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津口述:修文物是与前任工匠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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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里的钟表修复从清代传下来一直没断。因为钟表一直在使用,皇上被赶出去了,维修保养的人还是要有,所以徐文璘老先生一直在。他儿子是徐芳洲,在东华门开着一个修表铺,解放后跟着父亲也进了故宫。我的师父叫马玉良,是从故宫警卫队转过来跟老先生当学徒的。

我爷爷在故宫图书馆工作,1973年奶奶去世后,我跟爷爷一起生活,照顾他晚年。1977年我十六岁,初中毕业,那会儿毕业好像还是要上山下乡,就去插队。10月份爷爷去世,院里主动找我们,看你比较小,干脆办个接班来故宫上班。

小时候我很少进故宫,爷爷不让。送饭就送到北门,他出来接。那会儿老人和现在不太一样,故宫里的东西进来怕说不清。故宫重新开放后,那会儿跑故宫比较多,替我爷爷取工资,报销医疗费,上医务室拿药,一个月至少也得来个两趟。但最多就到图书馆,或者北边医务室。没什么心旷神怡,真没那感觉,觉得故宫就是一个单位。

上班前各屋转了转,当时钟表组人最少,遮着帘子挡西晒,屋里暗暗的,就马师父一人。跟师父聊了聊天,给开了两个钟表,问喜不喜欢这一类的,我说喜欢,他说那你就回家等着。后来就来这屋了。那会儿不太懂,感觉别屋人都挺多的,木工室一进门六七个人,地下全是刨花,感觉没有下脚地儿。钟表屋安静。我是有点喜欢安静,你想一个十几岁的小孩跟一七十几岁的人一起生活,受爷爷的影响挺大。

基本第一年都是拿非文物练习。那会儿我们各个工作室都有一个小座钟看时间,钟坏了帮着修修,或者拿非文物的钟表练手,拆拆装装,里面怎么回事,谁挨着谁,怎么拆怎么装的,就是练个手感。慢慢熟了,第二年开始能接触文物类,也是比较简单的,拆完以后找问题,为什么不走啊,是齿轮间隙磨损大,还是说齿轮有弯齿或者弯尖,基本就是这类。有大活跟着干,打下手。修理这东西师父也没法说这个应该怎么干,那个应该怎么干,关键还是自己动手,自己体会。他不会主动把我们叫过来教,说跟动手是两码事,听完以后不如上手干更直接,练得更方便。

马师父1932年出生,我来时他是四十五岁,一直跟到1992年马师父退休。师父对人要求挺严的,也不爱说话,工作时间都没什么交流。他人很正直。我们八点上班,师父七点半就到了。他来了可能先在这屋里巡视一圈,看看我们的工作进展,他虽然不问你,“昨天给你一活儿你干到什么程度了”,但活都在桌面上摆着,师父能看到。我们是一个活儿利索了再干一个,这个弄不利索,那个也别沾。我觉得他肯定心里有数,比如我说活儿干完了,“那行,差不多了,搁那儿吧,再拿一个新的活儿。”心里要没谱的话,他会说“你干到什么份上了,成不成啊”,肯定要问一下。所以说我觉得早晨我们没来之前他肯定就转一圈看过了。现在也一样,比方说是亓昊楠干的什么活儿,我有时候过去转一圈,我也能感觉到他干到什么进度了。都是同行,能看出来。

下班的时候,老师傅不洗手,我们也不敢洗。原先这儿有一个盆架子,每天必须把这个水给打好了,洗手水。差一刻钟十二点,一打铃师父洗手,洗完手就下班了。师父先走,我们锁门,关灯,断电什么的,基本就差个五六分钟再走。肯定师父先走。哪能我们先走,师父关灯锁门?打水必须得是徒弟打,哪有师父去给你提水去。家里没教,就是习惯,觉得就是这样,一个传统。也没人说过。你看亓昊楠早上来得比较早,到这儿把水都打好了,就是这样。

那会儿师父给你一个活儿,你老干不出来不成,自己着急,有什么问题自己先琢磨,实在琢磨不透再说,一般情况下不敢轻易地问,一问,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还不知道,不是招师父说嘛。

基本功包括自己做工具。每天弄点铜丝,粗的细的,锉销子什么的,也是练手感,让你掌握手工工具。现在外面有现成销子卖,我们还是手工锉。不爱用外边的。手工的做出来方便,而且也快。锉销子很容易,打一个钢贴儿,锉一个斜的,然后一削。现在有用车床削,我觉得还是手工的更好,车床弄这几下,还得找准,劲大它就弯了,还不如手工快。

你看我们桌上,桌沿加装一根竹条,就是为了锉东西。

修复钟表流程,第一步先做记录照相,拍下原始情况;第二步除尘;下一步拆解;第四步清洗,清洗当中看看有需要修的,需要补的;第五步,修补;然后是组装,一步步调试,恢复它的部分机能,最后再整体组装。要一步步的,底层中层上层,最后总体组装咬合。

宫廷钟表都是特制的,恢复演艺功能是最难的,因为它表演功能多,稍微差一点都不成,没法凑合。有的东西差不多就行了,这钟表的东西差一点儿都不成,本身比较精密,你差一点儿,你要糊弄它,到最后肯定给你搁这儿了,转不了。这个从底层开始干,就是精细地一步一步往上,最后出了问题你还好找点,要是说底下就想凑合的话,将来它给你处置。

难度比较大的,我觉得还是前几年修的魔术钟2,东西不是特别大,六七十厘米高,但是结构紧密,又表演又变魔术。据说原来提出过修,后来没修,是赶上“文革”了还是什么,又退回库。听老师傅说那东西破得比较厉害,时间长了。2007年跟荷兰合作,荷兰看见它想展览用,我就给它提出来,修了将近小一年。

当时荷兰也参与修,他们修的是比较简单的,几个小的,我们这个魔术人钟他们没参与。一开始也想修,小道消息是他们想请俄罗斯专家修,俄罗斯人开价比较高。而且那会儿也没决定让他们修,因为这种复杂钟表很稀少,他们拿走几件小东西,像升降塔钟,故宫升降塔挺多的,魔术钟有代表性,我觉得还应该咱们自己修。

它一共有七套传动装置,走时一套,音乐一套,鸟叫一套,开门一套,底下联动变魔术一套……每一套,都有自己运转模式,这七套还有一个联接,不能说这门没开就开始变魔术,应该是门打开同时变魔术,开这个碗,出什么样的球,什么情况下,中间碗一开,小鸟飞出来,都是要有时间联动性,错一个都不行。

开始修时,也没有图纸,一步步拆下来一大片东西,拆得挺散的。发条不行了,配几盘发条;表演的小鸟什么的,里面都坏了,有的杆都是折的,接起来;小鸟交换的气囊全糟了,虫子打烂了,从荷兰买皮子,重新糊。当时咱们国内还没有这么薄的皮子;里面那些小气门都是重新做的。

调试最费工夫。这么点小地方里有四个东西在互相变,这个起来那个上来,差一点就互相打起来,一打架就卡那儿出不来了。还不敢轻易下手,不是说觉得不合适就调,动错一点,将来恢复起来更难,所以必须看准了,才能调试。

整个修复花了将近一年时间。没有修不下去的时候,就是难点,就是慢,一点一点琢磨,干时间长了,性子也就磨出来了,你越急它越不转,以前师父说急了就别干,你再干有可能还出娄子。上周边转转,安安心,接着干。所以在这儿最大的基本功就是耐心,坐不住的人干这个比较困难。时间长了,要是喜欢,再急的性格也能磨出来。

建院九十周年展览,我们挑了一对儿乾隆时期的大型钟,这些钟一直在库房里搁着,一百多年也没有修过。按原设计有五个面,底下跑人,正面是两层的四开门,第一道第二道门打开,里边有转花表演,中层以上有十几只小鸡翅膀拍动,还有一盆水,水上面有一只鸭子在游,然后两个小水溪,一只大鸡带着一些小鸡在捡食,中间自开门跟底下是同步,打开后这个人在纺线。挑它也是因为观赏性比较强。

机芯打开一看,可能是皇上身边的工匠修过,没修好,零件拆完以后又合上了。里面又是尘土又是锈,零件全是散的,还有些坏了。好赖他还不错,给你扔里头,没有拿出来搁别地儿,那缺几个件修起来更麻烦了,这个基本没有缺大件,个别的轮坏了,你还能补能修,四周也比较严实。这么多年搬家、调库什么的,零件也没掉出去,底下要有镂空,零件掉出去两三个小的,那修起来难度更大了。

这次修我们就是从底下一步步修的,发条断了,新配盘发条。调和齿轮也不行。这个钟所有零部件全坐落在木板上,当时欧洲可能空气潮湿,不像北方这么干,这木头经过一百多年二百年热胀冷缩什么的,变形挺厉害的。有的齿轮咬合也就是两到三个毫米的量,那木座一变形,就达到五六个毫米,修复起来,也是挺难的。目前调合适了,但是就看看伏天有什么变化。

过去修大多是为了展览,都挑外形完整,缺失较少的修。你想经过建国以后,成立科技部,包括前面老先生们修了七八十年,外形完整的基本都修完了。现在为什么修的时间越来越长,因为挑不出来好的了,说实话,越来越破;最近这几年没太多展览,时间比较充裕,就进行抢救性修复,都是挑外形破损,机芯复杂的。这些东西锈损得越来越厉害,再不修复,越往后修起来难度越大。从破的开始修,将来就能越修越容易。

文物修复必须有参照物,不能创造性修复。如果是一对儿钟表,可以相互参照,缺什么可以配。没有确切参照物,外形缺就缺了,零件坏了就自己修补。我们不会轻易说一个零件“坏得不能用了”,比如这齿轮,这个尖断了给它补一下,断几个补几个,这一个尖0.3毫米,不算特别小,有比它还小的。如果所有齿都掉光了,那我们就把轮片摘下来换一个,保留轴承,这就是最小干预原则。如果因为尖断了、齿折了就换一个新轮,这是不允许的,换个新轮搁上就不叫最小干预了。因为这是原件,换的是新的啊。

郭(福祥)老师说我修过写字人钟吗?哦,那是瑞士的写字人钟,那里面的人写出来的字儿是英文。当时瑞士在北京办一个活动,钟摔坏了。他们有修复师过来,但可能时间紧,晚上发现,第三天早上就要用,就请故宫帮一下忙,地方在金融街,离我家特别近。那时晚上十点多了,我从家过去干了半宿,损坏的小零件做了做,第二天中午又去,弄到晚上十二点。

其实也没什么,它有一个链断了,不够长。我说你干脆摘掉这个,买根0.5(号)的钓鱼线。那个线粗细合适,韧性好,力量够,新闻发布会能用。救急你没办法。它应该是这种链,这种链我们故宫有一些,不多,不能给他用呀,两码事。只能拿这个代替一下。他也同意,他说行行,达到效果就行。

用民国的纸币代替羊皮补气囊,我们师父那一代就用。那种纸币韧性好,比纸要强。后来我们发现前人修复中也有拿那纸币粘的。那种羊皮是国外做的,挺薄,跟纸似的,国内没有。这些都是没有办法,(零件)没有啊。现在我们钱(纸币)也没了,也没用了。

修文物是跟古人对话,他们那么说,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但的确感觉跟历代修复过它的工匠有交流,你打开一个钟,你能感觉到有的修得很敷衍,有的做得非常细。这人手艺怎样,活糙活细,有感觉。可能很多钟上一次修都还在清朝。包括桌上这个钟,它上一次修是什么时候?解放后修过的钟肯定不会损坏得这么厉害。距离上次修应该百八十年了。

我一共修过多少钟表不是很确切了,一年平均七八个,五六个。大型的,一年也就一两个,还有小型的,估计怎么也得有二百多件三百件。

故宫的写字人钟我没修过,师父修时我们看了一眼。它写出来的毛笔字还带笔锋,比有的人写得还好。据说现在写不了了,可能有什么问题。我当然想修了,谁不愿意修没修过的东西。但它还在展览,除非换展或改陈。据说好像有那种想法,可能会在屋里搭个玻璃房子,达到恒温恒湿,现在那个殿太高,防尘啊、恒温恒湿不好做到。如果改陈的话应该有机会,这些钟表展了几十年,应该做一个保养。

修好一个特别复杂的东西的心情?原来你不知道它什么样,修好恢复功能,看到它的表演原来是这样,心里挺有成就感。别人知不知道谁修的无所谓。可能一辈子就这一次,这东西修好了,搁库里,或者将来展览,再想这么大修不太可能,有的人一辈子赶不到一次,像章一类的,上代人修过,下一代人你就没机会干,因为百八十年的东西,不见得让你再过手。 一个人在这儿能工作多少年,我们干得早的也就跟个四十年,这件东西修完了四十年之内还能再修吗?不可能。咱们现在保存环境那么好,恒温恒湿,展览也就摆着,不像过去皇室天天玩,玩坏了,那咱们再修。现在保护得这么好,很少有机会再动,动也就是简简单单地上上弦,演示一下,或者有点小毛病,简简单单地修,简单调试一下,不会彻底修。我觉得修好一件东西的机缘很复杂,不是人人都有这个机会。有的人这一辈子能赶上一件,有的人一辈子也不见得修得上。现在这库里还有好多待修的,一直没动,上次修,可能还是清代。

“故宫男神”王津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是有幸福感的的

王津和徒弟亓昊楠

1979年故宫进来一批年轻人,我们经常一拨人,王有亮杨泽华我们一起,中午吃完饭急急忙忙骑车去游泳。荷花市场原来是游泳区,前海西岸底下那一大片,一直快到小岛那儿,底下是水泥的底儿,那是游泳池,体校也在那儿游泳。买张票,那会儿是二分钱,后来五分钱,上了岸有个大喷头,露天的大水管子,水管子全是眼,一开就喷水,跟洗车房似的。夏天游泳,冬天滑冰。现在我还有冰鞋呢。那时候站在银锭桥能看到西山。我们家窗户那儿,往西边一看也能看到西山,现在好天儿的时候还能看到。那会儿几乎天天都是好天儿。

2016年5月份跟我爱人旅游,在多伦多一个老城广场上,有两个小孩,留学生,直接就走过来问,您是那故宫王老师吧?这么老远还有人认识我?!网红什么的我真没感觉,只不过可能在街上有时候被认出来了,那也只是对这个片子感兴趣,可能对这种工作环境还有节奏感兴趣,喜欢故宫里面的东西。对我来说,每天坐这儿一上班还是跟以前一样。

微博我没有,他们年轻人都开微博。开了以后,你说老不理人家也不合适是吧,天天老看,耽误工夫,眼睛也难受。前年体检发现眼压高,上限24,当时25点多,“青光眼,你去查吧”。后来我到医院查了查,医生说还行,问题不太大,现在又到20了。现在我比较注意,不太敢那什么了。我习惯左眼戴放大镜,还真是左眼眼压高,换右眼不习惯。

从十六岁开始,我在这屋待了三十九年了。科技部这些老的工作室,基本都是在老地儿,一干就几十年,都差不多。离退休还有五年多点,干这么多年了,如果真哪天退休了,到时候想干应该还可以干的,故宫的老师傅退休以后好多都返聘。几十年了,有感情。

我带了一个徒弟,小亓,来了十年,现在干得也不错了,再有新人就他带了。干十年经验挺丰富,现在带徒弟应该没问题,我们这个慢慢就传下去了。

注释

1.写字人钟,英国工匠威廉森专为清宫制作。十八世纪作品,钟型为铜镀金四层楼阁,底层的写字机械人是此钟最精彩、结构最繁复部分。写字人为欧洲绅士装扮,单腿跪地,一手扶案,一手握毛笔,将毛笔蘸墨后开动,写字人便在纸上写下“八方向化,九土来王”,字迹工整有神,为故宫藏品中的扛鼎之作。——关雪玲《日升月恒—故宫博物院藏清代钟表》,紫禁城出版社,2009 年。

2.魔术钟,瑞士十九世纪作品,钟型为建筑式样,建筑内有变魔术表演,上满弦后音乐起,门开,桌后坐一持杯魔术师,桌上放一盒子,魔术师点头眨眼作说话状,拿起杯子,扣上再提起时,左侧杯下有红珠子,右侧有绿珠子,扣上再提起,红绿珠子位置交换,然后再变小鸟失踪。表演同时,屋顶圆球旋转,球上站立的小鸟展翅鸣叫。此钟以七盘发条为动力源,各组机械通过拉杆联动,设计巧妙,结构复杂,显示出极高的设计制作水平。关雪玲《日升月恒—故宫博物院藏清代钟表》,紫禁城出版社,2009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