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最后部分带领大家进入人类史。不过，我们这里所探究的人类史时代，并不是在大多数主流历史课程或教材中占突出位置的人类史。这有点遗憾，因为绝大部分人类史是在旧石器时代发生的，我们希望每个人都不要忘记这个时代的重要性。

人类史旧石器时代的界定和意义

Paleolithic 一词来自两个古希腊词汇，意思是“旧石器时代”。这个称呼源自三段论历史分期体系，即把整个人类历史分成年代上前后相继的三个时期，每个时期以当时主要的工具或武器材料（石头、铜和铁）命名。1865 年，考古学家约翰·拉伯克（John Lubbock）首先使用了旧石器时代这个术语，指称以石器使用为特征的历史时期。如果把我们的人亚科原人祖先——由前面内容可知，它们也使用石器工具——包含在内的话，旧石器时代的时限就是从大约 250 万年前到大约 12000 年前。不过，在本书中，我们明确地把旧石器时代界定为确定无疑的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时代，时限大致从 20 万年前智人出现到大约 12000 年前农业的开始（参见图 4.6）。

图 4.6　过去 20 万年的时间线

至少从两个重要的方面来说，把旧石器时代纳入世界史叙述是非常关键的。首先，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们变成了我们自己，也开始认识到我们物种在身体、社会、技术和语言上的潜能。考察这段时期有助于解答一个基本问题，即人是什么。其次，旧石器时代是随之而来的一切世界历史的基础，它占整个人类历史的 95%，如果忽视这个时期，那么，后面 5% 的人类史（包括农业时代和现代时期）就难以理解。

当然，这种观点即认为某件事情仅仅因年代久远就意义非凡可能有点不坦诚。旧石器时代或许是迄今为止最漫长的时期，但是，生活在那一时期的人类却很少。我们可以采取现代人口统计学家的观点，假定自最早人类出现以来，总共有大约 800 亿人在地球上生活过和生活着，其中 20% 只是生活在最近 250 年，大约 68% 生活在农业时代。生活在旧石器时代的人只占总人数的 12%。以人口数量来衡量，农业时代和现代更加重要，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大多数历史著作和课程对旧石器时代的忽视。

旧石器时代的两大事件

我们现在准备考察旧石器时代的两大“事件”。其一是气候变化，尤其是最后一次冰期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另一个是扩张化（extensification），这个词是指人类在世界各地的扩张，这种扩张是人类开发出新技术来应对不同环境而导致的结果。

气候变化：冰河时代的幸存者

到 20 世纪早期，地质学家已经能够精确绘制冰川期冰冻的程度，并证明了冰期不止出现一次，而是许多次。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经历了两次明显的冰川期。大约 20 万年前，气候相对温和，环境宜人。然而，从大约 195000 年前开始，环境开始恶化，地球进入一次漫长的冰期，一直持续到大约 123000 年前。第二次寒冷期——也是地球历史上最近的冰期——大约开始于 110000 年前，最近一次间冰期大约始于 11500 年前。这意味着，旧石器时代人类生活方式主要是在冰川环境下发展起来的。

从大约 123000 年前到 110000 年前（上一次间冰期期间），地球温度与今天的相似。全球各地的沉积物样品显示出，从大约 11 万年前开始，气候经历了一次长期的、相对突然的转变过程，即变得相当寒冷。最近对大西洋沉积物进行的高分辨率分析表明，从温暖的间冰期向冰川环境的转变，可能只花了不到 400 年时间。北方的森林迅速变得支离破碎，急剧缩减，冬天变得漫长而寒冷，巨大的冰盖开始覆盖高纬度地区。冰川留下了与它们最初位置相关的大量证据，因此，我们就有了一幅清晰的冰川作用地理图。现在，地质学家能够就最近一次冰期做出估算：冰川大概影响了陆地面积的 30%，包括北美约 1000 万平方千米、欧洲 500 万平方千米、西伯利亚 400 万平方千米。北半球的冰川差不多是南半球的两倍，因为南部海洋阻止了冰盖从南极洲延伸到更远地区。

即使在那些没有受到冰冻直接影响的地区，越来越冷的温度也让地球气候变得更干燥，因为随着温度的降低，水蒸气更少，降雨也随之减少。森林大片消失，干旱的草原取而代之，草原在大约 7 万年前又变成大片沙漠。在 60000 年前到 55000 年前之间，气温再次变得暖和，然而，在大约距今 3 万年前，地球再次进入干冷时期，在 21000 年前到 17000 年前这段时间，温度降到最低点（参见地图 4.2）。这些日期标志着最大程度的全球冰冻时刻，在这种严酷环境中求生的人类所面临的，是森林面积的缩小以及大片未被冰雪覆盖的广阔沙漠和半沙漠地区。

地图 4.2　末次冰期的范围，大约 21000 年前，正值末次盛冰期的时候

接着，大约 14000 年前，地球在全球范围快速变得暖和与潮湿。大冰原开始退却，森林重现出现。经过 1000 年到 2000 年恢复期，地球又进入一次新的、尽管短暂的冰期，即新仙女木时期（the Younger Dryas）。这次冰期出现得很突然，发生于短短 100 年，然后在大约 11500 年前突然消失，可能只花了短短几十年甚至更短时间。这次事件标志着地质学家所说的全新世（the Holocene epoch）的开始。距今 11500 年以来，地球变得温暖而湿润，冰盖逐渐融化（尽管花了 2000 年时间），植被葱绿，覆盖非洲-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9000 年前到 5000 年前这段时间，就是地质学家所说的全新世气候最佳适宜期（the Holocene Optimum），下一章我们会了解到，这种环境对农业革命时期各种动植物的驯化至关重要。

集体学习促生的知识和技术，足以让人类走出非洲，移居其他日渐寒冷和荒凉的地区。对火的控制和使用是在寒冷气候中生存的关键。生活在冰河时代的人类也提高了狩猎技巧，缝制了暖和的衣服，建造了坚固的住所（通常以动物皮毛骨骼和冰块为材料），也发展了精细的技术来捕获草原上大型食草动物（如猛犸象）。一些具体的遗址为这些适应性策略提供了证据，我们将在随后的“旧石器时代生活方式”部分对此加以讨论，不过，这些遗址明确无误地证明，人类在面临毁灭性气候变化时表现出了惊人的适应能力。这能够为未来提供一种借鉴吗？

扩大化：人类的扩张

无可争议的考古学和遗传学证据表明，大约 9 万年前，现代人的一些小群体开始迁出非洲。小群体从他们原来占领的土地迁移到临近的新土地上，这种迁移活动是缓慢而零星的现象。小部分智人迁出非洲，在新家园定居下来，随着人口增长，一个亚群就会分离出来，然后移居别处。人类通过这种过程散布到整个地球（南极洲除外），尽管全球人口总数依然比较少。

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用扩大化（extensification）来描述这种全球殖民过程。克里斯蒂安将扩大化界定为一种创新形式，它允许“人类在地域上的扩张，同时人类社会在规模或密度方面没有出现相应增长”。⑤ 这个术语意味着，在旧石器时代移民活动期间，人类社会的规模或社会复杂性没什么增长。然而，旧石器时代人类社群远非原始的，因为在新工具、技术和精妙艺术的创造、向冰川地区的移民活动以及新技术的应用（从而让人类能够居住在各种环境生态龛中）等方面，集体学习都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这些全球移民的编年史表明，距今大约 10 万年到 9 万年之间，人类已经离开非洲移居到西亚和地中海地区；距今 6 万年已经移居东亚和澳大利亚；距今大约 35000 年到达乌克兰和俄国的寒冷地区；距今 2 万年达到西伯利亚；至少在距今 13000 年已经到了美洲（或许更早）。通过将这些日期与最后一次冰期各种气候事件的年代联系起来，进一步证明了人类的适应能力，可能也解释了这些移民活动。冰期出现不久，人类也开始迁出非洲。60000 年前到 55000 年前这段时间开始的全球变暖，显然与人类移居亚洲和澳大利亚的时间一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群似乎选择在大约 2 万年前末次盛冰期（Last Glacial Maximum）移居荒凉寒冷的西伯利亚！相同的环境也让人类移居美洲变得更容易，因为海平面的下降在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之间留下了一座陆桥。最后，在大约 14000 年前全球开始变暖时，具有东亚基因起源的一些人群发现，由于海平面上升，他们被阻隔在美洲。

因此，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已经居住在地球大部分地区；直到距今 1 万年，与人类的广泛分布相近的，只有狮子。与此同时，尽管人口数量有所增长，但是，人类社会的规模和复杂性没有发生显著增长。

旧石器时代生活方式：人类如何生活？

人类历史的 95% 没有留下书面证据，因此，渴望重建旧石器时代生活方式的人类学家和史学家只得依赖其他形式的证据。这类证据主要是关于考古遗存（包括骨骼、工具和生活遗址）的研究以及与现代社会（最接近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的类比。我们在解释这类证据时，需要小心谨慎，因为这两类证据有可能会误导我们。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采集

采集（Foraging，事实上可以与 hunter-gathering 互换）是指为了生存而从环境中收集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初看起来，这似乎也是其他许多大型动物的生活方式，那么，采集生活方式有何特别之处呢？答案在于团队合作的水平。一些动物当然也会结伴狩猎。人类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在收集或猎取所需的资源时，已经掌握了许多世代以来积累起来的信息。因此，与其他物种相比，人类的采集活动更精确、更多样化，也更依赖信息。毫无疑问，这种采集活动也更高效和更有创造性。在这里，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物种独具特色的特征：与其他任何物种相比，我们在开发环境的时候，使用了更多知识，也更加高效。这种差异也解释了我们物种的影响力为何随着时间流逝而稳定增长。

采集活动可以采取许多不同的形式。一些采集者专注于某些特定的物种，而其他一些是“多面手”。一些采集者进行大范围的活动，另一些常年只在大本营附近。不过，所有采集者都具有一些基本特征。比如，对现代采集者做出的人类学研究表明，每一个采集社会都需要大块土地来维持自身，这意味着种群规模不能太大。在全新世早期的欧洲，采集生活方式供养一个人需要大约 10 平方千米土地，在早期农业社会，同样大小的土地可以养活 50 人到 100 人。

由于需要在大片土地上收集食物，因此，采集者常常四处流动，根据食物的季节变化而四处迁徙。为了成功地过一种迁移生活方式，人类社会需要把人口数量控制在很小规模，因为迁徙的群体不可能供养太多需要供养的婴儿或老年人（他们降低了流动性）。因此，旧石器时代的生存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自然节育、杀婴和杀死老年人。一位研究者声称，史前社会的杀婴率高达 50%。其他比较人类学家也指出，在旧石器时代，50% 的新生女婴都被他们的父母杀死。这些活动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迁徙型采集民族的人口增长十分缓慢。

现代采集民族主要食用采集到的食物，包括植物、根茎、坚果、小型动物和昆虫，有时候也搜寻腐肉和狩猎。来自南非克莱塞斯河入海口的证据表明，大约 10 万年前，人类通过把大羚羊驱赶到陷井中来猎取它们。在法国拉昆塔遗址（La Quinta site），早期狩猎者很可能把马群和驯鹿群赶到悬崖边。这些实例意味着，更具对抗性的大型狩猎活动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搜寻腐肉是一种投机取巧行为，更安全也更轻松，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的大多数肉类食物可能主要来自偷窃：偷窃肉食动物杀死的动物尸体，把它们拖拽到安全之处，然后使用工具宰割肉和骨髓。

与狩猎的证据相比，我们更加难以找到与植物采集相关的考古证据，因为骨骼和工具可以保存下来，而植物遗存通常难以保存。赞比亚的卡兰博瀑布遗址（Kalambo Falls site）是一个重要的例外，那里发掘出大量与采集的树叶、坚果、水果、种子以及木质工具相关的证据，它们距今 18 万年。对现代采集社会的人类学研究证明，对于生存而言，通过采集获得的食物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肉类。的确，现在大多数史前史学家普遍认为，狩猎是旧石器时代一种漫无目的的策略，在所有热带或温带环境中，收集并消耗植物和小型动物为人类提供了大部分热量。

多种采集技术的实例

在现代人看来，旧石器时代人类使用的各种采集技术乍看起来似乎十分简单。然而，为了生存，旧石器时代的采集民族需要掌握与他们环境相关的大量详细知识，以及具备把最合适、最有效的技术和技巧应用到特定环境生态龛的能力。尽管所有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都过一种采集生活方式，不过，随着人类移居到各种不同的环境，他们的技巧和技术也显得千差万别。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寒冷气候下的生活需要一套专门技术，数千年来，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北部因纽特人就证明了这一点。在毛皮衣服、独木舟和其他渔猎工具（由石头、骨头、尖牙和鹿角制造）的帮助下，因纽特人在我们物种其他成员难以生存的地区取得了成功。

旧石器时代人类适应寒冷气候环境的另一个证据，来自乌克兰基辅附近的美热里奇（Mezherich）遗址。1965 年，一位农夫在挖自家地窖时，碰到了一头猛犸象的下颚骨，随着进一步的发掘，一座完全用猛犸象骨骼建造的半永久性住所浮现出来。36 根弯曲的大长牙被用作拱座来支撑屋顶，其他骨骼被连在一起创造出墙体结构，甚至通常用来拴住猛犸象外层毛皮的“帐篷桩”也是骨头。据估计，这座建筑可能一共使用了 95 头猛犸象的骨头，它距今大约 2 万年。住所内部有琥珀装饰、贝壳化石、一面似乎用骨质鼓槌敲打的猛犸象头鼓，以及猛犸象骨骼的碎片（用来制作缝制衣服的针具）。

还有另外两个看似简单的技术和材料事例，它们足以证明旧石器时代狩猎－采集民族的创造性。在距今 11500 年到距今 11000 年之间，北美土著民族使用了一种锋利而坚硬的碎石工具，即克罗维斯矛尖（因为最早的物件发现于新墨西哥的克罗维斯，故有此名称）。这些矛尖是一些纤细的、带有凹槽的投掷利器，曾经被安装在木质梭镖上（或者装上手柄）。这样，这些梭镖就能够通过手或被梭镖投手投掷出去（就像澳洲土著民的标枪那样）。从大约公元前 1 万年开始，福尔瑟姆矛尖（Folsom points）取代了克罗维斯矛尖（Clovis points），并且在北美地区得到广泛使用，一直用到大约公元前 8000 年。这两种矛尖常常在猛犸象骨骼附近被发现，很可能的是，这种致命的投掷利器促使北美猛犸象和其他大型动物的灭绝。

非洲南部卡拉哈里沙漠的山族（the San Bush people）很可能从旧石器时代早期以来就一直过着狩猎－采集生活，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其中一些群体采纳或被迫接受农作。对山族进行的遗传学和人类学研究，为我们了解旧石器时代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见解。尽管山族传统的狩猎和采集工具似乎十分简单，不过足以支持他们生存了数千年。山族妇女使用的工具主要有：一条毯子、一根皮革绳索、一件用来装食物和柴禾的斗篷、一些小的手提袋以及一根用来挖掘的棍子。山族男人使用简单的弓箭（浸泡过毒药），外加一支梭镖，在卡拉哈里沙漠猎取小型动物。通过使用这些基本的工具，再加上对生活环境的充分了解，山族人展示了旧石器时代人类所创造的可能生存区间。

旧石器时代的生活水平

史前史学家就旧石器时代采集民族的身体和精神健康水平展开了激烈争论，山族人在这种争论当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当时对早期人类的研究认为，他们的一生“卑贱、残酷而短暂”。然而，20 世纪 60 年代在山族当中进行的田野调查工作（当时山族被认为是原始质朴、未受腐蚀的采集民族），促使人类学家对上述观点做出大幅修正。一个新观点出现：采集民族几乎过着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除了采集食物之外，他们有大量闲暇时光花在兴趣爱好上，他们的饮食也能确保很好的营养健康。对其他处于旧石器时代的社会——比如澳大利亚土著民，他们被认为生活在封闭的世界，未受到现代文明的污染——做出的研究，强化了这种新观点。

到 1972 年，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准备把旧石器时代社会称为“最早的富裕社会”，其特征为充足的、多样化的食物供应，因饮食平衡和经常锻炼而取得的高水平健康状态，没有流行疾病（它们后来杀死定居社会的大批人口），甚至享有充分的“闲暇时光”。萨林斯的结论或许故意夸大其词，并且富有挑衅意味，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他的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在卡拉哈里沙漠考察的年青一代人类学家指出，山族人常常生活在饥饿边缘；他们并不想继续选择这种生活，但是又别无选择；人类学家研究的那些所谓质朴原始的社会，没有一个未受现代社会的影响。关于旧石器时代生活水平的争论还在继续，这场争论提醒我们，要警惕通过现代狩猎－采集民族来理解旧石器时代所面临的各种难题，同时也提醒我们，把人类历史视作一个持续不断的“进步”故事是一种危险的做法。

小群体中的生活：一种自己动手的生活态度

食物采集者通常以大约 10 个人到 20 个人的小群体为单位生活。在农业出现之前，家庭是基本的社会单元，血族关系是把所有人类社群凝聚在一起的基本组织原则。对现代采集社会的研究表明，在必要时，一个核心的共同体会分成众多承担专门工作的更小群体，也存在与其他迁徙共同体的定期聚会（大规模的聚集），它们通常只持续几天。这些事件（澳大利亚的歌舞会就是一个很好例子）发生在资源丰富的地区，比如澳大利亚阿尔卑斯山山脚，每年 9 月到 12 月，大量博贡蛾子在那里汇集。当地土著民举办蛾子节，人们汇集在一起交换礼物、思想观念和信息；订立婚约；作为个体从一个群体前往另一个群体；举行礼仪；以及玩一些游戏。在这些比较大型的网络之中，送礼物是巩固社会关系尤为重要的一种方式，人们通常采取礼尚往来（或者相互交换）的原则维持良好关系。生活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旧石器时代人们也举行相似的集会，也通过交换物品和思想来确保不断发展公共关系。尽管这种群体间的大型聚会很重要，不过，导致大规模集体学习这一现象出现的机会却非常有限；据人类学家估计，在旧石器时代，大多数人一生中碰到的人不足 500 个。

小团体中的生活，需要对生活的方方面面采取“自己动手”的态度。在旧石器时代，既没有政府，也没有警察和法庭；所有事情必须在“家庭内”完成。在必要时，正义和惩罚的施行是私下的活动。人类学家理查德·李（Richard Lee）对卡拉哈里沙漠山族的“自己动手型”正义做了描述，我们从中可以管窥旧石器时代的死刑：

特维杀了三个人，其群落采取了罕见的共同行动，在光天化日之下伏击他，让他受到致命的伤害。他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所有男子将毒箭射向他，直到“他看起来像一头豪猪”（一位告密者的说法）。在他死后，所有男子和女子走到他身边，用梭镖戳他，象征性地为他的死共同承担责任。⑥ 

旧石器时代的两性关系

就旧石器时代两性关系而言，传统的看法认为，男子狩猎，女子采集食物。然而，这种模式受到最近的学术知识的挑战。尤其灵长目动物学家指出，雌性黑猩猩通过狩猎可以负担整个群体 35% 的食物需求，在没有雄性帮助下，雌性灵长目动物完全可以供养自己和孩子。人类学家也在现代的石器时代文化中发现了一些例子，其中男性采集植物（卡拉哈里沙漠的山族），女性从事渔猎（菲律宾吕宋岛的阿格塔文化）。今天，更流行的模式认为，这些活动是灵活的，到底由谁采集、由谁狩猎，往往取决于能力、知识、必要性以及女性的生理周期，而不是刻板的性别区分。

旧石器时代的世界观？

旧石器时代生活方式留下的证据稀少而模糊不清，因此，我们对旧石器时代人类思想意识和信仰体系的评论，肯定具有高度的推测性。对现代小型社会做出的研究也强烈表明，采集民族可能认为他们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许多人认为，他们的灵魂会以其他动物或自然地貌的特征轮回。他们信仰一个充满各种灵魂的世界，在特定条件下，他们可以进入其中。不过，旧石器时代的这种灵魂世界观是具体的和地方性的，与特定地区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普世神灵联系在一起。我们通过三个不同的例子来论证旧石器时代的“宗教”信仰，尽管史前史学家还没有就这些例子的确切含义达成一致意见。

山族洞室艺术：非洲南部发现了大约 15000 个山族岩石艺术遗址，最古老的距今 7 万年。这些艺术似乎并不是简单用来装饰岩石居所的墙壁，或描述每天的狩猎场景和动物，它们似乎具有一种强烈的仪式意义，或许与山族的萨满教宗教活动联系在一起。那些萨满教僧人——他们可能因食用药物而意识反常——经由某种方式激发当地动物身上的超自然力量，从而进入一种精神世界，随后又把这些精神体验描绘出来。在绘画中，最频繁出现的动物是大羚羊和大弯角羚。并非所有山族艺术都具有超自然和魔幻特征；其中许多描述了日常生活以及在严酷环境中求生所需要的技巧（参见图 4.7）。

图 4.7　山族洞室艺术，津巴布韦东部。

山族的日常生活场景

维纳斯雕像：从大约距今 25000 年以来，从比利牛斯山到顿河流域的欧亚大陆广大地区，逐渐出现了一些怀孕女性的陶土小雕像。这些塑像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描绘人类形象的最古老的雕刻作品，人们对它们的意义和目的做出了各种解释。一些历史学家声称，这些怀孕女性雕像的大量出现，证明了以母神（她与大地丰产联系在一起）崇拜为基础的古代宗教活动。其他一些人认为，它们差不多是男性制造出来用来抚摸和把玩的色情产品。还有一些人认为，它们可能是玩具和女性自画像（参见图 4.8）。

图 4.8　维纳斯雕像。

这种小型女性雕像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

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岩洞艺术：澳大利亚土著民的岩石艺术（参见图 4.9）至少可以回溯到距今 4 万年，或许更久远。最近的研究表明，艺术技巧并不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而是相当突然和迅猛地出现的。尽管专家可以依照年代顺序来梳理数千个已知的例子，但是，土著民的岩石艺术遗址往往是动态的，呈现的是数千年累积起来的形象。在西阿拉姆地（Western Arnlem Land），当地的环境和气候变化在艺术中得到了清晰的呈现。干旱年代体现在对袋狼（一种类似狼的食肉有袋动物）灭绝的描绘中；随后的港湾河口湿润年代，则由河水上涨、肺鱼、咸水鳄以及非比寻常的彩虹蛇（Rainbow Serpent）体现出来；接下来的淡水期，以鹅和鹅的羽毛装饰为主题。在最近 3000 年，土著民绘制了淡水动物群的 X 射线形象，展示了各种鸟类和爬行动物的内部结构。

图 4.9　土著居民岩洞艺术。

这种图画所赞美的，是蛇和巫蛴螬（Witchetty grub），它肯定具有精神意义

西阿拉姆地的土著民为岩石艺术赋予了独特的序列，这种艺术更多地充满了精神性。他们认为，最古老的形象是米米族（Mimi people）创作的，他们相信，在彩虹蛇创造土著民之前，米米族于梦幻年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米米族教会土著民如何在这个地区求生，随后，他们化作精神存在。距今更近的艺术则全部是由土著民自己创造的。金伯利地区万第纳岩画（Wandjina paintings）描绘了一些十分强大的创世神灵，他们控制着基本的自然力量，比如风、风暴和洪水。这些神灵以人形显现，不过，他们身躯庞大（轮廓呈红色）、眼睛大而黑、没有嘴巴，并且周身带着云和雷电的光晕。

旧石器时代对地球的影响

旧石器时代的采集者们对环境有很大影响吗？传统观点认为，他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然而，现代证据表明，尽管他们人数相对较少，但是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确实对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人口数量做出的估算非常不确定，根据大多数估计给出的数据，在最后一次冰期末期，人口总数为 500 万到 1000 万，最高的估计数字是 1500 万。意大利人口统计学家马西姆·利维－巴茨（Massimo Livi-Bacci）更加保守，他给出的数据如下：第一次冰期开始时，人口为 1 万；旧石器时代早期为 50 万；最后一次冰期末期（大约 1 万年前）只有 600 万。这些数据让我们对人口密度有一个大致认识，即在距今 1 万年，大约 1 人/25 平方千米。不管所有数据和密度有多低，大量证据支持了一个假说：通过火棒农业和消灭其他大型动物，早期人类对生物圈产生了显著影响。

火棒农业

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在旧石器时代，受到控制的火的使用显得极其重要，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能源革命。尽管我们人亚科原人的一支祖先即直立人可能“发明了”火的使用，不过，这种使用只是在旧石器时代才得到重要开发。火显然有利于烹调（让食物更容易消化），也能够提供温暖，不过，通过火棒农业（fire-stick farming，严格而言，这并不是农耕的一种形式），火也被用于大规模狩猎活动。

数万年以来，澳大利亚土著民就放火烧山驱赶猎物，或者促进用于采集和狩猎的新植物的生长。澳大利亚考古学家里斯·琼斯（Rhys Jones）于 1969 年创造了火棒农业这一术语，用来描述这种实践活动，这种活动产生了长久的影响，将灌木丛林变成草地，抑制了某些物种的连续性。尽管一些研究者认为，土著民对火的使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微不足道，但是，在许多地区，这种活动通过改变植被（比如，促使喜好火的桉树生长），让土著民所需要的食物产量最大化，从而明显地改变了自然生态系统。火棒农业也是欧亚大陆一些地区、新西兰以及北美的实践活动，也体现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对环境产生的另一重大影响中——大型动物的灭绝。

大型动物的灭绝

随着早期人类移居全球各地，他们也进入人亚科原人此前未曾到达的大陆，尤其澳大利亚和美洲。到 20 世纪 60 年代，保罗·S·马丁（Paul S. Martin）等古生物学家开始收集证据来证明这些移民活动所产生的剧烈影响。坦率而言，通过带来一波又一波的灭绝潮，人类证明了他们的适应能力和技术威力，其中包括生活在这些大陆的大型动物的灭绝，在此之前，它们还没有碰到过这种新来的肉食动物（即人类）。自从人类到达美洲之后，所有体重超过 45 公斤的动物差不多消失了 75%，在澳大利亚，这一数据高达 86.4%。

最大型的物种受到的威胁也最大，因为它们行动和繁殖都十分缓慢。猛犸象、长毛犀牛、巨型麋鹿在欧亚大陆消失；马、大象、巨型犰狳和树懒从北美绝迹；在澳大利亚，几十种大型有袋动物不复存在，一些消失在人类到来之前，一些是在人类到来之后不久灭绝的（参见图 4.10 和图 4.11）。气候变化显然起了重要作用，不过，大多数科学家都承认，通过机会主义的狩猎活动和火棒农业，四处拓殖的人类至少对这些灭绝事件负有部分责任。在美洲和澳大利亚，被驯养的大型动物的灭绝，很有可能在人类采纳农业的可能性和时机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下一章会对此进行考察。

图 4.10　巨型短面袋鼠，世界上最高的有袋动物。

这种短面袋鼠高达 3 米，有一对非常长的爪子，可能用来获取高高的枝头上的树叶。大约在人类到达澳大利亚时，这种袋鼠也绝种了

图 4.11　澳大利亚灭绝的大型动物。

这幅图描绘了人类来到澳大利亚之际当地灭绝的大型动物。这种灭绝部分是气候变化的结果，部分是人类狩猎活动的结果。人类使用的石器狩猎工具和其他的活动证据出现在一些动物的骸骨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