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森说：“21世纪是脑科学的世纪。”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这一说法。很多人认为，大脑太复杂了，洞悉其奥妙可能要穿越极其漫长的时间隧道。我认同沃森的说法。今天的科学正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前行，分子生物学、基因工程等诸多姊妹学科的成果已经为攻坚大脑之城做出了铺垫，脑科学这些年的进展显示出咄咄逼人的态势。笔者不是脑科学专家，甚至不是专业生物学家，只能以一个社会学家兼生物学“民科”的视角，介绍一些脑科学的成果对自己的启示。

一、主观感觉与客观存在

知识的来源是近代哲学家苦苦思索的难题。洛克说：人类的所有知识都建立在经验之上，人类的观念有两个来源，其一感觉，其二反省（即内在的感觉）。既然我们只能借助观念来思考，而观念是来自经验的，因此我们的任何知识不能先于经验。罗素说：“从柏拉图时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哲学家，最后直到笛卡儿和莱布尼兹，都论说我们的最可贵的知识有许多不是从经验来的。所以洛克的彻底经验主义是一个大胆的革新。”（罗素，1955，下：140）洛克提出，物体有能力使我们产生某种感受和观念。物体的某些性质为其本身所有，他称为第一性的性质，坚硬、广袤、形状、动静、数目，都属此列。第二性的性质则不在物体之内，如颜色、声音、味道。睿智先哲的论述，既是表达，更隐含着一个跨代的深奥问题：对颜色、声音、味道的感觉究竟是什么？

晚于洛克半个世纪的贝克莱一方面否定了前者对物体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区分。他说，广袤和颜色都是感觉，且两个性质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贝克莱强化了洛克的“感觉”，提出了自己的招牌名言：存在就是被感知，存在而不被感知那完全是不可思议的。贝克莱讨论了颜色。他说，夕阳下的云彩红中带着金黄，而你逼近看云就不是这种颜色；显微镜会造成颜色的差异；黄疸病人看东西都是黄色的。他说：“凡直接感知的东西都是表象，任何表象能够在心外存在吗？”罗素这样评论：“贝克莱提出了支持某个重要结论的一些正确道理，只不过这些道理并不十分支持他自以为在证明的那个结论。他以为他是在证明一切实在都是属于心的；其实是他所证明的是，我们感知的是种种性质，不是东西，而性质是相对于感知者讲的。”（罗素，1955，下：183）

以后这些思想经休谟到康德，达到更为精致的境地。休谟认为，很多我们以为的因果关系没有逻辑的必然性，只有心理的必然性——我们的习惯和惰性。康德提出：我们不知道自在之物、物自体是什么，我们只知道知觉这些事物的特殊方式；感觉一定涉及时空，它们被排列在时空序列中；时空不是实在的、独自存在的东西，不是事物的性质和关系，而是感觉的形式和形态；同时，时空也不是经验的产物，而是心灵固有的，是先验的。

颜色不存在于外界客体，被先哲敏锐地洞悉。当代学者说：一个人梦中可以看到红色，难道红色能存在于主客两界？与此同时他们也远离了贝克莱的“心”，而将颜色的感受同大脑挂钩。当代心理学家约翰斯顿说：“红色并不存在于外部世界，而是脑对于特定频率的电磁辐射产生的一种独特的体验。……它不过是源于神经细胞的组合和相互作用的一种特性而已，它是一种涌现特征。例如氢和氧化合成水时，一系列新的特点便出现了。”（约翰斯顿，1999：9）

这一道理统摄其他感官。“坏鸡蛋臭不可闻，并不是因为硫化氢气体本身有臭味；糖的味道是甜的，也不是因为甜味是糖分子的特性。我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脑已经发展了神经系统，能够根据外界的不同事物是有利于抑或有害于基因生存，而产生相应的愉快和不愉快的感觉。就是说，只有已经具备了这类评价性主观情感的机体，才能成功地将基因传递给后代。个体无须知道臭味与细菌污染或者甜味与ATP生成之间的关系，自然选择已经建立起来了涌现的意识情感与基因生存之间的联系。”（约翰斯顿，1999：14）“有机体对有用的资源（如糖）获得某种意识感觉（如甜味），而对另一种常见的废弃物（如酸）体验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如酸味），机体会把以这种能形成辨别性评价的神经环路传递给后代。”（约翰斯顿，1999：17）

感官是生存的工具，与生存无关的感觉是不存在的。“红色和绿色之间，其波长的差别仅仅为150纳米（注：1纳米为10亿分之一米），基本上是相似的。相反，你所在的房间充满了你的身体发出的红外辐射和当地电台的调幅信号。虽然调幅信号的波长是红外辐射的10亿倍以上，但对这两者，我们既觉察不到，更无法分辨。……一些特定的能量／物质形式能诱发生动的主观体验，而另一些却被完全置之不理。是什么生物学利益促成了这样的安排呢？对于大多数动物，视觉局限于觉察和分辨小范围频率的电磁辐射，这个范围位于植物叶面反射光谱的附近。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大多数动物的生存依赖于食物链，而食物链是以植物将太阳能转变成糖的光和能力为基础的。绿色位于我们感知的可见光谱中间频段，它与叶绿素分子对来自于太阳的入射光——白光的反射光频率相对应。”（约翰斯顿，1999：15—16）

什么是真实的客体？谁说了算？认识主体的认识大不一样。我们说有色，其他动物可能认为无色。我们说无色，其他动物可能认为有色。大多数哺乳类动物只能看到蓝色和绿色。灵长目动物可以看到蓝色、绿色和红色。鸟类可以看到蓝绿红和紫外线。人类成员其实也不相同，其中有一些色盲，色盲也不同，有红绿色盲，还有全色盲。常人看到的色彩，全色盲者看不到，但是他看到的常人也看不到。二战时盟军招募了一批全色盲者入伍，让他们对侦察图进行分析，他们什么颜色也看不到，却能看到挂在坦克上的伪装网。（葛兰汀，约翰逊，2005：43）狗能识别的味道大大地多于人类。狗能吃屎，说明屎对于狗是香饽饽。声音同理。不同物种对同一物质的不同反应，说明了它们发展出各自的神经系统，根据有利有害来形成自己的愉快与厌恶的感觉。神经系统的功能是服务于身体。自然选择不在乎它是否忠实反映外界，仅在乎它对身体的功能。不同的物种通过不同的感知，把握外界。

我们的讨论从洛克和贝克莱开始，似乎应该回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上面陈述的观点是唯物还是唯心？朴素的唯物论认为我们的主观感受来自外部的客体，颜色、声音、味道都是外部的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生物学家的观点是与之背道而驰的。但是当代生物学家们同样与唯心主义大相径庭。它不是将感觉同虚无缥缈的“心”，而是同大脑、神经系统这些有形的东西连接起来。马克思对达尔文深怀敬意，因为后者为唯物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上述思想是达尔文思想的延伸，当然是唯物的。但正是与朴素唯物主义对立的近代哲学家们给了上述思想最大的启发和刺激。

近代哲学的集大成者康德将知识来源中最玄妙难解的东西推给“先验”，既显示他超越众人的睿智，也将一个问题冻结起来，因为在他那里“先验”之前是不必和不能追问的。康德并不企图，其实也根本无力解释“先验”知识的由来。洛伦茨“在194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这种关于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的先验知识实际上是人类神经系统进化的结果”。（齐科，1995：24）中国人在惊叹和不解某人超强本领时爱说：非一世之功。其实人类的每个成员的本领和潜能都不是一世之功，祖先在神经系统上的适应经自然选择存留在我们身体中。说这是“先验”其实不错，只是“先验”之由来依旧是问题。这一旷世难题终于得到解释了。

二、两个病案

接下来讨论的是另一个话题，情感和理性的关系。我们从神经科学家达马西奥讲述的两个真实的故事说起。

盖奇是美国新英格兰州一家铁路公司的工人。他是一个大组的工头，身体强壮，精力集中，被上司认为是所有雇员中最高效和能干的。1848年，在他25岁那年夏天，一场爆破事故中，插在填放炸药的石洞中的钢钎（长1.1米，直径3厘米，重6公斤）被炸飞，刺进盖奇左面颊，穿透颅骨底部，经过脑的前部，从头顶高速穿出，落在一百多英尺远的地方。盖奇倒在地上，竟然清醒着。奇迹发生了，两个月后盖奇活了下来，他左眼瞎了，但右眼完好，能说话，走路稳健，双手灵活，思维连贯。他很好地活着，可是性格大变，“好像被一个新的灵魂操纵着”。他现在“变化无常，对神灵不敬，经常说粗俗猥亵的话，而这些不是他以前的特征；他对同事一点不尊重，如果有什么规定或意见与他的看法相左，他会不耐烦；有时相当顽固，却又喜怒无常，优柔寡断；虽然设计了许多未来计划，但刚刚开始实施就都放弃了。他的理智水平和行为表现像个孩子，但同时又具有一个成年男子所具有的动物性激情”。（达马西奥，1994：13）别人最严厉的指责也没有改变他的新毛病：说脏话。因为他的奇怪举止，被招入马戏团，以后做过农场工人，车夫。38岁时，即事故13年后死于癫痫发作。死后5年，经一位医生向其家属请求，开棺取出头骨，找回钢钎。当代学者制作了其负伤头骨的三维坐标图。他们认为，钢钎“没有碰到运动功能或者语言所必需的那个脑区……（而）前额叶皮层的选择性损伤破坏了他计划未来的能力、遵循既已习得的社会规则和做出行为的能力”。（达马西奥，1994：33）

下面是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病案。埃利奥特曾经是个智力好、身体好、技术好的人，还是好丈夫、好父亲，任职一家商业公司，是弟弟妹妹和同事的典范。他因头痛就诊，切除了颅内一个很大的肿瘤。手术似乎很成功，术后他的智力、语言、行走能力都很好，可是性格大变。他无法安排自己的时间，当迫切需要转换注意力时，他还持续之前的工作。他会一整天读一份文件。同事说：他的行为变得毫无必要的细致，他花费很多时间使得某个步骤的工作做得非常好，却是以整体目标为代价的。他没有决定事情的能力，哪怕是计划几个小时以后的事情。最终他被解雇。以后他在工作和决策中一错再错，最终离婚，过上了领救济金的生活。他超然地讲述自己的悲剧，其神态与事情的严重性不相符合，那份镇定决不是文化习得的，听的人要远比他悲伤。让他看一组遇难者照片，看后他说：他的感受已经改变，曾经能引起他强烈情绪的东西不再能引发任何反应。他在某研究所接受测试，结论是智力上无缺陷，智商很高，但情绪和心理调节上出了问题。达马西奥和他谈话时，看不到他有一丝情绪的表露。达马西奥的判断是：“可以把埃利奥特的困境归结为知道但是没有感受到。衰减的情绪和感受在其决策失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达马西奥，1994：42）

二者困境的共同原因是司职感受和情绪的大脑区域受到了损伤。盖奇术后说脏话，是因为丧失了难堪的感受。他们都不能做出任何选择，尽管前者智力正常，后者智商很高。达马西奥从这两个病案中得出一个惊人的猜想：选择和决策不是理性能够单独完成的工作，情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说：“冷静的推理使得他无法为不同的选择赋予不同的价值。……我们从小一直被灌输的那些谆谆教诲……头脑要冷静，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让激情干扰你的判断。结果我们通常将情绪认为是一种多余的心理能力。……情绪的衰减可能是产生非理性行为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情绪缺失和异常行为之间存在联系，这种背离直觉的联系可能会使我们发现一些关于推理的生物学机制。”（达马西奥，1994：46—48）

三、情绪和理性

当代心理学教科书上通常提到六种基本情绪：愉快，悲伤，恐惧，愤怒，惊奇，厌恶。除此还有一些行为与“情绪”这一标签相关，可以称为次级情绪或社会情绪的包括：困窘，内疚，嫉妒，骄傲；可以称为背景情绪的包括：幸福，不舒服，平静，紧张。它们的共同的生物核心是：集各种复杂的化学反应和神经反应于一体的模式，发挥某种调节作用，帮助有机体维持生命；尽管文化和学习可以改变情绪的表达，情绪本身是生物决定的过程，取决于脑的先天就有的装置，这装置是长期的进化得来的；情绪的装置存在于一个相当有限的皮层下区域；这些装置可以自动运转起来，不需要意识的深思熟虑。（达马西奥，1999：41）

情绪的生物学功能是双重的。其一是对诱发情境做出反应。动物是该打就打，该逃就逃，该投入就投入，该追逐就追逐。人的反应基本相同。（达马西奥，1999：43）用艾克曼的话说：情绪是自动评估体系群。哺乳类动物基本上就是靠情绪来应对情境。人类的情形有所不同，人类还有一套思维系统，所谓思考性评估。（艾克曼，2003：29—33）其二是对有机体内部状态的调节，比如根据对外部情况的自动反应——改变心跳、呼吸和供血量，以支持有机体完成适当的行动。也就是说，当有机体遭遇某种情境的时候，“进化已经以情绪的方式得出了一个与之相匹配的方案”。（艾克曼，2003：43）

情感与意识都是帮助有机体的，它们是帮助人类做出选择的两种评估系统。如果将生存比作博弈的话，情绪是博弈中的“快棋”，思维是博弈中的“慢棋”。本来是相辅相成。但是，人类理性能力的发达，以逻辑推理为基础的科学在现代社会中日益坐大，以智力为基础的正规学习和考试成为社会晋升的第一门槛——三位一体，导致人们过度崇尚理性和智力。

其实，生活中无数维持个体生存的行为和促进社会晋升的表现都不凭借理性的力量。躲避下落物用不上推理。择偶的成功中激情和执著的因素很可能不小于理性能力。一个杰出音乐家和体育家的很多技能，在相当程度上是非意识、下意识的运动。它们雄辩地说明了没有意识和理性，可以完成很多活动和工作。且有些技能是意识和理性不能达到的。

文学家说：历史和人生相似，关键处就那么几步。也就是说决策至关重要。理性的进化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帮助人类决策，但是理性的决策恰恰需要其他因素的支持。在提到其他因素的时候，人们常常说到专注和记忆，常常忘掉情绪和感受。（达马西奥，1994：133）而情绪和感受在决策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情绪和感受能力强的人，有时比智力高而情感弱的人，做出了更英明和及时的选择和决策。为什么在人类的素质中，智力优势在社会竞争中不是单一的优势？我们看看下列活动：智力测验，科学研究，投资，婚姻，结盟，交友。智力测验几乎只靠智力就可以完成，因为它们是单纯的，清晰的，信息齐备的。智商高情商低的人在智力测验中优势最大。科学研究同智力测验不同，同后四者也不同。很多研究指出，科学家普遍智商很高，但不是越高成就越大，在一定智商的前提下成就取决于其他心理因素。尽管如此，科学研究是智商高而情商较低的人的明智选择。而后四项活动则是模糊的，信息不齐备的，充满未知的，靠理性根本无法完成判断，越是思考越是彷徨，犹豫不决其实显示出思考者的理性能力和对理性的偏爱，因为单靠理性此题无解，他觉得轻率解题是对理性的亵渎。当理性不能完成一个判断，而情势逼迫你做出判断时，情绪推动了决策。没有情绪，人将迷失在信息中。老牌心理学家萨尔文的话：情绪支配着我们的一切重大决定（艾克曼，2003：6），是一句值得从多方面反复寻味的箴言。也就是说，面对包含混沌和未知的问题，情绪和偏颇的人有解，冷静和理性的人无解。这大约就是电脑为什么不能代替人脑的原因。电脑缺少情绪和感受，而人脑是极为微妙细腻的，经历过比理性系统更为漫长的进化过程。人类的行为和决策是情绪和理性的共同产物。电脑只是在一个维度上追赶人脑。

前面的两个病例说明人类大脑的不同区域司职不同的功能。不同的区域及功能的进化轨迹如何呢？麦克里恩首先提出了大脑三位一体的理论。葛兰汀和约翰逊介绍这一思想：“这三部分是在历史进化的不同阶段依次形成的。非常有趣的是，大脑三部分都有各自的智力、时空感、记忆和主体性，似乎我们大脑内部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有三个独立的个体，各自为政。大脑中的第一部分也是最古老的一部分，位于头颅内部的最低层，叫爬行动物大脑。后来的一部分位于头颅的中间位置，是旧哺乳动物大脑。最后出现的这部分位于头颅的最高层，是新哺乳动物大脑。大体上说，爬行动物大脑和蜥蜴的大脑相照应，它负责一些基本的生理需要，如呼吸。旧哺乳动物大脑和哺乳动物的大脑相照应，负责处理情感。新哺乳动物大脑和灵长类动物，特别是人的大脑相照应，负责处理理智和语言。所有的牲畜都有一些新哺乳类大脑，但灵长类动物和人类的新哺乳类大脑要大得多，也更为重要。大脑三部分之间由神经纤维连接，但每部分都有各自的主体性和控制系统，‘最高层’无法控制‘最低层’。过去研究人员曾以为大脑最高层起着宏观调控作用，但现在他们已经不再这样认为了。这就意味着人类身上也许真的有部分动物本性，它和人类本性截然不同，相互独立。……进化的过程就像扩建房子，而不是把旧房子拆了，再从地基建起。”（葛兰汀，约翰逊，2005：53）“比较两者的皮质下结构如杏仁核时发现猪的大脑和人的大脑看起来一模一样，根本找不出任何区别。但是当我观察新皮质时，发现两者之间的区别一目了然，人脑的新皮质很明显地比猪的要大。……人类的新皮质比大脑下部结构要厚得多，它们之间的比例就像一个桃子与核桃之间的比例。动物的大脑皮质要小得多，以至于一些动物的‘桃子’和‘核桃’一样大。”（葛兰汀，约翰逊，2005：52）

我认识一位见多识广的长者，他说出了一句我一直深有同感却没有说出的话：“我认识的多数智商极高的人，情商都很低。”如果颅骨内的体积同样大，较大的新皮质或许意味着较小的皮质下组织。就先天而言，是不是对一些人来说，智力的硬件更高是以情感的硬件降低为代价的？就后天而论，是否过分依赖和崇尚智商的人，会闭塞了情感的开发和使用？我感觉，智商极高而情商较低的人适合于从事科学研究，而非象牙塔之外的社会生活中的竞争。而生活中的成功者，往往是智商和情商的综合分值更高的人，靠单项能力打不了天下。

进而产生了另一个想法。野生群居动物中首领的位置，是单纯凭借体力获取，还是加入了大脑的因素？动物学家发现猴子首领大脑中的一种神经递质5—羟色胺的水平要明显高于普通猴子。固然后来又发现，首领的位置与5—羟色胺的水平有互动关系，即首领位置的获得也可以导致5—羟色胺的提升。（赖特，1994：227—228；里德利，1999：171—176）但是5—羟色胺作用的发现至少提醒我们，在动物领袖素质的研究中，需关注肌肉外的其他因素。我猜想，情商高下，具体而言司职情绪的大脑区域的发达与否，很可能在争夺王位中占据优势。这一假设如能证实，意义非凡。而如果情感系统在动物的竞争中是制胜的利器，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认为，它在人类这里也占有重要地位。对智商的迷信，使我们丧失了对大脑中其他部分的充分重视和理解。

我们说了感觉和情绪的若干好话，但是在进化的历程中，在人类的大脑秉承到的司职运动和情感的两个部分之外（或之上）毕竟增添了一个新的部分。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功能是什么？达马西奥说：“意识的装置处理的是这个问题，一个有机体可能会怎样处理在其基本设计中所没有预想到的环境挑战，从而使生活的基本状况仍然能够得到满足。……没有意识的生物能够内在地调节内部平衡，同样能够呼吸空气，寻找水源，并在某种环境内将生存所必需的能力转变为与进化适当匹配的类型。有意识的生物比没有意识的生物有一些优势。有意识的生物能够在自动调节的世界（与原始自我交织在一起的基本体内平衡世界）与想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不同特征的表象可以相互结合，来产生一些还没有发生的情况的新表象）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这个充满了想象的创造物的世界——计划的世界、阐述情景的世界，和预想后果的世界——与那个原始自我的世界是相联系的。自我感把一方是事先的考虑与另一方是先前存在的自动化联系起来。”（达马西奥，1999：233）

意识与理性是昂贵的。获得和使用它是有代价的。我们丧失了很多动物的微妙感觉，泯灭了很多祖先的神秘直觉，这都是理性代价的明证。“意识并不是那个知识果实的全部味道。……我们很可能是由于意识而被驱逐出伊甸园的。”我们希望在反省之后尽可能找回一些不是必然要丢失的东西。但是也必须正视意识和理性的功能：“意识是进入文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许可证。”（达马西奥，1999：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