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亚当，因为谈论夜半的那些音乐熟悉起来了。

后来，在一个讨论会上说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当然，全世界的作家都大加讨伐，他却说，创作方法是中性的，如果是个好作家，即使是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创作，也可以写出好作品。在大家都热衷于享受美国式自由的文学讨论会上，他特别的态度，让我们成了朋友。但其实我们只是常常在一起跳舞，他尽心尽力教我跳马祖卡，不谈写作。

在芝加哥，我带他去唐人街，他带我去维克公园那里的波兰人社区。我们去了食品店，书店，唱片店，剧院，惊叹侨民的日常生活与祖国相比，至少后退了二十年，如同在邮局里无人认领的包裹一样。我们在彼此的帮助下，见识了二十年前的中国和波兰的食物和装束，但我们没有谈过写作。倒是一起去了他的朋友家，在那里吃到了波兰的萨拉米。那是种带有蒜味的柔肠，夹在面包里吃。

作家们聚集的地方，晚上常有朗读会。那些晚上，二十几种带有各国口音的英文横飞。索马里的作家说起他二十多年在难民营的生活。乌兹别克斯坦的作家时辰一到，就回房间去净身，面向麦加，祈祷。玻利维亚的作家谈论她的色情文学作品的社会学意义，她说，那是一个南美天主教国家有了香水和女式内衣广告后的必然结果。我们坐在酒桌附近只管喝酒，兼管为别人倒酒。大概我们都更愿意“王顾左右而言他”。

用纸杯喝葡萄酒，只能将葡萄酒毁了。在别人的朗读声里，我们试过用旅店提供的陶瓷杯子喝酒，用厚底的威士忌杯子喝酒，都失败。要舒舒服服喝一口葡萄酒，变得很困难。最后我们决定放弃，说：“不如起来跳舞。”

但却没有音乐。

亚当决定用手指教我跳舞。在放满酒瓶和瓶盖的桌上，我们各自伸出食指和中指，站定，代替我们的左脚和右脚。亚当开始轻声唱一支马祖卡舞曲，于是，我们的手指进退，跳跃，甩动，在桌子上跳起舞来。波兰是个浪漫而且老派的国家，每个中学生都上舞蹈课。所以，亚当会跳各种古老的轮舞和圈舞，他跳舞时只看舞伴的耳朵，这也是中学时代学来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