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先研究各地区的地图，再去精准地研究整个宇宙及其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的人是误入了歧途，同样，那些认为能够先理解特殊的历史，才能判断普遍的历史以及所有时代的状况和先后顺序，仿佛它们就那样摊开在书桌上一样的人，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2]

大历史代表着一种尝试，就像E. O. 威尔逊（Wilson）所言乃是一种“统合”，旨在回归到对现实的统一的理解，以取代那种统治了现代教育和学术的碎片化的认识。[3]此种追求契合的目标看似新鲜，实则相当古老。而现代形式的大历史也不过25年时间。所以《大历史杂志》可以提供一个理想的机会，好让我们盘点一下存货。

本文是关于该研究领域的个人观点。它将大历史视为一种古老课题的现代形式。我所受的是历史学家的训练，所以我的叙述聚焦在大历史和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它要反思在英语世界训练的历史学家的视野，聚焦在大历史和以英语为母语的历史研究的关系。但不仅限于以英语为母语的历史研究，因为我所讨论的问题在其他历史研究中有其副本和共鸣。我也不聚焦于一般所理解的处在学术圈内的历史研究，因为大历史认为人类历史是范围广得多的过去的一部分，它包括生物学家、古生物学家、生态学家和宇宙学家研究的各种各样的过去。将不同的视角和范围与不同的学科联系起来，试图理解当今世界的深刻根源，大历史就能够改变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

然而，为了充分把握这个充满活力的新的研究、学术和教学领域的丰富性和范围，我们最终需要大历史学家的视角在其他许多学科中都得到训练。我希望本文可以鼓励这些领域里的学者提出他们关于大历史的独特视角。

20世纪历史的发展

历史学家会认出来，我的论文题目来自一部经典的历史著作，大多数以英语为母语的研究生都曾研读过它。它由英国史学家E. H. 卡尔（Carr）写于1961年，他是苏联史专家。卡尔的书源于1961年在剑桥的一次演讲，这个演讲是为了纪念历史学家乔治·麦考莱·屈威廉（George Macauley Trevelyan），和卡尔不同，他认为历史学就是一门文学，迥异于科学。作为一名俄国史专家，卡尔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认为历史学必须视为科学的一个分支。在我20世纪70年代初步入俄国史领域时，这个观念影响了我对历史的思考。

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卡尔回溯了20世纪20年代英国历史学科的发展。在某个层面上，他研究的这段历史是一种摆脱许多19世纪历史思想家过度自信的唯心主义、实证主义，甚至普遍主义的持续的潮流，朝向日益增长的碎片化和怀疑论发展。他一开始就引用《剑桥近代史》主编阿克顿勋爵关于19世纪90年代过度自信的历史研究。阿克顿认为《剑桥近代史》是“记载……19世纪传递给世人的完满知识……唯一一次机会……”。他还补充道：“我们这一代人不能获得终极的历史（但是）……所有的信息现在都具备了，每一个问题都有解决的方案。”[4]阿克顿的历史观是自信的、实证主义的、乐观主义的，它假设历史是增加人类普遍知识的大课题的一部分。他对历史的视野也甚宽广。他认为历史学家应当致力于某种“普遍史”的研究，他似乎认为这个短语的意思，不是一种大历史的早期形式，而是更接近于现代的“世界史”或者“全球史”。阿克顿将普遍历史定义为“不同于各国史的整合”。[5]

20世纪初英国史学界发生了一次深刻转型，卡尔写到，当时，这门学科变得比较脆弱，也比较不那么自信了。这些变化也是影响到从人文科学到自然科学的大多数学术研究的巨大变化的一部分，随着具体化和专业化将学术研究破碎成为更小的组成部分，每一个部分都提供其针孔世界观。具体化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研究策略，但是它切断了各种知识领域和古代的联系，并使它们相互孤立。一个单一的知识世界，不管统一在诸如基督教这样的宗教的宇宙观，还是统一在科学研究下面——这也是亚历山大·冯·洪堡试图写一部以“宇宙论”为名的科学的普遍历史背后的愿景——的观念被放弃了。[6]在诸如历史学等人文学科里，本来就缺乏达尔文、麦克斯韦尔和爱因斯坦时代那种自然科学特有的统一范式的观念，而具体化也削弱了阿克顿的自信的认识论的现实主义。[7]

卡尔注意到了其中的一些变化，他引用1957年在阿克顿过度自信的宣言发表以后半个多世纪的乔治·克拉克为《剑桥近代史》第二版所写的导论。在提到阿克顿希望出现一个“终极的历史”后，克拉克写道：

后来一代的历史学家并不期望出现这样一种前景。他们期待他们的著作被一次又一次超越。……探索似乎是无止境的，一些耐不住性子的学者庇荫于怀疑论，或至少庇荫于这样一个教理：既然所有历史判断都涉及个人和观点，那么人皆优秀，就没有什么历史真理的“客观性”了。[8]

对诸如历史等学科现实主义或理性主义信心之丧失，扩大了科学和人文科学“两种文化”的分歧，1959年C. P. 斯诺（Snow）在一次演讲中对此表示担忧[9]。在英语国家，这种分歧尤其严重，因为和大多数其他学术语言不同，英语将“科学”限定在自然科学范围内。到了卡尔时代，历史研究既在历史研究的“科学”特性，又在仍在支持自然科学研究的现实主义认识论上双双丧失了信心。

怀疑论和学术研究的碎片化碾碎了历史研究价值的信心，削弱了历史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现在，从而赋予我们力量的古老希望。随着历史学家越来越与其他学科相分离，甚至相互之间也发生分离，他们关于过去以及历史学的性质和目标的见解变得越来越碎片化了。此种逐渐增强的碎片化的意识，类似于涂尔干所说的“失范”在学术上的表现，即丧失了统一性和意义感，卡尔把这种观念在一个脚注里面称之为“个人的状况和……社会相分离”[10]。学术上的失范起因于学者越来越和其他学者相分离，又和一个统一的世界知识相分离。一种力量稍微缓解了越来越严重的学术上的疏离感，那就是民族主义。虽然本质上是部落主义的，自19世纪以来就繁荣一时的民族史为那些和民族史编纂传统合作的历史学家提供了某种统一感。

卡尔自己的立场介乎阿克顿坚定的科学现实主义和克拉克犹豫的相对主义之间。他出色地探讨了作为真理的历史和作为我们讲述的过去的历史之间复杂的辩证关系。他认真地对待真理和科学，因为他相信历史和一般科学、真理一样自有其目的：赋予我们力量。它提高我们对现在的认识，从而赋予我们力量。它将现在投射到过去的地图上以达成此目的：“历史学家的作用既不是爱过去，也不是把自己从过去解放出来，而是要掌握并且理解它，把它当作理解现在的钥匙。”[11]这就是说历史学家画的地图必须是好的地图，就像好的科学一样，它们必须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现实世界。所以卡尔和马克思一样，是一个哲学的现实主义者，认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并没有分歧。“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历史学家都是在从事同一种研究的不同分支：研究人及其环境、研究人对其环境的影响，以及他的环境对人的影响。研究的目标是一样的：提高人类对其环境的认知并且掌握这个环境。”[12]

另一方面，卡尔比阿克顿等清楚地认识到，过去并不只是等待被发现，不是“鱼贩子台板上的鱼”[13]。历史由历史学家创作的关于过去的故事组成，随着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目的改变，我们如何创作故事的方式也会发生改变。我们需要严谨的观察以获得关于过去的真理，但是在讲过去的故事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有说书人的技巧，包括卡尔所说的“充满想象的理解力”、理解和突出那些生活在过去的人。[14]在这方面，卡尔深受英国伟大历史学家R. G. 柯林伍德的影响，不过他警告说，强调历史学家的移情作用，如果走得太远，就会导致怀疑论。[15]

对卡尔思想特别有影响的是马克思在科学和行为主义之间的辩证平衡。但是马克思坚持认为，存在一个客观的未来。但是要创造某种过去，则是一种创新工作，我们如何研究它，取决于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写作和研究所处的时代。这就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写的一段名言：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6]

历史学家也是在创造历史，但是他们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他们创造的过去固然取决于他们写作的时间和地点，但是他们所构想的关于过去的故事，反过来会影响到未来的历史学家研究的过去。作为一个行动主义者，马克思非常清楚我们如何描述过去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的叙述会影响到未来。实际上，他希望他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解释将会对未来产生深刻的影响，而实际上，他确实做到了。

和马克思一样，卡尔也理解作为真理的历史和作为故事的历史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平衡。他在一段许多攻读历史的研究生所熟悉的文字中写道：历史是“在历史学家和事实之间不断互动的一个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一种对话”[17]。历史就像记忆，不是召回过去，而是要创造它。

但是，什么是过去？卡尔甚至比阿克顿还要投身于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他首先是一个研究俄罗斯的历史学家，热心展现那些为说英语的历史学家所忽视的历史的重要性。他赞赏李约瑟，坚持主张中国史以及欧洲之外世界其他地区历史的重要性。

但是，卡尔所理解的过去虽然宽泛，但不够深刻。他对人类的史前史或生物圈和宇宙的历史不感兴趣。这着实令人吃惊，因为他对马克思有兴趣，而马克思则是将历史看成包含一切科学在内的知识体。实际上马克思和洪堡一样，是一个超前的大历史学家。但是卡尔在一个学术碎片化的时代著书立说，宇宙史的观念并不在他的视线范围之内，也不在任何他那一代说英语的历史学家的视线范围之内。奇怪的是，它倒是在苏联，这个卡尔撰写最多的国家的历史学家的视线范围内，因为苏联的马克思传统确保了“宇宙的”或者“一般”的历史观念始终包含在马克思的思想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如今存在一个在安德烈·科罗塔耶夫（Andrey Korotayev）和列奥尼德·格里宁（Leonid Grinin）领导下兴盛一时的大历史俄罗斯学派。

2001年，戴维·卡纳迪尼（David Cannadine）将卡尔著作出版40周年的会议论文主编成一本论文集，名为《如今历史是什么？》。[18]卡尔的著述问世之后发生了许多变化。历史学科在内容和方法论上甚至变得更加碎片化、更加没有自信了。马克思或洪堡或H. G.韦尔斯的普遍主义的观点似乎消失殆尽，只留下民族史这种唯一的缩减版了。卡纳迪尼的著作中写到了许多明显的变化，反映了战后大学生、历史学家和历史分支学科的繁荣。这是一种世界性现象，因而类似的趋势在许多不同的修史传统中也可以发现，只是各有不同而已。

既然卡纳迪尼的书不是关于某个单一的历史学科，自然有众多学者参与其中。更多的历史学家和更多的学者似乎意味着关于历史学科的内容、意义和目的，有着更多的各不相同的观念。每一章都是不同类型的历史，所以有些章节呼吁：“如今什么是社会史？”和“如今什么是文化史？”。“如今什么是妇女史？”“如今什么是环境史？”的阙如令人吃惊，不过卡纳迪尼坚持认为，他的书恰好反映了少数分支学科进入了当时还处于分裂之中的历史研究。

碎片化是由于对该学科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的日渐增长的怀疑论所造成的。固然，大多数历史学家仍然继续以一种精力充沛的、现实主义的经验论去研究细节问题，以至于有人讽刺这门学科只不过是一个事实的目录。但是，随着问题范围的扩大，历史学家的信心似乎减弱了，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对历史研究是一个更加系统的知识或者意义的部分想法感到满意。历史学家越来越游离于其他学科（经济史的衰退就是这个过程的一个令人吃惊的例子），甚至相互之间也是分离的，任何关于历史的性质和目标的一致认识似乎都已烟消云散。理查德·伊文思（Richard Evans）注意到，后现代时期聚焦于历史学家创造性的主观作用，聚焦于作为说书人的历史学家。这个研究路径表现在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73年的经典著作《元历史：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此书几乎完全聚焦于历史研究的文学方面，而不是它所主张的真理。历史研究似乎分裂成为关于过去的多元的、无数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代表一个特殊的视角，没有一个人对于它所主张的历史真相抱有信心。对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所认为的那种作为后现代思想主要特点的宏大叙事或者元叙事，历史学家似乎抱有深深的怀疑。

可是……虽然在2000年卡纳迪尼著作的这个地震测量仪上几乎看不见震动，一种新形式的普遍史的观念已经在历史研究的边缘地带震响了。世界史在美国盛极一时，有着健全的学术机构和一份成功的杂志（《世界史杂志》），越来越多的大学和学院也在讲授这门课程。但是有些学者开始的冒险大大地超越了世界史。他们开始探索一种可以囊括整个过去的真正意义上的普遍史，其中包括生物圈和整个宇宙的各个部分。到2001年，“大历史”这门课我已经开设了12年，但是我只是朝着同样方向前进的一个小而充满活力的学术社团中的一分子。埃里克·蔡森（Eric Chaisson）讲授宇航员版的大历史已长达20年，而弗雷德·施皮尔（Fred Spier）和约翰·古德斯布洛姆（Johan Goudsblom）在阿姆斯特丹、约翰·米尔斯（John Mears）在达拉斯、辛西娅·斯托克斯·布朗（Cynthia Stokes Brown）在圣拉法叶、汤姆·格里菲斯（Tom Griffiths）和格雷姆·戴维森（Graeme Davidson）在墨尔本等等地方，都在讲授大历史。大历史潜入了正在寻求另一种发展方向的历史学科。

如今，卡纳迪尼的著作出版15年之后，大历史仍然是边缘化的，但是它开始动摇历史学科了。[19]出现了一批学术著作，证明可以以严格而清晰的风格撰写大历史，可以产生关于过去的新的甚至创造性的洞见。[20]大历史已经成功地主要在英语世界里的几所大学开课，甚至那些不开课的历史系也经常在其修史座谈会上讨论大历史。还有好几个大历史的大型在线公开课（MOOCs,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还有一个大历史学会（IBHA）已经举办了三届大型会议，现在又创办了一份杂志。麦考瑞大学创办了一个大历史研究所，组织过两场研讨会。大历史甚至通过“大历史计划”（Big History Project），在百余所中学讲授，这是2011年比尔·盖茨发起并资助的一个主要面向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中学的免费在线课程。

数十年前还是一种似乎过时的、不现实的、执拗的历史研究路径，现在开始看上去成了一门强大的、严格的甚至创造性的现代学术门类，能够将历史的研究和教学同其他人文主义和科学范围内的学科联系在一起。

为什么要回到普遍史？

发生了什么？

历史学科本身发生了某些重大变化。总是有一些学者，如H. G. 韦尔斯或者阿诺德·汤因比，他们一直活跃地坚持一种更宏大的理解过去的视角。但是，通过产生一种数量繁多的新的历史研究成果，涉及前辈历史学家所忽略的主题、地区和时代，一些具体研究也为一种更加宽泛的历史观奠定了基础。费利普·菲尔南德斯——阿梅斯托（Felipe Fernadez-Armesto），一位兴趣广泛的世界史学家在卡纳迪尼著作的一章，恰如其分地写道：

历史学家在失去水分的土地上，犁沟挖得越深、越窄，等到犁沟垮塌，他们就被埋葬在自己的枯燥无味里面了。可是另一方面，只要他们爬出自己的犁沟，就会有更多的领域去探索，有许多丰富的新工作去完成，从而改变人们的视角，拓展比较的框架。[21]

尽管如此，在向普遍史回归的同时，在历史学科以外发生了许多变化，特别是在自然科学领域，总是比人文学科更加友好地对待统合的观念。[22]量子力学家埃尔温·薛定谔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出版的一本关于生命本质的著作中就已经预见到了学术统一的新形式：

我们从先辈那里继承了对于统一的、无所不包的知识的强烈渴望。最高学府之名令我们想到，自古以来一直延续数世纪的普遍性的知识才是能得满分的……我们清晰地感受到，我们现在能够开始获得可靠的材料将所有已知的知识焊接在一起……[23]

在自然科学里，正如人文科学一样，具体的学术研究在数十年间产生了大量的新信息和新观念。同样重要的是新的统一范式的观念的出现。最重要的是大爆炸的宇宙学、板块构造理论和现代综合进化论（Darwinian Synthesis）。新的范式在卡尔著书立说的时候几乎闻所未闻。1953年在卡尔工作的剑桥大学发现了DNA（脱氧核糖核酸），但是这个发现的全部重要性只是在之后的一二十年才变得显而易见。将大爆炸宇宙学和板块构造理论联系起来的新发现还要再过几年才出现。可是到了1970年，新的范式已经激发了知识的新整合的希望，至少在自然科学领域。有些科学家开始讨论“大统一理论”。

特别令人吃惊的是新的科学范式本质上是历史学的。牛顿的静力学已经随风飘去，被一个按照历史的和进化的原则运行的宇宙所代替。卡尔意识到了这种自然科学的“历史性转变”及其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过他的洞见在此后的大约50年里被大多数历史学家忽视了。他写道，科学：

经历了异常深刻的革命……赖尔（Lyell）对于地质学、达尔文对于生物学的研究现在用于天文学的研究，天文学已经成为宇宙如何产生的科学……历史学家有了一些理由，可以比100年前的历史学家在自然科学更有宾至如归的感觉。[24]

在英语世界里，大爆炸宇宙学激发了如多里昂·萨根（Dorion Sagan）等天文学家详细叙述宇宙的历史，而板块构造理论激发了古地质学家如普雷斯顿·克罗德（Preston Cloud）等撰写地球新史。[25]可见许多科学家也身陷和历史学家一样复杂的境地——试图从过去留给现在的偶然线索，重构一种已经消亡的过去。自然科学的历史学转向使得科学家的方法接近于历史学家的。地球生命的起源和俄国革命的对照实验都是不可能的。相反，许多科学的学科看起来面临着和历史学家同样的方法论问题：尽可能多地采集线索——从古代的星光到锆石晶体，到三叶虫——用它们重构貌似真实的甚至有意义的关于过去的叙述。这个领域历史学家是熟悉的。卡尔·波普尔钟情的强证伪性几乎不可适用，而且其他历史学家熟悉的比较模糊的技巧，例如基于一个特定领域里的长期相似性的范型——认知和直觉，在自然科学里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统合。[26]

放射性断代技术的发展，对于现代宇宙史的出现尤为重要的是，它能够为远古历史提供一种确切的年代基础。[27]H. G. 韦尔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即试图创作一部普遍史，他的早期历史部分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承认，他的所有确切的日期都依靠有文字的记载，他无法提供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公元前776年）之前的记载。[28]19世纪的地质学家已经知道如何通过研究古代岩层构建相对的编年史，但是谁也说不清寒武纪的生命大爆发是在何时发生的，或者地球是在何时形成的。这些都随着20世纪50年代放射性断代技术的出现而彻底改变。1953年，克莱尔·帕特森（Claire Paterson）利用铀的半衰期测量出地球有45.6亿年。他的这个日期沿用至今。当卡尔在1961年著书立说之际，放射性断代法才刚刚开始改变古生物学家和史前历史学家的思维。1962年，在南昆士兰的坎尼弗岩洞，约翰·马尔瓦尼（John Mulvaney）用放射性技术证明人类在冰河时代晚期之前开始在澳大利亚定居，在以后的数十年间，人类在澳大利亚最早定居的年代往回推算了5万，也许6万年。[29]正如科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写道：

……放射性断代法的发展，……令世界各地史前史的编年史得以建立。此外，这是一种没有任何关于文化发展或关系之假设的编年史，能够运用于无文字社会，就像运用于有书面文字的社会一样完美。史前史在编年史上不再是非历史的了。[30]

最终，放射性和其他断代法有可能建构回溯至宇宙起源的严格的编年史。首次可能根据一个可靠的宇宙编年史而讲述宇宙的历史。

有些变化确实可以从戴维·卡纳迪尼论文集中看出来。在该书的最后一章，菲利普·费尔南德斯·阿尔梅斯托论证道，历史的范围拓展了，越来越具体化，现在则需要将自然科学包含进来：“历史再也不能将自己局限于‘两种文化’中的一种。人类显然是动物连续统的一部分。”[31]在1998年，伟大的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论证道，历史学家应当将人类的历史置于生物圈甚至整个宇宙的历史之中：

看来人类实际上属于宇宙，分享其不稳定的、进化的特点……人类所发生的以及星球所发生的看来都是一个巨大的、进化的故事，具有自发出现的复杂性的特点，这种复杂性在从最小的夸克到银河系，从长碳链到生命有机体，从生物圈到人类生活、劳动其中的有意义的符号世界的每一个组织层面产生新的行为方式……[32]

麦克尼尔在其晚年，对于大历史观念的兴趣与日俱增，将它视为其广泛的历史观的一种自然延伸。正如其子约翰·麦克尼尔所言：“（除孙子之外）是令其最感到激动的事情。”[33]

大历史是什么？

那么，大历史是什么？

在本文最后我想探讨什么是大历史、大历史会是什么样的等若干彼此关联的描述。这些都是个人的思考，有些是猜测性的。但是我希望它们能够引起甚至那些不会像我一样被它们说服的人的兴趣。我希望它们会引起关于大历史及其特点的广泛讨论。我的思想在结构上比较松散，大体以卡尔历史辩证法的“真理”为一端，以“说故事”为另一端这样一个范围。

大历史的目标，和其他各种善知识一样，是要帮助我们认识我们所生存的世界，从而赋予我们力量。大历史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世界，从而赋予我们力量。就像各种形式的历史一样，大历史主要是通过将现在投射到过去而赋予我们力量，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今日世界如何成为现在这个样子。这种关于历史的目的的宣称假设存在关于知识的一种现实主义的或者自然主义的认识。作为一种进化的生物，我们以某种成功方式和我们周边的事物打交道，这种成功是以我们（就像一切生命有机体一样）能够获得关于周边事物的有限的然而真实的认识为前提的。虽然意识到知识的有限性，大历史，就像一般科学一样，反对极端形式的怀疑论或相对主义。它和善的知识一样，建立在同样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基础之上，而且有着同样获得力量的终极目标。

大历史是普遍的。但是如果对过去的认识确实能够赋予我们力量，那么难道不应该试图去认识全部的过去吗？大历史和其他历史研究相区别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它试图把过去当成一个整体去认识。它渴望对历史形成普遍的理解。大历史对于具体的历史研究毫无敌意。相反，它完全要依靠丰富的具体的研究。但是它试图将具体研究的成果整合到一个更大的、统一的景观里面，正像数百万幅地方地图联结成一幅世界地图一样。这些充满雄心的目标意味着大历史要在构成20世纪学术诸多学术研究的知识碎片的浪潮中搏击。大历史旨在统合，旨在亚历山大·冯·洪堡曾说的“那种疯狂的热情……要在一本书中道尽整个物质世界”。

许多有趣的结论从大历史雄心勃勃的普遍主义中涌出。大历史不承认任何历史知识的学术障碍。它预先假定存在一个全范围的以历史为导向的学科，它们都和同一个目标相关：要重构我们这个世界如何发展到今天的历史。实际上，我时常在想，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是否能够看到重新安排大学的校园，不是将科学置于一端，将人文科学置于另一端，而是你将发现一个致力于“历史科学”的区域，在这个区域里，天文学家、古生物学家、进化论生物学家、核物理学家和历史学家能够并肩工作。

大历史的这种志在普遍史的灵感意味着它将包含所有能够产生可能的、精确的、以证据为基础的关于过去的论述的各种知识领域。这就意味着，目前而言，它要明智地在大爆炸以后发生的一切——亦即可以用许多证据重构的过去与任何先于大爆炸的事物之间画一条线，后面这个区域，虽然有大量的有趣的猜测，但是到现在为止还不是一个清楚的以证据为基础的故事。当然，这是可能发生变化的，大历史的故事本身将有所扩展，也许会将那些支持多重宇宙论或弦理论的证据整合进来。随着生物学家探讨地球生命的起源，或者天文学家寻找周边星系的生命，或者物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窥见到意识的“核心”问题，或者历史学家更好地理解了宗教和科学在人类历史的多元尺度上的作用，类似的变化也许会在大历史故事的其他部分发生。

凭着这些条件，大历史旨在综合理解历史，绘制一幅学术上的关于过去的世界地图。就像一幅世界地图，大历史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不仅看见过去各主要国家和海洋，而且看见将不同的学术大陆、地域和岛屿连接成为一个单一知识世界的环节和协同。大历史的广泛视角还能够激发我们在多元尺度里面运动，从宇宙本身的尺度，到人类的尺度，再到个体细胞的尺度，其中每一秒都会发生数以百万计的精确校准的反应。大历史鼓励我们将时间和空间的小点连接起来，寻找截然不同的实体、学科和尺度之间的协同。诸如安德烈·科罗塔耶夫等俄罗斯学者已经积极投身于寻找多元尺度的复杂进化的数学模型这个任务上了。

通过聚焦于将不同学科连接起来的观念，大历史能够帮助我们克服20世纪在学术研究，尤其是在人文科学研究中日渐极端的怀疑论特征。在涂尔干手中，“失范”的观念是指缺少清晰的位置感或意义感，在这种学术上无家可归的状况中，世界本身几乎无法理解，个人感到极大的疏离，以至于要去自杀。20世纪学术的极端碎片化固然允许一个学科又一个学科的学术进步，但是它做到这点，所付出的代价是学科和学科之间的相互疏离，限制更大的、统一的景观的产生，也限制了在学科之间相互进行真理的检验。尤其是在人文学科，学术上的疏离造成学术形式的失范，击破了人们坚持主张创造意义或者更多从总体上去把握现实的信心。20世纪晚期如此之多的学者们所共同信仰的后现代主义者的怀疑论是对过度自信的实证主义的一种纠正。但是，发挥到极致，就会创造一种深深的无助感，既有学术上的，也有伦理上的。有些人认为，这无异于一种学术上的自杀。

以应有的科学性的稳重态度，大历史回到试图将现实的地图拼接为一个整体的古老课题。通过移除学科之间的分区，大历史能够有助于在专家性学术和大型的、范式的观念之间重建一种更加平稳的关系。

大历史是协同性的、合作性的。大历史的故事是组装而成的，就像一块硕大的镶嵌图，用许多不同国家、时代和学科的小瓷砖拼接而成。一切学术研究都是协同性的。但是大历史这一异乎寻常的领域将协同置于这门新学科的核心。丰富而可靠的大历史不是个别学者心灵的产物，而是数百万心灵的联手创造。

撰写大历史所需要的极致的学术协同使我们重新思考专门知识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专业化造成一种看法，如果你将研究领域变得足够狭窄，学者个体就能够完全掌握这个领域。他们就变成了专家。这种观点太过天真了，因为甚至最狭窄的专家也要引用他们研究领域以外的洞见和范式。但是大历史的范围极其广泛，这就意味着尽管它建立在专家的洞见之上，但是它也要求许多在今天碎片化的知识世界里不受重视的其他学术技艺。大历史首先要求一种能够把握许多不同学科的学术研究然后将其连接起来的能力。它需要宽度，也需要深度，要有一双犀利的眼睛，能够找到学科之间未能预料的协同之处。它还需要一种协调多学科的不同频率的能力。大历史学家将不得不成为跨学科的翻译家，能够感受到对于不同学科使用的类似概念、词汇和方法之间的微妙区别。他们还将问一些深刻的跨学科的问题。有没有一些观念能够在多学科的领域里同样适用，从宇宙学到生物学到历史学，诸如弗雷德·施皮尔所描述的“统治”（rigimes）和“金凤花条件”（Goldilocks conditions），或者在埃里克·蔡森书中的核心概念“自由能密度”（free energy density）的等级？在物理学具有强大作用的熵理论能否启发我们对人类历史的认识？今日纳米生物学家正在探索中的原子层面上的分子机器是不是意味着以一种新的方式分配今日世界的能量流？[34]有没有一种普遍机制（也许某种形式的普遍的达尔文主义？）用以解释尽管存在第二热力学原理，但是还会持续出现复杂实体？

通过不仅聚焦于现代学术的零星岛屿，而且聚焦于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大历史能够提供一种新的跨学科思维和研究的框架。熟悉大历史的世界历史地图的研究者将自然地在其具体学科以外寻找有用的观念和方法。随着越来越多的问题，从气候变化到癌症研究到金融危机等都有赖于多学科的发现和洞见，跨学科研究将变得尤为重要。每一种学科内部的研究取得成功都说明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有趣而重要问题现在都处于学科之间。

大历史这门年轻的学科也证明学术协同是我们人类（Homo sapiens）的一种与众不同的特征，虽然许多进化特征将我们定义为一个物种，但是我们的技术创造性似乎被语言这样一种极强大的进化形式所规定，使得我们可以用如此准确的、如此大规模的方式进行观念和洞见的交流，以至于它们能够使得集体记忆逐渐积累。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物种能够将这种习得的知识积累起来，跨越无数代人，以便有更多代人能够不仅认识不同的事物，而且认识比前几代人更多的事物。这种差异证明是颇具创造性的。跨越无数代人的数百万个体的知识积累解释了我们对于这个生物圈的资源和能量流的日益增长的控制权。这种逐渐增长的趋势已经形成了人类的大部分历史，并且在今天达到一个高峰，使我们拥有了唯一的最强大的改变我们生物圈的力量。在我本人的著作中，我已经描述了我们分享和积累“集体知识”的独一无二的能力。它使我们人类不仅逐渐控制环境的能量流和资源，而且对我们居住其中的世界和宇宙的认识逐渐增加。现代科学如同现代宗教和文学一样，都是在共同的知识网络中辛勤劳作的数百万个体的创造。只是在一个世纪之内，人类心灵的范围，或者如同维尔纳斯基所称的“人类圈”（Noösphere）已经变成了一种全球变化的力量。[35]

我个人相信，“集体知识”的观念提供了一种能够表达我们对于人类历史以及我们这个物种与众不同特点之认识的范式性观念。人类历史是由集体知识推动的，就像生命有机体的历史是由自然选择推动的一样。如果这个想法大致正确，那么它就证明大历史能够通过将某些深层次的问题置于一个极其广泛的背景之下，将其视为现代知识的“世界地图”的一部分，从而使这些问题得到澄清。

大历史是一个故事。迄今为止，我已经讨论了大历史所能够提供的真理性认识的特点，以及它的跨学科的协同能力。但是，大历史当然也要讲故事。正如卡尔论及的各种历史一样，它要开展“现在与过去之间一个永无止境的一种对话”。它有两极，一是作为整体的过去，一是从现在这个特殊的有利位置观看过去的历史学家。就像一般历史一样，大历史是正在建构大历史的历史学家的产物。当然，这就意味着大历史是进化的，而且是不断进化的，就像所有的故事一样，因为它是由不同说书人，从不同社会背景、有着不同关注点的人所说的故事。

大历史是一个起源故事。但是，由于其具有普遍主义的雄心，大历史不只是再讲一个过去的故事而已。大历史普遍性的野心意味着它分享着许多传统起源的故事。正如我们所知，所有人类社群都试图建构关于我们身边万物起源的统一的故事。我所说的这样一种“起源故事”的观念就是这个意思。起源故事试图将一定社群关于我们的世界如何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的知识整合起来，并且流传下去。如果有人相信了，如果那些听到并流传下去的人觉得是可靠的，就会具备特别强大的力量，不管我们讨论的是旧石器时代的食物采集民族，还是从儒家到佛教到阿兹特克的，还是伊斯兰教世界、基督教世界等世界文明的伟大哲学和宗教传统。它们之所以强大，还因为被一定的社群的大多数成员所共有，他们从小就获知这些起源故事的雏形，然后经过许多年的教育，将它们推广到国际上去并且补充其细节，使其更为精致。正如我们所知，起源故事处在一切教育的核心位置。它们在神学院和大学提供基础知识，就像食物采集社群里长者传给后代的丰富的口述传统。

根据这种讨论，显然涂尔干的“失范”概念也可以理解为那些不能获得可靠的、丰富的和权威的起源故事者的心灵状态。学术失范就是没有地图、没有意义的状态。奇怪的是，随着全球化和现代科学既在世界的都市的中心地带又在殖民的边缘地带将传统的起源故事的信心击得粉碎，这种学术状态竟成了20世纪的规范。现代世俗教育体系不再传授作为基础知识的共有的传统了。

有些人发现传统的起源故事的衰落令人高兴、使人自由，为着没有共同起源故事而随意漂流的世界观深感荣耀。但是许多人，在殖民世界和都市中心，都感受并且继续感受到深深的失落感。如今，我们习惯于一个没有普遍框架的观念（尤其是在人文学科中）的世界，很容易忘却随着不再相信起源故事而丧失学术的连贯性所造成的痛苦。但是，这种失落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哲学和艺术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这里，我们可以随意找到几个例子，说明我想说的事情。1851年，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多佛海岸》中写道：

信仰的海洋

也曾一度涨潮，围绕大地的海岸，

像折起的闪光的腰带。

但是现在我只听到

大海拖长的落潮吼鸣，

沿着世界上巨大、阴郁的边岸

和赤裸的卵石沙滩，

退入吹拂的夜风。

诗人继续写到一种没有一致性或意义的未来的可怕异象：

啊，亲爱的，让我们

相互忠诚，因为看彻人间，

犹如幻乡梦境

五光十色、美丽新颖，

实在没有欢乐、没有恋爱和光明，

没有肯定、没有和平，也无从解除痛苦。

人生世上犹如置身于黑暗旷野，

到处是争斗、奔逃、混乱、惊恐，

如同愚昧的军队黑夜交兵。

叶芝的《二次圣临》作于1919年，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似乎实现了阿诺德对未来的梦魇般的异象：

盘旋又盘旋在渐渐开阔的旋锥中，

猎鹰再也听不见驯鹰人的呼声；

万物崩散，中心再难维系；

世上遍布着一片狼藉，

血污的潮水一片泛溢，

把纯真的礼俗吞噬。

诗歌的结尾更是展现了一种著名而又可怕的景象：

何等恶兽，它的时辰终于到来，

懒懒地走向伯利恒来偷生？[36]

专业化和传统的统一叙事的丧失乃是诸多20世纪文学、艺术和哲学所描述的混沌、一致性丧失的世界的症状。实际上，人们经常假定，这种孤立的、不可比较的学科和视角的世界是现代性的普遍特征。现代世界将人、文化、宗教和传统统统粗暴地糅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人类的单一感，而逐渐丧失了对传统世界观的信心。我们在《共产党宣言》里读到，人类历史到了资产阶级时代：“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在一本论现代性的著作中，马歇尔·伯尔曼（Marshall Berman）写道，现代世界创造了“一种乖谬的统一，一种不统一的统一；它把我们全部投入到永恒的、分割与重生、斗争与矛盾、含混与痛苦的巨大旋涡里面去了。做一个现代人就是要成为一个宇宙的一部分，在这个宇宙里，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37]

但是也可能有一种不同的解释。也许对于20世纪的大多数时期而言，我们生活在一种学术的建筑工地上，周围是古老的起源故事的废墟，而一个新的起源故事正在我们身边建造起来，这个故事便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故事。这个想法的最好的证据便是最近50年来新的统一的故事的出现。从这个角度看，大历史就是一个试图梳理并建造一个现代的、全球的起源故事。

大历史是人类纪时期的起源故事。于是，也许我们可以将大历史设想为20世纪的起源故事。大历史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学术成就之上，但是它也是一个不断全球化的世界的产物，和卡尔的世界大不相同。科学知识的推进比他所能想象的更快，诸如互联网等新技术创造了一个相互交织的世界。最重要的变化也许产生于自卡尔著书立说以来的60年间巨大的加速度、人类数量、能源使用、人类控制环境，以及人类的相互联系的急剧增长。在这个短暂时间里，我们人类已经集体变为生物圈中唯一一支最重要的变化力量，地球生命40亿年中首个起到如此重要的物种。这种结果卡尔在1961年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在这个意义上，大历史可以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人类纪的起源故事。

要将人类纪看得更加清楚一些，我们需要大历史这样宽广的尺度，因为这不仅是现代世界史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作为整体的人类历史甚至地球历史的一个重要门槛。大多数当代历史学研究集中在过去500年的历史。这种缩短了的视角的危险也许在于能够规范化最近的历史，令最近数世纪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充满动力的社会看上去好像是人类历史的普遍现象。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的动力是不同寻常的，是一种例外。这样的历史观念，就长时段的变化而言是现代的，而且正如约翰·麦克尼尔所证明的那样，现代社会的变化的尺度尤其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实际上是“太阳底下的新鲜事”[38]。与此形成相对照的是，在过去20万年间，大多数人类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所生活的体系和周围环境似乎都是相对稳定的，因为变化如此缓慢，以至于用几代人的尺度根本无法观察得到。

只有在大历史的广阔尺度内，才有可能清晰地看到人类纪的时代，不仅就人类的尺度而言，而且就地球历史的尺度而言都是奇特的。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有一批古地质学家主张，人类纪时代是生物圈历史的三大重要转折点之一，另两个是大约40亿年前生物的出现，以及6亿年前多细胞生物的出现。之前从未有一个物种能够像我们人类这样按照决定、洞见甚至奇思怪想来主导生物圈的变化。如果我们要应对它对不远的将来提出来的挑战，如何看待现代社会的这种奇特性便是至关重要的。认识当今世界如何奇特也会对我们祖先的洞见和认识形成一种新的看法，他们数千年来和整个生物圈一直维系着一种更加稳定的关系。

大历史是一切人类的首个起源故事。如果大历史就是一个起源故事，那么它也是一切人类的首个起源故事。由于它出现在一个高度密集化的相互联系的世界，它是首个为全体人类为了自己所创造的起源故事。传统的起源故事试图从特定的社群或者地区或者文化传统中概括出某种知识，而这是试图从世界各个部分积累的知识中概括出来的知识。这本身就表明一个现代起源故事的信息之大、细节之惊人的丰富。

传统的起源故事提供一种对于各社群的统一的观点，不管其内部在语言、文化、宗教和族群上的差异。同样，大历史的故事也能够开始提供一个统一的全部人类的景观，不管其在地区、阶级、民族和文化传统上有多么巨大的差异。一个全球性的起源故事的建构和传播有助于产生人类的统一感，这种统一感正是人类社会集体应对今后数十年的全球化挑战所需要的。虽然主导卡尔的那个世界的民族和文化上的诸种部落特征今日还大量存在，但是他仍会惊讶地看到，和它们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个人类整体的起源故事。

今日世界相互联系的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一个有其自身历史的人类统一体的观念拥有了某种统合性，这是卡尔的时代所不具备的，那时候，最重要的人类社群似乎不是民族国家就是保持文化一致的区域，如“西方”或者伊斯兰世界，或者被著名传统帝国如中国和印度那样统治的地区。如今，某种意义上的全球公民、同属人类全球社区，不仅具有科学的准确性。［总体而言，我们毕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物种，因此，人类有一种科学的准确性，而“中国人类”和“美国人类”的范畴则是不具备这种准确性。］意识到什么是全体人类所共同具有的东西，尤其是在一个核武器的世界中，乃是人类对自我的一种保护。卡尔撰写《历史是什么？》之后一年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当时肯尼迪总统就曾说，一场全面核战争的可能性介于“1/3和1/2之间”。[39]

1919年H. G.韦尔斯试图写一本普遍史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尚萦绕在他心头，他对人类一体性的感受促使他写了这本书。他主张和平需要有新的思维方式。它需要：

具有公共的历史观念。世界之各人种各民族，若不集合于此等观念之下通力合作，而犹循于其狭隘自私及互相冲突之民族习惯，则唯日趋于争斗之途以自召灭亡耳。此理在百余年前已为大哲学家康德所见及……今则路人尽知矣。[40]

威廉·麦克尼尔对此也有精辟的论述：

人类完全拥有一种历史学家可望理解的共同性，就像他们能够确切地理解将人类联合在任何较小的群体中一样。不是像狭隘的修史不可避免的那样去强化冲突，一种理智的世界史可以通过培养个体等同于人类整体的胜利和痛苦的观念而消除群体冲突的致命性。实际上，它唤起了我在我们时代历史专业的道德责任。我们需要发展一种足以容纳处于各种复杂性中的人类丰富多样性的一般史。

正如韦尔斯所认识到的，一种普遍史是统一的人类历史的载体，因为，和民族史不同，与大历史相遇的人类首先不是好战的部落，而是单一的而且显然还是同等的物种。这是一个现在可以准确地、自信地去讲述的故事，它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我们这个物种不仅在最近的过去，而且在生物圈乃至于整个宇宙的位置。

[1] 本书以“What is Big History”为题发表于国际大历史协会（International Big History Association）创办的《大历史学刊》（Journal of Big History）2017年第1期。经作者大卫·克里斯蒂安和杂志主编洛厄尔·古斯塔夫森（Lowell Gustafson）援权使用，特此致谢。

[2] 让·博丹（Jean Bodin），16世纪，转引自克雷格·本杰明（Craig Benjamin），《起始和终了》，载于马尔尼·休斯——沃林顿（Marnie Hughes-Warrinton）主编：《世界史的新进展》（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2005），第95页。

[3] E. O. 威尔逊，《论统合：知识的融通》（伦敦：阿巴库斯，1998）。

[4] E. H. 卡尔，《历史是什么？》（哈蒙兹沃思：企鹅，1954），7。初版于1961年，基于1961年在剑桥乔治·麦考莱·屈威廉讲座的演讲。

[5] 卡尔，《历史是什么？》，第5页。

[6] 关于洪堡是一个超前的大历史学家，参见弗雷德·施皮尔（Fred Spier），《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第2版（莫尔登，麻省，和牛津威利——布莱克韦尔，2015），和安德烈亚·沃尔夫（Andrea Wulf），《自然的发明：亚历山大·冯·洪堡，失去的科学英雄》（伦敦：约翰·默里，2015）。

[7] 范式和前范式的学科的区分，是由一部首版于1962年，只比卡尔的著作晚一年的著作引入的：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2版（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0）。

[8] 卡尔，《历史是什么？》，第7—8页。

[9] 斯诺，《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59）。

[10] 卡尔，《历史是什么？》，第32页。

[11] 卡尔，《历史是什么？》，第26页。

[12] 卡尔，《历史是什么？》，第84页。

[13] 卡尔，《历史是什么？》，第23页。

[14] 卡尔，《历史是什么？》，第24页。

[15] 柯林伍德的著作，和卡尔一样，是我们那一代研究生的主食。柯林伍德最重要的著作是《历史的观念》，修订版编辑，扬·范·杜森（Jan Van der Dussen）（牛津和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

[16] 转引自罗伯特·C. 塔克尔主编，《马克思恩格斯选读》，第2版（纽约和伦敦：诺顿，1978年），第595页。

[17] 卡尔，《历史是什么？》，第30页。

[18] 戴维·卡纳迪尼主编，《如今历史是什么？》（巴辛斯托克：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2002年）。

[19]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古尔迪·阿尔米塔基和戴维·阿尔米塔基（Guldi and David Armitage）的《历史学宣言》（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4年），对当代历史研究的短期论（short-termism）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20] 初步看来这些著作包括埃里克·蔡森的《宇宙进化：自然中复杂性的兴起》（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大卫·克里斯蒂安的《时间地图》（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第2版，2011年）、弗雷德·施皮尔的《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第2版，马尔登，马萨诸塞州：威利——布莱克韦尔，2015年）、辛西娅·斯托克斯·布朗的《大历史：从大爆炸到今日》（第2版，纽约：新出版社，2012年）、一部大学教材，大卫·克里斯蒂安、辛西娅·斯托克斯·布朗和克雷格·本杰明，《大历史：虚无与万物之间》（纽约：麦格劳——希尔，2014年）；论文集有罗柏安（Barry Rodrigue）、列奥尼德·格里宁和安德烈·科罗塔耶夫主编的，《从大爆炸到银河文明：大历史文集》，第1卷（德里：普利姆斯书社，2015年）；麦考瑞大学大历史研究所出版的一部精美的图片集，《大历史》（伦敦：DK书社，2016年）。

[21] 卡纳迪尼主编，《如今历史是什么？》，第149页。

[22] 本部分内容是对我发表于《历史与理论》，泰晤士卷，49（2010年12月），第5—26页的论文《普遍史的回归》的论证所做的概括和补充。

[23] 埃尔温·薛定谔，《生命是什么？》，第57页。

[24] 卡尔，《历史是什么？》，第57页。

[25] 卡尔·萨根电视系列片，《宇宙》于1980年首播；普雷斯顿·克罗德的《宇宙、地球和人：宇宙简史》（纽黑文：耶鲁大学，1978年）仅比它早两年；苏联已经有了一个兴盛的“生物圈”历史的传统，以伟大的地质学家弗拉基米尔·维尔纳斯基（Vladimir Vernadsky）为先驱，他曾出版《生物圈》（纽约：斯普林格出版社，1998）等著作。

[26] 约翰·齐曼（John Ziman）的《真科学：是什么、意味着什么》（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对现代科学的真正的而不是理想化的方法论，做了非常细致的描述。

[27] 参见大卫· 克里斯蒂安，《历史、复杂性和编年史革命》（Historia, complejidad y revolución cronmétrica），载于Revista de Occidente，2008年4月，第323期，第27—57页，以及大卫·克里斯蒂安，《编年史革命以后的历史和科学》，载于史蒂文·J. 迪克（Steven J. Dick）和马克·L. 卢皮塞拉（Mark L. Lupisella）主编，《宇宙和文化：从宇宙背景看文化进化》（NASA，2009年），第441—462页；并参见多格·麦克杜格尔（Doug Macdougall），《自然的钟：科学家如何测量万物的年代》（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8年）。

[28] H. G. 韦尔斯，《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第3版，（纽约：麦克米兰，1921年），第1102页。

[29] 约翰·马尔瓦尼和约翰·卡明加（Johan Kamminga），《澳大利亚史前史》（悉尼：艾伦 & 乌温，1999年），第1—2页。

[30] 科林·伦弗鲁，《史前史：人类心灵的形成》（伦敦：韦登菲尔德和尼克尔森，2007年），第41页。

[31] 卡纳迪尼，《如今什么是历史？》，第153页。

[32] 威廉·麦克尼尔，《历史和科学世界观》，载于《历史与理论》，37，第1卷（1998）：第12—13页。

[33] 《起源》（国际大历史学会），VI. 08（2016），7。

[34] 彼得·M. 霍夫曼（Peter M. Hoffmann），《生命的棘齿：分子机器从混沌中抽取秩序》（纽约：基本图书，2012年），极好地探讨了分子机器如何利用个体分子偶然创造的“分子风暴”使细胞的化学作用得以运转，以及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不会违背第二热力学定理，因为它依靠额外的自由能的资源，主要是储存能量的分子三磷酸腺甙（ATP）。

[35] 关于“人类圈”的观念，参见大卫·克里斯蒂安，《人类圈》，2017年Edge.org年度问题（2017年1月），载于https://www.edge.org/response-detail/27068。

[36] 以上两首诗，译文采自王佐良编，《英国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译者注

[37] 马歇尔·伯尔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纽约：企鹅，1988年，1982年出版），第15页。

[38] 关于更多的相关观点，参见大卫·克里斯蒂安，《历史与时间》，载于《澳大利亚政治和历史杂志》，第57卷，第3号（2011年）：第353—365页，以及约翰·R. 麦克尼尔，《太阳底下的新鲜事》（纽约：W. W. 诺顿出版社，2000）。

[39] 格雷厄姆·埃里森（Graham Allison）和菲利普·泽里科夫（Philip Zelikow），《决定的本质：古巴导弹危机解释》，第2版（纽约：朗文出版社，1999年），第271页。

[40] H. G. 韦尔斯，《世界史纲》，第VI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