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是脊髓灰质炎研究前线精彩纷呈的一年。实验室的重大突破让民众对救命疫苗的期望空前高涨。但与此同时，脊髓灰质炎患者数量创纪录地暴涨也引起了公众的恐惧。到那时候为止，整个20世纪里只有两个年头——1916年和1946年，报告的年新增病例超过25000例。但到了1949年，新增总病例高达42000例，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年。《生活》杂志表示，脊髓灰质炎已成为美国的头号公共健康杀手——“突如其来”“变幻莫测”“无法控制”。《周六晚间邮报》则称为“最可怕的青少年疾病”。1

事实上，脊髓灰质炎的患病人群已经不仅限于青少年。研究者表示，二三十岁的人罹患脊髓灰质炎的风险远高于从前，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严重瘫痪和死亡的概率似乎会显著上升。此外，这种疾病的流行模式十分相似——严重侵扰某个地区，感染众多人口，带来广泛的天然免疫力，然后等到一大批没有免疫力的潜在受害者出现，疾病再次卷土重来。现在，在纽约那样的地方，每五年就出现一次脊髓灰质炎大流行几乎成为板上钉钉的事情。

长期以来，公众对脊髓灰质炎的恐惧与他们对治疗方法的乐观期待紧密相关。恐惧与希望一体两面，多年来巴塞尔·奥康纳和国家小儿麻痹基金会一直在巧妙地传达这样的信息：“给我们你的时间和金钱，让我们一起征服这种可怕的瘟疫。”

1949年，基金会的诉求变得更加直白。随着脊髓灰质炎患者数量的增加，资助科学研究和照顾病人所需的捐款也在增加。有史以来第一次，基金会宣称，征服脊髓灰质炎不只是必然的，而且为期不远。他们宣告说：“现在，征服脊髓灰质炎指日可待。”2

这句话在今天看来颇富预见性，但在当时却激起了强烈的反应。基金会的不少受益者表示这是对大众的无耻欺骗，目的仅仅是募集更多的钱。阿尔伯特·萨宾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给奥康纳，差点儿就直接说他是个骗子。他愤愤不平地说，我们“没法保证”在短时间内征服脊髓灰质炎，甚至能不能征服还不一定，你们的宣言“不负责任”“毫无依据”“居心不良”。

萨宾还有另一层顾虑。他不喜欢基金会目前倡导的科研方向。为了早日解决脊髓灰质炎问题，基金会显然更支持灭活病毒疫苗方案，因为这种方法更简单。虽然萨宾自己压根儿还没动手研制疫苗，但他担心像自己这样的活病毒疫苗支持者会被排挤出局；他警告说，这样会给未来的脊髓灰质炎研究带来严重的后果。3

萨宾很擅长将自己个人的需求和野心与更普世的人道主义顾虑结合起来。短短几天内，他就吸纳了其他一些声誉卓著的受益人加入他的阵营。奥康纳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他只好做出了一点让步，撤回了引起纷争的宣言。“也许我们是夸张了一点，”他坦承，“但我们必须争分夺秒，尽快在实验室里解决这个谜题。我们有这个能力，因为全国人民都在鼎力支持我们。这是铁一般的事实。”4

虽然奥康纳做出了让步，但他的信仰却没有动摇：他相信，疫苗研究应该速战速决，在人们的生命面临威胁时，速度真的很重要。他想知道的是：谁会拔得头筹？

1949年秋，乔纳斯·索尔克写信给约翰·恩德斯，请求对方提供一份“包皮组织培养材料”，以供他的匹兹堡实验室研究。这个请求隐含着更深的动机，恩德斯完全能够理解。索尔克的计划野心勃勃，他正在寻求供疫苗使用的安全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最佳制备方法，他想知道恩德斯是否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不想对你正在进行的或是想要进行的工作横插一脚，”他的措辞十分圆滑，“我希望你能和我坦诚相对，尤其是你是否有计划从事这方面的研究。”5

起先恩德斯礼貌地给出了让他失望的答案。“现在，我们正在做一些尝试性实验，研究此种材料的免疫效应，”他解释道，“目前……我不希望有别人展开这方面的大规模研究，所以我对实验结果……暂时保密。”6

恩德斯没有说的是，下一步该做哪方面的研究，他和两位同事，弗雷德·罗宾斯和汤姆·韦勒，产生了分歧。两位年轻人迫不及待地想着手研制脊髓灰质炎疫苗，但恩德斯却有不同意见。他觉得疫苗研制十分无聊甚至乏味，最好交给“商业组织”来完成。此外，他觉得灭活病毒疫苗无法提供足够的免疫力，而活病毒疫苗又不够安全，必须经过多年痛苦的试错才有可能成功。这些事他都没多大兴趣。“我们的实验室不是用来生产疫苗的。”他提出，未来脊髓灰质炎研究前线的重大突破很可能是用“化学方法”治疗此种疾病。恩德斯决定不插手疫苗研制，于是他慷慨地把组织培养技术传给了索尔克和其他研究者。不过他对匹兹堡的年轻科学家并不看好，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恩德斯从来没把乔纳斯·索尔克视为病毒研究领域真正的一员。7

在疫苗竞赛中，最有条件夺得头筹的是约翰·霍普金斯的研究组。他们拥有多位一流的研究者，包括戴维·博迪恩、霍华德·豪和伊莎贝尔·摩根，他们攻克的脊髓灰质炎谜题比其他任何研究组都多。1941年，博迪恩和豪确定了脊髓灰质炎病毒是通过消化道而非鼻腔进入人体的，这一结果吻合科学家多年来的推测。博迪恩还首先预测了脊髓灰质炎病毒至少有三种，另外他还与多萝西·霍斯特曼一起证明了脊髓灰质炎有短暂但明显的“病毒血症期”，在这个阶段内，病毒会通过血液进入中枢神经系统。8

约翰·霍普金斯研究组还为脊髓灰质炎研究引入了至关重要的新角色：黑猩猩。为了买那几十只黑猩猩，一毛钱进行曲花了一大笔钱，不过结果相当振奋。“他们证明了黑猩猩对脊髓灰质炎的反应与人类最为相似，”一位权威人士写道，“这让我们向前走了一大步。”豪和博迪恩很喜欢这些黑猩猩，他们给每一只来到实验室的黑猩猩起了昵称。“我们给‘僵尸’接种了疫苗。”豪会这样告诉博迪恩。或者，“波卓的脑子真美，我在考虑单独为它多写点儿什么。”在1952年的一场科学大会上，汤姆·里弗斯责备博迪恩用“他”来描述黑猩猩，里弗斯表示，这岂不是让动物“和人类等同”。“那该怎么说，”博迪恩困惑地问，“他是男的啊，又不是女的。”“该怎么说？”里弗斯回答，“你应该说‘它’！”9

1944年，伊莎贝尔·摩根加入了约翰·霍普金斯研究组。博迪恩回忆说，“幸好我在伍兹霍尔遇到了她，然后鼓动她来了巴尔的摩。”伊莎贝尔·摩根的父母都是杰出的生物学家，她的父亲托马斯·亨特·摩根曾因染色体和遗传方面的研究成果而获得1933年的诺贝尔奖。伊莎贝尔毕业于斯坦福，随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细菌学博士学位，1938年加入洛克菲勒研究所。她在彼得·奥利茨基的实验室里工作，研究针对脊髓灰质炎和脑脊髓炎之类病毒性疾病的免疫力。在一份机密备忘录里，奥利茨基形容她是“一位富有独创性的女性，她拒绝接受所谓的既定结论，除非该结论在她看来已获得坚实证明”。10

但是，摩根卓越的才华并未减少她遭受的歧视。在洛克菲勒研究所，她的薪水远低于男性同事，而且各种研究奖项总是没有她的份。正如汤姆·里弗斯的回忆：“早年间，女博士在研究所里没有什么发展机会。”这是摩根博士后来改变职业道路的关键原因。11

在约翰·霍普金斯，摩根开始了一系列的实验，用灭活病毒疫苗为猴子提供免疫力，对抗脊髓灰质炎。她在神经组织（猴子的大脑和脊髓）里培育脊髓灰质炎病毒，然后用福尔马林对病毒灭活。结果十分乐观。接种了疫苗的猴子在接受一系列高浓度活病毒脑内注射后仍安然无恙，没有任何一只猴子出现脊髓灰质炎症状。“我要反复强调，”里弗斯说，“在她的实验结果出来之前，大部分病毒学家认为经过福尔马林灭活的病毒疫苗无法提供对脊髓灰质炎的免疫力。她改变了我们的看法，这实在很了不起。”12

但摩根的科学之路到此为止。1949年，摩根博士在事业的巅峰期离开约翰·霍普金斯，嫁给了约瑟夫·芒廷，她的丈夫曾是一位空军上校，现在在纽约当数据处理员。夫妻俩搬到了韦斯特切斯特，38岁的摩根在当地的实验室研究部门找了份工作。约翰·霍普金斯的研究组和韦斯特切斯特的实验室无疑相差云泥，从彼得·奥利茨基的信件中可以略见一斑。1953年，韦斯特切斯特实验室的主任寄了一篇科学论文给奥利茨基，希望能得到发表。以善良和富有耐心著称的奥利茨基把论文撕成了碎片。不过他感觉自己的行为似乎有点过分，于是他又写了一封信为自己的挑剔致歉。他还建议那位主任说，如果您以后想发表论文，最好让摩根博士过目一下。“我坚信，她的科学判断力会为您提供极大的帮助。”奥利茨基表示。13

摩根花了一大部分时间来照顾家庭，抚养年幼的继子吉米，这个小男孩有学习障碍。“伊比热爱科学，但她更爱自己的新家。这一点我很肯定。”戴维·博迪恩的妻子埃莉诺说，“当然，戴夫觉得这是他的实验室和脊髓灰质炎研究领域的巨大损失，但大家都能理解。时机变了。伊比这样的女人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而她选择了自己的道路。”14

摩根离开约翰·霍普金斯以后，她的工作后继无人。博迪恩更感兴趣的是脊髓灰质炎的病理学机制而非疫苗研制，而原本最有可能继承摩根事业的霍华德·豪没有足够的野心和精力来对抗未来竞争者（例如乔纳斯·索尔克）的不懈努力。“那不是我们的地盘，”博迪恩说，“也不合我们的口味。”

如果摩根留在约翰·霍普金斯，她会在疫苗竞赛中击败索尔克吗？这样的可能性当然存在，因为索尔克直到1949年才勉强走进了这个领域的大门。霍普金斯实验室拥有全面的优势。要快速研制出灭活病毒疫苗，摩根拥有足够的知识、技术和资金。

但她对人体试验的顾虑拖了她的后腿。她的顾虑不无原因。毕竟在摩根进行试验的那个年代，她只能在神经组织中培养脊髓灰质炎病毒，这可能引发致命的过敏反应。虽然约翰·恩德斯的大突破会彻底扫除这个问题，但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要从动物试验走向儿童人体试验，仍需要莫大的勇气。事实上，伊莎贝尔·摩根后来告诉朋友，无论在何种环境下，想到要走出至关重要的下一步，她就浑身颤抖。和索尔克不一样，她对自己的疫苗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事实上，她从来没有获得验证的机会。15

她的故事带着悲剧色彩。1960年，她疼爱的继子吉米从大学里回家享受圣诞假期，结果他乘坐的飞机在纽约上空与另一架客机相撞，吉米不幸罹难。摩根辞去工作，在哥伦比亚拿了一个生物统计学硕士学位，然后去曼哈顿的斯隆-凯特琳癌症研究所做了一名顾问。她死于1996年，终身不再涉足脊髓灰质炎研究。

在次年举行的追思会上，一位曾经的同事动情地回忆起摩根的卓越品质。“纵观伊莎贝尔·摩根·芒廷的职业生涯，”他说，“再看看她如何应对一生中或欢乐或悲伤的种种事件，你一定会惊叹于她的适应性和勇气，以及她对科学界的巨大贡献和长远影响。”16

至少，她指明了一条道路，乔纳斯·索尔克将沿着这条道路走向成功。

在纽约珀尔里弗，离伊莎贝尔·摩根的韦斯特切斯特实验室还不到20英里的地方，一位年轻的波兰移民正在秘密研制自己的脊髓灰质炎疫苗。他的名字叫做希拉里·科普罗夫斯基，他的实验不久后将掀起科学界的一场风暴。

科普罗夫斯基毕业于华沙大学医学院，1939年，纳粹入侵波兰后，他和身为生物学家的妻子伊雷娜一起逃往巴西。在里约热内卢，他找了一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工作，花了几年时间研究对抗黄热病的活病毒疫苗。后来科普罗夫斯基来到美国，定居在珀尔里弗，美国氰胺公司的制药部门莱德利实验室就坐落在这里，1945年，科普罗夫斯基成了这家实验室的研究员。17

科普罗夫斯基多才多艺。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钢琴家，会流利使用6种语言，善于品鉴美食和美酒，他风度翩翩，脾气火暴，不惮于冒险，既有极大的吸引力，又让人觉得害怕。在莱德利实验室，他的顶头上司是赫勒尔德·科克斯，这位杰出的病毒学家曾在洛克菲勒研究所接受训练。科克斯把科普罗夫斯基分配到了一个新的脊髓灰质炎项目，该项目旨在研制出活病毒疫苗。“事情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参与项目的一位学生表示，“科普罗夫斯基不是那种甘于埋头专注细节的人。如果你打算雇用他这样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分配一个宽泛的任务，然后让他自由发挥。”科克斯正是这样做的。

莱德利实验室的人对科普罗夫斯基的评价不一。一方面有同事说他心狠手辣，“富有野心”“没什么道德感”；另一方面，有人觉得他是医学先驱。“他的科学天赋之一”，一位同事表示，“在于对未来重点问题的敏锐嗅觉”，并展开不懈的追求。“他也不是算无遗策……不过一般而言，他的投机总有回报。”18

当时，莱德利实验室风头正健。他们的科学家刚刚人工合成了维生素B并研发出了一种强效抗生素——金霉素。珀尔里弗的科研园地就像常春藤联盟的大学校园，有宏伟的建筑群、鸭子游来游去的池塘和修剪整齐的草坪。而且实验室的空间、设备和技术支持都与洛克菲勒研究所差不多。

更棒的是，这里的脊髓灰质炎实验无须接受国家基金会科研委员会的品头论足，也不必遵循那些常常是吹毛求疵的烦琐规章。莱德利实验室没有兴趣仿效在密歇根、约翰·霍普金斯和耶鲁盛行的学院派作风。他们的目标很简单：研制出安全、有利可图的疫苗。

和伊莎贝尔·摩根一样，科普罗夫斯基的脊髓灰质炎试验开始于约翰·恩德斯的组织培养大发现之前。1947年，他把一种Ⅱ型脊髓灰质炎病毒株（兰辛）直接注入了小鼠的颅内。接下来，他切下小鼠的脑组织，与盐溶液混合，然后把这种汤状物按照同样的程序依次注射给一系列的棉鼠，直至脊髓灰质炎病毒恰当“衰减”（弱化），能够用于制备疫苗。19

科普罗夫斯基给9只黑猩猩口腔饲喂了经过弱化的病毒。然后，他给这些黑猩猩接种了大量毒性强烈的Ⅱ型脊髓灰质炎病毒，观察他的疫苗是否提供了免疫力。9只黑猩猩都没有染上脊髓灰质炎，表明疫苗的确有效。

当然，疫苗对动物有效不代表对人类也有效。虽然有研究提出，口腔饲喂黑猩猩的试验与人类的实际情况十分接近，但这样说服力还不够。对科普罗夫斯基来说，下一步他应该执行科研界不成文的铁律：让其他人试验他的口服疫苗之前，他必须亲自尝试。

这个传统已有几百年历史，但仍经久不衰。1903年，沃尔特·里德黄热病研究组成员杰西·拉奇尔因为让带病毒的蚊子咬了自己而牺牲。10年后，为了证明糙皮病没有传染性，约瑟夫·戈德伯格给自己注射了患者的血液，吃了患者脱落的皮屑，甚至吞下了一小瓶患者的粪便。20世纪30年代，脊髓灰质炎研究者约翰·科尔默、威廉·帕克和莫里斯·布罗迪都曾在儿童试验之前给自己接种疫苗。20

1948年，轮到了科普罗夫斯基。一个冬日的黄昏，他和助手托马斯·诺顿用华林牌搅拌机把小鼠的脊髓和脑组织打成了一摊“油乎乎的灰色胶状物”，然后一起喝下了这杯“脊髓灰质炎鸡尾酒”。两个男人把混合物倒进小玻璃烧杯里，仰头一饮而尽。他们俩都觉得，这玩意儿的味道很像鱼肝油。“再来一杯？”诺顿问道。“还是算了，”科普罗夫斯基回答，“我要开车。”21

两年后也就是1950年，科普罗夫斯基在儿童身上试验了他的活病毒疫苗。试验地点是珀尔里弗附近的莱奇沃思村，这家州立机构成立于1912年，专门收治“弱智及癫痫患者”。莱奇沃思坐落在纽约州哈德逊谷的农牧业地区，在专业的医疗工作者中享有盛名，虽然偶尔有媒体报道称这里过度拥挤、病人遭到虐待。22

科普罗夫斯基联系的是这家机构的实验室主任乔治·杰维斯（George Jervis），后者在智力缺陷研究领域有重大贡献。他们俩曾合作发表过一篇论文，而且颇有私交。根据科普罗夫斯基的说法，杰维斯博士恳求他看在公共安全的份上，千万要去莱奇沃思做疫苗试验。那里的孩子似乎总会玩得浑身邋遢，宿舍里粪便丢得到处都是。“对病毒学家来说，这简直就是在玩手榴弹，”科普罗夫斯基的传记作者写道，“杰维斯很担心，如果不采取点措施，脊髓灰质炎很快就会把莱奇沃思夷为平地。”23

科普罗夫斯基先给一位“无免疫力的人类志愿者”吃了他的弱化病毒疫苗。这个孩子没有出现症状，于是试验范围扩大，另外19位儿童也接种了疫苗，每个孩子都喝下了混有“一茶匙传染性材料”的半杯巧克力奶。科普罗夫斯基没有向赫勒尔德·科克斯报告这次试验，杰维斯也没有自找麻烦，知会纽约州的官员。后来科普罗夫斯基承认，之所以不报备，是因为上面显然不会同意这次试验。24

我们不清楚杰维斯是征得了孩子的家长同意，还是干脆径自担起了这份责任。1952年，科普罗夫斯基发表试验结果时采用了“志愿者”这个词儿，这些“志愿者”中包括两位完全没有自理能力、只能靠胃管饲喂疫苗的儿童。于是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尖刻地批评道：

英语的丰富性在于某些词语的意思一直在变化。比如“志愿者”这个词儿。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在科学期刊上读到，某项试验有20只小鼠志愿受试，还有另外20只小鼠志愿充当对照组。25

科普罗夫斯基认为这些试验的结果十分积极。所有“无免疫力的孩子体内都产生了”Ⅱ型脊髓灰质炎抗体，而且没有人出现症状。1951年，他在一次脊髓灰质炎科研圆桌会议上讨论了自己的研究结果，这次会议的发起人是国家基金会，确切地说，是莱德利实验室的竞争对手。基金会受益人中的佼佼者齐聚一堂：博迪恩、弗朗西斯、里弗斯、保罗、萨宾还有新加入的乔纳斯·索尔克。他们几乎都没听说过科普罗夫斯基，来自莱德利实验室的“商业科学家”。

这样的圆桌会议常常是一片混战。托马斯·里弗斯回忆说，没什么理由鼓励大家保持风度，处世圆滑。“你必须做好被撕成碎片的准备。无论你是谁：只要你站起来发言，你就成为大家的集火目标。这就是圆桌会议的意义所在——检验科研成果和想法。有什么可害怕的呢？”26

科普罗夫斯基当然不会怕，他比谁都善于控制情绪。那天，他一开始发言，人群就喧闹起来，一时间谁都没有理解他说的话。他听见托马斯·弗朗西斯转头问索尔克：“他说的是啥——猴子试验？”索尔克回答，“不，是儿童试验。”人群立刻炸了锅。

在人类身上试验活病毒，这个想法本身就很有争议性了。而在儿童身上秘密试验从动物神经组织里培育出来的病毒，那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你怎么敢，”阿尔伯特·萨宾质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为什么啊？”科普罗夫斯基回答，总得有人走出下一步，所以自己挺身而出。“这个你也不确定，那个你也不确定，”萨宾回击道，“你没准会引发一场大流行。”27

科普罗夫斯基寸步不让。他坚信，虽然他在莱奇沃思做的试验是秘密进行的，但并未超越科学实践的道德界限。事实上，医学史上充满了这样的英雄故事，路易·巴斯德救了一个得狂犬病的九岁男孩，爱德华·琴纳在自己襁褓中的儿子身上试验天花疫苗，而且，各种机构（孤儿院、收容所、精神病院）里的儿童一直是欧美医学试验的主要对象。他们是理想的受试者——与世隔绝、受到看管、易于控制、开展研究工作比较轻松。而且，他们不知道试验是好是坏，也无力抗拒。

这样的试验部分是有益的，例如在法国孤儿院进行的试验曾成功促生了一种白喉抗毒素。但大部分试验极其野蛮，在这些试验中，孩子们被限制营养供给，被迫注射危险的物质，承受极大的痛苦。28

科普罗夫斯基在莱奇沃思做试验时并非毫无约束。由于“二战”期间纳粹进行了许多惨无人道的医学试验，1947年，所谓的纽伦堡准则出炉了。这套准则为以后的研究者定下了一系列的伦理指南，其中一条便是知情同意权，不过在对待儿童时，这条准则其实颇有弹性。大部分伦理学家认为，如果得到了父母或监护人的同意，那么就可以在儿童身上进行此类试验，只要儿童“特别适合”成为受试者，试验不会对他们的健康“造成明显损害”，而且受试儿童可能从研究结果中“直接受益”。29

莱奇沃思试验是否符合以上条件，或者说是否符合任何一条，人们为此产生了激烈的争执。不过有一点很清楚，不久后其他人也会纷纷跨过科普罗夫斯基此时跨越的这条界线。几年后，戴维·博迪恩盛赞莱奇沃思人体试验是脊髓灰质炎疫苗研究走向成功的“转折点”。他说，这是脊髓灰质炎之战中必然而勇敢的下一步。30

科普罗夫斯基回忆起莱奇沃思时态度十分强硬。“如果这样的事儿放到现在，”他最近表示，“我们会被丢进监狱，公司也会遭到起诉。”当然，他补充道：“如果琴纳、巴斯德、泰勒或者我必须在今天重复验证我们的发现，那世界上就不会有天花疫苗、狂犬病疫苗和黄热病疫苗，也不会有口服脊髓灰质炎活疫苗。”31

阿尔伯特·萨宾的生命和职业生涯充满传奇，我们很难厘清他当时是出于什么动机发起了对科普罗夫斯基的攻击。众所周知，萨宾有时候十分可憎。他最好的朋友说他傲慢、自我中心，有时候十分残酷。是的，他们会说，阿尔伯特自以为无所不知，而且十分霸道，不过他这样做是有原因的。萨宾道德感很强，他是科学准则的守护者，对于那些和他一样追求高尚的人，他向来十分慷慨。“他长着一头浓密的白发，”一位同事回忆说，“让人不由得想起《旧约全书》里的先知。……他常常告诉我们，有一些事情大家本该知道，但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聆听。”32

不过，别人眼里看到的是另一个阿尔伯特·萨宾——强势的野心家，嫉妒心强，争强好胜，一心要惩罚那些跟他抢地盘的人。“萨宾是个刻薄的混蛋，”疫苗研究先驱莫里斯·希勒曼表示，“他很聪明，不过他简直就是科学界的流氓，从一个领域跑到另一个领域，从来都是偷偷摸摸的。”多年后有人问他如何看待对萨宾极尽赞美的众多讣告，希勒曼怒斥道：“得了吧，多少人都盼着给他写讣告呢。”33

看来萨宾的真面目介于两极之间。脊髓灰质炎研究界的往来信件中，有人盛赞他的慷慨，有人咒骂他的奸诈。洛克菲勒研究所里的一位同事沃尔特·施莱辛格曾在信中控诉，科学发现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萨宾却抢去了太多的光荣，但萨宾不承认他的指控。“可那毕竟是我们的心血，”施莱辛格在信中倾诉，“我们认识阿尔伯特的所有人都对他既羡慕又痛恨，这两种情绪出自同一个原因。他应该得到报应。”34

1906年，阿尔伯特·布鲁斯·萨宾出生波兰的比亚韦斯托克，这个地方离俄罗斯边境不远。为了逃避一战后波兰爆发的大屠杀，阿尔伯特一家在他15岁的时候逃到了美国，在新泽西州佩特森定居下来。这是一个纺织中心，以移民为主，阿尔伯特的爸爸找到了一份纺织工人的工作。萨宾会说流利的波兰语和德语，但完全不懂英语，一位表亲负责教他。这位表亲鼓励他说，如果不想在纺织作坊里度过无望的一生，那最好去接受教育。

根据萨宾自己的描述，他去拜访了佩特森高中的校长，递上了自己的成绩单。单子是用波兰语写的，校长要求他翻译一下。“他说，‘你现在该上哪个年级了？’我说相当于高中二年级吧，然后他回答，‘那我就让你去上高二，如果你不及格，那就留级；要是考过了，就继续念下去。’”萨宾补充说，这个安排“相当不错”。35

萨宾通过了考试。他以优异的成绩念完了高中，同时还花很多时间打工。然后，天上掉下来了一块大馅饼，一位在曼哈顿当牙医的姻亲叔叔向萨宾伸出了橄榄枝。“他说，如果我愿意去他家生活，努力成为一名牙医，那他会给我付学费，”萨宾回忆道，“所以1923年，我开始在纽约大学念牙医预科班，然后又上了两年牙医学校。”36

萨宾讨厌牙科，但他热爱科学。药理学和生化学课程让他的兴趣转向了医学研究，两本畅销书的出版也促成了这一转变。“保罗·德克吕夫的《微生物猎人》给了我很大的动力，”萨宾表示，“然后是《阿罗史密斯》，诸如此类。我告诉自己，‘那就是我啊，我想过的生活就是那样的。’”37

1926年，萨宾放弃了牙科，叔叔也断绝了经济资助。他没钱上医学院，也毫无被录取的希望，于是他拜访了一位有能力提供帮助的熟人——威廉·哈洛克·帕克。学牙医的时候，萨宾上过帕克的细菌学研究生课程。“我给他讲了我的不幸遭遇，”萨宾说，“他一定听得心都碎了。”帕克给萨宾提供了一份实验室里的粗活儿，同时还替萨宾敲开了医学院的大门，他的确有那个影响力。作为一位细菌学家，他曾制备了美国第一份白喉抗毒素。而作为纽约市实验室管理局局长，他已经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的标杆人物。帕克从1900年起就一直呆在纽约大学，担任系主任和医学院院长。他是“我的英雄”，萨宾回忆道，“和蔼、杰出而热心的帕克博士”。38

萨宾付不起学费的时候，帕克给他弄到了奖学金；萨宾需要钱付房租吃饭的时候，帕克给他找了一份哈林医院的兼职，让他负责采集肺炎患者的痰液样品。“我没有太多时间去做一个优秀的学生，”萨宾回忆说，“因为我必须从医学院冲到医院，工作到深夜，然后学习几个小时，一大早起床，再搭地铁回学校。”39

不过，这份工作还有其他好处。出乎帕克的意料，萨宾发明了一种快速分类肺炎球菌的方法，原来需要干一整夜的活儿现在只需要两三个小时就能完成。帕克骄傲地将它命名为“萨宾法”，盛赞它是救命良方。他还把萨宾的成果送到科学期刊发表，让他的学生成了纽约大学的名人。1931年，萨宾毕业了，年刊的简介极富先见之明地预见了他的未来：

高墙间回荡着一个美妙的声音，

庄严而低沉，洪亮而动听，

那不是斯滕托尔【1】的声音吗？寂静——连一根针都不曾落地，

请静听，那正是伟大的萨宾。

他教会了我们怎样分类肺炎球菌，

并由此拯救了小白鼠的性命。

虽然他有时候很冷淡，而且现在他已离去，

但不久后我们会骄傲地说，“我认识那个家伙”。40

萨宾毕业后的次年夏天，纽约爆发了一场脊髓灰质炎大流行。当时萨宾正在纽约大学的教学医院表维医院担任住院医师，他近距离目击了这种疾病。1933年，他发表了第一篇关于脊髓灰质炎的论文，开始了长达60年的脊髓灰质炎研究生涯。约翰·保罗写道，没有人“像萨宾一样，持续这么多年为脊髓灰质炎领域贡献了这么多有效信息，而且涉及了该领域的这么多方面”。41

在表维医院，萨宾的任务之一是解剖脊髓灰质炎死者的尸体，这门技术未来会让他受益匪浅。帕克实验室的研究员威廉·布雷布纳被猴子咬了，染病去世，他的尸体被送来解剖时，萨宾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他协助完成了解剖，并写下了记录：“W.B.博士，29岁，专注于脊髓灰质炎实验工作……左手无名指及小指背部被咬，伤口……很浅……B.博士继续工作……”不过短短几天内，布雷布纳的身体开始失控，体温升到了104.8华氏度，他抱怨说“上肢疼痛”。随着麻痹症状蔓延到胸口，他的呼吸也变慢了。“虽然进行了局部穿刺……并采取了其他辅助措施，他还是在5小时后死去了。”42

有人怀疑布雷布纳是染上了脊髓灰质炎，有人则认为是猴子身上常见的疱疹病毒。但萨宾宣称自己发现了一种全新的致病媒介，并以布雷布纳的名字将之命名为B病毒。“呃，萨宾从不羞怯，”汤姆·里弗斯说，“他来到洛克菲勒研究所……给我看他的工作成果。”里弗斯深受震撼。他回忆说，萨宾的记述很有说服力，而且，“另外几位工人被猴子咬了并死去以后，他们找到了同样的病毒”，萨宾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43

萨宾一夜成名。1934年，他获得了国家科研理事会的资助，前去伦敦一流的李斯特研究所研究病毒。和其他地方的情况一样，他的性格和工作习惯激起了强烈的不满。在他申请洛克菲勒研究所的职位时，李斯特研究所所长J.C.G.莱丁厄姆向纽约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我听说您准备聘请萨宾博士。看在上帝的份上，我应该警告您不要这样做！他的确才华横溢，但他把我们这的猴子都用光了！”44

萨宾如愿受聘。“天哪！他简直就成了一道风景”，汤姆·里弗斯说，“大不列颠”萨宾完成了12个月的海外进修，回来的时候“穿着粗花呢夹克和漂亮的背心，还叼着烟斗。他是整个研究所里穿得最体面的人，不过更重要的是，他很快就让大家知道，他还能在实验室里干出体面的活儿来。”45

至少在公开场合里弗斯是这么说的。私下里他的口风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回忆说自己无情地戳破了那个年轻人的虚荣心：“真见鬼，萨宾！你以为一年时间就能把东海岸的犹太穷鬼变成英国绅士吗！下回来见我的时候不准穿鞋罩，还有，不准再用这么重的口音跟我说话。”里弗斯津津有味地回忆道，他的话好歹起了点儿作用。“我对天发誓，他又变回了那个东海岸犹太人，而且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作怪。”46

事实上，里弗斯在西蒙·弗莱克斯纳面前对萨宾的工作作出了高度评价。但他也说得很清楚，洛克菲勒研究所他自己的部门里没有萨宾的位置，他希望把萨宾分配去其他人手下。他推荐了犹太人彼得·奥利茨基，后者很快就答应了。“我以前和别的天才成功共事过，”奥利茨基回忆说，“我非常渴望萨宾加入我们小组。”47

萨宾来到了一个满是年轻天才的地方。那些年在彼得·奥利茨基手下干过活的人简直能编成一本脊髓灰质炎运动名人录——赫勒尔德·科克斯、沃尔特·施莱辛格、杰尔姆·赛弗顿、伊莎贝尔·摩根，而这只是一部分。不过哪怕是在这些人里，阿尔伯特·萨宾依然鹤立鸡群。不出所料，他安排得满满当当的日程表总是同时受到同事的敬畏和鄙视。他既不去度假，周末也不休息，一直埋头工作。1934年，奥利茨基强迫他去度几天蜜月，他发电报告诉自己的上司：“已婚……幸福……下周就回来。”48

他的试验大受关注。比如说，他利用猴子证明了，施行扁桃体切除术，让口腔和喉部的神经直接暴露出来以后，延髓型脊髓灰质炎（最严重的一种）出现的几率会上升。他的试验结果得到了其他研究者的确认，很多医生和牙医因此在脊髓灰质炎盛行的夏天推迟了扁桃体手术、淋巴手术和大型口腔手术。49

研究者之间的互动是洛克菲勒研究所的巨大优势之一。不久前萨宾遇到了马克思·泰勒，这位来自美国南方的流亡者对待自己的事业就像父亲对待孩子一样。当时泰勒正在试验一种黄热病活病毒疫苗。（疫苗的成功将为他赢得1951年的诺贝尔医学奖。）正如汤姆·里弗斯回忆的：“此前没有人向阿尔伯特描述过病毒研究的应用前景，他对此的思考和展望全部出自自己的头脑。”但泰勒的工作对萨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进一步坚定了信仰：对疾病的长期免疫力来自活体媒介带来的天然感染——简而言之，来自活病毒疫苗。50

研究所里的工作也有不利的一面。和其他同事一样，萨宾也感受到了西蒙·弗莱克斯纳的影响力带来的束缚，弗莱克斯纳一直坚持的那些理论仍主宰着脊髓灰质炎研究领域。虽然他有时候对年轻的同事十分大方，但他的底线十分清楚：脊髓灰质炎是所长的私人领地。任何人都必须先征得弗莱克斯纳的明确同意才能研究这种疾病，这个规矩束缚了那些寻求新方法对抗脊髓灰质炎的人。作为一个年轻的研究员，善于保护自己的萨宾一直对弗莱克斯纳毕恭毕敬。51

1939年，萨宾收到了辛辛那提大学的邀请，让他去医学院担任儿科助理教授，同时成为儿童医院的病毒学博士后。这个职位的年薪是6000美元，大约相当于萨宾目前薪水的两倍，显然很有吸引力。而且，这个综合性职位能让他在独立的环境下将临床工作和实验室研究结合起来，他自己可以决定研究日程。萨宾的辞职信简短而诚挚。“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离开‘家园’，”他写道，“去尝试一下儿童医院基金会提供的机会。”52

辛辛那提算不上美国顶尖的医学院，不过它有几个系实力很强，其中儿科系独占鳌头。“阿尔伯特在我们这儿工作得很开心，”系主任写信告诉奥利茨基，“他对别人的激励作用也很强……很高兴有他和我们一起。”萨宾一家在辛辛那提的高级社区里买了一幢房子，他们的新家有花园、果树和一大片庭院。“我已经变成乡绅了，”他告诉朋友，“我应该多留点儿神，日子过得越来越舒服，工作不要退步才好。”53

他无须担心。1939年，萨宾获得了西奥博尔德·史密斯奖章，这个奖项由美国科学促进会颁发，专门奖励“35岁以下男士”。萨宾之所以获奖，是因为他对“小儿麻痹症及病毒特性”的研究。一年后，《纽约时报》报道了他对关节炎可能病因的研究，热门杂志《科学》盛赞他确认了一种在北美洲首次发现的脑脊髓炎。对辛辛那提来说，萨宾是天赐的礼物，这颗新星正在聚光灯的照耀下冉冉升起。54

不过问题很快来了。辛辛那提的硬件无法跟洛克菲勒研究所相提并论，洛克菲勒实验室里的设备都是顶尖的。“有时候我简直没法研究脊髓灰质炎了，”萨宾抱怨说，“辛辛那提动物园里只有25只猴子。我只买了4只，一只就得花12美元。虽然他们确实在做繁殖工作，但规模还不够大，我说的是管理动物园的人，不是猴子。”55

不过这个问题至少还能解决。1939年，萨宾获得了国家基金会的第一笔资助，金额是7000美元。“再加上我的常规预算，”他告诉奥利茨基，“这笔钱够我们大干一番了。”基金会很高兴看到自己提供的资金很快就被花掉，因为这意味着研究工作有所进展，勤劳多产的萨宾很乐意效劳。“我刚刚又收到了11300美元的资助，”1941年，他写信告诉约翰·保罗，“我计划在接下来6个月内花光它。”56

面对大多数熟人，萨宾把辛辛那提的生活描述得光辉灿烂。而在他的导师兼密友彼得·奥利茨基面前，他的口风就不一样了。他说自己离开研究所是一个错误，希望能够回“家”。

问题有一部分来自研究氛围。萨宾想念研究所里火花四溅的碰撞，想法的交流，与“科学思想和知识更契合的人”接触。还有一部分问题则是萨宾的个人偏好。他不喜欢给孩子看病。“我不是儿科医生，”他写信告诉奥利茨基，“亲身体会了两年之后，我知道自己不想当儿科医生。”他说，真相很简单，“我在这儿待得不开心，我也不希望在这里再待10年，因为这也许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硕果累累的10年”。57

奥利茨基同情萨宾的处境。他答应“和汤姆·里弗斯商量一下”，不过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虽然汤姆欣赏你的杰出成就、你的能力以及你事必躬亲的劲头，”奥利茨基回复说，“不过对于我的提议，他的反应很难用‘高兴’来描述。”里弗斯更愿意在安全距离以外“欣赏”萨宾，具体到此刻来说，这个距离大概是600英里。58

和乔纳斯·索尔克一样，“二战”期间萨宾一直为军方研究病毒性疾病；和索尔克不一样的是，萨宾参军入伍，并在陆军医疗队里晋升为中校。索尔克擅长对付流感，而萨宾主要研究的是白蛉热和日本乙型脑炎，前者是一种讨厌但不致命的疾病，常见于地中海地区士兵身上；后者影响中枢神经系统，有时候会致死。萨宾军旅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待在中东，他告诉朋友，当时“我埋头工作，从不停顿，也不休息，因为我只知道这一种工作方式”。59

在军队里，萨宾不得不暂时放下了脊髓灰质炎研究。“这显然不是军队的重点问题。”他同意这个说法，虽然脊髓灰质炎凶猛地侵袭了英美士兵，这些士兵都是20～40岁的男性，之前谁也没有料到情况会这么严重。“在我看来，唯一搞不明白的是，”他写信告诉奥利茨基，“为什么我们的军队发病率比当地人高这么多。”萨宾怀疑，大部分当地人在婴儿时期接触过脊髓灰质炎病毒，经历过轻微的天然感染，从而得到了终生的免疫力。相比之下，大部分士兵是头一回遇到这种病毒。60

战争结束后，萨宾回到了辛辛那提。他不像以前那样盼着离开这个地方了。医学院授予了他儿科研究教授的职位，这意味着他可以自由决定要不要接待患者。现在，萨宾将开始全天候地待在实验室里工作，实验室也是他唯一真正的家园。按照他的设想，脊髓灰质炎研究会日渐加速，占据主导地位的应该是科学家而非官僚，带头人应该是经验丰富的研究者，例如他自己。很多人将会认识到，萨宾的意见有多么重大的影响力。

注释

【1】Stentor，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传令官，以声音洪亮而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