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秋，股票市场一泻千里。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华尔街爆发了恐慌性抛售。接下来两周里，股指下跌40％，投资者损失总额高达260亿美元以上。虽然1929年的股市崩溃不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根本原因，但这次灾难的确暴露了美国经济的疲软。大牛市一去不返，艰难时日来了。

在政治界，经济形势逆转为罗斯福这样的民主党重臣带来了新希望。过去十年的经济繁荣都被归功于共和党，时至今日，面对现代历史上最糟糕的经济下滑，他们也责无旁贷。大萧条的开始没有什么标志性事件，全国经济悄悄走上了下坡路。失业人数从1929年的150万人跃升至1931年的800万人。到处都有银行倒闭，食品价格下滑，迫使农民离开土地。到1932年，超过3000万美国人在家待业，没有任何收入。城镇里出现了贫穷困苦的新标志：卖苹果的小贩在街头叫卖，流浪汉聚居的村庄人满为患，领救济的人排起的长队蜿蜒好几个街区。

无数人指责共和党总统赫伯特·胡佛将美国推入了大萧条的境地，更糟糕的是他还无力拯救美国。他的名字遭到羞辱。流浪汉用纸板搭建的贫民窟被称为“胡佛村”，翻出来的空口袋现在被叫做“胡佛旗”。那个年代流行一个笑话：胡佛问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要一枚五美分的镍币，好给朋友打电话。“给你一毛钱，”梅隆回答，“够你给所有朋友打电话了。”记者罗素·贝克还记得，一位婶婶曾告诉自己：“因为赫伯特·胡佛，人们缺衣少食；因为赫伯特·胡佛，我妈妈失业了；因为赫伯特·胡佛，无数男人走上绝路；失去父亲的孩子被送往孤儿院……全都是因为赫伯特·胡佛。”1

1932年，罗斯福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胡佛反对者眼中的救星。他的姓氏政治声望卓著，危难时刻，他在纽约州州长的位置上干得有声有色。他是一位高效的竞选者，1928年奇迹般的胜利和两年后一面倒地再次当选证明了这一点。1932年，罗斯福获得了民主党的总统提名，硬仗似乎打完了，赫伯特·胡佛已经不战自溃。

和以前一样，关键问题是罗斯福的健康情况。他能承受紧张激烈的全国性竞选吗？经济环境如此糟糕，人们迫切需要强力的领导者，此时此刻，他能卓有成效地治理这个国家吗？罗斯福预见到了这些问题，他同意让一群医生检查自己的身体，并将乐观的检查结果刊登在全国性杂志上。但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时代周刊》的文章引用了某位与纽约政界关系密切人士的发言：“虽然这位候选人的精神与心智足以胜任总统职位，但他的身体情况却完全不适合。”

哪怕不谈政治影响，这样的评论也够伤人的。有一次媒体难得地报道说罗斯福在1932年的某次拉票活动中摔倒，他回应说：“有关我失去平衡摔倒的报道不属实。如你所知，我佩戴着固定膝盖的腿部支架，有一次我演讲时，支架坏了，我险些摔倒。”（事实上，罗斯福双腿都佩戴着支架，除此以外他还需要腋杖和手杖。）“坦率地说，”他愤怒地回应，“我完全看不出这些无稽之谈有什么意义，我的身体非常健康，我的日常工作量是三个普通人的三倍。”2

这样的逞能需要付出代价。1932年，总统大选持续升温，罗斯福一家受邀参加白宫举办的州长表彰大会。夫妇俩来得很早，以便留出时间让富兰克林从豪华轿车里下来，进入接待室。不巧的是，那天胡佛来晚了。根据当时的一份记载：“州长们都在等待，罗斯福不得不佩戴着支架勉强站立，他紧紧抓住埃莉诺的手臂，那是他唯一的支撑。罗斯福风度翩翩地与接待室里的其他客人交谈，但这的确十分痛苦，汗水从他的前额流下。白宫迎宾员两次请他坐下，都被他拒绝了，因为他不愿意在大家都站着的时候坐下来，显露自己的缺陷和虚弱。”罗斯福夫妇认为胡佛的迟到多少是故意的，旨在羞辱罗斯福，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这不是胡佛的风格，1932年竞选期间，他从未提及罗斯福的健康问题。多年后胡佛写道：“我非常敬佩（罗斯福）重新生活的勇气，靠着这样的勇气，他战胜了命运加诸他的缺陷。”他还补充道：“罗斯福的朋友坚持隐瞒他的疾病，我认为这是个巨大的错误；因为显而易见，疾病对他的身体和精神都毫无影响。”当然，事实上，坚持隐瞒病情的是罗斯福自己。3

每一次拉票，投票者几乎毫不在乎罗斯福的残疾。他参加大选那一年，沉甸甸压在人们心头的是大萧条和它带来的不幸。对比胡佛的无能和沮丧，罗斯福昂扬的乐观主义稳占上风，这个国家正在挣扎着重新站起来，罗斯福无疑是一剂理想的补品。大选当夜，他已经看到了压倒性的胜利，上床睡觉前，罗斯福罕见地向儿子詹姆斯透露了自己的忧虑。“我一生中只怕一样东西——火，”总统当选人说，“今晚我却发现自己在害怕别的东西。”詹姆斯问他怕什么，这位父亲回答：“我怕我没有能力做好这份工作。”4

甫入白宫，罗斯福就成为脊髓灰质炎受害者及其家人眼中的偶像人物。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他们看到的是罗斯福一手打造的镜头下的自己：战胜疾病的偶像，而不是永久性残疾的瘸子。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他们找到了可信赖的领导，能够理解自己的孤单痛苦的人。“每次我在广播里听见你的声音，在媒体上读到你对身体残障的态度——你说那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就受到了鼓舞，重新有了勇气，”一位佩戴腿部支架的小男孩的母亲写道，“从某种程度上说，你的生活就是上帝对我的祈祷的回答。”5

公众对生理残疾的看法开始改变。过去人们认为瘸子毫无康复的希望，完全是家庭和社会的负担，最好把他们藏在楼上的房间里或是阴森森的专门机构里；而现在，公众对康复的看法比以前积极，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罗斯福的现身说法。媒体越来越倾向于把脊髓灰质炎受害者描绘为两种形象：要么成功打败残障，要么（症状最严重的患者）安然接受命运。患者通过艰苦的努力和“正确的态度”战胜脊髓灰质炎对身体的影响，这样的故事出现在《好管家》和《周六晚间邮报》之类的杂志上，暗示着公众逐渐把脊髓灰质炎看作一种暂时性的疾病，受害者有机会恢复健康。6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那些从精神上战胜疾病的故事，无法康复的患者乐观地面对现实，摆脱疾病带来的抑郁，找回生命乐趣。例如“乐观凯瑟琳”，她“在1916年的脊髓灰质炎大流行中死里逃生”，现在她“笑对厄运”，虽然她的身体十分虚弱，“得过8次肺炎”。还有“坚强乔伊斯”，“一位真正的斯巴达勇士，笑对艰难”。“快乐克里斯廷”，她“从来没有跳过舞，也不知道走路是什么感觉”，但她“快快乐乐地待在家里，她可以画点画，做做针线活，偶尔还能赚点钱，这让她很高兴，因为可以减轻妈妈的负担”。7

成百上千的脊髓灰质炎病友写信给罗斯福，寻求安慰和建议。和杂志上的故事不同，他们的信里看不到什么乐观情绪。很多人写信向他倾诉身为瘸子的羞耻感。一位少年问罗斯福：“因为我玩不好球……他们说我娘娘腔，我该怎么办？”一位妻子担心自己的丈夫，因为他走路有点跛，别人“以残忍的方式”戏弄他。一位大学生倾诉自己被“饶有兴味的陌生人”打量时感到的羞辱。一位母亲请求总统写几句话鼓励她的儿子，他“连饭都不肯吃了……因为现在他厌倦了这种病和它带来的影响”。8

还有人写信倾诉自己对经济的担忧。哪怕在好年景里，老板也不愿意雇用残疾者，大萧条期间更是雪上加霜。写信给罗斯福的人有的找不到工作（“现在竞争这么激烈，体格上的优势确实重要”），有的完全丧失了找工作的信心（“世界上没有瘸子的立足之地”）。脊髓灰质炎患者的妻子和父母写信给总统，因为他们失去了家园和农场，付不起医药费了。正如一位父亲写给罗斯福的信：“我们以前有点儿小钱，打算用来修补房屋、添置家具、贴补家用。然后我儿子得了小儿麻痹症，花光了所有的钱，但给他治病我从来没省过一分钱。”9

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家还会亲自回复大部分信件，包括总统。罗斯福回信给这些脊髓灰质炎患者，鼓励他们听从医嘱，永不放弃。他的信简短而程式化，永远乐观向上。“你非常勇敢，”他会说，“有了这样的勇气和决心，你一定会取得胜利。”有人指责罗斯福肤浅的说教只会给人虚假的希望，而那些人应该知道真相。不过，一位残疾学者研究了数百封罗斯福的回信后表示：“写信给总统成了人们寻求安慰的一种方式，他们从总统办公室分享力量，至少暂时性地忘却瘸子的污名。分享与脊髓灰质炎抗争的经历，让写信的人相信自己的付出和努力是有价值的。罗斯福的回信轻如鸿毛，却又重于泰山。收信人会发现自己还拥有这么多东西，不再执着于失去的那些，虽然这样的时刻可能只有短短一瞬。”10

1928年罗斯福重返政界时，需要一个人来接手他在沃姆斯普林斯基金会的工作。他选择了自己在华尔街的律师合伙人巴塞尔·奥康纳，但实际上奥康纳对这份工作并不十分热衷。事实上，奥康纳对帮助“瘸子”毫无兴趣，除了罗斯福以外。他回忆说：“我当时对这份工作毫无感情，无非是一位同事要去做新项目了忙不过来，于是我接手了他没干完的活儿。”11

然后奥康纳又雇了基斯·摩根（Keith Morgan），这位语速很快的保险推销员刚在20世纪20年代的大牛市里狠赚了一笔。正如他们与罗斯福的私人会晤中谈到的那样，摩根的工作是把沃姆斯普林斯的概念“卖给那些没听说过它的有钱人”。这主意听起来不错，因为私人慈善仍是超级富豪的游戏。但摩根走马上任是在1929年，也就是股市崩溃的那一年。突然之间，富人的数量锐减，而且剩下的富人可以拿出来做慈善的钱也大大缩水了。

大萧条期间，沃姆斯普林斯基金险些破产。捐款从1929年的369000美元锐减到1932年的30000美元。没有钱付账单，他们只好让新来的患者打道回府。当时公关行业飞速发展，绝望之下，摩根找到了一位在公关界堪称明日之星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卡尔·拜奥尔（Carl Byoir）。12

拜奥尔是犹太移民的儿子，在爱荷华州长大，他信奉一句格言，“成功的推销员擅长吸引注意力”。上大学的时候，他靠着卖年鉴广告赚了一大笔钱。进入哥伦比亚法学院以后，他创建了童年之家公司，出售意大利妇女玛丽亚·蒙台梭利【1】发明的学习系统的经销权，蒙台梭利学校风行美国应该归功于拜奥尔。随后他进入赫斯特集团【2】工作，很快扭转了该集团旗舰杂志《时尚》的销售颓势，方法是给销量最大的分销商现金奖励。1917年美国参战后，拜奥尔加入了公众信息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CPI），当时全国意见并不统一，该机构的工作是向大众推销伍德罗·威尔逊的战争理念，任务十分繁重。CPI有“不屈不挠的助推器”之名，它是一代公关先驱的练兵场，这些人里包括拜奥尔未来的搭档，富有传奇色彩的爱德华·伯奈斯（Edward Bernays）。

战争期间的公关工作让拜奥尔走上了该领域的巅峰。20世纪20年代初，他推动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建立，随后又成功地让立陶宛得到了美国的认可。为了刺激金发牌护发产品的销售，拜奥尔创造了性感“铂金发”的不朽形象。他最成功也最受争议的案例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末，当时他与臭名昭著的独裁者热拉尔多·马沙多合作，鼓励美国人去古巴旅游。一位观察家评论说，“卡尔·拜奥尔也许没法搬动大山，但他肯定有办法鼓动别人替他去搬山。”13

城市服务集团创始人亨利·L.多尔蒂（Henry L.Doherty）是美国最大的天然气及电力经销商，他也是拜奥尔最重要的客户之一。多尔蒂以强硬著称，所以他雇用了拜奥尔来柔化自己冷酷无情的公众形象。广泛宣传的慈善活动似乎是个不错的开头。拜奥尔建议多尔蒂安排一次与基斯·摩根的私人会晤，多尔蒂抓住了机会。当时有流言说联邦贸易委员会很快会调查他在大崩溃前夕出售城市服务集团股票的事情，他觉得在白宫里交个朋友大概会有好处。

多尔蒂同意资助沃姆斯普林斯基金会的募捐活动。在一次头脑风暴会议上，拜奥尔提议举行全国性宴会来庆祝罗斯福的生日。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取得总统的认可。贸然使用他的名字很可能弄巧成拙，有人会把募捐看成党派性的活动，支持这样的活动等于让民主党成为瘸腿儿童的保护者；还会有人质疑亨利·多尔蒂这样的商界海盗在慈善活动中扮演的角色。但是，这些问题对罗斯福来说都无关紧要。他最在乎的是沃姆斯普林斯的窘境。“如果我的生日能带来帮助，那就放手去搞。”他告诉摩根。事情就这么定了。14

曼哈顿的华道夫-阿斯多里亚酒店免费提供了办公室，摩根在这里设立了办事处。宴会定在1934年1月29日举行，他只有不到两个月的准备时间。从公关的角度来看，拜奥尔必须把一位广受欢迎的总统和一种神秘而罕见的“儿童疾病”联系起来。他的想法是把罗斯福新政初期的乐观主义扩展到慈善领域，让人们庆祝一位关心不幸者的领袖的生日，拥抱即将到来的美好未来。活动标语“我们跳舞，也许他们就能走路”映射出了这个国家的希望。

作为一位曾经的记者，拜奥尔写信给全国媒体，请求他们寻找“当地愿意出任生日舞会总监”的市民领袖。要求“总监负责建立当地的筹办委员会、挑选舞场、把控全局、管理开销，每卖出一张票，全国委员会将收取1美元捐赠给沃姆斯普林斯基金。”15

拜奥尔密切关注各媒体的回音，回复较慢的媒体收到了他的第二封催促函。“时间紧迫，”信上写道，“请务必在12月28日前回复，谨候佳音。”一周后，拜奥尔给仍无回音的媒体发了电报：

小儿麻痹症每年都让成千上万的孩子变成瘸子，为了对抗这种疾病，全国几乎每一座城镇都行动了起来，以总统之名举办募捐生日舞会。只有寥寥几座城市还没有开展组织工作，您的城市正是其中之一。时间如此紧迫，恳请您尽快与我联系。16

到1月为止，全国各地成立了三千多个舞会委员会，绝大多数人觉得这样的成绩相当辉煌，但拜奥尔却十分失望。他期待的是这个数字的两倍，于是他转而求助于最可能支持这项事业的人——各地的民主党官员和被资助的受益人，包括巴塞尔·奥康纳的哥哥詹姆斯，他是缅因州班戈市的邮政局局长。“毫无疑问，那段时间我们所做的工作有90％是出于政治目的，”一位生日舞会策划者表示，“必须这样做。我们必须为自己的朋友而努力。”17

为了聚集人气，拜奥尔和大受欢迎的独眼飞行员威利·坡斯特一起走遍全国巡回演说，后者刚刚创造了环球飞行的速度纪录：7天19小时。每到一站，拜奥尔都会举行媒体发布会，遍邀当地的民主党人，说明活动计划。对于小镇，他建议举办广场舞会、教堂晚餐和扑克牌局；而在大城市里，他推荐工人阶级在工会大厅举办舞会，富裕的上流阶级则举行正式晚宴。他争取到了让报纸刊登免费广告，让电话公司提醒用户参加活动，让百货商店在橱窗里展示各次活动的衣服鞋帽。18

1月29日晚，他们迎来了辉煌的成功。从华盛顿州的普吉特湾到最南端的佛罗里达岛礁，全国共有六千多场晚会整装待发。在新罕布什尔州柏林市，滑雪者用红色的烟花拼成了一个巨大的“R”，代表罗斯福的名字。西弗吉尼亚的格拉夫顿放飞了52只洁白的鸽子，代表总统的年龄。芝加哥的学校和商店早早关门，旅馆大厅、搏击俱乐部、小酒吧、教堂地下室和卢普区的大酒店里，处处都有舞会。费城的宴会门票迅速售罄，举办者不得不把主场地挪到有一万个座席的大会堂里。在蒙大拿州的布朗宁，黑脚族【3】保留地里传来了部落的歌舞。

最盛大的场面出现在华道夫-阿斯多里亚酒店，5000位客人聚集在4个相连的舞厅里，52位初入社交界的少女身着洁白的晚礼服，伴着直径28英尺的巨型生日蛋糕出现在人们眼前。“在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士兵的簇拥下”，乔治·M.科汉【4】献上了自己为晚会谱写的“特别曲目”，《这样的男人》。科汉的演唱于晚间11∶30准时结束，总统在椭圆办公室里的发言通过广播响彻全国，他说：“这是我有史以来最幸福的生日。”19

统计捐款、支付账单花了几个月时间。1934年5月9日白宫举行了庆功宴，奥康纳和拜奥尔领导的委员会将一张1016443美元的支票交给了总统。此前奥康纳预估捐款大概有10万美元，拜奥尔比他乐观一点。罗斯福转头对他说，“卡尔，我敢打赌，明年你肯定超不过这个数。”拜奥尔接受了这个赌局，他知道好日子还在前面。20

在美国，针对特定疾病的慈善机构由来已久，其中最成功的是美国结核病协会，1907年，他们创造了防痨邮票。

小小邮票，承载光明。

贴在每一封信上，

每一分钱都会帮助我们，

终结可怕的白色瘟疫。21

不过对美国慈善界来说，标志性的分水岭是美国参加一战。一夜之间，给予成为爱国者的责任。不光是超级富豪，每个人都有义务购买自由公债、资助美国红十字会。这家机构是准政府组织，靠着专业的募捐者和公关专家，它把自己的活动和战争直接联系起来；光是1917年这一年，美国红十字会就募集了“史无前例、令人震撼”的1.14亿美元善款。22

20世纪20年代，慈善机构进一步发展。教堂和大学雇用专业人员（其中很多是公众信息委员会的老手，例如拜奥尔）募集资金，建立大教堂（例如纽约的圣约翰神明大教堂）、增加捐给大学（例如哈佛和耶鲁）的善款。社区公益基金的概念生根发芽，一直发展到现在：市民组织和慈善机构以统一的名义征集善款。那个年代的研究表明，来自富人的大笔捐助（100美元以上）仍是善款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小笔捐款正在飞速增长。社区公益基金以吸引小额善款著称，1920年，他们通过各个渠道募集的善款总额是1900万美元，到1929年，这个数字翻了三倍以上。23

大萧条改变了一切。慈善捐款突然干涸了。捐给高等教育的善款从1929年的9200万美元锐减到了1933年的2300万美元。1932年，社区公益基金募集的善款达到了1.01亿美元，随后稳步下滑。股票市场崩溃后，巴塞尔·奥康纳被很多慈善家拒于门外。那些人都不愿意跟他见面，更别说捐款。一位工业家写信跟他说：“我没有1000美元，博士；哪怕我真有这么多钱，我自己家里用钱的地方也多着呢。”24

所以拜奥尔的成绩才如此耀眼。生日舞会活动采用最新的广告技术和公关手段，打破了传统慈善的困局。20世纪30年代，你很难搞到大笔的捐款，秘密藏在小额捐助里面。捐一点儿东西，瘸腿的孩子就能重新走路，谁不愿意呢？关键在于通过现代媒体向亿万人传达你的理念——那些从未捐助过慈善组织的人，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从未被请求过捐助的人。

拜奥尔的募捐活动充满了不屈不挠的乐观精神。和以后那些脊髓灰质炎基金采取的恐吓策略不同，他的行动反映出领导者本人的积极心态，他向支持者保证，时代会进步，我们的团结会战胜所有困难，“唯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正如《巴尔的摩太阳报》的描述，生日舞会是“一场革命性事件……象征着自新政开始以来对这个国家影响深远的社会变迁”。25

为了刺激公众兴趣，获得更多支持，舞会每年都有新花样。1935年，沃姆斯普林斯基金重新站稳了脚跟，奥康纳宣布各地社区可以保留70％的舞会收入，用于照顾和治疗脊髓灰质炎受害者。次年，米高梅公司派出了旗下的三位巨星（珍·哈露、琴吉·罗杰斯和罗伯特·泰勒）前去华盛顿的庆典活动捧场，掀开了明星助阵慈善募捐的序幕，接下来几十年这样的模式大放光彩。26

不过，把慈善和罗斯福联系在一起也带来了问题。这位总统虽然很受欢迎，但对他的看法两极分化严重，两个主要党派的保守人士都对他不屑一顾。1937年，他“打发走”美国最高法院的努力宣告失败；次年他试图清洗民主党内的“反动派”，又引发了一场政治地震。有的政敌拒绝支持与罗斯福联系如此紧密的慈善活动。“我很乐意捐款给脊髓灰质炎基金，哪天都行，就罗斯福的生日不行。”一位共和党领袖之妻的抱怨是这些人的口头禅，“我觉得1月30日是美国历史上悲剧的一天。”27

有的人更进一步，指责罗斯福从善款中渔利。有的文章题为“瘸子的钱：谁从总统生日舞会中获利”，这些文章断言受益者正是罗斯福本人。“沃姆斯普林斯是我们州的，”佐治亚州州长尤金·塔尔梅奇一直很讨厌罗斯福，他说，“那地方根本就不是慈善机构。我有几次想把得了小儿麻痹症的可怜孩子送进那家医院，却从来没有成功过。”28

这些指控十分尖锐，生日舞会募集到的善款缓慢下滑。1937年，总统“赶走高院”的灾难性计划实施期间，卡尔·拜奥尔辞去了自己的无薪职位，据说他十分愤怒。是时候改变策略了，罗斯福仍是脊髓灰质炎之战的偶像，但他不再是主要的驱动力。是时候为这场运动去政治化了。

1938年，罗斯福宣布成立无党派组织国家小儿麻痹基金会。他说，该机构的主要目标是寻找治愈小儿麻痹症的方法，同时为已有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疗。那一天，站在总统身边的是他亲手挑选的基金会主席巴塞尔·奥康纳，奥康纳发誓要让新基金走上一条独立的道路。他说：“对我们的未来，我充满信心。”

国家基金成为私人慈善机构的黄金标准，它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志愿健康组织。它在募集资金、公众宣传、照顾患者、资助医学研究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成功，这一切将重新定义美国私人慈善活动的角色和行事方式。大部分成就都应归功于巴塞尔·奥康纳，他当之无愧。作为一位不屈不挠、善于捕捉机会的组织大师，他将利用摩根和拜奥尔创立的模式，把脊髓灰质炎变成这个国家的头号健康敌人：一方面它特别危险，另一方面攻克它的希望很大。征服脊髓灰质炎将成为这个国家的头等大事，美国最伟大的医学运动。

奥康纳没有浪费一点儿时间。在曼哈顿租好办公室以后，他立刻拿出了一张组织结构表，其中包括三位副主席，一位负责“医学事务”，一位负责“公共关系”，还有一位负责“具体业务”——包括“募集资金”和“发展分会”。他的主要问题是钱。基金会需要大笔的启动资金，野心勃勃的长期计划更是烧钱。“为期一天的宴会可不够，”奥康纳说，“我不知道到底要花多少钱，几百万肯定打不住。”29

公关部门有专门的小组负责广播和电影宣传。基金会希望得到明星的支持，他们把目光投向了西边的好莱坞，那时的好莱坞和现在一样，是自由派民主党的堡垒。埃迪·坎特（Eddie Cantor）排在名单的第一位，这位老牌谐星擅长杂耍表演、滑稽喜剧和电影默片，他的作品《齐格菲歌舞团》给美国观众带来了无数流行歌曲，包括《黛娜》、《如果你认识苏茜》和《乐起来》。坎特的眼睛又大又鼓，因此得名“班卓眼”，据说他是美国身价最高的演员，他曾出演《小富翁》和《阿里巴巴进城》等大制作音乐剧，同时还在每周日晚主持一档热门的全国性广播节目《蔡斯和桑伯恩时间》。

坎特出生在曼哈顿下东区，对政治兴趣浓厚，1928年，他为阿尔·史密斯助选，20世纪30年代，他出任了美国演员工会主席。不过，他最推崇的政治家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他对罗斯福的态度简直可以称为虔诚。“他和罗斯福的亲密程度超越了有史以来的任何一位演员和总统。”在最近的一本坎特传记中，作者写道，他们的友谊可追溯到遥远的过去，那时候坎特还在表演杂耍，罗斯福健康而年轻，是一位前途无量的政治家。30

坎特是国家基金的理想合作者——他是一位忠诚的丈夫和父亲，在他的节目里，妻子艾达和5个女儿的夸张故事是最受欢迎的内容。听他的广播就像是和亲爱的叔叔分享趣事。“他让自己成为亿万美国人的‘家庭成员’，”一位观察家表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31

1938年，国家基金会与好莱坞的朋友们举行了一场策略讨论会，会上坎特为本年度的募捐活动提出了一条标语。“我们可以称之为‘一毛钱进行曲’。”他说，这是戏仿当红新闻短片《时代进行曲》，该短片在电影院的正片之前播放。“我们可以请大家直接把一毛的硬币寄给白宫里的总统。”32

这主意看起来糟透了，国家基金会打算让罗斯福和脊髓灰质炎运动划清界限，坎特的提议完全与此背道而驰。如果提议的人不是他，大家肯定会置之不理。但他是埃迪·坎特：一位明星，总统的朋友，捕捉公众口味的大师。巴塞尔·奥康纳回忆说，当时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通知总统，“看他能不能接受”。出乎大部分人的意料，总统回答说：“去干吧。”33

坎特身先士卒，通过广播节目启动了计划。他说：“一毛钱进行曲赋予了所有人与总统并肩战斗的机会，包括孩子。”这位孤胆英雄很快有了响应者，杰克·本尼、平·克劳斯贝、鲁迪·威利、埃德加·伯根【5】紧随其后——这串名单还很长。当时艾拉·T.史密斯负责管理白宫收发室，他收到提醒说信件会有少许增长。“两天后，”他回忆道，“简直是天塌到了我头上。平常我们每天大约要处理5000封信件，在一毛钱进行曲启动的那天，我们收到了30000封信，第二天50000封，第三天150000封。数不清的信潮水般涌来，美国政府简直就没法工作了，因为我们没法清理掉硬币给他们腾出足够的空间来。”34

一沓沓信件堆满了白宫的厅堂，信里掉出来的硬币散落在桌子和地板上。起先他们试图数清楚有多少钱，很快发现这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工作人员把硬币铲成一座座小山，称重后用卡车运往财政部。统计结果出来了，他们收到了2680000枚一毛的硬币，还有无数的小额支票和现金。“过了好些天我们才缓过气来，”史密斯补充说，“花了4个月才把各种零碎收拾干净。”35

从那以后，国家基金会的募捐活动就被称为“一毛钱进行曲”，一毛的硬币也成为抗争脊髓灰质炎的标志。坎特用信件淹没白宫的壮举无法重现，但募集硬币保护儿童健康的概念在这个国家深入人心；到1946年1月，美国发行了罗斯福硬币来纪念这位已故总统的64岁生日，一毛钱进行曲的影响力也到达了巅峰。美国铸币厂负责人利兰·霍华德表示，“新年伊始，人们就盼着能造出足够的新硬币，好用来支持小儿麻痹症运动。”36

前些年里，总统生日舞会募集的资金只有一小部分用于脊髓灰质炎研究。他们成立了医疗顾问委员会，由保罗·德克吕夫（Paul de Kruif）负责，这位科学作家的职业道路颇为曲折。在密歇根大学获得细菌学博士学位后，德克吕夫曾在洛克菲勒研究所工作过一小段时间；1922年，他被西蒙·弗莱克斯纳炒了鱿鱼，因为他在杂志上匿名发表文章，批评美国的医学研究进展。四年后，德克吕夫出版了《微生物猎人》，详尽描述了微生物领域的重大发现，从安东尼·列文虎克【6】和拉扎罗·斯帕兰扎尼【7】到保罗·埃利希【8】和沃尔特·里德【9】。这本书今天仍在发行，它是该领域的经典作品之一，曾被译为十多种语言；以这本书为基础诞生了两部好莱坞电影和一部百老汇剧作，它激励了整整一代生物学家，包括阿尔伯特·萨宾和乔纳斯·索尔克。20世纪30年代，汤姆·里弗斯回忆说，“保罗·德克吕夫也许是医学和科学领域最顶尖的作家，我推测也许正是这方面的杰出才能，让他进入了生日舞会委员会的顾问委员会。”37

德克吕夫认为自己富有行动力。而且在洛克菲勒研究所的那段日子里，他和西蒙·弗莱克斯纳结下了仇怨。弗莱克斯纳和洛克菲勒研究所的同事奋斗了25年，就是没找到治疗脊髓灰质炎的方法，对德克吕夫来说，要是自己能抢在他们的前面，还有比这更痛快的事儿吗？利用手里的资金，德克吕夫批准了十多个研究计划，最大的一笔资金给了纽约大学医学院的细菌学教授威廉·H.帕克（William H.Park）。在美国，名望能跟弗莱克斯纳比肩的科学家不多，帕克就是其中之一。更妙的是，他们俩是多年的宿敌。38

1934年，在帕克的支持下，纽约大学雇用了一位年轻的加拿大研究员，莫里斯·布罗迪（Maurice Brodie），当时布罗迪正在研制一种脊髓灰质炎灭活病毒疫苗。和该领域的其他科学家一样，布罗迪采用的病毒来自受感染的猴子的神经组织，这也是当时的实验室获取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唯一途径。他用甲醛药剂（又叫福尔马林）处理了神经组织样本，希望部分抑制病毒的活性，同时保留它产生抗体的能力。

从某种程度上说，布罗迪的思路超越了时代。他的死病毒实验模式引领后来的乔纳斯·索尔克走向了成功。不过，在1934年，研制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所有努力都是危险的早产儿。我们对这种疾病的了解实在太少。布罗迪完全不知道脊髓灰质炎病毒不止一种，也没有注意到将动物的神经组织注入人体有多危险。他最多就模糊地知道如何用甲醛正确地“处理”（或者说抑制）活病毒。

不过，帕克坚定地支持布罗迪。只凭这一点，他就获得了资金和业界的关注，一时间他成为耀眼的新星——最后也收获了无穷的耻辱。起先，布罗迪给20只猴子注射了自己的疫苗，结果相当乐观。有几只猴子产生了对死病毒的抗体，而且没有一只猴子染上脊髓灰质炎。按照医学传统，下一步帕克和布罗迪应该给自己注射疫苗。这时候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只是注射点周围的肌肉有些不舒服。然后，他们给十多个孩子接种了疫苗，据称所有孩子都是“父母志愿送来参加试验的”。1935年，帕克和布罗迪在权威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了研究成果，向科学界宣布他们正在实施疫苗人体试验。他们写道：“猴子试验表明，注射用甲醛溶液处理过的病毒可以带来免疫力，而且该疫苗无感染性。我们给几位人类志愿者接种了疫苗，结果表明，它可能对人体是安全的，参加试验的是儿童。”39

“可能安全？”“用于儿童？”在今天，这些话听起来简直让人毛骨悚然，但在当时，刚刚意识到脊髓灰质炎可怕面目的公众却为之欢欣鼓舞。毕竟，帕克的名望无懈可击，而布罗迪看起来简直就是路易·巴斯德二世。事实上，儿童注射疫苗后没有出事的消息引起了联邦卫生官员的兴趣，当时他们正为脊髓灰质炎的小规模爆发头疼，于是他们邀请帕克和布罗迪大规模扩大试验范围。据《文摘》杂志报道，“他们期待这些试验能证明新疫苗是否有效……我们已经知道它不可能把疾病传播给儿童，该试验相当安全。”40

结果却并未如此。试验的开展杂乱无章，以至于无法统计准确数字。当时的卫生官员不相信帕克-布罗迪疫苗有效预防了脊髓灰质炎，事实上，部分官员怀疑情况恰恰相反：疫苗诱发了少量病例。与此同时，洛克菲勒研究所的科学家无法重现帕克和布罗迪在JAMA上发布的研究结果。一位病毒学家回忆说，他们的疫苗“简直就是粗制滥造”。41

帕克和布罗迪为什么急着在儿童身上做试验？有科学家指责年纪较长的帕克，说“他简直容不得新人”，也有人归罪于负责实际工作的布罗迪，说他欺负帕克“判断力下降”。不过，大家一致同意，当时这两个人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他们想抢在竞争对手约翰·A.科尔默（John A.Kolmer）之前推出疫苗，以免一败涂地。科尔默是费城的一位病理学家，1935年，他正在集中火力研发自己的脊髓灰质炎疫苗。他采用的方法是利用化学物削弱活病毒，然后注入人体引发轻微的感染，从而让人获取免疫力。有人称为“女巫之酒”。42

科尔默是一位多产作家，以一系列的实验室技术教材而闻名。他的资金来自费城医院和医学院的联合资助。科尔默和总统生日舞会委员会毫无关系，后来我们发现，这其实是奥康纳和罗斯福的幸运。科尔默疫苗试验的开始时间与帕克-布罗迪试验几乎完全相同。在猴子身上做了几次简单的试验后，他给自己、两个儿子和其他23个孩子注射了疫苗。他宣称，“所有孩子的父母都出具了书面许可。”然后，科尔默的试验范围继续扩大，总计有一万名以上的儿童参与了试验。结果相当可怕。人们认为，他的疫苗至少引发了十多例瘫痪性脊髓灰质炎，其中九人丧命。在1935年的一次医学大会上，美国公共卫生局的詹姆斯·利克痛斥科尔默，就差说他是杀人凶手了。当时在场的与会者表示，科尔默站起来回答：“先生们，这一刻我恨不得地板上裂开一条缝把我吞进去。”然后他坐下来，再也没有多说一个字。43

科尔默并不孤单。“疫苗完蛋了，”一位优秀的病毒学家表示，“同样完蛋的还有他们的职业生涯。”不过有的人比别人承受的痛苦更多。年迈的帕克很快就退休了，疫苗带来的重挫在他的光辉履历上只留下了小小的污点。1939年，帕克逝世，他的同事和学生都痛心不已，他一生最出色的成就是彻底根除了白喉。但对莫里斯·布罗迪来说，疫苗的失败等于职业生涯的终结。这位年轻而脆弱的科学家成了试验失败的替罪羊，来自四面八方的责难统统落在他头上。被纽约大学解雇后，他在各种无关痛痒的职位上颠沛流离，渐渐销声匿迹。他也是在1939年去世的，终年36岁。官方宣布的死亡原因是心脏病，但有流言说他是自杀的，也有谣传说他死于自己的疫苗引发的脊髓灰质炎。44

帕克-布罗迪与科尔默的疫苗竞赛，其影响远超1935年所有观察家的想象。当然，从一方面说，它重挫了人们对安全高效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的乐观期盼；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也激发了研究者的好奇心，科学家们希望搞明白，在重新启动疫苗研发之前，还需要弄清哪些东西。1935年的疫苗竞赛以一种原始的方式预演了20年后乔纳斯·索尔克与阿尔伯特·萨宾的竞争，前者专注死病毒疫苗，后者则青睐活病毒疫苗。1935年和1955年之间最关键的区别，也是致命的失败与巨大的成功之间的区别，在于相隔的20年间人们积累的无数科学知识。

德克吕夫很快就会退出舞台。1938年国家基金会成立时，巴塞尔·奥康纳已经开始寻找其他医学顾问。为了避免重蹈帕克-布罗迪的覆辙，他邀请洛克菲勒研究所附属医院院长托马斯·里弗斯（Thomas Rivers）来领导基金会的科研委员会。根据里弗斯的回忆，当时奥康纳对他说：“我是个外行……不过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研究工作似乎根基不太扎实，也许我们太急于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盖棺论定了。要不我们照优先级列个计划表，先集中火力研究最重要的东西，试着换换方向？”45

里弗斯看起来十分适合这份工作。在相对较新的病毒学领域，他被视作泰山北斗，尚在世的最伟大的先驱。诺贝尔奖得主约翰·恩德斯（John Enders）曾向里弗斯献上祝酒词：“我谨代表业界同人敬给我们的圣父。”1888年，里弗斯出生在佐治亚州的一座农场里，他的一生颇为曲折。从艾默理大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他进入了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然后他被确诊为致命的肌肉萎缩症。回家以后，里弗斯“基本只能等死”。不过他在巴拿马城的医院里找了一份工作，几乎全靠自学，他“做了85台大手术，完成150次验尸，还学会了如何使用……原始的X光仪。他甚至还会拔牙”。46

不知道为什么，里弗斯的病情无法解释地稳定了下来。他回到约翰·霍普金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进入洛克菲勒研究所工作。在研究所里，他辅助完善了病毒的概念，将病毒定义为一组独特的致病媒介，与普通细菌区分开来。他编辑的书籍《滤过性病毒》和《人类病毒感染及立克次体感染》是该领域的经典著作。

里弗斯有时候很难相处。同事们说他“好斗”“暴躁”，无法容忍反对意见。他对“犟脖子”的评价十分自得，公开表示自己喜欢痛快淋漓的争执。作为南方农民之子，他很难适应研究所里由城市犹太人占据主导权的局势。“在里弗斯的世界里，”一位作家表示，“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个人都是男孩——老男孩，聪明男孩，老好男孩，还有犹太男孩。”但这样的偏见没有蒙蔽他对才能的判断力。事实上，对巴塞尔·奥康纳来说，里弗斯最大的价值在于他有能力征召各大学实验室的人才，发起脊髓灰质炎圣战。47

按照德克吕夫的行事风格，里弗斯没什么用处。德克吕夫一门心思只想找到“魔药”，药丸、疫苗、维生素，随便什么东西，砰一下解决掉脊髓灰质炎。但里弗斯认为，在考虑如何防治脊髓灰质炎之前，必须先认识到现有科学知识的巨大缺陷。1938年，里弗斯向科研委员会阐述了自己的研究计划，按照重要性列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很多基础性的内容。脊髓灰质炎的病理学机制名列榜首，病毒进出人体的途径列在第二条，第五条则是病毒的人际传播模式。最后一条也就是第十一条，是“制造出好的疫苗”。48

里弗斯的计划表为将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当务之急是完成基础的研究工作。资金如何支配由业内“专家”说了算。这样的策略意味着他们相信战胜脊髓灰质炎非一夕之功。世界上没有魔药，这场战斗需要时间和金钱，一路上必须有小规模的胜利来安抚大众的焦躁。

在里弗斯的领导下，顾问委员会资助了一些个人的申请，其中包括辛辛那提的阿尔伯特·萨宾（“脊髓灰质炎病毒如何进入人体”）和威斯康星的保罗·克拉克（“营养及饮食与所有传染病的关系”）。不过，大部分资金用于资助公共卫生项目和大学的实验室，耶鲁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密歇根大学都成立了所谓的脊髓灰质炎研究小组，科学家们在一起协同工作。耶鲁和密歇根的研究组主要研究脊髓灰质炎的流行病学机制，包括人际传播和跨地区传播的途径，苍蝇、下水道、受污染的水和食物在疾病的传播中扮演的角色。霍普金斯的小组则专注于脊髓灰质炎的病理学机制，它在身体内如何蔓延，如何影响中枢神经系统。三个研究组都将汇聚当时的青年俊杰，为未来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打下坚实的根基。霍华德·豪（Howard Howe）是霍普金斯的一位助理医学教授，他写信邀请朋友戴维·博迪恩（David Bodian）前来大学工作，夸耀即将到手的一大笔资金，你可以想象他当时的激动心情。“巴塞尔给了我们一份提案，”豪写道，“他承诺明年在银行里存入30万美元，用于为期五年的研究计划；他还表示，五年之后，只要基金会还活着能动弹，就会继续资助我们，数目和现在差不多。”49

战斗已经打响。

注释

【1】Maria Montessori，1870—1952。意大利幼儿教育学家，她创立的蒙台梭利教育法在20世纪上半叶风行北美，至今仍在世界各地普遍使用。

【2】Hearst，美国出版界巨头，总部位于纽约，旗下杂志包括《时尚》、《时尚先生》、《嘉人》等。

【3】Blackfoot，北美印第安人种族之一，居住在落基山脉以东。

【4】George M. Cohan，美国著名演员、剧作家、制片人、作曲者。

【5】均为当时的美国红星。

【6】荷兰贸易商与科学家，微生物学之父，改进了显微镜并建立了微生物学。

【7】意大利生物学家，实验生物学的奠基者。

【8】德国细菌学家、免疫学家，预言了自体免疫的存在。

【9】美国军医，对黄热病的防治有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