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命运中大抵总会遭遇诸多缘分的。认识孙瑞清先生，是在三年前上海的一次戏剧研讨会上。印象中的他，是那种典型上海人的“模子”，却又没有上海人的小家子气，清秀儒雅中透出几分豪爽，活泼泼地像个大男孩。会议期间，后来我又认识了他的太太，极热情也极有气质的一位知识女性，名字又很有色彩：李翠芝，令人想起春天的原野：阳光、芳草，还有嫩嫩的童谣。据说他们俩的相识和相恋很有意思：李翠芝是台湾某大学的戏剧研究生，毕业论文是关于大陆“文革”期间的样板戏。女研究生到大陆来搜集资料时，在《上海戏剧》编辑部工作的孙瑞清给了她不少帮助。对于孙瑞清来说，这是他的性格使然，也是自己工作的分内事。但这样两个青年既然相识了，走到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李翠芝向我索要一本新近在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散文集《湮没的辉煌》，她说她在台湾从事传媒工作，在出版界有不少朋友。如果合适的话，可以通过他们把这本书介绍给台湾的读者，又说台湾的读者很喜欢这类文化散文，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在那边如何风行云云。

回江阴后，我即把书寄去了，至于在台湾出版云云，我并没往心里去。我是宁愿做文人而不愿当作家的，作家要的是作品，文人要的是心性。要作品则注重收获，且多多益善，最后便难免见出匠气。而心性注重的只是过程，是创作中那种张扬个性的快感，自由抒写的风姿，以及从语境中体味的意趣。至于以后的事，则由它去吧。既然我的这本小书在大陆已经有了大致不错的销路，后来又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首届“鲁迅文学奖”，在下夫复何求？“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杜子美那样的自谦中其实是透出一股疏狂与自得的。我是散淡的人，不敢奢望过多。

三年前的那次戏剧研讨会下榻在龙华，住所隔壁有一座寺庙，香火很盛的。闲散的时候，我和孙瑞清曾去那里撞过钟，静听钟声的苍凉与悠远，我们相对无言，似乎都想的很多。研讨会一共只有两天，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从那以后，我和孙先生的联系也有如龙华寺的钟声那样，渐去渐远……

前些时的一天晚上，我刚刚考察古运河回来，正在书房里懒懒地翻看考察日志，思绪浸润在那风华掩映的波光帆影中。妻走进来，说，有电话，大概是上海的。

果然是上海的电话。“我是《上海戏剧》编辑部的孙瑞清，夏先生还记得我吗？”

怎么会不记得呢？仍然是那个活泼泼的大男孩，只是糅进了几分港台腔，却并不做作，反倒更富于青春的质感。孙先生告诉我，他携太太刚刚从台湾回到上海，台湾尔雅出版社想出版《湮没的辉煌》中文繁体字版，出版社的隐地先生托他转达了对这本书的评价，并征询我对出版的意见。

尔雅的出版物我是看过一些的。余秋雨先生的几本书，他们做得很成功。这些就不去说了。就冲着尔雅这名字，我便很乐意，古汉语中的雅有正的意思，尔雅者正声也。这名字让我想到苍古的风骨和高华雅逸的气韵，想到青铜饕餮和编钟，想到《诗经》和远古的乐舞。“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那种质朴中的华丽，苍凉中的热烈，旷远中的亲和，悲悯中的真挚，开创了多么令人神往的艺术至境。

那么，就尔雅吧。

随后，隐地先生也给我来了电话。我们谈得很愉快，不是交易双方的一拍即合，而是文友之间的心性相投，一见如故。

其实，一本小书的出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由此认识了孙瑞清先生和隐地先生，还有那位令人想起春天的原野的李翠芝女士。

我想，这也是一种缘分吧。