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手中的这本小书是“大历史”创始人大卫·克里斯蒂安的一部力作。其实，严格地说，这本书还算不上是真正的“大历史”（big history），而仅是“大历史”比较晚近的一个瞬间有关人类的历史，故名《极简人类史》。据说，克氏撰写这种“一册在手、粗觉寰球凉热”的小书，是受到了霍金《时间简史》和麦克尼尔父子《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的启发。

“大历史”有两个主要的叙事线索。其一是有悖于“熵增原理”的“复杂度不断提升”（increasing complexity），即从“大爆炸”肇始的恒星、新的化学元素、行星、生命，直至当今全球社会的越来越复杂的事物，如何在宇宙中“涌现”（emergent）的过程，其原理是复杂物必须不断从周围的环境中摄取能量，方能维持稳态平衡的存续。作者在书中反复提及的人口翻番所需时间的急速缩减即一显例，即采集狩猎时代人口翻一番需要8000年至9000年，农耕时代是1400年，而到了现代社会则是每隔85年翻一番。这一方面说明人类从外界摄取能量的能力不断提升，而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当今时代的可持续危机。其二是“集体知识”（collective learning），即人类具有某种“非常精确、有效地分享信息的能力，其结果是在个体习得知识的同时，知识能够被存储到群体和整个物种的集体记忆之中，从而实现世代的累积”。在克氏看来，这正是人类有别于任何其他物种，能够脱颖而出、主宰整个地球并实现上述“复杂度不断提升”的根本原因。而此二者结合到一起，便成就了本书以生产和生活方式为核心的宏大叙事，即采集狩猎时代、农耕时代和以工业革命为主要特征的近现代，却“忽视……宗教作为变革媒介的作用”。

此外，克氏还有一个颇难割舍的说法，即“大历史”是一部“现代创世神话”（modern creation myth），欲收“神话”定位、规范、引领之功效，但克氏又有些游移不定，所以在其《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中“现代创世神话”之后加了个问号。克氏在本书中的解释是：几乎人类的每个社会都有一套自己的解释宇宙起源的故事，这些创世故事——对那些相信它的人来说并非“神话”——试图为所有生命赋予意义，这些意义通常反映了他们各自的文化来源。也就是说“大历史”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创世神话”。

但这毕竟是“无神”的“神话”，并无力为生命赋予意义。物理学家史蒂芬·温伯格在《宇宙最初三分钟》一书中曾言：“宇宙越是为人所理解，便显得愈发没有意义。”[1]或参考一下爱因斯坦的观点：“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来看，我总觉得是愚蠢可笑的。”[2]这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而言的，也正说明宇宙中人类的意义是人类自身创造出来的，是人自身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或多个意义系统。而作为其中之一的中华意义系统，在笔者看来，就是“知、爱、律、序”的演绎，即知天、爱人、循律、履序。

而这一意义系统的核心就在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理念。有研究发现：中华文明自远古便是仿照日月星辰的“天”的制式建构的，[3]孔子将人的政治归为“天意”之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其实并非仅仅是个比喻，而荀子之“天行有常”、“曲适不伤”（《荀子·天论》），则说明中国古人尊天崇人自然观的高尚智慧，老子《道德经》更明确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25章）的基本主张。这些构成后世“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亦可谓中国传统“大历史”观的思想根基，所以才有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境界；至张载，则有知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普世情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及其由此衍生而来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政治观甚至至今仍被奉为“中华民族的基因”，可谓“中国的大历史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史学对“大历史”的独特贡献。[4]

当今全球化时代，整个人类正遭遇一系列史无前例的重大危机，能源枯竭、环境恶化、气候变暖、人口压力、贫富差距加大等，正考验着人类可持续生存的智慧和勇气。大问题呼唤大视野，对史学家亦如是。好在如今，“在历史书写的多个领域，大又回来了。”[5]不同文明和传统的人们相互学习、砥砺创新，也是“集体知识”的一种表现吧。

是为序。

孙岳，2016年3月于北京

[1] Steven Weinberg, The First Three Minutes: A Modern View of the Origin of the Universe, 2nd e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3）, p. 154.

[2] 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载许良英、赵中立、张宜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979年10月第一版，第43页。

[3] John C. Didier, In and Outside the Square: The Sky and the Power of Belief in Ancient China and the World, c. 4500 BC – AD 200, 3 vols.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9）; David W. Pankenier, Astrology and Cosmology in Early China: Conforming Earth to Heaven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王长久：《寻根“中国”：中国人的信仰究竟是什么》，北京：华龄出版社，2010年11月第一版。

[4] 可参阅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国文化》1991年第4期，第93-96页。

[5] Jo Guldi and David Armitage, The History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