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野风日晴妍，农人刈麦山前。

娘子正烙新饼，只待良人家还。

每年6月6日前后，太阳抵达黄经75度的位置，对北半球的中国内地来说，是农忙的季节。太阳给予地球的能量，在此前后有一个奇妙的安排。我们说过此前的小满节气里农作物对雨水的渴求，对风的需要。能量的外化表现确实先雨后风，先灌浆再风干结实。到了6月，冬春作物可以收割，夏秋作物可以栽种了。这个节点，是农历的第九个节气，夏天的第三个。仲夏时节来临了。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五月节，谓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意指大麦、小麦等有芒作物种子已经成熟，抢收十分急迫。晚谷、黍、稷等夏播作物也正是播种最忙的季节，故称“芒种”。其字面意思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此时，麦穗上的芒又细又长，麦芒由麦的叶退化而成，它可以抑制麦粒的蒸腾作用，增加麦的产量。种，从禾从重，先种后熟，既指个大、饱满之种子，又指重新种植。《周礼·地官·稻人》载：“泽草所生，种之芒种。”意思是说，泽草丛生的地方可种庄稼。春争日，夏争时，“争时”即指这个时节的收种农忙，“芒种栽薯重十斤，夏至栽薯光根根”。马永卿《嬾真子录》：“所谓芒种五月节者，谓麦至是而始可收，稻过是而不可种。”

人们常说“三夏”大忙季节，即指忙于夏收、夏种和春播作物的夏管。长江流域“栽秧割麦两头忙”，华北地区“收麦种豆不让晌”。“芒种”也称为“忙种”“忙着种”，“芒种”到来预示着农民开始了忙碌的田间生活。《芒种谣》如此唱道：“芒种忙，麦上场，起五更来打老晌。抢收抢运抢脱粒，晒干扬净快入仓。芒种忙，种秋粮，玉米高粱都耩上。高地芝麻洼地豆，雨插红薯栽稻秧。”

芒种时节沿江多雨，黄淮平原也即将进入雨季。华南东南季风雨带稳定，是一年中降水量最多的时节。长江中下游地区先后进入梅雨季节，雨日多，雨量大，日照少，有时还伴有低温。若遇连阴雨天气及风、雹等，往往使小麦不能及时收割、脱粒和贮藏而导致麦株倒伏、落粒、穗上发芽霉变及“烂麦场”等，到手的庄稼就会毁于一旦。故有农谚，“收麦如救火，龙口把粮夺”。

麦收以后应抓紧抢种抢栽，时间就是产量，即使遇上干旱，也要积极抗旱造墒播种，切不可消极等雨，错过时机。“芒种忙，下晚秧。”即使阴雨连绵，农民也要抢种。宋人范成大的《芒种后积雨骤冷》诗就如此说：“梅霖倾泻九河翻，百渎交流海面宽。良苦吴农田下湿，年年披絮播秧寒。”

芒种节气充满了田间气息，中国内地各地对此节气都有切实的总结。陕西、甘肃、宁夏是“芒种忙忙种，夏至谷怀胎”。广东是“芒种下种、大暑莳”。江西是“芒种前三日秧不得，芒种后三日秧不出”。贵州是“芒种不种，再种无用”。福建是“芒种边，好种籼，芒种过，好种糯”。江苏是“芒种插得是个宝，夏至插得是根草”。山西是“芒种芒种，样样都种”“芒种糜子急种谷”。四川是“芒种前，忙种田，芒种后，忙种豆”。东北是“过了忙种，不可强种”。

芒种时节炎热，消耗体力多，人们要注意多喝水以补充水分，要注意养生。天热易出汗，衣服要勤洗勤换，要“汗出不见湿”，因为若“汗出见湿，乃生痤疮”。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有出现35℃以上高温天气的可能。黄淮地区、西北地区东部可能出现40℃以上的高温天气，但一般不是持续性的高温。在华南的台湾、海南、福建、两广等地，6月的平均气温都在28℃左右。这个时候极容易犯懒昏睡，头脑难得清爽。谚语说：“芒种夏至天，走路要人牵；牵的要人拉，拉的要人推。”夏日昼长夜短，午休可助人消除疲劳，有利健康。

芒种本身是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此时大自然中的物候现象则是，一候螳螂生，二候始鸣，三候反舌无声。在这一节气中，螳螂在去年深秋产的卵，因感受到阴气初生而破壳生出小螳螂；喜阴的伯劳鸟开始在枝头出现，并且感阴而鸣；与此相反，能够学习其他鸟鸣叫的反舌鸟，却因感应到了阴气的出现而停止了鸣叫。古人说，螳螂不生出，这叫阴气灭息；伯劳鸟不叫，说明政令不行而奸邪逼人；反舌鸟还在叫，定有巧佞之人在君侧。

我们现代人对这三种物候已经失去了感觉，但在古人那里，螳螂、伯劳鸟、反舌鸟都有极为丰富的意义。在古希腊，人们不仅将螳螂视为先知，还称其为祷告虫，因螳螂前臂举起的样子像祈祷的少女，故如此命名。在中国，螳螂是勇士，又是无知无畏的象征，还是人们效法的榜样。螳臂当车、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等成语千百年来为中国人熟知。明末清初，胶东人王朗更是观察螳螂捕蝉之动静，取其神态，赋其阴阳、刚柔虚实之理，施以上下、左右、前后、进退之法，演古传十八家手法于一体而创螳螂拳法。对农民来说，螳螂是农业害虫的重要天敌，中国人熟知的螳螂有中华大刀螳、狭翅大刀螳、广斧螳、棕静螳、薄翅螳螂、绿静螳等。现代人要观察螳螂，除了在农村，城里夏日夜晚的路灯下也能看见螳螂，因为那是蚊子密集的地方。

至于伯劳鸟，俗称胡不拉，也是重要的食虫鸟类，它有将捕捉到的虫类、小鸟的尸体插到荆棘、带刺铁丝上撕食的习惯，生性凶猛，对农林业有益，是一种留鸟。它的得名来自一个传说。在中国西周时代，贤臣尹吉甫误听人言，将自己的儿子伯奇杀死，伯奇的弟弟作诗悼之，尹吉甫极为后悔哀痛。有一天尹吉甫看见一只鸟在桑树上鸣叫不已，忽然心动，认定那是儿子的化身。“伯奇劳乎？是吾子，栖吾舆；非吾子，飞勿居。”这只鸟就跟着尹吉甫回家了。可见，伯劳鸟很早就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汉语里还有“劳燕分飞”成语，即指伯劳鸟和燕子分别朝不同的方向飞去。当伯劳遇见了燕子，完成了身份的指认，伯劳匆匆东去，燕子急急西飞，瞬息的相遇无法改变飞行的姿态，相遇总是太晚，离别总是太疾。东飞的伯劳和西飞的燕子，合在一起构成了感伤的分离，成了不再聚首的象征。属于留鸟的伯劳的领地意识很强，而燕子则是众所周知的候鸟，随着季节的变换而迁徙，它们的习性差异成了别离的代名词。王实甫在《西厢记》中说：“他曲未通，我意已通，分明伯劳飞燕各西东。”现代歌手田震在《未了情》中唱道：“虽有灵犀一点通，却落得劳燕分飞各西东。”

而反舌鸟能成为中国古人观察的物候，似乎是一件难以索解的事。反舌鸟又称百舌鸟、黑鸫、黑鸟、黑山雀，等等，是南方人喜欢饲养的歌鸟，野生成鸟野性大，难驯熟，常因过度撞笼而死亡，故多掏取幼鸟人工喂养，可见反舌鸟的纯洁无辜。在美国文化中，反舌鸟也是亲切友好善良的象征。哈珀·李写于1960年的处女作《杀死一只反舌鸟》是一部出版即长销不衰的经典，遗憾的是，此书长期被误译为“杀死一只知更鸟”。作者的书名来自于书中的父亲给孩子们的忠告：“记住，杀死反舌鸟是一种罪过。”汉语文化对反舌鸟和反舌也多有致意，孔颖达解释说：“反舌鸟，春始鸣，至五月稍止，其声数转，故名反舌。”南朝人沈约写有《反舌鸟赋》：“有反舌之微禽，亦班名於庶鸟。乏佳容之可翫，因繁声以自表。”反舌还指张口结舌，严复在《论教育书》中说：“用东文，彼犹可攘臂鼓唇于其间，独至西文用，则此曹皆反舌也。”

可见芒种节气虽然是大忙时节，古人对物候的观察并不肤浅，反而仍能引申出生活中的诸多道理。芒种期间的大量农谚同样也反映了生活的道理，农民知道人人参与的意义：“麦收无大小，一人一镰刀。”“机、畜、人，齐上阵，割运打轧快入囤。”“芒种前后麦上场，男女老少昼夜忙。”农民知道工具的重要：“好手不压快刀。”“手巧不如工具巧。”农民懂得落袋为安：“麦在地里不要笑，收到囤里才牢靠。”“麦收有三怕：雹砸、雨淋、大风刮。”农民懂得收割的微妙：“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夹生割，谷子要熟妥。”“生割麦子出好面，生砍高粱煮好饭。”

海子有诗：“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有过农业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麦芒、稻芒的意味，如芒在背，极度不安。大汗淋漓里还受芒刺之苦，实在是一种不幸的经验，但这是农民的生活，一种宿命。我们今天看待这一农民的生存体验，或者可说苦难是人生的必由之路，我们唯一需要记取的，是能否配得上所受的这些苦难。

芒种节气也催生了一种农民身份，麦客，即流动的替别人割麦子的人。每到麦收季节，“麦客”们便走出家门，开始他们的“赶场”生活。因产麦区成熟差异性，麦客们一般由北向南，由南返北，像候鸟一样迁徙游走，一路收一路走，等麦客走到自家门前，自家的麦子也熟了。早熟区的农民等自家收割完后便前往相对晚熟区收割。麦客的共同点都是成群结队，兄弟同行、父子同行甚至夫妻相随，到产麦区，寻人雇佣，替人割麦，用汗水换取微薄的收入，以补家庭短缺或寻找生路。农业机械化后每年都有大量收割机走南闯北收割小麦，又叫跨区机收小麦，他们因和麦客有着相似点，也被称为“麦客”“现代麦客”，因其是机械收割也被称为“铁麦客”“机械麦客”。无论今昔，其辛劳是一样的。在传统中国，麦客也是少有的熟人社会中的陌生人碰撞现象，其中的紧张、冲突、冤枉委屈、日久生情、劳燕分飞等悲喜剧极为正常。

在大时间序列里，芒种节气在大壮、大有时空。中国的先哲为此系辞说，大壮，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君子以非礼勿履。君子立身处世，依礼而行，除非合礼，否则决不去做。礼在时空属性中即为夏天，是万物生长壮大的景象，是万物之间形成有效秩序的景象，遵循有效的秩序即是守礼。熟人社会有陌生人插入，万物忙于生长中，彼此的枝叶交叉侵入，农业生产生活忙乱至极，秩序或礼仪就显得极为重要。君子不能掉以轻心，失礼失仪。先哲还系辞说，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日光照耀万物，火在天上，这是大有的象征。万物都受赐于正大的能量，君子效法它的精神，由此领悟遏制恶发扬善，顺应天道而担当美好的使命。

在中国历史里，对秩序考虑得较为周密的是在夏、商、周三代，其朝贡服事体系较之后来的王权制度要有人情味得多。如果说后来的王权制度如秋天般严肃，三代的朝贡服事体系则如夏花之灿烂。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都如夏天万物一样“芒种”生长有序，万有都在其中有自己的位置。是的，虽然万类竞相自由，但在亲疏中、在差序中仍有格局，有群己权界，如此才有真正的灿烂。在这个意义上，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等思想，才有了正面而积极的功能。孔子为自己不曾履践大道、不曾与三代之英为伍而由衷地叹息。他说：“大道之行也，大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