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尽管有可能惹人不快，但我还是想谈一点这些年来一个特殊的阅读体会。年轻时的我只晓得开卷有益，而今鬓已星星，才发现读书原来是可以使人落后的。而且，这个现象发生在几乎所有人的身上。

似乎不言而喻的是，在一个信息可以自由传播，并且传播渠道相当发达的社会，知识的更新换代会非常快捷地从专业圈普及到大众读者。但事实一再结结实实地反驳了这个“不言而喻”的道理，那些盘踞在我们脑海里的陈旧知识往往顽固得超乎我们的想象。

我曾和好熊聊到这个话题，我举出头脑风暴和循证医学的例子，他举出《梦的解析》和《道德经》的例子，现在我把这四个例子统筹在一起，这篇内容也就算作我和好熊的联合创作了。

1.易于接受的知识，以头脑风暴为例

Alex Osborn（奥斯本），一位广告公司的经理，提出过一个我们如今已经再熟悉不过的群体讨论技术，即头脑风暴（Brain Storming）。这个词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很是流行过一阵，直到现在仍然是许多企业在集体讨论问题的时候所采用的一种专业策略，那些走在管理最前沿的培训师们也最喜欢把这个词挂在嘴边。当然，不仅在中国，头脑风暴早已经获得了普世性的经典地位。

很多人都认为头脑风暴是20世纪90年代方才出现的新生事物，事实上还要更早一些：Alex Osborn是在1953年撰文阐述这一概念的，而最富戏剧性的事情马上就发生了——仅仅一年之后，《管理科学季刊》便发表了一篇研究，题目是《当应用头脑风暴的时候，群体参与是促进了还是抑制了创造性思考？》。（Taylor, D.W.，Berry, P.C.，& Block, C.H.，1958）

这项研究的结论彻底否定了头脑风暴技术的有效性：在严格的实验观测下，主试发现人们在单独思考的时候，其创意的总和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明显好于他们聚在一起大搞头脑风暴的时候。

这个结论不断得到后续研究者的巩固，于是被关注的焦点便不再是头脑风暴的效能究竟如何，而是转向了为什么头脑风暴的效果反而更坏。到了几十年后的今天，就连这个问题也已经不再成为问题了，而更加耐人寻味的问题是：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反对者的声音为什么完全没有从专业圈里被传播开来；而早在1958年便已经被确诊为效率低下的头脑风暴技术为什么影响力反而不断扩大，甚至变成了普世性的常识？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Alex Osborn为头脑风暴技术设定的四项原则：

（1）所有的参与者都尽可能地随心所欲，畅所欲言。

（2）哪怕对最疯狂、最荒谬的想法也不能有批评意见。

（3）想法越多越好。

（4）尽量对别人的想法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意见，或者把别人的若干想法整合成一个新的想法。

这些内容看上去似乎没有任何问题，而且非常符合我们的文化传统，比如“集思广益”“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这都是古老的智慧结晶；另一方面，头脑风暴技术之所以发展到现在的地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许多企业在照方抓药的时候，确实感觉行之有效。尤其在那些更加强调创意的企业，比如著名的IDEO，认为头脑风暴技术为他们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利益”。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在评价头脑风暴技术的效用时往往不自觉地做出一种不公正的比较。也就是说，头脑风暴的结果无疑比任何一名参与者“个人”所能贡献的创意更多，也更有价值，然而真正应该与之做比较的其实是所有参与者在独自思考的时候所提出的创意的“总和”。在上述Taylor等人的实验里，后者比前者高出一倍，具有无可争议的统计上的显著性。

但现实的情形是，人们接受了他们最易于接受的、对传统认识改变不大的知识，不曾费心去怀疑一点什么，并因为它的“行之有效”而乐此不疲。尽管这种知识常常会披上一件颇具时尚感的专业外衣来吸引那些素以格调自诩的时尚追慕者，但它们毕竟是陈旧的，并且是错误的。

2.满足期待的知识，以《梦的解析》为例

恐怕再没有哪一个人会像弗洛伊德这样，在大众文化中始终盛名不衰，在专业圈里却饱受批判。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作品始终是书店里的长销品种，而借用他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文字更是层出不穷，尤其是有着文艺趣味的读者很难在这样那样的文艺理论读物里完全避开弗洛伊德的身影。很多人都知道弗洛伊德是人类文明史上最著名的三大里程碑之一：哥白尼发现了“我们在哪儿”，达尔文发现了“我们从哪里来”，弗洛伊德则发现了“我们是谁”。非凡的人物会有一些非凡的自信，这个排名原本是弗洛伊德自己搞出来的。

但我们并不觉得他不够谦虚，的确，就算在心理学本专业的教科书上，弗洛伊德也总是占据着相当的篇幅——尽管在这里更受关注的是他的历史意义，而不是精神分析理论本身的价值。在专业圈里对弗洛伊德最大的责难是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尤其在心理学日趋成熟之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感到恼火，因为他们发现，弗洛伊德那些丰富而饶有兴味的理论基本都是无法验证的。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科学哲学的奠基人波普尔把弗洛伊德和他的一位著名同胞一起打上了“伪科学”的标签。

当然，波普尔的论断也许概括不了弗洛伊德那卷帙浩繁的等身著作，但精神分析理论当中迄今仍然能够立得住脚的内容确实已经不多了。

《梦的解析》，这部弗洛伊德最著名的作品，出版于1900年（他特意选择了这个跨世纪的年份），书中的释梦手法和一些专有名词，如今依然被人们津津乐道。我们迄今还在相信着梦境是对我们自身的一种揭示，是对我们潜意识的一种表达，就像弗洛伊德告诉我们的那样，而站在弗氏对立面的研究成果却久久疏离于大众读者之外。

《梦的解析》出版70多年之后，艾伦·霍布森（Allan Hobson）和罗伯特·麦卡利（Robert McCarley）提出了一种崭新的“激活—整合假说”，认为人在熟睡的时候，大脑中一个相对原始的部分会发生一种自我激活的现象，但这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神经冲动罢了，而当一些神经冲动触及了大脑中其他一些负责推理思维等高级功能的部位时，大脑就会把这些毫无意义的信号整合为多少有一点条理的梦境。正是因为这些神经冲动是随机的，赋予意义的过程是勉强的，梦境才总是会呈现出一种荒诞不经的神秘感。

Allan Hobson和Robert McCarley把这个研究发表在了1977年的《美国精神病学杂志》上，并在1989年出版了专著《睡眠》，更加详细地阐释了这一新的梦境理论，而他们阐释得越是详尽，精神分析学派的生存空间也就越窄。尽管“激活—整合假说”伴随着不断的争议和未决的疑问，但往后的二三十年，它的地位的确越来越稳固了。那么我们的问题是：比之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在大众文化当中将近百年的大行其道，“激活—整合假说”除了在专业圈里兴风作浪到无人不知之外，绝大多数的圈外人为什么甚至都不晓得它的存在呢？

答案或许有四：

（1）正如人们对头脑风暴技术的接受一样，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比之“激活—整合假说”更加接近人们的传统认识（后者则完全与传统认识相左）。也就是说，人们总是更容易接受熟悉度更高的东西。

（2）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给了人们一个在科学的面纱下谈论性话题的机会，传统社会规范下的禁忌被暂时打破了，这实在要算是一件刺激而愉快的事情。也就是说，人们总是更容易接受他们愿意接受的东西。

（3）“激活—整合假说”彻底消解了梦境的神秘感，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则恰恰相反，而富于神秘感的东西更容易激发人们的热情。

（4）如果“激活—整合假说”成立，那么释梦的实用性也就毫无容身之地了，而释梦的这种实际指导意义即便仅仅是一种心理安慰，也是人们确实需要的。

总而言之，即便在一个非常需要理性的问题上，人们也总是依靠思维的惯性和情感的好恶来决定取舍，换句话说，专业研究诉诸理性，大众传播则诉诸情感。而情感之好恶往往拒绝理性之真伪。那么，如果向大众推广一种知识，只要照顾到人们的熟悉度，尽量诉诸情感而非诉诸理性，带有一些超越逻辑之上的神秘感，又可以带给人们快感和实用性指导，成功的概率自然就很大了。至于这种知识是否陈旧，是否站得住脚，这倒是无关紧要的。而一种知识若是不符合这些条件，除非它是人们必不可少的，否则就很容易获得滞后的待遇，而滞后的时间往往相当惊人。

令人担忧的是，大众传媒的从业者们若当真有意无意地存了这种认识，那么无论是Taylor等人对头脑风暴的研究，还是Allan Hobson和Robert McCarley对梦的研究，自然都会因为无利可图而不会被提到推广传播的日程表上，大众知识的滞后性自然也就越发明显了。而事实上，许多大众传媒的从业者正是这么做的。

的确，即便在信息自由传播的现代社会，公众获得的知识也往往会比专业研究滞后几十年甚至更长，而大众传媒在理所当然的市场导向当中对目标受众的刻意迎合更是大大加剧了知识的滞后性。

3.标签的力量及接受的难度，以《道德经》为例

一个事物一旦被打上标签，它便往往不再是自己本身，人们会非常便捷地通过标签来认识它，而无论当初这个标签到底有没有贴对。

一个不恰当的标签会使我们的知识滞后多久呢？

非常久，可以超过一千年。

如果今天我们问一个对传统文化略有兴趣的人“《老子》最核心的概念是什么”，多半的回答都会是“道与德”，毕竟《老子》又名《道德经》，顾名思义即可。的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就概括说“老子修道德……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后来《老子》又被尊以《道德真经》的名号，“道”与“德”这一对核心概念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这甚至迷惑了一些知名学者，比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里就是这么讲的。《中国哲学简史》是冯先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访问教授时期的讲稿合集，成形于1946—1947年，其后几十年来都是世界各大学学习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它的译本是国内同类书中阅读量最大的，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但仅以《老子》为例，如果摆脱“道德”标签的影响，或者看到后来的考古发现，冯先生或许会修正自己的看法。遗憾的是，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是冯先生写作《中国哲学简史》的时候未曾见及的，而逼着我们的旧认识要做很大升级的郭店楚简《老子》出土于1993年，那时冯先生已经作古三年了。

事实上，对“德”的重要性的质疑早已有之，因为这甚至可以从通行本《老子》本身推断出来。D. C. Lau（刘殿爵）在他20世纪70年代的著名英译本《老子》序言里就直截了当地说：“德”这个概念“并不特别重要”。

2009年，易中天出版《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这是大众读物中关于先秦思想史的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其中仍然沿袭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这个讲法，并且，像近年绝大多数同类作品一样，并未依据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对旧有的知识做出必要的修订。

我们看到，正是标签的力量使道、德的配对长久以来盘踞人心，可为什么楚简《老子》所引发的新的研究成果也会在十几年中一直徘徊在大众视野之外呢？一位资深出版人的话或许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启发——他向一位知名学者约请一部面向大众读者的《老子》释义的书稿，恳求他把版本辨析的问题略而不谈，对方的回答是：“如果略过这部分，内容就不可能可靠。”而出版人为难地说：“如果不略过这部分，读者就不愿意买单。”

版本辨析的确是枯燥乏味的，于是，过大的接受难度使得新的知识无限期地滞后下去了。

因为接受难度过大而导致的知识滞后现象不只发生在大众阅读领域。或许可以让我们大感安慰的是，即便是专业人士，也往往根据一些陈旧的知识做事。

在十几年前，加拿大临床流行病学家达维德·萨克特（David Sackett）和他的两位同道提倡所谓的循证医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志同道合者加入。所谓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强调诊治必须基于当前最佳的研究证据。这听起来着实令人费解，难道还有不以当前最佳的研究证据为依据的医学不成？

事实是，不但有，而且很多。近年西方国家的一项研究显示，医生的诊治只有15%是“基于当前最佳的研究证据”，而另外那85%是基于学生时代的陈旧知识、自己平时的经验积累、未经证实的传统做法、制药公司和医疗器械公司提供的产品信息……

造成这些专业医师知识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每年的研究成果都会层出不穷，成千上万，这时不得不令人生出庄子式的感慨：“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况且现有的知识已经“够用了”，维持现状的心理动机在这里同样发挥着强大的作用。读书而不落后，看来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