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曾把欢呼和赞誉献给运动员、士兵、政治家和飞行员——但以前从来没有哪位科学家享受过这样的待遇。整个国家都满怀感激，他们向索尔克送上了无数礼物和荣誉。为了表彰索尔克对人类的杰出贡献，费城向他颁发了穷查理奖章。鉴于索尔克对公共卫生的贡献，奥马哈互助保险公司向他颁发了克里斯奖和1万美元的奖金支票。寄给索尔克的感谢信和“捐款”淹没了匹兹堡大学。一位工作人员回忆说：“实验室里堆满了齐膝高的信件，我们把纸币装进一个盒子，支票装进另一个盒子，还有一个盒子用来装金属硬币。”（索尔克到底收到了多少捐款，有没有谁偷偷中饱私囊，这些数据一直没有详尽的统计。）很多小学寄来了全体学生签名的巨幅海报，上面写着“我们爱您，索尔克博士”。1953年，加拿大的温尼伯曾爆发过一场脊髓灰质炎大流行，现在，他们给索尔克发来了长达208英尺的祝贺电报，上面有每一位幸存者的名字。得克萨斯州北部的一个小镇送来了两份贴心的礼物，虽然乍看之下有些滑稽：一台铲雪机，一辆配置齐全的奥兹莫比尔98型轿车。（索尔克把铲雪机送给了孤儿院，又卖掉了汽车，好给镇里多买点儿脊髓灰质炎疫苗。）有人送来了一辆崭新的凯迪拉克，索尔克将它捐给了慈善机构。多家大学恳求索尔克接受他们的荣誉学位。《新闻周刊》盛赞“一位安静的年轻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们坚称，现在索尔克的名字“已经和琴纳、巴斯德、希克、李斯特等前辈一样，载入了医学史册”。1

好莱坞也跃跃欲试。三家大型制片厂（华纳兄弟、哥伦比亚和20世纪福克斯）为索尔克生平故事的独家改编权大打出手。有小道消息称马龙·白兰度正在努力争取领衔主演——很多人觉得这样的搭配很奇怪，但无疑是票房大卖的保证。索尔克明智地拒绝了制片厂的邀请。“我相信，拍摄这样的影片最好等到当事人逝世以后，”他表示，“我很乐意等到那时候再来享受这份荣光。”2

政治家对他青睐有加。一位参议员提案要求，为40岁的索尔克提供每年1万美金的终身津贴。另一位参议员提议铸币厂发行索尔克硬币，这是罗斯福曾经享受的待遇。（但这两个提案都无疾而终。）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治·利德向索尔克颁发了宾州的最高荣誉：杰出服务青铜奖章。随后，宾州州议会举办了联席会议，会场一片欢腾，议员们决定聘请索尔克担任匹兹堡大学医学院讲座教授，薪水高达每年25000美元。更夸张的是，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启动了两党联合提名程序，准备向索尔克颁发美国最高的平民荣誉：国会金质奖章。一旦提名成功，索尔克将成为第二位获得这一殊荣的医学研究者，另一位是征服黄热病的沃尔特·里德。除了他们俩以外，还有不少大人物拿到过国会金质奖章，包括托马斯·爱迪生、查尔斯·林德伯格、乔治·C.马歇尔将军和欧文·柏林。3

数百人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总统，请求白宫为索尔克举办庆祝仪式。有人催促总统为索尔克寻找“一大笔钱”，好让他征服癌症和其他致命疾病。新泽西州的一位商人说得很直白：“奖章和学位代表了我们的敬意，这样很好，但是，如果索尔克博士能彻底摆脱财务问题的困扰……那么他该为人类福祉做出多大的贡献啊。”4

白宫考虑的奖励自然不是“一大笔钱”。4月4日，总统幕僚长谢尔曼·亚当斯收到了助手送来的一份备忘录，建议他在玫瑰园里为索尔克举办一场庆典，这也许有助于提高艾森豪威尔的声望，表明“他和富兰克林·D.罗斯福一样关心脊髓灰质炎，多年来民主党在这件事上出尽风头，现在我们也可以分享这份荣光”。亚当斯回答说：“我们已经在着手准备了。”5

4月22日，索尔克夫妇带着三个孩子和巴塞尔·奥康纳一起来到白宫，谒见总统。此前，J.埃德加·胡佛已经再次发出了警告，要白宫小心这对夫妻以往的左翼表现，但似乎没人在乎。现在，索尔克已经成了真正的英雄，哪怕是权势滔天的FBI局长也不能撼动他的地位。西方世界与共产主义的冷战方兴未艾，索尔克有着巨大的政治价值。他做出的突破表明美国科学昌明、慷慨大方。脊髓灰质炎疫苗对世界各地的孩子都有好处，这是美国送给世界的礼物。6

那天在玫瑰园里举行的仪式让人十分难忘。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公开场合如此坦率地流露真情，这简直闻所未闻。“没有乐队伴奏，没有旗帜飞扬，”多年来一直追踪艾克【1】的一位记者写道，“但谁也不会忘记当时的场面：老爷子站在那儿，激动得连声音都有些颤抖，他对索尔克博士说：‘我对你的感谢无以言表。我非常，非常开心。’”7

艾森豪威尔答应向“每一个愿意接受的国家提供索尔克疫苗的配方，包括苏联”。说到从此以后，数百万家庭将永远摆脱“亲眼看着自己深爱的人躺在床上受苦”的折磨，他的声音再次变了调。总统庄严宣告，索尔克博士不光是一位伟大的美国人，还是“所有人类的恩人”。8

索尔克本来不应该多说话。这也许是他的荣耀时刻，但却不是供他发挥的舞台。他应该简单地说一句“谢谢你，总统先生”就好。在这样的场合，这是一种礼节。应该由艾克来发表最后的陈辞。

但这一次却不是这样。索尔克坚持要发表演说，白宫只好同意。那天下午，索尔克站在讲台上，煞费苦心地将脊髓灰质炎圣战描述成了团队合作的成果，他表示，贡献最大的是实验室里的各位同仁。他精心组织了语言，试图弥补安娜堡会议带来的裂痕，虽然这样的裂痕永远无法彻底弥合。“我不能只说一句谢谢就了事，因为荣耀不光属于我一个人，”后来，索尔克表示，“如果一定要我出席这样的场合，那我至少必须清楚地说明，做出贡献的不光是我一个人。”9

他走到了人生的巅峰。这4年的疫苗之战紧张而艰辛，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满足感，在索尔克未来的岁月里，再也不会有什么事情能带来同样的紧张和满足感。但与此同时，前所未有的痛苦与失望也将接踵而来。

1955年4月12日，《匹兹堡新闻》的通栏大标题奠定了宣传的基调——“脊髓灰质炎已被征服”。那天的新闻里充斥着母亲的哭泣，医生的庆祝，政治家对上帝和乔纳斯·索尔克的感激。一篇报道采访了索尔克的第一位人类志愿者，兴高采烈地表示“他正在努力学习，争取以后成为一名医生”；另一篇报道采访了当地一位瘸腿儿童，悲伤地说“疫苗来得太晚，鲍比的腿救不回来了”。媒体对医学院极尽赞美（“匹兹堡的组合拳赶走脊髓灰质炎”），人们坚信，很快所有人都能用上索尔克的“奇迹”疫苗（“疫苗充分供应指日可待”）。10

从这些故事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弗朗西斯的报告只表达了谨慎的乐观，但狂热的民众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欢庆，乔纳斯·索尔克已被封圣。对数百万美国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立即得到脊髓灰质炎疫苗；近代医学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种产品受到过这样的瞩目，过去20年来，科学界一再承诺，人们苦苦期盼，此时此刻，它终于真的出现了。有小道消息称，全国各地的仓库里存放着很多脊髓灰质炎疫苗，就等着手握大权的卫生、教育及福利部部长奥维塔·卡尔普·霍比签发许可。

霍比太太多才多艺，但她并不擅长卫生行政管理。奥维塔的父亲是得克萨斯州的议员，丈夫曾经担任得克萨斯州州长，现在转行做了出版商，她一辈子都在政治圈里度过。她的家庭和乔治·C.马歇尔将军关系良好，“二战”期间，马歇尔选中了她来管理陆军妇女队，这个组织由60万名身穿制服的志愿者组成，她们活跃在各种非战斗岗位上，从处理文书，到巡视厨房，再到开卡车、叠降落伞等。离开军队时，霍比已经是陆军上校了，她也是第一位拥有上校军衔的女性；退伍后，她回到家里，掌管自家日益膨胀的媒体帝国，包括广播、电视和旗舰报纸《休斯敦邮报》。在艰险的商业世界和政治世界里，她的能力广受敬重。曾有人评价说：“得克萨斯文化盛产强大坚韧的女性，奥维塔·卡尔普·霍比就是其中的佼佼者。”11

1952年，在艾森豪威尔的总统竞选中，《休斯敦邮报》立下了汗马功劳。作为一位保守派民主党人，霍比展现了强大的影响力，帮助她赢得了得克萨斯州的选票。“选举结束后不久，”艾森豪威尔回忆道，“有人向我提议让她入阁……我很希望找到一位有能力胜任政府高职的女性，看起来没有人……比她……更合适了。”艾克提名霍比担任新创建的卫生、教育及福利部（HEW）部长，这个庞大的组织将社会保障管理局、公共卫生局和教育局整合到了一起。一位观察家写道，平生第一次，“骄傲、自信满满的霍比太太发现自己有点吃不消了”。12

艾克对HEW没什么兴趣。事实上，他甚至记不住这个部门的名字，经常叫它“卫生、福利和什么部”。作为一位温和的政治家，艾森豪威尔继续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期间留下的许多项目。不过，作为一位财政保守派，他希望控制开支，不要让政府插手那些（他认为）不该管的领域，例如国民健康保险和药物、疫苗的配给。在大部分事情上，霍比太太很好地执行了总统的意愿，她宣称，自己来到华盛顿是为了“埋葬”公费医疗的幻梦。13

生物制剂的审批权在霍比手里。公共卫生局的官员预料到了安娜堡会议的乐观结果，在弗朗西斯报告发表后几小时内，他们就为索尔克疫苗发放了商业生产许可。接下来两周内，大约有40批疫苗进入市场，也就是1000万剂。可是好景不长，问题很快来了。最初的这些疫苗都是国家基金会储存的，他们承诺将向美国一、二年级的学生（最可能罹患脊髓灰质炎的群体）和1954年试验中注射了安慰剂的孩子免费发放疫苗。但是夏天很快就要来了，美国大部分18岁以下的青少年却无法及时接种疫苗。问题很简单，根本没有足够的疫苗可以发放。这样的情况“必然引发恐慌和群情激愤”，《商业周刊》的报道写道，“一旦爆发脊髓灰质炎大流行，局面更加不堪设想”。14

1955年4月13日，纽约市市长罗伯特·F.瓦格纳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强烈要求联邦政府出面管理索尔克疫苗的配给，就像早期管理青霉素一样。和市长想法相同的人很多。艾森豪威尔当局根本没有计划过如何分配脊髓灰质炎疫苗，他们觉得医药公司自己就能处理好这件事儿；虽然有的人一向反对政府过多干涉此类事务，但看到政府真的毫无计划，就连他们也深感震惊。参议院委员会质问霍比太太，这样的不作为是否直接导致了现在的疫苗短缺，霍比坦率地（同时也是自取灭亡地）回答：“我认为这样的事在医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她沉默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我想没人能预见到公众会有这样的需求。”15

愤怒的民众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媒体发表社论嘲讽这位部长并要求她辞职。持相同看法的信件和电报堆满了白宫的收发室。有人说她“不称职得令人绝望”，很可能犯下“愚蠢的错误”。还有人说她铁石心肠。有人表示：“在和平时期，我很少看到有人对人类的生命如此冷漠无情。”也有人盯上了霍比的性别，要求艾森豪威尔换个“能胜任的男人”，或者把她打发到某个不起眼的位置上，比如说“驻卢森堡女大使”，那样的职位让“女士”来担任也不会有啥害处。16

霍比的日子快到头了。她的错误在于承认了显而易见的事实。政府当局是有意识地决定不做计划，而不是一时疏忽。总统和他的幕僚都认为脊髓灰质炎疫苗的配给不是政府应该管的事儿。在那个时代，政府稍有动作就会引来人们对“公费医疗”的愤怒抨击，所以当局完全寄希望于私人企业，觉得疫苗派发的整个流程都应该由私人企业来完成，从生产商到批发商，再到药剂师和各地的医生，家长们会付钱去看三次医生，给孩子接种三剂疫苗。正如一位政府官员的说法：“如果要给索尔克疫苗制定配给计划，大家会觉得这是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17

医药公司很赞成他们的想法。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在游说国会和白宫，让政府置身事外。“6家有执照的公司生产出来的疫苗是公司自己的财产，”医药界发言人坚称，“属于他们自己。”如果联邦政府介入，“动用公费向公众派发索尔克疫苗”，那么医药公司就会失去研发救命新产品的动力，为整个国家的健康和安全带来可怕的后果。私人企业的能力会受到压制，美国会变成苏联，那个国家是“社会主义横行无忌”的终极象征。18

事实上，医药公司最害怕的是民主加拿大的模式，而不是共产主义苏联的模式。在公众的强烈要求下，加拿大政府第一时间接管了脊髓灰质炎疫苗。他们的工作要轻松一些，加拿大等待接种疫苗的孩子比美国少得多。不过很快人们就发现，政府生产的疫苗既安全又便宜，而且数量十分充足；这是因为加拿大卫生部花了好几个月详细规划了整个项目。在加拿大，脊髓灰质炎被视作国家级的危机，需要国家级的恰当响应。19

而在美国，事情刚好相反。医药公司不遗余力地游说政府支持自由企业，同时还花了数百万美元建设工厂、训练工人，靠这样的手段把疫苗的生产权紧握在自己手中。一方面他们希望获得足够的利润，另一方面他们担心，如果允许政府介入这样重大的医学项目，分享成功带来的荣耀，那可能带来长期的后果。正如礼来制药的领导层所说：“就算市面上没有商业性的疫苗，我们也知道公众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不希望疫苗由政府来制造。”20

艾森豪威尔政府希望医药公司自行解决可能出现的疫苗短缺。既然他们承担了风险，就应该收获回报。1955年年初，礼来制药对外批发疫苗的价格是每毫升80美分，几个月前，国家基金会支付的价格是每毫升35美分，相比之下足足涨了一倍以上。不久后其他几家公司也相应地调整了价格，有流言说他们私底下串通好了，联合涨价。政府没有介入，他们似乎认为，要增加疫苗的供给，涨价是最好的办法。根据1955年4月一次政府内阁会议备忘录的记载，霍比在会上解释说，她不允许媒体出席疫苗生产商和HEW官员的会议，因为“媒体可能会提出反垄断之类的问题”。她说，那次会议“非常成功”。21

从生产商的角度来看，会议的确很成功。派克-戴维斯执行副总裁私下里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感谢函。“医学界和制药界都有一种公有化的倾向，我们对此深怀警惕；在这样的时刻，霍比太太的不懈努力让我们感到欣慰。”他还表示，如果疫苗价格保持高位，政府不加干涉，那么派克-戴维斯的疫苗产量将在四个月内翻番。但是，四个月的等待时间实在太长。又一个脊髓灰质炎流行季即将到来，疫苗的需求量十分巨大，家长正翘首以盼。22

大部分人认为华盛顿应该为这场混乱负责。他们缺乏计划性，让孩子的健康面临威胁，疫苗价格居高不下，而且供应不足——这一切让政府显得毫无能力、冷酷无情。《纽约先驱论坛报》在共和党的圈子里颇有影响力，他们发表了一篇言辞尖锐的社论，要求政府履行职责，监督索尔克疫苗的发放流程，“从生产疫苗的实验室到接受注射的人们”。社论指出，如果政府不肯付出这样的努力，美国儿童的生命将面临危险，社论还补充说：“这是面对危急情况的应急处理方案，而不是公费医疗的前奏。”23

外界的抨击显然十分刺耳。面对脊髓灰质炎圣战，艾森豪威尔有自己的心结。内阁会议上手写的会议记录表明，每当提到这个话题，他总会表现出强烈的情感。他会追忆自己早年的军旅生涯，当时黄热病摧毁了他所在的部队，“我自己也险些丧命”；他还会谈到新疫苗是多么激励人心，“征服脊髓灰质炎的奇迹”出现在他的总统任期内，他备感骄傲。“我的孙子已经接种了疫苗，我很高兴，”他会这样说，“等到我的孙女儿长大一些，我也会送她去接种疫苗。”24

在这位总统的脊髓灰质炎相关事宜文件中，有一封来自丹佛的信，一位朋友请求他帮个小忙，为一位“曾经是英俊强健的大学橄榄球运动员，现在却因脊髓灰质炎而彻底瘫痪的年轻人”做一些事。

他住的地方离樱桃山高尔夫球场只有100码左右，大约位于第13个球洞和第14个球洞之间，去年夏天，他最盼望的事情就是你的四人组出现在视野中。我觉得，今年你打球的时候，如果路过他的家，是不是可以朝着他那边挥挥手。他总是花很多时间呆在天台上看别人打高尔夫球。

这封信经过工作人员层层递送，来到了艾森豪威尔的案头。信件边缘有一位助手手写的备注：“事项已处理。总统已挥手。”25

但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没有处理。与共和党高层磋商时，总统无奈之下改了主意。公众的呼声如此强烈，他别无选择。“疫苗供应不足，可能引发公众恐慌，或者造成黑市交易，”会议备忘录写道，“鉴于这样的情况，总统完全同意，在局面改善之前，政府应大规模介入疫苗的派发并提供资金。他不希望金钱成为某人能否接种疫苗的决定性因素。他说，采取这样的措施也许有违他的本心，但事急从权。”26

接下来几周里，艾森豪威尔政府将冲在脊髓灰质炎之战的最前线，同时也对未来造成深远影响。不过讽刺的是，他们立刻就会面临一场新的危机，其严峻程度远超过疫苗短缺。

事件始于一通电话。4月24日，星期日的清晨，爱达荷州波卡特洛的一位医生给该地区的公共卫生官员J.E.怀亚特打了一通电话。“我刚刚接诊了一位疑似脊髓灰质炎的孩子，”医生报告道，“孩子的妈妈说，昨天她就注意到女儿的脖子有点僵硬，而且开始发烧。今天，孩子的左臂瘫痪了。她名叫苏珊·皮尔斯，上周一我们给一年级学生接种了疫苗，她就是其中之一。”

怀亚特没有放在心上。在1954年的试验中，数十名接种了索尔克疫苗的儿童仍患上了脊髓灰质炎。有时候是因为孩子接种疫苗的时间太晚，而有时候是因为疫苗没有提供足够的免疫力。大家都知道，索尔克疫苗并不完美，但大部分人相信它是安全的——它不会引发脊髓灰质炎。“她肯定是在接种疫苗之前就接触了病毒，疫苗来不及起效，”怀亚特回答说，“不过你能打电话来我很高兴。我们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

3天后，苏珊·皮尔斯死了。在这72小时内，爱达荷州又报告了4名最近接种过疫苗的儿童罹患脊髓灰质炎。这一切仅仅是巧合吗？怀亚特觉得，似乎不大可能。爱达荷州天气比较寒冷，脊髓灰质炎流行季从来没有来得这么早。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27

接下来，报告的病例越来越多。在芝加哥，一位最近接种了索尔克疫苗的婴儿被送到当地医院，他的一条手臂和两条腿都瘫痪了；在圣迭戈，两名7岁的儿童在学校接种索尔克疫苗后出现了严重的脊髓灰质炎症状。奥克兰、纳帕和文图拉也出现了类似的病例。

所有病例似乎遵循同样的模式。所有病人的发病时间都是接种疫苗后4～10天，他们接种疫苗的手臂都出现了瘫痪症状，这是一个关键点，因为脊髓灰质炎通常影响身体下肢。而且，所有患者接种的疫苗来自同一家公司——加州伯克利的卡特实验室。

4月26日，政府方面的几位顶尖科学家在华盛顿碰头，试图找出这些病例的根源。会议开了一整个通宵，科学家们达成了共识，的确有证据表明卡特实验室的疫苗与这些病例有关，但没有决定性的证据。卡特的纸面文件似乎没有问题。“我认为卡特实验室的生产记录没有问题。”国立微生物研究所所长维克托·哈斯表示。八九例脊髓灰质炎病例不代表疫情暴发。如果现在让卡特实验室停止生产疫苗，那无异于在拥挤的剧院里大喊“着火了”。家长会恐慌，接种工作会被迫中止，数百万儿童将继续面临脊髓灰质炎的威胁。28

当然，如果什么都不干，后果可能更糟糕。如果卡特实验室部分批次的疫苗中含有活病毒，那么接下来很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流行。而且，其他生产商呢？他们和卡特实验室遵循的是同一套基础生产规范。他们的疫苗会更安全吗？当时在场的一位与会者表示，大家意见不一，有人说“我们等等看”，有人坚持“立即停止整个疫苗项目”。但谁也拿不准到底应该怎么办。

凌晨三点左右，在场的科学家给美国卫生局局长伦纳德·谢勒打了个电话，向他汇报会场上的分歧。谢勒让他们找几位“脊髓灰质炎专家”征询意见，然后立刻向他回话。按照计划，当天加州将大规模接种疫苗，而且当地使用的主要是卡特实验室生产的疫苗。

4位专家从梦中被叫醒，政府方面通过电话会议告诉了他们目前的问题，并向他们咨询，目前政府是否应该采取措施，以及采取什么措施。这4位专家分别是托马斯·弗朗西斯，索尔克的导师、实地试验的主要评估者；陆军医疗中心的约瑟夫·斯马德尔，索尔克的支持者；威廉·哈蒙德，索尔克在匹兹堡的同事，对疫苗持批判态度；霍华德·肖内西，伊利诺伊州公共卫生部部长，另一位疫苗批评者。他们提出的意见包括召回疑似有问题批次的卡特疫苗、召回所有卡特疫苗、暂停整个疫苗项目，不过也有人表示，只要加强监控就好。

哈蒙德博士：我认为，在拿到进一步的数据之前，是否继续给孩子接种卡特疫苗，我们应该万分谨慎地对待。

斯马德尔博士：我觉得你没法单单把卡特实验室的疫苗挑出来，不让它进入市场；如果非要这样做的话，那就必须叫停整个疫苗项目……

哈蒙德博士：我认为此刻我们没有权力处罚其他几家生产商。现在要处理的是卡特疫苗的问题。

弗朗西斯博士：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力不让疑似有问题的那些批次的（卡特）疫苗流入市场。29

为了打破僵局，哈斯开口问道：“如果卫生局局长决定……立即停止使用所有的卡特疫苗，有没有哪位会强烈反对？”斯马德尔率先表态：“我认为这样处理相当严格。”哈蒙德保持中立，而向来谨慎的弗朗西斯表示目前我们还非常缺乏可靠的信息。“你提出了问题，”他说，“但却没有足够的数据来推出结论。我们现在只能瞎猜。”30

最后，专家们达成了共识。用斯马德尔的话来说，政府“最好做点儿什么”。但他们拒绝给出正式的建议，因为他们担心，一旦爆发无法控制的危机，自己难以承担责任。弗朗西斯甚至坚决要求匿名。

哈斯博士：呃，我确信卫生局局长不会让你为难。

斯马德尔博士：汤米，我觉得（谢勒局长）必须要给外界一个交代，他至少要说，他咨询了一些了解这个问题的人。

哈斯博士：你能接受这样的说法吗？

弗朗西斯博士：好吧。

哈斯博士：……我相信谢勒博士会非常感谢你们提供的意见。31

伦纳德·谢勒对争议并不陌生。作为一位资深公共卫生官员，他在担任国家癌症研究所所长时，就曾一手主导了将吸烟与肺癌联系起来的早期论战。1948年，谢勒出任美国卫生局局长，他最广为人知的举动是公开支持饮用水氟化处理，极端主义者认为该项目是“共产主义的阴谋”，目的是毒害美国的水源。作为一位高明的游说家，在他的努力下，国会拨给公共卫生局的预算大幅增加，投入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的拨款上升尤为显著。在过去，卫生局局长似乎是个可有可无的职位，但谢勒上任后，以强势的姿态对众多公共卫生事务和医疗改革事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很多人认为，是他让卫生局局长这个职务变得像现在这样举足轻重。32

如何处理卡特事件，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从一方面来说，谢勒没有权限让卡特疫苗退出市场，哪怕是那些可能有问题的批次。卡特实验室已经获得了联邦颁发的生产许可，它的生产规范和设施（应该）已经通过了检验。根据法律，在生产许可被吊销之前，卡特实验室有权分销该疫苗产品。而吊销许可是一个漫长的流程，需要证明该公司虽然在许可发放时达到了联邦标准，但现在却不达标了。此外，如果卫生局局长出面叫停卡特疫苗，那么该公司的声誉将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害。以后还有谁敢相信他们的产品？33

卡特实验室是一家信誉卓著的企业，1897年，这家中等规模的家族企业诞生于加州弗雷斯诺的一家药房里。6年后，他们搬到了伯克利，此时卡特实验室已经成了兽药行业的领导者。他们首次成功引进了气肿疽（一种危险的家畜感染）疫苗，还研发出了改良型的猪瘟疫苗和狂犬病疫苗。“二战”期间，他们与军方签订了一份利润丰厚的合同，为军队提供青霉素和血液产品。战争结束时，卡特实验室蓬勃发展，他们在伯克利拥有30英亩的复合园地，小型厂房遍布整个西部。他们的产品包括药物、血浆、静脉注射液，无菌的袋子、瓶子和管子，还有用于动物和人类的各种疫苗。34

不过，卡特实验室的履历并非无可挑剔。1949年，有人起诉该公司静脉注射液遭到污染，卡特实验室申请了无罪申诉【2】；1954年，国家基金会邀请多家药厂参与实地试验疫苗的生产，卡特正是其中之一，但是他们的产品却出了问题。检测显示，卡特实验室生产的三联疫苗中没有Ⅱ型脊髓灰质炎病毒——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在产品研发的早期阶段，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结果，卡特实验室并未参加实地试验疫苗的生产，但基金会鼓励他们继续改善疫苗生产流程，他们听从了基金会的建议。到1955年，卡特实验室对自己生产的疫苗已经很有信心了，他们甚至开始为本公司员工的孩子免费接种自己生产的疫苗。这些孩子都没有患上脊髓灰质炎。35

已经有超过40万名儿童接种了卡特疫苗，还有40万剂疫苗在分销商手里。4月27日上午，谢勒与该公司高层会晤，但并未留下书面纪要。根据谢勒的说法，他要求卡特实验室召回所有尚未使用的疫苗，对方同意了。然后，卡特实验室通知分销商，同时谢勒与媒体通气。他说，卡特实验室的举动“并不意味着他们生产的疫苗与现在出现的那些脊髓灰质炎病例有任何关系”。36

但谁也不相信他的话。没有哪家公司会在获得生产许可短短两周后就召回这么畅销的疫苗，除非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公众的怀疑像野火一样蔓延，新闻里又出现了更多的麻烦。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爱达荷州报告了14例新增脊髓灰质炎病例，比往年里一整个春天的病例还多。更糟糕的是，很多新病例是受感染儿童的家人和“密切接触者”。看起来，每一个新增病例都与卡特疫苗有关。

谢勒迅速行动起来。朝鲜战争期间，为了防御可能的生物攻击，美国成立了传染病情报部。谢勒派出了该部门的几位专家前往伯克利，与卡特实验室的高层一起复查该公司的生产记录。随行的还有一位环境卫生工程师，他负责检查生产过程有无问题，“例如气流、管道输送和通风情况”。4月28日，公共卫生局成立了脊髓灰质炎监察组，负责跟踪最近接种疫苗的儿童中的新增病例。也就是在同一天，16个地区性实验室开始随机检测此前获得许可的所有批次的疫苗。

到这时候，所有人都开始怀疑卡特实验室的疫苗里出现了活病毒。活病毒可能是躲过了灭活程序，又瞒过了一系列的安全检查；也可能是在装瓶过程中进入疫苗的，这时候所有检测都已完成。卡特是唯一一家将装瓶工序和病毒灭活工序放在同一幢建筑物里的厂家，所以一位分析员开始怀疑厂房内部的空气质量。“有两件事让我们开始考虑这一可能，”他说，“首先，在其他生产脊髓灰质炎疫苗的药厂里，我们已经发现至少一幢厂房里的工人血液中有极高水平的脊髓灰质炎抗体，确切证明了这些工人反复接触过脊髓灰质炎病毒。部分工人可能是通过空气传播的病毒被感染的。第二，诊断实验室里总会不时出现意外的脊髓灰质炎感染案例。我们认为部分病例也是通过空气传播被感染的。”

搜集到的数据越来越多，谢勒组建了一流的科学顾问委员会，来为他提供下一步行动的建议。现在，接种过卡特疫苗的儿童中已经出现了数十例脊髓灰质炎确诊病例，还有零星的报告表明惠氏和礼来制药的疫苗可能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虽然总的患病人数不多，但当局需要在风险与回报之间取得平衡。根据一份内部报告，新成立的委员会意见并不统一。

所有人一致同意，应该继续扣留卡特疫苗。有人认为，全国性的疫苗接种项目应该无限期推迟；但也有人认为疫苗的推广应该继续进行，不能中断。人们达成了共识，既然已经有数百万儿童接种了疫苗，那么合理的做法是至少等上几天，看看还会发生什么事情。38

谢勒开始等待。情况越来越糟，新增病例不断增多，他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现在，大部分委员都催促他暂停疫苗接种，但巴塞尔·奥康纳却表示反对。“他想方设法，极力说服我不要叫停疫苗项目，”谢勒回忆说，“一整个通宵他都会给我打电话，他还威胁说要让上面炒我的鱿鱼。”这样的描述并不夸张。奥康纳震怒了，他相信活病毒疫苗的支持者正在以卡特事件为借口，破坏索尔克灭活病毒疫苗的推广。一次开会的时候，奥康纳向NIH副院长詹姆斯·香农发出了同样的威胁。“奥康纳一上来就警告我说，他要把我们怎么怎么样，”香农回忆说，“……我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39

谢勒必须有所行动。疫苗拿到了联邦政府的商业生产许可，那么政府必须为它的安全性负责。这件事不再属于国家基金会自己可以做主的范畴。5月8日，谢勒发表了激动人心的电视演说，命令暂停注射所有的脊髓灰质炎疫苗，重新审查全部6家生产商。不过他也谈到了积极的一面，谢勒强调，过去1个月里，注射了“非卡特实验室生产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的500万名儿童罹患瘫痪性脊髓灰质炎的比例约为七十万分之一，疫苗带来的好处远大于风险。“我知道，”谢勒充满希望地说，“为了全国儿童的福祉……大家会完全理解我们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并支持这一决定。我们早晚会为所有需要疫苗、盼望疫苗的人提供足够的、安全的产品。”40

如果说公众真的理解他们的决定，那大家显然掩饰得很好。《纽约时报》发表的头条新闻题为“索尔克疫苗引发的动荡”，文章指出，事态正在急转直下，不到一个月，围绕索尔克疫苗的“欢庆气氛”已经变成了“让人迷惑、矛盾、怀疑”的丑闻。41

该由谁来负责？民主党指责共和党政府犯下了“可怕的错误”，这样的疏忽近乎犯罪。“大型包装工厂里检测猪肉的程序都比霍比太太和联邦政府……审批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程序严格，”一位参议员嘲讽说，霍比太太“最好去病房里看看那些被脊髓灰质炎病魔击倒的男孩和女孩。”乔纳斯·索尔克宣称，如果严格遵照他提供的生产规范，疫苗一定是非常安全的——这无异于扇了药厂一个耳光。与此同时，巴塞尔·奥康纳开始攻击政府和药厂，说他们玷污了自己付出无数心力的圣战。“索尔克疫苗掌握在国家基金会手里的时候，”他说，“我们有科学家的才能，有知识分子的正直，有大众的鼎力支持——但没有政治上的这些破事儿。”42

卡特疫苗被叫停后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人请求艾森豪威尔总统就此事发表意见，说说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很容易糊弄过去。“无可奉告”，“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或者“我们需要时间来调查清楚”都足以交差。但总统没有选择这些答案，他说，“我只是猜想”，公众对脊髓灰质炎疫苗的需求如此迫切，前所未见，所以政府方面的科学家可能在安全检测中“走了一点捷径”。虽然没有明说，但总统的发言让人们注意到了一个在暗地里已经酝酿多年的问题，关于国家基金会不遗余力推动脊髓灰质炎圣战所采用的策略。43

基金会一路走来，曾有无数批评者反对他们的做法。但随着基金会在科研前线不断取得重大突破，反对者的声音逐渐被淹没了，到几个月前弗朗西斯报告发布的那一刻，这样的局面到达了巅峰。现在，狂欢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心头的恐惧：索尔克疫苗是否可能危及生命？给它发放商业许可是否操之过急？自然有人责怪基金会用力过快过猛，让公众产生了“喘不过气的紧迫感”，这样的迫切也许更适合大规模的广告战，却不适合严肃的科研项目。一位质疑者指出，基金会并不理解实验室里的东西，至少他们并不理解，“在实验室里，顾客并不永远是对的”。44

很多顶尖的脊髓灰质炎研究者都同意这个说法。长久以来，他们对基金会既敬畏又蔑视；研究者一方面依赖于基金会慷慨的资助，另一方面又瞧不起基金会赖以成功的募捐手法和公关手段。有的研究者反对巴塞尔·奥康纳征服脊髓灰质炎的宏大计划，他们相信，奥康纳根本不明白科研成果到底是怎么来的。有的研究者更加激进，他们觉得奥康纳根本就是敌人，他侵犯了实验室的神圣性。

对这些研究者来说，卡特事件就像是邪恶的诅咒终于成真。在一封写给约翰·恩德斯的信里，约翰·保罗表示，卡特事件显然是个痛苦的教训。“如果我们继续容忍那些公关专家抢走本来属于我们的职责，那我们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今时今日，一位有野心的带头人应该能够轻松取得此类事务的主导权，这是我们的责任。”45

恩德斯已经迫不及待了。“让缺乏科学训练和科学眼光的人就如此重大的科学事务做出决策，我们不能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回答说，“应该牢记这个惨痛的教训。”46

阿尔伯特·萨宾对此感同身受。4月12日是他生命中糟糕透顶的一天。他受邀前往安娜堡，亲耳听到人们对竞争对手的疫苗献上一阵又一阵的欢呼。漫长的几个小时里，他听到演讲者赞美了几乎所有重要的脊髓灰质炎研究者，除了他自己以外。然后，他听到声誉卓著的同行戴维·博迪恩盛赞“索尔克博士领导着史上行动最迅速的实验室，他们精力充沛、坚忍不拔、冲锋在前”——这让萨宾痛苦地回忆起来，当初冲在最前面的人到底是谁。

萨宾不是一个谦虚的人。在他眼里，索尔克不过是个“厨子化学家”，根本不配与恩德斯、博迪恩还有（显然的）他自己相提并论，面对这样的对手，他当然更不会谦虚。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萨宾很清楚这是谁的责任。长久以来他一直憎恶巴塞尔·奥康纳带来的影响，他指责奥康纳更偏爱乔纳斯·索尔克，因为在对抗脊髓灰质炎的战争中，奥康纳想的是速战速决。安娜堡会议之后，萨宾闭上了嘴巴。他知道，如果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时刻批评奥康纳或者索尔克，那人们肯定会觉得他居心不良，甚至更糟。大局已然如此，他无力改变，只能强压怒火。一位作者打算写一本“关于脊髓灰质炎的故事”，她联系了萨宾，希望得到他的指导，萨宾回答说：“我不会跟你‘过家家’。现在写出来的任何东西显然都是想借这一阵公关宣传的东风。在我看来，1955年不是为整件事儿盖棺论定的好时机。”47

在安娜堡，几位科学顾问建议为索尔克疫苗发放许可，萨宾就是其中之一。不过这只是无奈之举，从他的通信记录里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在卡特事件成为全国性新闻之前的几天，萨宾写了一封信给威廉·沃克曼，抱怨说有关方面考虑的主要是速度，而不是安全性。“4月12日我们在安娜堡匆匆忙忙地开了个会，”他写道，“会上我们必须作出判断：1954年的实地试验中出现了一定数量的脊髓灰质炎病例，是否有证据表明，这些病例是由试验中使用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引起的？谁也没有时间仔细检查详细的报告，所以我只好和其他人一样接受了弗朗西斯博士的解释：没有证据……”48

现在，萨宾研读了弗朗西斯报告的各种附件和附录，他产生了一些疑问。1954年试验开始后的第一个月内，接种索尔克疫苗的儿童中出现了至少10例瘫痪性脊髓灰质炎。这很令人不安。安娜堡会议结束之后不久，卡特事件就上了新闻头条，萨宾对此毫不惊讶。他早就怀疑疫苗有问题，而且他觉得自己知道其中的根源。

索尔克在疫苗中使用了Ⅰ型马奥尼病毒，长期以来萨宾一直留意着这一点。索尔克的选择颇具争议性；众所周知，马奥尼病毒的毒性很强，这意味着它会引发强烈的抗体反应。但是，选择马奥尼病毒也同样意味着，如果灭活过程出了哪怕一点点差错，疫苗就可能引发脊髓灰质炎。马奥尼病毒之所以如此危险，是因为它在非神经性组织中繁殖的能力很强。如果将活的马奥尼病毒注入手臂肌肉，那么有极高的概率导致瘫痪。49

萨宾觉得事情很清楚。他认为，所有商业生产的索尔克疫苗都不应再次投入市场，因为全部6家公司使用的都是马奥尼病毒株。接下来的日子里，脊髓灰质炎研究者和联邦官员疲于应对这场危机，而萨宾向公众宣布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美国的儿童应该得到更好、更安全的疫苗。他还警告称：“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防止卡特事件再次发生。”50

与此同时，在华盛顿，调查者发疯似的反复筛查卡特实验室的生产记录，试图找出是哪儿出了问题。这时候出事儿真是太糟糕了。脊髓灰质炎季节正在逼近，人们期盼已久的奇迹疫苗却被迫下架。如果再拖下去，数百万儿童又将在危险中度过一年。他们必须迅速做出判断：卡特疫苗是怎么被污染的？另外5家公司的疫苗会不会也有问题？

其实这些问题都不新鲜。有一个公开的秘密：1954年实地试验之前，入选生产疫苗的几家公司在早期试生产时，灭活程序都出过问题。一份报告中写道，政府方面的科学家“开始担心，大规模生产疫苗时是否有可能保证安全”。正是因为出过这些事儿，乔纳斯·索尔克才开始了与医药公司的深度合作，NIH也对疫苗的生产和测试程序提出了“最低要求”。后来，几家医药公司没再报告过问题，1954年实地试验的成功也证明了这一点。索尔克疫苗能够安全地进行大规模生产。51

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1954年试验期间，每一批脊髓灰质炎疫苗都经过三重安全测试——分别由NIH、索尔克实验室和药厂来完成。可是接下来，弗朗西斯报告发布以后，事情的进展快得让人眼花缭乱，三重测试系统也被破坏了。NIH只做了极少量的测试，而且测试的结果迄今仍是秘密。多年以后，NIH的一位顶级研究者宣称，刚刚获得生产许可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安全问题被某些人蓄意地忽略了。“我们当时有18只猴子，”当时在NIH任职的微生物学家伯妮斯·埃迪说，“我们把送来的每一批疫苗都注入了猴子的身体，然后，有的猴子出现了瘫痪症状。”

埃迪回忆说，引发瘫痪的疫苗来自卡特实验室。她向上级汇报了这一发现，也送去了猴子的照片，但却如石沉大海。“他们只管匆匆向前，无论如何都要对外投放疫苗，大量疫苗，”她说，“至于我们报告的异常，他们根本就置之不理。”52

埃迪的故事并非孤证。近年来又有其他关于卡特事件的追忆浮出水面，伴着确凿的细节。比如说，朱利叶斯·扬纳表示，安娜堡会议结束后，他曾受邀前往卡特公司的疫苗生产厂。“我大吃一惊，”他说，“同一个房间里，有的容器装着活病毒，有的容器装着处于福尔马林灭活过程各阶段的病毒，它们就那么放在一起。现场杂乱不堪。他们连最基本的规则都不在乎，让人心惊胆战……他们没让我看数据，不过我觉得，他们的灭活程序显然问题严重。”

他还提到：“我打算返回匹兹堡，立即警告当局暂停为卡特实验室发放许可；如果做不到的话，至少也应该暂停发放他们的疫苗。他们的生产过程那么草率，我简直不敢想。”根据扬纳的说法，他去见了索尔克，告诉对方“卡特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表示自己打算写一封信，向巴塞尔·奥康纳和NIH“详细描述我看到的一切”。扬纳回忆说：

在我的叙述过程中，乔纳斯出乎意料地平静。他同意我的观点：情况严峻，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既然如此，他提议说，他来写这封信效果更好……我简直上了大当——据我所知，他根本就没写过这么一封信。乔纳斯没给我看过信的副本，此后他再也没有对我提起过这件事……

卡特事件被揭露出来以后……我惊呆了。到那时候，我才意识到乔纳斯很可能什么都没做——但是我也什么都没做，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我后悔极了，怎么就那样被他骗了呢，但我还能做什么？只能报以沉默。53

无论你是否相信这些故事的细节，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1955年，最初几批合法生产的商业性脊髓灰质炎疫苗几乎没有经过任何检测。在巨大的压力下，为了加快步伐，NIH几乎仅仅依靠弗朗西斯报告和医药公司的生产记录，就匆匆宣布了这些批次的疫苗可供公众使用。1954年试验期间，每一批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安全检测平均要花四周；到了1955年，这套流程缩短到了一天以内。而且还有一个大问题，现在药厂可以只提交通过了内部安全测试的批次的生产记录，隐瞒那些没有通过测试的批次，从而掩盖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于是，焦头烂额的NIH官员拿到的报告只是整个疫苗生产的冰山一角——成功的那一角，所以他们更容易忽略掉外界的质疑声。比如说，以卡特实验室为例，该公司后来承认，他们早已发现，自己生产的商业性疫苗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批次含有脊髓灰质炎活病毒。这个数据如果被外界知道，他们的疫苗肯定会被叫停。卡特方面的应对措施是将这些批次的疫苗报废，但他们没有通知NIH。这个做法颇有欺诈之嫌，却并不违法。根据当时的主流规范，卡特实验室没有义务提交这些不合格疫苗的生产记录，因为他们不打算对外销售这些批次。54

这就是问题所在。

不过也有好消息。挨个检查了所有的疫苗生产厂以后，政府在5月13日提出，派克-戴维斯和礼来制药某几个特定批次的疫苗可供公众使用。看起来这几个批次疫苗的风险很低，因为已经有数百万儿童接种了派克-戴维斯和礼来制药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几乎都没出现问题。卫生局局长谢勒希望借着放行这几批疫苗的机会，谨慎地重启全国性的疫苗接种项目，并逐渐扩大规模。他发现，1955年的脊髓灰质炎季节到来之时，美国大部分儿童还来不及接种疫苗，而且很多父母也不希望给自己的孩子接种。公众对索尔克疫苗的信心一泻千里。《商业周刊》上的一篇文章很好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我们应该继续给孩子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吗？”

无论走到哪儿，你都会听到这个问题——通勤的火车上，超市里，办公室里，每个人都在议论。仅仅几周前，全国民众还在众口一词地呼吁尽快发放索尔克疫苗，而现在，大家都疑虑重重。我们读到、听到、看到的东西严重动摇了公众信心。学校里的集体接种计划推迟，疫苗生产时断时续，华盛顿遮遮掩掩地开会，不时有流言称奥维塔·卡尔普·霍比部长打算辞职——这一切都令人怀疑。似乎没人打算给我们一个确定的答案。真相扑朔迷离。55

5月23日，谢勒指派了另一个委员会重新审查这几个批次的疫苗，并给出是否放行的建议。但就算是这么谨慎的举措也立即引来了批评，批评者和萨宾、恩德斯的观点相同：绝对不应继续给儿童注射现在的索尔克疫苗。事态已经白热化，政府邀请了15位来自论战各方的科学家前往国会山参加特别会议。观察家说，这次会议是“有史以来最渊博的国会听证会之一”，它同样也是有史以来争吵最激烈的听证会之一。56

出席会议的科学家里有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恩德斯和温德尔·斯坦利，后者是一位生化学家，专攻病毒提纯领域。这两位都是索尔克疫苗的批评者，而且都对索尔克理论上的安全系数不屑一顾，他们宣称，病毒的抗药性各不相同，而且病毒粒子本身的形状、大小和活跃度也有差别，任何灭活过程都无法万无一失地杀死所有病毒。斯坦利说，“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工作”。57

然后轮到萨宾说话了。他觉得，脊髓灰质炎研究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可以按照现在的方向，继续生产安全性有问题的疫苗，也可以暂停生产，直至找到“潜在的危险”并将之排除。萨宾倾向于后者。“我想强调一下，我相信，我们的确有可能获得（对脊髓灰质炎的）免疫力。”他说。但不是通过含有马奥尼病毒株的灭活病毒疫苗。58

不过，索尔克并非孤立无援。汤姆·里弗斯宣称，疫苗本身是安全的，1954年的大规模试验，加拿大的推广经验和派克-戴维斯、礼来制药等企业的数据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觉得，如果现在停下来，那将是个悲剧。”他说。乔·斯马德尔同意他的观点，他表示，科学家常常要面对这种棘手的问题，什么时候“开始使用你已经制造出来的东西”。既然事物总要不断改进，他说，“那么，要做出最终的决定，我们只需要问自己，‘我们是应该现在就开始使用，还是无限期地等待下去——3个月、6个月，甚至5年，等到我们觉得手里的东西已经足够完美，然后再开始使用？’”

“在我看来，”他总结说，“我们不应该再等了。”59

然后，政府请科学家投票，是否应该继续推广疫苗项目。索尔克明智地选择了弃权，同样选择弃权的还有三个人，包括化学家温德尔·斯坦利，他表示这件事应该由医生来决定。最后的结果是8∶3，赞成继续推广的占多数。萨宾、恩德斯和哈蒙德投了反对票。主持人约翰·保罗为持续两天的激烈争执发表了乐观的结束语。他说：“控制脊髓灰质炎的曙光已经近在眼前，此时此刻，大家的分歧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谁也没力气再来反驳这一点了。60

事实上，萨宾和恩德斯的言论不出所料。他们俩都对卡特惨剧有着合理的担忧，都坚定地支持活病毒疫苗，而且他们都觉得乔纳斯·索尔克不过是巴塞尔·奥康纳和国家基金会的门下狗。长期以来，这两位科学家经常写信讨论这些事，尤其是基金会对灭活病毒疫苗的偏爱。“你当然知道，我完全同意你经常跟我说的那些事儿，”1953年，恩德斯写信告诉萨宾，“我们应该继续施加压力……直至他们屈服。”61

不知道他们事前是否有所预料，他们的发言让奥康纳大发雷霆。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有这么多事儿出了差错，现在还来了这么一出：和国家基金会关系密切的科学家公开抨击索尔克疫苗。奥康纳认为这是最无耻的背叛。在记者面前，他对阿尔伯特·萨宾——基金会慷慨捐助的主要受益人之一——大肆批评。“这一点都不新鲜，”奥康纳说，“以前萨宾就抓着这一点不放，企图阻止索尔克疫苗的实地试验。从那以后，他就想尽一切办法利用这件事儿来阻止索尔克疫苗的推广。”他补充说，这无关科学，而是出于竞争和嫉妒。“多年来萨宾一直在研发所谓的‘活病毒’脊髓灰质炎疫苗，目前还没有成功的迹象。”无论如何，基金会“给了萨宾八十五万三千三百四十美元零七十一美分的资助”，奥康纳着重强调说，却把他养成了一个大叛徒。62

奥康纳继续表示，乔纳斯·索尔克和萨宾之间的区别在于，索尔克的目标是拯救儿童，而这位竞争者想的却是在职业生涯中走得更高。这么自私的人“一定得做好准备，年幼的孩子瘸腿的样子会困扰他一生；如果上面批准了给这些孩子注射索尔克疫苗，他们本来可以免受瘫痪之苦”。

奥康纳的攻击十分尖锐。在公开场合，萨宾保持冷静，却毫不让步。“我并不是反对疫苗项目，”他说，“我只是反对继续推广现有的索尔克疫苗。”不过在私下里，萨宾给奥康纳写了一封火上浇油的信。“我们已经认识了17年，有过相互的欣赏，也有过争执。”信的开头是这样的。萨宾说，奥康纳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并问他：“你成功地领导了基金会，从美国人民手中募集了无数捐款来资助科学家；那么，你何不以更公正的态度，来评判一下这些科学家做出的贡献？”63

和往常一样，萨宾找到了对手的弱点。奥康纳最痛恨的就是有人指责他因为个人对某位科学家的偏爱，滥用公众捐给脊髓灰质炎圣战的钱。“要我来说，”他反击萨宾说，“你才应该以更公正的态度来评判一下别人的科学贡献。”虽然奥康纳并未表示要断绝资助，但他的态度很清楚，攻击索尔克疫苗对萨宾自己没好处。国会里8∶3的投票结果表明了谁才是大多数。“在我看来，”奥康纳说，“这个结果完美地表明了，在科学讨论和争议中谁才是正确的。”64

萨宾不打算退让。他怒气冲冲地写了一封长达4页的回信，宣称自己对活病毒疫苗的信仰一直都是正确的。至于8∶3的投票结果，“好吧，事实的确如此，但这又能证明什么？8个投赞成票的人有7个是我的老朋友……但其中有6个人从未真正从事过脊髓灰质炎研究；而第8位投赞成票的人，那位广受尊敬的公共卫生官员，也缺乏脊髓灰质炎研究领域的第一手知识。”萨宾预测说，未来还会有“别的危机”，他警告奥康纳不要过河拆桥。“作为一位忠诚而恭敬的反对者，到那时候你也许会发现我的好处，请不要剥夺你自己的机会。”65

对乔纳斯·索尔克来说，那几周特别难熬。踏上科学之路时，他脑子里有两个目标。第一，证明我们有可能制造出安全有效的脊髓灰质炎灭活病毒疫苗；第二，拯救孩子的生命。现在，这两个目标都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质疑和攻击。索尔克仍然相信自己的产品，这一点永不会改变。但他无法忘记卡特事件里被病魔毁掉了一生甚至丧命的受害者，他们苦难的源头是一种本来应该保护他们的疫苗——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疫苗。“我知道这太情绪化，”他告诉一位朋友，“但我无法逃脱那种糟糕的感觉，我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66

对索尔克来说，最糟糕的是5月初，卡特事件浮出水面那几天。NIH紧急召开会议，刚从斯德哥尔摩载誉归来的约翰·恩德斯在会上对索尔克大发雷霆。以前他们俩的关系虽然疏远，但还算友好。1953年，恩德斯难得地拜访了匹兹堡，随后他写了一封信：“乔纳斯：你的实验室的确非常出色，你正在进行的工作值得我奉上最高的敬意。”而现在，恩德斯告诉索尔克：“你明明知道疫苗里面有活病毒，每一批里都有，还掩耳盗铃地说那是灭活病毒疫苗，这简直就是江湖骗术。”67

索尔克深受打击。那一天，他能感受到所有与会者的失望，他觉得好像大家都在指责他，是他带来了这一切。“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想到自杀，”他回忆道，“眼前毫无希望，一点儿都没有。”索尔克回到了匹兹堡，筋疲力尽、精神沮丧。他努力试图冷静面对名流的陌生世界里这疯狂的一切，希望现在已经是最糟糕的时刻。“你发现自己被丢进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如何面对这里的一切，你既没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也没有相应的天赋，”他描述道，“有时候处境艰难，但那是暂时的，只要等待那一阵风过去就好。最后，人们会开始想，‘那个可怜的家伙’，然后放过我。到那时候，我就可以回到实验室里了。”68

这的确是个充满希望的想法。

注释

【1】Ike，艾森豪威尔的昵称。

【2】nolo contendere，法学术语，指刑事案件中被告不认罪，但放弃申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