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二三年之秋季，余转入无锡省立第三师范任教。学校旧规，任国文课之教师，必随班递升，从一年级至此班四年毕业，再回任一年级。全校应有国文教师共四人。余应聘时，四年级国文教师为钱基博子泉。余之去三师，即其所介绍。子泉提倡古文辞，负盛名。曾私人创一定期刊物，忘其名，按期出一纸四面。余读其创刊，即投稿解释易坤卦直方大三字，获载其第二期。及是，闻余自集美回，遂来相邀，余即应之。三年级国文教师为吴江沈昌直颍若，年较子泉尤长。喜诗，尤爱东坡。为人谦和，以诗人兼儒家风。二年级国文教师急切未洽聘得人。余任一年级又暂兼二年级课。一年后，有新人来，余遂专任初教之一年级班，并为其班主任，直到该班四年毕业。此刻在台北之糜文开，即为其时班上之一人。曾随外交使节赴印度，留住多年，爱读泰戈尔书，有译本，并与其夫人台大教授裴普贤女上同治《诗经》，颇有著述。

时子泉已在上海圣约翰及光华大学任教，因任三师四年班课，欲待其班毕业，故仍留校兼课。每周返，课毕，余常至其室长谈。时其子钟书方在小学肄业，下学，亦常来室，随父归家。子泉时出其课卷相示，其时钟书已聪慧异常人矣。子泉家近三师，彼一年离校后，遇其返，余亦常至其家。其双胞同胎弟基厚孙卿，亦甚有名。故余与子泉兄弟及钟书相识甚稔。及余去清华大学任教，钟书亦在清华外文系为学生，而兼通中西文学，博及群书。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钟书毕业清华后，留学英伦。归，又曾一度与余同在西南联大任教。后随其父同任教于湖北省之国立某师范学院。然与其父为学意趣已渐相异。

抗战胜利后之某年暑期，余赴常熟出席一讲学会。适子泉钟书父子俱在，同住一旅馆中，朝夕得相聚。余告子泉，国难尚未已，国共思想斗争，学校风波仍将迭起。余此下决意不再在北平天津南京上海四处任教，暂避至较僻处，俾可一意教学，避免此外之许多麻烦。子泉即转面告钟书，汝听宾四叔言如何。江浙钱氏同以五代吴越武肃王为始祖，皆通谱。无锡钱氏在惠山有同一宗祠，然余与子泉不同支。年长则称叔，遇高年则称老长辈。故余称子泉为叔，钟书亦称余为叔。时子泉决意仍返湖北，而钟书则改在上海任教，两人对时局意态不同。两人同治文学，而意态亦不同。钟书亦时称余言以微讽其父。然余在中学任教，集美无锡苏州三处，积八年之久，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余离大陆不久，即闻其卒于湖北。惜哉。钟书去北京初闻其任毛泽东英文秘书。最近见报载，始知系传闻之误。

二

自子泉离三师，颍若最为三师国文课之老师。其同乡有胡达人教英文，极具中国学人风度，绝不见有洋派气息。喜饮茶，善自烹煮。午后，余与颍若必聚其室，同品茗。后又有南京中大毕业之某君，亦来教国文课，亦吴江人，亦常同在达人室饮茶。唯余一人，每茶必至。达人最喜饮太湖碧螺春。自备一小炉，自煮水，用盖碗，泡三次而止。达人对一切烹煮皆有讲究。或同赴惠山品惠泉茶，或同至公园饮茶，言谈有风趣，余尤乐与之游。

三师同事中，又有常州府中学堂同班同学郭瑞秋，江阴人，曾游学日本。其寝室与余贴相接。书架上多日本书，有林泰辅《周公传》，蟹江义丸《孔子研究》，余尤喜爱。因念梁任公言，自修日本文，不两月，即能读日本书。余亦遂自修日本文。识其字母，略通其文法，不一月，即读瑞秋架上此两书。试译《周公传》部分，后付商务印书馆出版。及为《论语要略》，述孔子事迹，亦多得益于瑞秋架上之蟹江义丸书。日本自明治维新，而汉学亦开新境界。中国自新文化运动起，古籍遂成国渣，疑古非孔，新义迭出，两国相异在此。然今日日本书亦尚日语化，其新出汉学书，余亦不能再读矣。

一日，瑞秋邀余至其江阴城中家吃河豚。俗言，拼死吃河豚。余心戒之，以询。瑞秋言，彼有姑母，最擅烹河豚术。已先请在家，可勿虑。路上行一日，到瑞秋家已入夜。桌上放河豚，余仅略下箸，心终不释。乃亦不感其味。翌晨，瑞秋引赴市上，见满街满室皆河豚，心始释然。归午餐，始大啖，并感其味之美。晚又尽情大啖。江阴又出刀鱼。瑞秋又一次自其家烹治携赴学校，余觉味较河豚尤美，更嗜之。瑞秋为人极素朴，绝不留意饮膳。河豚刀鱼乃江阴乡土味，瑞秋为人亦深具乡土味。一乡人嗜之，故彼亦邀余啖之耳。

三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病逝北平之翌年春，一日，前后宅小学同事国语教师赵君自沪上来，特约至其旅馆相晤。赵君告余，彼已加入国民党，此来乃特邀余入党。赠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一书，曰，君试读之，我下周再来听君意见。下周，赵君又来，重在旅馆相晤。问余读此书否。余答，已读过。并告赵君，余读此书，震动佩服，迥出读其他现代人一切著作之上。赵君曰如此君应可即日入党。余曰，此事余已细思，他日余学有进，当对此书致力阐扬。苟入党，则成为一党人，尊党魁，述党义，国人认余为一党服务，效力有限。余不入党，则为中国人尊一中国当代大贤，弘扬中国民族精神，一公一私，感动自别。余意已决，幸勿再劝。赵君怅然别去。后闻其常在上海街头公开演讲，以积劳卒。距相别不一年，后余著《国学概论》一书，以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为殿。或讥《三民主义》乃国民党之党义，何得编入《国学概论》中，不伦不类，君将作何意图。余亦急切无以作答。然余之悉心读《三民主义》，则自赵君始。

余前在果育小学投考常州府中学堂时，得识华叔勤。及在鸿模小学任教，叔勤特命其二子自城来从学。余离鸿模时，叔勤幼子抽刀割手指，血书请学校坚留。后彼兄弟转学沪上，肄业某大学。余在三师，一日，忽其幼子来，劝余进同善社，余却之。彼坚劝不已。谓得师一人入社，功德胜劝千万人入社。余无法开导，只言再说。越数日，又来，请益坚，几不容余吐一语。乃严辞命之出。偕之至校门，告门房曰，他日此人来，勿许其进入。叔勤幼子聪慧英锐，有绝人之姿。不谓数年间迷信当时盛行之同善社，一变至此。亦可惜也。

余初兼二年级国文课，班上有两生，后皆加入共产党。余离大陆，其中一人服务北平教育部，一人绾江苏省政务，皆有名。此两人，与余师生之谊亦皆甚挚。其绾江苏省政者，犹常派人至余苏州家中问候。余今连带忆及此四人，则一时人心之纷歧，人才之奔溢突出，无共同之趋向。而国事之艰，社会人事之乱，亦可由此推想矣。

四

三师又规定，每一国文教师，随班递升于国文正课外，每年必兼开一课。第一年为文字学，第二年为《论语》，第三年为《孟子》，第四年为《国学概论》。子泉颍若各自编讲义，余亦循例。第一年文字学，讲六书大义，以篇幅未充，未付印，今已失之。近日偶为及门某生谈及，如形声一部分，本宋人右文义，即就在梅村县四小学，讲壁字臂字推广阐说可数十条。即如或字，从口乃指民众。从戈乃指武装。口下一划，乃指土地。故或字即指民众土地主权三项。加一口则为国字，增一土旁则为域字，实则或字中涵有国字域字义。至少亦可谓或字中本涵有群字义。群中必分别包有个人，个人在群中即成或。但后人用或字已忘去其含有群字义，则便不能阐说或字之本义，只认或字为人与人相别义，如从心即为惑字。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彼此不相知，即为惑。而其从口从戈从口下一划之或字原形，遂成不可说。而国字域字亦不能说。又如禺字左从阜，即为隅，各居一旁不相通。从辵为相遇，从人为相偶。偶必两人，然既两人为偶，即必有偶然一人如此，一人或不如此。两人相偶，即可有偶然。如群中必有或，无或不成群。禺从心为愚，不知人相偶之必有偶然，是愚也。此皆深切人情而又具有日常人生中之一番深意存在。由此可见中国古人造字精妙。从中国文字学即可推阐出中国传统文化之由来，其深义有如此。但于禺字原义则仍须阐说。此或禺两字，似不在余当年之旧讲义中。但当年旧讲义必多类此之例。余除阐说形声字外，于会意字，于转注假借字，又多有新义发挥。惜今都已不可复忆矣。不知往日三师旧学生中，亦仍有藏此讲义者否。今僻在海外，亦无可访求矣。

第二年，编成《论语要略》一书，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三年，编《孟子要略》，后在苏州为友人某君取去，惜已忘其名，此书遂由另一书肆出版。此两书今皆收入余之《四书释义》一书中，由台北学生书店再版。自余考孟子年代，遂继此而为《先秦诸子系年》，则于转苏州中学后开始。第四年为《国学概论》，讲义仅成一半，亦于转苏州中学后完稿，亦由商务出版。余前在梅村县四高小曾先成《论语文解》一书，至是成此四稿，始为余正式从事著述之年。然此四稿，皆由学校课程规定而来，初亦未敢遽以著述自任也。

余在三师时，又值奉天军南下与孙传芳军冲突。余家在乡间亦遭劫。余居乡偶成《公孙龙子解》一小书，特以消遣忘忧。是为余在梅村县四成《墨经闇解》后之继续工作。后足成为《惠施公孙龙》一册，亦由商务出版。今所能记忆者仅此。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定都南京，学校改组，余遂离三师，转赴苏州中学任教。在三师适四年。

五

余在三师时，又相识两人，为余终生所难忘。一为常州孟宪承。毕业南洋大学，赴美留学。归国后任教于光华大学，与子泉同事。一日，子泉偕其来三师，介绍与余相见。三人同坐会客室，子泉默不语，悉由余两人谈话。时宪承方将转北平清华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宪承告余，出国前，国学根底未深。此去当一意通体细诵《十三经注疏》。俟阅读此书毕，庶对国学或可稍有所窥。余闻语深为感动。《十三经注疏》常在余案头，然余迄今始终未通读其全部。每念宪承言，心终不能释。此后余与宪承晤面极少，然当时此一番话，则时在余心头也。

又一人为唐文治蔚芝。为余生平交游中之最年高者。长南洋大学时，孟宪承即出其门下。蔚芝在无锡创办国学专修馆，即在二师之对门，仅一水之隔。专修馆旁，即为孔庙。子泉亦曾在专修馆兼课。余读蔚芝书，有一节语大受感动。大意言，死者尸体入殓盖棺，以至下窆掩土，一时时，一刻刻，瞬息有变，永不可追。而乃至于人天永隔。描写人子临丧，哀痛之情，字字生动，语语入微。似在其讲《小戴礼·祭义篇》。窃谓本人性，论孝道，古人多由婴孩言，蔚老此文由成人言，细腻亲切，前未之见。然余自以后生小子，未尝敢轻率进入国学专修馆之门，一施拜谒之礼。不记以何因缘，于余离二师前，乃一度晋谒于其无锡城中水西门之私邸，时蔚老精神甚健旺，相谈近两小时。又不忆当时所欲请教者何语，蔚老之所告示于余者又何语。惟忆蔚老告余，彼之双目失明，乃在前清戊戌政变时。哭其友袁爽秋，流泪过多，自后遂不复能治。视力日退，以至于失明。其在国学馆讲授，悉由记诵。遇记诵不谛，乃由一助教同在讲台上侍立蔚老旁，随时提示。此助教亦即馆中之教授，并为学校事务之实际主持人。余之晋谒，似亦由其作介。临别，蔚老乃赠其全部著作两大包。此后余曾几度晋谒。抗战后，蔚老病卒于沪。其气度风范则常留余心目中。所谓虽无老成人，犹有典型。若蔚老真为余生平所遇一近代中国之典型人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