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250年里，现代革命改变了世界。表13.1和表13.2以及图13.1，对这一时期的工业生产进行了一些比较。它们所表达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全球工业生产几乎增长了100倍。当然，这些数据非常粗糙：粗略的统计正如“工业潜力”的定义一样并不可靠，而且没有把所有国家包括进去。尽管如此，我们从这些图表中所能得出的一般结论却是清楚的，即使将某些细节加以重大修正也不会改变这些结论。

就大历史的范围而言，这些图表所表现出来的重大变化看上去是全球性的、瞬间的。但是为了正确理解这些数据，我们必须使用更小一点儿的透镜，研究世界不同地区转型的形式和时间表。从一两个世纪的时间尺度来看，转型表现出一个清楚的序列。而这个序列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对现代革命的形式和影响是决定性的。那些处在一个新全球交换网络中心的地区最先体验到了创新的高速度以及现代化所特有的巨大动能之流。到19世纪晚期，它们在工业方面的领头作用赋予其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军事上的优势，使之在全世界现代性的特点和形式上打上自己的烙印。

转型首先在西欧变得明显起来。在一个世纪内，它使欧洲的增长速度，以及欧洲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发生了一场革命。这些变化根本改变了欧洲在全球世界体系中的角色。1750年英国、德意志、法国和意大利仅占全球工业生产的11%，而到1880年，它们几乎占到了40%。

表13.1 总工业潜力，1750—1980年

资料来源：丹尼尔·赫德里克（Daniel eadrick），《技术变化》，载于《人类行为造成的地球变化：过去300年生物圈的全球和区域性变化》，B.L. 特纳二世（Turner II）（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8页；基于保罗·拜洛赫，《1705—1980年国际工业化水平》，载于《欧洲经济史杂志》第11期（1982年）：第292、299页

注：这些数据包括手工业和工业制造。数据取整数，以每三年的年度数据为准，1913年、1928年和1938年除外。由于取整数的误差，在“世界”这一栏里的数据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栏里的总计数据会有误差。在这几栏里的数据也没有列入相关国家

表13.2 总工业潜能，1750—1980年，占全球总数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表13.1

图13.1 1750—1980年全球工业生产潜力（根据表13.2绘制）

从整体上看，今天的“发达国家”在1750年占全球生产的27%，1860年占63%，1953年占94%。英国明显地在工业化的第一个世纪里扮演着领先的角色。1750年，英国占全球生产的2%；1880年，达到20%以上。

工业力量平衡的改变使军事和政治力量的平衡发生了一场革命。到1800年，欧洲列强控制了全球大约35%的土地；到1914年，它们控制了大约84%的全球土地。[1]列强的人口平衡也在改变，只是不大明显而已。表11.1的数据表明，在1000—1800年间，欧洲占全世界人口的比例在12%——14%之间（14世纪暂时增长到了14%）。然后在1900年，其人口比例上升到18%，20世纪末又下降到大约9%。这些数据低估了欧洲人口的重要性，因为它们忽视了数百万离开欧洲到美洲和澳大拉西亚地区定居的人口。

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期，工业化似乎是一个欧洲现象。然而到20世纪，随着生产开始在大西洋经济的中心地区以外蓬勃兴起，工业化就表现为全球性的了。随着欧洲和大西洋社会的人口、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长，其他地区的政府认识到它们要模仿欧洲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成功。由于他们的努力，也由于世界经济和文化的一体化，欧洲的现代化模式就被强加给了世界其他地区。这些变化的速度和范围使得单独的区域工业革命，就像新石器时代单独的区域性转型一样完全没有了可能。实际上，欧洲的现代化模式为全球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模板，就像领先的农业地区的技术提供了模板一样，在农业时代早期区域交换网络中得到复制。今天全世界的商业人士都穿西装而不是长袍，英语成为商业和外交的世界语言就绝非偶然了。

为什么转型首先发生在欧洲？为什么欧洲的转型没有像宋朝的经济革命那样夭折呢？在工业化的最初一个世纪里，局限于欧洲和美洲的现代化轨迹究竟是怎样的？早期转型的主要特点何在？这些问题正是本章所要解决的。

由于最初走向现代化的一些变迁具有重大意义，本章余下部分将集中在西欧和北大西洋的中心地区。为清楚明白起见，我们将现代革命区为三个方面：经济变迁、政治变迁以及文化变迁。实际上，这些变迁只是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的同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转型的不同侧面而已。

英国经济革命

由于经济史学家把注意力放在经济变迁的细节上面（帕特里克·奥布赖恩称之为历史学上的“点彩派”），许多人就质疑“工业革命”这个概念，就像考古学家质疑“新石器革命”一样。近而观之，虽然细节毕现，却看不出更大的范型。但是从世界史的大范围看，就不会遗漏经济变迁的革命性本质。在最近的研究中，奥布赖恩写道：

当我们就18世纪上半叶和19世纪上半叶进行比较时，我们对当时经济变迁速度的衡量，不管是已经构建起来的还是重新构建的，所有迹象都表明，这两个特定时期截然不同的证据是不可动摇的。无论在英国（还是欧洲和美洲的其他地方），资本积累的持续性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总之，在1750—1850年间，英国经济保持了长期的增速，这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在国际上也是引人注目的。[2]

在讨论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时，我将重点放在英国。这并不是说英国是一个典型：相反，它的领先正好说明是一个非典型。[3]正如奥布赖恩和卡格拉·凯德尔（Caglar Keyder）所论证的那样，法国现代化道路，虽有别于英国，但是从任何客观标准看决不“落后”。法国农民支撑的时间更久一些，甚至在法国大革命后其地位还得到了巩固，因此进入19世纪，法国农业比英国农业更为传统，其社会结构也许更为不平等。但是，这两个国家在1780—1914年间生产的长期增长却无甚差异。[4]其实在创新速度上也不相上下。许多战略性的技术突破都不是英国的而是“西方的”。其中包括蒸汽机设计的早期开发、法国发明的雅克纺织机、使用先进的数字编码技术控制机械（1801年）、美国发明的棉花轧花机（1793年）、在法国首先发明的新式漂白过程（1784年）、瓷器（迈森，1708年）、玻璃制造和造纸的新技术、航空技术的滥觞、两位造纸工人蒙戈尔菲耶（Montgofier）兄弟在法国的西南的安东奈伊（Antonnay）首次进行的可操控飞行（1783年）。尽管如此，英国的经济转型是研究最多的地区（参见图13.3）。也是这些转型首次在同时代的社会中变得最为明显的地区。早在1837年，法国革命家布朗基用工业革命这个术语表明英国发生的经济转型非常具有革命意义，就像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更为明显的政治和社会变迁一样。[5]因此，英国仍然是观察腾飞的瞬间以及区域意义的最佳场所。

表13.3英国1700—1831年经济增长的测算

资料来源：N. F. R. 克拉夫特，《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经济的增长》（牛津：克莱雷顿，1985年）。第45页

注解：“国民生产”是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结合在一起所做的测算

不幸的是，布朗基的术语夸大了工业变迁的重要性。在英国，工业生产方式的变迁只是三重经济革命的一部分。第一重，随着资本主义体系特有的社会阶层和经济交换的出现，发生经济行为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相应发生转型。第二重，农业部门发生转型，农业生产的主要目标是获取利润，而不是养家糊口。虽然农业技术的变迁并不像工业方面那么惊人，但是它们的实际影响更大，至少在19世纪早期之前的情况是这样。N. F. R. 克拉夫特的统计表明，在18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农业生产至少与工业生产发展速度相当，有时还更快一些。[6]第三，基于商业化和使用新能源（例如煤和蒸汽）的全新生产方法使许多英国制造部门的规模和产能发生了革命，棉花、煤炭和铁器的生产尤其如此。此种产能的大幅提高，多因各种汲取矿物燃料中古代太阳能的巨大储备的技术所致。

社会背景

就像非洲—欧亚大陆的许多地区，18世纪的英国已高度商业化。但是在两个方面——政府和农村社会的结构——更是如此。政府和精英的支持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至少在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英国企业家能够如此有效运用包括在其他地方发明的新技术。[7]

18世纪英国在全球交换网络中的战略地位当然与其正好处在一个新的全球体系中心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地利之便确保英国政府对商业发生极大兴趣。但是正如我们所见，英国政府也已经预适应了这样的转型。英国的高度商业化很大一部分依靠连续几届英国政府在贵族和商人支持下持之以恒地、大胆有为地投资金融和军事，以保护英国的海外商业利益。[8]政府有很充分的理由支持国内外的商业行为，因为到18世纪大多数国家税收来自关税和货物税。通过建立英格兰银行，支持海外扩张，它保护了自己利益以及庞大的具有影响力的商业精英的利益。这与中国明朝形成了惊人的对照——明朝政府贬低商业，拒绝外贸。但是这两个社会的地理位置的对照也是十分鲜明的：一个现在处在全球交易网的中心，另一个却处在巨大而古老的亚全球交换网的边缘。

商业行为使得英国乡村发生转型。甚至在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英国，失地农民工也许构成人口的25%——30%。[9]在17世纪50年代，有一个英国作家坚持认为“英国堂区有1/4的居民生活悲惨，（收获季节之外）他们无从维持生计。”最近基于英国统计学家格里高利·金（Gregory King）的先驱性统计研究表明，在1688年，大约有40%的人口是“雇农和穷人”或者“打工者和不住家的仆役”，他们连糊口的钱也赚不够。[10]这些人大多无一分地，而有地者亦不足维持生计，沦为（马克思所言）无产阶级。许多人迁移到了城镇去，其数量增加极快。到1700年，英国10%的人口居住在伦敦。在那里，居住条件在很多方面还不如乡村（死亡率极高——据格里高利·金研究，达42‰），但是至少有机会找到工作。[11]

18世纪早期英国经济中最重要的部门是哪个？现代统计表明，37%的国民收入来自农业，20%来自工业，16%来自商业，20%来自租赁和服务业，而政府的收入构成剩余的7%。换言之，英国大约一半收入来自工业、商业或者租赁和服务。[12]随着也许一半人口主要依靠工资收入而不是农耕维持生计，而一个商业行为产生超过50%的国民收入的国民经济，英国社会开始进一步适应资本主义而不是传统的收取贡赋社会的理想模式。适应增长的社会结构预示着创新将在此种环境下盛极一时，而这正是我们所看到的。

农业

重商的立场和方法向前现代社会最重要部门农业的传播也许是最具重要意义的。在18—19世纪，资本主义方法开始令英国农业发生转型。这个事实极为重要，因为农业仍然是英国经济的引擎，正如其在传统的农耕文明中一样。在18世纪早期，它仍然是英国最大的生产部门，负责全国大多数的食品、衣料和原材料。在17—18世纪，土地拥有者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刺激了技术的转型，虽然这种转型按照现代标准是缓慢的，但是从世界史的范围看却是革命性的。

在大多数农耕文明里，农业的主要功能是养活在土地上劳作的人们。然而在英国，大约两个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土地集中到了大土地所有者手中，对于这些人而言，土地是利润而不是维持生计的来源。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小农被赶离土地或者被剥夺牧场、草场和林地的传统使用权。自16世纪以来，政府通过批准圈地——此举使得地主无视对于土地的传统权利——而周期性地鼓励这些变迁，从而产生连成一片的、封闭的土地。也许英国一半土地在18世纪中叶就被圈定，到18世纪晚期，主要通过议会的立法使这一过程基本完成。英国农民因而消失了，英国变成了第一个没有农民阶级而得以繁荣起来的大型社会。

对于大多数乡村居民而言，这些变化是灾难性的。再也不能依靠土地为自己生产，农村家庭发现自己只能完全听任飘忽不定的、靠不住的雇佣市场的摆布。W.G. 霍斯金斯（Hoskins）描述了莱斯特郡的维格斯顿·玛格纳（Wigston Magna），一个英国乡村的变迁，农业“进步”带来了金钱，但是并没有带来财富：

整个村庄的家庭经济发生剧变。农民再也不能从物质、土地，自己的乡村和强壮的臂膀的资源获取生活必需品。自给自足的农民转型为花钱者，因为他所需要的一切现在都在商店里面了。在16世纪虽然必不可少但是仅起到边缘作用的金钱，现在成了维持生活必不可少的东西。农民的节俭变成了商业的节俭。现在每一个小时的工作都有金钱——价值，失业成为悲剧，因为那些雇佣工人再无一分土地让他可以回去的。他的伊丽莎白主人间歇性地需要金钱，而他却几乎每天都需要金钱，当然一年中每个星期也是如此。[13]

在维格斯顿·玛格纳看来，1765年的圈地法是一场灾难。小土地拥有者在大约60年间都消失了，成了农业工人或者编织机操作工或者穷人。[14]

随着农民财产的丧失，他们以前的地主则富裕起来，中等规模的农场一般也多了起来。在英格兰中南部地区，超过100公顷的农场比例从17世纪初的大约12%增加到两个世纪之后的大约57%。[15]这些数字表明不平等的梯度在工业革命时期是多么迅速地加大。在大多数农耕文明里，大多数人能够获得一块耕地；实际上，农业生产的低速度确保人们能够得到土地，因为社会不得不把大多数劳动力分配给食物的生产。但是现在土地集中在了少数人手里。所有权形式的改变使得农业生产的经济革命化了。因为那些在大片土地上耕作的人不可能吃掉他们所有的出产，他们必须为了利润而耕种。土地拥有规模的增长因而为英国农业商业化间接提供了一条途径。

这种大范围的商业化改变了对土地的立场和方法。为了从圈地上获得利润，地主不得不为市场生产，或者交给商业化的“农夫”——也就是佃农，他能够为市场生产，然后从利润中分出一部分交租。这两种办法都将农业变成了商业而不是谋生手段。但是第二种方法有利于让贵族土地所有者与捞取钱财的粗俗商业保持温和的距离，即使他们还是喜欢利润。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得出结论说：“虽然我们没有可靠的数据，但是很清楚，到1750年英国土地所有者的特有结构已经显现出来了：数千个土地所有者把他们的土地出租给数万名佃农，而他们则与数十万名农业工人、仆人或者大多数时间出卖劳动力的破产的地主一起经营土地。”[16]

土地控制手段的变迁使农业技术发生了革命。商业农场主不得不为竞争的市场进行生产，因为他们不得不进行大量生产、有效生产。但是他们比农民更能取得资本以便投资于更有效率的生产方法。最后，在圈地运动之后，他们一般能够得到大片土地，运用小农生产所不及的现代农耕方法从事规模经济。确实，大多数在17、18世纪引入的技术不是最新的；在这一阶段，有效弥补现有技术的不足才是当务之急。实际上，直到19世纪农业机械和人工肥料才开始改变现代农业的技术。在此之前，大多数产业农场主引入的方法，自中世纪以来就十分熟悉了的，许多已经在欧洲不同地区使用了。英国的新意不过是使用这些技术的人为数众多，他们有钱投资并有效地使用这些技术。

英国农场主从中世纪开始就从低地国家借鉴了领先的方法，经常称之为“新耕作法”。这些综合农作和牲口饲养的新方法确有增产、减少休耕地数量的效果。许多农场主开始计划种植休耕地作物，如红花草或者芜菁。芜菁提供牛饲料，增加牲口数，而更多的牲口提供更多的粪肥。豆科植物能够有效地固氮，有助于恢复地力。因而新的作物轮耕法增加了单位面积土地上农作物和牲口的数量。但是还有许多其他变化——包括灌溉形式的改良、土地的重新开垦以及更加系统的牲口饲养方法——所有这些都在商业化的农业生产大量低价商品的需求刺激之下完成的。

随着这些变化开始变得更加广泛，英国农业生产的效率提高了，而农业工人的比例却下降了。随着农业雇工份额的下降，农业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在1700—1800年间保持在大约37%。[17]英国农业的全部产出在1700—1850年间增加了3倍，而男性劳力从事农业的比例却从61%（1700年）下降到29%（1840年）。据估计到1840年，英国的每一个男性农业工人生产大约1750万卡路里热量，相比之下法国为1170万，其他欧洲国家就更低了。[18]表13.4表明某些农作物的产量。

表13.4 英国1700—1850年主要农作物产量

资料来源：玛克辛·伯格，《制造的年代（1700-1820年）：英国的工业、创新和工作》，第2版（伦敦：劳特里奇，1994年），第81页，引用了R. C. 亚伦，《农业和工业革命》，载于《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1700年）》，罗德里克·弗鲁德（Roderick Floud）和唐纳德·迈克洛斯基（Donald McCloskey）主编，第2版（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年），1：109页

注解：“谷物”包括小麦、黑麦、大麦、燕麦、大豆和豌豆、畜用棉籽和燕麦。“畜牧产品”包括肉类、奶制品、奶酪、皮革和农场售出的草料

18世纪英国农业生产效益的不断增加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首先，它有可能使人口迅速增长。克拉夫特的统计表明，在18世纪，生产效率的增加之快足以支持马尔萨斯所观察到的人口快速增长，但是在19世纪，生产效率增加得更快，因而避免了从爱尔兰到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其他许多国家曾经遭受的马尔萨斯危机。[19]在英国，增长的人口扩大了农业产品的市场，刺激了进一步的投资，把更多的劳动力释放到了非农业的经济部门。

为什么有那么多商业资本被吸引到了土地上面呢？一个答案是人口的增长以及维持温饱的农业生产的衰落，促进了农村产品的内部市场。那些失地者不得不去购买食品，不管他们多么穷困。因此农场主一般能够依靠一个不断扩张的农产品市场。这些过程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市场——一个销售廉价消费品的巨大市场。这样的市场在一个只生产维持温饱的农民构成的社会里几乎不可能有任何重大的发展，正是这个事实限制了前工业世界的农业商业化。像北京、巴格达或帝国时代的罗马那样的城市需要大量的食品供应，许多精英家庭也是如此，他们需要奢侈品也需要生活必需品。但是在这些巨型城市之外，大多数人都是自己养活自己。大多数人完全依靠市场获得生活必需品的社会的出现是一个全新的现象，它极大地刺激了大量消费品的商业化生产。

尤其是变迁极为迅速，因为在英国，就像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一样，农村产品的外部市场在18世纪增长十分迅速。主要是殖民地市场，受到颇具商业头脑的政府的保护（有时不惜花费巨额成本）。在英国，殖民扩张以及1651年、1660年的航海法为英国产品提供了巨大的受到保护的市场。西印度尤其重要，因为其经济作物（自17世纪中叶以来主要集中在砂糖）意味着他们不得不进口所有所需要的食品。这就是英国所处的全球交换网络的位置对于商业化行为的巨大刺激之一。

工业

既然所谓失地雇佣工人数量激增，统治精英越来越依靠商业税收，农业部门高度商业化，以及顺利通达增长的世界市场，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就是，像改造农业一样改造工业为什么需要花费那么长的时间。之所以延迟的原因之一就是建立一个工厂或者购买一台蒸汽机，与投资“改良”农业或者更新畜牧业相比，需要一个更高层次的投资。因此，大多数工业生产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仍然是传统型的。大多数生产仍然是在手工作坊里面进行，其规模与4000年前之无甚区别，或者利用农民家庭的劳力在家里纺纱织布。实际上，有一段时间工业革命实际上刺激了小规模生产。第二个延迟的原因也许是在一个仍然由农村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里，对工业产品的需求比对农产品的需求更低。

然而，对利润的追求终于使工业发生了转型，就像使农业发生转型一样。难以确定前现代世界特有的创新的涓涓细流是在什么时候变成滔滔江河的。在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欧洲工业生产有了不少创新。但是很难证明英国的创新速度在18世纪中叶以前比其他地方更快。在1709年，在木材成本（1500—1760年间增加了10倍，而价格总体仅增加5倍）持续上扬的情况下，亚伯拉罕·达尔比（Abraham Darby）在施罗普郡（Shropshire）的克尔布鲁克达尔（Coalbrookdale）开始试验在吹炉中使用焦炭制铁。[20]这项技术早在11世纪的中国就已经投入使用了，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达尔比从中国的实践直接借鉴了这项技术。[21]实际上，他的方法并不十分高效，而且在18世纪60年代得到改进之前也没有广为传播。但是他们确实降低了成本，提高了产量，1784年亨利·考特（Henry Cort）采用搅炼法也是如此。总之，英国的铁生产在18世纪增长了10倍。[22]

另外一项技术发明的重大意义直到后来才变得明显，那就是使用蒸汽泵将水从矿井里面吸出来。大气压力是一种潜在的机械动力资源的观念，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在中国和欧洲可能都非常熟悉。[23]法国发明家丹尼·帕潘（Denis Papin）于1679年就已经弄清楚地大气压力的科学理论，首次证明蒸汽作为一种机械动力具有潜在用途。托马斯·萨弗里（Thomas Savery）1698年制作了一台工作蒸汽泵；其引擎运用压缩蒸汽形成的真空吸水。托马斯·纽康门（Thomas Newcomen）在1717年制作了改良型机器。因为效率低，用一个滚筒重复加热和冷却产生动力，所以未能推广。它还需要大量耗煤，因此最早的工业蒸汽机总是位于大型煤矿附近，那里能源充足而价廉。它们在那些地方提高了产能，尤其是那些容易周期性暴发洪水的煤矿。1742年，在克尔布鲁克达尔的达尔比铁工厂里，蒸汽机首次投入使用，不是用于唧水而是用于吹炉的风箱。到18世纪中叶，欧洲和美洲许多地方的企业都在使用纽康门的蒸汽机。

纺织生产者试验新技术，以便适应前现代经济的第二大生产部门日益增长的需要。1702年在德比开设了一家工厂，使用荷兰一种特殊的以水轮为动力的捻丝机。1718年，一位新厂主托马斯·隆贝（Thomas Lombe）窃取了意大利技术，开设了一座改进型工厂，这是早期工业间谍的一个典型事例。到18世纪30年代，棉麻生产也在试图使用类似的工厂以及纺织机械，其中还包括1733年发明的飞梭。政府自18世纪30年代以来通过禁止进口棉花纺织品支持创新。在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三种新机器开始改变棉纺技术：理查德·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的水力织布机，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的珍妮纺织机，以及萨缪尔·克朗普顿（Samuel Crompton）的纺纱用走锭精纺机——珍妮机的改进型。[24]它们都极大地提高了产量，但是最初它们主要用于家庭工业。在1780年以后的20年里，这些创新以及其他创新使棉布织品价格降低了85%，棉布在欧洲首次成为大宗消费品，不再是昂贵的进口货。[25]

阿克莱特首次制造了大型水力织布机，以水轮驱动并进行工厂化生产。他的机器并不要求工厂的组织，但是工厂却赋予雇主更大的纪律和质量控制权。这使人联想到这一时期的主要变迁是管理和技术两个方面的。在前工业化世界，大多数非农业生产是通过家庭或者小作坊组织起来的。生产企业由小团队组成，有时候通过亲属联系起来的，他们在一起工作，经常干着相似的工作；有一段时间这些企业由于工业革命的早期发明，例如珍妮机而有所增加。工厂则是更大的、更无名化的生产单位，像军队而不是家庭。它通常需要更为复杂的劳动分工、技能以及权威。工厂的逐渐传播与技术变迁有某种关联：劳动力集中在一起工作可以充分地利用大量原动力。但是工厂的形式也赋予企业家某种权力，规定工艺流程，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毕竟一个一个招募来的雇佣劳动力不能指望他们表现得像一家人在家里工作一样团结。因此工厂的推广在很大程度上与加强工作纪律有关，它与技术革新同步进行。[26]这种方法是既要控制工人，也要控制机器。工业革命的管理技术也根源于全球世界体系。对于大众的纪律约束以16世纪以来欧洲军队以及美洲庄园主的奴隶为先导。[27]但是其他管理手段例如通过考试选拔行政人员则最初来自中国。

我们迄今描述的变迁可以说明，至少在纺织、煤炭和冶铁等重要部门，技术和管理两方面创新的动力十分强劲。但这并不是说在非洲—欧亚大陆的世界体系，如在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伊斯兰世界或者欧洲其他地方就没有类似的发展。令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乃是蒸汽机、机器改良以及工厂管理三者的共同导致的。

詹姆斯·瓦特在18世纪60年代多次改进蒸汽机。首先，他将冷凝器和汽缸分离，消除了热能丧失的主要根源，使得他的机器消耗的燃料大为降低。其次，瓦特的机器不是利用压缩蒸汽形成的半真空所产生的大气压力（纽康门的蒸汽机就是如此），而是直接利用蒸汽本身的巨大力量去推动活塞（参见图13.2）。种种改进使得蒸汽机更加经济、动力更强大、更具有适应性。到1790年，纺轮也用蒸汽机而不是人力或者水力来推动了。到1800年，一台动力驱动的走锭精纺机可达200—300名纺织工的产量。蒸汽机的改良标志着人类数千年来在动力使用上的重大发展。6000年前，人类首次学会了利用其他动物的拖拽力，或许在5000年前，首次学会系统地、大规模地利用同类的力量，此后在生产基本必需品方面的动力资源没有任何变化。随着蒸汽动力，然后是电力或者石油的引入，人类社会终于开始发掘储藏在无机世界里的巨大能量。（早期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火药，但这主要是破坏性的而不是生产性的技术）。每一次变化都开辟了一个人类可资利用的全新的生态市场。

图13.2 18世纪英国蒸汽机的改进

a.首次用于1712年的纽康门“大气引擎”，蒸汽被泵入气缸，喷入一股冷水，蒸汽收缩，形成真空将活塞吸入，带动泵。按照后来的标准，这个装置非常低效，主要是因为气缸被轮番加热和冷却。因而消耗大量的煤，只有在有充沛和廉价的煤可供使用的矿区才算经济。b. 1769年詹姆斯·瓦特获得专利的改良蒸汽机。在几次改进中，他将冷凝器和气缸分离，以便气缸保持连续的压力。他还开始利用蒸汽的压力，而不是蒸汽收缩形成的真空。瓦特的发动机提高了燃料效率，有可能离开煤矿使用蒸汽发动机。转引自詹姆斯·E.麦克里兰三世和哈罗德·多恩的《世界史上的科学和技术导论》（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82页，图13.1；第284页，图13.2，1999年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版权所有。蒙霍普金斯大学惠允复制

改良的蒸汽机迅速提高了在几个重要工业部门的生产效率。它们还要在生产组织的方式上有所变化，为了降低成本不得不使用多台机器，这样，家庭工业就不能望其项背了。它们在工厂里最有效地运行，多少也能够进行连续性的监督，而人的工作无非就是看管机器——修理损坏的零件、提供原材料以及保持其平稳运转。随着蒸汽机的广泛流行，它们成为消耗煤和铁的大户。它们的生产因而刺激了煤矿和铁的生产，也刺激了工程技术的开发。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它们使得陆路运输方式发生了革命。利用蒸汽动力旅行的想法酝酿了好几十年（实际上，法国18世纪60年代就发明了第一台蒸汽机车），但是最早的蒸汽发动机过于庞大。1802年，在克尔布鲁克达尔由理查德·特里维西克（Richard Trevithick）设计了一台体积较小的高压蒸汽机，制作了第一台实用蒸汽动力机车。这台机车被当作快捷运煤的机械马使用。在以后的30年里，铁路和引擎的质量都有所发展。最早设计运载乘客和煤的斯托克顿和达灵顿铁路公司于1825年成立了。

我们在分析这一系列创新的时候，值得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虽然它们影响重大，但是它们的发展却是逐渐增加的。英国发明家依靠的是大量传统技艺以及融汇在全球世界体系的观念网络中的技术知识。托马斯·隆贝的“捻丝”机器，其渊源可以从意大利追溯到中世纪的中国。关于棉花的商业潜能反映了17世纪以来印度纺织品出口的重要性，而染布技术更要归功于印度、波斯和土耳其的方法。[28]在《蒸汽机诞生前史》一文中，研究中国科技的史学家李约瑟（Josephy Needlman）认为：蒸汽机的祖先在中国、希腊，也在欧洲，并且总结道：“没有哪个人可称为‘蒸汽机之父’，也没有哪个文明可称为‘蒸汽机之父’”。[29]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是非洲—欧亚大陆的，甚至是全球的，只是它们提高生产效率的潜能首先是在英格兰得到体现罢了。

表13.5 英国1770—1831年工业产生的价值

资料来源：玛克辛·伯格，《制造的时代（1700—1820年）：英国的工业、创新和工作》，第2版，（伦敦：劳特利奇，1994年），第38页[30]

此外，工业和农业一样，早期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技术更多地依靠传统工匠的熟练程度，而不是新的重大的技术方法。许多先行者都是操作工人而不是科学家或者理论家。彼得·马赛厄斯指出：

总的来说，创新并不是实用科学的具体应用，也不是国家教育体系的产物……大多数创新是灵感突发的业余爱好者或者出色的工匠的产物，这些工匠被训练成了钟表匠、磨坊设计师、铁匠或者在伯明翰从事贸易……他们主要是当地人士，有实践经验，直接负责某一个具体问题。直到19世纪中叶，这种传统仍然在英国制造业占据统治地位。1851年，水晶宫，一个以铸铁和玻璃建造的奇迹，外形就像19世纪的火车站一样，却是出自德文郡公爵的一位头号园丁的想法，就不是偶然的。他熟知花房的样子。[31]

这并不是说发明和改进新技术的任务不费吹灰之力，也不是说科学与此无关，而是说现存的技术知识达到了一定程度，就有可能取得这些进展。[32]

对于此种创新浪潮的第二种解释乃是商业性的和社会性的。由于全球交换网络的变迁以及精英的极大商业化，英国的企业家处在扩张中的商业网络的主要十字路口，控制着庞大的、受到保护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北美市场，因而他们能够开发像棉花这样在英国所没有的原材料。他们还能够在庞大的受到保护的市场上销售，这个市场正在迅速发展，因而能够吸收由于新的机器而剧增的产品。但是随着英国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革，越来越多的人脱离了依靠农村维持生存的经济方式，变成了城市的工资收入者，英国的国内市场也在迅速增长。在一个全球化世界体系里迅速扩张的市场以及高度的商业竞争刺激了创新，尤其是在供应大众化市场的商品生产，例如纺织品（参见表13.5）方面的创新。在这种刺激下付诸行动的不仅有著名的发明家，还有数以千计的白铁匠和管理人员，他们在这些重大突破中获得了商业成功。促成工业革命的各项发明乃是高度商业化的社会对于新商业挑战和机会的反应。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概括了需求的作用：

在系统的、进取的政府帮助之下，出口提供了活力并且——通过棉织品——形成了工业的“主导部门”。它们还促进了海运业的重大发展。家庭市场为普遍的工业经济提供了一个广泛的基础，（通过城市化）而为改进内陆运输提供动力，也为煤炭工业和某些重要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强大动力。政府为商人和制造业提供了系统支持，也为技术创新和资本商品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某种不可忽视的动力。[33]

尽管如此，18世纪英国和欧洲创新速度与日俱增的根本原因在于，在一个由日益增长的全球资本主义的竞争力量所构成的世界里，存在着某种极大的创新压力。商业压力的重要性在某些发明家的动机中至为明显。例如詹姆斯·瓦特在他的自传中写到，他对制造“价廉物美”的机器深感兴趣。[34]18世纪欧洲的创新数量之高乃是更好的证据。随着工业化进程中在其他地方的创新压力也有所增加，在所有工业化地区的创新速度也就随之提高。这表明在西欧出现了一种创新文化——也就是一种激励企业家主动寻求并利用高效率新技术的社会氛围。这便最强有力地说明工业革命既面向商业也面向社会结构。

法国的政治革命

伴随经济革命而来的是政治革命。国家的权力和范围在17—18世纪逐渐地、在19世纪迅速地增长，它们所掌握的资源也越来越多。因此，它们与被统治人民之间的关系也就发生了变化。如今政治制度之于过去那些收取贡赋的大帝国，就像那些大帝国之于被它们取代的酋长和“大人”的政治制度一样。查尔斯·蒂利强调了这一点：

在过去的1000年里，欧洲国家经历了一种特殊的发展：从黄蜂到火车头。它们长期关注战争，把大多数行为留给其他社会组织去做，只要这些组织按时上缴贡赋。收取贡赋的国家与它们的继承者相比，虽然残暴，但是其程度还算温和；它们只是叮咬，但不敲骨吸髓。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甚至那些资本密集型的国家采取行动、行使权力，并且承担义务，听命于那些支持它们的资本。这些火车头行驶在由市民支撑的轨道上，靠一个市民机构维持其运转。离开这样的轨道，战争的引擎根本无法开动。[35]

欧洲的国家权力数世纪以来一直在增长，部分原因是富于商业进取心的国家有大量的资源可以支配，部分原因是对国家税收以及有组织的火药革命的需求所做的回应。[36]但是这些变迁虽说在17、18世纪的“绝对主义”中达到了顶峰，也不过奋起直追而已。相比中国或者伊斯兰世界这样庞大的帝国，公元1000年的欧洲国家只不过是一触即溃的蕞尔小国罢了。激烈的军事竞争，由于火药的发明而愈演愈烈，最终消灭了那些小型的、不具生存能力的国家。那些幸存下来的国家经历了一个骚动不安的青春期，它们吸取了许多经验教训，学会了许多那些大型农业帝国早已掌握的治国之道。然而，与奥斯曼或者中国相比较，即使欧洲的绝对主义国家的权力和范围亦毫无惊人之处。

法国大革命后一段时期的变迁乃是国家权力直接触及其大多数臣民的生活。正如蒂利指出的：

在1750年后的民族化和专门化时代，国家开始激进地从几乎普遍的间接统治制度，转向直接统治的制度：直接干预地方社区、家庭生活以及生产企业。随着统治者从招募雇佣军转到招募自己的国民，随着日益通过税收支持18世纪战争的庞大军事力量，它们开始直接与社区、家庭和企业发生联系，扫除了这一过程中自发的中介。[37]

从大革命的法国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变迁，主要是因为大革命本身扫除了许多旧制度的中介权威。但是变迁也是为白手起家建立一支军队的需要所驱动。反过来，法国军队的征服也将新的政府运作方法（以及十进制）传遍欧洲其他地方。

战争的管理对于这些变迁至关重要。早期近代欧洲国家主要依靠雇佣军，自从法国大革命以后，国家开始直接参与招募、组织和筹集资金支持国家军队。因此，随着国家的组织和税收的作用迅速扩张，它们发现不得不应对一些全新的难题（例如可能的招募人员的健康和教育）。[38]所有这些压力迫使政府收集更多关于人口和经济的信息。到19世纪后期，国家开始对公共健康发生兴趣，支持公共教育体系。政治的意识形态以及对法国大革命政府选举政治的信奉也迫使它们对全民战争以及法律和秩序负责。由公民组成的军队在一定程度上将民族性的意识转变成一种重要的合法化机制，促使国家主动支持民族主义思潮，支持那些构建民族主义的史学家和作家。

选举政治迫使国家考虑更广泛的人口众多的部门，它们这样做至少部分是要表现自己是代表“人民”的。令许多传统论者吃惊的是，只要民主政治运用得当，就会强化而不是削弱国家。选举还使政府获得关于它们所统治人口的立场和态度转变的最新信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官员以及其他社会中介将上达统治者的民意过滤掉。不管其直接的形式如何，收集——或者用吉登斯的话说，“监管”[39]——信息的新方法，对于统治者在复杂的新现代政治环境下取得成功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警察是这些变迁中特别重要的方面，因为它是现代国家开始真正垄断强制工具的垄断过程之一。在旧制度的法国，国家很少关心警察事务，通常由地方权威处理；在极端的情况下也会使用军队。在1790年末，法国政府首创了一个科层制的警察组织，在处置犯罪和叛乱方面起到预防性的而不只是反应性的作用。最初归约瑟·富歇领导，他原先是雅各宾派，现在是警察大臣。正如蒂利所总结的，“到富歇时代，法国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近似的警察管理的国家”。[40]

通过这些办法，法国成为典型的现代国家的先锋：一个庞大的科层组织，有规模、有权力、有财富，还有管辖范围。这种现代政治革命既是经济革命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资本主义如要获得其全部的动力，那么一个有效率的、具有商业化头脑的国家是必不可少的，就这一点而言，它是原因。现代财富梯度的扩大前所未有地把更多的财富放在了少数人手中，保存这些大量资源之流需要比农耕时代更大、更精心修建的水库。总之，国家不得不强大到足以保护有钱人和企业家。吉登斯评论道：

私有财产，正如马克思一贯表述的那样，它的另一方面是大量个人不再掌握生产工具……雇佣工人的“自由”不可否认乃是早期大规模建立资本主义企业的重要方面。没有法律的强制机器的中央化，这一过程是否能够实现，或者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权利是否能够牢固建立起来，都是成问题的。[41]

捍卫正在出现的财富梯度的工作从生活的许多方面展开。在英国，它促使通过圈地法、捍卫王室森林（正如E. P. 汤普森所生动描述的那样），小偷小摸入狱、放逐甚至处死，以及保护企业家权利免受工业暴力侵犯（汤普森也很好地研究了这个主题）。[42]但是这种情况也同样发生在其他领域。例如，现代货币体系的建构，没有一个拥有相当税收和管理资源的强大国家的存在，以及对法律和法院的有效控制是不可想象的。

另一方面，现代国家也是现代经济转型的产物。正如最初国家的出现部分是为了应对管理和组织民众与资源在城市大量集中所带来的挑战，现代国家至少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工业经济产生的巨大财富所带来的全新挑战和可能性。现代国家掌握的巨大资源应当有新的管理手段，即使国家觉得不需要管理和调节那些带来增长的商业组织。但是现代国家也从新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获益匪浅。新的通信形式改变了军队和装备的运动，而新的制造方法不仅转变了武器生产而且转变了武器的性质。美国内战是现代化时期第一场真正的工业化战争。与此同时，通信方式的改善以及更高的识字率提高了国家处理实现有效统治所必需的大量信息的能力。随着现代国家越来越依靠技术以及现代经济所产生的庞大税收，它们不得不学习如何以最佳方式通过调节干预和规范企业行为的平衡来刺激增长。正如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对现代性的经典研究中所阐述的那样，以为现代国家比前现代国家较少实行干预主义的信念广为流传，实际上是一种误导。大体而言，现代国家比传统农业国家更广泛、更有效地进行干预，但是它们也更意识到过分干预某些经济行为的领域也会遏制生产效率。[43]

在过去两个世纪里，与这些概述相比还有许多例外。许多现代国家从未刻意严格管制其公民，而其他一些国家则发现很难为具有独立生存能力的资本主义经济设置一个框框。但是对于那些许多已经经历了这些转型的国家的公民而言，上述做法的社会后果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现代国家以从前无法设想的而且经常在收取贡赋国家似乎认为不可取的方式管制其公民生活。国家要求儿童离开父母接受强制教育，要求取得个人生活的详细信息，其范围从收入多少一直到他们的宗教信仰、详细规定我们应当怎样做及不应当怎样做。此外，在这些要求背后还有可怕的警察力量撑腰。现代国家取代了以前由家庭、地方社区负责的教育、经济以及治安的功能。通过这些方式，我们的生活所受到的管制远比从前为多。就像多细胞有机体的神经中枢一样，现代国家管制个人的生活，因为比前现代国家更大、更加相互依存的社区，没有某种中央的协调作用就不能存在下去。

另一方面，大多数现代国家通过公开讨论，通过普通市民当选官员的选举制度，培养公民参与政策的制定和贯彻。通过这些方式，现代国家鼓励公民将自己视为积极分子而不是臣民。现代政府还为自己的权力设置明确的界限，因为它们知道它们所掌握财富的多寡取决于能否避免过分干预企业行为。虽然它们掌握的权力比前现代国家更大，却更加克制地动用这些权力。此外，现代国家还担当了许多行为只有它们才能担当的行为。它们提供基础设施、警戒、从教育到公共健康护理的各种服务，还要维持一个令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昌盛的法律和行政体系。现代国家的管制权力导致某些批评家将其描述为“极权主义的”，但是它努力包容并培育其公民，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人仍然视之为解放和自由的同盟和捍卫者。许多现代政治生活就是不断协调现代国家行为维持管制和支持之间的平衡。

文化革命

从前的农民进城、日益关注技术创新、政府推广教育以及大众传媒的推广，乃是现代文化生活的重要变迁。

而最重要的变迁也许是推广大众教育和普及识字。正如我们所见，识文断字乃是为了处理最早国家繁重的管理工作应运而生的。但是在农耕时代大部分时期，识文断字是精英人士的特权，是大多数普通民众无缘置喙的权力形式。现代国家以全新方式对待其公民，要求广大民众本身介入现代社会的管理工作，尽管也许此种介入是无关大局的。而大众介入生产与管理的重要前提就是识字。这一文化革命的影响极为深远。例如，普及识字由于削弱了传统的、经常是巫术性思维形式的权威性，开始了一个“祛魅”的过程。通过这种办法，大众教育有助于推广一种不同的世界观——即使不是对现代科学的热情的理解，至少也是对现实不科学的图景表示怀疑。

这些进步伴随着对高级文化的性质以及对知识的态度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又受到后者的影响。通常现代人对待知识的态度是竞争性的，有点儿类似于市场。在农耕文明里，大多数人依赖口传信息，知识主要掌握在某些特定教师的权威手里。教育由传授传统的技艺以及传统的知识体系所构成。凡是识字得到普及之处，知识就变得更为抽象，更为非个人化，而抽象的知识就开始独立于某些特定教师的尊严。此外，社会也变得越来越商业化了，检验传统知识的习惯变得越来越普遍，这在古典时代的希腊、阿拔斯王朝的波斯、宋朝的中国以及早期欧洲都可以看到此种现象。欧洲检验知识的方法在历史上也是有先例可援的，苏格拉底哲学的辩证传统在伊斯兰世界广为传播，一些重大争论就在经学院里获得解决。[44]通过文艺复兴，列奥纳多·达·芬奇或者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等思想家发现，像学术贩子一样从一个宫殿到另一个宫殿叫卖他们的观念是非常自然的事情。[45]

观念现身于市场，在市场里求得生存之地，不是因为某个特定教师的权威，而是因为它们找到了那些已经检验过其质量的买家，市场成了现代科学的实验基地。虽然科学对生产方式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但是科学思维已经存在于不论在思想政治方面还是在贸易方面逐渐为市场力量所主导的世界里了正如玛格丽特“。·雅各布所论证的：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科学知识已经极大地渗透到有文化的英国人思维中去了，而且……这种知识直接贡献于工业化过程，创造出了一个如今我们生活其间的世界。”[46]但是观念市场，就像商品市场一样，如今已经全球化了；如印刷等新技术确保了新观念更为迅速、更大范围地传播。自19世纪德国公司首倡建立实验室以提高其生产效率和利润以来，科学便与企业行为相结合。到19世纪末，科学研究在创新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如果继续依靠个别企业家和工匠的技能与熟练程度，则科技创新本身必然会逐渐消失。

科学与现代文化紧密相联，还可以反映出另外一个更加微妙的变化。雇佣劳动者与传统养家糊口的农民有所不同，在他们的生活世界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某个特定的看得见摸得着、有名有姓的、可以向他诉苦的地主或者统治者。现代世界是由更大、更为非个人的力量所统治的，从匿名的科层制度到“通货膨胀”“法制”等抽象概念等等，不一而足。抽象的力量取代了地主、刽子手以及监工行使强制的职能，在这里出现一个同样由抽象力量统治的宇宙观也就没有什么惊人的了。在一个更加商业而不是强制的世界里，也许上帝的形象就会消失在万有引力的中性面具后面。

第二次和第三次浪潮

最近的研究开始强调早期工业革命的局限性。在英国，农业、棉花、冶金以及其他一些制造业的生产能力极大增加，但是在19世纪30年代以前，其经济增长在整体上并不特别快。英国最初的工业创新影响到了某些特定部门，但是在19世纪中叶之前，其他一些部门几无变化（参见表13.5）。虽然英国农业生产能力有所提高，但是直到19世纪30年代，食品生产一直略微落后于人口增长。[47]而19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下降，表明英国工业革命自身的动力十分有限。如果它恰好像中国宋朝的工业革命时期那样处在世界贸易体系的边缘，那么它的影响力可能就更为有限，而且在一个世纪之内就会归于失败。

但是英国与中国宋朝有所不同，它处在迄今存在的最大、最具活力的交换网络的中心，整个世界也更为统一、更为商业化。此外，工业革命证明了自身的活力，因为交通和通信——如铁路、轮船、自行车和现代印刷术，以及电话电报——的发明从整体上加速了信息交换，尤其是新技术的交流。乔尔·莫吉尔注意到，“技术本身更容易流动：移民的思想、远销国外的机器以及技术图书杂志等都使得技术信息从一个国家传输到另一个国家。更大的流动性也意味着国际和地区间更大的竞争。从日本到土耳其，那些仍然不受技术变迁影响的社会就会发觉自己落后了，发觉受到了威胁，因为距离越来越不能保护它们。”[48]通信技术的改进使得那些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创新很快被北大西洋其他已经商业化的地方所采用。结果形成传遍整个世界的连锁反应，而不是地区性的创新要到一两个世纪之后才慢慢走遍世界。

工业化的区域类型发生极大的变化。正如亚历山大·格申克隆在20世纪60年代所指出的，变化的先后顺序本身是很重要的。[49]到19世纪早期，许多外来的观察家越来越意识到英国正在发生的变化。自此以后，工业化必然成为一种更加有意识的过程，更加依赖于有意识、有计划的政府干预（这个过程在20世纪的指令性经济中达到顶峰）。有可能从英国借鉴技术，而政府也逐渐推动发展。到19世纪末，政府和大银行主动控制了工业变迁。但是现存的基金、政府结构以及地理位置也起了很大作用。正当工业生产处在英国、比利时、德国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等早期变迁中心的时候，一个庞大的、现代工业部门在法国、尼德兰以及瑞典得到了发展。尽管如此，19世纪经济增长的速度总体上在这些地区还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如果我们关注比较广泛的图景，就能够发现一连串、一系列的工业化“浪潮”，每一次浪潮都由不同的技术以及不同的动力中心所构成。[50]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8世纪末，其影响几乎没有超出英国以外。尤其是蒸汽技术要到19世纪中叶才发挥重大影响。19世纪20—30年代，比利时、瑞士、法国、德国和美国发生了真正的工业革命。到19世纪70年代，这些地区开创了新的工业，如化工（尤其是染料和人造化肥生产）、电力、钢铁制造业等，丹尼尔·黑德里克称之为第三次浪潮。工业革命如今迅速传遍了整个大西洋经济，实际上，许多技术的发展，例如电力的利用有赖于这个枢纽地区——包括巴尔干、德国、斯堪的纳维亚、法国、英国以及美国在内——许多不同的领先发明。

将科学系统运用于生产，德国工业家在这方面敢为人先，而美国则在农业的工业化、来复枪等枪械部件的互换，以及内战期间战争工业化方面领先一步。到1900年，美国的商品制造业超过英国，德国则紧随其后：美国担负起全世界24%的商品生产，而英国为19%，德国为13%（参见表13.2）。美国和德国还在两种新的、多细胞的工业组织方式方面遥遥领先：全国性公司，将以前许多互不相关的从原材料生产到制造、批发、零售企业的工作纵向整合起来，而多元分工合作则将以前不同生产部门横向整合起来。[51]第二次、第三次浪潮在19世纪后期共同创造了一段长期繁荣，直到20世纪下半叶。

以海啸般的巨大变迁，第二次、第三次工业化浪潮将现代革命带到了世界其他地方，具有更大的毁灭性影响。正如全球化的第一阶段摧毁了美洲传统社会，这次新一轮全球化全面破坏了大西洋沿岸工业化中心以外的一切传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体系。随着工业化中心地区生产效率提高以及英国机器生产的棉布等商品价格降低，其他地区的工业生产者的生计遭到欧洲进口商品的破坏。在进入全球市场时，小型生产者发现自己要与那些掌握最先进技术的大型联合公司竞争，从长远看，谁将丧失竞争力是不容置疑的。凡是有力量开展如此竞争的地方，如印度和巴基斯坦，欧洲强权都会通过设置关税壁垒以及迫使较小强国或者殖民地接受欧洲的进口产品而加快这一过程。在这个计划中，一支新兴的工业化军队以及现代化、大批量生产的武器与更为快捷的运输系统，如轮船和铁路等，其所具有的力量是决定性的——其决定性程度之高以至于欧洲能够甚至在19世纪末印度次大陆在遭受可怕饥荒时期仍然从印度进口谷物。[52]甚至中国曾经自给自足的经济随着大西洋经济日益增长的引力扭曲了世界贸易而不得不屈服。英国在1842年威胁切断供应北方谷物的大运河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一开始接受的欧洲进口产品就是鸦片。在以后的60年里，工业化的欧洲列强开始在政治和经济上控制中国，就像英国控制莫卧儿王朝的印度一样。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内，欧洲国家直接对非洲大部实行帝国统治。欧洲的经济和政治的殖民地代表了19世纪最残酷无情的资本主义形式。

19世纪晚期的转型创造了一个两极分化的世界，一边是工业化世界，一边是非工业化世界。同一个过程使得大西洋社会更为富有，却使得世界其他地方破产；原先在国家内部随着传统农业倾圮而加大的不平等梯度，现在变成了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梯度。随着经济和军事势力平衡的转变，中国从1800年占世界工业生产的总量33%跌落到1900年的6%以及1950年的2%；印度和巴基斯坦则由1800年的20%跌落到1900年的2%。20世纪的术语第三世界在1750年时是毫无意义的，当时今天的第三世界国家占全球工业生产的75%；到20世纪末，已不到15%了。第三世界的工业生产在19世纪下半叶破产了，全部生产由1860年的37%下降到1880年的21%，以及20世纪上半叶大多数时间里的7%（参见表13.3和图13.3）。

图13.3 “西方的兴起”：1750—1980年中国和英国／美国的工业潜能占全球总量的百分比（根据表13.2绘制）

20世纪国际景观上人们所熟悉的“第一”和“第三”世界之间的鸿沟，最早出现在19世纪。迈克·戴维写道：

当巴士底被攻占的时候，在世界各主要社会内部自上而下的阶级分化并非表现为不同社会之间收入的巨大差别。例如一个法国无套裤汉和一个德干农夫的生活标准，与他们同各自的统治者之间的天壤之别相比，两者差别并不太大。然而，到维多利亚统治后期，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和阶级与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一样深刻，人类不可挽回地被区分开来。《国际歌》呼吁他们起来的有名的“饥寒交迫的奴隶”，乃是与电灯、马克沁机枪和“科学”法西斯主义同时的维多利亚后期的现代发明。[53]

19世纪70年代末的饥荒波及了全球赤道及亚赤道地区，乃是现代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因为欧洲帝国主义破坏性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增强了传统的、与厄尔尼诺有关的干旱的影响，由此造成了15世纪以来某些最严重的饥荒。[54]

随着工业化核心之外的传统统治者意识到他们的脆弱，他们开始想是否不得不将他们统治的领域工业化。可是从何做起呢？前面几章得出的结论表明，他们面临的难题是政治的、文化的和经济的。赶上北大西洋中心地区的创新速度意味着要改变政治体系和文化体系以及经济结构，以便创造一个组织精良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必然是一个精心打造的痛苦的政治工程——特别是对于比较保守的沙皇俄国那样的传统政府而言更是如此，沙皇俄国保持了传统收取贡赋帝国的许多反商业观念。最后，传统政府不得不向新的工业世界让步，但是不论采取何种形式的让步，对于这些政府现有的支持基础而言都是威胁，并且会削弱它们的稳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个高度传统的政府，其社会已经略有一些商业化，开始了由国家引导的工业化运动。日本的明治政府提高了工业化速度，获得极大成功，而沙皇政府却没有；只好由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政府尝试开展一场自相矛盾的没有企业家参与的工业化运动。虽然斯大林主义的工业化运动在早期取得了成功，但是其最终的失败说明没有一个竞争的市场环境，创新是非常难以为继的。[55]其他曾经是强大的地区——包括伊斯兰世界、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中国——经过不够彻底的改革，增强了在经济上或者有时军事上对欧洲的依赖。

本章小结

西欧率先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跨过了现代化门槛。发生了三方面相互联系的变迁：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英格兰的工业革命（主要是用于表现经济变迁的用语）已经得到最为深入的研究，这些变迁最早在这个国家发生。英格兰的社会结构与18世纪资本主义的模式极为符合，雇佣劳动者阶层增长迅速，政府则与商业利益结盟。英国资本主义的创新能力首先表现在农业部门，有商业头脑的地主通过大规模引进改良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工业突破紧随其后，在那些能够取得矿物能源的大型工厂使用蒸汽动力乃是一个重大创新。财富日增、管理市场经济以及保护新形式财富的需要对政府提出了新挑战，政府必须以新的方式提供资源和政治支持。这些变迁从18世纪后期以来改变法国政府的革命性变迁中可以最清晰地看出来。政府首次延伸到其众多臣民的个人日常生活，关注他们的教育、健康和立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化变迁可能就是注重对世界开展科学研究。虽然科学态度在20世纪通过大众教育而广为传播之前并没有广泛影响到普罗大众，但它们在工业革命的创新中起到重要作用。科学影响在19世纪的第二次、第三次创新浪潮中获得更大的重要性。随着英国创新速度减缓，科学革命蔓延到了西欧和北美。在工业化中心之外，现代革命在早期阶段大多是破坏性的。在19世纪末，世界不同地区财富的差异，首次与一国之内的财富差异一样严重，已经运转千年的传统结构被破坏了，令那些仍然依靠它们生活的人陷于困顿。

延伸阅读

关于工业革命的文献甚多。经典的研究仍然不失其价值，尽管某些细节已经过时，其中包括霍布斯鲍姆的《工业和帝国》（1969年）、戴维·兰德斯的《被解缚的普罗米修斯：西欧1750年至今的技术变迁和工业发展》（1969年）。近著有玛克辛·伯格的《制造的时代，1700—1820年》（第2版，1994年）；帕特·哈德逊（Pat Hudson的《工业革命》（1992年）以及E. A.里格利的《连续性、偶然性和变化》（1988年）。N. F. R.克拉夫特的《英国的经济增长》（1985年）是一份经济学调研报告。玛格丽特·雅各布的《科学文化与西方工业的形成》（1997年）是一部探讨工业化与科学出现之间关系的经典研究。对于全球范围内工业化所做的一份极好的调研乃是彼得·斯特恩的《世界史上的工业革命》（1993年）。在《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增长，1780—1914年》（1978年）一书中，帕特里克·奥布赖恩和卡格拉·凯德尔比较了现代化的两种不同道路。彭慕兰的《大分流》（2000年）、王国斌的《变化的中国》（1997年）以及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1998年），论证了中国在许多方面像西欧一样，甚至到18世纪晚期与工业化仅咫尺之遥。乔尔·莫吉尔的《财富的杠杆》（1990年）与詹姆士·麦克里兰三世和哈罗德·多恩的《世界史上的科学与技术》（1999），考察了技术发展。查尔斯·蒂利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修订本，1992年），在论述某些与工业革命相关的政治变迁时极其出色。彼得·马赛厄斯和约翰·戴维主编的《第一次工业革命》（1989年）是一部讨论欧洲工业革命的论文集。迈克·戴维的《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大屠杀》（2001年）在论述现代革命给工业中心以外的世界带来的毁灭性后果方面堪称无与伦比。克里斯·贝利（Chris Bayley）的《现代世界的诞生》（2003年）是一本出色的论述“漫长的”19世纪的全球历史，强调战争和国家建设之间的联系。

[1] 丹尼尔·赫德里克：《帝国的工具：19世纪的技术和欧洲帝国主义》（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3页。

[2] 帕特里克·奥布赖恩，《工业革命的现代概念导论》，载于《工业革命与英国社会》，帕特里克·奥布赖恩与罗兰·基诺主编（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页；关于他提出的“点彩派”，参见第5页。亦可参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伊萨卡，纽约：康奈尔大学，1997年），第279页：“在贬低工业革命造成的断裂方面付出了诸多努力。但是世界上物质的发展前景在1780—1880年间发生了巨大的逆转。前一个世纪并不存在这种变迁。”

[3] 英国的领先正好是一个非典型，这是亚历山大·格申克隆（Alexander Geschenkron）在《从历史的观点看经济落后：论文集》（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年）一书率先就工业革命所做的比较研究提供给我们的信息。

[4] 帕特里克·奥布赖恩和卡格拉·凯德尔：《1780—1914年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增长：进入20世纪的两条道路》（伦敦：亚伦和乌温，1978年），第196页。

[5] 加里·霍克（Cary Hwake），《工业革命再解释》，载于奥布赖恩和卡格拉·凯德尔：《英国和法国的经济成长》，第54页。

[6] N. F. R.克拉夫特：《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经济的增长》（牛津：克莱雷顿，1985年），第115页。

[7] 关于其他地方发明的新技术的事例，参见乔尔·莫吉尔《财富的杠杆：技术创造和经济发展》（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00—109页。

[8] 参见帕特里克·奥布赖恩，《工业革命的政治前提》，载于奥布赖恩和基诺主编的：《工业革命与英国社会》，第125—155页。

[9] 凯瑟琳娜·利斯和雨果·绍利：《贫困和前工业化欧洲的资本主义》（詹姆斯·库南翻译）（大西洋高地，新泽西州：人文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08页。

[10] 英国作家的话，转引自凯瑟琳娜·利斯和雨果·绍利：《贫困和前工业化欧洲的资本主义》，第108页；基于格里高利·金的统计的研究，转引自克拉夫特：《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经济的增长》，第13页。

[11] 数据根据格里高利·金，利斯和绍利在《贫困和资本主义》第11页中做了概括。

[12] 克拉夫特：《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经济的增长》，第13，16页。

[13] W. G. 霍斯金斯：《中世纪农民：一个莱斯特郡的村庄的经济社会史》（伦敦：麦克米伦，1965年），第269页；转引自玛克辛·伯格：《制造的年代（1700—1820年）：英国的工业、创新和工作》第2版（伦敦：劳特利奇，1994年），第85页。

[14] 阿萨·布里吉斯：《英国社会史》，第2版（哈蒙斯沃思：企鹅出版社，1987年），第206页。

[15] 伯格：《制造的年代（1700—1820年）》。第80页。

[16] 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哈蒙斯沃思：企鹅出版社，1969年），第28—29页。

[17] 克拉夫特：《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经济的增长》，第62—63页。

[18] 克拉夫特：《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经济的增长》，第62，121页。

[19] 克拉夫特认为18世纪年生产效率增长系数为0.2%——0.3%，到1801—1830年增加到了0.7%，以及1831—1860年的1.0%（《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经济的增长》，第2、76—77页，第81页）。

[20] 詹姆斯·E.麦克里兰三世（James E. McClellan III）和哈罗德·多恩（Harold Dorn）的《世界史上的科学和技术导论》，（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9页。

[21] 阿诺德·佩西（Arnold Pacey）：《世界文明中的技术》（剑桥，麻省：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113页。

[22] 麦克里兰和多恩：《科学和技术》，第280—281页。

[23] 莫吉尔：《财富的杠杆》，第84—85页。

[24] 关于这些纺织机的更多的细节描述，参见莫吉尔：《财富的杠杆》，第96—98页。

[25] 关于这些纺织机的更多的细节描述，参见莫吉尔：《财富的杠杆》，第111页。

[26] 参见安东尼·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第2版（巴辛斯托克：麦克米伦，1995年），第124—125页关于工厂制度的讨论。

[27] 马克思和韦伯都评论了现代军队对于工业体系的重要性。它是为现代工厂体系做准备，吉登斯也注意到了这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第125页）。

[28] 佩西：《世界文明中的技术》（剑桥，麻省：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106页，第117—119页

[29] 李约瑟：《中西方的文书和工匠》（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年），第202页；转引自乔治·巴沙拉（George Basalla）：《技术进步》（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0页。

[30] 原文作Lather（泡沫），疑误。——译者注

[31] 彼得·马赛厄斯：《最早的工业国家：英国经济史（1700—1914年）》，第2版（伦敦：马土恩，1983年），第124—125页；并且参见麦克里兰和多恩的《科学和技术》，第287—289页。

[32] 玛格丽特·雅各布在《科学、文化和工业化西方的形成》一书中正确地强调了科学知识广泛传播的间接意义（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莫吉尔则强调某些特定蒸汽机的创造性（《财富的杠杆》，第50—51页）。

[33] 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第50—51页。

[34] 詹姆斯·瓦特语，转引自莫吉尔：《财富的杠杆》，第87页。

[35] 参见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修订版（坎布里奇，麻省：布莱克韦尔，1992年），第96页。

[36] 参见查尔斯·蒂利，“战争如何造就国家，国家如何造就战争，”《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第3章。

[37] 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第103—104页。

[38] 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第106—107页。

[39] 安东尼·吉登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以及《民族——国家和暴力》（剑桥：政治体制出版社，1985年）相关文字。吉登斯是从米歇尔·福柯那里借鉴了监管这个术语。

[40] 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第110页。

[41] 吉登斯：《民族——国家和暴力》，第152页。

[42] 保护王家森林免于偷猎是E. P. 汤普森的《辉格党和狩猎法：黑色法令的起源》（伦敦：亚伦和乌温出版社，1975年）的主题，而保护企业家的财产权免于劳工激进主义则是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伦敦：维克托·哥兰茨出版社，1968年）一书的主题。

[43] 卡尔·波兰尼：《大转变：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57年）。

[44] 参见约翰·梅尔森（John Merson）在《通往世外桃源之路：正在形成现代世界的东西方》（弗兰契森林，新南威尔士：儿童与会员，1989年）一书第83页以下，对经学院中学术交流的生动叙述。

[45] 梅尔森全文引用了达·芬奇致米兰大公的一封信，信中罗列了他不得不销售的各种类型的军事发明（《通往世外桃源之路》，第70页）。

[46] 雅各布：《科学革命的文化意义》，第221页。

[47] 克拉夫特：《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经济的增长》，第98页。

[48] 莫吉尔：《财富的杠杆》，第134—135页。

[49] 格申克隆：《从历史的观点看经济落后》。

[50] 关于工业化的极好的、短小精悍的概括，参见丹尼尔·赫德里克的《技术变化》，载于《人类行为造成的地球变化：过去300年生物圈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变化》，B. L. 特纳二世等主编（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5—67页。

[51] 关于不同的现代生产单位的类型，参见理查德·巴尔夫（Richard Barff），《多国合作与新国际劳动分工》，载于《全球变迁的地理学：重绘20世纪末的世界地图》，R. J. 约翰斯顿、彼得·L. 泰勒和米歇尔·L. 瓦特主编（牛津：布莱克韦尔，1995年），第51页。

[52] 例如，参见迈克·戴维（Mike David）：《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大屠杀：厄尔尼诺饥荒以及第三世界的形成》（伦敦：维尔索，2001年），第51页。

[53] 迈克·戴维：《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大屠杀》，第16页，以及第3章。

[54] 迈克·戴维：《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大屠杀》，第115页以及相关文字。

[55] 我在拙作《帝国的与苏维埃的俄罗斯：权力、特权和现代化变迁》（巴辛斯托克：麦克米伦，1997年）做了充分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