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章所述，采集民族很擅长通过扩张到新生态龛和新环境来寻找新能源，我们将这个过程称为扩张化。相反，农民想方设法从一个既定地区获取更多能源，我们把这种过程称为集约化（intensification）。采集民族“收获”和赖以为生的，是自然选择所提供的各种不同动植物。农民收获的动植物种类少许多，不过，他们学会了人为地增加这些食物的产量。采集民族和农民都有能力以重要的方式控制自然，但是，后者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在这么做。

什么是农业？

为农业下定义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最好的办法，或许就是把它视为一系列方法，通过控制动植物及其周围的景观，这些方法可以增加人类可资利用的能量和资源。因此，农业取决于植物和动物（包括人类）之间双向互动关系的建立。这种相互作用可以演化成一种共生（symbiosis）形式，共生是一个生物学术语，用来描述物种的相互依存。在自然界，许多有机体因食物或保护的原因而相互依赖。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关系逐渐影响到每一个物种的进化方式。一些物种在进化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最终，它们无法独自存活。这就是共生现象，这种例子在人类之外的世界不胜枚举。

非洲的栽培蚁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栽培蚁会悉心照顾和收获真菌，以此作为饮食的一部分。没有栽培蚁的干预，真菌就会死亡，反之亦然。蜜罐蚁也学会培育另外一个物种，即蚜虫。它们保护蚜虫、培育它们、帮助它们繁殖，然后从中吸取蜜汁。经过许多世代之后，这两个物种的进化适应了这种共生的生态龛。

与栽培蚁和蜜罐蚁一样，农民学会了牧养和控制有用的物种（比如玉米和牛），以及提高被他们驯化的物种的产量。从这种驯化（domestication）中获益的，不仅仅是人类。被驯化的物种也获得了好处，因为农民会保护它们免遭食肉动物伤害，帮助它们繁殖，确保它们的存活。（这也解释了今日世界为何有这么多绵羊、奶牛、狗以及稻米和小麦。）在时光飞逝中，人类和被驯化的物种最终都十分依赖这种关系，以至于一方消失的话，另一方的生存会受到严重威胁。

这种共生关系对每个所涉物种的长期影响，会呈现出差异。人类因驯化而发生了文化上的变化，最终发现了新的技术和生活方式。比如，人类共同体从 1 万年前小型的采集群体发展成大约 5000 年前复杂的、相互依存的城市和国家。被驯化的物种发生了基因变化，最后导致了新物种的出现。现代玉米的祖先蜀黍，就是被驯化作物的进化的典型例子。野生蜀黍是一种细小的、瘦长的、没有太多营养的植物，尽管在没有人类的帮助下，它可以在野外生存。现代的各种玉米不但大很多，也更有营养，但是失去了野外生存的能力；没有人类的积极干预，它们无法繁殖。这些对驯化做出的不同反应，证明了人类史（主要的动力是文化变化）与生物史（主要的动力是遗传变化）之间的根本差异。

一场缓慢的革命

农业革命一开始发生于地球上少数几个分散的地区，然后扩张到其他地区，这个过程一直延续至今（参见地图 5.1）。直到 20 世纪晚期，大多数考古学家依然认为，农业的出现是一个非常迅速的过程，是突然从采集生活中分离出来的。然而，在过去十年，研究者认为，充分发展的驯化可能花费了几千年时间才出现，而不是此前所认为的几个世纪。新的数据表明，从采集野生植物、培育它们再到驯化它们，是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年代上的这种修正，部分是植物基因组研究——寻找作为驯化结果的物理变化的遗传学证据——的产物。比如，在谷物因成熟的驯化而出现一些遗传变化之前，人类使用这些野生谷物已达几千年之久。

地图 5.1　早期农业地址分布

奥哈罗二期（Ohalo II）考古遗址位于以色列加利利海西南海滨，这个村庄有小屋、炉膛和墓葬，该遗址的证据证明人类采集和利用野生谷物的时间有多么漫长。这个定居点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 23000 年（比植物驯化的出现早了 1 万年）。挖掘者发现了 9 万多种植物的证据，它们是当时居民的食物，其中包括野生橄榄、阿月混子、橡子以及大量野生小麦和大麦。尽管没有遗传学证据表明当时存在任何驯化这些植物的尝试，不过，研究人员确实发现石器工具上残留着小麦和大麦，这意味着居民将谷物磨成面粉，或许还在炉膛烘烤生面团。这表明，在尝试驯化野生谷物之前，人类已经使用和收获它们达数千年之久。

农业最早出现的地点和时间依然尚无定论，专家们分歧很大。如表 5.2 所示，考古学家在世界各地找到了最早进行驯化尝试的证据及其大致日期。毫无疑问，与最早的农民相比，采集民族很早就实现了第一次成功的驯化——狗的驯化。尽管根据迄今所知最早一只家养狗的残骸来推断，它生活的年代仅仅是 1 万年前多一点，不过，DNA 证据显示，最初的驯化至少发生在 15000 年前。

地点 

时间 

西南亚（新月沃土） 

9000 

埃及和苏丹（尼罗河流域） 

8000 

中国（长江和黄河流域） 

7000 

澳大拉西亚（新几内亚高地） 

7000～4000 

撒哈拉以南非洲 

3000～2000 

印度河流域 

2200 

中美洲（墨西哥中部） 

3000～2000 

南美洲（安第斯山区和亚马孙地区） 

3000～2000 

北美洲（美国东部） 

2000～1000 

过渡到农业

过去几十年，人们提出了各种理论以解释向农业的过渡。最初的一个观点认为，某个创造性人物肯定“发明了”农业，其他人随之加以仿效。尽管这种观点初看起来合情合理，但是，它很快就遇到了一个难题。考古学无可争辩地表明，农业在几千年时间分别出现于世界不同地区。在这些早期的农耕地区，许多相互之间没有联系，因此，模仿也无从发生。这最有可能是中国和新几内亚的情况，美洲也是如此，这个世界区在地理上与非洲-欧亚大陆隔绝，但是那里也出现了非常相似的驯化过程。

考古学也表明，采集民族并非总是将农业视为更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在邻近早期农耕社会的一些地区，采集生活持续了几个世纪甚至好几千年。比如，南部非洲卡拉哈里沙漠和澳大利亚北部约克角的食物采集社会对农耕有所了解，甚至与农耕社会毗邻而居，但是它们显然没有采纳农业。这两个地区存在诸多不利于农业生产的环境，此外，似乎并不是所有人都想成为农夫，原因或许在于，与采集生活方式相比，农业生活方式通常更需要体力、更不利于健康、压力也更大。（还记得我们在上一章所讨论的最早的富裕社会吗？）对骨骼残骸的分析表明，早期的农业民族也遭受新疾病的困扰，其中许多由驯化的动物传给人类，他们同时也承受着更大的压力。甚至有证据显示，在早期农业社会中，人类寿命缩短，婴儿死亡率上升。最早的农民的生活十分艰辛！

澳大利亚大陆虽然比塔斯马尼亚岛大许多，不过，它很大程度上还是与其他人类群体处于隔离状态，农业也从未在那里发展起来。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合理的假定：在当地，没有一个地区能够证明农耕比采集更有利。总而言之，澳大利亚土地贫瘠，人口密度小。当欧洲人在 18 世纪末到达澳大利亚时，这块大陆的总人口可能只有区区几十万，尽管某些地区（尤其海滨地区）人口密度比内地大很多。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事实，即与美索不达米亚不同，澳大利亚没有进化出易于驯化的植物物种。当地唯一一种在近代被驯化的植物，是马卡达姆坚果，尽管存在其他一些有可能被驯化的植物，包括各种甘薯和芋头——它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得到种植，但在澳大利亚只是被采集的对象。

这些证据表明，用来解释农业出现的“卓见”理论——认为存在一位旧石器时代的爱因斯坦——是行不通的。另一种观点在今天得到更广泛的接受，它认为，农业革命是一种渐进过程，有意识的人类规划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十分有限。这种“演化而非革命的”解释所关注的，乃是气候变化和有利于从采集向农耕转变的环境，以及某些地区不断增长的人口密度带来的人口压力。

气候的角色

最近一次冰期的最后一次循环大约开始于 11 万年前，当冰原扩张、海平面下降时，全球气温在 21000 年前到 16000 年前这段时间降到最低水平（参见第 4 章）。在所谓的盛冰期，气温非常低，大片森林消失，寒冷的冻原覆盖地球许多地区。这些严酷的环境，再加上大幅度的气候波动，意味着农业不可能在更新世确立起来（更新世是一个地质时代，大约从 180 万年前持续到 13000 年前）。由于动物迁徙路线变化频繁，不同的植物物种出现又消亡，因此，对更新世的人类社会来说，狩猎－采集是更好的生存策略。

随着一个新的地质时代，即大约开始于 13000 年前的全新世（参见第 4 章）的来临，地球经历了一次快速的全球变暖过程，最后一次冰期结束，尽管地球在新仙女木时期（从大约距今 12800 年持续到距今 11500 年）又经历了一次短暂的寒冷期。最近，叙利亚幼发拉底河流域阿布胡赖拉（Abu Hureyra）遗址的发掘表明，新仙女木时期很可能消灭了大量野生谷物作物，人们不得不驯化黑麦来应付食物短缺。其他一些考古学家令人信服地指出，只有更加稳定的全新世取代新仙女木时期之后，农耕才出现在大多数遗址的考古记录中。

随着全新世的到来，环境不但变得更温暖、稳定和友好，而且整个地貌也由于更加可靠的降雨而发生了改变。降雨量增加，因为全球气温的回升也意味着海洋中更多的水被蒸发，现代气候变化科学家在预测未来全球变暖的可能影响时，也考虑到了这个因素。全新世早期降雨增多，森林扩大到曾经寒冷的大草原，因而，那里的许多物种（如猛犸象和野牛）也被其他物种所取代。由于旧石器时代人类非常依赖的大型动物群向北迁徙，或者被人类赶尽杀绝，人类社会只好转而依赖较小动物，如野猪、鹿和兔子，以及新的根茎和种子植物。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食物采集群落能够尝试大量野生动植物物种，饮食十分多样。这种试验最终导致了成熟农业的出现。

一种文化和生态适应模式

美国考古学家彼得·里彻森（Peter Richerson）及其同事认为，在全新世，采纳农业不但成为可能，而且从长远来看也是必然之举。当不同的集群试验驯养物种时，它们的规模逐渐超过采集群体。里彻森指出，随之而来的群体间的竞争，多多少少迫使许多共同体采纳农业，农业的扩张也成为必然。

里彻森之类的研究者尝试将环境因素和社会学因素结合在一起，与那些依靠单一因素的分析相比，他们的努力为农业起源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所采纳的，是一种结合文化和生态适应性的多因论模式，其核心是气候角色的关键性（气候是一切解释的基础）。我们以如下 5 个步骤来描述这个过程。

步骤 1（前提条件 1）人类已经掌握了与农业相关的大量必不可少的知识和技能

步骤 2（前提条件 2）作为潜在的“驯化物种”，一些植物和动物物种已经“预先适应”

步骤 3　在世界上一些重要地区，人类已经采取一种不太显著的流动生活方式，至少开始了“部分时间”的定居生活

步骤 4　由于气候变化和人口压力，这些社会发现他们陷入到“定居陷阱”（trap of sedentism）之中。为了避免在日益增长的人口中出现饥荒，他们的定居生活方式，或者一年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同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致使进一步的集约化变得完全必要。由此导向步骤 5

步骤 5　农业成为唯一的选择

步骤 1（前提条件 1）人类已经掌握了大量与农业相关的必不可少的知识和技能。

农业取决于驯化过程，驯化不但适用于单个植物和动物物种，同样也适用于整个地貌。为了供应、保护和繁殖我们物种，人类已经驯化了地球的大片土地和整个生物圈。今天，地球表面大约 50% 的土地被驯化，以便用来放牧和耕作，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地球上超过一半面积的森林消失了。① 这并不是一种新现象；自从 20 万年前我们在地球上出现以来，人类就掌控了物种和地貌来增加他们的食物供应，并且减少暴露在捕食者面前的危险。可以说，为了了解动植物和掌控自然环境，采集民族从文化上进行了“预先适应”。食物采集民族也展现了他们通过实践快速改变环境的能力，比如火棒农业以及导致大型动物灭绝的狩猎策略（参见第 4 章）。随着农业的出现，这种控制在规模上得到了极大提升。

步骤 2（前提条件 2）作为潜在的“驯化物种”，一些植物和动物物种已经“预先适应”

与此同时，纯粹出于偶然，一些动植物物种的进化方式使得它们比其他动植物更适合驯化。并非所有动植物都能够得到驯化。只有大约 100 种植物已经成为有价值的驯化物种。在地球上 148 种陆地哺乳动物中，农耕民族只能驯化其中 14 种，因为潜在的可驯化动物必须满足一些条件，包括快速成长、稳定的出生率、合群以及温顺。

在大约 100 种驯化植物中，小麦是物种在遗传上预先适应驯化的典型例子。尤其西南亚三种谷物作物——单粒小麦、二粒小麦和大麦——的驯化，标志着从采集向农业过渡的开始（参见图 5.1）。通过利用野生的和驯化的单粒和二粒小麦之间的遗传关系，植物遗传学家指出，土耳其东南部迪亚巴克尔（Diyarbakir）西部地区最有可能是它们最早被驯化的地方。如果事实如此，那么被驯化的单粒和二粒小麦就是从那里传播到非洲-欧亚大陆其他地方，最终遍及世界各地。现在，世界上每年生产的小麦产量超过 5624.5 亿公斤，在世界 67 亿人口消耗的热量中，小麦差不多提供了其中的 1/5。

图 5.1　早期驯化的小麦。

西南亚对二粒小麦和大麦的驯化，是从采集生活向农业过渡的关键

确实存在大量很有前景的、潜在的驯化物种。在西南亚，被称为新月沃土（Fertile Cresent）的地区的气候、肥沃性和土壤都很适合农业，那里也生存着大量野生动植物。新月沃土是一块拱形高地，北抵地中海东岸，东达土耳其东部和伊拉克北部山区，向南沿着高地绵延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东部。很显然，新月沃土的巨大潜力是农业在此发端的一大原因，这是环境世界史家贾里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其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提出的观点。

相反，美洲缺乏很容易驯化的谷物作物。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玉米的祖先蜀黍并没有很大的玉米穗（不同于二粒小麦和单粒小麦的穗）。蜀黍粒不但小而坚硬，而且分布在众多枝丫多须的小球上。早期美洲农民花了许多世代来培育蜀黍，以便造就遗传变化，从而获得更大的玉米穗、行数更多的玉米粒以及更柔软的外壳。这就延缓了一种富有营养的、成功的粮食作物在美洲世界区的广泛传播。

步骤 3 在世界上一些重要地区，人类已经采取一种不太显著的流动生活方式，至少开始了“部分时间”的定居生活

考古证据显示，大约 15000 年前以来，定居人口在世界部分地区增多。气候变化和人口压力解释了这种现象。在最后一次冰期末期，气候变得更温暖和湿润，大量人口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定居下来。由此可见，圣经中“伊甸园”位于西南亚并不是一种巧合。居住在那里的人们一开始并不从事农耕，他们只是以当地丰富的自然果实为食。最终，他们的定居生活导致人口过剩，因为定居民族并不像流动民族那种限制人口增长。

移民进一步促成了人口过剩的压力。许多资源丰富的地区，也是移民的天然通道。西南亚是一个典型例子，因为它是人类在非洲和欧亚大陆之间来回迁移的主要通道。同样，两块大型的美洲大陆之间的移民活动要经过中美洲，这或许有助于解释最后在那里定居的密集人口。很显然，到大约 1 万年前，越来越多的考古遗址表明，这种跨地区的移民最终导致了人口压力局部化。

作为气候变化的结果之一，人类社群放弃迁徙生活，转而采纳定居生活，同时继续着他们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这种社会被描述为“富裕的食物采集者”——他们可以获得充足的资源，因此，他们能够安顿下来，成为“定居者”。比如，在澳大利亚，一些土著部族放弃“完全的”迁徙生活，构筑鱼梁，在附近村庄住下来。澳大利亚东南部贡第杰玛若人（Gunditjimara people）可能几千年来一直在“饲养”鳗鱼。他们并不是四处迁徙的部族，而是居住在大型的永久性村庄，有强有力的首领。换言之，虽然他们不是农民，但是他们采纳了农业社会的许多社会和政治特征。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证据：几百个永久性村庄遗址、用来饲养鳗鱼的 116 平方千米的人工沟渠和池塘、用来熏制产品（便于运送到澳大利亚东南部其他地区）的树木。

然而，尽管存在这种富裕的采集生活，并且澳大利亚北部与新几内亚以及附近海岛的农耕者距离很近，但是，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从没有超越富裕的采集生活，从来没有从事农业。人们提出一系列地理的、气候的以及社会的理论（它们都不是很有说服力）来解释一个事实：当欧洲探险家到达澳大利亚时，这块大陆上的居民完全过一种采集生活。最合理的解释可能如下：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尤其沿海地区居民，生活在一块相对富足的土地上，由于资源如此丰富，因而，抛弃成功的流动生活，接受更匮乏、压力更大的生活方式（以甘薯和芋头的培育为基础），对他们根本就没有吸引力。时至今日，一些传统的土著部落依旧享受着采集生活，他们喜欢美味的“丛林美食”而不是商品化的、经过加工处理的食品。

在中美洲、波罗的海沿岸、埃及和苏丹、东地中海地区，人们也发现了与富裕食物采集生活方式相关的证据。生活在中美洲太平洋沿岸和墨西哥湾的人们，享用着丰富的海洋资源，因此，他们在 5000 年前就定居下来了。由富裕采集民族构成的基本定居的社会，也出现在波罗的海沿岸，从公元前 1500 年到公元前 300 年一直有人居住的一些遗址表明，那里的人们发展出了丰富的捕鱼、狩猎和采集技术。在阿斯旺附近的尼罗河流域，关于富裕采集民族的更早证据被发现，在当地定居点（距今 15000 年）发掘出了捕鱼、狩猎和收获谷物的工具。② 

大约 14000 年前以来，西亚新月沃土西部地区（今日以色列、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也发展出了重要的富裕采集社会。这方面的最早证据源自多萝西·加罗德（Dorothy Garrod）于 1928 年在以色列北部纳图夫（Wadi en-Natuf）的考古发现。因此，这种文化被称为“纳图夫”（Natufian）。这些人居住在村庄，收割野生谷物，猎取瞪羚。纳图夫人使用的工具并非必然比他们前辈的更精致复杂，尽管他们对镰状刀片的更频繁使用证明食物采集活动发生了一次普遍性变化（参见图 5.2）。与以前相比，他们的谷物也得到了更高级的加工处理。除了标准的臼和石磨，还有用来碾磨谷物的容积更大的石板臼，即岩石层或岩板的凹陷部分。

图 5.2　纳图夫人。

艺术家描绘的新月沃土西部纳图夫文化的富裕采集者，这些人正在收割野生谷物

普通墓地的修建进一步突出了纳图夫人的特征，为那种可能具有领袖人物和社会等级的复杂社会提供了证据。一些墓葬人物身上的装饰品——帽子、手镯和吊袜带——可能是身份的象征。尽管与社会等级制相关的直接证据可能很少，不过，考古学家一直都无法解释一个事实：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被明显地“挑选出来”在定居点或附近举行丧葬仪式。③ 

叙利亚艾因马拉哈（Ain Mallaha）的考古发掘表明，纳图夫人的饮食主要是收获的并经过处理的谷类作物。骨骼残骸显示，由于吃了太多大麦粥和小麦大饼，大多人数都有蛀牙。与纳图夫文化的其他遗址一样，艾因马哈拉遗址也清楚地体现出了定居生活方式以及人口密度的增加（纳图夫人富足的采集生活的集约化所致）。据估计，艾因马哈拉常年人口大概为 200～300 人，以今天标准衡量，这个数字非常小，不过，这可能是到那时为止所出现的最大的人类共同体之一。④ 纳图夫人或许建造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杰里科（Jerico），凯瑟琳·凯尼恩（Kathleen Kenyon）于 20 世纪 50 年代晚期对该城进行了挖掘。在挖到有人类居住的前陶器层之后，放射性碳测年表明，杰里科自公元前 9600 年以来一直有人居住。更重要的是，纳图夫人在这个遗址居住的更早证据被发现了，时间可以回溯到公元前 12000 年。我们会在本章后面再次讨论杰里科。

最终，定居带来的人口压力、地方性人口增长以及持续不断的外来移民，迫使人类社会生活在越来越小的区域。到公元前 10000 年，食物采集民族已经散布到世界大部分地区，一些地方的空间不足以让他们全部安顿下来。由于每一个群体只能以更小块土地谋生，由于没有可供进一步迁移的空间，因此，这些人类共同体发现他们陷入我们所说的定居陷阱之中。

步骤 4 人类社会陷入“定居陷阱”

一旦人类群体可以通过富裕的采集生活方式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之后，流动性对人口施加的约束也就消失了。共同体不必抛弃年老的人，同时也能够供养更多小孩。较大规模的人口也提供了更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定居生活的结果之一，就是富裕的采集群体中人口的增长（纳图夫人的村庄就是很好的例子），最终会导致人口过剩问题。

所有纳图夫文化遗址都证明了定居生活以及当地人口的增加，这意味着，人口数量最终可能变得太多，以至于富裕的采集活动最终无法全部养活他们。约旦首都安曼郊区艾因盖扎尔（Ain Ghazal）遗址的发掘表明，大约公元前 7000 年，由于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来自附近地区的移民，这个定居点的人口快速增加了 3 倍。在人口压力下，当地人们做出了各种不顾一切的、不利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努力来增加谷物产量，包括过度耕作和砍伐森林（增加了水土流失），以及过度放牧山羊（阻碍树木再生）。在艾因盖扎尔，一些群体远走他乡，前往湿润的大草原地区过游牧和农耕生活。

在日益增加的人口面前，富裕的采集民族可供选择的生存策略并不多。由于气候的持续变化、空间的缺乏以及经历了许多世代的富裕采集生活之后，迁徙的狩猎－采集民族的技能或许已经丢失，回归到迁徙、采集的生活方式不太可能。另一个办法就是专注于提高共同体可以获得的动植物的产量，为此就得清除多余的树木或植物（除草和砍伐森林），种植、照看和收获合意的植物物种（驯化），照料、控制合意和有用的动物物种（放牧）。换句话说，当面临人口过剩的压力和气候变化时，富裕的采集民族唯一的选择，就是加强培育和采纳农耕。

步骤 5 农业：剩下的唯一选择

检验第 5 步所描述的普遍进程的方法之一，乃是将西亚向农业的过渡（这个模式似乎非常适用于该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比如中国和美洲）发生的事情进行比较。在中国中部地区，新仙女木时期结束之后出现的温暖湿润气候，为狩猎－采集民族提供了成群的野生牛羊、丰富的野生禾本科植物，尤其是绿色的粟。汾河流域挖掘出来的薛关遗址和柿子滩遗址清楚地表明，当地居民过着富裕的采集生活方式，尽管依然通过狩猎和采集来过活，不过已经定居下来。虽然还没有发掘出过渡性遗址，不过，公元前 6000 年以来，这个地区已经出现了大量农业时代早期定居的农耕村庄的证据，最著名的是磁山遗址和裴李岗文化遗址，这意味着，早在 8000 年前，这些人类共同体基本上通过驯化的粟谷生存。

在中国南部长江中游地区，公元前 8000 年之后不久出现的温暖气候，使得沿长江两岸的湖泊扩大，由此便利了野生稻谷的传播。两个考古遗址尤其清楚地揭示了从食物采集生活向农耕生活的过渡。吊桶环洞穴遗址发掘出了稻米化石层，其中包括野生、半野生以及驯化的稻米种类。（phytolith 意思为“植物化石”，是在许多植物中发现的相当坚硬的微粒。无机的植物化石不会随着植物的其他有机物质一起腐烂，因此，它们可以向古生物考古学家提供重要证据。）对植物化石的放射性测年表明，公元前 11200 年之后不久，野生稻谷可能就被食物采集民族收集起来，不过，在一度相当寒冷的新仙女木时期，它从这个遗址消失，当时，这种植物本身很可能已经南移。当气候再次变暖时，野生稻谷又回到长江流域，至少在公元前 6000 年，这种植物显然已被当地居民驯化。吊桶环遗址无可争议地表明，随着气候变化以及富裕采集民族采纳定居生活方式（由此导致不可避免的人口压力和稻米的最终驯化），一种驯化的谷物物种日益普及。⑤ 

在北美、中美洲和南美洲，相同的趋势也体现在考古记录中。由于气候变化，可供人类食用的各种食物资源也得以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定居生活的增多，人口压力的增强，这样一来，人类不得不采取程度更高的劳动密集型的耕作方法，并最终全面采纳农业。例如，在墨西哥，大约公元前 9500 年到公元前 2500 年的这段时期以高度流动性的采集生活为特征，直到公元前 2500 年或者更早时候，当地人们才生活在许多农业村庄（考古学家已经发掘和测定了它们的年代）。最早的农作物是南瓜，稍后是菜豆和辣椒。墨西哥佐哈皮儿科（Zohapilco）遗址和圣安德烈亚斯（San Andreas）遗址似乎长期居住着富裕的采集民族，他们最终转向农业，尽管我们很难确定这种转变以及最早的驯化的确切日期。

在北美洲，据保守估计，新墨西哥州莫戈隆高地大约在公元前 1500 年就驯化了玉米。密苏里州的菲利普斯普林（Phillips Spring）遗址表明，早在大约公元前 2500 年，从采集野生葫芦到培育并最终驯化这个物种的过渡过程就开始了。在南美洲，秘鲁中部高地的三窗岩洞（Tres Ventanas caves）提供了当地富裕采集民族食用马铃薯、葫芦和甘薯的最早证据。马铃薯的食用可以回溯到公元前 5500 年，尽管我们不是很清楚马铃薯驯化的情况，因为在这块有利的环境生态龛，这种物种也生长在野外。从食物采集生活向全面农业生活的过渡一旦发生，南美每一个遗址都显示出复杂定居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口密度的增加，太平洋沿岸尤其如此。⑥ 

通过考察当代的半农业社会，我们能一窥本章所描述的那种进程的早期阶段。亚马孙流域雅诺马马人（the Yanomami）长期以来都从事一种简单的火耕农业（或刀耕火种农业）。他们“清除”多余的树木和灌木丛，以便为他们的田地和作物提供更多阳光和营养。雅诺马马人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居住在巴西－委内瑞拉边界的亚马孙雨林，自 20 世纪“被发现”以来，他们是现代人类学研究得最多的部族之一。他们的游耕农业活动的基础，乃是大蕉和木薯的培育（参见图 5.3），不过，他们也捕鱼、狩猎和采集林中食物。他们居住在人口 50 到 400 人不等的村庄，每一两年就会迁移到另一块土地上，原来的村庄也就废弃了。这种较大的人口密度促使社会变得更复杂。尽管存在许多一夫一妻制家庭，不过，大型一夫多妻制家庭也很常见。在雅诺马马人中间，内部暴力和战争时有发生，男人往往为了女人、地位甚至奴隶而争斗。雅诺马马人过着一种混合型生活，介于迁徙采集和农业定居之间。我们必须认识到，雅诺马马人已经受到现代世界的影响，不过，他们提供了一幅生动的素描，我们从中可以察觉到人类生活方式和社会出现的剧烈变化，这些变化是从采集向农业过渡导致的一种结果。

图 5.3　雅诺马马人。

亚马孙盆地一处雅诺马马人的“农场”。雅诺马马人采取的是一种刀耕火种农业，他们“清除”多余的树木和灌木丛，以便为他们的田地和作物提供更多阳光和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