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11∶00，“科学家的自白”结束了。一小时后，索尔克登上了返回匹兹堡的火车。凌晨时分他顺利抵达，直接去了实验室。作为一个天生的工作狂，最近几个月他很少看到唐娜和三个孩子；每次回家，他总是匆匆洗漱，然后睡上几个小时。他手下的工作人员不断增加，而他每天都要给下属事无巨细地安排工作；每天他都比前一天更加努力，他回忆说，当时感觉“像是在驱赶一群野马，同时自己也在被鞭子抽打”。作为神圣的儿童守护者，人民的科学家，索尔克肩负重任，人们期待他征服这个国家最可怕的疾病，并为他提供了无限的资源。好好干，别偷懒，他得到这样的告诫。小心点儿，不过还得加快速度。1

1953年1月，国家小儿麻痹基金会拨给了索尔克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年度资助支持他继续完成任务——255472美元，包括间接支出。6个月后，以“弹性预算需求”为名，索尔克又申请了145000美元以支付1953年的“其余费用”。现在，他的实验室里有2位助理研究教授、11位研究助理、7位技师、1位行政助理和无数的“钟点工”。实验室里常备的猴子数量达到了500只，每周还会补充200只。“那是一座工厂，”实验室的一位工人表示，“人们基本不怎么沟通。”另一位工人说，索尔克“抽烟抽得很凶”。他喜欢在实验室里巡查，从人们背后探头观察，注重细节，小心翼翼地躲开外面的世界。2

索尔克的实验室拥有独特的气质，除了显而易见的职业素养以外，所有工作人员明显有着一种使命感。“因为我们的实验室和脊髓灰质炎病区在同一家医院里，”乔纳斯的首席助手朱利叶斯·扬纳说，“每个人心头时时刻刻都有一种紧迫感。”他们热爱自己的工作，但这里的工作氛围却不太令人满意。“实验室里没什么人情味儿，”我是说，“一点儿都没有，”扬纳补充说，“我们学到的第一条规矩是：要叫他‘索尔克博士’，不准叫‘乔纳斯’。他总是通过连篇累牍的纸条和备忘录向我们发号施令。他不愿意教大家什么东西。我们实验室是唯一一个没有研讨会的实验室，更别说什么午餐讨论。他总能抽出一个小时去中餐馆里跟记者沟通，却永远没有时间和自己人坐下来聊聊。”3

一旦目标达成，这个团队就会分崩离析，因为大家都觉得索尔克的成功是集体的结晶，但他自己却不喜欢这个说法，更不愿意承认。不过在目前，最重要的是疫苗本身，虽然团队里怠慢和不满的情绪越来越强烈。根据扬纳的说法，最恶劣的事情与一篇论文有关。扬纳研发了一种至关重要的方法，利用颜色测量活体组织培养中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数量，然后他与埃尔茜·沃德合作写了一篇论文。“我觉得自己写的草稿相当不错，”扬纳说，“于是我送了一份副本给乔纳斯，想听听他的看法。强调一下，那是在1954年，复印机和文字处理机都还没有诞生的年代。我誊抄了一份，本来是打算自己用的，后来给了他。还有一件事儿得强调一下，论文的标题页上写着作者的名字：‘J.S.扬纳，E.N.沃德’。”

据扬纳所说，一周后，索尔克出差归来，带回来了坏消息。他把论文弄丢了。不过他说，幸运的是，他在火车上读论文的时候匆匆记下了“一些要点”。“我不太相信，”扬纳回忆说，“也许有的马大哈会丢三落四，‘弄丢’手稿，但乔纳斯不是那样的人。恰恰相反，他这个人处事严谨，一丝不苟，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有做出过这种不负责任的事情。但我什么都没说，我想看看他打算怎么处理。”

扬纳说，几天后，索尔克给了他一份“似曾相识”的草稿。草稿末尾长长的附录里列出了完整的数据。这怎么可能？索尔克解释说，他找到了数据表格，但论文的文字部分怎么也找不到。扬纳表示，更让人烦恼的是新论文的标题页。“现在作者变成了‘乔纳斯·E.索尔克，J.S.扬纳，埃尔茜·N.沃德’。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儿，他说，既然整篇论文都是他重新写出来的，那他的名字写在第一位很合理。我惊得目瞪口呆，然后我意识到，如果继续争执下去，这件事一定会破坏我们的关系，所以我没有追究。当时我就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现在看来则更加明显：他认为这篇论文十分重要，希望自己能够名列其中；哪怕当时他在实验室里什么都没干（千真万确！），没有提供指导和启迪，也没有做具体的工作。”

项目领导人常常要求本实验室的论文将他列为共同作者甚至第一作者。扬纳表示，如果索尔克直截了当地提出这样的要求，借职务压人，那么“我能理解这种行为，虽然我并不喜欢。我会为自己的权益争取一下，不过不会太激烈，因为我不想放弃疫苗研发工作”。扬纳补充说，但既然索尔克选择了这样一种两面三刀的方式，那他们之间的关系永远不会再融洽如初。4

与此同时，国家基金会正在全速前进。一场大型的脊髓灰质炎试验即将开始，这家私人慈善机构赌上了自己的名望和天文数字的公众捐款。疫苗真的安全吗？它的效果对得起我们付出的巨大努力吗？对哈里·韦弗来说，要找到答案只有一条路。“这些问题，”他说，“只有在相当数量的人群注射了疫苗之后才能回答。”

韦弗找到了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约瑟夫·A.贝尔（Joseph A.Bell）来担任此次试验的科学督导。从理论上说，这是个完美的选择。贝尔是一位内科医生，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拿到了公共卫生博士学位，是儿童免疫领域的专家。他曾改进了白喉和百日咳疫苗，并因此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他的名望立即为项目赢得了信任。5

但他的性格也立即带来了问题。约瑟夫·贝尔有自己的打算。他不太在乎公众想要什么，也不在乎索尔克想要什么，而就目前的局面，他甚至不在乎基金会想要什么。他答应出任督导完全是为了科学，对于科学问题他绝不会妥协。

第一个问题是试验如何设计。巴塞尔·奥康纳偏爱“志愿者-观察对照组”模式，按照这种模式，他们会在1954年早些时候，脊髓灰质炎季节到来之前，给全国数万名小学生注射索尔克疫苗。然后将这些志愿者的发病率与未接受疫苗注射的同学们（“观察对照组”）比较。这个方案看起来直接、经济而公平。不会花太多钱，数据记录也相对简单。整个过程不需要保密，也不需要随机挑选。志愿参加试验的孩子会得到真正的疫苗，其他孩子则属于“观察组”。

但有的研究者和统计学家却反对奥康纳的计划，他们质疑这套方案的科学价值。“众所周知，”索尔克的传记作者理查德·卡特表示，“教育水平和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最有可能让孩子参与此类试验。同样众所周知的是，居住在底层社区的低收入家庭罹患瘫痪性脊髓灰质炎的概率要低得多，他们很容易在婴儿期接触到非瘫痪性的脊髓灰质炎病毒，然后获得终生的免疫力。所以，如果给所有志愿者注射疫苗，也就意味着接种疫苗的都是最容易感染脊髓灰质炎的孩子。”6

贝尔要求进一步完善方案。他说，除了观察对照组以外，还必须有注射对照组——给这些孩子注射某种液体，但不是索尔克疫苗。此外，试验过程必须是“双盲”的，这意味着接受注射的孩子和执行注射的医护人员都不会知道，他们注射的是真正的疫苗还是看起来差不多的安慰剂。所有信息都要经过细致的编码，只有主持试验和记录结果的人才知道真相。

这些措施显然有好处。首先，有了注射对照组，研究者就能平衡受试者在年龄、性别、种族和班级各方面的差异。其次，双盲试验有助于各地医生评估疑似的脊髓灰质炎病例，不会因为事先知道哪个孩子注射过疫苗而产生干扰。最后，既然医生也分不清哪些是真正的疫苗，哪些是安慰剂，那他们就不会作弊，企图把“真正的”疫苗留给自己喜欢的病人（例如他们自己的孩子）。

当然，最大的好处是提高了试验的可信度。有注射对照组的双盲试验在科学家看来要容易接受得多。不过，这个方案的劣势也很明显。注射对照组意味着有一半的孩子会注射索尔克疫苗，另一半注射安慰剂，那么整个试验过程中需要接受注射的孩子数量就翻了一番。而且这么大规模的双盲试验前所未有，监督、数据记录、评估各方面的工作量都大得超乎想象。

而且还有道德方面的问题。注射对照法真的适合脊髓灰质炎试验吗？简而言之，为了统计上的准确而剥夺部分人获得有可能救命疫苗的机会，这样做合适吗？成千上万的父母志愿让孩子参加试验，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注射脊髓灰质炎疫苗，而不是什么安慰剂。参加试验的都是6～9岁的孩子，也就是最容易感染瘫痪性脊髓灰质炎的人群，但其中一半的孩子注射的却是毫无价值的液体。有人（包括索尔克自己）认为这是高尚的科学最糟糕的一面，无异于听天由命的俄罗斯轮盘赌。

贝尔理解这种想法，他也在考虑道德问题。在一份写给疫苗顾问委员会的备忘录里，他赞成试验中的所有“注射物都必须有益于受试者，不能采用毫无益处的安慰剂”。他打算给一半的孩子注射索尔克疫苗，另一半的孩子则注射看起来相似的流感疫苗。这样可以化解道德问题，科学家也可以同时开展两项独立的研究：脊髓灰质炎研究和流感研究。他说，“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把握住不可预见的研究机会。”7

但贝尔坚持认为，修改试验计划还不够，疫苗本身也应该改进。索尔克在疫苗中采用了剧毒的Ⅰ型马奥尼病毒，有的研究者对此深感不安，但贝尔担心的是矿物油佐剂带来的危险。他不是一个人。一些病毒学家怀疑，年幼的儿童在接种疫苗后偶尔会出现疫苗反应，接受注射的手臂肿胀疼痛，这可能是疫苗中的佐剂引起的。他们还担心佐剂会带来长期影响，例如癌症。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呢？

最后，贝尔极力主张试验中使用的所有疫苗都应经过“三重测试”，以保证其安全性和有效性。他说，应该由索尔克的实验室、负责制造疫苗的公司和公共卫生局生物制剂管理部门（这也是本次试验中唯一一次提及政府机构介入）分别进行测试。事实上，贝尔的计划和汤姆·里弗斯与疫苗顾问委员会此前提出的方案十分相似。它们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委员会出于安全考虑，极力主张在双盲试验中采用没有任何效果的安慰剂（一种水基溶液）；而贝尔无奈之下做出了让步，同意采用流感疫苗。

现在大家的期待值都很高。你无法漠视长期深受脊髓灰质炎之苦的公众期盼的心情，也无法逃避科学精英审视的目光。1953年6月，在一次全国性的儿科医生大会上，阿尔伯特·萨宾公开表示自己“反对索尔克”，并猛烈抨击了这位竞争对手目前的工作。“既然大家觉得我们已经有了可用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或者至少很快就会有，”他说，“那么我最好现在就宣布：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疫苗，而至于很快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谁也不知道。”他用了15页打印纸来解释索尔克的尝试有多愚蠢，以及他的研究成果可能给人类健康带来多大的危害。“毫无疑问，”萨宾总结道，“预防脊髓灰质炎的终极目标，是用活的无害病毒来提供持续很长时间乃至终生的免疫力。”简而言之，终极答案是萨宾的疫苗。只有等到他的疫苗问世，那才能说我们解决了脊髓灰质炎问题。8

现在一切都摊开了，一场掺杂着自负、野心和操守的扩大化残酷混战已经爆发。索尔克讨厌针锋相对，他没有回应。他对疫苗的效果和佐剂的安全性都很有信心。比起萨宾的公开批评，更让他烦恼的是别人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要求更改试验。“乔纳斯……觉得他的孩子……被别人从怀里抢走了，”哈里·韦弗回忆道，“他不喜欢这样。但没有别的办法，不能让他来负责实地试验。他不能既当设计师，又当木匠，还监督建筑工程。换言之，他没法身兼多职，同时充当法官、陪审团、公诉人和辩护律师。”9

在某些方面，索尔克愿意妥协。对疫苗进行三重测试，他没有意见；而且他也同意去除佐剂，虽然这样做可能引发问题。在这个领域，索尔克训练有素，他的职业生涯中一大半的时间都在跟佐剂打交道。“二战”期间，他和托马斯·弗朗西斯发现，以矿物油佐剂为基，将灭活病毒流感疫苗制成悬液，会极大地提升人类受试者体内的抗体水平。就在最近，索尔克在猴子身上试验灭活病毒脊髓灰质炎疫苗时也获得了相似的结果。佐剂的妙用在于它会激活免疫系统。索尔克相信，在矿物油佐剂的辅助下，他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只要注射一剂，激发的抗体水平足以让受试者获得永久性的免疫力。去除佐剂，把疫苗改成水基的，那很可能需要以精心设计的间隔，注射二三剂疫苗才能获得同样的效果。这会让整个过程复杂化，但肯定可以做到。“回头去看，”汤姆·里弗斯说，“我不得不承认，我还是不知道索尔克疫苗里的佐剂是否会引发贝尔担心的问题……我只能说，在当时，疫苗顾问委员会主要考虑的是尽最大努力确保试验中给孩子注射的疫苗百分之百安全。”10

不过，在关键问题上，索尔克拒绝让步。绝对不能采用安慰剂。对志愿参加试验的受试者，他不能不给他们疫苗。如果要给成千上万的孩子注射药品，那么他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享受到索尔克疫苗的好处。这样的试验应该尽可能地拯救生命，而不是搞什么教科书式试验。索尔克内心十分煎熬，他写信告诉奥康纳：“如果有的孩子注射了安慰剂，最后染上脊髓灰质炎瘫痪，我会觉得那是我一手造成的。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但我同样清楚，如果那个孩子注射了已经被证明有效的疫苗，那他或许就会得救。”他说，这样的煎熬足以“让人道主义者颤抖，让希波克拉底在坟墓里翻身。”11

虽然索尔克对疫苗很有信心，但他却有别的担心。他并不完全信任自己的疫苗接受检验的程序。索尔克不喜欢约瑟夫·贝尔。他觉得方案的改动、新的要求和沟通的不足会让他走向失败。

奥康纳颇有同感，他也没想到现在的方案会这么严苛。比起取悦科学家来，奥康纳更看重的是取悦公众，他希望试验不要那么复杂，也不要有什么争议，最好比较容易开展。他已经同意了增加观察对照组，因为看起来似乎大家都希望这么干。可是双盲试验？安慰剂？注射对照组？奥康纳觉得毫无必要。

但韦弗却不这么认为。作为科研督导，他不能简单地无视疫苗顾问委员会和医学专家的意愿，委员会是他帮忙建立的，医学专家也是他雇来设计试验的。阿尔伯特·萨宾那些人有偏见，忽略他们的攻击无关紧要，但要拒绝汤姆·里弗斯和乔·贝尔的提议，那完全是另一回事。韦弗觉得，如果真的无视他们的建议，势必引发“专业人士”对试验的批评，损害公众信心，而这样的信心对疫苗的整体成功至关重要。12

于是问题来了。多年来韦弗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推动疫苗计划，但是在整个项目最需要他的这个时刻，他却被挤到了一边。在一张写给奥康纳的尖锐的纸条里，他抱怨说基金会官僚开会不让他参加，那些人侵犯了他的地盘：“他们必须知道，他们很难理解科研工作到底有多么错综复杂，就像科学家也很难理解募集资金、公关宣传之类的工作是多么琐碎微妙。”他谈到了自己遇到的无数困难：“要完成我设定的目标，我需要尽快地得到一些工具，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却越来越难，我很烦恼。”然后，他写下了绝望的一笔：“我不想抛弃你。但是，要完成肩头的责任，如果没有必要的信任和配合，我相信这只是在浪费你、我和其他许多人的时间。”第二天，也就是1953年8月30日，哈里·韦弗辞职不干了。13

对于他的离去，受打击最深的是约瑟夫·贝尔。汤姆·里弗斯曾表示贝尔是个“好战士”，“很难相处”，此前，他已经开始用看似“圆滑”的手段来对抗奥康纳。9月，贝尔抛出了“流行病学实地试验临时总方案”，推荐同时采用观察对照组和注射对照组。他没有得到任何回答。疫苗顾问委员会很是兴奋，但基金会保持沉默。14

10月31日，贝尔也和韦弗一样离开了。他突然辞职，回到了公共卫生局，这个结果其实并不意外。“他是个好人，”奥康纳喃喃说道，“但他想在第一年就复测所有东西，就好像我们以前没有做过反复测试似的。”当然，贝尔的崇拜者不同意奥康纳的观点，他们将贝尔尊称为科学的殉道者。讽刺的是，他的临时总方案很快就会成为1954年大规模试验的蓝图，奥康纳勉强接受了这份方案中的几乎所有要点。和哈里·韦弗一样，约瑟夫·贝尔留下了自己的印记。15

整个行动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低谷。韦弗和贝尔双双辞职，脊髓灰质炎圣战精诚合作、一往无前的假象由此被打破，这样的假象原本是国家基金会精心营造的；人们难得地瞥见了那些从最开始就一直存在的争执与分歧。公众刚刚听到基金会的著名受益人阿尔伯特·萨宾说索尔克疫苗还没准备好大规模试验，而且还可能有危险。然后又是两位高层官员先后辞职，原因显然是反感奥康纳对科学事务的干涉。脊髓灰质炎运动出问题了吗？

不过，对那些最有发言权的人来说，一切似乎尽在掌握之中。11月13日，疫苗顾问委员会举行了投票，一致同意开展实地试验计划，“取得了阶段性进展”。托马斯·里弗斯写信告诉奥康纳，索尔克疫苗已经准备好接受“大量儿童”的测试。委员会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试验方案，他们只表示，“索尔克博士列出的程序精准地保证了疫苗的安全性”。16

阿尔伯特·萨宾被投票结果吓了一跳，他坐到了打字机前。在写给一流儿科医生艾姆斯·麦古因尼斯的两封信里，萨宾抱怨说现在搞成这样都是基金会的错（而不是受益人和科学顾问）。事实上，他是这样写的，“我十分愿意信任索尔克博士……他的能力很强，而且迄今为止，他的试验设计看起来进展十分顺利。他是驾驭这个试验的最佳人选，但前提是，当家做主的人真的是他。”

萨宾的意思很清楚：官僚劫持了科研进程，他们坚持说“我们有了疫苗”，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萨宾解释说，现在索尔克制造出来的仅仅是“一种据称可提供免疫力的介质，但未经测试”，而且科研尚在进行，“没有已发表的数据”支持。

萨宾列出了可能的隐患，他认为其中最危险的是，索尔克疫苗采用了剧毒的马奥尼病毒株。“我不喜欢对别人的试验指指点点，”他眼睛都不眨地写道，“但现在我别无选择。”你们在急什么？为什么要匆匆忙忙地用未完成的产品开展实地试验？“研究工作才刚刚开始，明智的做法是放慢脚步……重点……在于，时机还没到——也许不久后时机就会到来，但不是现在。”17

萨宾把这些信的副本交给了其他基金会受益人传阅，但人们的反应却让他失望。他找不到支持者，就连原来的老盟友都背弃了他。约翰·保罗提醒萨宾，时机不对，他很可能会输；现在基金会已经赌上了太多东西。霍华德·豪的说法也大同小异。“潮流已经不可抵挡，”他回信说，“反对者会发现自己站在一个不幸的位置上，就像克努特大帝【1】一样。在我看来，如果在现在执意反对，那以后您的影响力可能会被严重削弱。”豪几乎是痛苦地补充说：“我希望您千万不要认为我是在泼您的冷水……我十分珍惜您的友谊，也无比珍视我们这个小团体的团结……但我必须承认，在一次会议上目睹基金会向州卫生局施压以后，我坚信现在拖他们的后腿不但毫无作用，而且相当愚蠢。”18

戴维·博迪恩采取的方式更加慎重。博迪恩也许是最受敬重的脊髓灰质炎研究者，对于这个领域里司空见惯的政治斗争和积怨纠葛，他向来敬而远之。他从不偏帮任何人，也不属于任何阵营。他给萨宾的回复十分典型。博迪恩告诉萨宾，向前走的决议已经“不可更改”，谁也没法真正质疑疫苗顾问委员会的“能力与善意”，而且，事实上，这次试验“有相当大的概率得到不错的结果”。博迪恩警告说，在这时候提出尖锐的批评会被视作蓄意阻挠，这简直是必然的。“以前提出的批评已经够多了，负责试验的人和我们一样清楚眼前的风险和弊端；但是在这样的时刻，我倾向于不要再重申那些批评，不要让试验过程变得更为艰难。”

这肯定不是萨宾希望听到的声音。博迪恩还雪上加霜地提醒说，多花一分钟时间搞政治活动，就意味着少花了一分钟搞科研。“我们正在竭尽全力，继续探索关于免疫力的新信息，”他说，“希望你也不要放松实验室里的重要工作。”19

更尖锐的指责来自托马斯·弗朗西斯。弗朗西斯处事公正，但比较敏感，他欣赏萨宾的研究，却不喜欢萨宾的个性。出于风度，他本想保持缄默，不想攻击萨宾赤裸裸的自抬身价。但弗朗西斯有自己的打算。他毕竟是索尔克的导师，同时也是灭活病毒领域的领头羊。在他看来，萨宾写给艾姆斯·麦古因尼斯的信用巧妙的言辞掩饰了蓄意破坏的目的。他写道：“对于你的声明，恐怕我不得不保留反对的权利。事实上，你的声明里有明显的矛盾之处……你在附笔里说，保罗、梅尔尼克、恩德斯、韦勒、博迪恩和豪持有‘相似的’意见。我倒想知道，他们对哪几点有相似意见，他们同意的是哪些，反对的又是哪些。”这场闹剧已经够了。“我相信，科研工作的确需要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弗朗西斯说，“但我同样相信，我从多方面听到的这些议论可能会破坏整个科研领域。我反对这种做法。我无法理解这种出于个人因素而摆出的反对姿态，所以我不会进一步参与这场争议。”

最后，弗朗西斯发出了致命一击。他问道，萨宾真的想承担“代替别人判断什么时机最为恰当的责任吗？”20

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些以外，托马斯·弗朗西斯其实还有其他想法。他不是冷漠的观察家，他心里藏着一个秘密。1953年11月，弗朗西斯在欧洲度假时接到了国家基金会医学督导哈特·范里佩尔的电话。“你觉得密歇根大学能不能接受一份资助，让你来评估这次实地试验的结果？”范里佩尔问道。“不知道，不过我现在正在休假，而且我对此没有兴趣。”弗朗西斯回答。范里佩尔让他再想想，弗朗西斯答应了。12月5日，他们两人在纽约共进早餐，奥康纳也来了。听完目前的计划以后，弗朗西斯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这是否意味着他愿意承担这份工作？也许吧，弗朗西斯回答。我会给你们回话的。21

弗朗西斯不是基金会的第一选择。10月底约瑟夫·贝尔离职后，基金会向其他几个人发出了邀请，但都没有得到肯定的回答。最后选择弗朗西斯其实是场赌博，他的名望无可挑剔，但他和乔纳斯·索尔克的关系太过紧密，问题显而易见。由导师来评判弟子的研究工作，业界其他科学家会作何反应？

结果出乎意料。基金会邀请弗朗西斯出任督导的消息传开后，同事们纷纷催促以小心谨慎著称的弗朗西斯接下这个活儿。他们简直热情洋溢，让人受宠若惊。“我终于从欧洲回到了家里，”弗朗西斯写信告诉一位朋友，“结果却被卷入了一场旋风。你肯定听说了，他们缠着我，要我去主持疫苗试验的评估工作，搜集、分析数据。我觉得我应该去做，虽然这事儿组织起来会很困难。”22

不过，弗朗西斯一个月后才接受了这份工作。他提出了几个具体的条件，要求基金会满足。此刻的基金会迫切需要一位科学督导，他们完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认为，我们应当满足那些可能影响弗朗西斯最终决定的……任何合理的要求……，”范里佩尔写信告诉奥康纳，“因为时间已经很紧了，我可能找不到其他有能力承担评估工作的人。”简单地说，王牌都在弗朗西斯手上。23

基金会必须赋予他完全的自主权，让他主持评估中心。没问题。基金会必须提供所有资金，包括设备升级、薪水、物资和额外费用。没问题。基金会必须按照他的时间表走，什么时候完成分析工作，什么时候公开试验结果，都由他决定。没问题。基金会必须继续支持他在密歇根的病毒研究工作，无论本次试验的结果如何。没问题。

最重要的是，基金会必须接受他的试验方案。他说，本次试验规模如此巨大，如果仅仅依靠观察对照组，那没有哪位声誉卓著的科学家愿意来主持。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弗朗西斯让基金会就此问题主办了一次会议，邀请全国的统计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前来参加。如他所料，与会者极力支持他同时采用注射对照组和观察对照组，一次性完成两种测试。来自较大的州（加利福尼亚州、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纽约州和俄亥俄州）的官员一致支持采用注射对照组的双盲试验方案。24

弗朗西斯得偿所愿。基金会官员和乔纳斯·索尔克都同意了同时采用观察对照组和注射对照组。“看在上帝的份上，这事儿他反对了几个月了，”范里佩尔告诉弗朗西斯，“你确定他真的同意了？”弗朗西斯相当确定。他刚刚和自己的门徒谈过，索尔克完全同意这个方案。25

但他写给奥康纳的信里那些字字泣血的话呢？人道主义和希波克拉底怎么办？事实上，这样的转变对索尔克而言似乎不是问题，有人说这叫务实，而有人则说他是投机，随着局势进一步发展和索尔克名望的上升，他的这一特质我们还会看得更加清楚。“我和别人一样清楚，双盲试验有很多优势，”几年后索尔克承认说，“但是在汤姆·弗朗西斯出面主持大局之前，我对实地试验能否正确实施没有多大的信心。但是他最终出手了，我相信，他要么不做，要做就一定会做好。”26

事实上，索尔克别无选择。弗朗西斯是他的老师，他们俩研究免疫学的方式完全相同。“二战”期间，他们曾一起实施过大规模的流感疫苗试验。考虑到这样的关系，索尔克有义务完全配合弗朗西斯。如果稍有异议，那无异于给弗朗西斯一记耳光，更糟糕的是，异议暗示着索尔克不敢让自己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经受全面的评估，哪怕评估者是他自己的老师、他最强力的支持者。

和约瑟夫·贝尔一样，托马斯·弗朗西斯设想的试验规模比基金会预想的要大。他的目标很清晰。当时美国学龄儿童罹患瘫痪性脊髓灰质炎的概率大约是50/100000，那么，要取得有说服力的结果，样本数量必须相当大。一位统计学家表示，假设疫苗有效率为50％，那意味着什么？“假设安慰剂组和疫苗组各有40000人，那么我们会在注射对照组中发现约20个病例，疫苗组中则是10个，这种程度的差别完全可以解释为随机波动。试验结果也许能够表明疫苗的确有效，但说服力还不够。如果每个组都有100000人，那么两个组里的脊髓灰质炎病例应该分别是50例和25例，这样的数据说服力要大得多。”在这里，大数量的样本真的很重要。27

志愿者的挑选也同样重要。他们必须做出艰难的抉择，让众多父母陷入痛苦与失望。说到底，本次试验的目的并不是让所有青少年获得免疫力。这不是问题的重点，而且现在也不可能做到。商业化的疫苗生产才刚刚开始。两种看起来完全相同的液体，每组三剂，如何对它们进行编码、运输和管理，整个计划才刚刚起步。资金十分紧张。正如哈特·范里佩尔坦诚的：“我们会准备足够50万～100万名儿童使用的疫苗，这意味着疫苗甚至没法覆盖美国的每一个郡。”28

研究表明，5岁的儿童罹患脊髓灰质炎的风险最高，所以他们是免疫计划的首选人群。但问题在于，基金会希望依靠各地的学校系统开展试验，这样比较易于记录数据、定期接种，“最为便利”。这意味着他们需要选择年龄略大一些的受试者，年龄下限顺理成章地定为一年级。但问题又来了。按照最初的设想，如果希望试验顺利进行，最理想的方案是给二年级学生注射疫苗（真正的疫苗和安慰剂），让一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充当观察对照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在一份备忘录里，范里佩尔做出了解释：

选择二年级的学生，那么学校里一、二、三年级的学生都有接种疫苗之前的健康档案可供比对。

选择二年级的学生，接种疫苗后的数据既可以和他们之前未接种疫苗时的档案进行纵向比对，也可以和前后两个年级（一、三年级）此时未接种疫苗的孩子进行横向比对。

与一年级学生相比，二年级学生从心理上更适应学校生活，所以对要注射三次的疫苗，他们也没那么抗拒……29

最后，各方达成了妥协。支持索尔克和国家基金会原始方案的郡只给二年级志愿者注射真正的疫苗，同一学校里一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则作为观察对照组。与此同时，支持贝尔和弗朗西斯方案的郡可以在三个年级里挑选志愿者（一、二、三年级），给其中半数的孩子注射真正的疫苗，另一半注射安慰剂。如果出现疫苗短缺，那应该优先满足采用后一种方案的地区，因为弗朗西斯和其他研究者认为此方案的价值更大。30

策划者还希望参与试验的郡尽可能遍布全国，都市、乡村和郊区人口都应有其代表样本。理想的样本数量是5万～20万人，这个数字大得足以反映地区的差异性，同时又相对比较容易控制。负责统计的专家托马斯·达布林表示，感觉中等大小的郡“比大型郡更富社区精神，试验过程中他们更容易合作”。而且，他认为“这样的地方也不太可能出现那些搞破坏的所谓医学权威之流”。31

这项试验需要各地的大力支持。大部分工作都必须由无薪的志愿者完成。宣传、训练和管理工作都由国家基金会地方分会承担，而总会则提供专业支持。实际操作上，这意味着在基金会发展得比较好的区域，试验会进行得更加顺利，那些地区募集资金、照顾病人的工作更加出色，基金会可能更容易激发人们的“社区精神”。基金会当然不可能公开提出这一点，因为这会显得他们厚此薄彼，要知道疫苗试验涉及的毕竟是孩子的生命。不过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基金会当然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有利条件”（他们用这个词儿委婉地描述），选择地方分会发展良好的地区。32

不过，要确定在哪些地方开展试验，最重要的因素是当地近年来学龄儿童的脊髓灰质炎发病率。在各州卫生官员的密切协助下，基金会挑出了几百个人口数量介于5万～20万之间、1948—1952年青少年脊髓灰质炎发病率最高的郡。策划者希望，靠这几百个郡的数据，找出接种疫苗的受试者和未接种者之间“发病率”的最大差值。此外，如果能证明疫苗有效，哪怕只是中等程度的效力，那么在高风险地区进行试验无疑会挽救更多的孩子。

随着时间过去，参与试验的地区名单进一步削减，最后确定为44个州的211个郡，其中127个郡采用观察对照组，84个郡采用注射对照组。试验规模空前，这场美国历史上最大型的公共卫生试验共有约150万名儿童参与，就连统计学家都为之震惊。

注释

【1】King Canute，公元995—1035年，丹麦及英格兰国王。曾有大臣向克努特大帝谄媚说，克努特是至高的统治者，连海洋也会听从他的命令。克努特将椅子放在海边，责令海浪不准打湿椅脚。结果海浪无可抵挡，克努特借此申斥了大臣的谄媚。此处用此典故表示大势所趋，无可抵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