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些成就有多安全呢？发展（growth）一词反映了一种人类的视角：它意味着人类为了自身利益而控制的资源的增长。从生态学视角出发，20 世纪的宏大故事所讲述的，是一个物种如何突然开始支配整个生物圈的能源和资源。人类的“发展”意味着其他许多物种在可用土地、食物和栖息地上的损失。人类的活动也逐渐动摇了非生命的地质和气象体系，比如水的运动、气候变化模式或碳和氮古老的生物化学循环。

人们能够源源不断地从生物圈获取更多资源吗？发展是否已经开始威胁到现代社会基于其上的生态基础呢？

人类惊人的科技创造力所产生的巨大能量，是否真的处于人类的控制下，我们对此并不十分清楚。或许，我们物种已经获得的危险能量的最恐怖体现，就是核武器的发展。到 1986 年，世界上核弹头差不多有 7 万枚，它们基本上都保存在美国和苏联军火库中。一旦被使用，这些武器会给生物圈带来可怕的破坏。在 20 世纪，人类社会走到了全面核战争的危险边缘。1962 年，苏联政府同意部署核武器来保护它的盟友，即古巴，一个从 1959 年以后由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1926—）统治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1917—1963）下令封锁古巴，以阻止核武器运入该国，在几天时间里，世界处于核战争边缘。最后时刻，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1894—1971）领导的苏联政府做出让步，命令苏联船只返航。此后，超级大国之间还有几次濒临核战争的边缘，有时候仅仅出于误解。这些武器在 21 世纪早期依然存在。2010 年，俄国和美国依旧让数百核武器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这意味着它们在 15 分钟内就会发射出去。迄今为止，我们避免了核战争，但是仅此而已。

我们这个物种日益增长的生态力量还有其他各种体现，它们并不那么明显。19 世纪，人类开始人工合成对自己有用的化学产品。在 20 世纪，合成的新化学制品达到 1000 万件，或许其中 15 万件属于商业上的生产和使用，包括从杀虫剂和肥料到人工橡胶、塑料制品和合成纺织品。20 世纪 80 年代，人类终于认识到，其中一些化学物质——所谓的氯氟烃（chlorofluorocarbons，缩写为 CFCs），主要用于气雾剂、空调和冰箱——正在散发到大气中，也正在破坏那层薄薄的、保护地球表面免遭危险的紫外线伤害的臭氧层。关于臭氧层正在出现一个空洞的科学证据，最终促成了一次国际行动，1987 年，联合国支持的一项协定敦促全球逐渐停止使用 CFCs。自此之后，全球 CFCs 的生产几乎下降到零，因为人类已经找到了它们的替代物；当前的证据表明，臭氧层空洞没有继续扩大。这个故事不但说明了潜在问题的规模，也说明了解决这些问题可能需要的各种方法。

人类的活动——不仅仅指农耕——也改变了地球的土壤。与侵蚀、冰川作用和造山运动等自然力量相比，在更强大的内燃机帮助下的矿工、道路建设者和堤坝建造者能够在更大规模上移动土壤。在 20 世纪，人类用水量增长到原来 9 倍，当前，我们使用蓄水层储水的速度，是它们再生速度的 10 倍。几十年之内，世界许多巨大的蓄水层会干涸，其中也包括美国的奥加拉拉蓄水层（the Ogallala aquifer），它从达科他州一直延伸到德克萨斯州。

当我们从生物圈获取越来越多资源之际，其他物种感受到了压力。最具破坏性的是人类更多地使用和改变了其他物种的栖息地，因为人类平整地面来修建道路和城市，砍伐森林或者犁耕土地来开展农业。对生物多样性（不同物种的数量）下降速度做出的估算是粗略的。不过，最近几十年，许多研究都在探究这个问题。依照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在 2010 年的一项估计，现在生物灭绝的速度，大约是地球晚近历史时期生物灭绝速度的 1000 倍。这种速度接近过去 6 亿年发生的 5 次生物多样性迅速消失时期的速度。在迄今为止受到评估的超出 47000 种有可能灭绝的物种中，三分之一或 17000 种物种在不远的将来有灭绝的可能。在大约 5500 种哺乳动物中，超过 700 种（13%）是“极度濒危”或“濒危”物种，另外 500 种（9%）是“脆弱的”（参见图 12.6）。此外，大约 70% 的珊瑚礁——地球上最多样化的环境之一——正在受到威胁或者已经遭到破坏。正在减少的生物多样性不仅仅是一个美学问题，因为许多物种在生物圈的维护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比如，蜜蜂对于粮食作物的授粉至关重要。

图 12.6　正在减少的生物多样性。

绒毛原狐猴是一种只生活在马达加斯加北部的狐猿，也是地球上最罕见的哺乳类物种之一，野生的只有几百只，动物园没有它们的身影。猎杀和它们栖息地的破坏似乎让这个物种无法在野外生存

稳定的气候让农耕文明兴盛了几千年，现在，我们开始以各种方式改变大气，它们有可能在下个世纪对全球气候和海平面产生深刻影响。关键的变化似乎是大气中温室气体——比如二氧化碳和甲烷——含量的增加。这些气体吸收和保留太阳热量，减少反射到太空的热量，因此，它们含量的增长往往会抬升全球平均温度。更多化石燃料的使用，也意味着在短短几十年把几亿年以来储存在化石燃料中的碳排放到大气中。仅仅在 20 世纪，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就增长到原来 13 倍。

对大气成分长期变化的研究表明，1800 年以来，二氧化碳开始超过大约 80 万年以来的正常水平（参见图 11.1 和第 13 章）。1900 年到 2000 年间，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从大约 295 ppm（parts per million）上升到近 370 ppm，含量大大超过过去 100 万年的标准水平。预测这种变化的长期影响并不容易，不过，气候科学家达成了一种广泛共识，即这种含量肯定会带来平均气温的长期增长，从而导致海平面上升（部分因为极地冰川的融化，部分因为日益变暖的海洋的扩大）和全球气候变化。

最令人感到不安的事情在于，对过去几百万年的气候史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并非必然就是和平的过程。这种过程中存在一些临界点，即突然的迅猛变化时刻，那时，积极的反馈循环被抛弃，变化会以极快的速度发生，比如最后一次冰期末期的变化。例如，极地冰川的融化减少了反射阳光的面积，增强了这些地区吸收阳光的能力，也加速了更多冰川的融化。同样，冻原地带的融化会排放大量甲烷，与二氧化碳一样，甲烷也是一种强有力的温室气体，它会加速变暖的过程，反过来，这又会加速冻原地带的融化，如此等等。

我们改变环境的力量在快速增长，而在了解这些变化所造成的影响以及我们改变经济的能力方面，明显滞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