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人民友谊的事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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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赵无极先生家里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到了十一点钟,似乎应当告辞了,主人说照法国的习惯,照他们家的习惯还可以继续到午夜。然而这是我们在法国的最后一个夜晚,明天大清早我们就要搭班机返国了。这天我们是参加了法中友协的干部会议从郊外赶到赵家的,“友协”的干部拉斯吉叶先生开车送我们到赵家。本来他和他的夫人准备两小时以后开车来接我们回旅馆,我们想让他们休息,就说自己回去方便,坚决地请他们不要来。最后他们把电话号码抄给了我们。等到要离开赵家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叫出租汽车有困难,便打电话到拉斯吉叶家,说是他早已开车出去。我们走出赵家大门,一辆面包车在门外等候,从车上走下来拉斯吉叶夫人,驾驶座上坐的是她的丈夫。巴黎的五月的凉夜突然暖和起来了。他们夫妇在巴黎地拉尔旅馆楼下同我们告别的时候,带着友好的微笑祝我们这一夜得到很好的睡眠。

我回到七楼上的房间,为了整理行李,忙了将近两个小时。凌晨一点前,该办的事情都办好了。我感到疲劳,但是我不想睡。我坐在摆满沙发的宽敞的客厅里,没有翻看书报,也没有人同我谈话,十八天的生活像影片似地在我的脑子里一本一本地映了出来。几个小时以后我就要去戴高乐机场。离开这个国家,我感到留恋,离开朝夕陪同我们活动的法国朋友,我感到痛苦。“友谊”并不是空洞的字眼,它像一根带子把我们的心和法国朋友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法中友协”是民间团体,经费有限。为了便于我们活动,朋友们借来一辆面包车,由“友协”的干部轮流来为我们开车。他们并不是“友协”的专职干部,大家都有另外的工作。他们为我们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他们想得周到,做得自然,他们接待我们就像接待久别重见的亲友。对于他们这一切全是自觉自愿的“义务劳动”,鼓舞他们的力量是友谊,是对新中国的热爱,是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每次向他们表示谢意,他们总是带笑地回答:“你们来了,我们就高兴了。我们盼你们盼了好久了。”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其实我们有许多话可以说,也应该说。同法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总觉得他们想尽多地了解我们,也希望我们尽多地了解他们。他们对我们怀着无限的好意,但是对我们国内发生的事情也有一点疑惑,他们需要更多的理解。我们最后一次参加他们的干部会议,以为会上总有人提出要求帮忙澄清几个问题,他们的会议就是为着解决思想问题召开的。可是他们不愿意打扰我们,害怕使我们感到为难,什么都没有讲出来。我们感到轻松地走出了会场。只有坐在巴黎地拉尔旅馆七楼会客室的沙发上休息的时候,我才想到还有许多话没有讲。我们增进了友谊,可是很难说相互的了解加深了多少!我记起来,我们进行访问的时候,好几次“友协”的秘书长马纪樵夫人开她的小车送我到目的地。有时路相当长,小车常常中途停下,我们有机会交谈,她让我们了解一些法国的事情,却从不问:“你们那里怎样,怎样?”有一次她谈起刚刚读了《家》的法译本,说对书中一些事情她也能理解,她年轻时候本来打算学医,因为父亲反对,才改学经济。另一次她的女儿也在车上,她们母女坦率地讲了些法国青年学生思想和生活的情况。“友协”的主席贝热隆先生陪同我们飞尼斯,去马赛,游里昂,我和他第一次见面就仿佛相识了多年。他知道我在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就把他收藏了多年的法译本《赫尔岑文选》送给我。我们从尼斯到马赛,因为通知当地“友协”的到站时间有错,迎接的人来迟了,急得贝热隆先生跑来跑去,不住地摇头,接连打电话找人。看见他急得那个样子,我反倒几次同情地安慰他,这当然没有用。但是后来车站上一下子出现了不少的人,他畅快地笑了。根据我的印象,这是一位脾气很好的人。为了安排我们访问的日程,他也花了不少的心血。在尼斯我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在马赛海滨我找到五十一年前的脚迹,在里昂我们过着友谊的节日。他和我们一起衷心愉快地欢笑。在维尔高尔先生“岛上磨坊”的家里我们谈得十分融洽。在沙多—吉里我重温了五十一二年前美好的旧梦。这也和贝热隆先生与马纪樵夫人的安排分不开的。从早到晚,他们没有得到片刻的休息,其他的“友协”干部也是如此。我们和他们虽然都是初次见面,但我尊敬一切为人民友谊鞠躬尽瘁的人,他们在荆棘丛中找寻道路,在泥泞里奋勇前进,对他们这种艰苦的工作,子孙后代是不会忘记的。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的工作绝不是徒劳的。你们不声不响地为我们所做过的一切,我们都牢牢地记在心上。道路可能很长,困难仍然不少,但是光明永远在前面照耀。我们回国已七十多天,代表团成员分居三个省市,今天我还接到诗人的来信,他说:“想起在法国的那十八天,意味还是很长,许多美好的回忆是不会忘记的。”诗人可能把他火热的感情写成动人的诗篇。我呢,这几篇随笔只是向法国朋友的普通问候。倘使问起我这次访问的最大收获,我的回答便是:让我也把这余生献给人民友谊的事业!

7月24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一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