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认为最早的城市和国家大约于公元前 3200 年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不过，一个重要的事实在于，当我们从宏大的时段来观察时，城市和国家几乎同时出现（或许独立地出现）在世界上至少其他七个不同的地区。在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和努比亚，公元前 3100 年就有了国家。到了大约公元前 2000 年，印度北部出现了国家，中国也有证据表明国家的存在，到大约公元前 1000 年，中美洲和秘鲁也形成了国家。

为了思考城市的含义，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公元前 3000 年一个人从城镇来到城市。这个人会发现，她或他自己处于城市中更多的人中间，那里有几万人，而不是城镇的几千人或村庄的几百人。然而，城市不仅仅规模更大，它们还有更复杂的内部劳动分工，大多数人全职干着某种专门职业：金属制造工、啤酒工人、制陶工、织工、祭司、石匠、乐师、艺术家或士兵。

随着城市的出现，基本的斗争一如既往，即为每个人提供充足的食物，不过，在城市中，合作形式变得更复杂。通过使用像陶工和金属制造工这类专门工匠制造的工具，城市外围偏远地区的农民就可以生产出足够多的剩余粮食来供养城市居民。大致而言，在现代以前，大约九个农民才能养活一个城里人。

如果城市是从事专门职业的几万人的汇聚，那么国家又是什么呢？国家是由一个或好几个城市及其周围城镇和乡村构成的、在地域上组织起来的社会，人口从几万到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国家具有政治、社会和经济等级制度，或者说权力结构，它们基于系统的、制度化的强制，也基于大众的认同。国家不是政府的同义词；政府只是国家的一个层面。城市和国家大约同时兴起，因为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加需要领导层，也使掌权者可以获得的资源成倍增长。

当城市和国家相互贸易时，一些被另一些吞并，国家体制的规模也随之扩大，最终被称为帝国或帝国制度，那时，一个统治者控制着由许多城市和国家构成的大片领土。第一个帝国制度或许由尼罗河流域的美尼斯（或纳尔迈）于大约公元前 3100 年建立。阿卡德的萨尔贡（统治年代约公元前 2334－前 2279 年）在两河流域建立了一种帝国体制。到了大约公元前 1500 年，商朝或许在中国北部建立了一种帝国制度。

国家和帝国地域庞大，那里拥有相同的文化特征，其中也包括国家赖以存在的纳贡的农民。我们采纳了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1923－1999）的观点，将贡赋（tribute）界定为各种资源，可能包括物品、劳动、现金甚至人们，它们很大程度上由国家以威胁使用强制的方式来控制。奴隶制是最明显的贡赋形式，不过，在收取贡赋的社会，资源的许多流动是通过武力威胁来控制的，在许多情况下，武力被认为是令人钦佩的。

这些复杂的安排有时候被称为文明，文明一词源于拉丁语civilis（civis的所有格形式），意思是“属于一个城市”。文明这个术语在许多不同的意义上得到使用，常常意味着进步的阶段，或者更“先进的”社会相对于其他社会形式的优越性。为了回避进步的含义，考古学家经常以复杂社会替代文明。我们以农耕文明来指称庞大的国家和帝国制度；其中“农耕”一词旨在提醒我们一个事实，即文明始终依赖于它们周围的农业环境。我们并不想表达农耕文明比此前各种社会形式更优越或更“先进”；不过，它们更复杂，控制着更多的人力和物质资源。

更复杂的社会安排由不太复杂的安排演化而来，这种进程类似于复杂性不断增长的其他例子（我们在本书中已经见过很多）。它似乎特别类似于多细胞有机体的进化：曾经独立的实体相互联结，从而形成更大的统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