生活环境和过于密集的人口，让移民成为疾病和污秽的代名词。19世纪40年代，人们指责爱尔兰人把霍乱带到了纽约；50年后，又有人怀疑是犹太人传播了肺结核，这种疾病又名“裁缝病”。每次出现流行病，纽约本地人总会条件反射地望向移民聚居的贫民窟。29

不过，这次的爆发让人始料未及。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公共卫生的改善、更健康的饮食和医学研究的重大突破使得死亡率大幅下降。1910年的一份报告成了美国医疗界的一道分水岭，在这份报告中，纽约卫生部门将癌症和心脏病列为未来几代最危险的疾病，传统的生命杀手（例如天花、肺结核和白喉）退居幕后。“毫无疑问”，报告中写道，本地区“死亡率的降低主要是因为传染性疾病减少”。30

猪镇的新闻激活了旧日的恐惧。在美国民众的眼里，意大利移民凶狠、愚昧而污秽，是底层中的底层，所以神秘的新瘟疫蔓延当然是他们的责任。“从那不勒斯渡海而来的客人大部分前额低，嘴巴大，下巴内缩，容貌丑陋，面孔歪斜，头盖骨要么很小要么凹凸不平，脑后扁平，”1914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E.A.罗斯写道，“这样的人连好好照顾自己都不会，所以在纽约，他们的死亡率是整体平均数的两倍，是德国人的三倍。”虽然埃利斯岛【1】的检疫官员坚称，没有证据表明这些移民患有小儿麻痹症，但流言不胫而走，人们纷纷传说外国人从南欧港口城市带来了“致命病菌”。“自5月15日起，”《纽约时报》警告称，“共有90名意大利人前往布鲁克林区生活，其中包括24名10岁以下的儿童，而布鲁克林正是疾病（首次）出现的地方。”31

该怎么办？虽然弗莱克斯纳给出了乐观的预言，但人们还没找到对付脊髓灰质炎的灵药，研发疫苗的艰难程度也远超任何人的想象。于是公共卫生官员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他们对这种疾病几乎一无所知，却不得不挣扎着去对付它。

他们采取了传统的控制手段来应对。改善公共卫生、清除传播病菌的污秽，这样的方法曾经征服过霍乱、斑疹伤寒等流行病。在大部分地方，采取的措施包括监管排水系统、净化水源、用巴氏灭菌法处理牛奶，也包括公众卫生宣传，教育民众隔离患者、保持住所清洁。当然，这些措施的前提是假设传染病真是移民带来的。32

对猪镇的居民来说，这样的偏见祸福掺半。他们的社区里突然出现了清道夫，垃圾有人捡了，窗户擦干净了，流浪动物也被运走了。“72000只猫死于人们对小儿麻痹症的恐惧”，这是那个夏天最醒目的头条之一。不过与此同时，当局也采取了选择性的检疫措施。卫生官员认为病菌的扩散是单向的，即从贫民窟流到外界，所以他们遍访纽约城的意大利社区，在“被污染”的建筑外贴上标记，关闭儿童剧院，收治患儿住院，还取消了圣母圣衣节为期三天的盛大庆典。根据媒体报道，当地居民反对这些措施，意大利黑手党甚至发出了“死亡威胁”：“如果你再跟卫生部说我们的孩子生了病，我们就杀了你……离我们的地盘远点儿，别跑去举报我们住在哪里，我们就算相安无事。”一家报纸表示，这张纸条是用血写成的。33

到7月初，随着疫情的恶化，卫生部门要求所有离开纽约的孩子出具“旅行证书”，以证明他们“没有携带脊髓灰质炎”。周围的社区却不买账，很多地方都对外来者紧闭大门。从霍博肯到哈德逊河畔的黑斯廷斯，全副武装的警察巡查公路和火车站，寻找偷溜出来的纽约人。《纽约时报》报道：“他们受命遣返每一辆货车、轿车、马车，并……通知所有外来者，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会允许外来者入住（他们的）城市。”34

疾病继续蔓延。到8月份的时候，新泽西、康涅狄格、宾夕法尼亚和纽约上州也报告了脊髓灰质炎的爆发。美丽的海德帕克坐落在这些遭到侵袭的城镇之间，这里也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家园，当时他还是一位年轻的海军助理部长。那个夏天，身在华盛顿的罗斯福让妻子埃莉诺把5个孩子送去加拿大坎波贝洛岛的夏季别墅躲避瘟疫；到了秋天，一艘美国海军的驱逐舰载着这家人回到了哈德逊河上罗斯福家的私人船坞。

这场疫病的流行一直持续到了10月，6000位美国人因此丧命。光是纽约一个城市就报告了8900例病例，2400例死亡，其中80％是5岁以下的儿童。正常情况下，这样的数据会引起恐慌；但在1916年，美国人的注意力全被欧洲超乎想象的大屠杀所吸引。就在那个夏天，英法联军在索姆河畔与入侵的德国军队血战，50万人丧生战场。脊髓灰质炎不过是美国东北部的小小流行病，正在为本国是否参战展开激烈争执的人根本注意不到它头上。

但是，研究这次爆发的人却有理由担心。为什么一直行之有效的检疫和卫生措施无法控制它的蔓延？为什么郊区的富裕社区遭到的侵袭和人口密集的城市贫民窟一样严重，甚至更严重？后一个问题更具吸引力，因为它把文化因素放到了争议的焦点。几乎所有人都觉得糟糕的居住环境——肮脏、贫穷、拥挤、愚昧——有利于传染病滋生。但是，脊髓灰质炎却不符合这一模式。比如说在纽约，公共卫生官员发现史坦顿岛的疫情最为严重，但这里是纽约5个行政区里人口最稀疏、公共卫生情况最好的地方。其他研究表明，住在布鲁克林和曼哈顿最拥挤地区的新移民比生于美国本土、住在纽约上州郊区的人发病率低。同样的规律也适用于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富裕的上流社区”受害最严重。“所有脊髓灰质炎患者的家庭都宣称，”费城一家报纸表示，“自己的孩子一直受到精心的养育和照料。”35

如何解释这样的发现？大部分人相信，充当厨师、女仆和司机的移民携带者是脊髓灰质炎进入上流社区的媒介；或者是来自贫民窟的带病昆虫传播了疾病；又或者是无辜的中产阶级搭乘了“被肮脏的外国佬搞得臭气熏天、病菌遍地”的地铁，于是惨遭毒手。但是，对部分公众卫生专家来说，1916年的大流行让他们看到了与当时的主流观点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可能性。他们很想知道，会不会是生活在肮脏拥挤环境中的人小时候接触过脊髓灰质炎病毒，所以获得了天然的免疫力？事实上，污秽和肮脏是不是有可能保护了孩子免遭这种疾病的侵袭？36

和其他关于脊髓灰质炎的谜题一样，这些问题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来解答。一位联邦官员警告说：“未来的情况十分严峻。”37

注释

【1】Ellis Island，曼哈顿岛西南的一个小岛，1892至1954年间曾用作移民进入美国的检查站。——译者注。后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