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海、食物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越洋输送人类和商品的交易网络的性质。众所周知，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对人类文明中基本的食物与健康水平有重要的影响。

关于这些影响的例子，可以从一个已经出现的主题中提取。借助季风跨越印度洋地区的商品交易使得中国、东南亚和南亚的香料流通到阿拉伯、非洲东部、近东和地中海。可以看到的是，这种交易影响了烹饪方法，反之亦然。约从公元1世纪开始，罗马烹饪越来越追求将东方香料作为配料。尽管马库斯·加文·阿比修斯（Marcus Gavies Apicius）著名的食谱书大概是公元4世纪或5世纪的文本，却是基于更早的公元1世纪的版本。它广泛使用了进口香料，尤其是胡椒。阿比修斯的食谱当然不是罗马帝国的普通百姓能遵循的，但是它列举的一些合理的证据提示我们，有权势且富裕的社会精英的需求与香料市场密切相关。一旦某些物品如胡椒，被确立为上流社会生活方式必需的奢侈品，那么其需求就固定了。香料既是防腐剂，又是调味品，其持续增长的重要性使香料商人们总能在地中海和周边地区的富裕精英中找到市场。人们觉得，对食物来说，防腐剂的更多使用不仅能改善储存，也提高了饮食的营养价值。现在我们将简要考查一些事例，在文明的历史进程中，航海的发展是如何影响饮食中主食的变化，从而在更广阔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

香料之路

公元第一个千年，阿拉伯商船队经由印度洋进入东南亚，做起了香料贸易。他们将丁香、肉桂、豆蔻、胡椒等香料运回欧洲，再以高价出售，从而满足地中海、中东地区上流社会的需求。

渔业

捕鱼活动在人类文明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很久了，欧洲许多史前史学家认为，尼安德特人的骨骼显示他们缺乏维生素D，但可以在北纬40°以内接近赤道的地带通过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获得，他们不食用鱼，尼安德特时期没有证据显示他们具备可能捕获鱼的工具。相比之下，相当多的考古证据显示晚期史前时代人类文化中出现捕鱼工具和鱼骨头。为了捕鱼，探险者必须接触水面，包括跋涉深水，在航海史上这是重要的一笔。历史上，所有进入海洋的社会群体都能收获海中食物，但鱼类作为陆上食物的一种补充，却很少成为人们饮食的一个支柱。如同海上其他方面的活动一样，在15世纪，西欧捕鱼业在规模和强度上也有令人瞩目的扩张，并最终促使全球性捕鱼工业的诞生。

正如人们所见，16世纪伴随着英、法和其他欧洲国家移民在北美的定居，舰船的数量也飞速增长，它们在纽芬兰、新英格兰和缅因州附近的水域捕捞作业。到16世纪末，为寻求滚滚财源，数百艘船只参与到捕杀鳕鱼和鲸鱼的队伍中。大部分捕获的鱼出现在法国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餐桌上，他们比以往更喜欢吃鱼，部分是因为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造成的饮食需求。沥干、腌渍和运输方式的改善也使大获丰收的鱼能够被分配销往整个西欧。猎捕鲸鱼是为了获取它们的肉、骨头和脂油。19世纪时脂油忽然成为照明行业的重要原料。与19世纪的其他方面一样，航海捕鲸业也在英国的控制之下，但是斯堪的纳维亚和美国的船只也很引人注目。19世纪末期捕鲸和捕鱼已经成为世界大多数航海国家的重要产业。

捕鲸

16至18世纪，挪威的斯匹茨卑尔根岛是当时欧洲公认的捕鲸中心。来自荷兰、法国、英国的航船汇聚在这里，据估计，仅荷兰一国，每年捕杀的鲸鱼就多达6万头。他们捕获鲸鱼，主要为了用鲸鱼肉、鱼骨和鱼油牟取暴利。

20世纪航海技术的快速发展在本质上改变了世界捕鱼船队。以蒸汽机和柴油机为动力的巨型船只同时具备冷藏技术，使得渔民能够从本地港口出发航行到更远的地方，在海上待得更久、捕获更多。声波定位仪和其他尖端的侦测方式使渔业成为一个具有高科技含量的产业。在深至900英尺的大海里用一艘或者几艘船合力将更大更有效率的渔网收起，可捕获不计其数的鱼，政府和国际组织迫于不断增长的压力，不得不禁止某些特定的捕捞方式，以保护海洋资源。

自20世纪以来捕鱼业的生产能力伴随着持续增加的需求不断增强。现在远离大海居住的人们也经常吃鱼，在英国，这种需求由炸鱼和薯条商店主导，已被作为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不太明显但很重要的发展是，为了培育促进海洋生物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使用了鱼粉。例如，对这些产品需求的增长是北大西洋青鱼和马鲛鱼遭到过度捕捞的重要原因，它也威胁着更小的鱼类如鳀鱼甚至鳞虾的供应。尽管可能会导致渔民歉收，但过去25年来世界各国持续关注过度捕捞，促使人们划定捕捞区域，规定渔网的尺度，制定配额和许可证制度。涉及渔场和资源储备时，国家利益经常发生冲突。19世纪70年代，冰岛和英国甚至曾进行过多次被称为“鳕鱼战争”的激烈海军演习，以保护各自的捕鱼权。

赫尔曼·麦尔维尔在其著名的小说《白鲸》中，讲述了新英格兰捕鲸船及其狂热船长的故事，赋予捕鲸以神秘浪漫的形象，但近些年来捕鲸的历史已经被视为是鲸的悲剧。为了应对北部大西洋水域的过度捕捞，捕鲸者在20世纪初进入太平洋和大西洋南部，一度把偏远的南乔治亚岛作为捕鲸行业的中心。直到新技术成功研发后，捕鲸业才衰落下去，它不会再以先前那样的速度继续消费大鲸鱼了。北方海域的须鲸和露脊鲸被捕杀殆尽，太平洋的抹香鲸也剧烈减少，鲸鱼已经成为迫切需要保护的海洋生态环境的象征。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只有日本还在继续经营着重要的捕鲸业，这主要是为了满足日本人对鲸鱼肉的需求。

水稻

水稻首先在东南亚种植。史前时期，它的一些品种向西北和东北部传播至中国和南亚，逐渐成为印度和中国的最主要农耕群体的粮食作物。农耕群体构成了亚洲大陆早期农业文明的基础。水稻种植成为东亚文明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9至12世纪中国人口实现大幅度的持续增长，这要归因于水稻种植的改进。有些改善是技术上的，如使用更好的灌溉和种植工具，发明分类插秧的技术等。还有一些改进是生物学上的，特别是著名的早熟稻的采用，它是11世纪宋朝从越南占城引入的，首先在沿海各地种植，后来扩展至整个水稻种植区域。早熟稻使农民可以种植两季农业作物（增加了冬季作物），从而获得比以前更大的收获。

稻米作为货物的最大优点是它不会像其他食品一样迅速变质。它可以存储多年，支持人们度过歉收年景，甚至可以救济灾荒很严重的地区。印度洋海上贸易中的稻米不仅是亚洲和非洲众多地区的主食，而且由于长期以来培育出了名目繁多的品种，人们还把它当作一种美味。商人通过将孟加拉稻米用船运到锡兰和马尔代夫，或者将马达加斯加的稻米运到东非大陆，来获得可观利润。

18至20世纪早期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稻米贸易成为大规模、高度繁荣的南中国海贸易航线的重要体现，其完全由中国和泰国的商人牢牢把持，他们挫败了欧洲意欲打破此局面的企图。19世纪，为了供养工业化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欧洲人开始从印度进口大量粮食，稻米仅仅是其中之一。稻米作为一种商品作物的扩散，是过去几个世纪海上贸易爆炸性增长的表现之一。到了19世纪末，北美开始广泛种植水稻，该作物至今仍是其农业经济的一部分。

马铃薯

16世纪，几种新的主食从新大陆引入旧大陆，包括玉米、木薯、马铃薯和若干不同种类的甜味马铃薯和番薯，它们促进了人口增长，维持了非洲到美洲的大规模人口海上迁移。这种迁移本身是对廉价和顺从劳力需求的一种回应，也迫使欧洲定居者在他们新开垦的土地上种植必需作物。从美洲到达欧洲的最著名的作物当属马铃薯，它被称赞提高了北欧贫困人口的营养摄入。马铃薯生长于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的高地山谷，16世纪30年代后期西班牙人发现了马铃薯，西班牙水手在16世纪中期开始食用这种作物，并于16世纪70年代将其带回了西班牙。马铃薯从西班牙迅速传到了欧洲其他国家，在爱尔兰受到了大众的热烈欢迎，尽管如此，由于爱尔兰乡村人口自17世纪以来对马铃薯的依赖愈发严重，1845至1846年暴发的马铃薯晚疫病导致马铃薯饥荒，加之紧随其后暴发的霍乱、斑疹伤寒等疾病，使爱尔兰减少了约200万人。

马铃薯

马铃薯原产于南美洲秘鲁等地，16世纪被西班牙殖民者带到欧洲，因花朵美丽，最早被当做观赏类装饰品。后来法国人发明了烹饪马铃薯的方法，欧洲人开始普遍种植并食用它。

蔗糖和奴隶

甘蔗的首次种植可能出现在公元前7000年的东南亚。甘蔗最初生长在新几内亚或印度尼西亚，到达印度的时间不晚于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大帝的统治扩大至印度河流域，蔗糖开始和牛奶、大麦、稻米、姜和其他物质一起，广泛应用于食物和饮料中。最早关于蔗糖提炼过程的书面描述来自于公元500年的一份印度教资料，类似于用沸腾的甘蔗汁制作成球状的糖蜜。尽管公元1000年时甘蔗已经开始在印度洋地区广泛种植和使用，可是它并没有经常出现在欧洲的交易市场中，而是被视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的奢侈品。8至9世纪随着穆斯林的征战，甘蔗被带到了地中海地区，尤其是北非、塞浦路斯群岛、罗德岛和西西里群岛。阿拉伯帝国培养的商界和政界人才有效地改善了甘蔗种植、改良和推广的基础设施。渐渐地，欧洲也获得了炼糖技术，中世纪的威尼斯是一个重要的转运港，将蔗糖分装运载至欧洲的其他地区。持续百年之久的基督教征服和再征服运动为十字军战士学习糖料制作提供了机会。11至12世纪地中海东部的拉丁领主成为塞浦路斯、黎凡特和马耳他甘蔗种植园的监管者。14世纪时蔗糖生产的中心似乎从东地中海转移到了西地中海。

圣多美岛、加那利群岛和马德拉群岛是葡萄牙早期制糖工业的中心，15世纪20年代早期，马德拉群岛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是伟大的航海家亨利王子主导的海上扩张的一部分。此岛气候宜人，土壤肥沃，被殖民后的第一个百年里主要种植和发展小麦与甘蔗，且迅速地将现有的黑奴投入到种植业和劳动密集型的制糖工业中，然后将蔗糖出口到欧洲其他地区。地中海的制糖工业被马德拉群岛的制糖业严重摧毁，不过，在16世纪后半期，美洲尤其是巴西也发展了更为广泛的制糖经济，马德拉居民被迫改种其他作物，特别是小麦和植物染料，如靛蓝。马德拉在引进葡萄树后开始生产红酒，这是马德拉出口商品中最为著名的。马德拉群岛和更北部的亚速尔群岛，那个同样由于航海家亨利的大西洋计划而于15世纪20年代出现居民的群岛，都是来往于伊比利亚半岛和美洲途中的重要据点。圣多美作为制糖中心的重要影响可以追溯至1500年左右。后来，当这些地方的经济开始由于新大陆的发展而蒙上阴影时，众多居民纷纷移居到了巴西。

甘蔗种植在16世纪时由欧洲移民和殖民者传播到南美和加勒比地区，从那时起，它成为巴西和西印度群岛的主要出口商品。早期的欧洲移民不愿亲自从事不体面的体力劳动，事实上， 伊比利亚半岛和欧洲其他地方也没有足够的人口储备以提供劳动力，因为他们不得不准备移民到新大陆，经常在种植园恶劣的条件下从事辛苦的工作。由于原住民在欧洲人到来之后迅速减少，劳动力需求问题立刻突显出来。劳动力需要从西非奴隶港口获得，因此，蓬勃发展的制糖工业与海上贸易活动中最为臭名昭著的奴隶贸易紧密地联系到一起。很明显，奴隶参与地中海和近东的制糖工业由来已久，但是大西洋甘蔗种植的相对爆发性增长，为以奴隶为基础的蔗糖种植园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

1509年第一批定期船舶装载的奴隶被运往圣多明各，到西班牙控制的金矿里工作。1515年，熟练的蔗糖种植者从加那利群岛被运往加勒比地区，1516年，圣多明各的新蔗糖种植园开始向欧洲出口产品。但它们的出口很快就被葡萄牙的殖民地产品所取代，那些殖民地位于巴西、中美和南美沿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岸的许多地方。起初，大西洋奴隶贸易由葡萄牙人控制，商人在西非拥有官方的贸易垄断路线。17世纪，英国、法国和荷兰的贸易在大西洋两岸迅速发展起来。1637年荷兰从葡萄牙手中夺取了黄金海岸的埃尔米纳，并袭击了其他港口，这只是它侵食葡萄牙在世界海上航线地位的系列战役的一部分。我们已经考察了荷兰人在印度洋地区的活动，因而可以恰当地将其称为整体战略的西部行动。

这幅画描绘了殖民时期的北美印第安人的聚落。

荷兰的西印度公司成立于1621年，与它的东部同行一样，也是集资筹建的，但其管理委员会由来自尼德兰南部的加尔文派避难者牢牢控制，其思想立场是坚决反对天主教，因而反对伊比利亚。1630年荷兰夺取了葡萄牙的伯南布哥殖民地，一个繁荣的蔗糖生产地。他们从西非隶属于葡萄牙的贩奴港口进口了上千个奴隶。1644年西印度公司购买了近七千名奴隶，并将他们贩卖到美洲。但是，荷兰的甘蔗种植园经营并没有持续多久。1654年，坚定的荷兰加尔文主义者被信仰天主教的葡萄牙人和克里奥尔人驱逐，尽管荷兰的海军强大无比。虽然在巴西遭遇失败，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条款被逐出加勒比海地区，但聪明又有野心的尼德兰商人将自己定位为“海上马车夫”，在欧洲、非洲和新世界之间运输蔗糖和其他产品。

美洲的英、法征服者和殖民者在17世纪也将自己的国民带入制糖工业和奴隶贸易。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詹姆斯敦——建立于1607年，詹姆斯敦不能种植甘蔗，相对缺水的百慕大群岛也不能种植。不过，当英国人在1627年定居于巴巴多斯岛时，发现这里是一块完美的甘蔗生长地。随着贩奴者和殖民地种植园主的腰包逐渐鼓起，英国政府通过税收和关税征收，也积聚起巨大财富。关税依据利率制定，不鼓励从其他国家的殖民地进口产品。17世纪中期，英国的制糖岛屿已经取代巴西成为西北欧的主要供应商。贯穿整个17世纪的是不断寻求平衡的供求关系。据估计，从17世纪到18世纪这一百年间，英国人均糖耗量从4磅上升至8磅。英法两国还建立了特许贸易公司，英国皇家非洲公司（1672年）和法国塞内加尔公司(1673年），两者都是私人投资、享受不同程度政府支持的企业。

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种植甘蔗不是贩运非洲黑奴的唯一目的，巴西腹地（内陆）的钻石和黄金矿井（山），以及围绕这些矿井（山）发展起来的城市移民，都是奴隶的主要消费者。18世纪巴西的棉花种植繁盛一时，19世纪时被美国超越，但是咖啡种植飞速增长，甚至在19世纪30年代取代蔗糖成为主要的出口物。烟草是第一种主要由北美奴隶生产的农作物，同样是因为为数甚多的移民不愿意接受低下的地位和恶劣的工作环境。17世纪后半期，伴随着英国商人和海上舰队的兴起，北美东南沿海地区和非洲间的奴隶贸易也急剧增长。在这些地区，奴隶主要种植的作物是水稻和靛蓝，但是18世纪末美国的亚拉巴马、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河的新型棉花种植园很快成为对非洲奴隶需求最大的产业。

此时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并不是唯一的奴隶贸易。印度洋和地中海区域的奴隶贸易彻底退回到了古代，而且在一些地区一直持续到20世纪。在16至17世纪遍布地中海的众多港口里，还有可供使用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奴隶。总而言之，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旧大陆的奴隶贸易涉及数以百万的奴隶。大西洋奴隶贸易引人瞩目的是其增长速度和惊人强度，关于它的真实统计赤裸裸地见证了海上扩张在奴隶劳力身上制造的的一系列悲剧。据估计，在15至17世纪的两百年中，约有50至60万非洲奴隶被贩卖到巴西，有45万奴隶到达非伊比利亚人占据的加勒比地区，另外40万到达西班牙占据的美洲地区。这一时期北美是一个小型的进口地，但是从1701年到大西洋奴隶贸易正式被终止的1808年，有惊人的600万人口被强行掳到穿越大西洋的贩奴船只上。每次购买的较少数量的奴隶来源于分散的非洲奴隶贩子集团，他们通过纷繁多样的途径获得奴隶，包括受骗人、罪犯和战俘。奴隶们聚集在等候区，在那里他们也许会等待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像货物一样被分装，开始了臭名昭著的中央航路之旅。即使是一个自由的水手，穿越大西洋的征途也是极其不舒适的，更何况被限制在船舶里的奴隶，虽然提供通风口和可以睡觉的木板，但一定是极其难以忍受的，这是一个备受折磨且常常是致命的旅程。在等候区和旅途中，痢疾和高烧是奴隶中最常见的致命疾病。乍一看死亡率不是特别高，通常介于4％至12％，但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被运送的奴隶大部分是年轻健康的成年男性（数量是女性的2倍），他们在运输途中的生存能力本应是很高的。

以上概述的海上贸易通常是所提及的大西洋三角贸易的一部分，船只从欧洲尤其是不列颠和法国出发，携带工业制成品尤其是纺织品，出口到非洲销售。随后将非洲奴隶带往美洲销售，最后载运来自新大陆的由蓄奴种植园生产的商品，包括朗姆酒（由糖蜜制作）、可可（或巧克力）、咖啡和棉花，回到欧洲和非洲以及亚洲的部分地区。

船舶建造者、船员、商人和投资者都从这些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但是后来，自由贸易提倡者降低了可以保护种植园主利益的关税，使得这一体系不能更经济地运行。19世纪初的一个转变是对奴隶劳动力的依赖减少，美国和英国政府被迫开始废除奴隶贸易。尽管如此，这远远早于奴隶解放运动。英国在其殖民地废除奴隶制始于1838年[1]，法国始于1848年，美国直到1865年才开始推动废奴运动。巴西、古巴和波多黎各做出改变则更为缓慢。

1822年法国贩奴船（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

法国贩奴船只“维基兰特”号，1822年在贝宁河被英国皇家海军俘获。船上载有345个奴隶。毫无疑问，种族优越论构成了海上贸易扩张最野蛮一面的基础。

当然，19至20世纪的全球海上贸易扩张还涉及其他许多具有标志性的食物，它们是由大量签订契约与合同的奴仆甚至拥有土地的工人生产（加工）的粮食（果实）。例如，在欧洲与英国投资者和商人的操控下，19世纪60年代之前绝大多数的食用香蕉只在热带地区种植，那时它们已成为以大农场为基础的种植作物。到19世纪90年代，大公司为香蕉产业的发展而砍伐丛林，修建铁路、公路甚至港口，现在香蕉产业已经成为巴西、乌干达、印度和菲律宾等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在发达国家的人看来，饮茶甚至比食用香蕉更理所应当，然而，饮茶之风在全球的盛行也是近代以来的新现象。中国人和日本人自古以来被认为是痴迷的茶客，但欧洲人直到17世纪才真正认识到茶。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进口大宗数量的茶。起初茶叶的生产主要集中在中国，通过东南亚的港口进行贸易，直到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才鼓励印度、爪哇和锡兰种植园种植茶叶。随着茶叶在世界范围的生长，一些国家如阿根廷、秘鲁和俄国已成为主要的出口国，利用全球海上贸易网络分销其产品。

疾病和海上贸易

人类必须时刻与致命的传染性疾病抗争，当人类文明开始转向静态的农业模式，与史前狩猎采集时代相比，在相对有限的饮食范围内，人类身体各种有效的营养素和维生素减少，更不容易抵抗疾病。与此同时，农业文明为新的病原体创造了条件，其中一些寄居在植物、昆虫和动物身上，其他的则无须任何中间宿主即可在人类之间传播。形成对这些疾病的免疫力是一个非常缓慢且明显痛苦不堪的过程。世界不同文明发展出自身独特的致命疾病，如南亚的天花和中国的麻疹。由于诸多文明之间建立了海上和陆上贸易联系，因而它们也分享了疾病，且逐渐融合了免疫力，但是，突然的远距离运输将携带病原体的船员带到他们以前从未踏足的土地上，会造成生命的巨大痛楚和死亡。传染病通过海上贸易网络进行传播的一个早期例子，是公元前5世纪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公元前431——前404年）摧毁古代雅典的瘟疫。它似乎源于波斯或埃及，然后沿着完善建立的海上航线扩散至希腊，于公元前430年到达雅典。据说，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就死于此次瘟疫。曾遭遇感染但幸存下来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说，首先感染瘟疫的人群是住在雅典港口比雷埃夫斯的居民。他还指出，早前有记载说瘟疫曾经突然袭击爱琴海北部的利姆诺斯岛，此岛坐落于通往达达尼尔海峡和黑海的主要贸易路线之上，是雅典人控制的海上帝国的一部分。通过以上观察可以明确得知，引起传染病的细菌是由船舶携带而来的。那时雅典与对手斯巴达交战正酣，雅典公民聚集在城市避难所坚不可摧的城墙后面，过度拥挤的情况似乎促进了疾病在这座城市的传播。估计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这场瘟疫，而伯里克利的死亡使雅典失去了政治领导者，突然而剧烈的人口减少可能也严重影响了他们维持一直依赖的统治地中海东部的海军力量。经过与斯巴达及其盟友的长期抗争，公元前404年，雅典人最终投降，交出了他们的海外帝国，拆除了曾长期抵御敌人的防卫城墙。

公元前430年的瘟疫似乎仅限于东地中海，但目前可知的规模更大的一个例子，是瘟疫摧毁了查士丁尼皇帝治下(526——565年在位）的罗马帝国。公元2至3世纪时罗马帝国曾爆发瘟疫，但原因还不明确。5世纪40年代爆发的瘟疫有充足的证据可确定为黑死病。该传染病可以由黑老鼠携带并通过跳蚤在它们之间传播。它可能起源于印度北部或非洲东北部，到545年时它似乎已经从埃塞俄比亚传遍了罗马帝国，远及不列颠诸岛。印度洋和地中海地区广泛的海上贸易联系无疑帮助了这种瘟疫的传播。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南亚、波斯湾、红海和地中海的港口城市是高度国际化的地区。城市里商人和其他船员组成的繁忙群体，沿着业已建立的海上航线频繁来往，无形中为感染疾病的黑老鼠提供了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的途径。携带瘟疫的巴氏杆菌在鼠群里并不是长期存在的，实际上它们对鼠群和人群一样致命。现代研究表明，老鼠可能在非洲得上该病，在公元第一个千年初始，当它们适应了城市居住环境后，开始将细菌传染给人类。繁荣的贸易港口中收集和暂时储藏食品与其他有机物的仓库，为黑老鼠提供了良好的环境。黑老鼠在印度洋地区的活动比它们在大陆地区的活动更容易，因为在那里它们可以爬上固定船只的绳索去寻找那些每次由海洋运载的大量食物。如果瘟疫在向北蔓延之前，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于印度洋地区制造问题，那么那里的人群可能开始拥有免疫力，多少会减少其毒性。然而，当它穿过埃及的土地屏障进入地中海，便遇到了一个没有这种免疫力的群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促进疾病传播的海上贸易网络是其显著的受害者之一。瘟疫爆发引发人口大幅下降和随之而来的农业减产，最重要的是城市财富积累和支出的减少。可以说瘟疫本身，加之5世纪30年代由毁灭性的火山喷发和之后的全球气候灾难引起的隐喻般的现实状况和精神氛围，对印度洋、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的经济有严重的负面影响。6世纪和7世纪上半叶，几个较严重的流行病主要限于地中海东部，但在7世纪下半叶更剧烈和广泛的瘟疫爆发，影响了伊斯兰和基督教世界。由于此种传染病不能寄宿于人体，故最后终于消失。

5世纪20年代佛教徒从朝鲜抵达日本，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到的，他们也许是无意中将天花带入日本岛屿。疾病逐渐传播，随着日本越来越融入远东的海上共同体，735年至737年天花的大流行消灭了约三分之一的人口。这场灾难严峻地考验了日本人在新的律令统治时期的信仰。圣武天皇作为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将此遭遇看作天神对他统治缺陷的不满。因而，他决定通过提倡一种更有道德的生活，并确保在日本各省份建造诸多神殿来增加他自己和他子民的虔诚。然而，日本所面临的问题是，其岛屿位置和相对较少的人口意味着不断增长的海上联系会带来不断增长的新型流行病的危险。黑死病在9世纪初从中国到达日本，接着许多流行的瘟疫如腮腺炎、麻疹、天花等接踵而至，约13世纪时，日本也最终融入东亚大陆的疾病模式中。

14世纪黑死病卷土重来。1331年它裹挟着毁灭性的影响渗透进中国，然后沿着商队路线穿过中亚。这些路线在14世纪被频繁使用，部分是因为成吉思汗及其后继的统治者对大片土地进行征服，并在政治上将它们连接到一起。在欧洲被称为黑死病的臭名昭著的流行病的传播再一次“得益”于海上贸易。它于13世纪40年代从中亚向西传播，在1346年到达克里米亚，1347年到达君士坦丁堡。它从这些地点穿越地中海的海上网络，在1348年至1349年到达英格兰和低地国家。在14世纪50年代，它可能通过英国和德国的港口到达斯堪的纳维亚。细菌通过海港入侵一个地区后紧接着会很快渗透进内陆，仍然是借助连接港口与经济腹地的贸易路线。人们发现能免受黑死病袭击的为数不多的欧洲地区是良好的内陆地带，例如位于中欧的波兰南部的平原和法国南部的贝阿恩地区。后来瘟疫的爆发遵循了与5世纪和6世纪时类似的模式，每隔十多年就会再次爆发。这些瘟疫对人口、农业、商业经济、政治和社会凝聚力的影响是毁灭性的。例如，在英国，1400年的人口估计只有1300年的一半。如14世纪50年代的法国扎克雷农民暴力起义，部分原因就是黑死病造成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混乱。

黑死病与海上传播

中世纪欧洲约有30%——60%的人死于黑死病。海上贸易使得这一疾病跨越大西洋，传播到欧洲以外的其他世界。

流行病学研究最终辨认出引起黑死病的细菌并强调了跳蚤、老鼠和人类之间的传染关系，而这项研究是因19世纪末另一场恐怖疾病的爆发而产生的。此事件的原因是中国远征军于19世纪50年代到达已经爆发鼠疫的云南，被派往该地区的战士在镇压了一场严重的叛乱后将鼠疫带回中国内陆，鼠疫通过陆路交通网络的传播相对较慢，直到1894年它才传入国际贸易港口香港和广州。然后，鼠疫从这些地方经由全球海上贸易路线扩散到整个世界。此时受到感染的人类和动物比中世纪的传染源移动的速度更快，移动的距离更远。在20世纪初，鼠疫在某些情况下对孟买、悉尼、旧金山和布宜诺斯艾利斯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20世纪早期商船的速度和规模已经能确保传染病在杀死所有潜在可利用的、任意船舶上的人类和动物宿主之前穿越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

新大陆的传染病

14世纪末，旧大陆主要地区的疾病交流已经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此时海上世界的开放揭开了世界生物文明史的新篇章。持续发展的贸易路线刺激了经济增长，促进了文化交流，同时在重要的疾病全球传播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麻疹、天花和鼠疫（或者类似的不能确定的疾病）的盛行贯穿了整个旧大陆的历史。新旧大陆之间海上航路的开通将一些具有传染性的致命疾病引入美洲。哥伦布于1492年进行的那次著名远航中的传染病宿主造成了一场真正的大混乱，传染病在欧洲的环境中也很危险，一经释放，这些欧洲人携带的传染病就为新大陆的居民们带来了灭顶之灾。加勒比海群岛的阿拉瓦人和他们陆上的同胞被天花、麻疹、流感和斑疹伤寒袭击并遭到感染。

猪流感可能是西班牙人的第一个杀手，它侵袭新来者如同侵袭本地人一样。西班牙人在1518年将天花引入加勒比海地区后，据说那里只剩下1 000个当地的幸存者。1520年科尔特的增援军队将它带到了陆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由于总体缺乏免疫力，阿兹特克、玛雅、印加文明和其他居民很快屈服于瘟疫造成的庞大的人口损失，西班牙的征服比他们自身想象的更为顺利。瘟疫不仅直接屠杀人口，还导致士气低落，需要强调的是，美洲原住民和他们的西班牙征服者都将此视为神灵不满的表现。麻疹爆发十年后，伤寒在1546年紧跟而来，欧洲人也是初次经历伤寒，这说明欧洲和美洲之间的海上联系使两个地区很容易一起遭遇瘟疫的蔓延。16世纪50年代相似的瘟疫肆虐欧洲和美洲，数百万人丧生，它甚至可能远及日本。

15世纪欧洲的海上扩张无疑也促进了天花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传播。但这并非欧洲和旧大陆其他地区之间唯一的海上疾病交流。梅毒在15至16世纪曾肆虐欧洲和亚洲，关于它的起源争议不断。有一种观点认为，与西非人种交往的葡萄牙种植园监工和奴隶贩子将当时的雅司疹带到了属于温带气候的地中海，在那里，它们突变为梅毒。之后成千上万的以年轻女性为主的奴隶们被带往伊比利亚和欧洲的其他地方，从而促进了梅毒的传播。另一种传统观点认为，在哥伦布前往加勒比地区的第一次航行中，士兵和水手们从美洲将梅毒带回了欧洲。记载中最早的梅毒爆发时刻是1494年，在那不勒斯的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的军队之中，这似乎很符合传统的猜测。查理撤军后大量雇佣军的遣散促进了梅毒的迅速传播。达·伽马1498年的探险又将它带到了印度，在16世纪早期，梅毒从印度通过海上贸易路线传播到了中国和日本。

古代佛罗伦萨药典中的图片描述(老楞佐图书馆)

这幅图例来自佛罗伦萨药典，根据征服特诺奇蒂特兰城当事人的记述所描绘。它展现出天花受害者的痛苦，此流行病于1520年传入科尔特。阿兹特克的原始资料提及此病称为“巨大的疹”。它几乎导致总人口的1/3患病。

151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颁发了皇家许可证，允许从非洲进口奴隶到加勒比海地区，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应对大幅度下降的原住民人口，黑人与他们的欧洲主人拥有同等的疾病免疫力。一些新的病原体随着奴隶船只越过了大西洋。16至17世纪，疟疾和黄热病从旧大陆传播到新大陆，成为全球航海的意料之外后果的又一例证。学者们推断，在水手们依赖大型水桶去维持他们漫长航程的补给时，水桶里的蚊子成为携带传染病的载体。

黑奴的流动跨越大西洋到达加勒比岛屿和美洲大陆，由于获得了一定的免疫力，他们逐渐取代了不堪一击的原住民，后者逐渐消失殆尽。当奴隶贸易放慢脚步后，来往于大陆之间的人们的健康水平相对有所改善，人口也有所增长。然而，长期的瘟疫与奴役使美洲原住民人口减少至哥伦布发现美洲前人口的二十分之一。

像詹姆斯·库克船长那样的航海探险家还把疾病传播到世界上更偏僻的地区（参见文前第二幅地图），对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可预测的结果。据估计，90%的夏威夷群岛原住民死于18至19世纪传入的疾病。在澳大利亚、南太平洋群岛和美洲一些较偏远的地方仍然可以感受到其他地区的疾病传入带来的后果。在欧洲、亚洲、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港口之间持续增长的海上交流的长期结果却是制造了一种常规稳定的疾病传染模式。由此，一旦恶劣的卫生条件得以改善，即使存在流行性疾病，人口数量依然能得到增长。但是，随着艾滋病从它的源头非洲传播到世界各地，就可以清楚地证明，疾病越洋交流的历史还远远没有结束。

[1] 英国于1833年通过《废奴法案》，宣布在所辖殖民地逐步废除奴隶制，但作为适应期，获得自由的奴隶仍然要为前主人工作至1838年。 ——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