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病因

疾病与动物，特别是人类有着不解之缘。忽视了疾病的生物学一定是不完整的。病有近因和远因。近因其实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病因。围绕病因和医治，无论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还是关照人的整体健康的著作，均汗牛充栋。但“远因”就不是每个人都能提出的问题了。只有接受了进化论思想的人才可能想到这个问题。按照进化论的思想，适者生存，不适者难以生存。那么为什么进化没有将疾病淘汰，换句话说，为什么疾病在极其漫长的进化历程中穿越了自然选择的剪刀，得以幸存？

《我们为什么生病》正是探讨这些问题的一本书。该书的作者之一尼斯是精神病学家。而另一作者乔治·威廉斯，是大名鼎鼎的当代进化生物学理论家。

该书作者认为，从进化的角度看，疾病的产生有六个原因。我们将之概括为四大类别。

其一，有些疾病其实是从进化中获得的防御本领。比如咳嗽，是为了从呼吸道排除异物而专门设计的一种复杂的机制，它是自然选择留下的、一种相互配合的防御活动。再比如发烧。动物感染后，靠着将体温提升2度来防御感染。那些不能提升体温的冷血动物，比如蜥蜴，会找个暖和地方使体温升高2度。体温能够提升的动物都有调节本领。将因感染而体温上升了2度的大鼠放到很热的小室，它会启动身体中的降温机制保持高于正常的2度；改放到凉爽的地方，它会启动升温机制还是保持高于正常的2度。既然较高的体温可防御感染，一直保持它不好吗？那样耗能过多，是浪费。并且对神经系统有损害。进化的结果是，身体可以区分正常状况和身体感染的非常时期，以节能的方式生存。（尼斯，威廉斯，1994：7，28）

其二，进化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尼斯，威廉斯，1994：125）人类的食管和气管在咽喉交叉。这种设计实在不高明，对每个人来说都体会过吃饭噎着的感觉，对人类来说十万人中每年有一个被噎死。直到1974年“海姆利克操作法”（异物噎住而导致窒息时，向患者上腹施压以将异物压出气管）发明之前，噎死一直是美国第六大致死原因，每年6万人因噎致死。其实在设计上将两个通道分开要比交叉简单，昆虫和软体动物就是这样的。但是从两栖类到哺乳类动物都是两道交叉的。我们没有选择。这是历史的包袱。进化不是革命，不能另起炉灶，只能对已经存在的东西做些小修小改。人类的站立应该说是慢慢形成的。但是比起爬行还是太短暂了。因此腰病在人类中非常普遍。原因就是其骨骼结构更适合原先的爬行而非现在的站立。既然进化只能在旧有的基础上进行，就只能同它妥协；太激进了不成，不仅思想和观念，人类的身体本身都是保守的根据和证明。

其三，与细菌的博弈。人类想出了这么多手段，发明了这么多抗菌素，为什么不能最终消除造成感染的细菌。人们通常认为，在药物使用过程中细菌增加了抗药性。但实际上不是每个细菌个体都获得了抗药性，而是在药物杀死了多数细菌的同时，奈何不了少数因突变或带有质粒引进的新的基因的细菌，这些细菌繁衍并在日后成为同类中的主体。几乎每一轮抗菌素所走的道路都是从有效、低效到失效。从更高的层次看，这是一场地球生物圈中最古老的成员同最新兴的成员间的战斗。（尼斯，威廉斯，1994：55—57）有着36亿年历史的细菌是整个生命史中的耐力冠军和主宰者。它无所不在。据说人体重量的10％是细菌构成的。它们是地球上最大的“适者”。斯蒂芬·古尔德这样说：“无论将来人类的智能将如何统治地球，细菌地位的改变仍然无法想象。它们的数量之多，居于压倒性地位；种类之繁无可匹敌。它们的生活环境极为广泛，代谢模式又无可比拟。人类的胡作非为可能招致自己的毁灭，连陆生脊椎动物也可能一起殉葬。……但我们无力把50万种昆虫一举消灭。对于种类繁多的细菌更加无能为力。”（古尔德，1996：197）细菌导致的疾病只能抑制，无法根除。

其四，不变的基因与变迁的环境导致了若干疾病。比如近视眼、肥胖症、血压高都有遗传的原因。那么为什么过去这类疾病没有今天这样普遍呢？在狩猎的时代，患有近视眼的成员不仅打不到猎物，而且有可能成为野兽的猎物，这种基因一定被淘汰。经过自然选择的成员在狩猎的环境中一定不是近视眼。但是后来环境变了，人们从儿童时代起就必须阅读大量的书籍。狩猎环境中保持完好的眼睛开始了分化，有些依然很好，另一部分成了近视眼，因为他们的基因承受不了如此大量的阅读。（尼斯，威廉斯，1994：105）如果维持现在的阅读，同时将眼睛近视的成员统统消灭，以后的人类一定没有近视眼，因为他们统统继承到了好眼睛的基因。但人类技术上的进步已经使我们脱离了残酷的自然选择。近视对每个人的生存和繁衍已经不构成威胁。肥胖的道理略同。如果回到毛泽东的粮票、油票、肉票的时代，是没有胖子的。在前毛泽东时代有胖子，但那是少数人，肥胖不会成为普遍的病症。在食物丰盈的后毛泽东时代，不少人继承到的基因决定了他们将成为胖子。这些人如果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或者生活在古代而自己不是贵族成员，照样成不了胖子。人类的衰老应该也是基因的原因。在野生动物中几乎看不到衰老。不是它们没有衰老，而是在体力刚刚下降时，残酷的生存竞争就将它们从刀俎变为鱼肉。只有在温饱医疗的条件大大改善时，寿终正寝才成为普遍现象，衰老现象才与日俱增。人类今天的平均寿命比过去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最高寿命几乎没有增长，说明生理机制中有个大限，这是基因决定的。为什么要有此机制？生物学家似乎还只能在这个核心问题的外围转悠。他们讨论女子绝经的机制，体力下降后如果继续保持生育能力，后代将得不到充分的养育而早夭。拒不绝经的基因被自然选择淘汰了。男人为什么比女人寿命短呢？在进化的早期，冒险和竞争的雄性可以获得更多的后代，明哲保身的雄性没有较多的后代。后者很可能比前者寿命长，但是得不到自然选择的青睐。

综上所述，我们面临很多疾病，有些是可以减少的，有些则是无法避免的。该怎样减少那些可以减少的疾病呢？

二、神似祖先的生活

当代社会中，疾病的类型正在改变。传染病和营养不良导致的疾病正在被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腰椎颈椎病、抑郁症等疾病取代。这些疾病就是上述的第四种类型的疾病。基因是继承来的，它们又是无法改变的，它们适应传统的生活环境，却不能适应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们更愿意称这些疾病为“生活方式疾病”。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方式与我们的基因不匹配，导致了疾病的发生。要减少这些疾病，就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基因和两千年前的祖先没有差别，回到祖先的生活方式中就可以减少时下流行的疾病。但是回到祖先的生活方式中，既是不必要的，现在的生活方式绝非没有优势，也是不可能的，环境已经大大改观。我们走上的是一条不归之路。“形似祖先”已不可能，“神似祖先”却是可行且有效的。

祖先拥有旺盛的食欲，继承了祖先基因的我们当然也就拥有了旺盛的食欲。祖先的食欲是他们所处的环境拣选出来的优良品质。那是一个食物匮乏的时代，旺盛的食欲会驱策他们以不怕苦不怕死的气概去觅食。旺盛的食欲导致的能吃和多吃也是与环境匹配的好品质。今天找到了食物是幸运，明天就可能挨饿。今天的多吃为明天的挨饿做了储备，被明天的挨饿抵消，决不可能消化不良、营养过剩、胆固醇过多，等等。祖先生活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中，他们已经适应了半饥半饱。在今天与昨天的对比中，我们更可以看到，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中，人们的头脑更清醒，斗志更旺盛，吃饭都更香，并且更长寿。唯一的缺失是一部分人营养不良。在营养达标后，我们应该尽可能接近祖先的状态，也能体验到半饥半饱。但是祖先的半饥半饱是被动的，我们却必须主动追求这一状态，抑制自己的食欲。这正是难度所在。

动物都是好吃懒做的。吃饱了以后，它们最愿意做的就是卧在地上晒太阳。“懒做”有生存优势，它有助于节省能量。这习性也是与动物的环境相匹配的，食物的短缺驱使它们奔波、跑动。除了觅食，最佳的选择不是活动，是休息。从我们与动物共通的特征中，可以推论，祖先也是好吃懒做，我们是他们的忠实传人。他们虽然懒惰，跑动已经很多，如果再不靠懒惰的天性保证自己的休息，就累死了。他们天性更爱休息，却是环境压力下的伟大的运动员。运动使他们强健，远离疾病。我们继承到了好吃懒做的习性，却不再拥有不运动就饿死的生存压力。于是在生存方式上告别了祖先，变得孱弱无力，百病缠身。要近似祖先的运动型生存方式，就只能靠自己逼迫自己去运动。人类以种种方式为自己找舒适，其结果是使自己的身体变得脆弱。比如绝大多数城市人用坐便器取代了蹲坑，它使人们失去了每日被迫深蹲的机会，而深蹲是非常有益健康的。再比如椅子和沙发的选择使得人们很少跪、蹲或盘腿打坐。而这些动作极大地维护着我们下肢关节的柔韧。由此全面反省我们的生活方式，会发现我们为了舒适大大地改变了祖先的生存方式。“巨变”的后果蕴藏着病因。

动物和前现代的人类，要到达所追求的目标，都要走过漫长曲折的过程。一位心理学家从他喂食刚捉到的一只蜥蜴中获得了启示。他把虫子之类放在蜥蜴面前，那蜥蜴却几天不吃。最后一天，他远远地观察，那蜥蜴向虫子悄悄匍匐，猛然扑上去，将虫子撕裂，然后进食。塞利格曼的解释是：“蜥蜴已经演化成匍匐潜行、攻击、撕裂然后才进食。猎食是它的美德，这重要到假如它没有动用到自己的长处和美德，胃口就不会苏醒。动物是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它们没有快乐的捷径。人类比亚马孙的蜥蜴复杂多了，我们的复杂坐落在情绪的大脑上头，这个大脑被几百万年的天择所塑造。我们的愉悦和胃口演化成跟我们的行为有密切关系，这些行为当然比蜥蜴更复杂、更精致，但是你不可忽略它，不然便要付代价。认为我们可以经由捷径得到满足，是不对的说法。省略个人的长处和美德不但会使蜥蜴饿死，也会使围绕在金银财富周围的人沮丧、忧郁，在心灵上饿死。”（塞利格曼，2002：184）觅食的过程常常是备尝艰辛的。人类通过不懈的奋斗，渐渐地减少了这份艰辛，找到了一条捷径，乃至最终豁免了这一过程，使得他的多数成员，可以直奔主题——找到食性。当他丢掉了过程之后，他才慢慢察觉，他丢掉了很多乐趣。乐趣不仅在于目标，更在于走向目标的过程，过程构成了乐趣的丰富内涵。觅食、求爱，均系如此。聪明而又可怜的人类因为屡屡走上捷径，省却了过程，而丢失了乐趣，变得空闲无聊。根本原因在于，“从过程到目标”是祖先的环境的组成部分，这一环境筛选出了祖先的品格和性情。我们继承了祖先的品格，需要过程，不能直奔主题。我们要不时地捡回包饺子、包粽子、做月饼、做香肠的习惯。这样待客、送礼，才够热情，够隆重。也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充实，享受游戏每一环节，在每一个环节上表现自己的个性和创造力。还是那句话，前人走入曲折的过程是被动的，我们要着意重视过程。

祖先领受着生存中的强刺激。最突出的例证就是狩猎大动物。领受了如此刺激后，安全归来后需要的是安定自己的神经系统，完全没有必要人为地寻求刺激。不时面对的刺激，将他们的“觉醒度”提到了较高的位置。提升觉醒度的另一重要外因是住宿。动物和祖先都是栖息在露天的场所。他们要自己为自己站岗放哨。就是说，他们的神经系统在睡觉时也不能完全安息，其中一支要保持觉醒的状态，一有风吹草动，要立刻报警。人类渐渐地告别了狩猎，住进了房屋，其生产日益远离风险和艰辛。与之伴随，他神经系统中的“觉醒度”急剧下跌。这是他备感空虚无聊的最重要原因之一。生存中没有了刺激，要想将觉醒度提升到祖先的高度，就必须自己寻找刺激。一些美国学者认为，美国社会物质高度繁荣，犯罪并不减少，原因之一是生猛的青少年在寻求刺激。因此，人类面临的问题是寻找良性刺激。足球的火暴，原因不在足球自身，而在人类的身心中，他要寻找良性的强刺激。

采集与狩猎的生存方式，部落的组织形式，要比农业文明漫长十倍百倍。它筛选和塑造了祖先的性格。当地学者判断，部落的最通常的规模是50人（包括孩子）。不足50人，难以组成足够人数的狩猎男性团队。人太多，将产生凝聚力的问题，变得不经济。50人的部落，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有密切的全方位的交往。祖先的性情是在密切的人际交往中形成的。在前现代的社会中，人们仍保有密切的人际交往。在西方只是近百年来，在中国只是三十年来，冷漠的工作关系取代亲朋关系，成为每日面对的主要对象。前现代的人们没有那么多抑郁症。密切的人际关系，甚至矛盾和争吵都杜绝了空虚和独处。找回密切的人际交往，是神似祖先的重要一环。

三、痛感

病和痛，常常是相连的，所以我将二者放在同一章中讨论。虽然痛感和病症不是一回事，病往往导致某种疼痛，疼痛却未必就是病。痛感是什么呢？它是可以消除的东西吗？它有哪些功能？

我们从一个案例说起。保罗·布兰德是个麻风病大夫。屡屡溃疡、不能愈合是麻风病人的最独特的病症。布兰德的惊人发现是这种病症的原因竟然是病人“无疼痛感”。他发现麻风病人敢伸手拿炉子里的炭火，脚上踩了钉子都不知道，脚扭了动作照旧并不跛行，夜里会因为不知觉被老鼠咬伤——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没有疼痛感，他们不能像常人那样靠着疼痛去感知身体的界限和禁区，从而做出调整。不得已，布兰德使用石膏来抑制麻风病人的越轨行为，短时间内很有疗效。（布兰德，扬西，1995：144—147）从这一特殊案例出发，布兰德开始讨论疼痛在一般意义上的功能。他说：“很难教给无痛的人经验教训，这些疼痛系统是天生的，强加在每个人身上的。……疼痛和相关的感觉布满全身，提供了一种‘自我’的界限。失去了这种感觉就破坏了这种界限。疼痛在人体的统一与结合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疼痛不是敌人，而是忠实的侦察员。……身体要使用疼痛为手段，舍此没有办法引起你的注意。所以要以疼痛为友，保持欢迎的态度。……健康的人要多参加紧张激烈的体力活动，检查自己的感觉极限。运动员与疼痛为友，通过疼痛倾听身体。”（布兰德，扬西，1995：220—222）

动物学家葛兰汀和神经科学家约翰逊给我们讲述的是异曲同工的故事，只是主角是狗。作者告诉我们，因为动物的前额叶没有人类发达，所以它们的痛感较弱，恐惧感更强。并且动物有掩盖痛感的本能，这或许具有生存优势，让天敌和伙伴看到自己负伤是有弊无利的事情。正是因为它们痛感较弱并加以遮盖，很多人认为动物没有痛感，给动物手术后从不考虑它们的疼痛。个别有经验的兽医知道动物有痛感，认为疼痛利于它们康复。作者观察到动物绝对有痛感，并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妇女养了四条狗，她给其中的一条猎犬动了阉割手术。术后几天一直给它吃止疼药。这条狗一直和那三条狗玩得火热，完全看不出它动了手术。但它的伤口却没有愈合，伤痕越来越大，湿漉漉的。主人最后带它去了医院，兽医说，如果你现在不来，晚上狗的肠子将拖得满地都是。（葛兰汀，约翰逊，2005：178—180）这条猎犬所以发生了如此严重的后果，是因为它没有了疼痛，又不会像人类一样懂得手术的含义，便放肆地和伙伴玩耍。恐惧不是痛感，似乎可以归为范畴更宽大的痛苦之中。动物学家将老鼠的司职恐惧的基因剔除，过后常常发现这些老鼠死在笼子里背部被咬烂。原因是正常情况下恐惧帮助老鼠躲避打斗，而这些老鼠丧失了恐惧也就不去躲避打斗。（葛兰汀，约翰逊，2005：194）

尼斯和乔治·威廉斯为我们讲述了另一种不舒适的感觉，孕妇妊娠早期的恶心呕吐。“这使得快要做妈妈的妻子难过、痛苦。”但是这种痛苦是有着积极功能的。“妊娠早期的恶心呕吐和厌食，可能是为了限制孕妇的食物，目的在于使胎儿接触毒素的机会减少到最小。”这期间胚胎的发育还不需要母亲吸收大量的营养。到需要大量营养时，恶心和厌食已经自然消退。但是恶心和呕吐毕竟难受，于是孕妇求助医生，医生研究出了药物，药物服用的结果却是出生了大量的畸形儿。这种情形说明了那一期间的痛苦是必要的，必须尊重、接受和忍耐的。（尼斯，威廉斯，1994：88）

乔治·威廉斯还讲述了鲑鱼悲壮的生殖过程：“由于对生殖成功的过度强调以至于损害了双亲的身体。它们中的某些承担了最长的迁移过程，已知的有鲑鱼和所有溯河性鱼群。在准备产卵的过程中，消化系统会萎缩以至于使得以后的生存不再可能。但是这种萎缩却为配子提供了物质和空间，并且还卸去了鱼的多余的重量，因为在它的溯流旅行中，这种负担对于单纯的生殖功能来说是不必要的，雄性鱼的口部也经历了变化，这种变化有助于在争夺雌性的战斗中取胜，但是却不利于它有效地去完成摄食的功能。”（威廉斯，1962：138）似乎可以认为，自然选择筛选出来的这种机制显然是为了繁衍后代连父母的身体都准备牺牲的，痛苦更不在话下了。但是按照惠子与庄子的争论，我不是鱼，焉知鱼乐与否。也可能鱼是带着巨大的快感并且没有一丝痛苦地奔赴死亡的，自然这超出了人类的想象。比较保守地说，鲑鱼的溯河之行很可能是苦乐交织的。也就是说，苦痛是同它们的繁衍，乃至整个生命旅程结伴而行的。

疼痛的功能虽然在多数场合是通过人类“回避”它来完成的，但是人类与疼痛的本质关系是“不即不离”，生活的目的决不是要消灭疼痛和痛苦，也不可能消灭疼痛和痛苦。布兰德说了一句非常耐琢磨的话：“一个征服了疼痛和苦难的社会似乎很难应付痛苦的残余。”（布兰德，扬西，1995：347）

四、痛苦多于快乐

痛感与痛苦不是一个意思，但密切相关。似乎可以说，痛苦是更大的范畴，痛苦包括了痛感，痛感不能包括全部的痛苦。痛感来自肉身，有些痛苦来自心理和精神，比如恐惧、受挫、失败、无助、愿望不能实现，等等。我们说过，痛感是与整个的生命旅程结伴而行的。痛苦也是这样。当然快感也是动物和人类生存的工具，也是与生命结伴而行的。但是，很可能，在生命的过程中，痛苦是多于快乐的。原因如下：

其一，痛苦是生命中固有的东西。就像痛感是身体中固有的感受能力一样，消灭了它将无法生存。痛感、挫折感、悲观情绪，都是无法消除的东西，因为它们对生存具有积极的功能，但它们都不好消受。没有痛感，身体将走人禁区。没有挫折感，失败了依然高兴，意味着他欣然接受失败，不讨厌失败，如是他将永远伴随失败。当代的一些心理学家在不遗余力地提倡乐观。乐观似乎给了人们更多的乐观。但是我们大约无法完全消除悲观。飞行员不可以太乐观，那样旅客们将是不幸的，因为悲观将使飞行员举轻若重，小心谨慎。投资公司中的决策人员不可以都是乐观倾向的，有了一些悲观的意见才能全面地看待形势。很可能，古代人更悲观，因为那时候生存更严峻，而“哀兵”有更多的生存机会。现代人似乎有了更多的乐观理由，但远没有到了能够消除悲观的时候。事实上，当下的很多乐观意味着自我感觉过好，曲解事实，甚至盲目。

其二，人比动物更痛苦。原因很简单，不是形而上的，没有玄学的味道，在相当程度上不是猜想，因为人类的感觉系统更发达。古典学者已经洞悉了这一点，并且遵循机体的逻辑。叔本华说：“最下等的动物如滴虫类或放射性动物等，所感觉的苦恼程度极为微弱；其他如昆虫类等对于痛苦的感受机能也非常有限。直到有完全的神经系统的脊椎动物，才有高度的感觉机能，并且，智力愈发达，感觉痛苦的程度愈高。如此这般，认识愈明晰，意识愈高，痛苦也跟着增加，到了人类乃达于极点。”（叔本华，2006：92）这一认识日益被当代生物学家的解剖实验所证实。人类的神经系统更发达，大脑更发达，人类在最大限度上依赖感觉系统去适应环境。痛苦与快乐就是行为的惩罚与奖励。人类的感觉系统更发达，当然也意味着他的快感和快乐更丰富多样。但是快感和快乐抵消不了痛感和痛苦。一个痛感从产生到消除可以增长快感，但一个快感消除不了一个痛感。它们是两个独立的系统，尽管有一定的关联。就人类成员内部而论，傻子似乎痛苦最少，而“天才者，最痛苦之人也”。（叔本华，2006：8）

其三，人类是最难伺候的动物。一方面人们的需求常常难以得到满足。如叔本华说：“人的一切欲望的根源在于需要和缺乏产生矛盾。”其后的杜尔凯姆说：“如果他们的需求超过他们所能得到的，或所得与所需略有差异，他们就会痛苦异常。”（杜尔凯姆，1893：205）这已经很难办了，而人类偏偏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假如人可以轻易地获得满足，即消除他的可欲之物，那么随着他欲求的对象的消失，可怕的空虚和无聊就乘虚而入。……由此看来，人生像钟摆一样逡巡于痛苦和无聊之间。”（叔本华，2006：8）萧伯纳说：“人生有两种悲剧：一种是没有得到你心里想要的东西。另一种是得到了。”（萧伯纳，1902：220）当代的消费研究者屡屡将萧翁的格言夸张变形为：“人的最大不幸是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人的第二大不幸是基本需求如此轻易就解决了。”

其四，不可消除的零和博弈。毫无疑问，温饱得不到解决是人类在其漫长的历史中遭受到的最大痛苦。而二十世纪不仅是人类，也是生物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人类全体成员即将跨过全面解决温饱的门槛。对物质资源的争夺曾经是一场零和博弈，一方的获得意味着另一方的丧失。而人类通过技术的进步以及合作的效能，将这一定量转化成增量，把饼烙大，乃至曾经的零和博弈变成了非零和博弈。人类跨过这一门槛的时段，也正是快乐哲学大行其道的时期。不能说其间没有某种关联。很可能是人类物质上的进展，使大家，包括学者，陡然增长了信心。但是一个无奈的事实是，我们只是在一个层面上摆脱了零和博弈，我们仍旧结结实实地生存在零和博弈的阴影下，人类成员间的竞争本质上仍然具有十足的零和博弈的特征。

食物可以增加，住房可以增加。吸引眼球的总频次不可能无限增长，频次上的差异将永远存在。这是零和博弈。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他，给你留下的将很少。社会声望上的差距将永远存在，因为声望本身就意味着差距。社会地位的差距将永远存在，上层社会的席位不会增长，因为它根本就不是可以增长的物质，而是总数固定的人头和以人头为基础的目光和声誉的分配。基因决定了我们热衷于一场存差异、见胜负的游戏。因为这份基因具有生存的优势，不具备这一基因的人早就淘汰干净了。剩下的人，也就是几乎全体人类，都在践行着“人往高处走”的生存逻辑。作为整体我们越走越高，其成本却是，就每个个体的感受和体验而论，挫折多，失败多，痛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