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军兴，余只身南下，赴长沙昆明。于一九三九年夏，自昆明只身返苏州，余妻亦挈子女自北平返，迎母来苏。兵乱中，先母与先兄六八两弟三家同居荡口。及是，得睹余之三儿一女。余之长儿，先母所素爱，次儿仅见于乳抱中，此下一儿一女，先母未曾见。骤睹诸雏，悯抚有加，似不愿与诸雏遽相离。余遂择一荒园无人居者，留家苏州奉养，余亦变姓名。闭户不出，伴母一年。时先母年已七十六，尚能自下厨，治精膳，为余夙所喜者，偕余两人同食。先母食量，与余相若，余每心喜。先母不复谈往事，日在园中以含哺弄孙为乐。翌年初秋，余又只身离母遄返后方，先母率诸孙自园送余至大门，可数百步之遥。余见先母步履颜色，意气谈吐，不虑有他。乃秋末，因园中多蚊，患疟疾。家中有医生相熟者两人，一即上海同济大学毕业之沈君，一女医更有名，为余至友须沛若之女，北平协和毕业。此两医礼敬先母备至，可一呼即来，临别亦以为恃。因先母高年，两医同意投金鸡纳霜求疟速止，不意引起四十年前胃疾，消化不良，终于翌年一九四一年阴历新年初五辞世。除余在成都，长孙在美国，六八两弟及余兄弟四家诸媳诸孙，皆环侍在侧，同视殓葬。先母年七十七，余年四十八。

自念生平，于先父实无所知。其一二所知者，皆由先母先兄之称述中得之。即先兄所称述，亦强半得之于先母。余之于先母，及今追思，亦复相亲之日少，相疏之日多。先父之卒，余尚在小学，犹得晨夕与先母相亲。自十三岁之冬，进入中学，仅寒暑假在膝下。一九一二年以还，教读在外，亦惟寒暑假获亲慈颜。一九三○年，苏州侍养仅半年，余即赴北平。一九三一年，侍养北平，得一年又半。最后抗战期间，又获于苏州耦园，陪侍先母一年。然从不敢陪先母出大门一步，亲朋亦绝无往来。综计自民国肇建以来，获与先母长年相聚，亦仅此三年而已。先母外和而内刚，其与人相处，施于人者必多，受于人者必少。即对其亲生子女，亦各皆然。常念古人以慈恩喻春晖，每于先母身边，获得深切之体会。即家中养一猫，养一鸡，先母对之，亦皆有一番恩意。自先母之卒，至今又逾三十二年以上。余之不肖，歉疚丛集。惟每一念及先母，其慈祥之气色，其周到之恩情，使余能歉疚渐消而重获新生。八十年来，非先母之精神护恃，又乌得有今日，及今追述，固不能当先母平日为人之万一，然亦何以竭此心所存之万一乎？亦窃愿掬此心以告当余世之同为孤儿者，庶能获此心之不孤，然亦何以报先父先母于地下。悠悠苍天，我悲何极。此文写于梨山宾馆、武陵农场、天祥中国旅行社三处，凡经六日。又在花莲宿两宵，其第二宵晚九时许，即余七十九年前（清光绪乙未六月初九--一八九五年七月三十日）之生辰也。时为公元一九七四年暑。

余任教北大时，南游庐山之年，过汉口居先姊家。先姊嫁后无生育，偕其亡夫妾所育一幼女同居。及余留苏侍母之年，先姊携女再归省亲，一旬而别，实为余与先姊最后之一面。及一九四九年冬，余初至香港，闻先姊哀耗，时其女已成年，此后音讯遂断。两年前又闻六弟八弟均在大陆先后去世。则余之一家，父母所生育，亦仅存余一人而已。感慨何极。一九八二年又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